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解纪实
我的一次偷渡冒险经历及其他
——返解纪实
时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五月）
一九七四年底，鉴於我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憧憬和渴望，我参与了一次主要由广东知识青年组织的逃港行动。今天，随着马思聪等著名人物外逃经历的公开披露，以及对这种行为的动机、性质甚至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与定性（当然是针对马先生这一类公众人物），因而我也不妨把我这一段经历公开出来。
其实，还在一九七四年之前很久，我早己与广东的亲戚约定，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就通知我（我的条件是：无需游泳，因为我的水性欠高明），逃出去，到香港去，到海外去，去得远远的；现在，机会来了。
当时我正与一个工友在柳州市进口汽车维修中心（现华力汽车修理厂前身）做汽车钣金工的四级临时工，并且准备参加当时正筹建的第三建筑公司加工厂，己经填写了有关的表格；后来，我的很多社会上的熟人朋友都进了这个厂，有做木模的、翻砂的、钢筋的，还有一位是开汽车的。可是，当我接到亲戚的通知后，我立即作出了决定：结清了维修中心的工资，然后从所有朋友的视线中消失了。
行动
我大约是在十一月末离开柳州乘车到广州的,抵穗后即听到亲戚报告不好的消息:从调频收音机收听到的香港电台广播得知,港英当局己与大陆政府达成妥协,将对大陆偷渡人员採取“返解”即遣返措施,时间己定为自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日始。这当然使我心中大为忐忑不安，因为在此之前港英当局警方只要截获了来自大陆的偷渡人员都是安排其与在港亲属会面，旋即允准在港留居的;因此偷渡人员只要能躲过大陆边防禁区的拦截搜捕就OK了。毕竟这次港英当局的决定是釜底抽薪之举，确实对我们这些偷渡人员有致命打击之感。
可话虽如此说，但毕竟从收音机中听来的消息终有不甚确然之感；大家其实都还是心存侥幸的，对国际政治中的实用主义自利原则而产生的、时称“国际姑息主义逆流”的新绥靖主义当时也缺少认识，而即将付诸实施的冒险行动倒是使人在惴惴不安中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简言之，我们的行动是要用船只实施偷渡，有人事先串连集资了六、七千元购买了一艘一枝桅的渔船，并花了三、四千元对船作了维修及改装并购买了一批竹箩悬空横搭在船舱上，把船伪装成广东沿海常见的渔民经营的出口商船，偷渡的人就全部藏身在竹箩下的船舱里。由于所要花费的资金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船只也比较大，所以整个行动是由几方面的人串连组合起来的，负责买船的一方称为“屐方”（当时广东大量的偷渡人员用暗语“屐”来称呼船），负责联系驾驶行船的称为“竹方”（因为要用竹篙撑船），负责联系集资的称为“东方”（意即股东）；总共串连了有数十人之多，因为我的表亲是增城的农民，负责驶船，所以我也算是“竹方”的人了。
十二月十一日我终于接到了出发的通知,记得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与一位拐弯亲戚同行,先到火车站买了到“西南”站的一趟慢车票（西南为广东三水县的一个镇）,坐了大约个多小时的火车,到站下车后,因为下车的人不多,一看下车的人都是大城市来的人模样,彼此便心照不宣各自行动, 先到车站小饭馆吃了点饭,然后跟定预先约定了记号在前领路的人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和农人,初冬的夕阳晚照落在田塍上、菜畦间，风景真是安谧宜人；只是我们多少有点心怀鬼胎，见别人看到我们这些与周边村民装束不很协调的人群时露出一丝好奇的表情时，我总有点不安的感觉，偶尔有老农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就说到前面村庄去“饮”即喝喜酒来解释，这实在是最合理的解释了。很快天就黑下来了，冬天的夜晚来临得很迅速，一下子就到处漆黑一片了，路上除了我们这批人己外，己很少有人经过了，只有我们这些人沙沙的脚步声，偶尔经过村庄边缘或经过生产队的水泵房，就会有一阵狗吠声，我的心就会特别紧张。事后我方知道，正是为了避开当时广东省沿海农村民兵组织对逃港行为的注意,所以我们这拨人的组织者才特为选定了远离出海口的三水县西南镇作为集中登船的地点。终於，泊船的地点到了；我们在有人指引下走下河堤，借着微弱的星光，我看见河边停靠着一艘挺大的木船，看不太清它的全貌，但心中充满了对它寄予的希望。人们鱼贯走过舷板、走上甲板、钻入船舱，舱中一片漆黑，只能靠摸索着走进去，里面己有一些人，感觉得到大家都是靠着两边船舷相对半靠半躺着，人们全都禁声，至多是彼此间为了躺靠的位置有一些耳语；渐次，船舱里躺满了人，人们不再行动，船舱口关上了门帘；只听到船舷边耳畔响起了水声和咿哑的橹声：开船了。
在后来的两天三夜里,我们一船同路人就一直是用这种半躺半靠的姿态在船舱中度过的,吃、喝、拉、撒、睡都没有办法动弹，吃的是出发前各人自己准备的干粮，大抵是一些巧克力之类的高热量食物，尽管是在船舱里，但深冬的寒风仍不时透过头顶竹箩间隙吹进来，人们卷紧身上的冬衣也还不时有瑟缩之感。只有在白天，我们借着透入的光线才可以在昏暗的船舱里彼此打上个照面，依稀看见整个船舱里足有好几十人，男女老少都有；白天的光线也使我们感到不安全，惟恐我们这条船会惹起什么人的起疑。这样的行程是单调的，也与我们预想的出海冒险有些不符，记得足足走了一天一夜之后才到达佛山，时间又恰是在白天，透过缝隙看着外面熙攘的市区，因为河道拥堵，有时还要忍受停船待行的难耐和不安，想起以往去佛山游玩的快乐，心里真如一个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待到船行到虎门海面时，因为是晚上，我的表弟特地打开一个舱盖让我上甲板上透透气，并打来一碗白米饭让我吃，这算是“竹方”的一点小小特权了。看着夜幕里前面一片大海茫茫，只有远处灯塔射过来一束暗淡的光线，而船头和船舷边涌起的浪花却不时泛起点点微光，问人，说是海水里特有的微生物发出的磷光，一如陆地上的萤火虫光吧。听表弟说这里就是珠江的出海口了，江面宽八公里；再出去就是零丁洋了,想起百余年前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这里销烟抗英的英勇事迹和明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中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观照我们这一代人的庸庸碌碌,我心中又是一阵感慨。
越境、被俘
过了虎门就真正是出海了，从边防的角度来说也就真正是越境了，我们的心也越发紧张，有一回忽然听到有巡逻艇的马达声自远而近，突突声中连探照灯的光线都照进我们船舱中了，整个舱底照得一片明亮，我们每个人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有较熟悉边情的人低声说：糟了，海巡船。正在着急，忽然又听马达声却渐次远去，灯光也看不到了，舱底又恢复了漆黑一片，人们暗自连呼侥幸，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船老大是一位土改老根子、老党员，又是一位长期在东莞渔业社跑出海商船的船老大，熟悉这种渔民出海商船与边防海警之间约定的灯光暗号，所以化险为夷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船只开始颠簸，直觉感到风浪大起来了；身边熟悉沿海偷渡路线的广东人纷纷在议论，觉得按时间计应该将近抵达香港海域了。一位名叫陈颖祥的广州青年激动地写了一张纸条，互相传递着彼此激励，纸条的大意是：我们的“幸福号”即将抵达自由的彼岸，希望大家振奋精神，准备迎接黎明。同时大家开始商讨抵岸后如何行动：怎样分散隐蔽，没遇见警察怎样行动，万一遇到警察又怎样应对。可是这时我们不知道的是，在凌晨时分我们的船只越过中港水域分界线以后不久，海上风向突变。凌晨三时左右船只到达香港水域青山湾附近海面时，由于海潮是逆水，风向是横风，船只一直无法靠岸；后来据我表弟告诉我，由于我们的船只不是惠东一带渔民的“三枝桅”，而是只有一支桅帆，所以风向不顺时就无法前进。常用应对水流不顺时使用的一种工具，称作“选水板”即是一块厚达近十厘米，宽近二、三十厘米的木板，用於在船边“别”住水流，强行改变船只的方向，可此时船上惟一的一块“选水板”竟然在强大的潮水力量下被“别”断了，水手们情急之下将船只的橹砍下来想削平边沿以代替“选水板”之用；可橹是园柱状的，匆忙之中劈砍几下如何能成得了板子？放入水中根本起不了阻水的作用，而此时橹也没了，整艘船只完全失去了动力，我们在距岸边大约一公里处任凭风浪摇摆拍打，足足有近两个小时靠不了岸。这时，天渐渐亮了，舱底的人渐渐也感觉到不妙，开始失去耐心，陆续有人钻出舱外。事实上，此时我们也早己被港英当局为配合“返解”行动而佈置在港岛海域专门用于截获偷渡船只的一艘三千吨级的扫雷舰所发现，舰上有人在向我们喊话，军舰也己向我们靠过来：我们己无路可逃。
在舰上通事的喊话下，我们所有的人都钻出船舱，在风浪摇曳中沿舷梯攀上了军舰，在十二月寒冷的海风下，由于两天三宿没有吃过热食，所以虽然己穿上了全部冬衣,每个人都仍然有点瑟瑟发抖。舰上的水兵拿出军毯每人一条给披裹上，随即给大家端出每人一份热而薄的不知什么汤或粥，我也与别人一样三口两口喝下了它，根本不知是什么味道。这时，军舰上己有一位水兵下到我们的木船上，将我们的木船用缆系在军舰上，然后在船尾掌舵，军舰拉着我们的小船载着我们一起向海岸驶去。
在距岸边不远处，扫雷舰锚泊了，舰上的通事程式化地对我们每个人简单地问了问话，接着就有多艘小型的水警船驶来把我们56人（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们的“幸福号”上总共有56名乘客）分载，然后，水警船驶往岸边的青山湾水警总部。
在青山湾水警总部并没有停留多久，港英当局警方陆警的警车就来接收我们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把我们拉到哪儿去，五十多人共分乘多辆警车，沿着青山道一路向北驶去，我们也不知道要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在我乘坐的这辆车上有两个押解的警察，一个年轻一点，另一个稍年长，大约有四十多岁了；这位年稍长的警察很健谈，在车上一路与我们夸夸其谈，大谈其皇家警察的地位优越；又说象他们这样的警察是不佩枪的，身上挎着一个象是枪套的东西乃是叫做“功劳袋”，说“功劳袋”里的“功劳”不知是增加到多少多少，就又可以晋级了。我们之中有人想从他口中套出当局是否真的动真格执行“返解”政策，他倒很警惕，立即反问道“那你在香港有没有亲友呢？”，问者自然说有，“咁就得啦，人话‘返解’你又话‘返解’，我地返解系针对个的在港无亲戚投靠嘅人啫，你唔使忧嘅。”（那就行啦，别人说‘遣返’你也说‘遣返’，我们遣返是针对那些在港没亲友投靠的人而己，你不用担心啦。）事后我们得知,其实港英当局对於“返解”政策的施行是作了非常周到精心的安排的,最先拟定的实施日期是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起,但为了满足不知哪一方面的条件又决定提前一个月而定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然而为了使行动更显突然便又提前了一天而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卅日起施行,所以我们这一船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凌晨越境而将遭遣返的人便是港英当局实施该项政策以来所遣返的第十五批人员。我们还得知，当局在未达成遣返大陆逃港人员的政策共识之前曾作了长时间的舆论准备，在电视和报纸上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讨论和辩论，其中左派的意见自然是支持实行这一政策，理由是大陆来港人员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到港后造成了不少的社会问题，诸如交通事故、火灾事故乃自诱发刑案增加等，而且在经济上也造成了港岛失业率的上升等等，因而必须对之从根本上实行制止，亦即要实施遣返。从港人的利益而言，这些意见自然也不无道理；然而反对的意见也非常强烈，这主要是还有亲属在大陆需要移居香港以至海外，以逃离专制独裁暴政下的毛政权统治的那些人群；理由自然也是完全正当的，那就是民主政体下的政府所施行的政策必须有责任庇护那些逃离专制迫害政权的人，一如对待苏联和东欧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一样。在双方的意见不一争论不下的情况下，港英当局则己秘密与北京政府达成了谅解，并秘密作好了遣返的准备工作，专门在新界最靠近大陆的位置地名叫“打鼓岭”的地方新建一个警署，在水警和陆警中都作好了安排，除了前述在香港外海捕获我们的那艘三千吨的扫雷舰以外,在近岸水域则是水警船在巡逻;在中英实际控制线沿线及沿岸岛屿则有直升机定时空巡，可谓海陆空全方位、全天候的搜捕；为了尽可能逼近真实情况，港府警方还进行过从拘捕越境者直至将其移交给中国政府方面的全过程的演习其详细程度乃至连发现偷渡者时的对话、报告程序、用语都有具体规定，例如：当巡逻的“差人”发现了两位偷渡者时，就是这样向总部报告的：“大本营，大本营，呢度发现两条‘泥蛇’，请派一部车两个伙计来；OVER！”。在十一月卅日开始实施遣返行动后第一批到第三批的遣返行动则是公开进行的，电视媒体且进行了全程式的跟踪播报；但此举立即引起了负面效应，港岛全境有数千人在中环等中心市区、在港督府前进行了示威游行。于是，为了避免进一步刺激反对派，减轻遣返的影响以利於在拘捕越境人员时采取欺骗手段而减少可能的逃避或反抗，所以警方从第四批起就转为了秘密遣返，我们这一批自然也是这样，因此才有前面所写的与押解警察那样的对话，而其实这样的对话在海面上英军扫雷舰上也己有人与舰上的通事（翻译）进行过。
打鼓岭差馆（警署）到了,据说这是港英当局治下警方所设立的最靠近大陆的一间“差馆”即警署，大约是最低一级的警察机构，类似於我国的公安派出所吧。由於地处偏僻，听说有些在港九开了一二十年出租车的老司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押解的“差人”即警员将我们押下车，送入警署内，印象中这是一幢两层的建筑，后面有一个花园模样的院子，我们就被从后面院子押入监所，是通过一条仅容一人通行的窄窄的甬道，然后走入关押地点；以后我才知道这道甬道的设计意图。
不知道港府的监仓是否都是这样的格局，反正打鼓岭监仓给我的印象就象我们内地的动物公园里的老虎笼子：几间用十六或十八毫米园钢枝在上下两块钢板之间镶嵌成隔栏围成囚室，钢枝间隙大概在八至十厘米左右，说是囚室真不如说囚笼来得贴切，笼子见方大约20㎡，“室”内没有床，只有一些床板铺在地上，因为是冬天，所以还有一些毛毯在铺板上，看上去卫生程度还可以。总共应有四五间囚笼，互相之间以及与笼外倒是方便沟通交流，毫无隐私可言。笼外当中是一条通道，通道尽头是警员看管工作的地方，有一台大彩电面朝着囚笼这边让囚犯们可以看电视，看管的是两个女警员，还时时在电视面前对着我们这些囚徒哼哼流行曲，甚至走两步舞步，似在对我们炫耀着自己地位的优越。
我们到达的时侯这里原己关押着等待发落的几个先期被送来的偷渡者，加上我们这一船五十六个人，几个笼子顿时被塞得满满的，令警员和原在押的人都直发惊呼。这里的伙食是每日三餐，早餐基本上是每人两三片“多士”（面包）加一杯牛奶或其他什么饮料或是粥什么的，中、晚餐则是大米饭，饭菜的质量相对於当时内地的供应来说应该是不错了，可是由于给囚犯煮饭用的只有一口大电饭锅，而不管关押人数多少每顿也只煮一锅饭，所以在我们这一船人到了之后，就觉得每顿都不太够饱了；不过那时我们的心思却全在“未来的命运怎样”这个问题上面，对于在内地时津津乐道的港台电视节目以及吃得饱不饱这些都全然没有太多的关切了。
到达打鼓岭的当天或是第二天我们所有人就被带去过了一次堂，事后据说审讯的是联合国难民机构的人，目的是要甄别我们这些人里边有哪些是按规定可以留居香港不用被遣返的，这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中确实有两名在过堂后没有再押回我们原来的笼子里来，而是关到了二楼的囚室，而二楼的囚室据说是移民局管辖的，所以到了哪里据信就是己经有了“生”机了。下面我就说说这两名幸运者的故事：两人中一人的情况比较简单，她是一位花季少女，只因为未回广州前她全家原就在香港生活，而且她本也就是在香港出生的，虽然这次偷渡时并未随身携带有“出世纸”即出生证，但由于能提供出当年她出生的医院，所以很快就查到了她的出生资料无讹，而据说港英当局甚至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都在香港沧陷前将所有医院的档案资料运回英伦三岛保管的，可见其政府对民生档案资料的重视程度。第二位幸运者的故事就更有传奇色彩了，这是一位名叫司徒乔（音）的中年男子，时年约四十余岁，据后来有认识此人的难友说，其人原也是在香港生活长大，直至大学毕业还在港工作，并且在港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或外围组织；大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受组织的派遣而回到祖国工作，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批判，以后遂消极工作游离於组织之外，生活上由其原留在港后己移居加拿大的妻子资助，其人便一门心思只想设法出境，至文革期间更是每日只在“海角红楼”（广州市游泳场）练习水性，随时作好偷渡的准备，这次他如愿以偿，自然也是符合留下的条件了。
那么其余人的过堂情况呢？就我的经历，我们大约是2—3个人一批过堂讯问的，问话之先每人先要拍一张即拍即得的照片，用一部那时在国内还很少见的数码即时成象摄影机，得出照片后就简单的问了几句话，对我的问话是：你为什么要偷渡到香港来？记得我的答复是：我想到香港来照顾我独身年迈的伯父，并且想读书。再问：你凭什么本事可以照顾得了你伯父？答：我应该有足够的工作能力可以谋生。诸如此类吧，很简单就结束了,我内心当然还有很多诸如对自由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响往这类的精神诉求,但我从问讯者的语气和眼神中读出了岐视和淡漠,自尊使我住口了;许多年后,在例如前南使馆被炸或中美撞机事件这样的问题上,我持有的观点是民族主义的、甚至是如同“愤青”那样激烈的，不能不说当年的“国际姑息主义”给我留下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民族自私的印象。当然，我心中还有另一种恐惧，就是这些问话记录会不会原样移交给大陆警方当局；此外，那张刚刚从象机中取出的照片也使我沮丧：面色腊黄，头发蓬乱，神情狼狈，典型就是一个囚犯的形象，别说别人岐视,就是自己也瞧着难堪。我后来听我那乡下的表弟说，在问他话时有问到他是否愿意去台湾这样的问题，并表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他送到那儿去。可是那时的人都知道逃港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可以说是“非法探亲”而己，但如果是逃台，罪行就严重了，那叫做“叛国投敌”，受什么处分都没准了；所以我表弟只是表示，所以逃港只是因为在乡下吃不饱饭，想到香港来谋生而己，台湾人地两生，是怎么也不愿去的，也就了了。
问讯以后，囚笼内的气氛明显紧张起来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被返遣己经是难以避免的命运了，这当然是大家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所以大家议论纷纷都是在讨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商量后的第一个结论是：大家要一致对警方表示出反对遣返；为了不被各个分散强行遣送，大家要先聚集在一起。于是说干就干，有人就动手用地上的铺板做杠杆橇起笼子的铁枝，因为铺板有两米长，作为杠杆力量真是不小，令人想起了阿基米德的那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随着“乒”“乓”几声过后，几个囚笼之间的铁枝顿时被撬弯了几支，从固定的铁板间拔了出来，再用人力使劲弯上去，于是便有了几个足够人钻进出的洞，几个笼中的囚徒集中到一两间，大家把铺板全部斜搭在笼壁的铁栅栏上,并将所有毛毯全部搭到铺板上做成了一道奇特的“工事”,于是大家便似乎有了一些安全感，好象警察便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了。
警方立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于是乎试图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最先有一个英藉的警官从旁边一个己无人的囚笼钻进我们集中的笼子,想“零距离”的表现出一点优越感来征服我们,可惜的是我们之中却无人能听懂他在哇啦哇啦些什么;其实最可惜的是,那个年代的我们还无人象今天那样知道:欧美世界的生命价值观是那样的重於一切,以致于为了保存生命可以暂时放弃一切原则——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当年完全可以象今日中东的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份子那样劫持这位警官——我的两位表亲均身高一米八几，脚穿四十五码的回力球鞋，完全有能力控制这位自视优越的洋大人，而我，当初为了旅程的难测，身上甚至还藏着一把电工刀！这种想法在今天听起来不免给人有些穷凶急恶、大逆不道的感觉，但在当年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想想一批一批的热血青年不顾生命危险地前赴后继，投奔自由，可是却遭到可耻的欺骗，被强制送回到那个将要对他们施以暴虐迫害的极权政权之下，那么我上面的那一点愤激的想象，是不是可以被理解呢？
警方也发现了语言障碍影响了必要的沟通，於是乎又派了个华藉的帮办前来劝我们不要过激，希望派一位代表出来跟警方谈判，我们自然也也希望能有通过谈判找到逃脱被遣返厄运的机会，我们几十人中适有一位中山大学的助教，应该是我们当中文化最高的人了，所以大家都一致推举他为谈判代表，希望他能充分雄辩地表达大家的意愿、为我们带来好运。可是我们都太天真了，完全不能充分认识港英当局与大陆当局达成遣返政治难民的谅解协议的严肃性以及执行协议的坚决性；由此来看我们所寄望的“谈判”其实真是儿戏而己。果然，只不过几分钟功夫，这位助教先生就在两位警员左右挟持下，手带手铐回来了。他不仅是己经完全接受了这种几乎是既定了的命运，同时还应当局的要求回过头来给我们其他人做起了思想工作，大意是：反抗是没有用的，警方己作好了一切准备，遣返的命令是必须坚决执行的，没有任何侥幸的可能。诚然，他说的完全是事实，但是对于暂时尚未带上手铐的其他人来说，因为考虑到被遣返的严重后果，却仍然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试图负隅抵抗一下。此时，经验丰富的警方人员又使出了一招分化瓦解的手段，一位警员对大家说：大家不愿意出来不要紧，我们会有办法，等会儿我们将给囚室施放“催泪烟枪”（催泪弹），你们谁愿意试一试，认为可以挺得住的就尽管试试。不过，考虑到老年人和小孩子是受不了的，所以希望你们从人道出发，不要让孩子遭罪，可以先把孩子交出来。（看看，多么地阴险，先把不人道的罪名就扣在了这些无辜者头上，以显出施放催泪弹者是多么地人道、仁慈）这一招很管用，囚室内起了一阵骚动，接着一位父亲交出了他九岁的儿子，孩子哭闹着不肯离开父亲，抱他的女警员就一面哄他：“不哭，不哭，一会我们就找你的姑妈去”，一面强行把孩子抱走了。（多年以后，我的这位拐弯亲戚的儿子从远洋航运学校毕业，在远洋轮上做上了海员，而他的父亲在改革开放以后早己成为了身家千万的私营企业家，他们再也不会想象什么偷渡这种怪异的行为方式了。听到这样的对比，读者诸君是感到可笑呢，还是觉得寓意足堪发人深思呢？）小孩子抱走以后,警员接着再问:“还有谁是受不了的,也请出来吧!”，一阵短暂的议论纷纷之后，又有一位博罗（县）的麦姓插青送出了他年及花甲的父亲，接着自己也随同其父一起走出了囚室。榜样的示范很快起了作用，这里有必要阐述一下当时广东地方政府针对大规模逃港行为所采取的分不同对象给予不同惩罚的不成文模式：对农业户藉者和插队知识青年基本除教育训诫外不再施加其他处罚，而对其他工矿企事业员工或城市户藉的居民，人们总结了一句简要的表述叫做“三板两份”，意为如果偷渡行为达到三次，被抓回来时，则面临着两年劳动教养的处分。很显然，在这种处分方式的预期下，那些插队青年或其他尚未达到偷渡三次的广东本地户藉人员自然会选择尽快结束临时的收容囚禁，恢复自由，以便再次觅机重新“起锚”（即偷渡的隐语）。因此，不用多想，当初我们以为利益一致要共同抵制返遣的这几十人，转瞬之间就只剩下了几个行动的组织者，即前面所说的“东方”、“竹方”和“屐方”的几个领头者，因为大家都知道遣返的厄运将要带来的是比其他人严峻得多的惩罚。而我，则由於是外省户藉，原就知道广西对这类行为的处罚是如何的可怖，所以也留在最后的这批人之中。然而毫无作用，不一会，连这十余人也再坚持不下去了，人们逐渐在患得患失的盘算之下，深恐愈留到最后，责任或曰罪恶就会愈大，故而陆续逐个逐个走出囚室，剩下的人也看出人越少坚持就越没有价值，到最后就只剩了前面说的那个船老大、老党员的土改根子和我们三两个人，看看确实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得也走了出去，斗争算是失败了。数月之后，我得知最终那位船老大回到当地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一位“东方”的组织者，绰号“四眼”的新会县插队青年被判处了十年徒刑；我的一位增城县的表亲因为是“竹方”的主要人员，虽是农业户藉，也被处以劳动教养三年的行政处分，其他人就不很清楚了。
走出囚室以后，转入前述刚到打鼓岭走进警署时经过的那条窄窄甬道，甬道后边一位警员逐个给我们带上手铐，走出甬道以后我们才发现，后面的院子里原来早己是如临大敌，不知从那里调来了好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而且连警犬也调过来备不测了，我们果然是插翅难飞的。
遣返
返解的时候到了,被从囚室押出的我们旋即被押上了囚车,略感意外的是,囚车上先有一名警察候着,每上来一个人他即为之打开手铐,最初我对此有点不解,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为了在大陆的警方面前表明,他们对待大陆逃港难民是如何的人道,并无半点的岐视和虐待。后来我也才知道，大陆警方也同样小心翼翼地粉饰着自己对这一批叛逃者的处置方式——双方都同样那么地虚伪，但我不知道双方政府在原来达成的协议条文中是否有关於这方面的规定。
一溜囚车沿着新界的公路一直向北开，车窗外公路两侧都是少有居民的丘陵山坡，看上去与内地并无二致，只有偶尔驶过的戴着头盔、穿着鲜艳色彩的衣装、驾驶着色彩鲜艳的摩托车疾驰而过的场景是我们在内地还没有见过的，令人叹羡不己。也不知车行了多久，终于停了下来，到了。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叫文锦道的终端，与大陆行政区划以一条深圳河分界，连接两岸的是一条印象中很小的桥，也是以后才知道它叫文锦桥，这是相比粤港主要通道罗湖口岸的罗湖桥要偏僻得多的第二口岸，所以选择在这儿交接自然是为了尽可能避开世人的目光。
在文锦桥南头我们被押下囚车,随后排着队等候,只见桥北边走过来一个解放军军官模样的人,记不得是否还有其他人员陪同了;港英这边是一个英藉的警官,另有一个警员捧着拟移交给中方的遣返人员资料。双方走到将近时（或应该是桥当中分界点吧，或者是中方人员走过桥这边来——记不清了），只见英藉警官向着中方军官“啪”的就是一个敬礼，对方还礼后双方以外交仪节办理了移交档案资料，我瞥见移交的资料只有每人窄窄的一条，想必是从我们在打鼓岭警署被问话时所记录下来的那一大张纸上裁下来的，大约是只有简单的姓名、地址这么一点内容的吧，也许港英当局主观上还是想尽可能地保护这些人吧？我不免觉得当初在问话时我是有些多虑了。
移交资料之后就把我们全体人移交给了中方，至於是怎么移交，有没有点数，我们是怎么走过文锦桥的，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的是，走过桥北面以后，就有中方警察（看上去每个人都和颜悦色的）押着我们走向一辆看上去崭新的大巴车，大巴的所有车窗上都拉下了窗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车门背后也站有一个警察，我们每上车一人就给带上了手铐，随即一声压低了的重喝：到后面去，面对车尾头伏在靠背上，不许东张西望！
开车了。
大巴车沿着公路向北开去，虽然只能伏在椅背上斜着眼睛偷窥，并且实际上也不能透过窗帘看到车外的风景，但我知道每个人心里想着的都是同一个问题：香港在后面，越来越远了。我的心有点发痛，我知道，我这一次追求、也许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追求，——失败了。
记不得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没有什么区别，深圳收容所到了。
深圳收容所
那个年代的深圳还完全是个边陲小县城，格局就跟个渔村差不多。深圳收容所似乎是座落于县城边上，矮矮的围墙围成一个大大的院落，院落三面各是一排平房便是关押被收容人员的监舍,监舍是大大间的并不分隔开,总有好几十号乃至上百号人同时关在一起,所以后来我才在这里听到了好多故事。
我们被从大门押进去，第一道手续便是在大门旁边的警卫室里把所有穿着较新较好的衣服、鞋子全脱下来，然后扔给你一些又髒又臭的衣物，据有多次在深圳被收容经历的人说，这些都是从海边漂回的遇难的逃亡者遗体（香港“差人”即警察将之称为“咸鱼”）身上剥下来的，故而被人们称为“死佬服”；而被脱下的好衣物据说则被拿到广州长堤一带的一些旧物商店里出售。我的两个大个子表弟脚上穿的两双45号大回力球鞋是出逃前我陪他们几乎走了半个广州城才买到的，也被脱了下来，由于没有合脚的其他鞋替换，所以干脆就让他们光着脚了。
办完手续押送到监舍后，整个监舍顿时热闹起来，由于一次押来那么多人，于是原来在押的人纷纷来打听最新的消息：返解的最新动态啦、与自己同时“起锚”而失散了的人有无消息啦、谁谁“坚（即成功）”了啦、谁谁“沉（即被抓）”了啦，或则打听各人越境、被捕、被骗、被讯问关押、被遣回的具体情况。我们被港英警方海警拘捕的日子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凌晨，由于实施遣返政策的第一天，即第一批人员被遣返的日子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卅日，而且每天一批没有间断过遣返，所以我们是属于第十五批被遣返的人员。而在深圳收容所我们见到了所有从第一批起的被遣返人员，直至我们被从深圳往樟木头解送；而我们在深圳一共被关押了三十天，其间没有开始对这批人员进行过遣送，据说是要等候公安省厅的人来过“公安堂”，（收容遣送站是属于民政管辖的范畴），可见当时对这一特殊的收容群体如何定性处理方面，当局似乎仍未下定决心。
深圳收容所的
有日子没见你了，看了你的Blog, 很棒！完全是心里话， 大实话。 你有计生的经历，何不写出来，告诉给所有人！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计生工作人员的内幕文章。 ...
大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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