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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绥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43 江青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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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 08:46: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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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东兴在北京巩固个人势力时,我正在广州陷入一场个人斗争中。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江青打电话给毛,说身体不好,要我去广州给她看病。江青在广州过冬,抱怨频频。她说她有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她的护士.随从、卫士都不肯尽心照顾她。她要我去给她看病。


  江青找我次数过多,连毛都起了疑心。自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一组工作以後,一直有人议论纷纷,说江青对我好,太不寻常。叶子龙和李银桥也在中间加油添醋。毛听到江青要我去广州时说「让他们去好嘛。」便叫我去。


  我实在不想去。我很解江青,她根本没有什麽病,而且脾气古怪,难伺候。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有满肚子委屈,我的调停很少能起作用。我每跟江青在一起时,总觉得如坐针毯。我知道毛起了疑心,更不想给别人说三道四。


  但我没有选择馀地。毛叫我去,派了一架空军专机送我到广州。


  我到了广州小岛招待所。这次同江青一同在广州的是警卫处的科长孙勇,卫士,和两位护士。我一到,他们就跟我一直诉苦。他们几个人都说,江青这个人没有办法伺候,没有她如意的时候。怕光、怕风、怕声音,都是假的。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开舞会。江青一跳可以跳三、四个小时,广东省领导全部下去伴舞,上从广东省最高领导干部下到卫士、随从、个个都得陪她跳上一曲才行。江青跳舞可以跳三、四个小时,看电影可以连看两、三个片子,这时候什麽都不怕了。


  江後来见了我,说了一遍身体上的各种状,然後就讲护士们如何如何不好,没有人管她们,指导她们。


  我向江青说明,我是毛派来给她检查身体,完了以後就回去。江当时面色沉下来没有说话。


  第二天江还没有起床,护士跑来找我,说「大夫,你昨天同江青讲了些什麽?她一晚生气,拿我们出气,还说,这个大夫真莫名其妙,他到广州来,简直想潦草应付一下,搪塞了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於是不再向江谈给她检查身体,也不提回北京。天天就同江看看电影、散散步、照相、周末跳舞。江每天近十点、十一点才起床。下午二、三点睡个午觉,然後接下来吃晚饭。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但我跟江青在小岛上都吃得很好,丝毫不觉外面的人正在挨饿。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的生日(也就是毛在北京下放叶子龙和李银桥的同时)。陶铸及他的夫人曾志请江和大家吃饭。这样一连下去,过了新年。小岛风景优美,日子舒适,但我觉百般无聊,忐忑不安。我看得出来养尊处优的江青非常不快乐。


  江的病的根源,首先毛有不少「相好的」。江心有气,又怕毛不要她了。又怕又恨,精神不会正常。


  其次江极不满意她的级别定低了。在中共政权中,行政级别分成二十五级。一级到六级是高级首长,七级到十三级是高级干部,十四级到十七级是中级干部,十八级以下是一般干部。江青的级别是九级。她非常不满意。她有天对我说「叶子龙、汪东兴两个大老粗都是七级。杨尚昆太不公平。」


      党没有给江青掌大权的地位,她心不痛快,不服气,又没有办法。这两点加在一起,自然这不如意,那不舒服。谁有办法治她这种心病呢?也只有毛表示永远要她,劝劝她,才好一点。可是让她掌握大权,我看毛也不可能自己开口,就是毛想这样办也难,何况江青眼高手低,什麽本事没有,还不愿在别人领导下工作,脾气又大又爱教训人,同谁也合作不好。


  因此江青的神经衰弱其实是种「政治病」,她野心勃勃,却无法伸展。如果她痊了,她就得去工作,九级的干部没有真正的权力地位。但如果她是以毛主席夫人自居,别人管心不尊敬、不喜欢或不愿意,也得对她卑躬屈膝,唯唯诺诺。
  最後我终於解江青不生病是不行的。只有生病,她才能予取予求,支配身边的人。她也需要毛以为她真的有病,否则她就得去工作。


  到小岛快三个礼拜以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上午江青起床後,叫我去。我走进三号楼的她的休息室。她正坐在躺椅上,喝着茶。我进去後,她叫我坐下。然後说「大夫,我们谈谈。你已经来了三个星期,无所事事,你有什麽打算?」


  我说「我在等着,什麽时候你觉得合适,我给你检查身体。」


  江青说「我今天要你来,是商量一下长远些的事情。主席身体很好,并不需要经常有医生在身边照顾。主席自己也说,并不必要有个医生。可是我身体不好,徐涛走了以後,没有医生做系统观察和治疗,我需要医生,可是没有医生在这。我同你商量,你以後跟着我,兼管主席。你觉得那个护士顺手,可以由你调来。」


  我本来这几天就看出她有这个打算,所以听了她的话,并不意外。我说「我调到一组来工作时,领导上交待,是给主席保健,负责主席的健康。领导上说的清楚,这是组织给我的任务。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同领导上谈的不一样。这样改变,领导上没有同我谈,主席也没有同我谈。我不知道何所适从。我觉得不妥当。」


  江青说「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主席,主席同意了。你没有别的意见,领导上容易办,我同他们说一下就可以了。」


  我说「这件事还得要思考。这样办我觉得不妥当。」


  江大声说「有什麽不妥当?你是不是眼睛只有主席,没有我?你看不起我这吗?」


  我怕的是蜚短流长。如果我真的做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一组的谣言便成了有根据的事实。我觉得事情紧张起来,我委婉说「根本没有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当医生谁有病都得去看。我认为照你的办法,会有不好的反映意见,对你、对主席都不好。」


  江听我讲完,忽地立起身来,圆睁两眼,急促问我「你说有不好的反映意见,是什麽意见?」


  我说「不必说了,是一些流言蜚语,讲了没有好处。」


  这时江青急了,厉声说「大夫,我一向对你不错,为什麽有话不明说?你讲,你讲出来。」


  我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一定要问,我告诉你。自从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来工作後,一直有人议论说,你对我好,这不寻常。而且有人告诉我,这人还将这话告诉主席。主席说,让他们去好嘛。江青同志,所以我认为这麽办不合适。」


  江青听了以後,倒沉静下来。她问「是谁这样讲呢?」

  我说「算了,就不管他是谁了。」


  江青说「大夫,你太糊涂,我对你是特别照顾些,这是因为主席同一个医生能合得来很不容易,我是照顾这大局,才对你特别将就些。现在有人就是造流言,不顾大局,到底是谁呢?」


  我说「是叶子龙这麽讲,後来李银桥也讲。」


  当天夜,江青给毛打了一个电话,流了不少眼泪。几天後,也就是一月十二日,我就乘空军专派飞机回北京了。我跟江青告别时,江青警告我说「这件事不要再提了。」


  回到北京,到处冷冷清清。看到家人,似乎都瘦了一圈,面色又黄又灰。娴的两脚肿得更厉害了。自我走後,他们每天的定量粮食都吃不饱,没有油,更没有肉和蛋,青菜也不容易买得到。能够得到一点黄豆,煮着吃,就是美食了。一九六一年的春节,娴弄了点白菜,和一些大米,煮乘稀饭,凑合过去。


  我决定过几天再去见毛。毛准备在一月十四日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大跃进以来的问题。直至今天,我真心相信毛发动「大跃进」真心是想促进中国进步。问题在毛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他以为「土炼钢、高产粮、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乌托邦的空想是中国迈向二十世纪现代化的道路。毛的思想仍停留在十九世纪,领导国家全凭毫无科学根据的主观想像。现在他想缓一缓,思考对应的方法。


  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参加的领导认为党首要的工作在恢复农业生产?。在饿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业化只是空想。「民以食为天」是不变的道理。


  会议结束後,一月十八日夜我去看毛,告诉毛我在广州时的情况,与江的谈话。我对毛说「我忍耐了很久了。叶子龙、李银桥说我同江青关不正常,他们有什麽根据?我认为他们不是丑化我,而是丑化主席。他们的用意到底为了什麽?」


  我一边说,我看毛在眯着眼睛。我说完後,毛说「前两天江青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这事我清楚了。你不用挂在心上。常说『谁人背後不说人』呢。叶子龙、李银桥要下去锻了。过两天他们就走。」


  我很纳闷,汪东兴为什麽不告诉我这件事呢?我出了毛的卧室,立刻去找汪,向他问个究竟。(後来汪跟我解释了此事的由来始末,见前文。)


  我一月离开广州回北京後,江青一再提出身体不好,保健局几经商量後,派了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精神科医生,神经科医生粟宗华到了广州,住在小岛河外的公安厅大楼中。他们到了一个多月,江青却迟迟不见他们,更不要说检查身体了。


  等毛、汪东兴和我到广州时,已经是二月底。我们到了以後,这三位立即找我说,保健局派给他们的这个任务,很是光荣,可是太艰巨了,见不到病人,没有办法出力。而且医院忙得很,大家都急着回去。我将这些话转告江青,她沉下脸说「这些医生架子太大。」


  後来江青总算同意身体检查,但吩咐不能一天检查完,要分三天。最好是查一次,休息一天,隔一天再查第二次。再隔一天,查第三次。一共用一个星期。第一天计苏华查的外科,实际上没有什麽好查的,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了。等二天内科由薛邦祺检查,除去做心动电流图稍微费点时间以外,也没有用多少时间就结束了。只有第三天粟宗华做神经精神科检查用了不少时间。但江青很狡猾,避重就轻,规避了许多能让医生解她心理状况的问题。


  检查完毕,我去见了江,告诉她,三位医生想当面向她说明检查结果和治疗办法。江表示同意了,然後问我,三位医生查出什麽病。我说三位医生检查身体的结果,没有发现有什麽重要的不正常,身体情况在好转。


  江冷笑一声说「他们的话你已经替他们讲了,不必见了。他们检查身体的结果,你先不要同主席讲。让他们写一个报告给我。」


  我告诉了他们江要一个书面报告,不谈了。他们说,不谈也好,反正只有这麽几句话,当面碰钉子更不好办。於是将以前的检查身体报告取出来,将辞句修改了一些,强调江青仍在原位癌放射治疗後的恢复期,有精神衰弱现象,建议她仍持续原先的文娱活动,然後整个缮写出来,交给汪东兴看。


  汪看过以後,不同意这写法,说「你们还是老一套,什麽同意看电影、跳舞、听音乐。江青搞这些倒成了合法的了。你们不要出这些主意。」


  我终於和医生们起了争执。原先保健局派这几位医生来照顾江青,好好治病时,我也在场。我气愤地告诉医生们不必再迎合江的反覆无常,只要坦白报告她的健康完全无恙。医生们并不知道江青待人的无礼,改写了报告。


  这份报告交给江後,当天退回来。江青说「这三个医生写的什麽东西,完全不负责任。他们是干什麽来的。叫他们回去。」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出面请他们三人吃了一顿饭,表示感谢他们到广州来。他们知道江青不满意他们的报告,但未料到江青长久压抑後的愤恨宣出来时,会有多可怕。


  这三位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极大的打击。计苏华被殴打,关在医院中的小木屋内,最後以老性呆去世。薛邦祺也同样受到批斗。文革结束後不久,便因心脏病发去世。


  粟宗华受的迫害最严重,一直被关押被殴打。粟受迫害後,给我写三次信,明他在广州给江看病时,认真负责,没有任何「反党、反江青」的活动。我当时处境也很困难。我写明寄给上海精神病防治院,没有结果。最後粟不堪虐待自杀死亡。


  送走了三位医生後,我成了江青所有不满的唯一发管道。护士们不断向我说,江青对这次检查身体非常不满意。她们说,江青认为这次检查身体,是医务界有意与她为难,其中特别是我,在对待她的态度上,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江并且举出一九五八年在武汉时,我考虑到她的身体衰弱,劝毛不要让江随同一起去参观大学这件事说「李大夫全变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真正关心我的身体,为我着想。现在跟我在作对。大概那个时候,叶子龙、李银桥加上一个傅连整他,他拿我当後台支持他。现在叶子龙、李银桥走了,傅连不工作休息了,汪东兴调回来,李大夫是不是拿汪东兴当後台来整我呢?还是他有别的看法哪?」


  我对江青「看法」是有,只是我的看法同她说的看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我本身就不愿意在一组工作,根本谈不上找汪东兴做後台来巩固我的工作地位。我从来就不喜欢江青。江青的养尊处优,无病装病,对人呼来骂去,刻薄暴虐,在在都使我深为憎恶。


  当时共产党的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中,描写恶霸地主婆虐待丫头和女佣人的这一类的宣传事例,说地主和资本家如何如何剥削压迫人,那麽江青同这些有什麽区别呢?


   我自然也明白,江青如此目空一切,完全是仗着她是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越来越憎恨我四周的伪善,伪道德。共产党一再咒骂「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又一向自诩「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那麽这些共产党领导在人民普遍挨饿受冻之际,还穷极奢华,大吃大喝的行径是属於什麽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新世界」完全幻灭了。


   江青以为我对毛仍崇敬如泰山北的看法也不正确。我对毛的私生活日益清楚以後,对毛的品德十分厌恶。毛的行为又是属於什麽样的「道德品质」呢?他批斗彭德怀~~一个对共产党赤胆忠心,全心奉献中国的伟大革命领袖。


   而中国人民呢?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人民」两个字,似乎一切为了「人民」,要求干部们「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等等。但实际生活中,权利者可以毫无顾忌、毫无限制地满足自己的私。受迫害、受压榨的人们,只能忍受一切苦难和耻辱,逆来顺受是唯一能生存下来的办法。所谓「人民」不过是广大求告无门的奴隶的代名词。这就是共产党的「新社会」、「新世界」。江青说得很对,我是不将她放在眼。只是她不知道,我其实对毛和一组深恶痛绝。


   这几年的生活,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我所期望的「新中国」已经是《红楼梦》中的贾府。




粮年产量从一九五八年的二亿顿,锐减至一九五九年的一亿七千万顿。六○年的一亿四千三百万顿,六一年略为回升,一亿四千七百万顿;但直到一九六六年,粮年产量才又超过一九五七年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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