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一次编遣会议（一）

雨夜

国民党第一次编遣会议

来源：二十世纪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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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日本扶植的会党革命军遍地兴起，全国军队从清末的四十万人翻番。北洋政府时代，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护法”叛乱，苏俄扶植“南北二赤”，使中国军队数量再翻一番，达到300师220万人。北伐战争结束时，各路国民党新军阀成为国家的首害，每月军费高达6000万元，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全部收入不够养兵，陷入财政危机。国民党新军阀们在地盘、税源和裁兵问题上冲突，南京国民政府与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一样，处于兵祸的严重威胁之中。蒋介石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在北平碧云寺和小汤山两次讨论裁兵，提出大规模裁军的《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设想削减军费，统一编遣全国部队，精兵简政。

《军事整理案》的主要内容为：1、撤消各集团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到京师供职；2、军队以师为单位，留国防军50至60个师，从各集团军中抽调精锐师直辖中央；3、编宪兵26万人，直隶中央。由于没有谈到裁谁的兵，会议没有出现反对意见，大家都同意成立“编遣委员会”主持全国裁军事宜。这时的国家呈名义统一，实际新军阀割据局面：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的占有南京、上海和江浙山东一带富庶地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占有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贫瘠地区，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占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两市；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占有广西、两湖，支持桂系的李济深占有广东。各路军事领袖都清楚裁兵的必要性，但都拒绝裁自已的私家军。日本消除私家军后建立起国军，军力迅速强大而无内战之忧，但裁军时仍引起军人不满。在中国，私家军是各路军阀的命根，裁军就更难。

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讨论消除割据和裁兵。关于消除割据，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两种主张在会上激烈冲突，双方均援引“总理遗教”为依据。孙中山当年在野时主张地方分权，主政时又主张中央集权。这种援引“总理遗教”的争论不可能讲清道理。在讨论裁兵时，李宗仁提出，裁兵不难，裁官难，建议由政府提供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作为裁兵的准备步骤。李的建议与撤政治分会的笼统决议一样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无力支付庞大军费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供大批军官出国旅游。实质问题无法解决，会议只能走形式，将蒋介石在汤山会议上提出的《整理军事案》再通过一次。其中笼统规定：“军政军令必须统一，全国军队数量必须裁减，军费预算不得超过财政收入的50%。”对国民政府财政而言，即使能够达到《整理军事案》提出的裁兵50万的目标，减半后的军费开支仍无法负担。因为，东北、西南的大部分省份不受中央染指，税收不上缴中央财政。中央政府无论怎样搜刮东南数省也无力供养全国暴增的国民革命军。因为没有说明裁谁的兵，全会虽能通过《整理军事案》，但完全没有实质成果。另外，蒋介石主导全会通过决议：在年底前撤消代表割据的各地方政治分会。与会者都知道，一纸决议并不可能消除地方独立状态。

192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高级将领在南京举行专门商讨裁兵的全国编遣会议（第一次编遣会议）。他采取几项举措为裁军作铺垫：其一，安排全体与会者向孙中山像宣誓：“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反，愿受本党最严之处罚，谨誓”，冀借仪式要求各派系服从党权；其次，他在“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专题报告中要求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时的日本四藩于大功告成后“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第三，宣布成立自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第四，让宋子文向编遣会议作财政状况报告，坦言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仅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要求会议通过决议：各省不得截留应解中央款项，裁减兵额。经过半个月的讨论，会议提出《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大纲规定全国军队归中央统一指挥；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及海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设编遣区；全国设七个编遣区，通过裁兵使总军事支出不超过政府财政收入的41%。

上述一系列铺垫还是没有涉及裁谁的兵。蒋介石知道，不涉及实质问题的几次会议没有意义，硬着头皮切入主题，提出汰弱留强的裁兵原则。蒋的黄埔系是当时最精锐的军队，汰弱留强显然是裁其它派系的军队，暗示首先“编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冯知道蒋的用意，针锋相对地提出裁无功留有功，要求先裁蒋的第一集团军收编的十几万军队。当触及裁私家军的关键问题时，会议陷入僵局。哪个派系山头也不甘心私家军被裁。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因所占地盘贫困或狭小而心怀不满，认为蒋介石是在借裁兵削弱异己，在会议中途离开南京以抵制编遣。地盘实惠的阎锡山保持沉默。冯、李一去，蒋介石主持了近一个月的编遣会议不欢而散。几大军头各自准备兵戎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