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偷渡】黄东汉：越过后海湾
【作者简介】作者黄东汉是广州十四中（66届）高三毕业生，1968年11月下乡宝安县南头公社，1970年1月“着屐”(使用小船偷渡)到港。近年来致力知青偷渡史的挖掘、搜集工作，撰写了记述知青偷渡的《起锚》系列，并热心参与组织偷渡知青的各种活动。
黄东汉：越过后海湾
(一）“家庭出身”
先說我的“家庭成份”吧,我父親就是我國參與1936年德國柏林奧運会的球星黃美順,父親“解放前”一直在香港踢球,空餘時間就在廣州幫親戚賣咸魚。按照共產黨的階級分析法,我父是100%的“工人階級”。記得1965年中一個晚上,父親對全家人說,工廠四清工作隊已通過了他的工人成份,今後我們三姐弟可正式填報工人成份了。（我父是廠裡四清時八批中第六批被評為工人的）
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应该清楚“家庭成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
我爺爺却是資本家,解放前在廣州開了一間[黃中璜]制藥廠,說是工廠,按今天的眼光來看不過是個小手工藥坊而已,全家人一齊做,另外請幾個外人,比今天一間小飯館還不如。我父與大多數的球員一樣,不愛讀書,文化程度不高,因而沒有參與家族生意管理,加上畢竟是小盤生意,而我爺爺有十名子女,家中容不下這麼多人吃飯,我父又是長子,所以不用比賽時也只好到親戚處打工。我父親的兄弟姐妹很多後來都被評為資本家、右派,加上我外公也是工商業地主,故此我父母兩邊兩大家族加起來“階級敵人”一大堆,“狗崽子”一大群,沒有一個黨團員。唯獨是我們姐弟三人沾了父親的光,“狗崽子”的子女卻是“紅五類”子弟,奇怪不奇怪？(编者注:"狗崽子"是文革中对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资”的人的蔑称，此处系借用。)
由於我的學習成績很好,所以高一,高二時担任班裡學習委員,然而一上高三,無缘無故的就給撤掉了,連民兵班長也給撤了,當時我曾努力爭取入團,自然也杳无音讯,以我當時的表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文革前一周數學考試前,班主任把我拉到一邊去問我數學考試有沒有把握?如果有的話他想把將要放進我的檔案的評語給我看,核實一下。我說數學是我的強項沒問題,他就把已寫好的評語拿給我,我一看當時驚呆了,現今記得大概意思是說我長期站在資產階級立場,長期隱瞞剥削階級家庭成份。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就是今生已在政治上判了我死刑,一剎那我突然明白了我職務被全撤了的原因。我連忙把我所知的情況告訴他,請他核實一下。之後,班主任又把我叫了去,給我一份新的評語,內容全變了。他對我說，剛才打電話到我父廠裡問過了,我父亲是工人成分。我的冤情大白了,但一切都太遲了,原來這一年來班裡一直把我當作隱瞞家庭成份的衰人看,難怪我當年入不了團。當年如果成績好,成份好加上又是團員的話進大學的機會就很大。幸虧最後關頭給我改正了,讓我日後能登上南下的”11.8”列車。（注：11.8列车所指，见后面叙述）
1968年10月底,復課鬧革命結束了,学生离校分配開始了。分配方案一公布,我校有150人分配到寶安縣南頭公社,我班有5個名額，其中有我一个。寶安縣是邊防前線,到那裡去的一定要“忠誠可靠”,然而在那瘋狂的年代裡,拿什麼作標準呢?只能拿階級鬥爭的法寶——家庭成份來衡量了。“狗崽子”們只能到海南島或其他邊遠地區去,或者自己投親靠友,想到邊境去——沒門。
知道分配方案後,我回家找到地圖一看,南頭原來跟香港只隔一個海峽,我把地圖拿給同学許红心看,都覺得那地方離香港這麼近,說不定對我們來說是個好地方。文革打碎了我的大學夢,又沒得留城,這下我心裡忽然一動,我想將來我們所去的地方可能比他們好得多。不用學校做思想工作,很快我就辦妥了戶口遷移,提前了三天把戶口交回學校,是全校第一名。
香港知青及偷渡幸存者每年拜祭越界死难者，前为黄东汉
（二）下乡宝安南头公社
1968年11月8日上午8時半左右,我登上了廣州廣九火車站南行開往深圳的火車。與當年所有送別知青的場面一樣,火車站到處是紅旗、標語,高音喇叭不斷播放毛語錄和口號,我們所乘坐的列車,載滿全都是到寶安插隊的學生。很多人或许還記得，那些到其它的地方去的,與家人分手时哭聲震天,充滿悲哀。可我們這趟”11.8”列車與眾不同,弥漫着的卻是緊張、焦慮與不安,因為這是一列開往邊境的列車。這列火車的乘客,後來80%的男生,20%的女生都到了香港,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列通往香港的[特快],所有的乘客和家屬都巴不得火車早點開行。
這趟[特快]開行前約15分鐘,幾個工宣队员拿著一份名單上車來找人,找到鄰班一個男生不由分說便把他拉下車,据說他有親人在香港,其他車廂也有此种情形發生,這事令到所有乘客都緊張起來,大家都是廣州人,誰家沒有親戚在香港？大家都害怕下一個被拉下去的會是自己,直到火車徐徐開行,工宣不會上來拉人了,才放下心來。（编者注：“工宣”指“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当时由最高当局派驻各大、中、小学）
寶安縣由於毗鄰香港新界，因此是當年大多數逃亡者逃港的必經之路，事實上當年很多逃亡者要經歷很多艱難困苦，才能進入寶安縣這個邊區，所以我們這些下乡寶安縣的知青，日後在逃港大潮中成了天之驕子。下乡不久，我們這批人就通過與當地農民的交往中，明白了到了這個地方，逃港才是硬道理。初来乍到，很多人就开始打探寶安縣的山川形勢，何處有軍警民兵檢查哨站，何處是邊境國防公路，更重要的是哪裡才是香港的新界。這些重要的資訊我們日後通過回廣州探親，傳遞給了那些想逃港的人，特別是當我們這些寶安知青拿到了寶安縣邊防身份証以後，慢慢的自然就成了逃港大潮的核心。
其它地方的知青，紛紛通過同學，朋友的關係與我們這些寶安知青沾上關係，他們通過尋親訪友的關係進入寶安縣找到我們，從而縮短行程增加成功的機會，所以日後下放寶安縣的知青很多不是一個人逃，而是一個人協助很多人逃。這個事實令當局很難堪，他們當初以為通過這批經過文革洗禮的知青可以「毛化」寶安縣，卻想不到後果竟然是這樣！1974年當局曾經想靖邊，把下放寶安縣的知青全部送走，但當時逃港大潮己成，下放寶安縣的知青自然也死抱這塊福地不肯走，想盡各式各樣方法留下來，並且加快逃亡的速度，這些都是後話。
火車午後到了深圳,一下了火車,這趟列車的乘客便按所分配的公社，登上了前來迎接他們的大卡車。當裝載我們到南頭公社的大卡車在深南國防公路上疾馳時,我們看到了后海灣,一車人口裡唱著革命歌曲,眼睛卻全都向左看。那天剛好遇著大退潮,后海灣不少地方近岸的海底都露了出來,有些地方更只剩下中間一條窄窄的水道。初看到此景，真的令人心如鹿撞,心懸意馬神思冥冥,後來的事實証明后海灣某些地方退潮時人是可以走過去的。車上每個人此時都乘此良機留心觀察海邊地形,海面闊窄,真是各懷“鬼胎”,各自盤算。
我校150人中有幾十人分配到新圍大隊,即今天西麗湖水庫一帶,大多數分配到大沖大隊,即今日白石洲一帶,我和二十多人則被分到南山大隊,即今日的南山區。知青們大都三几个人下放一個生產隊,只有我一個人單獨下放一個生產隊——南山專業隊。事後証明我是我校150人,甚至是整趟”11.8”列車最幸運的一個人。我的生產隊有農田,果園,海裡還有蠔田。因為只有我一個人下放一個隊,所以我也要跟社員（人民公社社员）一起出海作業,而工作的地方就是[蛇口]海面,很多時在[蛇口]海上工作時,與中間線只有咫尺之遙。多年後我問當時的幹部當年為什麼在這麼多人中選到我,他說因我體型高大,高中畢業文化程度高,加上成份“好”，所以選中我,我是這批下放知青中離香港最近的人。
我離香港最近但也最辛苦,當年由於養蠔技術落後,養蠔比種田辛苦,純農業隊有“農忙”也有“農閒”,純養蠔則沒有忙闲之分了。而我隊有幾百亩良田,南山上有大果園,海裡有幾千井蠔(一立方丈為一井),樣樣俱全,那就意味著全年無休。幸虧當時年輕力壯,不論多艱苦都挺得住。
南山大隊顧名思義就是因南山而得名,南山是后海灣大陸這邊沿著海邊最西邊與珠江口交界的一個約二百米高的小山。經過前人多年辛勤的開發,山下有幾千亩良田,山上有一萬多棵大荔枝樹和幾千棵桃樹,海裡有幾萬井蠔和其他豐富的海產,也算是一處人間仙境、世外桃源。我所到達的陳屋村,由於環境優美,村民本来豐衣足食,“解放前”竟可聚居有二千多人。“解放後”由於政策失誤,運動不斷,引起當地人民大量外逃。我們下放時村裡人口只剩下一半,很多家庭都是整家外逃,至使村內空房處處,我們知青來到主要是補充當地勞動力嚴重不足。由於空房多,我一個人分到一間十五行瓦的大屋,一個人住那麼大的房子,還真有點害怕。
我們初來時,當地人對我們也毫不忌諱,經常對我們說,你們有福了,外地人逃亡要千辛萬苦才能到達這裡,還要賭命下海夜泅,而這裡的人要走的話很容易。他們還常說,我看你們在這裡也不會留太久,不久你們就會跑過去了,以前下放來的知青,很多都已逃過去了。
剛來的時候我幹活很賣力,不管白天黑夜,田裡海裡,也不管天冷天熱,我都跟社員們一塊勞動,而且還主動搶幹重活,累活。我近1.8米的大個子,幹起重活比當地的男青年也差不了多少。1969年初生產隊第一次給我評工分時,評了6.5分,當時一個男勞力幹一天拿十分,也就是給我評了婦女的工分,不過我志不在此，當然就毫不計較。當時我隊每個勞動日分一塊錢,這個水平在國內算不錯的了,每天6.5分等於約6角五分,這個收入剛好夠我一人吃飯。年底分配時我幹了三個月,扣除了口粮和油糖後,收入剛好為零,還好能夠養活自己,不用超支,比起很多地方的知青來說,能養活自己已很不錯了。
同学许红心情況和我差不多,他也是一個人住一間大房子,他住的地方離我處大約一公里,因為不太遠,所以我們經常會聚在一起聊天,交換情報。1969年5月中一天,我出海剛歸來,中午到他家去,他對我說昨天從香港方面飄來一個氣球,散了很多反動傳單,全大隊的民兵都要到處去撿傳單,他也撿到一些,其中一張畫了一個戴眼鏡的知青倚著鋤頭在嘆息,聽後心裡很難受。過了幾天,下放大沖大隊的我班前團支書沈同学過來探望我們幾個男生,她對我們說,昨天晚上她一個人在海邊站崗時,她的頂頭上司,大隊的民兵營長帶領一群人乘船下海逃亡,,遇到了她,那民兵營長邀她放下槍跟他們一起走,因為事出突然她沒有心理準備,經短暫考慮後她決定不走,她過來主要對我們說這件事。大家聽後都有些替她婉惜,錯過了一個如此大好的機會,她自己也有些後悔。沈同学後來1974年抽調回穗,做“工農兵大學生”,1989年全家移民美國。
( 三)等待与谋划
1969年7月,插隊大半年後我第一次回廣州探親,我先到公社開了証明,然後坐汽車到虎門鎮,然后在虎門鎮坐船回廣州。當我到了虎門鎮并在碼頭買了船票,即將到林則徐銷鴉片的地方憑弔時,在街上我被捕了。兩個持槍民兵看到我這個知青模樣的陌生人,以為我是來偷渡的,他倆用槍押著我走了幾條街,進入他們的總部。當他們看到我的身份証明時都驚呆了,他們萬萬想不到被他們抓住的人竟是來自比他們前沿得多的地區。我此時也老實不客氣的揶揄他們幾句,我說我如果要逃,我們那裡比你們這邊容易得多。由此可見當年當局抓逃亡很嚴厲的,在鄰近寶安縣的地方已是到處設防,嚴查路人,草木皆兵的了。
一回到家,父母看到我晒黑了的臉龐,傷痕累累的雙腿（那是下海灘幹活時給蠔殼割傷的）都很傷心,但一聽到我說我開工的地方離香港那麼近,將來又有機會坐船而不用游泳時,都對我說有機會你就走吧!那地方無論多好你也只是農民。母親在我臨走時悄悄塞給我一張他從親戚處換來的5元港幣,叫我帶上作個準備。在廣州的那段日子我四處跑,主要為當地農民購買物品和幫南山大隊的知青們傳遞家庭訊息。當我去到下乡赤灣生產隊的一名女生家裡時,她母親聽到我說她那不會游泳的女兒如要逃亡將要面對茫茫大海,不禁悲從中來。當她聽了我的情況介紹後,她不斷的哀求我要我將來帶她的女兒一塊走,我當時只能盡量安慰她,由此也可見當時人心的向背。那位女生後來始終沒能跨過大海,改革開放後回廣州結婚,此是後話。
這次回家姐姐拿出她幾年的積蓄近二百元,傾全家之力為我買了一輛鳳凰牌自行車。事實上這輛自行車除了方便我在農村的工作和生活外,對我後來乘船[起錨]起了很大的作用。當地人逃亡多用公家的船,事後家屬要賠錢,我們這些知青因為沒有家庭在那裡,沒有抵押,因而當地人很少串連知青一起用船逃亡。我花了近二百元人民幣買了一輛當年稀缺的上海產自行車放在那裡,就等於擺了一筆錢在那裡,結果是很快就有當地人來串連我了。
這是當年姐姐買給我的自行車，也是我當知青的唯一照片，拍於1969年夏廣州。
當年我們下放到邊境一帶的知青,雖然生活條件比其他地區好一些,其他方面都是差不多,田間勞動一樣苦累,在海上工作更比陸上辛苦,加上同樣的看不到前途,看不到轉機,整天修理地球。如果早點讓我們看到可以回城,可以升學,我們中人就會有很多不會投奔怒海,不会“投敵叛國”了。由於我們身處邊界,在精神苦悶時也可眺望一下對岸,遐想一下。每當風雨過後,香港漂過來的垃圾在這邊也是寶,香港對我們這些知青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白天在[蛇口]工作時,我常常呆望對岸,心中常想對面究竟是個怎麼樣的地方?為什麼那麼多人要跑過去?我估計如果白天風平浪靜的話，以我當時我身體條件和技術,三個小時就能游過去,但逃亡是要在夜間,我想最多六小時可以登上對岸。
1969年的國慶節,一號那天我剛被評為“學毛著積極分子”,在全大隊社員大會上作了近一小時的講用。第二天在我的串連下,南山大隊十幾個知青湊錢買了一條狗,拿到赤灣生產隊林氏兄弟屋裡劏了,這已是近一年來南山知青第二次了。十幾個知青分工合作,忙活了一整天,晚上就在林氏兄弟的屋裡大杯酒大塊肉的吃喝。酒足肉飽後大家圍在一起聊天。這時我仿傚鄧柘的[燕山夜話]形式寫了一篇短文,文章題目就叫[南山夜話],多年過去了,我依稀記得其中幾句是[追憶往事,回首前塵,感懷身世,不知前途之安在],這篇短文當晚在到會的知青中傳閱,大家都說好得很,說中了大家的傷心處。那晚夜深了,不知是誰帶頭唱起了[松花江上],大家跟著一起唱。我們離家的那天是11月8日,所以我們那一帶的知青唱起這首歌時,都喜歡用11.8來代替9.18,夜深了,寂靜的鄉村飄揚著來自知青屋的歌聲[哪年,哪月,才能重回我那可愛的故鄉,什麼時候,才能重見我那衰老的爹娘。]參加那晚劏狗聚會的十幾個知青,幾年後又全在香港聚齊了。
由於當地人逃亡大多用船,所以最基本的要求是能駕馭好一條木船。因為我是那一列火車中唯一的一個能出海有機會學習搖船的人,所以我特別珍惜這難得的機會。每當有搖櫓的機會,不管當時如何累,我都搶著去搖,搖得多自然也就學會了。11月中一天在[蛇口]海面開工時,同船的民兵隊長對我說,:“你搖櫓,我跟你划反槳,如果你的櫓能鬥贏我的槳,把這一船蠔按指定路線划到岸邊,你就合格了。”這是一次難得的考試,我馬上與他展開激鬥,由於一櫓等於三槳,結果我嬴了。在一旁觀戰的船老大卻給我澆了一頭冷水,他說我嬴了也只有三成功夫,真正的考驗是在夜間兼有風浪的情況下進行。他的話令我不敢自滿,我更加努力,但不管我後來搖櫓如何好,逃亡的那個晚上他們也只要我作個槳手。
雖然在11月8日那列火車乘客中我是下放得最前沿,最接近香港,但我不是最先跑過去的那位。我校頭三甲都是下放大沖大隊的男知青,1969年年中下放半年多一點,他們就在晚上徒手游過了后海灣。第四名是下放與我同一大隊的一個姓宋的女生,那女生不知用了什麼甜言蜜語迷倒當地一個男青年,晚間用船逃亡時把她一併帶走。那女生我後來在港見過兩次,自然是什麼承諾都作废,她後來嫁給一個製衣廠的太子爺,作了闊太,而帶她過來的人只能自嘆上當。我1970年1月[起錨]成功,在我校150人中只能排第五,如果以整列”11.8”列車來算的話,前十都不入。
當地偷渡風很盛,青年人長成一批跑一批,他們由於熟悉地形環境,所以逃亡鮮有失手。因為當地船多,所以當地人逃亡時多數結成團伙,夜間偷船逃走。偷船逃亡事後都要賠錢,但因人數眾多,每家每戶事後一分摊，也可負擔,用船總比徒手游過后海灣快捷及安全。我們剛下乡時,當地人用船逃亡時很少與知青串連一起的,原因是知青沒有家庭在那裡,要賠錢的話不知如何追討,但時間一長，大家混熟了也就無所謂了。我與許红心都是乘船走的,事後都賠了錢。當年下放南山大隊逃走了的十幾個廣州知青中,據我所知起碼有五至六个人是和當地人坐船走的,我班四個男生就有三個坐船走。
在我下乡的那段時間,經常聽到昨晚xx隊的xx與xx走了这样的消息,1969年12月初,我隔壁與我相識年多的三兄弟一個晚上坐船逃跑了,家中只剩下兩老和一個年幼的妹妹,原本一個熱鬧的家庭馬上變得冷冷清清,看到此景真的令人心酸。自隔壁三兄弟走後,生產隊人手日益短缺,剩下來的青年更加人心浮動,人人想走,這時我的機會來了。由於我平時和生產隊所有人相處都很好,加上我用近二百塊錢買來的自行車這時發揮了難以言喻的作用,1969年12月底,同隊的一個小青年暗地裡找我串連來了。
這個小青年平日跟我很熟,我與他在同一條機船上一齊工作,平日裡我就經常用言語來暗地裡挑動和試探他。記得1969年12月底的一個夜晚,他找到我就單刀直入對我說,想不想跟他們在這幾天走?我說愿意,他就簡單向我講了逃走的方法和時間,就是在1970年元旦過後,在5號,7號或9號夜晚在[蛇口]海邊找機會偷船走。我當時很爽快的答應他,後來才知道他們是組織了一個很大規模的逃亡,他們只是把我當作一隻棋子。為安全計,有多少人參加,哪些人參加都不讓我知道,只有這個小青年和我單線聯繫。這次原本有一個大規模的逃亡计划,结果只有我們幾個逃了出來,如果當時我們逃不了,按當時的刑律我們幾個是要判刑坐牢的。
我除了知道時間地點,其他什麼都不知,如果坐了牢就有些冤了。當我決定要走時我便去通知另外一個同學阿楊,我把時間地點告訴他,希望他到時能和我一起走。我對他說我不通知許红心了,我直接告訴他原因,就因為你的家庭成份是職員,你“投敵叛國”了對家庭衝擊不會太大,而許红心的父親是黨員,是基層幹部,在那“投敵叛國”會株連的年代,我不敢連累他。幾年後當許红心也過來後,他父親果然受到株連,被削職為民,幸好沒被批鬥。幾年後在港聽到我為什麼当时不叫他走的解釋,他接納了,幾十年來我們一都是好朋友。
(四)一举成功，到达彼岸
1970年1月上旬,是採蠔和熬製蠔油的日子,我們生產隊有兩條機動大木船每兩天一次輪番往深圳[福永]海面採蠔,然後運返[蛇口]沙灘打開蠔壳取肉。當地人出海劳作一天後,晚上将船停泊在[蛇口]海灘，大都回家休息,只留下一、二個人看守船隻。當年因為我是學毛著積極分子,工作積極,加上家庭成份好,所以當我提出我一個人無家可歸不如留下來看船,隊長不加思索就答允了,這也是他們為何串連我的另一個原因。
5號和7號都沒有機會,9號那一天,有心人按捺不住了,人為的製造了一起打架事件,有人借故打了與我一同看船的老人,那老人收工之後一賭氣回了家,隊長也拿他沒有辦法,結果那晚就只剩下我一個人看船了。那年月在邊防前線的海灘上只留下一個知青看船,那無疑為有心人製造了一個大好機會,與我串通好的小青年收工時與我打了個眼色,表示行動就在今夜了。那個黃昏我早早吃過飯,然後到沙灘上等我同學楊君,結果是望穿秋水也不見他來。幾年後在香港我問他那晚為什麼不來?他說當時我走得太快了,他思想上還未準備好。天黑了我爬回機船上等,一會兒只見與我約好的小青年與另外兩個人一溜煙似的跑上船來,那兩人一個是我隊的,一個是別隊的。他們一上船就拉起船錨開船,我以為直接向對面開。他們這時才對我說要先開回村去接人,還有幾十人要下船,我這時才知道自己參與了一次特大的逃亡。如果早知道這樣,我未必會參與,但此時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我們的機船拖著一條裝滿蠔的小舢舨開回村去接人,也就是從南山的南面開到北面,行程約一小時。由於是逃亡,大家心情都很緊張,船一開動就馬上撞倒了別隊架在海邊的一張大漁網,所以很快就給人發覺。船一開動就一人掌舵,一人開機,我與那與我串通好的小青年則在小舢舨上把蠔扔到海裡去,以便留出空間來載人。船一個小時後到了村前的海中,停好了機船,他們三人下了小舢舨乘著夜色悄悄划回岸邊,留下我一人看守機船。在送他們上岸到等他們回來的這大約三個小時,是我一生人中感到最恐懼,驚慌,最無助又最漫長的三個小時。船停在海中,海上突然吹起了大北風,村前的海面巨浪滔滔,機船在巨浪中劇烈搖晃,我雖然在知青中也算出過海見過風浪,一個人在漆黑一片的海上也不知該怎麼辦。在滔天的巨浪衝擊中我突然聽到了馬達聲,只見一艘巡邏艇開著探照燈在搜捕我們。那巡邏艇離我最近的時候,我連他們說話聲都聽得到。在那時候我連忙將母親給我的5元港幣拋進大海,給龍王爺作買路錢,作好被捕的打算。說也奇怪,那巡邏艇即使離我很近,卻始終沒有發現我的船,由於海上風浪實在太大,那巡邏艇搜索了一會頂不住這麼大的浪也就開走了。那巡邏艇走了,我緊張的心情也未能放鬆,如果稍後被捕,我這個[積極分子]肯定還是會作為這個大規模逃亡的組織者而被判刑。巡邏艇走了一會,海水開始退潮了,這是它不得不走的原因。就在我的機船快要擱淺時,他們三人乘坐原來的舢舨回來了。四個人合力把機船撐到深水區,才開動馬達向[蛇口]海面開去。
在機船上我聽他們說,原來他們三人還未上岸,大隊的民兵已知道今晚會有大規模的逃亡,早已在村裡佈下天鑼地網。三人潛回家裡,發覺村內到處都是民兵,正在搜捕他們,他們只好分開躲起來。好在那晚月黑風高,伸手不見五指,民兵搜捕很久都抓他們不到。他們三人抓到一個機會重聚一起溜到海邊,爬上藏在紅樹林裡的小舢舨,趁潮水還未退盡時逃離村莊重回大船。
半夜裡我們的機船通過赤灣海面時,大家的心緊張到極點,事緣大家都知道赤灣有東西兩個炮台,駐有一個連的解放軍,對面零汀島有一個海關,夜間不少外逃的木船都在這裡被截獲,何況我們的是機船。可能我給海龍王的買路錢起了作用,船過赤灣時風浪特別大,滔天的大浪掩蓋了機船的馬達聲,謝天謝地我們沒有遇到攔截,當船過了赤灣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船一過了赤灣，向左一轉,就進入了[蛇口]海面,我们在離岸邊很遠的地方就下了錨,四人馬上下了小船,技術最好的人搖櫓,其餘三人划槳,我與那個與我串通好的小青年共划一枝槳,小舢舨飛也似的向對岸衝去。說也奇怪,海面這時突然風平浪靜,可能是南山擋住了北風,又或者是龍王爺收了我的錢,突然平息了北風。就在我們的小舢舨離開了大船十幾分鐘後,一艘巡邏艇開著探照燈駛了過來,很快就發現了我們棄置的機船。那巡邏艇在附近的海面不停的梭巡,搜捕我們,但這時我們估計已過了中位線。我們一邊用力划,一邊不停的向後望,恐怕他發現了會追過來,幸虧那巡邏艇只在大機船附近打轉,沒有發現我們。在黑夜中我們划了大約40分鐘就靠了香港的海岸,如果游泳這段距離恐怕要8—10小時。這時回頭一看,那巡邏艇還在海上不停的搜捕我們,當我們的腳踏上自由的土地時,一顆緊繃的心才放下來。
此时的我，心情相当矛盾，踏足香港的沙灘时,我感到平安了,也自由了,但當我回望對岸時,我又覺得我是自我流放了。對岸是生我育我的祖國,那裡有我的父母,親人,同學,朋友,今晚我們的出走是完全的“投敵叛國”,想到今後可能一輩子都回不來了,不禁悲從中來,我的眼裡流下了難過的淚水。但人總是要往前走的,不管人生地疏,有路沒路,我們四個人懷著無限的悵惘,在黑夜中向岸邊的一間小屋走去。
天亮了,很快我的表舅父花了一百元港幣把我接走了。他帶我到移民局辦好了手續,來港第三天,我就在他有股份的印刷製版公司開工。開工的第一天我就見証了資本主義社會醜惡的一面。我表舅父的公司當時不缺人,為了安置我,就在我開工的時候,以一點小過失把一個學徒開除了。從此我就成了那間小型印刷製版公司年紀最大(23歲),學歷最高(高中),人工最低的學徒,展開了漫長的“洋插隊”。
我一成功抵港,便馬上寫信回家報喜,很快收到母親的回信,他們都很高興我能平安抵港,叫我在港努力工作,為自己爭取美好的未來。從字裡行間我隱隱約約的感到家裡發生了一些事情,他們不肯告訴我。直到1979年我歸來時才知道,在那講株連的時代,我一抵港,我家馬上被抄,父親馬上被工廠抓起來關了一個多月。改革開放後,為了報答父母深恩,為了補償我出走對他們的株連,我不管當時彩電多麼貴,照样出手,我是街道裡讓父母最先看到彩電的人。
(四)同学许红心的"起锚"故事
我下乡的地方經常有人不聲不響的就過了對面,因為那裡地處邊陲,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逃亡,尤其是我去到這麼前沿的位置,我的出走是意料之中,只差早晚而已。但我的出走對南山大隊的知青影響還是有的,因為我是大隊知青的老大哥、主心骨,我一走他們便沒了頭,尤其是許红心，我走了他就變得更加寂寞。
許红心下放的生產隊是個農業隊,年成好的時候每個勞動日也值一元左右,由於他家庭成份好,又是高中畢業生,很快就當上了生產隊的會計,生產隊要派人去開各種會議總會優先選派他。然而知青的生涯是艱苦的,由於看不到前途,不愿當一輩子農民,加上我的成功刺激了他,他終於也狠下心來,加入到逃亡者的大軍裡,下定決心,要到對面來找我。
1971年夏天,許红心終於[起錨]了,他先與兩個下放在附近生產隊的十四中知青在廣州聯絡好,大家約定在某個晚上一齊下海。到了約定的日子,許红心吃過晚飯後,悄悄的剩著夜色溜出了村。由他住的地方到后海灣還有幾公里,由於他已在這裡生活了二,三年,這幾公里路程對他來說沒什麼難度。他一會兒走大路,一會兒走小路,有時還抄捷徑走田間,很快他就來到海邊。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裡,那兩個人沒有出現,不知出了什麼事,許红心在沙灘上焦急地等了很久。正常情況下那些歷盡艱辛遠道而來的逃亡者有機會到達海邊,一定會毫不猶豫的撲向大海。許红心的水性不怎麼好,這時一個人在黑暗中面對茫茫大海,他膽怯了,他怕一個人下水會淹死在海中,思慮了很久覺得以後還有機會乘船,便打退堂鼓回家去。退回去的時候他犯了個大錯誤,他以為來時向著海邊走所以要躲躲藏藏,現在退回去是背著海邊走不用躲藏,所以在回程時全程走大路，在公路上遇到兩個民兵。民兵搜查他的身時發現了一個球膽,這時他百口莫辯,就這樣第二天他被押送到深圳收容所。
在深圳關押了十天後,許红心被放回村裡,由於他家庭成份好,加上平日表現不錯,逃亡在這裡又是平常事,隊裡沒有給他開[歡迎會],他還是繼續幹他的會計,他[起錨]的事不久就不了了之。因他已逃過一次,村裡的幹部知道他遲早都會走,往日很多會議都要他去,現在不用他去開會了,只能天天跟社員一齊下田勞動。轉眼過了一年,1972年由於乘坐”11.8”列車成功[起錨]的人越來越多,當局發覺了問題的嚴重性,應該一開始就不該下放知青到竇安縣來,不該有”11.8”列車。為了糾正這個錯誤決策堵截逃亡潮,當局便用各種籍口動員那些已下放竇安縣還未逃亡的知青转到海南島去。很多地方都把知青集中起來辦學習班,那次行動全寶安縣只動員了五名知青到海南島,大部份未逃亡的知青都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抗拒。他們都明白到他們所處的地方與香港僅一海之隔,別處地方的人要千辛萬苦才能到達這裡,如果一旦離開這裡遷到海南島,那是很愚蠢的事。許红心考慮到自己已[起錨]失敗過一次,他知道自己千萬不能到國營農場去,為了不再被動員離開,能永遠留下來方便以後[起錨],他想了很多方法,最後決定選擇在那兒結婚。
那時在邊防地區,由於男青年很多都逃過去了,而當地生活水平又比內陸高,姑娘們都不愿外嫁,因而形成當地適婚女青年特多,陰盛陽衰。很多廣州知青一來到就被當地姑娘相中了,要想在當地找個農村姑娘結婚不是一件難事,更何況許红心是一個高中畢業生。許红心一下放到那兒,就被一個農村姑娘看上了。在他[起錨]失敗回到村裡那段失落的日子裡,那姑娘對他送上無微不至的關懷,日子久了兩人產生了愛意,當他需要以結婚作為留下來的手段時,雙方一拍即合。
1972年中許红心回廣州告訴家人自己的決定,當年共產黨員的父親親自到碼頭去接他。他父親知道他[起錨]失敗過一次,這次借結婚為由得以留下為以後的[起錨]作打算,他父親對他的所作所為沒有絲毫的怪責,一直默許兒子這樣幹。父親一直為兒子的婚事東奔西走,到處張羅。結婚終歸是人生一大事,雖然那時可以簡單些,但再简单也多少要些錢,許红心那時全家湊錢也不夠,為此便寫了一信求助于我。我一收到信馬上給他寄去二百元港幣,盡管那時我的月薪只有三,四百元。
婚後許红心很快作了父親,轉眼到了1974年,這時他老婆又懷上第二胎,農村殘酷的現實令到許红心不得不再考慮再次[起錨]。他有感于自己游泳能力不強,故始採取了比較安全的方法—偷船,寧愿事後賠錢。1974年中一個沒有月光的夏夜,許红心和隊裡六個農村青年偷了鄰隊的一條小木船,七個人趁著黑暗穿過了小海溝裡的紅樹林,進入了后海灣,然後向對岸划去。
這一次許红心成功了,幾天後我在香港見到了他。由於他們偷了鄰隊的船,故此他在農村的家馬上被抄了,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搬走,在以後一段很長時間裡,他都要每月寄錢回來還債。至於他父親那裡,在階級鬥爭中被株連了,副廠長和工會主席的職務馬上被撤,降為一個普通工人,幸虧“成份好”沒被關押批鬥。改革開放後許君重回廣州,對於被株連一事，他父親一點怨言都沒有,後來還想方設法协助把兒媳及孫兒申請到香港,讓許红心一家團聚。
香港知青和偷渡幸存者每年拜祭越界罹难者，如图前者为黄东汉
(五)一点感喟
苛政猛於虎也,人民總是會用他們的雙腳來表達人心的向背的。我下乡的南山大隊在我走後不斷的有人逃亡,小規模的逃亡不知幾許,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發生在1975年中。那一年政策越來越左,生活越來越艱難,留下來的人全都人心思港,就連黨員,幹部,基幹民兵都想跑。一個晚上我隊社員用一條機船裝載了50多人成功逃港,很多家庭全家跑光了,好幾個鐵杆分子都走了。我隊一下子少了那麼多人,幾乎把整個生產隊的勞動力都淘空了。
如果一般的社員和知青逃亡大家都能理解,那麼黨員,幹部,尤其是第一,二把手的逃亡就更能說明問題,就更能說明統治者的政策不得人心,人民不信任。那些大隊主要幹部平日就是當地的土皇帝,日子本就過得比別人好,連他們都跑,這就說明人民對階級鬥爭是多麼的恐懼。1979年初,南山大隊的正副隊長,書記,民兵幹部,各個生產隊的正副隊長,總之是全大隊的所有幹部一共50多人,一起乘坐我隊的機船到香港,趕在香港政府實施抵壘政策之前去領身份証。由於他們是當地最大的官,是土皇帝,這批人公然白天開船走無人敢阻攔。這批人這時的走說明他們也害怕會反覆。他們拿到了身分證後除了小部分不回來,大部分都繼續回來當幹部。多年後我曾問其中一位,他說他們這樣做是買個保險,誰知道即將來臨的改革開放會搞得怎樣，如果更差的話他們還可以跑過去。這些人剛開始的時候每三個月要乘船到香港為身分證續期,走的時候又不能把身分證帶回去。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段時期,直到大陸的政策越來越放寬,他們後來也可從關口出入了。現在這批土皇帝可好了,他們成了“雙重國籍，利益均沾”的人。一方面他們可享受香港社會的各種福利,另一方面在大陸又可享高薪厚職、社保,他們又是原住民,建有大量房屋出租,現在他們出入奔馳,寶馬,過起了香港富豪般的生活,羨煞了不少先前的逃港者。
轉眼我來港已幾十年了,這幾十年中我始終在香港的草根階層裡打滾。經過多年努力,我總算在香港站穩了腳跟。不久前有大陸朋友問我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些逃港人士今天的生活怎樣?怎樣看待今天的中國。我的回答是逃港幾十年後我們已完全溶入了香港這個社會,現在問我們生活如何這個問題,也就是要將香港與國內主要大城市來比。據我所知香港在國際大都市中排名第七,而廣州,深圳,上海,北京要落後很多。另外我們多呼吸了幾十年自由的空氣,人的思想活躍了很多,眼界也開闊了很多,我們可以自由的出入,我們知道很多國內人不知的事,起碼我們知道[茉莉花]是怎樣種出來的(公众号注编者注:此处暗指2011年席卷世界的民主浪潮事件，在中国大陆此类消息是严加封锁的)。這幾年人民幣不斷升值,我國內的同學很多都拿二千多元退休金,他們都很自豪的說,現在是30年河西了,他們比我們好了。讓他們自我陶醉罷,我覺得論有錢還是香港人有錢一些,君不見很多香港人在大陸擁有房地產,很多都是空置的。至於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國?我覺得她比以前是進步了很多,但現今社會矛盾重重,貧富懸殊,官員貪贓枉法,加上通貨膨脹,現今的中國正處於火山噴發的邊緣,我們都不希望她會噴發,希望她能繼續深化改革,尤其政治體制的改革。
若問到我對當年逃港一事的看法,我認為當然不是投敵叛國,亦非非法探親。投敵?---我們只是投奔自由,叛國?---我們沒有背叛祖國,我們只是背叛了恶政暴政,非法?---那時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遑論對與錯,合法與非法,探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很多港澳關係都被逼斬斷了,有什麼親戚要冒死而探!歐洲近代有位詩人說過: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我們當年的逃亡,就跟當年東歐人民逃往西方一樣,都是投奔自由。為了自由,我們同道中人不怕山路崎嶇,不怕大海波濤洶湧,前仆後繼,幾次三番直到成功為止。今天改革開放已過了三十年,我們逃亡的一輩也垂垂老矣,我們可以驕傲的對我們的子孫說,當年當全國絕大多數人對他們的皇上山呼萬歲時,我們已經用我們的雙腿說[不]了。
2011年7月3日於香港
【编辑后记】黄东汉与其他三人此次偷渡，是将机船开到中、英界线而留在中方海域，四个人转到小艇划过对岸去。我问黄东汉，当时为何不直接将机船开往香港，岂不更保险快捷？黄东汉回答：船是全村人的命根，将机船开走等于断绝全村人的生计。特别同行的三位还是当地人，有家人留在老家，不能这样做。即使开走的是小艇，几家人还是照规矩被罚款，黄东汉虽不是当地人，也从当初些微的收入中省出几百元来作了赔偿。（当然，那部引以为傲的“凤凰”单车早就被没收了）
几十年后，黄东汉退休了，人生之路大半已过，他很感念当初的抉择。他有一天召集当年的两位同行者“饮茶”（省港澳地区即系聚会），说：当年得各位合作逃出生天，改变了人生，但是累及各位家庭受罚，今天我每人致送两万元略表谢意！大家哈哈大笑，老天爷好像也受到感染，当日晴空万里。
黄东汉接受日本《每日新闻》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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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26 1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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