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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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

〔韩〕金东吉 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69115/69120/4685272.html

2006年08月10日

在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共渡过长江”的问题上，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争论。1994年俄国学者齐赫文斯基在俄国《近现代史》杂志发表了《1949年1月的函电往来》一文，公布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就国共和谈问题的往来电报，有的学者根据1月14日电报，认为斯大林没有“劝阻渡江”。（薛衔天：《“划江而治”的风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第90—93页。）笔者在俄罗斯查到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依据这些文件对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共渡江问题试做一次新的辨析，认为斯大林的几封电报及1949年1月底米高扬所说的“联合政府”就是斯大林“劝阻渡江”的根据。

一、问题的最初提出

1979年1月2日，王方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亲切谈话》的文章。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主席接着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主席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主席说：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

此前在非公开的场合，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过斯大林妨碍中国革命问题。早在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陈广相：《关于斯大林干预我军过江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98页。）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中还提过：“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页。）

1958年7月22日，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3页。）毛泽东曾多次直率地表露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1955年，周恩来在与即将赴任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及其夫人张毅的谈话中说：“渡江前夕，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主要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在这次谈话时，周恩来特意交代刘晓不要作记录，用脑子记，周恩来还说：“今天把张毅请来，是因为她年纪轻，记忆力好，可以帮助刘晓记在脑子里。”由此可见周恩来讲这些话是很谨慎的。刘晓：《出使苏联》（第1部分），《世界知识》1987年第3期，第15页。）

中共领袖多次强调斯大林曾“劝阻渡江”，必然有事实根据，对此我们绝不能轻意否定。

二、“劝阻渡江”的根据

1、罗申的间接放话

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停战或恢复和谈。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报告说，苏联大使罗申将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484页。）。这是笔者见到的最早的“划江而治”的提法。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为了进一步摸清苏联对中国内战的态度，派他的个人顾问傅泾波到张治中处探听消息。张治中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司徒雷登日记》，第15页。）罗申还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表示：“苏联劝过中共沿着长江停止进军，但中共不听苏联的劝告、已经决定继续打下去。”以上罗申“劝阻渡江”的话，虽然不是直接对中共讲的，但他不断地放话，表达苏联对国共讲和的一贯立场。

对罗申大使的这些放话，有的学者则另有说法，认为罗申故意散布假情报，不能轻易相信。（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但1948年5月中旬，苏联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发出指令：在调停问题的官方立场问题上，所有外交官特别是大使应该持谨慎而不得超越官方的立场，就是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在这样严格的本国训令下，难以想象苏联外交官，特别是大使，与中国政府官员交谈中会超越苏联官方立场。鉴于上述指令，笔者认为单纯将罗申传达的信息当成假情报是欠妥的。

2、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函电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新年文稿，宣布只要停止战事，恢复和谈，他对个人进退决不萦怀，唯国民公意是从。1月8日，国民党政府分别向美、苏、英、法四国提交了照会，表示欢迎各国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并准备通过各国使节，开始与中共谈判。（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485页。）苏联收到国民党政府建议后第二天，即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表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调停请求的态度。他在电报里指出：“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如果共产党拒绝调停，会给人民留下中共是好战分子的印象。”斯大林显然是给毛泽东施加压力。斯大林接着说：“我们想作如下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赞成停战并在中国建立和平，但在它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这就很明确地表明，斯大林已经决定接受国民党“充当调停人”的建议，并且要求中共同意苏联的意见。斯大林还给中共出主意说：“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内战的。”（斯大林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月10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95—96。）斯大林虽然说“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但却将苏联排除在中共“尤其反对”的国家之外，并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要赞成同国民党谈判，这就是暗示，苏联是具有调停者资格的唯一的国家。

一天后，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前一份电报的措词不够含蓄，于是又给毛泽东发电报解释：“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但他仍然提出，如果“中共是赞成和谈”，就“不能指责它欲将内战继续下去。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斯大林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月1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97—99。）实际上斯大林知道，国民党不可能放弃和谈，这份电报表明，斯大林还希望中共不要拒绝调停建议。

在斯大林是否真愿意做和平调停这一问题上，因斯大林的第一份电报与第二份电报在说法上有所不同而会引起误解，但后来米高扬证实说，“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2—3。）。毫无疑问，斯大林希望作调停人。

1月12日，毛泽东在没有收到斯大林第二份电报的情况下，给斯大林回电，表达自己的愤怒。电报首先为苏联政府拟了一个答复国民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这就确实无疑地表明了中共不仅不能接受美、英、法的调停，就是苏联的调停也不能接受的态度。

电报接着说，国民政府的和谈建议是一场“骗局”，而且“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仍抱有使“国民党政权保存下来之目的”并“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的国家才会接受“和谈调停”的建议。毛泽东还暗示说，如果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建议，就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对”，“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失望”。他还说，“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共正准备发出“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毛泽东关于国共和谈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1949年1月1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00—103。）

同时，毛泽东故意给美国放风，说中共和苏联将不参加和平调停，以便诱导美国主动放弃参加调停，因为如果美国知道，中共和苏联都反对和平调停，当然这个和谈就谈不成。（美国提前声明不参加调停使苏联大为惊异。苏联认为，中共方面故意透露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函电的内容，造成外交上的被动，所以2月3日西柏坡会谈中，米高扬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质问说：“我们知道，英国、美国、法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这些大国不知如何探悉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调停，他们不愿丢面子，就改变了态度，拒绝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者会把情况传到美国那里。”对米高扬的质问，毛泽东回答说：“这些重大的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往来信函，一般只有在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位翻译师哲及杰列宾同志知晓。上述诸人都十分可靠。”毛泽东还解释说：“英美人士早在得知我们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联和中共将反对调停。”对此米高扬回答说：“这在当时仅仅是他们的推测。然而，西方大国是在得到有关我们态度的确切消息后，才急于拒绝进行调停的。”这充分表明苏联怀疑中共故意泄露了秘密，笔者认为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这个事实毛泽东自己也不隐讳，他在1月1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几天以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反应，想了解我们是否愿意在没有43个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可见，仅这一项条件，即在没有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已不足以戳穿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阴谋。”（《毛泽东关于国共和谈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04—105。）毛泽东的策略很快奏效。1949年1月13日，司徒雷登受美国国务院的委托，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答复说：“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中国，第8卷，第25、47页。）

1月14日，毛泽东采取了决定性步骤，即中共公布同国民党举行谈判的八项条件。他在1949年1月1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这就使斯大林在国共调停问题上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只能急忙为自己前一封电报辩护。斯大林在1月14日电报中解释说：“毫无疑问，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政策。他们的企图不是与共产党实现和解，而是与共产党休战，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之机，整顿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卫，从美国调运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再撕毁停战协议，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这个看法与10日电报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言而喻，这是因为毛泽东坚决反对调停的结果。

以上情况给毛泽东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即斯大林企图让中国革命就此止步。后来所谓斯大林要中国“划江而治”和“南北朝”说法，其源头就在于此。

3、米高扬的“联合政府”

米高扬通过1949年1月底访问西柏坡给毛泽东施加压力，希望尽快成立联合政府，并以此来阻止中共军队的南下。他劝告毛泽东赶快渡长江夺取南京和上海，并遵照联共（布）中央指示，建议中共“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从表面上看，米高扬的这些建议是为中共着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占领南京或上海后，在联合的基础上“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中共就必须将无往而不胜的解放战争停顿下来，将主要工作集中在建立联合政府的筹备工作上。占领上海或南京后立即成立联合政府，绝对不利于彻底扫荡蒋介石势力的斗争。对夺取上海、南京和组建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不着急。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不应急于建立政府”，“没有政府更便于活动；如果有政府则是联合政府，这意味着中共要对其他党派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使事情变得复杂。现在他们行动就像一个革命委员会，不依赖于其他党”。毛泽东正面拒绝了米高扬的建议。毛泽东早预料到米高扬会提出“联合政府”的问题，因为1月14日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提出了建立中央联合政府一事（斯大林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所以对米高扬的这些建议，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笔者认为，米高扬的建议与斯大林调停属于同一性质，因此才会有前述周恩来对刘晓讲的那段话。说：“渡江前夕，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有的学者没有注意到周恩来指出的“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是指过早地成立联合政府，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而否定斯大林劝阻渡江整个过程，是不妥当的。（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江的探索》，《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第56―58页。）

三、斯大林阻止渡江的原因分析

1、斯大林怕美国武装干涉

1948年下半年，中国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美苏两国冷战越来越激化。在欧洲，斯大林对柏林实行封锁，但出乎他预料地遇到了美国的强烈对抗。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6月28日批准，向英国派出60架能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这一示威行动对苏联后来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RichardK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Nuclear Balance(Washington,DC:Brookings,1987),pp23―31；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在封锁柏林事件中，斯大林亲眼目睹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苏联驻华大使馆连续向国内报告说，美国武装干涉中国，不放弃垮台的蒋介石。苏联大使馆认为，如果中共不参加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理，会实行武装干涉。这些报告对斯大林的对华决策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前引斯大林在1949年1月1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说，如果中共拒绝和谈，“这意味着您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共产党不会有和平，因为它不想和平，说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斯大林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所以斯大林认为，一旦国共谈判开始并停止军事行动，也就不会给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

1949年4月即渡江前夕，斯大林更加担心美国干涉，特别提醒毛泽东说：“美国、英国和法国可能采取从经济封锁到武力干涉的任何措施。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之后，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CH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谈话》，《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第73页。）

斯大林怕美国武装干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相信中共军事力量。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太弱。（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页。）如果美国派一两个师，就会击败中国人民解放军。（2004年9月份，笔者在莫斯科采访列多夫斯基教授记录。）1949年1月，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仍没有改变斯大林的看法。（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

2、将美国注意力继续捆在中国

众所周知，苏联历来实行以欧洲为中心的政策。自莫斯科公国以来，俄罗斯―苏联在安全问题上遇到过四次根本性威胁，其中三次均来自欧洲，一次来自蒙古。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由于在历史上受到多次来自欧洲的威胁，而亚洲并不存在能够威胁苏联的实力，所以在二战后，苏联理所当然地对来自欧洲的威胁更加敏感。

从1948年夏柏林危机起，美苏之间冷战激化。1948年3月形成的《布鲁塞尔条约》，当年9月4日成为《西方联合防御组织》。1949年4月该组织发展为北约（NATO）。西方军事集团的出现，使苏联对自己的安全保障感到空前的危机。因此，消除欧洲方面的威胁，保证自身安全，就成为斯大林要处心积虑解决的问题。当时苏联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整体实力与美国相比仍有天壤之别。

国共内战以来，中国成为消耗美国物资和金钱的无底洞。（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援助，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454页。）从苏联全球安全战略来看，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从中国继续维持分裂的状态，而继续成为美国资源消耗的无底洞、把美国的物资力量和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当然最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

事实证明，苏联一直采取以欧洲为中心的政策。让中共自己决定也好，通过调停也好，或者“联合政府”的形式也好，都是使中国处于所谓“南北朝”局面。这样，一来可以避免斯大林担心出现的因美国武装干涉而使中共崩溃的局面，二来将美国的物资资源及注意力继续捆在中国。此外所谓“南北朝”状态，更有利于确保从《雅尔塔协定》签订以来苏联所取得的一切在华利益。〔作者金东吉(Donggil kim)，韩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客座研究员，北京100006〕

斯大林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真相

一、斯大林的两封电报

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不许革命”。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毛泽东声称，他想起这些事情“就有气”。

毛泽东还说过，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有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见到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难道斯大林真的“不许”毛泽东革命？斯大林真的想劝阻解放军过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毛泽东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

斯大林一共给毛泽东发过多少封电报，恐怕没有人统计过。在这些电报中，有两封电报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以致十多年后，毛泽东还经常提起，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的错事。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不许革命”。所以，研究中苏关系，不能不提到这两封电报。

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转来一封密电，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当年给毛泽东当翻译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叙述的：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

不管电报全文是怎么说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斯大林反对中国进行内战，要求毛泽东同蒋介石谋求妥协。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让他不革命。所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斯大林“不许革命”。

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全体代表留下来又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披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肃反”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3月中旬至下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的，要中国共产党执行，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在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不过，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路线，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第四次，是1949年阻止解放军过长江。毛泽东表示，“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一个月之后，即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了一些错事”。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那封电报。他相当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一样”。毛泽东还说，在中苏两党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有几件事与斯大林有关。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令毛泽东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灭亡”。

这封电报确实成了毛泽东对斯大林抱怨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最能体现他愤懑情绪的一件事。以至于他在同尤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据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接到这封电报后，毛泽东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生了一阵子闷气，连门都不愿出。当事人回忆说，毛泽东的极大不快就是“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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