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之光：满清洋务自救意识的发端

雨夜

唐都浪子《近代国学大厦坍塌》之：洋务运动

    一、皇家洋务派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发捻大难的搅扰，大清王朝外忧内患，末象已临。 发捻大难，指南方的太平天国及北方的捻军农民起义。所谓发，是清廷仕人对洪秀全起义军的蔑称，俗称长毛子。所谓捻，即活动在北方的捻子起义军。当此时，摇摇欲坠的大清政坛，选择性地诞生一个新颖的政治派别：洋务派。所谓洋务派，简言之：就是大清朝野设想以西方实用科技救国、自救的政治利益集团。

    洋务派，以清廷皇家权要中的有识之士、朝堂思想进步的士大夫及地方大官僚为领导核心；以社会开明士绅、买办、商贾和部分要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为主力军的一个多层次的社会集团。洋务派和与之相敌的顽固派，都是在清皇室与清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洋务派在皇家、朝堂的代表人物，有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文祥等。他们是洋务派的实权首领。

    恭亲王奕訢，是咸丰皇帝奕詝的异母兄弟；大学士桂良的女婿，道光帝第六子，浑称鬼子六。咸丰过气儿之后，身为军机大臣的奕訢，与四嫂那拉氏、即西太后慈禧合作，发动辛酉政变，夺权成功。奕訢，遂成为能够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一位关键皇家权要。

    从后来四十多年的事实观照，奕訢就是为已经衰败的大清王朝带来许多希望之光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中国近代史，奕訢自有其较高的历史地位。

清国洋务大臣

    二、地方洋务派

    洋务派在地方官僚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汉族大官僚新贵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起新秀张之洞等人。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都是在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时而迅速崛起的有思想、有胆识的地方大官僚。尤其曾国藩，他还是集政家、兵家、文家、学家智慧于一身的国学大师；被其粉丝称作是继老子、孔子、孟子、朱子等四子之后的国学第五子；享有千古第一完人之誉。

    因此可以说：晚清洋务派，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末世中兴、并称雄于世界东方，其文化思想体系的支柱，正是曾国藩一生所推崇、践行并发扬的宋明理学及道家文化中有益、实用的思想精华。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文化的真正精髓。曾国藩一代骄子，深谙政史。得志后并不恃强呈霸，一心一意师法西夷各国之长，使大清国走向自强之路。

    鲁迅先生曾说：惰性十足的中国人，除非重重的鞭子抽在身上，就不会行动。人如此国亦如此。辩证地看，西方殖民者的枪炮弹药，也没有白白浪费。

    洋务派在实践中，主张与国外通商、合作、学习；引进先进技术，以企自救；重振大清王朝雄风。但是，对自身体制的认识，洋务派和顽固派却仍然相同或相似。两派都认为：我大清王朝国脉广大、皇帝圣明、文化辉煌、纲纪森严、人才济济等等；不足之处，只是科技落后而已。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发捻大难的教训，好不容易哦：清廷洋务派核心要员们的思想认识，终于提升到科技救国这一高度上来。尽管他们还不知道科学究竟是什么、技术又是从何而来。末世多难；多难或许能够兴邦。以后的近半个世纪，洋务派还是为临近灭亡的大清国带来几许荣光；于黑暗之中，犹如短暂的夏夜里几闪的萤光。鲁迅先生称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三、学界洋务派

    从学术角度观照，洋务派的思想主张，概括为八个字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体，就是本、根本之意；即以封建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为本体。所谓用，就是末、辅助之意；意在借用西方科技来强化自己的根本统治。

    好一个如意算盘。不得不说，大清国的文化人很重孝道又很聪明，总是在寻求十全其美的自救兼救国之方；却从来不追问科技从何而来。类似洋务派的思想主张，最早可以上溯至道光朝的魏源、林则徐时代。颇具革新意识的思想家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就曾明确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强国主张。魏源与林则徐私交甚密，亦师亦友。在江苏巡抚和两广总督之任，林则徐是魏源强国行政思想的积极践行者。

    最早把类似于洋务派的实践主张概括成文的著作，是思想家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冯桂芬，林则徐的得意门生，又是魏源思想的传承人。学术上，冯桂芬秉承顾炎武等学人朴实、经世之特色，颇具实用价值。李鸿章，又是冯桂芬思想主张的积极践行者。他把冯桂芬的思想主张，具体表述为：外须和戎，内须变革的行政方法论。

    最早较为系统地概括出、类似洋务派思想体系程式的著述文籍，是晚清著名民间学者沈毓桂的《救时策》。沈毓桂，科举考场上的失意者。但其天资聪颖，文笔奇丽，精通西方语言。沈毓桂曾任《万国公报》主笔，早年结交西方友人，对中西学问都有自己的认识。最早明确地提出洋务派这种思想概念和方法论的，是张之洞《劝学篇》中表述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鲜明主张。显然，张之洞做为洋务派新秀，他在措辞上，对封建旧制已经略带鄙夷之调。后来，张之洞成为清末新政的领军重臣。

    此外，洋务派的朝中名臣，还有翰林学士徐致祥、翰林编修学士崔志道等文经要员。清廷朝野在洋务派的带动下，认识逐渐达成一致，开放国门，引进科技；积极学习，奋发自强。洋务派鼓足干劲，先从军事工业着手，逐渐波及社会各个领域；一个差点儿让大清王朝呈雄世界东方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清国小留学生

雨夜

《维基百科》：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计划、主事者识见不足、守旧人士的反对、官僚政风的败坏等，再加上经费受到皇室活动影响，进而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例如光绪帝亲政后，帝师翁同龢(守旧人士)就相当反对洋务运动，对洋务经费更是苛刻，并极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运动期间皇室活动的花费也很可观，例如同治帝、光绪帝大婚；同治帝、慈安皇太后大丧；慈禧皇太后寿辰修建颐和园等。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所谓“洋务”乃由于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径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如开办各类实业工厂，社会上需要有各类商业组织作配合，如零件、银行、保险等等，但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都全付阙如；会计没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会计账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制漫无标准，盖因传统文化欠缺现代人事管理思维。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而在当时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