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54 干部下放

党员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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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五年六月底，毛叫我去见他。毛说「现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形势很严重，四清工作搞得如火如荼。你们还稳坐钓鱼台，丝毫不动，这怎麽成啊。告诉汪东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都下去了，你们还不动啊。叫汪东兴和你们一起下去。」


　　我去找汪东兴将毛的意见都告诉了汪。汪说「又是什麽地方让主席不高兴了？来了这麽一手。」


　　田家英说「这是怎麽回事啊。看起来，主席这的工作人员要大换班了。」


　　我说「每次他要打发人走，一定先过渡一下，过渡的方法就是下放劳动一段时间之类。这次大约就要换个地方了。」


　　叶子龙和李银桥一九六○年就是这样被打发到信阳的。这次大概轮到我们了。


　　一组毛只留下机要秘书徐业夫和服务员兼理员周福明，其他的人都下去。江青一听到要「四清」，病就全回来了，所以她不用去。


　　田家英说「换换也好，现在北京政局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不知道要怎麽变化。走了也好，免得遭池鱼之殃。」


　　汪决定我们去他的老家江西的铅山县。毛听了後，又讲「要走，应该拍屁股就走。用不着什麽准备。六月底集中，七月四日前走。」我要求卫生部副部长之一的黄树则，在我「四清工作」期间，暂代负责毛的保健工作。毛觉得不必再找一个医生。毛说「我的身体好得很，无健可保。我不像那些老爷，动一动都要量血压、量脉搏，他们惜命惜身，养得脑满肠肥。他们要保健，我不要。护士可以找一个代替吴旭君，不要到北京医院找了，到三○一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找找看。」


　　我同吴旭君到了三○一医院，找到了主管保健工作的蒲荣钦副院长。我向蒲说明来意以後，他受宠若惊地说「人家北京医院对保健工作比我们强得多，主席他老人家怎麽想起我们来了？」蒲未受过正式医学教育，只在红军时期做过医务兵。


　　他叫我们先看看他从高级干部病房中挑的两名护士。一个比较沉静，一个比较开朗。我与吴旭君将这两个人的照片交给了毛。毛挑了开朗的刘。毛说「这个人看来灵活，不那麽死板。」


　　汪东兴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在七月二日动身。


　　我们到江西时，这个四清工作队总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了几处人员中央警卫局、警卫团、卫生部、第二炮兵部队人员和江西省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代表。李纳也同行。


　　这先插叙一事。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有一天北京大学有人打电话来，说李纳病了，我匆忙从人民大会堂赶去北京大学，李纳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我赶去时发现李纳只是重感冒、发烧。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小心谨慎，通知了我。当时历史系的总书记也在，陆平和他两人十分担心。两人一再向我认错道歉，他们说知道的太晚了，耽搁了时间。李纳很不高兴，在发脾气，嫌我不早点去看她，还说要是死了，不会有人知道。她一个劲直吵。我最後终於生气了。


　　我讲李纳「你已经二十一岁了，不是小孩子。生病，学校的领导们都来看你。北京大学有一万多学生，都像你这样子，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了。」


　　李纳听了嚎啕大哭。我连拉带扯，将她弄上车子，送去北京医院。一路开车，她一路哭闹。甚至有两次经过交叉路口时，被交通警察截住，以为出了什麽大事。


　　我後来跟毛报告此事，毛不高兴地说「北京医院是高级干部才能住的医院啊，她怎麽能住呢？」


　　我说「感冒这种病，一般医院都不会收住院。北京医院的人很熟，只能送到那。」


　　毛主张以後不要送北京医院，我说「如果不送北京医院，只好放在家，会传染给你，更麻烦了。」


　　毛又问我，李敏、李纳和毛远新回中南海时，在什麽地方吃饭。我告诉他，在他的厨房内，由李锡吾师傅做饭给他们吃。


　　毛说「以後做这麽一个规定，她们吃饭都到大食堂，不许再在我的厨房内吃。」


　　这一次毛叫李纳也去四清工作，就是要明他的子女没有特权。倒是苦了汪东兴，还得另外安排一个人照管李纳。


　　打一开始我们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就是个闹剧。派了在北京的一组特权分子下乡调查农村的腐败情况，领导「阶级斗争」，只有「荒谬」两个字可以形容。我们这一路包的火车，住招待所用的全是公费。光安排我们下乡及吃住，就浪费了不少公帑。数十万都市人口派下去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我们一样，大家全去得心不甘情不愿。这运动到头来，只是金钱和人力的双重浪费。


　　我们到了江西後，便分成四组，分别前往四个农村。大跃进後，人民公社依地理位置分成几个生产大队，然後再下分为生产队。我与警卫局副局长王生荣率领的那一组到铅山县石溪镇。江西上饶专区公安处长张镇和处长和铅山县县委书记随後加入我们。他们二人十分随和，以後我们都成了时常来往的朋友。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江西的农民过得这麽艰苦。我已经回祖国十六个年头了，随侍毛十一年。我在一组中能知道各式各样的机密消息。我知道大跃进造成了饿殍遍野，农民民不聊生。我知道民生凋敝，但未料到比我想像中更苦。农民们穿着破烂褴褛的旧棉衣，吃的米饭好像是砂子，咀嚼很久也难以下咽，只配几根青菜。茅屋简陋，漏水，四壁萧条，家具全无。狭窄的土路一下雨，泥泞四处飞溅。在石溪镇上没有小学，也看不到报纸、杂，或是书。村中成年人几乎全不识字，小孩子也没有机会念书。最近的学校在几外，上学的小孩只有很少几个。


　　四清工作队有次从外地调来了电影放映机，露天演出了五十年代中期出品的一部旧电影。农民们各自带着凳子，周围四、五十的人，都赶来看映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


　　我们穿去的单衣棉衣都是旧的，可是没有补绽，生产队的农民看了非常羡慕。一位老农民摸着我的棉大衣说「什麽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衣服穿，就到了共产主义了。」


　　村民们对我们都很好奇。王生荣一向生活优越，身材比较胖。我们这组的农民个个骨瘦如柴，没有人见过像王这样的胖子。每次王从茅屋出来，村民都围上去啧啧称奇。大人们问他吃什麽才会这麽胖。小孩子们则跟在他的後面欢叫「看大胖子，看大胖子。」


　　按规定，应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家太小，很难挤出地方，我们借他们的一个仓，搭起木床，垫上稻草，摊开盖，架上帐子，成了临时宿处。我们自己成立了厨房，请大师傅烧饭。为了与农民的生活相差不远，我们也吃农民吃的硬乾饭。


　　我的小组负责的那个生产队，一共有十二户人家，共同耕种五十几亩地。各户有一点自留地，种自己需要的蔬菜。没有拖拉机、牛马，只有几个简单工具。耕作全凭腿、手的劳动，干一天下来，全身酥软。这种劳动实际上是将人变成牛马。田地小，耕作技术原始，收自然贫乏，再扣去税粮後，农民更是所剩无几。


　　世界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可是中国耕种仍然依循几千年来的旧方法。在这种状态下，空喊跃进，岂不是自欺欺人。我不懂中国为什麽不将精力和智慧拿来发展节省人力的农耕机器，帮助农民脱离落後和贫穷呢？我跟汪东兴提起，我不解为何解放十六年後，广大农民仍然如此贫苦？他只说，许多地方更苦。


　　汪所言极是。在江西有些妇女是一九六○年前後，从安徽逃荒来的。在安徽没有粮食，再待下去，会饿死。於是抛下丈夫和子女，逃到这，又找人结合生了孩子。这时虽然农村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她们也很难回去了。


　　在这一片贫穷景观中，我们的工作是领导阶级斗争。大跃进失败後，毛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导因是生产队的基层干部贪污，他们从中揩了农民的上交粮，因此不是错误的政策引起荒。


　　而这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的所谓「四清工作」，其实是庸人自扰。我们仔细查了生产队会计记下的账。全生产队只有这位会计认识有限的几个字，这本账真是「烂账」，谁也无法弄清楚上面记的是什麽。好在全生产队只有十二户农家，做了世代的邻居，对彼此若指掌。全生产队有多少财物，社员都清楚。全队打多少粮食，每家分了多少，大家也都一清二楚。全队实在穷得很，就算干部想贪污，也根本没有财物可贪。


　　这也不是说真的没有贪污问题，是有，只是在公社和县及省一级的干部。这一级干部才有权力向农民收税粮，并为所欲为。他们才有权力腐化。


　　农村中仍在疯狂进行着地主和贫农、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党接收石溪後不久便施行土改，地主和富农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全家都受其他村民管制。目的是让地主、富农（包括他们的妻小）在劳动中强迫改造。


　　每逢假日节日，地主、富农都要集中起来，听生产队负责公安工作的社员或生产队长训话。令人最难受的是，队出一点事，例如牛吃草时，杂草内有碎的一枚铁钉，一同吃下去了。事情没有查清，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斗这些地主、富农的子女。


　　我们工作的这个生产队，有一个地主的儿子，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在农田干活，在受「管制」。我们打听了他的家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生身父母穷得没有饭吃，将他给了这个地主。地主名义上收养他做儿子，可是实际上是个苦力，苦活、重活都由他做，吃的很不好，穿的是地主穿破的衣服。土地改革以後，给他定为地主子女。


　　这队另一位，他的祖父是地主，早已死了，父亲不是地主，却仍然属於地主子女。管他干活努力，早起晚睡，仍然事事受歧视，在我看来简直是受虐待。但是这种状况，谁也不能加以改变。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虽然一再替他申诉，也不能解决。甚至有一位「好心人」劝我「你想想你是主席的医生，替地主子女说话。如果有人将你这举动告了上去，你可吃不了，要兜着走。」


　　任何人替地主说话，即使是被冤枉的「地主」，也有可能因此惹祸上身。这就是毛的阶级斗争。因为原来的地主、富农，经过这十六年的「管制」，已经只有零星几人活下来，其他的早已死去，这些「子女」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枉常想，毛说，阶级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这过渡时期，要五十年到一百年，那麽这些「子女」的子女的子女，永远脱不了这一斗争的厄运。


　　後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干部子弟，特别高级干部子弟提出的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即曾盛行一时的「血统论」），正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反映。


　　中国农村的残败凋敝，阶级斗争的荒谬不公，以及我的无力感，在在使我心灰意冷。解放十六年後，中国农村不进反退，共产党的政权猛苛残酷。以前在封建时代，平民布衣仍有晋登龙门的机会，而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激励人心的认识。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这些受「管制」的「子女」却永远不得翻身。


　　我的确从四清工作中得到教诲，但不是毛以为的那种。我的疏离感更深。我对共产党加不满。高级干部在锦衣玉食，极其奢华的同时，农村农民生活之艰难超乎我的想像。共产党做了什麽好事？毛的革命所带来的伟大转变在哪？我的四清工作队到农村来，是做所谓的「阶级斗争」工作，又有什麽用？我们离开农村後，农民的日子仍会一如往昔。


　　　我的政治不满越来越高涨，但我仍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