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歌和跳忠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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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红歌和跳忠字舞

所谓红歌，也叫革命歌曲，是宣传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红歌历史悠久，它起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从安源煤矿唱起，到江西到陕北苏区。那个年代，最有名的革命歌曲是国民革命歌（北伐军歌）和劳工神圣歌和农会歌等，都是老歌填新词，有些歌曲甚至照搬了北洋军阀的军歌，如北伐军歌就是法国儿歌改编的，劳工神圣歌和农会歌等，则是根据京戏曲牌改编。红歌为什么要用民歌或戏曲的曲调？因为人们熟悉它们。有部电影《黄土地》，就是描写一个八路军文化干部深入到农村去收集民歌，然后再改编创作红歌的故事。虽然大部分民歌的内容都很低俗下流，但是填了革命歌词，立即就华丽转身了，如众所周知的《东方红》。

更主要的，是党非常重视这个工具。1929年，刚上井冈山落草的毛主席就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在红军俱乐部中开展音乐、演剧、打花鼓等文艺活动，鼓励收集民歌填入新词”。“革命老区”的红歌最多，因为那是共产党的老巢，还因为“革命老区”普遍贫困落后，人民生活艰辛，就要靠唱歌来消解苦闷忧愁，这是一种特殊地域的风土人情。同样原因，贫困地区的流浪艺人多，也起到了传播和交流作用。共产党最初因缺少音乐工作者，大量采用民歌曲调改编成革命歌曲，反而歪打正着，因为民歌旋律美，朗朗上口是下里巴人，共鸣广流传快，能为宣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推波助澜。

概括而言，红歌的流行分为几个时期，其中流传下来的，我大略统计了一下：

一是二十年代共产革命初期的工运歌和农运歌，这一时期的红歌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和《农友歌》为代表，大约有三十多首；二是三十年代的抗战时期，以《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为代表，大约也有三十多首，此外是由音乐工作者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等；三是内战时期，以《战斗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等为代表，约五十余首；四是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有大量的音乐工作者进行专业创作，这个时期的“革命歌曲”是开始脱离了民歌改编的形式，以《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等为代表，还有电影歌曲和军旅歌曲等，超过了五十首；五是文革，占较大比重的是颂歌，还有语录歌毛诗词歌等，以《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舞蹈史诗》系列歌曲等为代表，也超过了五十首。以上的红歌，号称《革命歌曲二百首》，于六、七十年代大量发行。

后来是改开时期，即“后三十年”，进入了红歌的黄金时代，文革中贬谪的文艺工作者被“解放”，可以放手创作了，很多在文革时属于禁忌的“靡靡之音”也进入了红歌的行列。这一时期的红歌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爱国主义色彩浓厚，如《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等等。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产生了信仰危机，加上人们对文革的反感，赤裸裸的歌颂党和领袖已经不太灵光，所以红歌的政治内容重心也开始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斜，其中不乏煽情的统战歌曲。怎样才能把爱国主义之情煽起来，要看这歌曲的旋律美不美，所谓好听，是说歌的曲调，而不在于歌词，歌词是裹在旋律糖衣里的。这和爱国主义里边夹带着爱党的私货是异曲同工，先让你爱国，但这国是党领导的，政权是党的，所以你爱国不就等于是爱党了？

任何专制政权的统治，到了末期都要极力维护社会稳定。唱红，无疑有助于维稳，在维护政权上，共产党从来就不惜投入，组织些群众活动能花几个钱？要比廉政建设便宜省事的多，而且忽悠老百姓也是它轻车熟路的老传统。因为唱歌的确能影响人的思想感情，比如听了迪士科舞曲，情绪就振奋，听了哀乐心情就会沉重。所以唱红，也是个洗脑过程，唱久了，其中的“革命思想”就会潜移默化的进入你脑子里，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就会因此转变。这比单调的政治说教要奏效，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如果是当时的红头文件或报纸社论，可能不会有多少人能记得，但是谱成了歌曲，就一直唱了几十年。

现在说说忠字舞，它是文革“三忠于”活动的主要内容，什么是“三忠于”呢，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它是最典型的文革，全称叫“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它完全模仿了基督教的崇拜仪式，把基督徒信仰上帝的宗教活动悉数照搬过来，象学习圣经那样“天天读”毛语录，象基督徒祈祷那样“早请示晚汇报”，衣食起居，吃喝拉撒，言必有毛语录，简而言之，就是把基督教崇拜中的上帝置换成了毛主席。这里边还有奥妙，文革初期，纪念毛诞辰本来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很多红卫兵战斗队还以“11.26”命名，然而到了造神高峰时，就被偷改成了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个月之差，毛主席居然笑纳了，韶山故居纪念馆也随之做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改动，一直这么因袭下来到今天。在那个年代，除了基督徒，广大愚民百姓是不知道有什么圣诞节的，只知道宗教是“反动的精神鸦片”，基督徒几乎是反革命的同义词。但中共却学了封建皇帝愚弄百姓的方法，懂得把毛泽东生日修改为耶稣隆生的第二天来造神，可见我党为了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已经不择手段。



“三忠于”活动的始作俑者是林彪，是他开展了军队思想革命化运动，当然他也是在秉承上意，因为毛主席主张“可以有一点崇拜”。他嘴里的“有一点”，那就是非同小可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当于蝴蝶效应。毛主席因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而一怒与苏修翻脸，就是因为个人崇拜问题。而当时又是军队支左时期，要“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全民皆兵军事化，把所有的工厂农村街道居委会都搞成了大兵营，以军事命令的方式搞三忠于活动。军事化是很奏效的洗脑形式，在共产中国，有两个地方最能迅速的培养脑残，一个是监狱，一个就是军队。我还发现年纪越大的人，越不容易被洗脑，因为“老狐狸”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增强了，很难被打动，比如看《卖花姑娘》时，老头子们就不会掉眼泪，这不是缺乏同情心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有识别能力，知道《白毛女》之类的东西多是瞎编。

三忠于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忠字舞，像章热，红歌热，“红海洋”和“大颂扬”。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毛左呢？可以说，正是1968年这个“三忠于”活动催生了大量的脑残，这个活动，完全是以强制性的灌输来实现思想控制，它的背后是军代表指挥的群众专政队，实行红色恐怖，谁敢有异议或消极怠慢，立即会被专政，因为每个“革命群众”都互为便衣特务，你监视我，我监视你。这是从政治的层面看问题，另一个层面是文化上的，因为文革，中国人的人性都被扼杀了，除了少数民族，跳舞在汉族群体中是禁忌，因为它涉及“非法聚众”。特别是交谊舞，被视为不健康的东西。文革前流行的是青年人的集体舞，中老年人都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因为领导干部基本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另外汉族人被千百年儒家教育搞得都缺乏人性，已经丧失了歌舞的天分和乐趣。



我在南方工作那会儿，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但每逢开科技会议会后联欢时，都有一个小丑式的人物，主动为大家跳《草原红卫兵》，还特地糊了个藏族帽子，随着音乐，双手作牵缰状，单腿蹦来蹦去的跳蒙古舞，很搞笑，久而久之，大家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凡这类会议后如果没有《草原红卫兵》小丑舞，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就象人少了眉毛一样，看着别扭，又一时发现不了是什么原因，这可能就是洗脑效应。现在中国社会中流行的中老年健身舞，就是文革忠字舞的翻版，不过忠字舞的动作更丰富些，会根据红歌的各民族特色配合其舞蹈动作，所以不仅舞曲是个大杂烩联奏，跳起来也是一会儿是蒙古人骑马，一会儿是藏族人甩袖子，一会儿是维族人移脖子，不伦不类，滑稽可笑。但那时候的人，跳的很认真很虔诚。也应该承认，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在随波逐流。后来忠字舞干脆就取代了广播体操，通常也有一个领舞的。

最早的语录歌，是苏州评弹艺人创作的毛诗词《蝶恋花》，后来是李劫夫为之谱曲，立即就在全国唱红。那个年代，爱情题材的抒情歌曲基本已经绝迹，因为爱情是资产阶级思想，但毛主席是个例外，他的爱情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人民的爱情就是应该是阶级感情，如果换了平头百姓，和一个小孤孀勾搭吟诗互诉衷情，那就是搞破鞋了。李劫夫这人其实挺有才的，但共产党讲政治立场，一不小心就会“站错立场”。一开始他的“政治立场很正确”，什么《二小放牛郎》《美丽哈瓦那》《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都烩灸人口。文革时更是风头出尽，不仅开创了为毛诗词谱曲的先河，也是毛语录歌的开山祖，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十首，其中八首由李劫夫谱曲。这个共产党的李龟年，由于创作语录歌而红得发紫，一发不可收拾之下，又急着为林副统帅写语录歌，结果把自己写进了“学习班”。为此进了“学习班”的，还有那些到处做“大颂扬”报告的演说家，这和联动西纠红卫兵被取缔被专政是一个原因，保卫红色江山是没错的，错在曲解了圣意，站错了队。

“大颂扬”是什么呢？它是由一个长了三寸不烂之舌的军队干部发起的，这个从首长那里听说过一点毛泽东身世的小马屁精，到处讲演，颂扬毛丰功伟绩毛思想毛路线神化领袖，和雷锋一样，又被大马屁精们发现了，于是被争相仿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演讲高潮，被称作“大颂扬”。演说家们，都是李燕杰和曲啸一类党政宣传部门的铁嘴写手，当年红得很。将毛泽东的家事隐私，加上“丰功伟绩”，一讲就是一整天，声泪俱下，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插播一点音乐放一段幻灯，讲一会儿就领诵一段毛语录，不伦不类。马屁精们大约讲了有两三个月，不知啥原因突然停止了，接着就是收缴像章和大颂扬的书籍。这是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还我飞机！因为周恩来向他汇报，说造米格的铝都被造了像章，这等于做皮大氅的料子裁成了一大堆皮裤衩，即不实用又耽误事，有点心疼了，又听说自己的隐私被到处张扬，胡乱编织发挥，穿帮太多矛盾百出，反而引起更多猜测，这等于是让他光了屁股，于是龙颜大怒，因为他要的，是狗的服务，不是熊的服务。他需要愚民，但不能愚到他头上。



当年这个忠字舞，其实也是给了人们一个人性复苏的机会，前头不是说过吗，汉族人是个思想麻木精神困乏的群体，不懂艺术不懂幽默，更缺乏罗曼蒂克，人生唯一的乐趣可能就是床上那点事。深层次探讨一下，这可能是儒家教育和老人政治的结果，孔老二就是个假正经，他能蹦蹦跳跳吗？这样会有失他的尊严。党的领导也是这样，毛泽东跳迪士科唱《十八姑娘一朵花》会成什么体统？但是人民需要这个，劳动中还要喊个号子嘛。长期的禁欲主义压抑了基本人性，一旦有了契机，就会启动这个基本人性的焕发。所以当时忠字舞能热起来，并不在于其政治内容，而在于它的表现形式，象现在中老年妇女跳健身舞一样，借跳舞和唱歌放松一下，宣泄一下，释放将近枯竭的荷尔蒙，是一种残缺的性表达。毛主席似乎看出了一点问题，觉得这种庸俗化反而会败坏他的形象，所以在九大后发文禁止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行为。（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批语）

“三忠于”活动为什么在文革能流行，至今还有毛左们乐此不疲？还要追溯一下它的根源，毫无疑义，它是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产物，人类历史上，搞个人崇拜的都是专制极权主义者，它最早是来自皇权崇拜，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只崇拜神，皇帝为了加强统治，把自己神化了，所以崇拜皇帝那就是崇拜神，中国人始终也没离开这种人神一体式的崇拜，在对毛主席的崇拜上，就是将一个普通的人神化了。对个人崇拜这个事物，与中国人不同的是德国人和苏联人，他们崇拜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神化的成分，也就是说，这种崇拜其实不庸俗，是真正对人的崇拜，而不是神化人，所以当年的德国和苏联也就没有语录歌和忠字舞。庸俗的个人崇拜多来自愚昧族群，比如农民，大多没什么文化，容易被欺骗，这和小市民被传销老鼠会忽悠是一个效应。另外，还包括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学生，青少年的狂热很容易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利用。我的另一个发现是，感性思维的女性也容易被煽情被感染，希特勒和薄熙来就拥有大量的女粉丝。

中国农民和小市民的愚昧，与民间宗教也有很大关系，比如佛、儒、道这三个宗教，本来都是各自独立的，但在中国愚民中，它们就是“三位一体”“三教同源”，很多庙宇也都是神佛共居。中国的宗教信众，绝大多数是为了祈求神佛保佑平安发财，既然所有的神佛都具有同样的法力，何妨一齐都信了？这就象买股票，多买多得，本大利大。那么中国愚民神化毛，也相当于信仰神佛，是有利益驱动的。今天更是这样，各地都毛公山之类的神迹，越被神化，信众也越多。有人会奇怪，社会不是进步了嘛？没错，社会进步了，迷信也在进步，现在算命打卦也用电脑了是不是？迷信的进步，就是不断的有新神取代旧神，今天中国民间崇拜毛主席就是这么个产物，这和中国历史上很多神仙的产生是一个路子，关云长，活着时没人拜他为神，死了，就成神仙了。造神的社会动力，当然也有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在内，其实毛是个什么东西？邓江胡习心里明镜似的，但利用毛的专制遗产，大家的利益却是一致的。毛是中共的图腾，图腾怎么能够放倒呢？他们自己是不会崇拜毛的，不过是忽悠老百姓崇拜，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巩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