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农民工与“民工荒”

淮南老樵

  农民、农民工与“民工荒”


      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年开始起，全中国劳动人民被划分成两支“队伍”，一支是工人队伍，一支是农民队伍。
      工人可以上班拿工资，住城里有电灯的房子，或是三四个人同挤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或是资格熬得够了，被恩赐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家属房”。最高的理想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是这如同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一样，直到毛死掉都没有实现。
      农民较之工人，情景则不可同日而语，别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神话，就连怎么活下去都成为问题。一个有良心的学者，他叫梁漱溟，他了解农民的真实情况，曾在国家“政协”的会议上仗义执言，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以下”，要求当政者正视农民的悲惨境况，善待农民。“解放”了，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之下”，相当于在18层地狱的中间，这可能是毛时代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密”。 梁漱溟说穿了毛某人的“皇帝新衣”，因此，他受到了“伟大领袖”的御驾亲征、直接的攻击。当然，梁漱溟倒了，当然，中国农民的情景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说的是“人民政权”，却严格执行秦始皇时期立下的户口制度。无论怎样地贫困，怎样地饥寒，农民不得离开土地，外出打工者、讨饭者一概斥为“盲流”，各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将“盲流”等同小偷盗贼，抓住以后打过、骂过、饿过、罚跪过，然后用绳子像栓牲口一样，一溜一溜地连在一起，一概“遣送原籍”，交给原籍的公社，然后再责成生产队一级“专政机关”严加“批评教育”或管制。
      不幸幸甚，“红太阳”时代终于熬过去了。自“改革开放”开始起，中国农民终于可以走出世代苦苦相守的土地，到城市里去打工，去讨饭，去做小生意，或者收废品、捡破烂。中国的劳动力超便宜是全世界出了名的，而农民的劳动力的廉价则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对于农民打工者，城市人蔑称为“农民工”，给予的报酬微乎其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淮南钢铁厂为例，农民工的工资每天1元3毛，当时的肉价是1元5毛，他们上一天班，挣不到一斤猪肉！

       1999年到2003年我在大亚湾核电站，EMSC公司有个吃、喝、嫖、赌、贪、捞、占七毒俱全的总经理，公司的钱被他大量挥霍，为了降低劳务成本以填补亏空，他叫部门经理尽量雇佣不签约的“季节工”，报酬是25元一天，别的任何待遇都没有。25元钱，只够到饭店卖5碗水煮面条！那些可怜的农民汉子，哪一个一顿饭都能吃下两碗、三碗面条，甚至更多。
      当时这个混账总经理给我们部门负责人开会，公然地说：“你们不要和手底下的农民工产生感情，不听话、不好就开掉、叫他滚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中国人有的是，你走到核电大门外面，看看有多少农民等着招工，要多少有多少！”
      绝大多数农民进入城市以后都非常艰苦，非常困难。但是，不堪负担的苛捐杂税使得他们有地种不起，尤其不堪面对贪官污吏的敲诈盘剥，他们才不得不背井离乡，宁可流落在外忍饥受冻。阜阳地区出了一个大贪官王怀忠，把阜阳的地皮刮了一层又一层，老百姓没有指望，全地区一半以上农民都流落到外地谋生去了。

      情况的改善应当是国家实行农业税全免以后：从这一刻开始，农民种得起地了，好好种地可以维持最低水平的温饱了。
      这便是当前出现“民工荒”的原因之一。
     “民工荒”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今的佣工社会依然不能善待农民工，他们对不起农民兄弟。一是用工方用人如同驱使牛马，劳动强度太大、工时太长，让人的身体吃不消。“包吃包住”都是屁话，住宿条件不如牛棚马圈。二是工资待遇太低，至今还有以700、800元，1000元招工的，且往往还要作假：招工条件明明写着“月薪1500元到2500元”，实际开资的时候连1500都拿不到。用工方总是找理由扣钱、扣钱、再扣钱，甚至一拖二赖三逃跑，害的农民兄弟两手空空，血汗白流。
      似这样，有很多农民兄弟就不愿再打工了，呆在家里好好种地，能填饱肚子就行。央视报道，去年的新春，“民工荒”最为严重，仅湖北省一个省份，就超过了50万。“民工荒”冲击着劳务市场，冲击着亟待需要解决劳务问题的公营和私企单位。他们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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