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右派朋友

macnifk · 发表于 2007-8-27 23:10:49

纪念我的“右派”朋友－－为“鸣放、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作作者；MA-JIE 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鸣放——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我时常想起那些“右派”朋友——包括知名的与未知名的。值此“鸣放－反右”五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他们。
 
       一九五七年的那场“反右”运动距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虽然我也身陷其中没有逃过那场劫难，而且以后几十年来受尽了那个法西斯暴政的凌辱与虐待，遭遇了人间地狱的苦难，经受了残暴、黑暗时代血与火,生与死的折磨和暴虐，而我却时常想起一个人来－－至今我连名子都不知道的一个“右派”分子来。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是那里人，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南方人，家在皖南某地。 
 
      一九五七年，那是我在大学读书的时代，那时他也在大学里上学，同在一个学校，他是中文系的学生，我在另外一个系里读书，不在同一个系，只是在同一个学校里，并且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互不认识，虽然时常遇到，没有交往过。
 
      那时我二十四岁，他大约已有二十七、八岁了，带着一付近视眼镜，庄重老成、严肃不苟言笑，像一个文人学者。在大鸣大放中他“鸣放”了什么，我不知道；他在“鸣放”时期是怎样“猖狂”向共产党进攻的，如何“疯狂”反对社会主义的，我也不清楚，只知后来到了“反右”时，他成了一个“右派”分子。
 
      后来听我的一个在中文系和他同班的同学－－我的一个朋友说起过他的事情，即被揭发出来的一些所谓的“反动”言论。五十年了可惜也不记得了，只有他写的一首诗我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家住高傲山头，偶来游戏人间；窥得世人如无物，似小D一般。揭出来的所谓反动言论，诗词，就成了向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猖狂”“疯狂”“恶毒”“进攻”的毒草，也成了罪行，因此，被斗的死去活来，最后不堪侮辱和痛苦而自杀了；他第一次自杀是弄了一把修鞋的割皮子刀；那时在校园内，允许外边修鞋的在校内，学生宿舍区为学生服务，所以，在学生生活区里都有许多修鞋的小贩在那里摆摊，在那里他借了一把刀子回到宿舍睡到自己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偷偷的用刀子割自己的脖颈和喉管，由于疼痛，全身颤抖而被同室的人发现，自杀未成，随之而来的是更猛烈的批判、斗争，其罪名是坚持反动立场、对抗运动、与共产党为敌。 
 
      没完没了的批斗，检查，交代，人格的污辱和精神的折磨，在不堪忍受的痛苦下，不久，他又第二次自杀，仍像上次一样从修鞋摊上借了割皮刀，由于监督看守的严密，这次也未死成，当然批斗的更利害，更猛烈、也更残酷。一个人到了不堪痛苦、精神绝望，欲死不能、求生无望的地步，最好的解脱，那就是速死。在人格与尊严受到凌辱和亵渎下以生命去抗争、去保卫，以死相争，以死相拼，这就是“人”的价值。 
 
      大约是在五七年的六、七月间的某一天，大概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的革命警惕性松懈与麻脾，放松了看管与监督，这个死不悔改，顽抗到底的“右派”分子－－他终于钻了“阶级斗争”和“反右运动”的空子，乘人不备之机从教学大楼的四楼教室里坠楼而死了。一个生命消失了，一个“右派”分子从痛苦中解脱了，这对当时的反右运动以及当局都毫无影响。
 
      死一个“右派”分子就等于死一个蚊虫，还被说成是畏罪自杀；是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反动派。一个血肉之躯，从四层的高楼上跳下，如果真的是“花岗岩”脑袋，那肯定不会是头破血流，脑浆崩裂，而事实是在文化殿堂前鲜血一片，在文明圣洁的学府内血迹飞溅。平静安宁的校园成了精神与人格的屠场，没有人同情、痛惜，没有人为之哀挽，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抽象的‘人性’是没有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只有具体的“人性”，就是‘阶级性’”。这种谬论邪说的意思就是；人是没有共同的、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说人是没有人性的，只有“阶级性”。在这种歪理、谬论、邪说的教导毒害下，人都没有了人性，剩下的就只有野性、兽性、恶性了，毛泽东时代的无视人权，无视生命；在生命面前的冷漠、冷淡、无情、无视、从一九五七年那时开始，或者更早的时候起，中国人就远离“人性”了。
 
      五七年以后在中国曾有过批判“人性论”的运动，而且冠以“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大批”“特批”的闹剧。毛泽东很早就在中国播下了“恶”的种子、“仇恨”的种子，为中国社会留下了“仇恨”的祸根；今天，中国人的变态，恶行；中国社会中的千奇百怪，奇异荒诞，都不足为怪了。今天的当权者要建立“和谐社会”，如果不是当政者的一厢情愿，那就是统治者为了统治集团的统治利益而作出的一种表演、也反映了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要急于缓和社会矛盾的急切心情和急不可奈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斗、天天争，无数的“政治运动”留下社会仇恨、历史积怨，还没有消除，也没有化解，社会能“和谐”吗？“和谐社会”能建成吗？这不又像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天堂一样；是一厢情愿、是空中楼阁、是海市蜃楼、是“乌托邦”空想、是塑料泡沫、是纸做的鲜花——好看不香、是镜中花、水中月、画中景；是一场欺骗、是一场空想、是一场梦。
 
      关于这一主题将另文探讨，这里还是谈我的“右派”朋友吧。他死了，在别人眼里，尤其是那些失去人性的人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右派”分子，而在我眼里他是“人”，是生命，虽然，他放弃了生命，可他选择了“尊严”－－人的尊严。一九五七年的初夏正值大鸣大放开始之际，许多人都是相信毛泽东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的诱惑和煽情，响应他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党，整风”而参加“鸣放”运动的。
 
      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天真幼稚早已陷进了毛泽东预设的阴谋和阳谋中去了。鸣放一开始大字报就贴满了校园，随后就有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抄录大字报的内容与作者。一一记录在案，其用意和目的当然是不言自明。不久“反右”就开始了，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大字报都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证，而写大字报的人也都成了“右派分子”。 
 
      那时我正在某省的一个师范学院读书，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后，从南京大学传出一个名叫——“雷戡大纲”（又名：南大二十条）的大字报，其中有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发扬“五四”精神；要求党老爷开禁锢；要求新闻言论自由、要求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党天下等等，共二十条意见。都是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敏感问题。
 
　　这个大字报在鸣放初期出现，随即传到安徽各高校中，受到广泛的响应，影响很大，到了反右开始后，因这个大字报－－南大二十条，被打成右派的人也最多。我也未能幸免，也在其中；事情起源是和朋友——席风楼的通信，风楼蚌埠人，同在蚌埠师范读书时成为好友，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分到不同的地方工作，就一直保持通信，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和他同时参加那年的高考，我被安徽某师院录取，风楼却迟迟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以后，就仍留在了原来的单位工作。并且和我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一九五七年的“鸣放”时期，我在给风楼的通信中自然谈到学校里的生活、学习，当然也包括学校中的“鸣放”情况，而谈到了当时的大字报；以及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其中也有南大二十条的内容。据以后所知，风楼把我给他的信又给别人（他在工作单位中的朋友）看了，后来到了他那里开始整党、整风——“鸣放”与“反右”时，就被人检举、揭发，后来就被划为“右派”。随后又追查到我所在的学校，这样，我因此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这样由于我们的年轻，政治上的幼稚，对政治的愚钝和无知；虽然没有“鸣”没有“放”；在鸣放中没有言论，没有向共产党“进攻”和“攻击”、没有向共产党放“毒草”、“毒箭”。事情的经过就是我在“鸣放”时的一封信——寄给了朋友——朋友因不慎又给朋友的朋友看——同时又被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发现——于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揭发检举了此事——于是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朋友都成了“右派”——于是又追查到我读书的学校——于是我也成了一个“右派”。 
 
      简言之，打成“右派”后我被学校开除了，处分决定是；送回原籍，交人民公社监督劳动改造，到了“文革”时（一九七0年），又因书写“反动文章”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入狱，十年后（一九八0年）出狱，后到一所中学教书，现在我又当了一名“退休分子”。风楼被打成“右派”后，仍留在原单位工作，降职降薪，二十多年后，复查他的右派问题时，在他的档案里找到了一张一九五六年华东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才知道是他工作单位的头头扣下没有给他，因为与领导关系不好而受到陷害。风楼因“右派”而贫困一生，最后在病痛折磨两年后，于一九九七年七月去世，死时天降大雨，倾盆如注，苍天像是为之流泪，为之动容。 
 
      我与风楼的通信完全是私人朋友间的一般通信，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更没有任何其它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意义。仅仅是朋友之间的无话不谈而已；但是在共产党的政治里是讲不通的，尤其是在政治运动中，任何辨解和解释都是说不清的。共产党的政治就是强权政治，是暴力政治、是不讲理的政治，在强权、暴力面前是没任何道理可讲的，就如在土匪、强盗面前无道理可讲是一样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见有许多研究者在著文中说是毛泽东的预谋和圈套；是“引蛇出洞”、“放长线钩大鱼”，而设下的陷阱。原则上我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依据毛泽东的老谋深算，精于权谋、善玩韬略，无数政敌和对手都败在他面前；对这样一个久经沙场的政治狐狸，出于自身的和集团的政治利益，出此伎俩，有完全的可能，对于一个老奸巨滑、善变狡诈的政客来说出此阴谋也在其情理之中，而毛泽东本人却招供为“阳谋”，由此也可见其嚣张、狂妄、傲慢之一斑。但是我更倾向于；是毛泽东的傲慢自信，错估形势，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在赞扬奉承，歌功颂德之中，对大逆之言，剌耳之语的逆反心态，产生的政治敏感下而恼羞成怒，从而变脸，一反常态，挥起惯用的政治屠刀，大开政治杀戒。
 
      在毛泽东打败蒋家王朝的所谓八百万大军，夺取天下，取得胜利，稳坐江山，接下来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运动等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在朝鲜战胜了“美帝”，在国内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化等等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得意忘形、踌躇满志，沾沾自喜，称霸中国，不可一世之时；在一片赞美褒扬，阿谀诌媚，拍马奉承，歌功颂德之际，却有人竟敢发出反调，说三道四，指责批评，分庭抗礼，指责这不好那不好，这大概是毛泽东估计不足，始料不及，没有预料，也出乎意外而使其陷入尴尬与被动，在党内外，国内外，尤其是在“老大哥”“小兄弟”面前，尽失颜面。
 
      其能不恼、不怒、能不羞恼成怒？一九五七年从毛泽东号召“鸣放”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要“大鸣”“大放”，并且信誓旦旦的承诺；“言者无罪”，到翻脸变脸，进行“反右”，这中间仅仅只有十多天（大约十五天）时间，从大“放”到急“收”这一过程的急骤变化，可以略见一个典型政客，从狂妄自大，翻手云雨，玩弄权术；到惊恐慌乱，背信弃义，翻脸无情，这一事态变化过程，活托托呈现出一个政治流氓的反复无常，也活生生地展现了一个毫无信义的流氓政客嘴脸。 
 
      今天的中国，诚信缺失，道德堕落，贪污腐败；中国文化和社会文明破坏殆尽，其根源全在毛泽东，罪魁祸首、始作甬者别无他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对知识分子是一场灾难，对中国也是一场悲剧，它殃及遗害几代人，祸害危及各方面，在此我敢断言，并立此存照；不清算毛泽东的罪恶，不清除毛泽东的流毒影响，仍然把那个僵尸、死尸高高地“供奉”在中国的“靖国神社”里，敬在庙堂中，当作偶像、奉为神灵，作为神圣，。中国社会就不会进步发展，中国就不会复兴和振兴。
 
      但批毛和非毛，必将动摇、危及统治集团的执政和统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看来那个集团一时还不能丢弃毛的死尸和僵尸。所以我也但愿中国在“伟、光、正”的领导下，以毛始皇为首，之后；由邓二世、江三代、胡四辈、×五代、×六代、七代、八代、、、、等等代，代代相传，代代不绝，万代不断，一直统治下去。一九五七年的“鸣放”、“反右”运动已过去五十年，风楼上世纪一九九七年去世，已经作古，我的那个不知姓名的“右派”朋友，五十年前为了自己的尊严就放弃了生命，在“生命”与“尊严”之间我选择了“生命”，但我失去了“尊严”——“人”的尊严。
 
      在强权与暴力面前我成了一个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囚徒、奴隶。在这里我无须诉说五十年的痛苦经历，也不想向世人去诉苦；我知道凡是一个有良知的正常人，都会知道、也都能理解；在强暴、恐怖下一个失去尊严的奴隶、囚徒是什么含意和概念。我还活着，还有思想和灵魂，这是任何强权和暴力都不无法剥夺的，有时候我觉得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在屈辱中苟活，生不如死，就像我不知名的那个“右派”朋友，为了“尊严”放弃“生命”。这是一种选择，我能理解，这不是逃避，应该同情，应该尊重。但是我无法选择，因为我觉得除了对亲人的责任之外，我还有更大的责任；向后人、向历史、向未来传递信息的责任，告诉人们；为恶者的残暴、为政者的不仁。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我不能逃避，所以选择了“生命”。 
 
      在那个风雨恐怖的“鸣放、反右”运动中，有的人为了“尊严”失去了“生命”；有的人为“生命”失去了“尊严”。其实，这只有在万恶、邪恶的专制独裁社会里才有这种二者背论的荒谬，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人人都享有的人权——“生命”与“尊严”的权利，即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天赋人权，在中国竟成了荒谬和悖论。反右运动过去五十年了，为了纪念在那场运动中的不幸者——所有的知名者和未知名的“右派”朋友——生者和死者。今天我们仍像五十年前一样期盼中国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遗憾的是；至今中国仍处在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阴影中。当中国一旦出现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我将向你们——生者与死者，知名者与未知名者、天上的与地下的——“右派”朋友们，第一个传递光明的信息，敲响报明的钟声。
 
      我在期待，我在等待－－－－－ 
 
写于2007-6-10 2007-8-8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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