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北京42天所见所闻所历

6月22日，列车抵达北京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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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们安排住宿后，就忙于整理诉求材料，联系了在京关注“福清纪委爆炸案”七年未决案事的正义之士。其中有一友人惊诧道：你怎么如此容易又到了北京？！这儿很是紧张，戒备森严，我们这儿天天会山会海，一再重申平安奥运，对外来人员控制很严格，接下来连常住居民出入都要持有效证明，才可以进入自己的住宅.我们已接到关于奥运安保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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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人文奥运,最近福建省有关方有否找到你们协商如何解决你家的案件？我愤慨道：若有这等好事，我们怎会又来北京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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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拔通了同样关注爆炸案的记者，问他人在哪里？并转告了一长者对其的问候。该记者感谢之余告诉我，他在外省采访，准备作一份报道，大概需要好几天时间才能返回。一向谨小慎微的记者还不忘问我：你用的是公用电话吗？在我肯定的回答下对方释然。不难想像，此记者在触及到敏感的“福清纪委爆炸案”中来曾受到冤案制造者和参与者的恫吓和威胁当不会少，以至于连我们正常的通话都心有余悸。想想公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情况下，连舆论监督者都如此的畏惧，蒙深冤老百姓的诉求处境就可想而知。

6月23日，上午9：30分，我再次见到了北京律师觅尔先生，曾对荒唐的爆炸案中案写了一篇题为《“福清纪委爆炸案”一个让所有人充满疑问的案件》。在了解案情的始末上，觅尔律师对案件作了分析和判断，并勉言如下：

鉴于目前高压势态，政府行政不作为总会以种种理由拖压敏感案件，比如近期的汶川地震，即将来临的奥运会。依照法律，案子一个月内若无法审结（合议庭需要一个月），说明合议庭有不同意见，处这样情况下，你们要过好每一天，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做力所能及的推动，让政府部门知道蒙冤亲属还在坚持控告中，他们会产生压力，冤情总有机会得到澄清。走访过程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

在返回住处的路上，于西直门外邮局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马院长邮去一封诉求信，题为《蹊跷发生爆炸案“告破”七年仍未决》（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引出惊人话题）的材料。

6月25日，向最高法沈德咏副院长、政法委周永康书记、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长、人大办公厅主任等领导投邮挂号四封诉求材料。

6月26日，早上8点我们来到了最高法接待处交了前天领的表格，半个小时后，接待室扩间器突然喊我的名字，七年来，频频走访高法，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被喊到，此时我的脑袋一片茫然，一边问同行，我进去了能出得来吗？会不会被截访者带回福建省？同行不置可否地说不清楚，你自己看着办。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到了接待室入口处，有人让我把包搁在204号柜子里，拿了准备接待的案件材料到二楼的204房间接待。

推开了半掩的门，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法官问我案子到了哪个阶段，把法院判决书给我。我找到装订本里几次判决书折了结快速递给法官看。法官刚瞄了两眼，这时一名保安人员领着两个衣着光鲜的男人来到204房间介绍道：这是山西省高院的法官。

他们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之余竟把正事给忘了。我只好在耐心地等待他们谈话快点结束，好不容易接待我，却碰到走后门的，真是好事多磨。

从他们谈话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位山西高院法官来求情的，山西省有一访民到最高法上访反映问题，这两法官马上通过关系来“起火”之地的最高法“灭火”。待我还想听个究竟时，高法法官才意识到有个多余的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门外去，让我在门外稍等片刻，顺手掩上那扇刻着204字样的门。

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意犹未尽地出来了，我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刚开始的话题，接待法官看完判决书后，把材料推到我的面前责问道：省院没作出判决，还没有产生法律效率，你怎么就跑到最高法来上访？！最高法只接待经省院判决后不服的案件，你赶紧回到福建省向省院催问去。

我：正因为福建省法院一再压案不决，二审上诉后又逾21个多月不开庭审理，我们才来最高法反映这一不法行为，希望最高法监督这起严重超期羁押、严重超审限的案件。何况此案最高法曾因全国人大华侨委督查下发有法（2006）169号文，面对福建不堪司法状况，我只好再向最高法讨说法。

法官：你要明白我的职责和权限有限，我只管接待省一级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案，超期羁押和超审限范畴都不属于我接待范围，有的案子特殊，经院方向省政法委申请，经同意可以延期，那就不算超羁。

我：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判别案子的是非只能是事实和法律。根据“有罪则判，无罪坚决放人”之规定依法进行审理。我们国家只有一个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作为法官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案子界定只能是罪与非罪，哪有特殊之分？于理于法最高法院应监督下一级法院违背法律的行为。

法官：你要明白，我们最高法只有事后监督，从没有事前监督，

我们现有体制框架就是这样的。

我：事后监督？事前不监督？事后监督，这监督有用吗？还有意义吗？

法官惊诧道:来这儿诉求者都是要求事后监督的，你说事后监督没意义，没有用，这话敢在接待大厅里说吗？只要你这话在大厅说了，肯定会被底下来访者的唾沫淹死，你信不信？

法官说完话，就不再理睬我，自顾回到旁侧的电脑敲他的字。我深知多说也无益，这些被训化为工具的法官们，他们想的最多是自己的仕途和饭碗，哪管你百姓冤不冤，更何况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犹为渺小和次要。只好悻悻然离开这个给我带来无限期待，却幻灭我心中希望又伤我最深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前面“人民”二字到底在法官心中占多大的份量？

10点许，我们又来到了访民皆知的甲1号全国人大和国办信访接待室，向全国人大2号窗口交了表格，得到答复却是：我们只是登记向下转催办，余下的需要你们回到福建省相关部门去反映问题。

我顺便问了接待人员，我在电脑里的几次来访登记？新面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过3次登记记录。今天一次，今年3月一次，去年9月份也有一次。

面对让我难以置信的3次登记记录，使我想起最近访民聊到国办的主管领导被“双规”的消息，其为地方政府销号访民的来访记录，欺下瞒上，为自己谋私利达好多亿。从那儿我似乎找到答案，只是七年来数十次北京上访历程却被人为缩水成了3次。

但事后再想想，“3次”进京上访者我也，百次上访者也不在少数，他们的问题不因次数的增加而得到解决。变数的是数字，不变的是问题。缺乏监督的制度，跟数字、次数无关。

6月26日，早上8点我们来到了最高法接待处交了前天领的表格，半个小时后，接待室扩间器突然喊我的名字，七年来，频频走访高法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被喊到，此时我的脑袋一片茫然，一边问同行魏英我进去了能出得来吗？会不会被截访者带回福建省？魏英不置可否地说不清楚，你自己看着办。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到了接待室入口处，有人让我把包搁在204号柜子里，拿了准备接待的案件材料到二楼的204房间接待，推开了半掩的门，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法官问我案子到了哪个阶段，把法院判决书给我。我找到装订本里几次判决书折了结快速递给法官看。法官刚瞄了两眼，这时一名保安人员领着两个衣着光鲜的男人来到204房间介绍道：这是山西省高院的法官。他们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之余竟把正事的给忘了。我只好在耐心地等待他们谈话快点结束，好不容易接待我，却碰到这档子事，真是好事多磨。从他们谈话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位山西高院法官来求情的，山西省有一访民到最高法来上访反映问题，这两法官马上通过关系来“起火”之地的最高法“灭火”。待我还想听个究竟时，高法法官才意识到有个多余的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门外去，让我在门外稍等片刻，顺手掩上那扇刻着204字样的门。

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意犹未尽地出来了，我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刚开始的话题，接待法官看完判决书后，把材料推到我的面前责问道：省院没作出判决，还没有产生法律效率，你怎么就跑到最高法来上访？！最高法只接待经省院判决后不服的案件，你赶紧回到福建省向省院催问去。

我：正因为福建省法院一再压案不决，二审上诉后又逾21个多月不开庭审理，我们才来最高法反映这一不法行为，希望最高法监督这起严重超期羁押、严重超审限的案件。何况此案最高法曾因全国人大华侨委督查下发有法（2006）169号文，面对福建不堪司法状况，我只好再向最高法讨说法。

法官：你要明白我的职责和权限有限，我只管接待省一级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案，超期羁押和超审限范畴都不属于我接待范围，有的案子特殊，经院方向省政法委申请，经同意可以延期，那就不算超羁。

我：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判别案子的是非只能是事实和法律。根据“有罪则判，无罪坚决放人”之规定依法进行审理。我们国家只有一个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作为法官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案子界定只能是罪与非罪，哪有特殊之分？于理于法最高法院应监督下一级法院违背法律的行为。

法官：你要明白，我们最高法只有事后监督，从没有事前监督，

我们现有体制框架就是这样的。

我：事后监督？事前不监督？事后监督，这监督有用吗？还有意义吗？

法官惊诧道:来这儿诉求者都是要求事后监督的，你说事后监督没意义，没有用，这话敢在接待大厅里说吗？只要你这话在大厅说了，肯定会被底下来访者的唾沫淹死，你信不信？

法官说完话，就不再理睬我，自顾回到旁侧的电脑敲他的字。我深知多说也无益，这些被训化为工具的法官们，他们想的最多是自己的仕途和饭碗，哪管你百姓冤不冤，更何况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犹为渺小和次要。只好悻悻然离开这个给我带来无限期待，却幻灭我心中希望又伤我最深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前面“人民”二字到底在法官心中占多大的份量？

10点许，我们又来到了访民皆知的甲1号全国人大和国办信访接待室，向全国人大2号窗口交了表格，得到答复却是：我们只是登记向下转催办，余下的需要你们回到福建省相关部门去反映问题。我顺便问了接待人员，我在电脑里的几次来访登记？新面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过3次登记记录。今天一次，今年3月一次，去年9月份也有一次。面对让我难以置信的3次登记记录，使我想起最近访民聊到国办的主管领导被“双规”的消息，其为地方政府销号访民的来访记录，欺下瞒上，为自己谋私利。从那儿我似乎找到答案，只是七年来数十次北京上访历程却被人为缩水成了3次。但事后再想想，“3次”进京上访者我也，百次上访者也不在少数，变数的是数字，不变的是问题。缺乏监督的制度，跟数字次数无关。

此处不接待自有接待处。我们只好来到旁侧的最高法院机关门口一侧等待，见一身着司法服装的年青小伙子朝我们方向走来，我迎面向前问道：你好，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登记？小伙子不耐烦道：怎么着？我欠你们的，6点就得上班？面对每天如潮般脸上尽显悲伤的访民，小伙子此刻泄愤心情，可以理解。在官重民轻的年代里,访民的心情,一直被边缘化。官家的眼里只有和谐稳定。一直等到7：50分，高法的工作人员陆续进入法院内，才开始排队，把省院的判决书和本人身份证件号码递给保安人员作了简要的登记，以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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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多播种希望，我们又马不停蹄到公安部、中央政法委等机关门口作了身份证件

号码登记，它让中央通过这些窗口的登记看各省诉求访民的晴雨表，也可以给省市官僚施加压力，又可以让对方知道访民在京，希望通过每次北上的诉求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样案例只局限于小案件，得到解决的访民少之又少。从日渐增多的进京访民就可以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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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冤民心中充满着期待，群情悲愤中透着无奈，如溪汇海般向最检察院机关门口涌动。停在最高检察院门口的警车内外三、四名警察异口同声对来访者道：这儿不登记了。在与警察理论的过程，有一个外省约二十岁模样的年轻女访民与之斗嘴，在争吵中她被带到警车上，准备送往马家楼。后听知情的访民说，她家的案件就卡在最高检察院，她天天在最高检机关门口守株待兔式的转悠，期待能拦到最高检察院领导的轿车，以期冤情得以重视并澄清。守卫在最高检门口的警察对此随时可能出现问题的她简直反感透顶。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女访民，不知她现在还好吗？但愿她的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回归正常生活轨道。她的梦想，也是所有上访者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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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许，来到国办接待室，门口等待下午1：30时上班排队访民多达五六百人。夏日午后，烈日炎炎，为了心中的希望，冒着酷暑，等待着。。。。。午3时，国办四号窗口女工作人员懒洋洋地接过我的身份证，随机作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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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时，同行的魏英还在忧虑今天能否安全离开国办，午三个小时的等待过程，排在前面的福州东站登云村民因拆迁问题群体来京上访，福州驻京办已有人跟踪而至。在聊天过程，该驻京办人说：福清信访局在京也设有驻京办······。期间，是撤退还是留下来继续等待？我们也作了一番思想斗争。想想刚有一老者访民感叹说8天的等待始终没能登记上，越来越紧局势，国办门前长龙式的队伍，何况福建已有驻京办盯上国办，分析种种情况，最后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下午的等待都得坚持下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其实，我们内心很清楚，上访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问题关键在于失去监督的权力才是万恶之源，但，老百姓除了上访这条路，已没有其它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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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来京为儿子鸣冤的老陈已买好返程的火车票，于晚上17：15分登上开往福州的火车。原想送其一程，结果因时间仓促，没能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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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莫名伤感悄然涌上心头，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压抑的心情越想越抓狂。下午3个半小时的站立排队，腰酸腿涨蔓延至全身，我不敢想像弟弟吴昌龙108天里处在吃不饱，饿不死的死亡边沿，二十四小时不让睡、不让坐，固定在一个地方，稍合眼，就遭拳打脚踢，三班倒车轮战体罚、刑讯逼供。同弟弟呆过的狱友出来后讲述，弟弟在公安侦查阶段遭非人折磨，以至于在看守所里晚上睡觉时习惯性眼睛睁得大大睡觉·······（怪不得有司法人员说过吴昌龙是条真正汉子）。这个光明时代下的黑暗尤为黑暗，借正义名义，行泯灭人性之行，为达到破案立功，竟不惜牺牲社会正义和老百姓的清白，让无罪身陷冤狱。想到弟弟生不如死的悲惨境遇，我心如刀绞，情不自禁地愤怒，在这种煎熬中更坚定我诉求的脚步，誓要为亲人讨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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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早上到西单邮局投邮，给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会一本《酷刑下人间奇冤》装订本，最高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中纪委监察部马（马文）部长各一封诉求信。据有经验的访民说，当地政府和邮局勾结一起扣下访民的诉状件，只有到国际邮局或大的邮局投邮，信件才不被扣押，因此，我们舍近求远多跑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只为把冤情送达天听。

        6月30日，早上到西单北大街小酱胡同13号组织部信访接待室走访，结果接待人员

却以只接待持有下一级组织部发文材料的来访者，余下的概不接待。

下午四点到公民记者老虎庙和刘晓原律师处，刘律师建议，若想促使福建省高院开庭，

要通过外媒报道力度，此案已被官方冠以政治色彩，难度大，最好需要北京律师介入，

请专家进行论证。对此我深有感触，君不见那么多的专家论证，涉及到刑事案件，对

立面是政府机构的有几个案件在专家的努力下就能把事实真相还原？不是我不相信专

家，而是这个失衡制度几尽让人感到绝望。

7月1日，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马新岚院长邮去第二封到京向其诉求的手书。题为

《“福清纪委爆炸案”蒙冤亲属进京诉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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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见到美联社记者。

7月3日早上，又来到丰台区永定门幸福路18路最高法院接待室，领表登记交表。

中午，最高法接待室的外沿临街走道荫影下坐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访民，这里是冤的

海洋。触目所及者皆是来京诉求的访者，有的随便铺上几张报纸或油纸席地在树萌底

下倦身一卧打个盹，有的聊天拉呱，填表、整理材料，各自相安就序在忙活着。好不

容易找到位置，挨着同路人身边坐下。闲聊中，有个福建中年妇女访民坦言，她到北

京已三个月了，虽然每天住宿费才3元，但也耗去好几千元。面对日渐紧缩的银根，焦

虑之心可见，急问身边的访民道：听说7月1日来京上访就会有效果，访了这么久，送了

那么多材料，都似泥牛入海，没有回音，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一次次的等待和期盼，换

来了一次次茫然和失望，不知何时才能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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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等待中，遥望福建，相隔千里，满腹思亲，不知弟弟安好？高墙将我们阻隔，连

遥寄思念家书的权利早被剥夺。于苦思冥想处计上心头，为何不到北京邮局给狱中的

弟弟汇去零用钱。希望通过汇钱的方式，让被剥夺了通信权的弟弟，知道家人没有放

弃诉求法律正义，又北上讨公道。我为此次灵光乍现的点拔和恩赐，由衷感谢上帝，

解我心结，慰我心忧，予弟心安。

7月4日早上8点半，我来到了东城区张自忠府学胡同2号中纪委接待处。门口人满为患，

我也加入了长龙的队列。排在前面中年男子说到，我这儿有8个人，早上轮不到接待，

要等到下午了，我们轮流着休息。这个遭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辞退而状告的张先生，在

漫长等待中，滔滔不绝地说开······你从福建到北京往返路费最少也要500元

吧！我们上访的路费不花钱，这个星期二，坐辽宁太原1140访民专列的6号、7号车

厢来北京上访，回去坐太原1139访民专列的6号、7号车厢回辽宁······昨天

我到中组部走访据理力争时，接待人员说：“理”？理的前面还是‘王’， ‘王’

说你有理就有理，说你没理就没理，理还是‘王’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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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站到下午2点半才轮到接待我，当我把材料递进去，接待人员看了三分钟，

问我案子审判了吗？我说，中院判了死缓，重审维持原判，向福建省高院再次上诉

21个月，至今仍压而不决。工作人员二话不说就从窗口递出一张到最高法的指路条，

把“球”又踢到最高法。我以这起爆炸案发生地点在纪委机关门口，正因纪委位高权

重，司法部门听令长官意志，致此案有冤无处伸，督办者福建省公安厅长牛纪刚放纵

真凶，制造爆炸案中案，中纪委理应对此案进行督查！接待人员却以“中纪委没有权”

拒绝接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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