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与劫难:《从斯大林倒掉到“反右斗争”》

淮南老樵

         阴谋与劫难:《从斯大林倒掉到“反右斗争”》


  
      历史早已做出定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然而，如果严格地进行分析和评判，毛泽东给我们这个民族制造的人间劫难其实远不止十年，至少，它应该从“反右斗争”算起。

      在成功夺得政权以后，作为新一代执政党“领袖”、大国元首的毛泽东，根本没有走民族独立的道路，没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而是在政治上甘当儿皇帝，追随格鲁吉亚皮鞋匠斯大林，达到如痴如迷的程度。他亦步亦趋地走苏联模式，国家建设无论工业、农业、国防全部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当时工厂、机关、学校到处贴满列宁、斯大林像，到处写上列宁、斯大林像的语录，连儿歌都仍然在唱“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
       1953年，恶贯满盈的屠夫斯大林突然暴毙，毛泽东如丧考妣，竟不顾国体、不顾脸面，公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天安门前为之大办丧事，并强令全中国人民为之“举哀”数天。

       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赫鲁晓夫发表一份《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生前对苏共犯下的滔天罪行，随即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大搞灾难性的集体化运动予以彻底的否定并开始进行清算。于是乎，共产国际的一代偶像突然彻底崩塌、臭不可闻。然而，准备继承斯大林“伟大事业”，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二代领袖的毛泽东却坚决表示反对，坚决不肯放弃斯大林。
      由于受到苏共形势的影响，中共高层也在检讨被毛一向推崇备至的斯大林模式，毛一味追随“苏联老大哥”的政治路线遭到质疑。毛感觉到了自己的处境被动，他害怕失去权位，于是开始谋划以“阶级斗争”转移中共高层的视线。1956年11月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提出临时发言，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刘少奇似有抵触之意，遂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此后，在中共中央的高级会议上，高层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都提出了不再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意见。这是毛使用“阶级斗争”双刃剑保护个人权势的阴谋第一次受挫。他失落了，一如往常，他这个人一旦遭到反对或是遭遇失败就会酝酿更大的阴谋，就会发动“人民”，大搞所谓“群众运动”，煽动一些无知民众起来与反对他的人做“斗争”。于是乎他就兴起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运动，大造声势转移全党、全民的视线，蛊惑、挑动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站起来“给党提意见”，即是给反对“毛主席”的人提意见。

      这场运动的初衷，说穿了就是毛泽东对那些不大拥戴他的高级干部感到不快活，要利用、发动知识分子攻击从而打倒这些人。这个阴谋一旦策划完毕，毛就迅速施展他娴熟的操纵群众运动的技巧。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日至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000多次各类会议，鼓励群众大胆说话，征集各类意见、建议37万余条。然而，让毛始料未及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打家劫舍时期的农民那样随便给他当枪使，而是对政权体制的本质以及“建国”八年来的施政进行了理性反思、提出了尖锐批评。“建国”八年来国家大政一直由毛做主，责任全在毛的身上，这当然直接触犯了毛。于是他立刻翻脸，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秋后算账”的铮铮承诺丢到一旁，甚至暴怒地声称要“要重返井冈山”！
     “重返井冈山”就是要用血腥手段展开新的“斗争”。
        5月15日，毛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分阶段下达至十七级以上干部。转而以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的名义，给不识抬举的知识分子们戴上“右派”的枷锁，关进了权力的铁笼，开始了一边倒的“反右斗争”。
        6月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从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到此时仅有57天，就屠刀已经出鞘，血腥镇压正式展开。
      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人或致信毛，或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对全国范围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忧虑诧异、不能理解，要求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理。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毛泽东根本不予理会。

      于是，数十万（最近公布的资料是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戴上 “极右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为不可饶恕的“阶级敌人”，与屡屡惨遭镇压、迫害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被呼之为“黑五类”。在毛的亲自授意下，他们被残酷批斗，或遭逮捕、流放、劳改、判处重刑乃至处死。直到“文革”后期，仍有在押的“右派”被枪杀。如著名的林昭女士即于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秘密处决。老樵的同学尹中新曾是白湖劳改农场的囚犯，他出来以后说， 1976年发生“清明节反革命暴乱”，监狱当局接受了杀人指标，就把一位已经关了将近20年的“老右派”当众枪毙了。
      杀害这些人，当局从未正式公布过判处他们死刑的罪由。
      大量的“右派分子”受到精神迫害与人身摧残，很多人支撑不住而死于非命。戴厚英的男友、赵丽蓉的丈夫都是例子。有资料说，夹边沟集中营关押了3000多人，最后只剩下了几百人，死亡竟超过百分之七十，惨烈之况，怵目惊心，以“五七老人”自谓的幸存者们至今言及，犹老泪纵横！

      毛泽东“完全、彻底”的胜利了。在数十万、上百万知识分子的血泪与冤狱之上，他居然宣布这一回玩的是“阳谋”，搞的是故意“引蛇出洞”，然后叫大家围而歼之。关键时刻他力挽狂澜，“粉碎了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他的“阳谋”保护了党，为党立了大功！
      毛泽东成功制造了让整个中华民族为之颤抖的“反右斗争”冤案，由此而成功绑架、挟持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达到了声东击西、转移全党、全民视线的特佳效果。他的追随斯大林、八年施政一塌糊涂的事情就这样地轻而易举地蒙混过去了。
      在当时，中共高层似乎没有人参透这是一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诡计，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忙整治“大鸣大放”的人，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警惕毛的“一个矛盾掩盖另一个矛盾”的惯用手法，没有注意到毛乘此机会又创造了“修正主义”这个名词和“修正主义分子”这个罪名。这其实是一个更为险恶的政治黑洞、更为恐怖的死亡陷阱。  
     毛泽东最终没能放过“反右”之前要取缔“毛泽东思想”的这些人。仅仅是九年之后，他就再一次祭起了“阶级斗争”之剑，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无法无天的“红卫兵”给这些“同志”一一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荆冠， 套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枷锁，打入更为可怕的炼狱，让他们受尽凌辱、蹂躏、折磨、摧残，最后“含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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