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感言——看清中共和日本的关系

纪兴良

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共的势力还很小，根本不能与中华民国政府抗衡。中共在井冈山惨败后，便竭力想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以便充当苏俄走狗出卖国土换取保护和支持，于是倾尽全力向北方发展，终于在1935年到达延安。中共（毛泽东）在延安制定了“十分方针”，即“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七分发展就是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恶性肿瘤组织，两分应付就是搪塞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一分抗日就是欺骗国内外舆论。据当年的第三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民国）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信息来源：阿波罗新闻网-辛灏年：中共种鸦片和通敌卖国的‘抗日持久战’-坚持六年大种鸦片）”。由于中共在南泥湾生产鸦片、在延安制造大量假银元扰乱国内秩序、策动国军哗变，与日寇配合默契，给全国抗战带来许多麻烦，致使国军伤亡惨重：八年浴血奋战，国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军少将以上军官就有206位（其中包括8个上将，45个中将）。由于美军攻占日本，苏联攻占东三省，日本投降并通过苏联一次就移交给中共900架飞机、700辆坦克、3700门大炮、12000挺机关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型舰队，还有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以及日本在北朝鲜的军火库，足足装了两千多车皮。在苏联直接帮助参预下，在苏联休整的林彪所部很快在东三省强招数百万军队并控制东北大部，使姗姗迟来的国军一下子落入了包围圈。正像中共领导层自己形容的一那样——中共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毛泽东在1964年接见日本青年代表团时十分感慨地说，“没有当年日本进攻中国，就没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 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建交的西方国家就是日本，日本的化肥等产品充斥中国的城乡，同时中国的大批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日共关系从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共县以下干部穿的日本尼龙化肥袋子做的衣服便可见一斑，当时有民间顺口溜曰：区干部、社（公社）干部，一人一身尼龙服；前‘日本’、后‘尿素’，这个汉奸扮得酷；染青的、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中共先暗地里勾结、帮助和利用日寇侵华，夺取政权后，周恩来首先宣布放弃对日本的索赔；后来又利用中国人民对当年侵华日寇的仇恨进而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害国主义”情绪。须知日本自从1945年被美军控制后，在麦克阿瑟将军的直接干预下进行了大规模修宪，废弃了实君制，实行了虚君制；日本天皇由直接干政沦为国家象征。现在的日本和当年发动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根本就是两回事，当年参与侵华战争的那批人已经死绝。现在的日本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日本的国家各级领导人和议会均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日本的大政方针均来自民意。当年中共亲日——亲的是日本独裁专制政府，并利用日寇帮助推翻国民政府以建立中共独裁专制政权；现在中共反日——反的是日本的民主制度、民主理念对中国的影响并进而动摇中共顽固派的反动统治。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共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为了转嫁危机，中共的所有宣传机器都在喋喋不休地重复六十多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并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而闭口不谈中共曾十倍百倍地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中共顽固派的罪恶目的是利用中国人民对当年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并进而挑起民族精神对立以利于延续其反动统治（正所谓以民族矛盾冲淡阶级矛盾）。
      中共在政治上反日的同时，与日本的经贸额却连续七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单2005年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189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两万亿），可见其反日的实质就是——政治上反日（反民主理念）、经济上亲日（套取外汇以利于中共反动政权的机构运转）。
      和平是现代国际潮流，中日友好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共顽固派之所以勾结日本的旧势力并企图挑起中日精神对立，其目的就是为了推迟或延缓其反动统治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