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五次人口大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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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五次人口大疏散


中国在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移动。


第一次是因“三年自然灾害”，城市人口向农村的非政策性移动，大部分是饿跑的，比如五八年大跃进城市增容时涌进的大批“盲流”，除了饿死人的地区没人回去，其它来自相对有点生存出路的地区，大部都回流原藉了，这种情况，从东北回流到山东河北一带的较多，回流河南的较少。

第二次是政策性的疏散，是为了缓解失业人口的压力，当时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刘少奇接手了老毛败家造成的烂摊子而出台的经济政策，大跃进时城市中扶植的五小企业和地方企业“关、停、并、转”大批“下马”，失业人口大量激增，加上国际上和台湾方面的反共攻势，国内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叛因素，为了缓解这个压力，中共一箭双雕的使用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借四清运动之机驱赶城市中的弱势阶层，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继五三年镇反之后从此升温的，四清运动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它的矛头都是对准了共和国特有的贱民阶层“黑五类”，是拿黑五类祭刀威摄人民的反抗。遣送五类分子家庭下放农村监督改造，而在“关、停、并、转”大量解雇工人时，黑五及其子女首当其冲的也就成为迫害岐视对象，不仅是失业，而且要全家“下放”。


与此同时，当局还驱赶失业的平民到农村去，还强迫企业中有不良思想的工人“自愿”到“三线”去。那时候的失业人员还不叫知青，叫社会青年，其群落成份比较复杂，有小学缀学失学的，有高考落榜的，有大学毕业不服从分配的（分配到边疆三线）还有两劳释放的，还有部分孤儿和轻微残疾人。当时为了鼓励下乡，是给一笔安家费的，大约两百元人民币吧，因此很多年纪小的孩子由于家境困难也都报了名，而“公社”（街道居委会）为了向上报成绩，也乐得扩大名额。仅一个公社（街道居委会）就下放二百多社会青年，这还不包括那些被强制遣送的五类分子家庭。


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文革初期和后期都大量驱赶五类分子到农村接受专政。文革初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驱赶城市“黑五类”人口是由老红卫兵执行的，目标主要是北京等大城市的“黑五类分子”，遣返他们到原籍。文革后期是“清理阶级队伍”，进一步肃清城市人口中的“黑五类”人口，由各地的革委会和群众专政队执行，也就是那些在运动中已经被斗争虐待侥幸活下来的“牛鬼蛇神”。

第四次，也是大家都亲身经历过的“五七战士”下放和知青插队，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历史，我就不再赘述。六四年与六五年两届下放社会青年被称谓“老知青”，以区别文革后期大批的知青。为了欺骗这些失业人员，毛泽东有个讲话：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去是大有可为的。还树立了邢燕子董家耕等样板，周恩来还曾亲往新疆慰问兵团老知青。这两届知青的家庭出身基本都是平民或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等到八十年代知青大批回城时，他（她）们也基本上都在农村落了户，成为“贫下中农”了。


第五次是七十年代初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当时的动员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驱赶城市下层居民伴随知青疏散到农村去。但实际上，是给那些转业的军人和回城的五七干部让位置，城市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下子膨胀了起来，因为复员转业军人大部分是农民出身，一进城就是全家十几口。“五七战士”们这几年在农村也没闲着，都添了丁，一回城也是十几口。


我想，有网友说他十三岁就下乡，这很可能是他受了家庭出身的牵连，这个说法居然有人提出质疑，说十三岁的小孩子不可能下乡。我没有为谁辩护的意思，不过是给网友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这里很多“60后”“70后”都不太了解这期间发生的事情，老实说我那时也很小，但我的记忆不差，应该要大家知道，十几岁孩子下乡，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再多说一句，就是有些网友包括我本人，为什么不肯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到底，我们是草根，不比那些大佬，我们草根是杨进兴一个级别的，不是沈醉！镇反时枪毙的是杨进兴，沈醉却被养起来了。说到底，中共最恨最怕的还是我们这些草根，因为草根自由派人数多，看得见却摸不着，睁开眼睛一个没有，闭上眼睛遍地都是，它是控制不了的，不象那些已经被它控制的大佬，想抓就抓。咱若是逞英雄树棍棍也不难，咱到是想去秦城，但资格不够啊！那是给大佬们呆的地方。


因为不是大佬，中共对付咱们可就没那么斯文客气了，随便找个理由比如嫖娼啊流氓啊什么的，就把咱整到法轮功呆的地方去了。中国海关入境处在柜台下都有黑名单和照片，凡是入境人员与名单和照片似曾相识的，都会反复核对，根据上级的指示，或拒绝入境，或开始监视。海外民运里有大量中共特务这是事实吧？不然怎么内斗的这么欢啊？那特务是谁呢？鬼知道谁是啊？不提防能行吗？所以呢，在海外中文网站鼓动网友实名上网的，我看他不是迂腐就是别有用心。

[ 本帖最后由 雨夜 于 2012-6-13 13: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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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重点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