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革 命 论

纪兴良

新  革  命  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1927年3月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在写给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党中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后来，这段话成了诠释“毛式革命”的经典理论。在这种理论鼓动下，革命成了屠杀地主、富农、资本家和一切政治异己以及被怀疑为“叛徒特务内奸”的“同志们”的代名词；甚至夺取政权后又害死了8000多万人（1959至1961三年人为灾祸饿死我同胞3000多万，十年文革整死民族精英3000多万，‘反奸除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运动残害2000多万）。

现在再读这段话，只觉得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

“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等论调完全混淆了是非观念，马恩列斯歪理邪说渗透中国以来，这种观念被大大强化，从而出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理论。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杀人放火抢劫是犯罪行为，毛泽东则把“打土豪分田地”说成是“高尚的革命行为”；夺取别人的土地财产本来是一种野蛮的、违反法律与道德的行为，毛泽东却发动农民去抢劫地主富豪的土地和财产。由此，共产党把人性中反道德的、最邪恶的一面“弘扬”了出来；这叫人不犯罪都不行。

当今中国社会，新的地主资本家和靠贪污受贿索贿暴富的中共各级各行各业各单位主要领导人为主体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一个特权阶级；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级称“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比较贴切。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一面疯狂盘剥劳苦大众，一面大肆屠杀政治异己和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人民起来革他们的命倒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暴力革命往往催生新的专制政权。如果我们现在按照马列、毛泽东倡导的暴力革命的方法，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拿起武器把新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就是支书、大户与企业家以及靠贪污受贿索贿暴富的中共各级各行各业各单位主要领导人）逮捕并戴上高帽、大会批斗、游街示众最后处决的话，算不算是犯罪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要以较小的代价、选择比较温和的议会斗争形式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更有利于民族的生存和祖国的未来。

中国历史上号称“起义”的“革命”无不是以暴易暴，无不是大规模屠杀，无不是以牺牲劳苦大众的生命为代价的。黄巢杀人八百万、在数难逃，太平天国革命造成至少一亿人死亡，杀人狂张献忠几乎将四川人口杀戮殆尽……

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其实质就是鼓动一部分人屠杀另一部分人。在人与人相互斗争和仇杀中，毛泽东获得了成功感、欣快感（毛泽东原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足以证明这一点）和渔翁得利的效果；而被斗争和仇杀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却从死亡和血腥中悄然进入了“革命者”及其子孙的心底，并在气候适宜时萌发成长为新一代具有“原敌对阶级意识（地主资产阶级）”的特权阶级（即现在的‘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蜕变过程——即由“革命者”蜕变为“革命对象”，也可称之为“角色转换”。如果我们现在再采取同样“暴烈的革命行动”——发动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屠杀“中共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的话，我们岂不是又走上了“毛式革命”的覆辙吗？革命胜利后还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换了名堂的“毛式政权”呢？是不是还会出现一个新的“XX官僚垄断土地资产阶级”呢？是不是还会继续愚弄、压迫和盘剥劳苦大众而自称“人民公仆”呢？

为了避免在“暴力革命——血腥镇压——再革命”这个“革命怪圈”里转悠，我们必须要赋予革命一个崭新的内容，那就是“珍惜生命”。如果“革命”不珍惜生命，这个“革命”就应该摈弃！我们现在就是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把马列邪恶思想和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糟粕彻底清除，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仁爱”、“仁政”、“民为贵”、“忠恕”和“积极向上”的传统文化精粹，为祖国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必须采用先进的政治理念和先进的政治机制与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个先进的政治理念就是民主、自由、自治、公平与平等，这个先进的政治机制就是制衡机制（正所谓把‘国家利维坦’关进笼子里），这个先进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宪政制度。

所以我说，“革命也要请客吃饭，也要做文章，也像绣花绘画，也要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非杀人，非一个阶级屠杀其它阶级的残暴血腥的行为。”那么，到底还要不要革命？要的，要继续革命，要不断革命，甚至永远革命；因为革命是动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个革命主要是思想意识的革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革命。

革命只是杀人吗？只是暴力和血腥吗？当然不是！东欧和前苏联的巨大变革，台湾的民主化，韩国、菲律宾、南非的政治变革都是革命；然而，这些革命却基本上没有流血或者很少流血。当然，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有牺牲，甚至牺牲小范围内的个别人的生命；但是，那只能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的牺牲，是极少的、必须的、不可避免的牺牲。

什么是革命？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并不知道“革命”为何物；这与中共政权的误导有直接关系。他们把到幼儿园、到妇产科工作或者参与某项事物统统叫作“参加革命”。其实，这是“泛革命化”；革命应该有它特定的意义。革命是指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或变革过程——即质变过程，如“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改造社会的过程可称之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就是更新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朝换代也是一种革命。

革命绝不是守旧，革命绝不是倒退。革命就是与落后的、陈旧的、反动的社会制度和落后意识形态决裂，就是与危害中华民族的邪恶组织和势力、残害人民的邪恶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革命就是推陈出新，革命也要珍惜生命，革命也是培育和扶植爱，一切对人民有益的、改变落后面貌、推动社会进步的皆可谓之革命。相反，一切顽固守旧者、反人类、反民主、反人权、反伦理、反和谐、屠杀政治异己、使用极端暴力夺取政权尤其是使用暴力巩固专制政权者都是反革命，都应该受到国际社会、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受到国际国内法律的制裁，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如果顽固派在人民革命面前举起屠刀犯下反人类罪和屠杀罪，那么他就应该得到像罗马比亚前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那样的下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打破一个旧的国家机器难，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机器难上加难。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机器？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用什么方法切实让人民控制好国家机器这个“利维坦（注）”而不至于使它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祸害国民。只有把国家机器这个“利维坦”关进民主宪政的笼子，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自由、自治、公平与平等。

我们要把“革命”引入一条崭新的轨道、辉煌的轨道——就是像东欧和前苏联政治变革那样的、台湾民主化那样的、韩国菲律宾南非的政治变革那样的革命道路。台湾就是中国大陆的好榜样，学习台湾、推动民主变革、实行民主宪政是中国大陆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华民族的最后希望。

（注）·利维坦（Leviathan）：迦南文化中利维坦的原型为一条名叫洛唐“Lotan”的七头蛇。《圣经》中描述的类似鳄鱼或鲸鱼又像巨大章鱼的海怪，它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凡高大的，它无不藐视，它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在此一伟大的神面前，个人渺小，命定充当祭品。传说，在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后来人为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仍自创一利维坦，创造一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政府。此政府利维坦（Leviathan）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亦由人来运作，具有人性之半神半兽质量，在保护人之同时，又在食人。这一机巧当为思想家们明见，他们的思虑因此立足于驯化国家，即如何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如今的美、英、法、德、意、日、加、澳等国人民已经基本上把“政府利维坦”关进了驯服的笼子，使之只能利民、不再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