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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绥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88 四五事件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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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9 07:15: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到十一月底,周恩来已经病入末期了。毛让我去探望周,向周问好。


  我到了三○五医院,周的医生们告诉我,周除了膀胱癌以外,还有结肠癌和肺癌。周的癌病也是很特殊。这三处癌,都是原发的,并不是一处癌,继之散播到别处。


  我到周的病房,他已经是形神凋疲。我告诉周,是毛叫我来探望,并向周问安,周让我代他向毛问候,并感谢毛的关心。周又问了我毛的近况,我简单说明了一下。我没有将当时毛的情况完全讲明。周又问运动神经元病有没有新的疗法,我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周最后说﹕「我是不行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主席。」


  临别时,周甚至举手握手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是我见到周的最后一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傍晚七时。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去世。消息传来,游泳池内毫无动静。


  医疗组很多医生,在周生前,都给周看过病,希望到三○五医院向周的遗体告别。我将大家的要求告诉了张耀祠。张的回答是,一不允许到医院去,二不允许戴黑纱。


  大家对这个回答十分奇怪,都问我是什麼原因,我回答不出,只能说,张耀祠代表中共中央办公厅,他这样佈置,恐怕有他的道理。我再去问张,张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说,领导上怎麼佈置,就怎麼做,不要多问。上面的事,我们并不清楚,问多了还有麻烦。


      一组的日子依旧歌舞昇平。游泳池内,每天照旧放映电影。这年的春节,张玉凤向张耀祠提出,要放些鞭炮热闹热闹。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南海内任何人不允许燃放花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一禁令。张耀祠去买了不少的花炮,当夜在游泳池的后院及沿中南海的马路上燃放起来。放鞭炮的事,事前没有通知警卫局值班室和警卫团。他们以為游泳池出了事,纷纷来探询情况。游泳池临近北海大桥,鞭炮引来不少民眾在北海大桥张望。由此又引起了传言,毛因周恩来死亡,燃放鞭炮以示庆祝。


  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批,江青四人帮政在积极展开夺权。现在看来,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就要轮上王洪文。


  但出乎意料之外,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先后亲自提议,并且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实际上,毛的意见,政治局是不敢不同意的),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於二月三日正式发出中央文件。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结果非常惊讶。但毛这是一棋高招,表示他思路仍很清醒。汪东兴觉得毛是在搞调和,既不能用老的,也不能用新的,於是搞出来一个不老不新的三八式干部华国锋。汪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看来,江青这四个人又要攻华了。


  「批邓运动」未有稍减。三月初,毛透过毛远新在中央发出批判邓小平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我很同情邓。邓能力强而聪颖,也许是周、毛死后,唯一能领导中国的人。


  三月中旬开始到四月四日,许多人自发地集合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花蓝,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咒骂江青四人帮。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这麼大规模的群眾自发活动。


      我很想去广场一趟,亲自参加这歷史性盛会。但汪东兴和张耀祠一再告诉我,要转告医疗阻全体千万不可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成千上万的便衣警察,跟踪并暗地拍摄去广场上的人。去了的人被照下像,就有口难辩了。他们并且关照我,因為我有时要外出接洽办事,路经天安门时,要将车上的窗帷放下来,免得让人看到。


  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趁去北京医院办毛的事时,坐了车子在广场周围的马路上绕了一圈。广场内万头钻动,歌声、演讲声此起彼落。大大小小的花圈和横幅标语,从纪念碑直排到了长安街。可真是盛况空前。司机对我说,他们交通科已经一再传达上级命令,不许到广场,这次能同我来开开眼,是件难得的事。他一再想将车开进广场里面去看看,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如果真让人钉上了梢,我们两个人可就倒楣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坐的车子的车牌号码被便衣警察记下来。因為查出来是警卫局的车子,才没有再往下追究。


  四月四日晚上,政治局会议认為天安门前的群眾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交毛泽东,毛圈阅了这份报告。於是从四月四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


  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前群眾和民兵、警察、解放军发生了严重衝突。到晚上九点半鐘,出动了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警卫部队,封锁了天安门广场,殴打和逮捕集会的群眾。


  四月五日这一天,江青都躲在人民大会堂内,用望远镜观看天安门广场镇压群眾的情况。夜里十一点多鐘,江青从人民大会堂拿了茅台酒、花生米和猪头肉,兴匆匆地来到游泳池,先去看了毛泽东,然后跑出来同大家说﹕「我们胜利了。大家乾杯。」还说﹕「我也要做一个棍子,以后好打人。」


  我不晓得她跟毛说了什麼。但这是场自发性的群眾运动。毛也一再说过不以武力对付群眾。我非常厌恶江青的言行和镇压事件。


  四月六日凌晨,政治局会议认為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决定继续组织三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另派九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待命。毛远新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表示同意。


  四月七日毛远新将《人民日报》记者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导」,送毛泽东审阅,毛同意发表。毛泽东说﹕「这次事件发生在,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房子、汽车)打。这三件使事件的性质变成了反革命。」毛提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提出,任命华国锋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治局根据毛的意见,做出了相应的决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四月七日晚,汪东兴在游泳池大厅召集一组工作人员和医疗组全体开会。汪宣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其实大家已经在广播中听到了。汪又传达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开完会,大家散去。汪叫张耀祠、我和负责警卫的人留下。他说﹕「你们可是要把住关,不要随风倒,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揭发。特别是医疗组的医生们,由不同的医院来的,对他们可是不瞭解。要他们不要乱讲。」汪的意思很明白,要大家在这次运动中,不要讲出一些对他不利的事。他不知道,当时医疗组的医生们,為了毛的病正在想方设法,延缓毛的病的进展,那里有什麼心思揭发批判,搞「批邓小平」的运动呢?


  一九七五年十月开始以后,毛的身体又有了明显的恶化,如前所述,每昼夜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五百毫升;经过了多方治疗,尿量也不过八百毫升左右。毛不肯做身体检查,查血更是困难。医生们无法瞭解他的病情,最后只能用查尿液的各种化学成分来判断他身体内部的变化。测定尿液中的各种化学成分,是一件很复杂而细緻的工作。所幸,三○五医院已通过外贸渠道,购置了多种生物化学分析鉴定仪器。这样才算是多少摸索到一些情况。但是却不能凭这些检验结果,作出病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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