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川：现代化陷阱的三个神话——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浅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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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川 首发于谓网http://www.xinguo.org

读了何清涟女士大作《现代化的陷阱》[1]，笔者不禁为何女士的学识和勇气所佩服。在这一点上，何女士比中国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有良知。当然，在何女士不乏深刻洞见和真理勇气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了自由主义基本立场带给何女士怎样的学术陷阱，这依然是八十年前“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套路。这里，囿于笔者学识有限，仅就何女士个别理论观点作一些说明，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民族复兴的事业。文中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第一、中国现代化：是蛋糕还是陷阱？

从逻辑上说，所谓中国现代化，就是中国从经济较不发达的落后状态，发展到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社会水平，简言之，就是实现中国“与国际惯例接轨”。历史地说，就是使中国从十九世纪末的贫穷落后和挨打的状态，发展到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

然而，现代社会真的就是一块诱人的蛋糕吗？对于关系着人类社会生死存亡大计的诸多发展问题，比如社会腐败、贫富悬殊、经济危机、生态灾难、恐怖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等重大社会问题，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合理解决了吗？事实上，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反而在现代社会中更加激化了。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更是陷人于灭顶之灾的沼泽与陷阱。

何女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种偶像的时候，又用另一种偶像来误导社会。我国的现状表明，就在我们抛弃‘计划偶像’的时候，又引进了‘市场偶像’，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市场失误’的现象相当严重。”（第6页）问题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本身，并不富含着“超英赶美”的当代理论诉求；中华民族在全世界意义上的伟大复兴，也就不能由中国现代化来实现。即使中国实现了现代化，面对现代社会难以克服的时代痼疾，中国同样也会无能为力。对于这一点，信奉“西方神话”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里最清楚。

因此，以现代化为最高目标，必然要承担现代社会的一切后果。我们在追逐现代化可能提供的经济蛋糕时，别忘了脚下还有灭顶之灾的政治沼泽和文化陷阱。“西方神话”应当破除。对于我们民族复兴的事业来说，现代化只能是一个近期的目标，一个过渡的阶段，而不可能是唯一的目标。任何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人文教育：是宗教还是科学？

对于如何消除现代化目标必然带来的社会后果，何女士认识到：“我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依靠制度，也还要依靠人们的良知。”（第6页）“但是认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如何使中国人‘道德复苏’才是真正的难题。”（第14页）

怎样才能唤醒人们的社会良知呢？何女士诉求于人文教育。“人文科学的意义，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第374页）“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在进行非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重视以意义为‘导向’的人文教育，赋予社会以理想，赋予社会成员以生活意义。”（第377页）“人文科学的作用，就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第377页）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何女士的人文教育更多的是宗教上的文艺复兴。何女士提出：“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第373页）“世俗社会从来就离不开对人文意义的依赖，有深厚宗教资源的国家更通过宗教精神陶冶教化全社会。”（第376页）这种宗教色彩就更加明显了。事实证明，宗教不可能解决科学时代的问题。只有科学发展本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时代问题。

实际上，以批判现代社会种种痼疾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其最大的思想理论基础，就是来自于自然科学新成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揭示。不仅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如此，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2]自然规律的最大特点就是客观性和必然性。“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狭隘的科学或许只是工具与技术，真正的科学贯穿人类世界的一切层面。

关于何女士的“政治经济学”对自然科学的误解，可以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的文字来说明。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装饰。”[4]这也是自由主义者最终诉诸于宗教的原因。

显然，我们在向其他国家学习时，没有必要重复其他国家曾经走过的误区与弯路。“西学神话”应当破除。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科学上的文化普及，而不是宗教上的文艺复兴，否则，就可能真是南辕北辙了。

第三，体制创新：是经济还是文化？

政治改革和体制创新必须要有一个社会支点，它是经济还是文化呢？这是区别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水岭。

何女士指出：“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第362页）“作为‘腐败代价’的牺牲品不是极左体制，而是公平与正义。”（第363页）何女士主张区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

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以“政治经济学”来抨击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呼唤新的政治变革。面对同样的社会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力求通过政治的彻底让步来达成与经济的妥协，从而实现两者的互惠互利，“制度经济学”的现实诉求就是最大利益化的官僚体制，最终结果就是“金权政治”的建立。这里，何女士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绝不可能是“社会公平与正义”，而只能是官僚主义体制的最大利益化（第9页）。“权力市场化”是新自由主义不可克服的学术陷阱。

马克思主义则主张，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文化来改造社会政治和促进经济发展。第一步就是用先进的科学文化指导社会政治改革，这是新型社会制度的根基。历史证明，共产主义是最根本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真正实现，如果和平的方式行不通，诉诸于暴力革命也是迫不得已。只有实现了第一步，才能实现用先进科学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二步，也才能最终实现先进科学文化指导下的经济、政治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第三步，这就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共产主义原理。显然，何女士没有能够真正消除造成社会腐败的根源。面对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宗教化的人文教育呼声是何等的苍白无力呢？

因此，当代中国正在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是依据于经济利益需要的经济政治化改革，当前自发形成的“私有神话”浪潮是一种歧途；而应是依据于先进科学文化规律的文化政治改革，当前正在开展的“三个代表”教育方为人间正道。社会公平与正义，难道能从全社会经济利益追逐中自发地实现吗？社会公平与正义，难道不正是先进科学文化“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吗？显然，何女士的“力不从心之感”，绝不可能在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化改革中得以缓解。看看当今的西方同行即可知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才能真正给社会以公平与正义，也才能彻底解决何女士的后顾之忧。

总之，“西方神话”、“西学神话”、“私有神话”，正是中国自由主义布下的现代化三大陷阱，我们不仅要警惕，更要彻底破除之。真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是个人信仰，不是个人好恶，不是个人利害关系，而只能是坚持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对着社会邪恶和偏见的无情抨击。革命是自觉的。一个缺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民族，不可能有多大出息。同样，一个只埋头具体问题而缺乏科学理论思维的民族，永远也不可能站在人类文明的巅峰之上！

[1]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2][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207、211页。

2001年9月23日夜（字数统计：3，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