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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驳“三个代表”
提示：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够代表生产力、代表文化、代表人民；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详情见下文：
一驳“三个代表”——中共政权是钳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众所周知，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制约的，只有生产关系和谐，生产力才能得到良好地发挥和发展。那么，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是和谐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呢？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或评判生产关系的合理、和谐、先进与否呢?社会制度的落后与先进是生产关系落后与先进的先决条件，社会制度和国家机器也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形式。也就是说，只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机器，才有先进的合理和谐的生产关系。目前，世界上大抵分为两种社会制度——也可以说是两种生产关系，即集权专制型社会制度或生产关系与民主宪政型社会制度下的和谐生产关系。“共产主义革命”把全部力量只放在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上，却忽略了另一种私有制──社会公共权利私有制，甚至在消灭前一种私有制的同时强化了后一种私有制；由于社会公共权利的私有制的巩固和加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便成了徒有虚名（假公济私）；从而说明了共产党虚伪的政治本质。社会公共权利的私有制在共产党集权专制的统治下体现得淋漓尽致。集权专制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就是把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公共权利集中在最高领袖和他们那个特权阶级手里，国家各级领导人都不是民选产生，因而不能体现民意；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劳动人民（包括脑力劳动者）则由于集权的缘故而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那么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以及其他资源都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生产力就像戴上了沉重的枷索，其发展便受到羁绊。民主宪政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处处时时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公共权利随时受到议会和公民的监督和制约，能够确保以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主要体现在直接选举、监督制约议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上，民意还有另外一个重大体现形式——那就是全民公决；这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以及国家机器都是人民的选择，在这种生产关系或社会环境中，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劳动人民（包括脑力劳动者）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可谓心情舒畅、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以及其他资源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生产力就会合理、健康地发展。
德国分为东德西德时，朝鲜半岛分为南韩北韩时，两边的经济基础是差不多的，后来一边富强一边贫穷，皆因各自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所导致。那么，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中共帝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机器？中共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呢？1949年后的中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为两种价格（所谓价格双轨制）——即国家计划价格和市场自由价格，‘改革开放’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由此使中共特权阶级化公为私。粮食，分“国库粮”和“农业粮”。户口，分“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以及20世纪90年代兴起“长期居住户口”和“临时居住户口（暂住）”。学校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叫“公办学校”，另类叫“民办学校”。医院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额拨款的“非赢利医疗机构”，另类是1980年后兴起的非但不拨款还要征收管理费等项费用的“民办医疗机构”。企业也分为两类，一类叫“全民（国营）企业”，二类叫“集体企业”，三类是1980年后兴起的“民营企业”。事业也有“全民”、“集体”、“个体”之分。工人分类更多，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以工代干”，有正式工、有合同工、有长期临时工、临时工、日工及小时工，正式工享有一定特权，以工代干则享有更多特权；80年代中后期以来工人分为合同工、临时工、日工及小时工等等。公务员也分为“实职”、“虚职”、“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一线”、“二线”、“下派”、“挂职”、“合同制干部”、“顾问”以及“离休”、“退休”、“内退”、“病养”等等。工资，分为档案工资和实领工资两种，档案工资是根据国家规定核准的工资额，实领工资则是所在地区或单位第一把手想给多少就是多少。公务员终生享受退休前的级别待遇，即便是服刑贪官，每月拿的工资比上班的普通公务员还多，据2008年11月2日《新安晚报》报道，安徽潜山县综合经济开发区原副主任曹某获刑入狱，职务被罢免了半年，仍然每月按时“拿”工资。直到记者采访此事后，“贪官的工资才被叫停”。而有关方面对此的解释是“误发”。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入狱贪官都继续享受着入狱前的经济待遇。而已经退休的工人待遇则是退休的一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的二分之一或更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民工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据有关学者统计资料显示：当今世界一百多个（统计数字）国家中，有8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25个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67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只设三级政府；而中共帝国至今仍然实行着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行的六级制（不算管理区）：中央——省——市——县——乡——村，这就是两千多年一贯、近六十年没变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的臃肿腐朽的封建国家政体！
我们说中共是一个封建专制党，是因为中共的各级领导人并不是党员直接选举产生的；它不是自下而上选举，而是自上而下任命或者册封领导人；在这个组织里，生杀予夺大权都集中在党的总书记以及各级第一把手手里，像列宁、斯大林一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独裁者；谁要有不同意见，谁要反对他就是反革命，就是敌对分子，就是政治异己分子，就是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就会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被消灭肉体；中共建党以来的数十次“路线斗争”和历次政治运动难道还不能够说明这一点吗？说中共帝国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君主制国度，是因为君主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人的统治、一个人说了算。中共帝（党）国在党和国家重大问题上都是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党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他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决策、一个人拍板定案，集体领导不过是幌子、是遮羞布，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都不能动摇他的核心和领袖地位；君主制的另一个特点还表现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像历代封建君主一样，中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由先帝指定或者隔代指定的；而不像国民党（十五大以后）那样——党主席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因此，中共帝国是一个不称君主的君主制帝国。
说中共是钳制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或者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是因为体现中共落后生产关系的社会制度的核心——中共帝国的干部制度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最落后的干部制度；因为这种干部制度是以体现领导者个人意志的任命或册封手段建立国家各级政权的一种极为落后、极其腐朽、极端反动的干部制度。由于实行这个干部制度，具有大爱心大智慧大气魄的、正直善良的、富有激情的干部很难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相反，被提拔上去的大都是思想僵化、未老先衰的昏庸之辈或者是心术不正的坏人、恶人、强人。如贪官刘青山、王保森、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刘方仁、田凤山……都能步步高升，而连青海、吕净一等成千上万的正直干部都受到压抑、打击、迫害甚至被暗杀。由于干部都是上级“选贤”“册封（任命）”的，那么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感受，他们只对上级负责，对第一把手负责。如各机关单位管财务和后勤的干部除平日里为领导谋私利外，每逢节假日还会竭力为自己和这个机关单位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人员谋取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福利’，有谁去为‘外人（人民）’谋福利呢？没有，从来就没有过！不平等、特权从延安时期就很严重。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特四灶，中灶的肉、油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大灶是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中灶是中级干部，小灶是高级干部，特灶是中央首长的伙食标准。当时盛传着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党是这样向来延安的年轻志愿者（受骗者）解释等级制度的：“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比如毛主席，党要他每天吃一只鸡。”2007年春节期间，各级党政机关的小金库提取人民币400多亿元用作发奖金、福利和津贴；另有400多亿美元等值外汇流入香港、美、欧、加、澳等国家和地区；难怪居住在国外的中共高官亲属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就能过上上等生活，原来他们享受的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由此，这种极为落后的干部制度为核心的中共帝国社会制度所派生出来的生产关系便沦为一种极为落后的生产关系，这种落后生产关系极大地钳制了生产力的发展。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先后大批地屠杀民族精英——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引领阶级或精英集团——知识分子和地主、资本家，搞什么社会主义改造，使本来就比较落后的生产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劳动人民顿时陷入了饥饿和死亡的深渊（单毛泽东在位27年就造成8000多万人死于非命），生产技术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几乎被中共统治集团盘剥得一干二净，据山东联合日报报道，中共建政四十多年间对农民的盘剥超过10万亿，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把农民打成二等公民，除了名目繁多的集资、捐款外，农民要为统治阶级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费等近千种非农业人口不需要交的费用；九十年代以后，中共又在极力加强对工人阶级的疯狂压榨和盘剥，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吸引外资就是靠极为廉价的国内劳动力，其外汇收入就是靠竭力压低工人工资收入为手段而创造的。在中共统治下，全国有数亿下岗失业人口由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
邓小平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科技几乎是一个空白，几乎没有什么提的上口的东西，而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则得到了飞快的发展；就从交通工具方面来说吧！汽车、火车、飞机、舰船等等，不都是在西方国家发明和更新的吗？再看电器，电视、电话、电脑不也都是在西方国家发明和发展的吗？那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干什么去了？至于人民生活水平，那就更不用说了，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是中国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而中国在耗费能源方面则是人家的数倍或数十倍甚至百倍，生产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交通事故以及其他生产活动中的死亡率也都是西方国家的几十倍或上百倍；如果说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方面无能为力的话，那么他在盗窃、制造杀人武器方面倒是颇为能干的；自中国人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始，中共政权就从大洋彼岸请来三个丧失了灵魂和人性的披着华裔外衣的美国学者（就像春秋战国时期齐王宫里出卖灵魂和肉体的易牙、竖刁和开方），从而搞到核武技术数据并制造出核武器，完成了中共反动政权“取人之技、助己之恶”的罪恶目的。
综上所述，这难道就能说明中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吗？有人会说那是以前的事了，那么，我们就说说现在吧！没有比较的说教不能说服人，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就比较一下吧！远的不说，就拿我国和日本来比较一下吧：1800年，中国GDP是世界第一，占当时全球总量的33%，1900年降为6.2%，1949年降为5.7%，1997年降为3.5%。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中国的GDP仍是日本的3倍，但在二次大战中国战胜后的50多年里，日本超过中国8.5倍。日本仅有中国1/25的国土、1/10的人口，创造出今天3万多美元的人均产值，这是中国900美元的33倍（2002年）。2003年中国制造业总量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是中国的2.4倍。显然，中国远称不上“世界工厂”，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按世界银行WB于1995年的新计算法，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位，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日本文盲率为0；中国为10%，1.3亿，接近日本人口总和。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至今却仍然是0。日本1905年适龄儿童小学就学率就达96%；而中国1997年则仅为65%。日本的教育经费近10年一直保持在国家总预算的约8-9%，而中国则徘徊于2%。我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的1925年，这在当今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落后于中国曾无偿支援的许多非洲穷国。生活水平位居全球最高之列的日本人处处厉行节约，常常“小气”得惊人；而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生活水平的中国在公款吃喝搞排场等方面却“大方”得令人瞠目。谈生产力就不能不涉及人的创造原动力，说到人的创造原动力就一定会涉及到思想自由和资讯自由流通的问题；没有思想自由和资讯自由流通，人的创造原动力便受到极大地钳制，或者根本谈不上创造原动力。日本是亚洲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国则在193个国家中排名第173；日本之所以生产力发达，思想自由和资讯自由流通起着重要作用。日本文化，只不过是华夏汉唐文明的一个分支；那么，日本人凭什么能后来居上？凭的就是励精图治，凭的就是优胜劣汰的制度优势。中国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上，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事实上，二战后，麦克阿瑟将军帮助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宪法，推行宪政，使日本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以后几十年，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差距拉大。今天，日本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妓或腐败曝光后执政党敢不谢罪下台？而中国的贪官污吏则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有恃无恐。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之巅的时代，日本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中共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钳制和内耗；日本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而中共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中日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社会体制，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综合素质上，最终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件就行，那种将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中共顽固派却还是硬拉着中国继续走这条路。
再拿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台澎金马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作一番比较吧！台澎金马面积是中国大陆的（约）二百六十分之一，台澎金马的人均收入却是中国大陆人均收入的(约)一百倍；大陆除任意挥霍人民血汗而不受制约的中共统治集团以外（中共各级领导者每年公费吃喝早已超过6000亿），普通老百姓别说出国，就是在国内旅行者也是极少数，台澎金马的人民呢？据上个世纪末报道，人家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每年都要出国旅游一次（单从2007年总人口2300万的台湾来大陆旅行的就达4000多万人次，而人口70倍于台湾的大陆去台湾旅行者若按台湾标准应有28亿人次，却仅有150万人次，是人家的2000分之一。此信息来源国台办），人民生活的富足说明了什么？台澎金马实行的是民主宪政制度，民主是宪政的基础，宪政是民主的保障。宪政就是限制政府，使政府“利维坦”只能为人民服务，而不能伤害人民。台澎金马的领导人都是民选产生，那里的生产关系非常和谐，那里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上早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即便这样，人家不仅没有说自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还大唱“酒干了倘卖没”来形容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哩！其实，日本、韩国、台湾在1949年以前和中国大陆的基础差不多，可以说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现在人家为什么那么发达，中国大陆为什么还那么贫穷呢？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大陆有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和反动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派生出来的落后生产关系从而钳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共不是一贯地谎称“是历史上最好的阶段”吗？那么我们就历史地看一看吧！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在各国之先，中国强盛的时代真可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中国曾是全世界头号大国、强国。现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不仅政治极端反动、意识形态极端落后，经济在世界上的比例也远远落后于历史任何时期，乾隆年间国民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51%；民国初年的GDP占世界的27%；民国11年的GDP占世界的12%；到1949年时的GDP仍然占世界的5.7%；而2003年中国GDP还不到世界的4%。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基础上的，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是以牺牲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为代价的。2003年的GDP还不到世界的4%，而钢铁、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新华社2004.3.4报道）。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每年土地沙化面积从100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2亩，2003年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抢占农民土地）”运动中，最近几年全国减少耕地一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律仅占40.9%，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突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最新报告表明：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七个，太原市“荣登”榜首。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对中国三百个城市的测试，得出结论：70%的中国城市不宜居住。世界银行的研究则表明，70%的中国河湖遭受重度污染，每年至少有30万中国人直接死于环境灾难。中国环保总局发布的报告也承认：2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严重污染”地区。因污染造成的环境灾难，每年耗费国家2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是10%，一正一负，相互抵消，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等于零。
除了社会意识形态对生产力影响之外，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其自然发展的一面，也就是说生产力还可以自然发展。看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先进与否，必须要与国际社会各国进行比较，要用本国人均占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与国际社会人均占有进行比较才能客观、准确。这是个前堤，没有这个前堤就会有失公允。用过去比现在，拿当代人比秦始皇，那样比不公允；我们的百姓能吃上饭、能骑上自行车，有时还可以乘坐汽车或火车，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制度优越，那种“过去比现代的方式”显然是自欺欺人的。有个强盗对路人说，“我本来是要杀死你的，现在我决定不杀你了，因此，我就是你的大救星——救命恩人（由杀人强盗变成了救命恩人），我对你有再造之恩；你必须对我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我（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我亲。你们不是要求与国际社会接轨吗？美国有个感恩节，你们可得感我的恩呀！”在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个人根本就没有杀人的权力，也不应该杀人。因此，他没杀你并没有形成救你生命的事实，你更没有必要对他感恩戴德；中共强盗少杀你一个或者暂时没有杀人并不能改变它的杀人本性。中共统治阶级盘剥了人民财产，然后拿几张人民币到电视上递给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贫困人口，让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孰不知，强盗抢了你的钱然后再给你一点点，你有必要感激他吗？中国自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是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是自然的发展和掠夺性发展，国际经济潮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为自然性发展，中共统治阶级用暴力竭力盘剥劳动人民形成的经济增长为掠夺性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靠这两种形式起家的。即便是这样，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仍然差得很远很远，当然不包括杀人武器；因此，中国人民没有必要感谢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相反——正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使中国人均占有远远低于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就很能说明问题；台湾人均占有高就是因为那儿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实行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综上所述，一句话：中共政权是钳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二驳“三个代表”——中共强加给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意识形态·所谓文化？即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及这个创造过程的总称；从狭义上讲，是指与社会制度和国家组织机构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既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会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文化还包括各类文化知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全民的教化过程。像生产力一样，文化也有其自然发展的一面；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中摈弃集权政治影响的时候，人类文化就完全进入了自然发展或自由发展的时代，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法合乎人、人合乎法、人与法自然和谐的时代，亦即人类文化的理想时代。然而，现代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实行集权政治而制约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代表中共帝国文化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吧！
一个人，一个党派团体，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敢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想想自己曾经许过的诺，不敢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的话，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中共尚未建政的时候就向人民承诺“建立一个像美国那样的、人民能够充分享受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国度”，据《历史的先声》一书记载，这些话经常出现在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这些承诺对于中共号召人民参加中共军队用暴力推翻脆弱的中华民国政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共许许多多的先烈和先辈们就是本着中共的这些承诺而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上当受骗）的。当中共夺取政权后，除了铺天盖地的装饰“人民”名词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害人民。中共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就是以虚假的政治名词来掩盖其极为反动的政治本质。中共党章、中共宪法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经常出现的政治名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公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还有“人民充分享受民主、自由和平等”、“人民充分享有自由结社、示威游行、新闻出版等项权利”……乍一看，话说得真好听；细究起来，全是骗人的空话。为什么说他是骗人的呢？你看！党章、宪法和领导人的这些讲话都没有实施细则、都没有具体操作规程，就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没有任何司法基础作保障，也就是说当权者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完全可以不给、实际上就是没有给你这些权利。而限制人民这些权利的法规却都有实施细则条文（如《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提前5天报告事由、参加人数、负责人姓名住址职业电话及联系方式并填写申请表，甚至连标语口号、宣传内容都必须事先报告，批准后才能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按规定‘集会示威游行’），都具可操作性和强制性。由此可以看出，前面的那些给人民的“权利”、“为人民”的好话全是假的，后面的实施细则才是真的，“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才是真的，“一党专政”才是真的；这就是中共的政治虚假和虚伪政治。大家都知道中共弄了一个《劳动法》，文中说了许多好话；但是，它说得那些好话并没有实施细则，更没有强制执行的具体操作程序。因此，它不过是表面文章；如山东临沂市的所有超市都没有按《劳动法》给营业员办理养老保险（其实全国皆如此），其他福利一无所有，营业员每月全勤只能干巴巴领400——600元人民币。原因是什么，准确地说，那些超市大都是官员私有或者是官员参股的企业，超市赚取黑心钱的最大收益者是企业老板和他们背后的官员们；他们不执行《劳动法》是受到党和政府的默许和支持的。
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现了全体国民的意志，她不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西方国家的法规是由公民自愿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并由全民公决确立。制定法规必须站在被统治阶级、被管理者和服务对象的立场上；而中共制定法律都是由主管部门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制订“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律。西方国家的法律从来没有规定给人民这权利那权利，而人民却实实在在地享有这些权利，人家说什么？这些权利是天生就有的“天赋人权”，不需要党和领袖赐给才能具有。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就连过路车辆送不送路边的病人去医院，苹果树枝伸长过墙邻居能不能摘果这样的小事，英国法律都有明文规定。你不送路边的病人去医院就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良心谴责，邻居家的苹果枝伸长过来你不能摘果，否则你就会受到处罚。那样，还需要学雷锋吗？还需要供养着一个世界上最最庞大的党组织来“教育”人民或“代表”人民吗？有了这样的抑恶扬善的硬性法律条文，人的头脑里的“恶”才会逐步弱化，而“善”则会被强化。中国要是有这样的法律，遭遇车祸的年仅24岁的辽宁省大洼县农民工刘明明也不至于12次向110、120以及过路车辆求救三个半小时无人理睬而挣扎死去（2007·3·4信息来源新华网）。然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文。该立的法不立，对人民有好处的法不立；据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2005年报道，某乡镇干部的妻子竟然杀死自己女儿的十五岁同学，两万元把尸体卖给某乡民配阴婚。国家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干什么吃的？这些恶俗应当明令禁止；起码应当在这些恶俗盛行的地区订立严格禁止这些恶俗的地方性法规，难道这些地方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公务人员个人财产申报查究制度》、《遗产税法》为什么酝酿了两个世纪（指跨世纪）至今难产？中共高层也害怕建立《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查究制度》会制约自己贪污受贿索贿，害怕《遗产税法》会使他们盘剥来的巨额财产暴露或收取高额税金，所以总是用‘时机不成熟’为借口推迟立法。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中共高官亲属中，40%经商，52%靠资产过着上层生活！一半以上的人不用工作，贾庆林的两个儿子和曾庆红的儿子曾伟都移民去了澳洲，而且这俩政治局常委都不同意申报自己和家属的经济状况。移民美国的中共高官亲属中，60%经商，25%靠资产过着中、上层生活，12%在当地专业界。这个比例数也相当可怕。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来的法律基本上是抑善扬恶的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单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律。有了这个抑善扬恶的法律，社会上就会出现种种邪恶——吃、喝、嫖 、赌、抽、坑、蒙、拐、骗、偷，道德沦丧、各类暴力犯罪层出不穷，人民深受其害。
社会上的种种罪恶与党和国家组织机构和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氛围密不可分，邓小平深受权力独断之害，可当他凌驾党中央之上、成了太上皇时，却说：“毛在（位）毛說了算，我在（位）我說了算”。由此可见，中共营造的这个邪恶政治文化氛围就是培养独裁者杀人狂的摇篮。党和国家组织机构在不断地进行暴力犯罪，如大批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八九·六四就是例证）、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现仍有大批民运人士被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随意逮捕关押迫害新闻记者和宗教人士（现在至少有42名新闻记者、成千上万的宗教人士被关押和劳教）……有邪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所催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上的种种邪恶和犯罪还能减少吗？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是中共邪恶政权保护党阀、政棍、“企业家”等犯罪分子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公开的疯狂犯罪的有利证据之一。当农民拿着基金会的存单找“人民法院”打官司时，得到的回答是“不受法律保护”。而农村合作基金会成立并运作时却为什么受到法律保护或默认（有农业部以及有关部门的红头文件）呢？这就充分说明：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中共邪恶法律是保护中共党阀政棍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残害人民的工具；人民的死活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
要使国家的法律营造一个良好框架，用这个框架来规范政府官员和每个公民的行为，把人引向善的轨道，从而摈弃恶习恶俗等邪恶，摈弃暴力，摈弃引导人们使用阴谋暴力手段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罪恶目的的一些强权观念——即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才会长治久安。难道为了一党一己的利益就可以置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于不顾吗？
教育也属于文化范畴，中共标榜的那个“义务教育”不过是跨世纪的谎言，自打出笼，就一直停留在口头和官样文章上，从来就没有履行过任何义务。义务是应尽的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和不受酬。可孩子们从学前班到中学毕业，选校费、借读费、班费、学杂费、赞助费、书报费、补课费、材料费、考试费、电教费、住宿费、治安费、保险费、军训费、看车费、饮水费、服装费、取暖费、空调费、强迫查体费和校门出入证费等等、等等，我们该负担的和不该负担的都得负担。请问“义”在哪里？“务”又在何方呵？据2006年《人民权利报》署名大地的文章说，在海南试验中学上一个初中就得缴费3万元，这还不算生活费和学杂费。人们说这是“教育乱收费”，可教委说经过物价局批准；说是“赞助”，学生家长都不是自愿；说是“入股”，没有凭证；说是“抢劫”，学校并没有用枪指着你呀！看来，所谓“义务教育”不过是卖弄名词搞心理欺骗而已；其实质就是榨取钱财。近十多年来，“房改”拿走了我们毕生的积蓄，教育再榨干我们的骨髓，制定政策的人们只盯着我们的口袋。每年有大笔大笔的财政款项拨给学校，一所好一点的学校每年还有数千万的收费，银行的提款车就停在学校。因为没有钱，有多少寒门学子被挡在校门外；因为没有钱，山沟里再也飞不出金凤凰；因为没有钱，酿出了多少人间悲剧……教育腐败配合政治腐败一起撼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基。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学校敛的那些钱到底弄到哪里去了？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分管书记、县市长、省长、部长、财政厅局长和教委主任、校长以及后勤主任等人私分那些钱的场面，但我们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都富得流油、富得无因由；一个小小的电白县教育局局长（陈建明）竟拥有银行存款512.2万元和一幢（县城）造价18.9万元的楼房（新快报报道）；一个贫困县（广东吴川）教育局一年半内就分吃教育经费600多万，局机关日报餐费4000元，局长司机年报修车费17万（2004.6.23李金华审计报告，此类问题在全国很普遍）。手握大权制定收费标准或默许高收费的人们，他们制定政策时都是从一己或部门私利（既得利益集团）出发，根本不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他们旅游说是（公费）“考察”，那门票就出现天价；他们不用亲自去办理逐项手续，那手续就繁琐复杂；他们据公车为私有，汽车火车票价就一天三涨；他们不用亲临菜市场，菜市场就脏乱不堪；他们不用步行或骑自行车，人行道上就乱停乱放（中小城市）；他们不用种地，那地膜、化肥、农药就随意涨价；他们有的是钱，那房价、那学校收费、那高昂的医药费就会居高不下（试问10毫升氯化钠滴眼液怎么就值13.80元？能买5千克大米，够一人七天食用）……那些高收费、那些涨价首先使各级领导人受益，受害的总是消费者、总是人民群众。
再看中共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中共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结果又是什么？社会上层出不穷的腐败分子到底来自哪里？回答只有两个字——学校，学校（尤其是党校和马列学院）就是教唆一切犯罪的基地。是学校首先把那些腐败分子培养了出来的，然后走向社会并进而危害社会。试问有哪个犯罪分子不是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又有哪个腐败分子不是学校教唆和社会培养出来的呢？那么，我们还不应该拷问拷问我们的社会制度所派生出来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育目的吗？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盼明君、清官，却世世代代培养着神仙、皇帝、救世主，世世代代造就独裁者，世世代代养成屈从专制的奴性，而且至今不肯改悔。中共所进行的教育都是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的，中共在传承封建文化的过程中摈弃了我们民族的精神精华、摈弃了“仁爱”；中共当局在竭力营造一种腐朽的专制文化氛围——不断向人民灌输马恩列斯毛邓以及“三个代表”的反动思想，进行暴力教育，如遍及全国的烈士陵园、血色（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地、马列学院、各级党校以及那编造的“历史遗迹”等等，都在不断地对人民进行洗脑，都在宣传数千年一贯的封建专制思想；精神垃圾充斥报刊杂志、电影电视，甚至连游戏节目也成为暴力和毒化宣教的阵地。思想政治教材更是充斥反动内容，教材中贪污犯、独裁者、杀人狂、心理变态者比比皆是，而且正在成为学生的偶像和榜样，其中就有被处死刑的大贪官成克杰，江南时报2001.9.24报道：……河南新乡初一教材扉页上有成克杰在一大帮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簇拥下得意地微笑，照片说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我们成长（这无疑是自我嘲弄）。全国的大、中、小学甚至连学前班都成了培养奴才和专制思想的基地，学生不是被培养成思想僵化庸碌之至的奴才、“绵羊”、任人宰割的鱼肉，就是被培养成不可一世的贪污犯、独裁者、杀人狂、心理变态者；学生没的选择。
除了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腐败教育外，山东省在2004年录取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还增添了如何向领导行贿、送礼的技巧的试题。中共纪律检察部门总结中共官场送礼的七大攻略：一是“过节送礼太正常，小小红包献吉祥”；二是“你家有事我捧场，沟通感情多来往”；三是“领导拍板单位支，公款送礼我无私”；四是“你怕出事不要紧，送你家人照样行”；五是“先送小来再送大，一步一步引诱他”；六是“亲情友情加交情，水到渠成事定成”；七是“你真不要先用着，以后有了再还我”。可见中共邪恶政权着意培养腐败，腐败已成为中共官场的主旋律。不仅如此，电影电视几乎时刻都在鼓动暴力、强化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反动的忠君思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均披上了“正义和爱国”的外衣。到处展览的兵马俑和传统的封建文化以及新独裁者的新专制思想正在成为中共专制文化的主旋律，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深受毒害，人民正在被麻醉、被奴化、被毒化。中共控制下的所有论坛、所有关于正方与反方的辩论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所有的（主要是指吃国家财政的）专家（伪专家）讲座从不涉及现实与时政，有的只是咀嚼马恩列斯毛邓以及‘三个代表’等精神垃圾、只是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以及他们指甲缝里的灰垢作津津有味的褒贬品评。就连那个冠以“科学与教育”的电视频道，也都把“xxx湖里的神秘怪物”、“三清观神像会说话”以及“牛下蛋”等垃圾扯淡当作研究对象，还聘请一些故弄玄虚的“专家、记者（实为伪专家、伪记者）”一次又一次地采访考察、一集又一集地制作播放。某省电视台竟然围绕着“人的命重要还是狗的命重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政治改革”、“民主”、“直选”等名词均被视为敏感或违禁字眼，就连“真、善、忍”仨字都成了网络忌讳，使用这些字眼，互联网上立刻就会弹出警告和恐吓的“对话框”——你注意啦——不要说我不愿意听的话、写我不愿意看的文章，否则你就是“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就会把你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有的网站干脆把所有涉及“敏感话题”和“违禁词语”以及“屏蔽词”的文章一删了之。社会上种种骇人听闻的犯罪皆源于此。
请看看吧！那些把母亲推到河里淹死的（临沂），用刀砍死父亲的，为了生男孩杀死亲生女儿的（辽宁），因为妒忌把亲侄子推到井里的（山东郯城胜利乡），为了卖尸杀死女儿同学的（2005中央电视台12频道报道）；尤其让人气愤的是，贵州威宁县新发乡中学竟有两名老师胁迫13岁至17岁女生“卖处（首次性交易）”，民间传闻受害女生达百人以上，有报道称受害人数83人（此案正在查处中2007.7）；陕西长安县郭杜镇20岁女教师竟带领10名学生绑架他人（2001.8华商报）；广东高州小学校长吴瑞烈竟残杀学生藏尸床底（2006.11羊城晚报）；河南宜阳中学教师杜石现竟为170元棒杀三名学童（大河报2001.9.9）；湖北钟祥市“优秀教师”潘楷为当校长竟毒倒136名师生（2001.5.6）；重庆一名读法律专业的女生刘某为了给女友筹集路费竟然杀死住在隔壁的年轻貌美的女邻居，贵州省5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竟用杖刑、滴腊、溺水、活埋等手法残忍杀害一个12岁男孩，而且他们还自创酷刑，让那个男孩抱成一团当沙包，然后一人冲上去就是一脚，这种酷刑被他们称为“红苹果”，他们还轮流将那个男孩拦腰抱起然后砸在膝盖上，这种酷刑被他们称为“死马腰”；2006年7月北京顺义区仁和镇军营村三少年学生打死一15岁同学；9月24日，河北清苑县六个少年（其中4个不满14岁）逼着15岁的弱智儿佳佳吞生辣椒、喝尿,还将其扒光衣服吊在檩条上抽打,最后站在肚子上又踹又跳；不为别的,施暴者仅仅是为了寻开心。2008年6月15日包头市昆区一16岁少女为与两男孩性交竟掐死将她养大的77岁亲祖母（信息来源： 阿波罗新闻网2008-09-04讯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0904/article_58094.html）。2008年7月，为了一台学习机，四川宜宾观音镇14岁少年余某残杀11岁男童，并藏尸居民房后……
山东《祝你幸福》杂志1997第10期载文：中国城市孩子平均每日劳动不及美国城市孩子的六分之一。在北京某小学四年级的一节作文课上，一名学生宣读了他的作文《将来我要当一名工人》，立即招致全班同学的哄笑。身为工人的家长得知后，也惭愧地数落了他一顿，并说“真没出息”。电视连续剧《爱有多深》上一个成绩优秀的女高中生当环卫工人，被家长、老师以及编剧看成是耻辱；在过去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挂在口头上的中共特权阶级眼里，工人已成为下等人，他们深知现在的工人是多么的苦。山东《幸福杂志》还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北京某小学进行过一次测试，老师问同学们，现在大街上有一只受伤的小猫奄奄一息，大家该怎么办？结果绝大多数男女学生一致回答：“打死它！踩死它！把它扔到垃圾筒里！或者扔到下水道里。”只有一个父母是旅美华侨的小女孩娓娓道出了她的心愿（她没有接受过“阶级斗争”教育），她要把小猫抱回家，给它包扎伤口、喂药，为它治疗。令人痛心的是，这种仁爱之心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在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大人、孩子们心中已被淡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残忍和自私。由此不禁使人想到，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学生红卫兵经常打死“阶级敌人”的现象是有其很深的社会渊源和历史文化渊源的。人们不说真话、不写真情；只有屈从贪污犯们的愚弄；久之，则把这一切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中华民族正在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最最苦难最最悲哀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在九泉之下泣血！
中共政权把中国传统文化误导为玩狮子、扭秧歌（全国5万多个乡镇街道文化站的主要工作仅此而已），并藉以营造“歌舞升平”衬托“伟光正”，单这两项活动每年就耗费财政款3至5亿元。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遗产中有精华，亦有糟粕，“文革”早期的“破四旧”和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把“儒家思想”和数千年的传统美德当作“四旧”予以破除；相反，则把专制、暴政和反动的“忠君思想”承袭下来，并结合从西欧进口的精神洋垃圾——马恩列斯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而作为国家政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就是目前中国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本原因。“忠君思想”加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的“爱国”主义，中共在1995年春天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材料上就是这样诠释爱国主义的。谁都知道“忠君思想”是几千年来封建皇帝愚弄人民的精神枷锁。中共建党早期竭力反对“忠君思想”，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如今早已占据了统治地位，当然要极力推崇“忠君思想”，以利于它的反动统治。“忠君思想”就是不管他多反动、多腐朽、多昏庸、多残忍、多独裁，只要他坐了君位或者相当于君位，你就得忠于他，为他去屠杀政治异己，为他去扩大疆域版图，为他去流血牺牲。他的所谓“爱国主义”实际上就是“爱我主义”，就是“爱君主主义”，就是奴才主义、走狗主义；总之是奴化人民。腐朽的“忠君思想”已经被中共吸收到它的“落后文化”中去了。有了这个以“忠”字为核心的“忠君思想”，中国社会才能真正成为“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服从党的领导核心”的“一统”“一致”的“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形成的文化氛围就是“党天下”和“党文化”；与传统的“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文化相反，中共的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都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人利益的，一切由党说了算、由党的领导人说了算。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党叫谁生谁就生，党叫谁死谁就死；党叫谁富谁就富，党叫谁穷谁就穷；党是上帝的上帝，党是佛祖的佛祖，党是真主的真主，党是班禅的主人……这儿没有公理，党就是公理。在这个社会里，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一个人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才能成就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大事业”——他的历史功名。
至于人民，大家知道，在专制制度下，“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空泛的名词，凡是“人民”这个名词泛滥的地方，就是人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最严重的地方。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共运史不是早已证实了这一点吗？全世界都知道，无论是谁都不可能代表人民，人民也不需要任何人去代表。在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共统治下的每一个单位，到处都装饰着“人民”二字。然而，在“人民”的招牌下，共产党却任意愚弄人民、奴役人民，却干着屠杀人民的勾当。“人民”其实就是中共绑匪集团绑架的“人质”。中共建政以来经常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大批大批地屠杀“人质”，枪毙反革命、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单毛泽东在位27年就有8000多万人死于非命。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命令全国人大修改法律搞了“严打”扩大化，屠杀了一大批青少年；一九八九年又动用军队屠杀了在天安门和平示威的学生；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杀20万人可以争取20年的稳定，何乐而不为呢？”中共三代四代领导人对政治异己、对宗教人士也毫不手软。
中共是靠暴力和阴谋夺取政权的，它还在继续使用阴谋和暴力巩固它的反动统治；“八荣八耻”、“四个坚持”、“三个代表”、“两个凡是”、“一百年不动摇”，就是说它要坚持数千年一贯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说它不会放弃阴谋和暴力；因为阴谋和暴力就是它的主旋律。近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说：“同志们，我今天很激动，因为我们委托新浪网做的大型网上问卷调查说明，我们的下一代大有希望，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迟还说，“希特勒德国当时万众一心，比我们现在强得多！”在问卷调查中回答“你会向妇孺、儿童和战俘开枪吗”这个问题时，竟有超过80％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有以阴谋和暴力为主旋律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形成的暴力文化氛围，社会上的种种暴力犯罪就会不断发生、愈演愈烈。
反映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共帝国文化（亦即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暴力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西方的精神垃圾——马列主义哲学基础；二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糟粕——封建专制主义。国际社会治理国家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思想、主义和理论都不能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永久指导思想，因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以及人格局限性。马克思整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苦思冥想，甚至把地毯都踩没了毛，终于使他变态的心理形成文字，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背离自然科学、背离人性的哲学，是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的哲学。因此它不可能适应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类历史唾弃它是必然的。尤其是把它作为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时，就彻底地显现出它的虚妄、荒谬和不可操作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是心理变态者——妄想狂，马恩列斯主义培养出来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也都是心理变态者——二联、三联妄想狂。根据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列宁亲笔签署的杀人命令可以看出，列宁是个典型的变态狂；他的暴力思想倾向主要反映在《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与战争》等强盗理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一百多年的世界共运史给予它极好的诠释。马列的共产主义学说是把人类引向暴力、引向血腥的专制制度、引向倒退的极端反动的思想理论；有学者把它定性为“杀人和谎言”是恰如其分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实质：一、阶级斗争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阶级斗争就是暴力、就是杀人；二、剩余价值学说（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就是贪污、就是索贿、就是盘剥；三、辩证唯物论（哲学），唯物主义就是色情、淫秽、物质欲，就是唯物欲主义。这就是历史、时代和共产党的作为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最贴切的诠释。
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思想几千年没有得到发展，直到十九世纪后，才在马克思列宁手里上升为理性的东西，才得到发展，并扼杀了中华文化；因此，马列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而是一种陈腐不堪的思想的翻版。这和中国的火药被西方用来研制成炮弹后又发明核武器是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力被封建专制制度桎梏得死死的，当今世界进入政治空前民主、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中国仍在搞千年一贯制，并结合西方的精神垃圾——马列主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继续危害中华民族并累及整个世界。为什么说马列主义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是异曲同工呢？还是从国家机器的建立方法上来看吧：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册封为手段建立国家机器的，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国家机器都是以任命为手段建立起来的，任命和册封的实质是相同的，任命制就是封建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暴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暴力，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也是依赖暴力。至于那个用于掩饰暴力和专制制度的“人渣、症邪（人大政协）、妇、青、工”以及八个“泯主党派”不过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器上的赘生物（大癌瘤上的小癌瘤）而已，对人民来说，它比没有更坏。世界新观念认为：真理就是“非暴力”，真理就是“妥协精神”；而以暴力和阴谋为主旋律的中共帝国文化则是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的反动腐朽文化。
媒体也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媒体应当表达人民的心声，应当反映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真实面目，做事实的翻版、人民的喉舌；而不应当单纯做党的喉舌、政府的喉舌、领导人的喉舌。在中共顽固派的统治下，所有省市县约3000多家电视台都必须和中央台一样首先报道党和国家各级主要领导人的公开活动和大小会议，中央两报一刊和所有省市县委机关报等数万家报纸的头版头条也都必须首先刊载党和国家各级主要领导人的公开活动和大小会议，都只能唱颂歌；一切媒体都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宣传部确定的统一的调子，否则就会遭到封杀。如《南方周末》等报刊曾因报道过未经批准的内容多次被撤换主编，《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也曾因说过真话被迫停刊、撤换主编李大同等人，还有几十名记者因报道过领导人不准报道的时事而受到非法逮捕和关押，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师弢等（至少有30多人）一大批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言论的人竟然遭到逮捕、关押和审判（本文作者的博客也因言辞‘过激’而得罪了当局，个人网页于2007年春节期间被封锁，另有16个网页被删除和屏蔽）……中共顽固派培养黑客、设置成千上万的干扰台、防火墙、封杀新闻媒体、限制言论自由、打击迫害新闻工作者的恶行不胜枚举。不仅如此，就连李鹏为自己在八九·六四中的行为进行辩解的《回忆录》以及《江泽民传》的部分内容都不能出版，可见中共顽固派对舆论的控制达到了何等程度。
中国的问题不可以理喻之。你如果将村街的问题反映到乡镇，村街支书就会恨之入骨，欲置你死地而后快。你若把乡镇的问题反映到区县，乡镇党委就会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你，直至把你整“闭了气”才心安理得。你若把区县的问题反映到省里，轻则坐牢，重则小命休矣。省市领导的问题是万万不能向中央反映的，如果你反映了，你个人的生命安危不说，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都会飞来横祸。你若把国家的问题捅到国际社会上去，尤其是让美国人知道了，你的命运如何？谁也不敢预测。什么是“国家机密”？什么是“国家安全”？领导人的私生活，政治经济腐败行为，犯罪乃至工作中的大小失误等等，都是“国家机密”；你报道了，你检举了，你捅到媒体上去了；那么，你就是破坏了“安定团结”，你就是危害了“国家安全”。
河南省不贪财、不贪官、不好色的吕净一只因对市（县级市）委书记李长河向农民非法集资不满而锒铛入狱，出狱后不久差点被轿车撞死，六月十八日深夜，两歹徒破门而入，吕净一被刺成重伤，妻子被杀死；雇凶杀人者就是“政绩卓著”被提拔为市（地厅级市）政法委书记的李长河（两年后被处决）。河南省兰考县检察官出卖举报人，农机局局长等五贪官（后被处决）雇用杀手，将举报人连青海一家四口用汽油活活烧死。三峡库区（重庆万州）一个叫金福的移民村，村干部虚报骗取移民资金四十二万元，连同上级拨下的巨额移民款被村长、会计挪用、私吞。村民黄安林因举报惨遭毒打，四处鸣冤上访数年，问题仍得不到解决，致使他一家到处流浪、无家可归，不知尸骨可埋何方？山西省岚县农民李绿松因集资建校问题到县委上访，被县委办公室领导连踢带打，赶了出来。再次上访又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并被打伤致残，最后被绑在木板上，用钳子、刀子撬开嘴巴割去了舌头。广西隆安县李振泉老汉因将卫生局长恶行曝光惹来官司。广东阳山县离休干部黄绸因举报计生局局长钱建威重大经济犯罪被雇凶打折两腿，从此不能站立。因举报马向东、慕绥新等贪官的沈阳离休干部周伟被开除党籍、劳动教养两年。岳阳市退休职工兰桂媛因举报中建五局七公司领导腐败问题被派出所打折左腿。江苏省淮海农场二分场小学副校长顾汝汉因检举党委书记场长叶秀河腐败问题8年落得倾家荡产。河北省建委工程师郭光允因向中央检举省委书记程维高、省建委主任李山林腐败行径被非法关押劳教挨整16年死里逃生。辽宁省阜新市华隆房地产公司司机许宁因检举原市委书记王亚忱及其子女阜新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王晓刚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晓云等人犯罪行为被非法关押、殴打、折磨得死去活来；中国青年报记者因采访报道此事也被围攻、谩骂、殴打。安徽省阜阳市颖全区李国福因检举区委书记张治安被罗织罪名、陷害死在狱中。贪官们说，对敢于进京举报、上访的“不安定分子要从重从快打击，决不手软。”
由此可见，要在中共统治下的五千年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受西方精神垃圾污染的华夏大地上讲点良心、说句实话或者主持点公道是多么的不容易。人们的血泪在不断地、悄悄地滋润着邪恶的培养基，许许多多的假丑恶战胜真善美就是在这种极端自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维模式和文化氛围中悄无声息地实现的。岂不知，国家安全不单是某个党派团体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国家安全更不应当是腐败分子的安全；政治稳定不应是一种落后政治制度、落后意识形态和陈腐思想观念的一成不变。若是那样，人民心中的不满日积月累，终究会像洪水一样冲开堤坝，一发而不可收。那时，“机密”何以保守？国家何以长治久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当局者就是弄不明白呢？
“不作为”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几十年来，“不作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习惯、一种文化现象。“不作为”就是中共法规和上级文件明确规定的条款普遍不履行或者见机行事而上级和中央则心照不宣；各级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处理问题的态度都是这样。譬如，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推行某种政策、发布文件，中央办公厅要看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的眼色和口谕行事，必须经总书记点头同意才能以中央名义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办转发，当年毛主席批评杨尚昆时就说过，“没有我的批示，任何人都不得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文件”。省市县乡也必须根据第一把手的眼色和口谕组文转发。省里如果不组文转发，那么这个省所辖范围内就无法执行中央规定；市县乡也是如此。文件层层转发后，凡是符合文件规定范围的单位和个人就会找上门来要求落实政策；这时有关负责人就是拖着不予办理，多次上访也无济于事。当然有关负责人会说“不是不办，尚得请示有关领导然后才能……”那么，机关和职务（公权）就成了各级领导人谋私利的阵地和工具，文件就成了他们藉以捞取个人好处的借喻。这就迫使当事人不得不向领导和有关负责人奉上礼物或贿金，然后再说上一大堆“感谢组织上的关怀”一类的鬼话。这礼物和贿金要是送的不周全或者不够份量，那“组织上的关怀”还享受不上，那事情还得拖着直到礼金送的周全了、份量也足够了才能办理。因为这些文件大都非常笼统，又没有“不办理如何处理以及由哪些人监督、处理不办理者”；所以不找不予办理，找了不表示“意思”还是不予办理。这么说，上级和中央总书记就不知道这种情况喽？不！知道的，但他们更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一级一级地向下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才能一级一级地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的作用，才能一级一级地最大限度地聚敛财富，才能一级一级地最大限度地控制、剥削下级和劳动人民（包括脑力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种“不作为”，实际是中共官场控制下级并残酷盘剥下级和劳动人民的罪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形式之一。就是说它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执行政策和法规的体制和制度，而完全依赖当权者随心所欲。这样一来，一些问题解决了，是按掌权者高兴；许多问题解决不了，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引起掌权者的重视。长此下去，社会积怨就会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其结果只能引发社会动乱，岂不知，破坏“长治久安”的根子完全在旧体制；旧体制不革除，社会和谐永远实现不了。这一点，我想所有中共官场中人都应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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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谴责中共杀人吃人的时候，CCTV则播放赵忠祥在“人与自然”与“动物世界”中的旁白：“在自然界，大鱼吃小鱼、大蛇吞小蛇、强狼吃弱狼……同类相食的现象符合自然法则。”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党文化根本就是动物文化、畜牲文化、邪恶文化、血腥文化，与人类文明根本不沾边。
反映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国官场的造假文化、贪污文化、吃喝文化、迎查文化、会议文化、上访文化等等、等等举不胜举。操纵中共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源泉就是党的组织部门，被北大教授焦国标先生列举了14大罪状的中宣部就是它的喉舌，中共的这两个部门正是反动、腐朽专制文化的最后一块领地——反人类、反科学、反变革的极端自私的中共顽固派的最后堡垒。
下面的纸张流通图也许还能给你一点启示。请看：纸张垃圾→收购站点→小型造纸厂→文化用品市场→印刷厂→精神垃圾（各级红头文件、党报党刊、书籍等）→党、政、人大、政协、组、宣、文、卫等纸张消费机构→垃圾分类收购员→纸张垃圾→收购站点……周而复始、无穷无尽，这就是中共帝国精神垃圾循环图之一。通过这张图，或许能对你认识中共帝国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驳“三个代表”——中共是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看一个执政党代表谁的利益，关键是看这个党在执政期间做了些什么？在这个党主持下制定的法律体现了谁的意志、是为谁服务的？这个党执政期间人民生活水平与国际社会相比是高还是低以及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大小？中共在制订法律时，“御用制宪班子（人大常委会法制班子）”根据总皇上（总书记）“宜粗不宜细”的指示，制订出来的一些法律条文都是笼统的、模棱两可的、伸缩性很强的大话、空话、假话甚至鬼话。为什么宜粗不宜细？为什么弄些笼统的、模棱两可的、伸缩性很强的、不具可操作性的东西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不限制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那个特权阶级，只限制人民，给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留有特权和余地，使他们无论怎么解释都对他们自己有理、有利。这样一来，法律就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管理人民和镇压人民反抗的武器；总之一句话——“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自称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共到底干了些什么呢？最广大的人民在中共统治下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今，从反“奸”清算运动（仅此一举就屠杀地主、反革命400多万人）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反、五反、反右、三面红旗、初级社教、高级社教、文化大革命、批判“四人帮”、清理“三种人”、整党、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至少有400多个学生被屠杀，伤亡总人数不下两万）、“三讲”、镇压“法轮功（有数万人因信仰法轮功被关押劳教，六千多人死于非命）”、“保鲜性”教育以及每年一度的“严打”等等、等等，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尤其令人痛心的是，1959至1961三年天灾人祸中饿死我同胞3000多万（阿波罗网-田丰在<面具后的周恩来初探>中说有四千四百万农民饿毙），十年“文革”又整死民族精英3000多万。
农民出身、踩着几千万起义农民的鲜血和尸骨走向成功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彻底背叛农民，把那些将他捧上“帝位”的中国农民无情地踩在脚下？原因是他一贯标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作祟；列宁一直把农民当作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为了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纯洁性，毛泽东只好用农民的血汗来洗刷自己身上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小生产者习气；他把农民的劳动价值最大限度地聚敛起来（据山东联合日报报道，“解放”后40间对农民的盘剥就超过十万亿），用于培植一个贪得无厌的、高高在上的、极端自私的、自命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已易名冒充‘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比人类史上任何一个反动统治集团更加残酷、更加凶恶。从此，中国农民开始承受着有人类史以来的最为残酷的、最为血腥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中，对农民的盘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下岗工人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的生存权正在受到严重威胁；普通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农民的收入不过是一个国营小老板和乡镇一二把手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一甚至更少，是发全额工资的一般公职人员（包括市县以下医务人员和教职员工）的三分之一，是一般县级官员实际收入的二百分之一甚至更少，中国社会穷富差距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山东一个农业乡干部住房等情况也可以看出中共党政组织机构森严等级的冰山一角，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共特权阶级由于职务级别的提高和特权的膨胀所带来的好处是多么的多。这个乡镇是这样安排的：（当时这个乡还没有楼房）不算家属院，不带家属的副科级以上干部住两间房，科员以及一般干部住一间，室内摆设也各有千秋。一般干部居室内由政府配备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张单人床、一把热水瓶、一套洗刷用具……，其他物品由个人配置，如有下属单位的也不排除由下属单位配给或由和自己关系好的领导从财政或不入帐的款项里解决。这些科员级干部的待遇也不尽一致，那就看各人的“本事”啦！像财政所长、党委秘书、教委主任、计生办主任、土地房产助理等人，由于自己手中有一定权力，他们的居所大都装饰得小宫殿一般，里面的器具应有尽有。副科级以上干部在科员级待遇的基础上还配备沙发等各类生活用品，当然副科级还要看他是副书记还是副乡长或者委员，还得看他分管哪些领域；副乡长和委员一般只配给电扇，不配给空调，副书记则配给电脑、空调和饮水机，有的还配给空气加湿机。书记、乡长除了上述配给以外，还配备太阳能热水器和手提电脑。上述人员如果调离或升迁，组织上所配给的设备和生活用品均可带走或送给亲友（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官场流行的“升迁、调动、搬家发小财”的说法即源于此），因为新到任的会由组织上重新配给。副县级及以上随职权逐级提高的优厚待遇那就不言而喻了。副科级以上都配备手机，话费大部分由公款报销，话费全部报销的只有一二把手和副书记、财政所长、党委秘书、教委主任、计生办主任等。乡镇一二把手还配备专用轿车（有的富裕乡镇副职和委员以及有权、涉钱人员也配备轿车），供其本人及亲属享用。财政所的钱，乡镇党委书记可以任意取用，哪怕是来个底儿朝天，再贷上它几千万的亏空，只要他给条子（白条加单据），财政所长和会计也只能由他，一旦提出疑问或咂个鱼刺再或者眼神不对，那所长和会计就干不成了；一般财政所长都是现任党委书记亲手提拔的亲信或死党或上级官员的亲属，那所长哪能忘了知遇之恩？当然所长和会计也可以从中捞一些好处，以弥补心理的不平衡。各地乡镇财政所长都会公款私存，只要推迟一月发工资便可获息数千元；晚发几天怕什么？说上级划拨的工资款尚未到账就是了。更有甚者还将工资款挪作他用，急时再想法拆借（拆东墙补西墙）。党委书记、乡镇长也和上级一二把手一样，他们的司机、秘书待遇一般不低于副书记；大多数党委书记、乡镇长调动或升迁不仅把原单位的钱花得分文皆无，还要给原单位留下一至五千万的债务（许多县市长和大多数科局长也都如此），有的还实行“三光政策”，即把财政款花光、把官位卖光、把辖区的美女搞光；然后才带着自己的“私有财产”——司机和秘书去新单位报到，继任者只好大骂一通之后再向人民伸手；也有人在升迁时还带走更多的下属，那要看他们升任多大的官职、手中有多大的权力。另外这些党委书记、乡镇长的夫人或情人或其他直系亲属如若没有工作，则可以安排到直属单位或本县其他关系单位（身居相当职务的朋友互相安排亲属子女）‘吃易食（即只领工资从不上班）’，每个乡镇都有10至20名只领工资从不上班的书记夫人（20世纪90年代根据上级要求，凡副科级以上干部都给解决家属安排问题，据说是江泽民为了收买人心才这样安排的），全国至少有150万（尚不包括国营企、事业单位）‘吃易食’人员，按150万算每年就消耗30多亿财政款；现在，这些‘吃易食’的‘工’资大都高于一般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每逢节日之前，各单位管后勤的和领导们都千方百计为自己和这个单位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人员谋取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福利’或藉此以拉关系；他们动用大笔公款或‘小金库’发‘奖金’或购买农特食品、海鲜、烟酒以及名优轻工产品按级别和职务发放，有谁去为‘外人’谋福利呢？没有，从来就没有过！他们只为自己和小集团谋福利，‘外人’只能眼馋和愤怒……几十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死后的悼词上使用的“享年”二字的真正含义原来就是“享受不同职务级别和特权所带来的优厚待遇”，那为衣食奔波的度日如年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决不是什么“享年”，不过是“过日子”而已。
与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多少无钱医治的患者在家里等死，有多少病人因交不起住院治疗费用而停药或被赶出医院或死在病房及医院的门口，2005年福建有个见义勇为的英雄竟然也因交不起钱而停药死在医院。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强拆强迁，打伤打死逼死人命时有发生，有多少农民的土地被强占，有多少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上访的“访民”露宿街头或因上访被逮捕、关押、迫害致死。每年至少要有近三十万人走投无路选择了自杀，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至少200万人自杀未遂，即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8人自杀未遂。自杀的人口中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工人以及残疾人、大学生、个体工商业者、流落他乡的逃荒要饭者等等；中国的自杀率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单南京市民陈思双在三年（2005-2007）不完全的双休日里就救下了99名轻生者（《南都周刊》报道）；可见中国人民哪怕是选择死也不愿意生活在中共顽固派的残酷统治下。真是：宁度尧舜之荒岁兮，不度桀纣之丰年（西汉赵壹语）。别看中国工人的工资被压得不能再低了，生产百万吨煤的死亡率却高居美国的100倍、日本的50倍、俄罗斯的30倍、印度的15倍以上（2004年底统计结果）；据官方统计2005年单矿难就有5986人死亡，香港媒体报道说至少有两万多人死于矿难。据报道，2005年单交通事故就造成十多万人死亡、47万人受伤。从事各类生产活动中几十人、几百人死亡的事故频繁发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二十三时四十分，乘坐322人的“大舜”号客货船在渤海离岸不到2公里的狂风恶浪中挣扎、一百多部手机求救了八个小时（多么充足的救援时间）无人救援终于沉没；后打捞出252（有的说是282）具尸首，仅22人逃生，48人至今下落不明（已不可能生还）。试问，中国的直升机和高性能舰船只等着杀人吗？中国还有没有“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日理万机”的江泽民主席跑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有没有人性？在城市的角落、在山野乡村，到处可见流落街头村口的乞丐和无人照料的残疾人，这些残疾人有的被送到残联，民政局竟然把他们又赶了出来；每个乡镇驻地至少有5至10个（全国不下100万人）睡在大街上的残疾人无人管问。有许许多多的衣食无着的儿童、老人和无钱医治的病人在挣扎中死去。当你得知中共当局派出大批外交人员到欧盟和俄罗斯购买先进杀人武器时、当你得知江泽民主席用10亿巨款购买世界上最豪华的装有反导弹系统的座机、又拿100亿巨款去买通50个小国投票反对美国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时会作何感想呢？我们不知道中共顽固派还有没有人性？中共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中共党政领导人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眼睛是不是都瞎了？他们只知道闭着眼睛说鬼话——还自称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哩！
国际社会管理国家的经验证明，无论是谁都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专制制度下的那一个人的统治和几个人的集体领导实际上就是龙头老大和犯罪团伙。一旦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一个伟人或者一个党派的时候，灾难就会越发频繁、越发深重；无论那个伟人和那个党派多么睿智、多么伟大、多么正确。
像历代封建君主一样，中共各级党政以及各行各业各单位第一把手，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洗脑）以及党文化的多年熏陶，本来就已经麻木了，习惯了颐指气使，看惯了“同志”们和专政机关残害人民群众的行为，一旦再坐上那个位子——当上了书记——成了第一把手，他的整个人格还会发生巨大变化（人格裂变或人格障碍）——变态，变得暴戾、嗜杀，变得极端自私，变得利令智昏、狂妄自大、贪婪成性，变得大家都不认识他了；斯大林是这样，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这样，陈希同、陈良宇、张德江……直至乡镇党委书记、村街支书也都是这样；因为腐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机器就会使得人格裂变或人格障碍，中共官场的党文化氛围就会造成人格裂变或人格障碍。这个以马列毛邓思想为主导的党文化氛围就像一个染缸，无论谁进去都会被染得面目皆非、染得贪婪无比、暴戾疯狂。在中共官场几乎找不到一个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官员那样心态平和的领导人，有人从多方面对中共各级主要领导人进行的测试显示：其中心态平和者几乎为零，几乎个个都是极端自私、小肚鸡肠、五毒俱全、很难与人相处；电视上的“和蔼亲切”都是假象。当然，他们在变成顽固派或贪官之前都还存有“善”念，但他们一旦进入中共各级领导层，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他们就变了，他们头脑里仅存的那点“善”念便消失的无影无踪。别看他们在下级在人民面前总是一副道貌岸然、颐指气使，可在上级主子面前则是摇头摆尾、奴颜卑膝、诚惶诚恐的谄媚样子（周恩来、钱其琛、李长春等人就是典型）。问：‘官性’何以异於人性？答：我国的‘官性’就是对人性的泯灭；症结所在——‘官本位’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由此看来，中共顽固派决不会效法戈尔巴乔夫“慕虚名”而失皇位，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反动世界观（亦可称‘享年观’）才是中共顽固派的座右铭。
自1949年以来，中共一直垄断着全国的所有土地和资产，并利用这些本应属于人民的资源培育和豢养着一个世界上最反动、最自私、最贪婪、最疯狂的血腥的剥削阶级——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2007年，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推出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详细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的收入已经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及中产阶层收入。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单从粤、沪、苏等省市看，广东省12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省长等。上海市10家大地产商，有9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2家属于国企外，13家都是高干子弟。江苏省有22家大地产商、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高干亲属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至2006年3月底，拥有私人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3220人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这2932人就拥有资产20450亿元。这些高干子女主要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 人
；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这些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有以下九个渠道：（1）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2）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3）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4）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5）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大陆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6）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7）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都是当地高官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8）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9）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资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了望》杂志发表文章，悉数三类特殊利益集团及其恶行。文章所列的第1类特殊利益集团是众多的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他们通过某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谘询师，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第2类是金融、能源、邮电、运输、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他们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第3类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多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政治舞台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干预行政决策。这些亿万富豪的强取豪夺无不与政权机构和家庭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创收过程无不充斥着暴力和血腥；从而证明了我的论断：目前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一个凶恶的血腥的特权阶级——即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2004年以来，尽管中央政府施行宏观调控，但由于早已尾大不掉，其收效甚微。那些专门吸食民脂民膏的硕鼠、盗窃人民财产的蛀虫就是国家肌体上的癌瘤，如不尽快动大手术割除，必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据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8000人养一个官员，唐朝3000人养一个官员，清朝1000人养一个官员；现在不到40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还不包括军队和那些人数更多的“事业单位”以及部分企业；如果包括军队和“事业单位”以及部分企业人员的话，10个甚至不到10个人就得养一个“官人”。
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综合各类报刊所得出的结论是——养一个村支书一般每年要花3至5万元（不包括王廷江、王乐义、吴仁宝一类超级村官），养一个乡镇一二把手一般每年要50万元，养一个正副区县级干部每年一般要花100至200万元，一个地市司厅级干部少不了500万，省部级每年少不了1000万元……财政大门对正副国级领导人是敞开着的，他们想花多少就花多少。中共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就高达1000亿人民币；最高级离休官员有11人（即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薄一波），更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每年耗费公款10亿元，平均每人近1亿元！次一级的高干，也耗费大量公款。如汪道涵死前几年，每年公费开支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除此之外，当局还专门为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和大公馆设有两个具有全套医疗设施的“汪办”。国家都是他们的，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要不，他们死也不肯离职、甚至为了争官或保官不惜雇凶杀人吗？
隐蔽贪污、受贿、索贿，公开贪污、受贿、索贿，半公开半隐蔽贪污、受贿、索贿是中共官场和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通痹。当今官场上根本没有不贪污不受贿不索贿的领导人。官员贪污、受贿、索贿（以下简称贪）一般具有十大心理：1因需要而贪；2因别人贪而学贪；3因可贪而贪；4贪而优（多）则仕、贪而优则升；5不贪者不是领导，无权眼馋、有权必贪；6贪就是工作；7有所贪有所不贪；8只受贿索贿不贪污；9只受贿不贪污不索贿；10贪也要讲义气，不贪上级可贪之污，不贪同事朋友可贪之污，不贪有可能被查处之污。做到上述十条，你就是党的好干部。贪的方法千奇百怪，公开贪首当其冲，如按职务级别给予工资以外的“合法”经济待遇（实为中共特权阶级的一种特殊利益）加上吃喝嫖赌全报销；另外，还有行业贪污如税务、工商管理、交通、公安、计生、土地矿产、房管、环保以及所谓“非赢利医疗机构”和药管等收费单位一边从财政领取工资和办公费用，一边截留所收资金作为吃喝嫖赌、发“奖金（私分）”等，再如教育、卫生等部门，“民办”医院和学校尚需向卫生局、教育局缴纳管理费（这些所谓‘管理费’从不上缴财政）等，而所谓“公办”的收费一点也不比“民办”的低，不仅不缴任何费用，还有政府拨给的款项和企业赞助；因为所谓公办学校和医院是教委和卫生局的直属单位，而私立学校和医院是教委和卫生局领导人另辟的谋私基地（教委和卫生局领导在这些私立学校和医院都占有相当股份），教育和医、药行业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根源就在于此。很显然，政府拨给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的款项大都流入了分管书记和x长等人的腰包。除此之外，最常见的是吃喝和以吃喝招待为名义的贪污。
中国有句俗语——千里做官为了吃穿；西方国家的饮食文化特点——“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英国）”。这不单是东西方饮食文化差异，而是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对比，谁先进？谁落后？一目了然。当今中国社会根本不是“和谐社会”，可称之为“喝血社会”。中共建政以来，对农民的盘剥、对工人的盘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央吃省，省吃地、市，地、市吃区、县，区、县吃乡镇，乡镇吃村街，村街则吃村民。层层盘剥，村民无奈，只好吃土啦，如今靠近城镇的土地也被强占或圈占，农民的生存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国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每年禁止吃喝的文件（不具可操作性，仅仅用于欺骗舆论，丝毫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发文者根本就不想让它起作用）像雪片一样，然而，上边来人要吃喝，领导亲朋要吃喝，关系单位要吃喝，领导婚丧嫁娶要吃喝，领导升迁调动要吃喝；不算旅游，也不算公车消费（据统计全国每年公车消费高达3986亿元，单用作换车的公款每年高达700亿以上），中国官场吃喝每年早已超过6000亿（官方只承认3700亿），单2004年全国公款出境旅游就达2400亿元，2005年4000多亿元，流往境外的赌资也超过6000亿；中共官员自己吃喝不算，还嘲笑用一碗面条招待部长的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日本前首相细川、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抠门”（注）哩！中共官员最会享受，一个村街，把最好吃的、最好用的、最好的地段留给党支部书记；一个乡镇，最高享受者也是党的第一把手，然后才能按职务级别依次往下分配；一个县，各方面的好处必须首先留给县委县政府，一切物质享受首先保障党政机关和主要领导人；地市司厅、省部级更是如此，国家机关和最高首脑那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享受最高待遇、可以无所不尽其极。山东有个农民用水泥在他父亲的墓碑上造了个帽都遭到非议，他们说墓碑上戴帽是县团级的规格，看来老百姓就是死后做鬼也不能有违党国的待遇规格。山东临沂市某厅级官员赴宴时必须吃菜头（有许多官员都有这个嗜好），如有人（不包括上级）先吃了如鱼头、鸡头、鸭头、鳖头等以及放在菜盘中心顶端的菜头，他就会把那人（低于自己职务者）整得一败涂地。
建国初毛泽东前往苏联拜谒他的“大老板（毛泽东恭称斯大林为大老板）”时，携带着大量的全国驰名特产如贵州茅台、天山雪莲、长白山人参等等，就连山东大葱莱阳梨、江西小金橘、河北鸭梨雪梨、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都成了毛向“大老板”表忠心的贡品（见《党史博览》）。各级党政领导人也都学着毛的做法纷纷向上级“进贡”，中国官场的腐败由此开始蔓延，以至于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也难禁此风。逢年过节，送礼风起；20世纪90年代至今，送礼已经“改革”为送汽车、房子、现金卡或者购物卡。村级送乡镇，首先送一把手，其次是二把手，然后再送管理区书记以及党委委员和副乡镇长，最后还要送各要害部门如计生办、财政所、土地办、房管所、审计办等等；所送金额不尽一致，第一把手一般为500至1000元、二把手和管理区书记为200至500元，两委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为200元；钱的来源是村级企业以及土地、水塘、荒山承包费和林木收入与房租费等。各乡镇送县的规格也要根据权力的大小和自身的需要，县委第一把手和县长一般不低于5000元，副书记副县长及县委常委一般1000元，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各办公室主任以及财政、人事、审计、土地、税务等局的局长一般为500元，组织部长不低于2000元；乡镇党委书记如能在本年度调进县城担任交通局长、财政局长一般都直接一次性送给县委书记10万至50万元（XX县XXX花30万从县委书记XXX手里买得交通局长一职），如升任县长助理、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长一般不低于20000元（以上仅为2006年底以前的县级及县级以下价码）。县送市，价码和规格则更高，也要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市送省、省送中央还要级级加码、提高规格。当年毛泽东抽的香烟是云南省委送的云烟，喝的茶叶是浙江省委送的龙井、江苏省委送的碧螺春、湖南省委送的君山银针。吃的烟熏腊肉、豆豉辣椒则由湖南省委和四川省委专供……至于四时鲜果，更有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进贡（当年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性伙伴张毓凤披露）。官场中人都知道，全国各地都有“白皮烟”、“白瓶酒”等等，这种“白皮烟”、“白瓶酒”以及类似产品就是企业专门为当地党政领导以及其他重要机关和个人而生产的优质“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就是中共特权阶层的特殊享受。山东招远金矿生产的黄金几乎全部被中共山东省委、冶金部和中央高官装入私囊，流于市场上的多为假货或含金量很少的产品；反正不贪白不贪，贪污索贿只是个经济问题、是个小节，只要在大节上、在政治上与党中央和总皇上（总书记）保持高度一致，就是贪污再多的钱财、索取再多的贿赂、奸污再多的美女，总书记也只能保持沉默或者付之一笑（已被金钱美女和奉承麻醉）。
中共官员为了便于吃喝嫖赌（中国每年至少有6000亿赌资流向境外，广东东湾市樟木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伟民5年赌博输掉公款9000万，而且在法庭上表示能够还清这笔巨款），除了设有党委政府招待所（一处乃至几十处）、宾馆以外，各级各部、委、办、厅、局都设有招待所、宾馆之类的享乐场所，公安局有“金盾”宾馆，民政局有“民政”宾馆，交通局有“交通”宾馆，粮食局有“粮食”宾馆，水利局有“水利”宾馆，卫生局有“卫生”宾馆，武装部有“八一”宾馆或者“长城”宾馆，就连金融系统也有“金鑫”宾馆……不仅如此，各省、市、自治区都在京城设立了宾馆（如西藏宾馆、新疆宾馆、重庆宾馆、贵州宾馆等等）、酒店、办事处、联络处等等，各地市在省城、各县市在市、各乡镇在县市也都设立了同类场所，人们管这些场所叫“蛀京办”、“蛀城办”（蛀蚀办）；在这些场所，乡镇领导设计在县城的安乐窝，区县领导则设计在市里的安乐窝，市领导设计在省城的安乐窝，省市领导则设计在京城的安乐窝，高级领导和趁机发了大财的人们则设计在国外（美、加、澳等国）购置产业等等；在他们购置产业、建造安乐窝的同时，领导们趁机转移资金，趁机行贿贪污受贿索贿，趁机大宴亲朋宾客，趁机嫖娼、赌博、享受人生的极致（亦即所谓‘享年’）。中共官场流行的生活标准五最（尤其是以出访或调查研究为名在国内外体味五最）是：玩最好看的女人（秘书、二奶、情妇、美女保镖），享最好的饮食，住最好的、最舒适的房子，坐最好的车辆或飞机，聚敛、储藏最值钱的金属（金刚石、宝石、田黄石、黄金等）。
为了保障生活标准五最，党委政府组织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书记们私分或变相私分（现在仍有大多数储户血本无归、求告无门）之后，贷款便成了他们的通用手段，县级各大局多的贷半个亿乃至数亿，少的也贷它五、六百万，就连那个民间捐款和政府给钱让他往下施舍的民政局（郯城）也贷了五百万（2006年前的数字）。不贷白不贷，贷了款，一手头从容、沾油挂水；二创造政绩、到处摆谱，再弄点表扬和自我表扬，以争取更大的官位，谋取更多的好处。谁憨谁傻？现在我国的绝大部分乡镇都依赖借贷维持，要账的每天围在党委政府门前。反正借贷不犯法，借贷的款又不用自家还，公对公、稀屌松（民间俗语·意无所谓）。储户存的钱全被他们贷了去，银行只剩个空壳儿；企业家的钱也快被他们借光了，反正企业家发财也得依靠党的“诱贿症策”嘛！这些借贷最终都压在农民的头上，成了时刻准备宰杀农民和工人的一把刀。
中共各级领导人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生活待遇上享受各种特权，就连1994年的克拉玛依大火面前都得“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最后288个学生和37个教师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而坐在前排，离起火位置最近，离出口最远的市党政领导、教委官员几十人都全身而退、无一罹难。中共最高当局从来都是漠视人的生命，为了“稳定”和“奥运”而隐瞒封锁地震预报信息；2008.5.12汶川大地震中民房和学校几乎都成了一片废墟，有近50万平民和孩子们伤亡，而党政大楼却巍然屹立，科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几乎无一伤亡。尤其可恼的是：近10万同胞的尸骨未寒，几十万伤残还在挣扎，中共当局竟然组织“报告团”“僵尸团”到处“宣讲”、表扬和自我表扬。那个自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共顽固派的第三代第四代最高头目、政治庸人江胡之流只知道在那儿装模作样，对于上述这些问题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任其胡作非为；这些本来并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呢？说到底，他代表的就是这伙恶人（中共特权阶级）的根本利益，他怎么可能解决呢？
在工资问题上也能看出中共最高当局是代表谁的利益的，所谓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从来就没有执行过；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始终是强取豪夺、多捞夺得、不劳而获。据赵俊臣的文章“中国的暴富者群体是怎样产生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点思考”介绍：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当首推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天价薪酬，已经引起国人的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是由企业所有者即老板决定的，在股份制企业中具体是由董事会乃至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的。按照这一理论，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薪酬，应由国家（政府）决定。我国现行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由国资委制定的，年薪结构由“基薪+绩效年薪”两部分组成。基薪是年度基本收入，不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主要考虑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管理难度，兼顾地区、行业和本企业职工收入水平等因素。绩效年薪则属于奖励性质的收入，以基薪为基数，与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当时确定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2倍。由于国企职工平均工资在10万元（电力行业一个抄表工就是10万元），负责人薪酬也就是120万元了。
由于国资委的薪酬规定太笼统，又设有一个职能部门负责监督和考核，事实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中国特色现象。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这些国企管理层无一不是经济人，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刘国光命题中的“大公无私人”，无一例外地是自己给自己定天价薪酬。正如邓隶文先生所指出的：一是出资人或其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造成央企负责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央企经营业绩的真假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特别是与经营者薪酬挂钩的“效益数”，在不少央企类似于考生自己给自己判分；三是对薪酬及职务消费未建立披露机制，少数央企存在按“职”分配现象。
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每一央企高管按平均数20人计，则有3100人；每一高管年薪按100万（保守）计，则有31亿元之多。事实上，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以上，有的高达6616万之多；而大多数非国企员工月工资却只有一两千元甚至数百元，差距悬殊之大令人瞠目。以中国神华为例，2007年实现净利润213．48亿元，16位高管年薪2404万元，平均每人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的高管年薪8位，而两位副总裁（郝贵和王金力）年薪均为304万元，是整个能源行业年薪最高的高管。另据3月17日中国神华发布2007年度报告显示：实现营收为821．07亿元，同比增长26．0%，净利润增幅19%。但在比去年同期增加的47.71亿元的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增加了4．59亿元，同比增长35．75%。年报还显示，中国神华2007年其综合毛利率为48．18%，相较于2006年的50．54%下降了2．36%。这种利润下滑，而高管酬金增加是绝无仅有的；全世界都在降工资，而中国却在涨工资，这能算正常吗？！
央企管理层自定天价年薪，各省、市、区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企管理层上行下效，年薪也在50万元——80万元人民币之间。
另据报道，国内共有中小企业2000万家，按照中央“抓大放小”原则，其中3%是国企，也就是60万家左右，他们的年薪平均大约在20万元以上。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计算的仅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工资表上的薪酬，并没有计算他们的职务消费，更没有计算他们的灰色收入。据媒体揭露和学者研究，我国的国企贿赂别人和接受贿赂已非常普遍和相当严重。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7月12日发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发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陈双全在职三年受贿1700万元，其经验是“受贿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比较安全”；而且“国企普遍爱好做假帐，并且精通这方面的业务——‘有办法做’，因而接受其贿赂‘比较安全’”。
21世纪以来，中共不断地人为加大工资收入差距，尤其是2006年7月执行的套改工资将各级各行各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又一次大幅度拉大。市县以上党政（包括‘人渣’、‘症邪’等机构）、公检法司、税务、供电、金融、通讯、广播电视等贵族行业都能按国家规定标准发工资，而且还有大笔大笔的奖金，乡镇一般干部（这儿不包括书记副书记及握有实权的部门负责人，他们对工资根本不屑一顾，他们装满腰包后都要调到县里当局长或纪检组长及发全额工资有保障的单位）和中小学教师却只能发工资的一半或更少；反正上班发工资天经地义，你拿了工资也无须领他的情，他克扣你的工资留着他自己随便开销你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我国有档案工资和实领工资两种，档案工资是根据国家规定核准的工资额，实领工资则是所在地区或单位第一把手想给多少就是多少。不仅如此，就连国务院规定全国统一的双休日也经常被无端无偿剥夺掉；他们的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干部职工们在休息日有可能会向上级或纪检监察部门检举他们的问题，一旦那样可就麻烦大了；所以双休日都取消，只让大家在晚上回家会会配偶就不错了，下属们始终都在眼皮底下（视线范围内）盯着（一般都是一二把手轮流盯着），他们才能放心。反正平时的工资都发不全，取消双休日自然也不会另外付给你加班费。再者不发全额工资还有两项好处——一可以向农民加压，二可以向上级伸手。还是一位姓于的当郯城县花园乡党委书记时（二十世纪末）欠了我们（包括教师员工）三个月的工资至今尚未发给（就连发一半的几百元工资他都不舍得给）。笔者是一个满40年工龄（2008年）的国家公务员，内退多年积存了数千元的医药费，没给报销过一分，诸项福利被克扣得一干二净；党委政府从没有人过问过笔者的生活。不仅如此，笔者的工资还被无辜压低到相当于应得工资的一半以下，在职时的公务员身份也被人事助理做了手脚。当然笔者是一个被党委书记田XX怀疑可能检举他们贪污继而一顿暴打赶出乡政府并让组织委员通知内退的微不足道的人（当时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可以证实这件事）。
一个私欲膨胀的政权、一个连他的基层干部职员工资都克扣的党怎么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连基层公务人员的利益他都不能代表，他还能代表更多的人乃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吗？就是在干部职工发不上工资的情况下，领导们的车却还是那么豪华，吃喝嫖赌还是那么大方，各项花销还是那么潇洒。他们的工作就是贪污、受贿、索贿，至于上边的文件，不过是他们贪污、受贿、索贿的借口或由头罢了。
什么是党？党是谁？在一个村街、单位，党就是支部书记，他就是党的代表、党的化身；在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就是党的代表、党的化身；在一个区县，区县委书记就是党的代表、党的化身……以此类推，直至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这个第一把手、这个“代表”和“化身”随时可以以党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以工作的名义对人民行使生杀予夺一切特权。中共历来等级森严，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服从手握军权的党的总书记。中共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只能把最坏、最恶或者最昏庸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去，中共政权就是一个由层层独裁者、层层恶霸严格依序排列起来的邪恶组织机构。
美国总统无权任命也无权撤销地方官员如州长、县市长，在那儿谁也不用巴结上级，因为州长、县市长都是民选产生，只有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票数才能弹劾（现在的台湾基本上也是这样）；那儿不是下级服从上级，而是上级服从下级，各级官员都必须按民意依法行政，否则就会被弹劾。
中共顽固派一再强调：中国国情不同，中国人种贱，必须得找个祖宗、找个恶霸（村霸、街霸、市霸、乡霸、县霸、市霸、省霸、部霸、国霸、天霸、地霸，各行各业还有行业霸，如电霸、视霸、医霸、药霸、学霸、文霸、粮霸、油霸、煤霸、盐霸、肉霸、渔霸、肥霸、水霸、山霸、林霸、路霸、车霸、楼霸等等、等等）、找个首长、找个“核心”、找个“大救星”来“代表”他们，来管束他们，来剥削他们，来压迫他们，来屠杀他们，不这样他们就不舒服。村街党支部书记得花钱买乡镇领导保护着，乡镇领导也得花钱买县委领导保护着他们；县委领导呢？他们也得花钱买市领导保护着；市领导照样也得花钱买省委领导保护着；中央领导也照收省里的保护费；中国的官场上就是这样一级一级地保护着的。保护着谁，就代表着谁；代表谁，就吃谁的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人都想往上爬、都想当祖宗、当恶霸、当首长、当大救星，从骨子里都野心勃勃，统治稍不严密，就可能发生动乱；因此，生杀予夺大权必须掌握在第一把手手里。谁挑战这个权威，他就是不想活了。当然从理论上还得讲集体领导（虚伪至极），但实际运作中拍板定案的还是第一把手；第一把手就是全权代表。以上这段话是个贪污受贿一千多万后升任某市市委副书记（据说已携小妾逃之夭夭）的县委书记在乡镇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片段（该会议不准记录、不准录音、不准摄像；本文作者对讲话略有调整），通过这个片段可以看出三个代表的实质。
中共领导干部除了具备“坏”和“恶”两个特点的以外，剩余的就是“昏庸”和“弱智”；因为昏庸弱智之辈容易管理，他们对上级党的指示从来提不出异议。新华社2003.12.11报道：铁岭市工商局精简人员时，淘汰的都是优秀公务员和年轻的骨干；而智商有缺陷、有前科以及和主要领导人有种种关系的则都被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个人竟然连扫地都不会、买几斤鸡蛋都数不清钱。
一个不允许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意见、不同声音、不同信仰存在的党政权，一个不允许反对党、反对派存在的党国，一个连抗议抢占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村民都敢屠杀（如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抗议强占他们土地的部分村民被中共当局公然屠杀，从而激起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的邪恶政权，一个连村民委员会（如广东省番寓市泰石村的民选结果遭到上级党政否决）都不敢让村民直选的“党天下”，它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在家里诵经、在家里打坐都会遭到逮捕、关押、判刑，我们的人民还有没有一星一点自由？还有没有起码的人权？为了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力，山东临沂盲人陈光诚长期被软禁在家（后被逮捕关押直至判刑），连一个瞎子都不放过，从而激怒了本村以及周围村庄的老百姓，当局派出大批警察镇压，结果警车被砸，许多村民被打伤，有的被拘留；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为法轮功辩护被吊销律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后被逮捕判刑……这样的例子在全国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公然将打人杀人明码标价（中央电视台2频道报道）招揽业务，他们宣称：打断一只胳膊800元，打死一人才2万元……他们比国际恐怖组织更可怕（实为国家恐怖主义）！试问：主导这样一个恐怖社会的党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这个社会能“和谐”吗？
中共不仅代表了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它还是国际邪恶势力的总代表（轴心）。中共顽固派总头子先后勾结邪恶势力头子——北韩金正日、古巴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狂人查韦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等人与国际社会进行对抗，还源源不断地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喂养北韩邪恶政权；在朝核问题上、在伊朗核问题上，对联合国阳奉阴违——表面上赞同联合国决议，私下里怂恿支持伊朗和北韩邪恶政权与国际社会对抗，目的就是充当世界邪恶轴心国，充当世界黑老大，以搞乱世界，以延续其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奴役，以推迟中共邪恶政权的垮台。2006年8月委内瑞拉政治狂人查韦斯听到古巴独裁者、在位近半个世纪的卡斯特罗病危的消息，猩猩惜猩猩，查维斯立即打电话“命令卡斯特罗赶快好起来，我不准你死。”而后不几天，查维斯又飞到中国与中共顽固派头子密谋共同危害国际社会，受到中共顽固派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结论·世界上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够代表生产力、代表文化、代表人民；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只有民主宪政制度才能够确保选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使用最有效的生产工具，同时也能最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实行民主宪政制度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选择。民主宪政制度之下人民自由自主地选择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一切暴力的、邪恶的、反人类的文化都会受到禁止或摈弃。民主、自由、公平、平等，“非暴力”和“妥协精神”以及“中庸”、“忠恕”、“仁义礼智信”，都是民主宪政的文化精髓；因此，实行民主宪政制度是文化发展的最佳选择。民主宪政制度可以在众多党派中选择能够保障使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党来执政；否则，人民就会通过大选、公决等手段随时罢免执政党，重新选择更好的政党执政。民主宪政制度可以平息或者防止人民的暴力倾向和过激思维，从而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可以说，民主宪政制度不仅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少数人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因为民主宪政制度是每个人（包括残疾人和犯人）的制度保障。
政治庸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说到底就是三个垄断——就是对财产、权力和政治的垄断。“三个代表’在马恩列斯毛邓的政治口号或经典鬼话里都能找到原版，这个剽窃一点也不新鲜。明明是钳制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明明是反动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明明代表着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却说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和“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一样的做贼心虚。“三个代表”是企图阻挡世界民主潮流的精神绊脚石，“三个代表”是以江泽民为头子的中共顽固派坚持腐败反对变革的强词夺理（或是诡辩），“三个代表’是中共反动政权垂死挣扎的弥留之词，“三个代表”是掩耳盗铃。三个代表”的无耻论调是在内外交困、人民不断抗议的声浪中出笼的，他的这种欲盖弥彰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是挡不住世界民主潮流的。
注.《中国劳动报》1993.7.20载文：据《中国测绘报》7月2日陈鲁民报道
韩国新任总统金泳三就职后第三天在青瓦台总统府设午宴，招待内阁各部长，竟然是每人一碗面条。而且他宣布，今后除非接待外宾，总统府的宴会一律只许以面条待客。小国如此，大国也不一定“大方”。超级大国美国，号称头号富翁，国宴菜少汤淡，还要求多数就餐者自费，真是“抠”到了家。经济大国日本，也是越富越“抠”，国宴也只有三菜一汤。
2004年9月初稿，后又作过调整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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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5-29 01: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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