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王歧山都是当年黄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图)

Macedon

文章来源: RFA

俞强声和俞正声兄弟的生父黄敬。

据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上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在当年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手指呆坐在后排的黄敬高声痛斥，竭尽羞辱，，用“北美九头鸟”的话说：“简直就像法 官对罪犯一样”。

“这不是俞启威吗？你是个老右倾分子。过去不成才，现在还是不成才。你要老实坦白你的问题……”.此时此刻，包括周恩来，李富春……，还有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所有与会者，无人不会强烈意识到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因为毛泽东与之相好之前的江青虽然先后有过三个男人，但黄敬不但是他江青的初恋，而且还是在江青在上海有了另外一个男人唐纳之后，仍然还和她保持着情人关系。也许当时的毛泽东还不至于怀疑到了延安以后，特别是毛泽东与她公开同居之后的江青，还在继续和黄敬藕断丝连，但除了江青和黄敬之间的“男女关系”，更还有一层黄敬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是江青在革命路上的领路人的重要因素，假如江青没有加入中共也没有被当年的黄敬引入延安，那就没有后来的一切的一切……。所以“革命成功”，住进北京中南海金銮殿之后的毛泽东，看到黄敬，甚至想起黄敬的名子就心里面感觉膈应，也是作为当时的江青的丈夫的正常心理反应。

在中国内地的网站上至今还能够查找到的一篇标题为《毛泽东的一篇重要讲话为何不进毛著》的文章，根据另外的史实来证明了当年的毛泽东对黄敬是多么的嫉妒甚至仇恨。该文章的作者署名“临川山人”，文中回忆说：自己的著作收进什么不收进什么是著作人的权利，毛泽东不会将所有讲话收进自己的书里，他得有所选择。但曾经的“一篇重要讲话”后来又扔一边去了，为什么呢？

图为一二‧九运动时，黄敬在电车上演讲。（Public Domain）

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大会上，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一二.九”运动，说“一二九”与“五四”的意义是同样的伟大。但这篇讲话“毛著”里有吗？没有。是这篇讲话讲得不好毛才将其扔一边去了吗？恐怕不是。

1949年后，中共历史宣传有一特点：红区谈得多，白区谈得少；红区井岗山谈得多，其它根据地谈得少。凡能涉及到毛泽东则大谈特谈，涉及不到则只谈党的领导。中共一大，毛泽东活着时只谈与会人员多少，从来不提张国焘主持一大会议。

“一二.九”运动亦是如此，毛泽东活着时对这次运动只谈党的领导，从不提是谁具体领导。那么“一二.九”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毛泽东为什么曾高度赞扬其同“五四”有同样的伟大意义，却又不收进自己公开出版，总发行量已达数亿的著作选集呢？

“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是黄敬，这个人与公与私都应该是毛泽东最好的朋友。与公，黄敬组织领导了中共自己的“五四”;与私，黄敬介绍了江青入党。可以说没有黄敬，江青无缘中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毛泽东重庆谈判“偶遇”唐讷，俩人握手可以“和为贵”，为什么将“一二.九”运动赶出毛著呢？

黄敬在党内离得太近，倘若收“一二.九”入书，同志们翻读一次“一二.九”，就得想起黄敬，想起当年的青岛大学，想起俞启威和李云鹤。

也许这些只是猜测，毛泽东没那么小心眼儿。唐讷、黄敬都是前夫，没必要亲一个远一个。但黄敬在党内离毛泽东太近了！

说来也巧了，当年毛泽东从湖南乡下土地主家里出走进北平，第一份体面的职业是北平大学的图书管理员，而当年青春火热的李云鹤从山东诸城土地主家庭出走后的第一份职业也是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诸君还记得中共进城后以反腐名义杀得两员大将吗？刘青山、张子善均为黄敬手下。事发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托薄一波向毛泽东求情，结果是刘、张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估计刘、张的血会让黄敬心惊肉跳，黄敬后来的精神分裂应该始于这一吓。

当年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陈毅在上海说“学赶天津”的话音没落，建立政权一开始即已经提防“地方诸侯势力坐大”的毛泽东惩一儆百就拿天津开刀，黄敬不傻也得傻…….

江青后来在文革时说：入党介绍人是什么李大章，明显抛弃了几十年前的丈夫和革命引路人。文革，幸亏黄敬早死！而另一未死前夫唐讷吓得连香港都不敢呆了,估计毛泽东的“和为贵”没少入梦。

“临川山人”的这篇文章中的关键内容都是可以找到佐证的。“毛著”里单单不收入毛泽东当年在延安高度评价黄敬为主要领导人的的“一二九”运动的讲话稿，翻翻“毛著”就能证明果真如此。

黄敬（中）1956年率团赴苏联考察归国时摄。（Public Domain）

而当年被毛泽东以贪污腐化罪名亲自下令“杀无赦”的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处以极刑前都是当年的黄敬的直接部下，这在中共党史资料中都有记载。一篇标题为《哪两位中共高官为刘青山张子善向毛泽东求情》的党史文章中记载说：刘青山生于1916年，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即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5岁参加革命，所以也是红小鬼。红军时期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抗战时期因为工作出色，升任中共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长、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冀中八地委书记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与时任八军分区司令员的孙毅密切配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很多工作。1949年8月，刘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的孙毅和第一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当时对他十分赞许。

张子善19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关押在安平监狱，受到严刑拷打。1937年“七七”事变时，犯人砸了监狱，张子善趁乱越狱。1945年任中共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开始与刘青山一起工作。1949年8月，张子善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51年6月，继刘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此二人被处以极刑之前 ，当时的天津和河北的众多地方官员都表示“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干部们的这些呼声，都集中地反映到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那里。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的黄敬同志找到当时担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同志反映。薄一波说：“这样吧！我带着你，咱俩一起去见主席。见到主席后，你当面向主席申述理由。”黄敬说：“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你是大局书记，你可以当面向主席讲嘛！”这样，薄一波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传达了这些意见。

当时黄敬的一句“我坚决不去”，已经暴露了他内心里对毛泽东的极度恐惧。当时的毛泽东听了薄一波说是在代黄敬求情后，冷面回答道：“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要杀。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些道理……。”

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刘、张二人的死刑大会上，二人被五花大绑在巨副毛主席画像下面，一位省委干部向他们宣布中央指示：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枪决后妥善安葬，棺木公费购置，三、家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子女由国家抚养。

据说这四项“宽慰”也是黄敬企图刀下救人无望后向周恩来请求的。

临刑前，张子善高喊道  “枪毙我一个人吧，枪毙我一个人吧……”被刘青山大声喝止：“孬种！”

相比自己这位曾经的部下刘青山，当时的黄敬真称得上是“孬种”，不但没有胆量面见毛泽东苦谏，而且还在刘张二人被处决之后主动向中央请罪，要求被免去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一职。

刘张二人是1952年2月被处死的，几个月后黄敬便被毛泽东“恩准”到北京“休养”，当年八月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虽然他的天津市委书记是在1953年3月才被公开宣布免除，但事实上从1952年春开始，当时的天津市委即已经由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青主持工作了------虽然将他升任天津市委书记的任命直到1953年三月才正式下达。

而日后发生的故事就是黄敬到周恩来手下之后虽然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凡是在毛泽东出现的场合从来都是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但没有想到在毛泽东要痛斥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时，骂他黄敬比骂谁都狠。事实上黄敬在参加中共之后一直都是个左倾人物，甚至还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人之一，而唯一的一次所谓“右倾”表现，就是1952年初替自己的部下刘青山和张子善求情，所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随口骂他是“老右倾”时，也可能是自然想起了在这个会议上也被他毛泽东痛斥了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代他黄敬为党内“大贪污犯”求情的往事…..。于是，黄敬那本来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理就彻底崩溃了……

对于这段历史，如今正在时时处处效法毛泽东的习近平无疑也是知道得最为详细和具体，因为当时的黄敬被毛泽东当场吓疯之后，在去广州的飞机上，黄敬正是在他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和另外一位国务院领导人的面前磕头如捣蒜，一口一句“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当时的习仲勋对黄敬是否心生几丝怜悯，生前应该曾经与他那唯一从政的后代习近平有过交流。

巧合而又有趣的是，中共建政至今已经七十年有余，发生在六十多的前的这段党史公案，如今这一代中共高层领导群里，甚为知情的除了习近平，竟还有习近平在政治上最为信任的上任中纪委书记，现任国家副主席王歧山。

前面内容中介绍了黄敬是1935年著名的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另外一位领导人就是王歧山的老泰山姚依林。至于姚依林与黄敬之间是否真有网上盛传的亲属关系，则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