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帝国的国家性质（中共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是封建专制帝国，应称“中共帝国”。中共帝国的意识形态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糟粕结合从西欧引进的精神垃圾马列主义而构成的极为落后、极端反动的意识形态。中共的所有制绝不是“全民”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而是中共官僚所有制。中国人民头上仍然压着三座大山：一是中共封建党国专制主义，二是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本主义，三是中共计划敛财主义。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盘剥登峰造极。中国正处在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前夜。然而，要使变革的代价最小化，必须首先充分认识这个人类史上最腐朽、最落后、最反动、最血腥的中共帝国的性质，才能使人民接受民主理念，从而结束自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后封建主义”阶段，进入崭新的民主宪政时期。
为什么说中共是封建专制帝国？为什么说中国大陆现阶段是后封建社会？为什么说中共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说明这些问题也就说明了中共帝国的国家性质。
请不要认为列宁说谁是帝国主义谁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有他特定的含义。
所谓帝国主义，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实行独裁、专制的封建君主制，奉行对内实行暴政，对外拒绝国际社会、拒绝接受民主理念，最高领导人决策随意而不受任何制约的国家；把这个国家的一切都看成是他自家的私有财产，人民都是他任意宰割的羔羊、鱼肉；它的干部是自上而下逐级册封（也叫提拔、选拔或选贤、任命）的，他想封谁就封谁，他想撤谁就撤谁。民主国家的各级主要领导人则是自下而上由选民直选产生的，民主是宪政的基础，宪政是民主和国家稳定的保障；按照民主宪政“自由、自治、民主”三个原则，各省、县市实行逐级自治，其领导人不接受上派。（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和总统莫说是撤州长（省长），就连乡村长他都无权撤销；因为省、县市也都有三权鼎立的政治架构，况且这些官都不是他提拔的。所谓君主制，就是一个人的统治。君主就是皇帝，帝亦有唯我独尊、狂妄自大的含意；共产党的头子个个都是自大狂、迫害狂、杀人狂。共产党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集立法权执法权监督权于一身，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决策、一个人拍板定案，这就是封建君主制（帝制）的特点；也可以说共产党就是封建党，党的头子就是不称君主的君主、不称皇帝的皇帝。君主制就是帝制，帝制是帝国主义的核心。帝制就是皇帝或相当于皇帝的独裁者以个人权利超越法律界限为特点，即权大于法并明目张胆地标榜“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落后、反动理论而主宰国家大权的君主制或挂着共和之羊头卖封建帝制之狗肉的实际帝制才可称之为帝国主义。不管他叫皇帝或者叫主席、总书记，总之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没有制约机制或者即使有制约机制也不过是幌子（左右手互博或者叫‘自律’），谁也制约不了他；那么他就是帝，他统治的国家就是帝国，他实际奉行的就是帝国主义——政治上独裁、经济上垄断的帝国主义；中共政体的性质就是这样的一个封建极权帝国性质。
挣扎在这个腐朽政体下的人民不堪重负，据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8000人养一个官员，唐朝3000人养一个官员，清朝1000人养一个官员；现在不到40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还不包括军队和那些人数更多的“事业单位”以及部分企业人员。如果算上军队和“事业单位”以及部分企业人员的话，甚至不到10个人就得养一个“官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综合各类报刊所得出的结论是——养一个村支书一般每年要花3至5万元（不包括王廷江、王乐义、吴仁宝一类超级村官），养一个乡镇一二把手一般每年要50万元，养一个正副区县级干部每年一般要花100至200万元，一个地市司厅级干部少不了500万，省部级每年少不了1000万元……财政大门对正副国级领导人是敞开着的，他们想花多少就花多少。中共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就高达1000亿人民币；最高级离休官员有11人（即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薄一波），更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每年耗费公款10亿元，平均每人近1亿元！次一级的高干，也耗费大量公款。如汪道涵死前几年，每年公费开支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除此之外，当局还专门为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和大公馆设有两个包括全套医疗设施的“汪办”。查阅有关资料得知，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中，有8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25个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67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只设三级政府；而中共帝国至今仍然实行着60年来一直实行的帝国六级制：中央——省（含直辖市）——（地）市——（区）县——乡（镇）——村（街）。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亲口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两千多年一贯的、六十年没变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的腐朽的封建极权专制帝国政体！不仅如此，除了为数极少的几个共产党国家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任何政党凌驾于政府、议会和军队之上；而中共帝国却是党高于一切、党操控一切，一切由党说了算、由党的核心领导人说了算。他们将政府、议会和军队玩弄于股掌之中，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党叫谁生谁就生，党叫谁死谁就死；党叫谁富谁就富，党叫谁穷谁就穷；党是上帝的上帝，党是佛祖的佛祖，党是真主的真主，党是班禅的主人……这儿没有公理，党就是公理。实际上，这个集东西方邪恶于一身的“党国”社会主义政体比历代封建帝国王朝更反动、更落后、更腐朽。
社会制度的核心是干部制度，干部制度就是产生各级官员的具体操作程序的制度。干部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核心，这个核心的关键是制衡；不懂得制衡就等于不懂政治，没有制衡等于政治腐败。中共的干部制度似乎与四千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实际上，中共的干部制度比封建社会的干部制度还要落后。中共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号，实际上采用的是原始社会的所谓“选贤”制度，并公开把信奉马列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三皇五帝时期混合起来称之为“原始公社时期”；三皇五帝时期起源并沿用近千年的极为落后的“选贤”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将个人意志强加给人民，最高领导人和各级主要领导人在“选贤”问题上随意性太强，根本没有任何制约；他想选谁就选谁，他选了谁谁就是“贤”。加上列宁的那个故弄玄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假，集权是真）”，又与封建社会的册封差不多；“选贤”与“册封”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目前中共帝国沿用的干部制度。中共帝国干部任用一般要进行以政治条件（四项基本原则）为主的附带着主要领导人（第一把手）意图的资格考察（暗箱操作），然后按第一把手的提议或意图提名推荐（内部会议），再在报纸或电视上搞个虚假的“公示（公示结果不向外界公布）”，有的还要在做好投票人(有规定级别和资格的人)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选举（通过）”一下，最后公布、任职，这官就出炉了。设置多少职务以及确定这些职务的职权范围和级别待遇也都是根据第一把手意图而定，许多可有可无的职务根本就是为了安排亲信死党而设置、为了分赃而设置，工人农民等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无法参与和左右这个官的设置和任免。
至于“民主”，由于根本不具备人民绝大多数个体参与国家管理的机制或具体操作规程，民主便成了一句空话。在中共统治下，民是民，领导者是主，合起来就叫“民主”。中共党内上至总书记下至支部书记甚至党小组长几乎没有一个是党员自愿直接选举产生的；政府、人大、政协及其各级各行各业各单位的第一把手也几乎没有一个是公民自愿直接选举产生的。民主在哪里？平等在哪里？人权又在哪里？只有中共特权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不受党和政府领导人压迫、剥削的自由。法规仅仅是他们的手中武器，各级书记等长官可以随便压迫、残害人民群众，做人民群众的主人；人民群众还得去爱压迫、剥削他们的党阀政棍，这就是中共给你的“平等”。中共的各级官员都不是人民自愿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对他构不成威胁、他不需要也根本不会对人民负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那些把“改革”挂在口头上的人们，实际奉行的并不是一条改革的路线，而是一条加强行业垄断、实行高压政策和高度集权以及全力维护领导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路线，是一条顽固守旧的路线，也可以说是一条极端自私的路线。他们把干部的任免商品化，把政府的职能私有化，把领导机关和所辖企事业单位作为尽可能地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利益的工具或阵地；由此，所有公共权力均成为腐败的培养基。他们死死地把持着这个阵地，决不允许任何一根针插进去、一滴水泼进去。为了换取更大利益，掌握一定资源的人们便把他们掌握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书记们、组织、人事等部门的要员手里；有的则更加直接，越级向上级领导显示自己的“财滑”。中共“十二大”后，书记们和组织人事等部门的要员们经过一番权衡终于把眼光放在了高学历“人才”上。然而，他们不是一味追求高学历，重点还得看看“千里马”与“伯乐”有无裙带、金钱以及其他种种复杂的关系，有则取之，取之有“道”；无则弃之，弃之有“理”。提拔干部就是向社会、向辖区的人民攫取财富以及其他种种私利的最高明的手段。在这种“选贤”“册封”制度下，谁都不会忘记上级的青睐，谁都不会忘记知遇之恩，谁都会拜在提携自己的首长、恩师的门下效犬马之劳。因为当共铲党官的好处太多了，当官就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什么便宜他都赚着，大到买卖官职发包工程、小到购置办公用品从中渔利以及多报少付名目繁多的招待费和钟点工工资，有人甚至连发给本单位人员的煤气票都截留贪占卖给送煤气的小贩。所以，无论谁被提拔或被选拔当了官都不会忘记、都会感谢和报答在各个环节为他吃劲（竭力帮他）的领导。
邓小平是通过“宫廷政变”夺取军权当了太上皇。胡耀邦赵紫阳都是邓小平指定的“总书记（总皇上）”，因“资产阶级自由化”撤了胡耀邦，“六.四”邓又废了赵紫阳，接着“加封”江泽民为“合格的接班人”；江泽民对邓小平和陈云选拔他当“合格的接班人”耿耿于怀。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所以他要感恩于邓小平；据说胡一度要提拔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由于朴方残疾不便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婉拒。胡耀邦对胡锦涛也有知遇之恩，坐团中央第二把交椅和出任贵州的封疆大吏，都得力于胡耀邦的破格重用；要不，胡锦涛能冒着触怒太上皇(江泽民)的风险而下令纪念生前就已经失势的胡耀邦吗？纪念胡耀邦，说明他不忘旧恩；如果联想锦涛会像耀邦一样搞“政改”，恐怕是人民的一厢情愿。有目共睹，胡锦涛与江泽民关系微妙，江泽民对邓先帝隔代指定的这个接班人并不看好，也曾有意废黜，想立曾庆红为帝，又恐怕人家说他有违先帝遗志，所以才没废胡锦涛，最终让他继承了帝位。胡锦涛荣登大位，对江泽民也感恩戴德。中共十七大时胡锦涛原想立李克强当“储君”，江泽民在曾庆红撺掇下效法邓小平也来了个“隔代指定”，李克强的“储君”便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取而代之。下一步，等江泽民死后，胡锦涛是不是还会为习近平指一个“储君”呢？那得看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权力来自先帝和太上皇，他们怎么会对人民感恩戴德呢？
这样一来，干部就会大批大批地封赏（提拔），卖官者在培植自己的体系和党羽，而正派人却很难被提拔起来。被提拔的干部往往是地痞无赖或者知识分子的败类，这些败类掌握了一定权力，又反过来捞回他的成本，进而经营他自己的势力，积累他自己的财富，再组成以他为核心或龙头老大的各级组织，甚至演变成黑社会或者黑红杂交的性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就是循着这个规律产生的。这个规律就是沿袭了数千年迄今未变的封建干部制度，这个制度是一整套培养选拔庸人、坏人、恶人、强人的官僚体制；这个官僚体制摈弃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摈弃了“仁爱”、“仁政”、“民为贵”和“天下为公”的思想，摈弃了“品学兼优”、“学而优则仕”的“科举”精神。在这个官僚体制中，具有大爱心大智慧大气魄的、善良的、正直的、富有激情的干部很难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相反，被提拔上去的大都是思想僵化、未老先衰的昏庸之辈或者是心术不正的坏人、恶人、强人。这个官僚体制的要害就是没有民主、平等和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这个官僚体制与国际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度背道而驰。
民主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由选民自下而上逐级直选产生，再加上他们的权力有限度、有制衡，他们根本不用也不会巴结上级（巴结没有用，谁还巴结呢？）；权力来自选民、来自民意，他才会对人民感恩戴德！正如林肯所说“……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中国的各级各行各业各单位领导人都是由上级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关系以及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惠而衡量指定、“选贤”或提拔任命（实际上就是册封或者卖官）的，这些被提拔的人就是提拔者的利益保障或代言人，而且他们的权力（除了上级）基本没有制约。在这个体制中，人们比待遇、比吃穿，比车房，比请客送礼，比贪污、受贿索贿，比种种不正之风，比得政治越来越腐败。当然，在这个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体制内，不排除有人想做清官，确实有人打小就有这个夙愿；但是，党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给他这个机会、使他做不成清官，没有做清官的氛围，他们只好稳坐赃官了。
由于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时代，再重新倒退回去已不可能，这就使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与世界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现状、中国的政治倒退与世界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巨大反差；这就使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层）出现了极不和谐的局面，这种局面迫使胡锦涛总皇上不得不声嘶力竭地叫喊“构建和谐社会”；然而，由于干部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极端落后，他的“和谐社会”是无论如何也构建不起来的。当然，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带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特点；奴隶社会的残暴、封建社会的专制、资本主义的无情以及共产主义的虚假在这儿一览无余。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文革’期间韦国清掌权的广西还发生了大批剥人皮吃人肉的事件，单武宣县就吃掉一百多人（黄克诚亲自过问了此案）；‘文革’后枪杀张志新竟然先割断喉咙插进塑料管（为了防止她呼喊口号）；秘密处死“罪犯”摘取人体器官，酷刑虐待“犯罪嫌疑人”和“劳教人员”的事屡见不鲜，数千年前的奴隶社会也不过如此。中共建政以来，和历代封建皇帝一样，一切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说了算，打击民主党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专制独裁，比封建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特权阶级为了赚取外汇，竭力压低工人工资，工人和农民有近半数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比真正的“资本主义”要残酷的多。这一切，雄辩地证明：马列毛邓等人鼓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三个代表”的歪理邪说，其实质就是“杀人和谎言”。
过去有人给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制度作过定义，如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后来马列发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前三种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内容，“社会主义”是笼统的、空洞的、不符合汉语组词规范的或者说它是没有主语的不完整的名词，“社会”如果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名称就像一个国家的国号就叫“国家”、一个人的名字就叫“人”一样荒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符合汉语组词规范的、不完整的一个荒唐的名词竟被国际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列用来改变人类的历史并给人类带来空前巨大的灾难。本来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已经被世人公认为“乌托邦”——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虚构的假设的东西，那么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搞了一百多年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能够向着“共产主义”演进，用中共元老薄一波生前的话说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还没有看出任何优越性”；而相反——种种迹象表明“社会主义”是一种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的种种弊端之大成的一种极为落后、极为腐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端反动、极端残酷的集权专制制度。中共摈弃了历时五千年培育的以“仁爱”为主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进口了西欧的马列邪恶政治理念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人民变成了共产党的人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每一分一毫都是不干净的，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目前我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垂死阶段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称“后封建主义阶段”比较贴切。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经济行为要在法律规范和舆论监督下进行。而我国腐朽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保护着这种肮脏的资本积累，正保护着这种血腥的、掠夺式的经济行为，此即所谓“保驾护航”。因此，马列毛邓主义以及初级阶段的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就成了共产党对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指导思想。
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中共帝国的所有制是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中共宪法总纲第六条说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中共宪法没有界定“全民”或“集体”的范畴及其中的具体的个人如何享有那些“所有”权，更没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作保障和具体实施细则可供参照执行；所以说，这个“全民所有”只是一个空洞的说辞，“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也仅仅是泛泛而谈，是玩弄“假大空”名词而已。在中共统治下，谁掌了权就是谁的，无论是一个单位还是地方，无论是党政还是企、事业单位，党的书记就是皇帝；由于大小官都是书记封（任命就是册封）的，制约机制（人大、政协）不过是附在党政身上的赘生物（多一张喝人民血汗的嘴）、不过是分赃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因而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条条块块上的土皇帝，他们任意“优化组合”，直至把国家、集体、人民的财产完全聚敛到自己的账户上。一个地方政府、一个党委机关，一个企、事业单位，几乎找不到不贪污受贿索贿的领导人；以权谋私就是“职业”、就是“行政”、就是“顺理成章”。有人说中共是“封建党”、是“大犯罪集团”，中共帝国政府是“贪污政府”，中共提拔干部是“坐贼分赃”，那是恰如其分的。方励之先生早就说过，中国的所有制并不是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而是“领导者所有制”；这个“领导”就是以顽固派为主体的特权阶级——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公有制”，这个“公”就是皇帝，当今的“公有制”也是皇帝所有制；大大小小的书记都是皇帝。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不是根据政府的招牌上有没有“人民”二字，而是要看他实际做了些什么。如果说1949年后不是私有制的话，那么，在1980年至今的近30年里已经完成了所有公共权力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所谓‘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只剩下一个空头名词。
；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这些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有以下九个渠道：（1）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2）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3）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4）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5）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大陆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6）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7）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都是当地高官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8）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9）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资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了望》杂志发表文章，悉数三类特殊利益集团及其恶行。文章所列的第1类特殊利益集团是众多的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文章指出他们通过某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谘询师，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第2类是金融、能源、邮电、运输、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他们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规政策出台。第3类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多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政治舞台声张、谋取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干预行政决策。
这些亿万富豪的强取豪夺无不与政权机构和家庭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创收过程无不充斥着暴力和血腥（阜新市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亚忱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从而证明了我的论断：目前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一个凶恶的血腥的特权阶级——即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中共帝国的所有制是——中共官僚所有制。
在中共官场上，已经由不得你不以权谋私，你若不以权谋私就混不下去。这个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机制与政治上的独裁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一直延伸到中国社会所有行业的每个环节和个人。人人都想做人上人，由不得你不想做人上人，因为做不了人上人就得做人下人。中国的人上人就是压迫人、剥削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还自称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中国的人下人就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对人上人得低三下四、口头上还得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被有权有势的人拳打脚踢、蹂躏百般、奄奄一息，口中还得念念有词，谵语般的说什么“共产党讲理”、“社会主义好”、“人民政府会做主的”、“法律是公正的”等等自欺欺人的话。普天下有多少“反革命”、“右派”、“敌对分子的走狗”以及宗教人士、异议人士被非法关押，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人们却麻木到了极点，竟然说什么“儿女被爹娘错打错杀了也不该怪罪爹娘”，这是多么可悲可怜！中国人民被愚弄到了何种程度。根据这个反动透顶的强盗逻辑，在家里无辜被打被杀，邻居不能过问，要过问么，那就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那就是“以人权压主权”。岂不知，国家主要是由每个公民组成的，如果每个公民的起码人权得不到保障，那么还要这个“主权”干什么？说到底，这个“主权”就是（中共帝国）党权和党的领导人的权利。
中共一至五届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先生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国家机器）”，他说：“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愈殷，其愚也愈深”。陈独秀先生又指出，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然而，中共“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发动了许多次暴动；毛泽东在江西屠杀AB团（有一万多人被枪决或砍头、剜心、活埋），把“革命”引向暴力和血腥的道路。陈独秀亲手缔造的党已经违背了他的初衷、脱离了他的轨道——“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国家机器）”的国家理念，从而走上了暴力血腥与专制独裁的道路……经过一番沉痛地思索之后，陈独秀先生终于看破迷津，毅然决然地同他亲手创立的党决裂了。陈独秀终于保持了他的优秀品格，保持了自己的良知和良心；凭天理良心做事，宁可人生“失败”，也决不像空前绝后的杀人狂毛泽东那样“成功”（毛的“成功”是用8000万人民的鲜血书写的），更不能像毛的狗奴才周恩来那样——把良心卖给魔鬼，还想要人民记住他的“恩惠”（最虚伪）。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在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立法，但并没有走出“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怪圈；尤其是顽固派李鹏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在顽固派头子江泽民授意下制定了很多为中共党治社会服务的反动法律。中共统治阶级制定一切法规的目的都是为了管理党国，都是为了工作好做，也都是为了强迫人民就范。应当指出的是，管理和建设国家是全体公民的事，而不是用法规剥夺人民的合法权利、限制人民的自由；更不应当把那些对国家的管理和建设提出异议的人关押、流放甚至迫害致死。一个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的国家不是人民共和国，而是封建专制帝国，它的法规与两千多年前的罚规没有根本区别。当今中国不是法制社会，而是人治社会+党治社会。
民主国家从来不明文规定给这权那权，人民却真实地享有它，因为这些权利是天生赋予的人权，为什么还要你赐给才能有呢？你明文规定赐给的权利却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给过，你的文件是欺人之谈。
这个反动腐朽的政治体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59——1961三年天灾人祸中饿死我同胞三千多万（阿波罗网田丰在<面具后的周恩来初探>中说有四千四百万农民饿毙），十年“文革”整死民族精英三千多万，单毛泽东在位27年就整死8000多万人（人类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政治犯杀了一批又一批，三反、五反、反右、社教、清理阶级队伍、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深挖“五一六”、一批两打、一次次的“严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八九·六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镇压民主运动、限制宗教信仰……中国人民重新掉进了桀、纣、秦皇三合一的残暴统治的深渊。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如此独裁、反动、腐朽、落后？又有哪一个民族这样悲惨不幸？邓先帝的“四个坚持”，说白了，就是一小撮中共顽固派和他们那个特权阶级永远统治中国人民、永远愚弄和奴役中国人民、几千年一贯的半个多世纪没有改变的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专制制度永不打破。
各级政府应当是为国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党工作的，更不应该为某个党派所左右、接受某个党派的领导或控制。政治的关键是制衡，也可以说政治就是制衡；而中共政权的制衡机制是虚设，也可以说中共政权没有制衡机制；没有制衡机制的政治是没有前景的，没有可操作性的制衡机制必然导致腐败，假的制衡机制或制衡机制仅仅是摆设、是骗人的、是不起作用的，那比没有更坏。立法、执法、监督三权必须分立，必须互相制衡。数百年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证明：三权鼎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精粹，是立国之本。
国际社会公认：没有不同意见、没有反对党的议会不能称其为议会，没有议会、没有反对党的国家不能称其为共和国。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必须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军队国家化……
中国人民的头上仍然压着三座大山：一是中共封建党国专制主义，二是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本主义，三是中共计划敛财主义。这就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还没有统计过”的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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