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究竟能有多乱？——党国体制民主化思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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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二十二日是李慎之先生仙逝两周年的忌日。我们将李慎之先生视为中共党内民主派最杰出的人物，他在格外灿烂的晚年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党国体制民主化问题。令人痛心的是，李慎之先生辞世两年，中国党国体制民主化毫无进展，甚至于有向后倒退之虞。民主化是当代中国人必须完成的神圣任务，而当朝党国领导却裹足不前，跨不过“恐乱症”这一心理上的巨大障碍。连李慎之先生这样推崇民主化的贤者，也曾对可能的乱深为忧虑。在《风雨苍黄五十年》那篇世纪雄文中，他一方面指出中国民主化的条件已经“熟烂”了，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2003年，第12-13页)
    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可谓浩浩荡荡。几年前的“苏东坡”，苏联东欧地区的党国体制兵败如山倒。庞然大物说变就变，相继走上了民主化的不归路。中国执政当局对“苏东坡”的整体评价是“乱”，因而严厉阻止国人向民主化的迈进，千方百计将“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主化的潮流依旧滚滚向前。前苏联和东欧向新体制过渡的艰难已经渡过，尽管几十年党国体制的后遗症仍就给人们带来阵痛折磨，但政治经济基本走上了良性循环之路。连阿拉伯世界的阿富汗，伊拉克等国，也借助外力踏上了民主化的康庄大道。阿富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伊拉克举行的选举以及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给长期生活在暴政压迫下的人民带来了初步的重大民主变革。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暴虐政权统治下生活的5,000多万人民走上了通向民主的道路。伊拉克为实现民主迈出了第一步，成为阿拉伯中东地区第一个争取民主的国家。
    反观吾国，在“稳定压倒一切”之下经济建设小有成就，但因为根本体制设有理顺，大坎未过，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深重的经济危机和全面的社会危机，朝野上下都深怀“天下大乱”的忧虑与恐惧。既然如此，通过政治民主化来理顺政治体制，实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纷纭世事，唯此为急。每与国人谈及此见，点头称是者大抵十之八九。可是他们大都担心，实行民主化中国会不会乱起来。本月3日，中新网发表《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有必要性也有艰巨性》一文，承认“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又怕“诱发不稳定因素”。（见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278期）将民主化紧紧与“乱”绑在一起，此中有极大误会，本文试图对此略作剖析。
     
    一、自由民主不是乱，而是杜绝天下大乱的最佳秩序
     
    我国专制主义传统源远流长，花样繁多的思想控制一直是治理中國這個龐大帝國的基本手段。其结果之一是专制统治者的思维逻辑及对一些重大概念的定义，潜移默化于国人脑际心底，习焉不察、积非成是，为其所愚而不自知。将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秩序等同于“乱”，便是其中一个显例。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上来看，在上者令行禁止，在下者服服帖帖，便是天下大治。在下者尚有不服，且有任何“犯上”行为，便是“作乱”。而在自由民主体制中，拉帮结党，集会结社，都是正常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乱哄哄你唱罢我登台，乃是民主政治的“常态”。专制政治是一种秩序，是一种往往“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秩序，在井井有条的秩序中不断积累乱源，直到自身崩溃、天下大乱，例如历代中国各姓王朝。当然也有专制政治的最高统治者故意制造动乱的特例，如中国“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由民主是另一种秩序，是良性互动充满活力的秩序。这种秩序的特色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各党各派公开地争权夺利、各种宗教信仰互竞高低、各派思想学术争奇斗艳、各类舆论媒体尽显神通。国人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通过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抗争不公与不义。这种秩序成功地吸纳了有史以来全人类的知识智慧演化而成，植根于对那“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性的深刻把握。这种秩序的规则不是强权订立而是大家认同普遍适用，因而规则程序范围内的“乱”是“可控的乱”。而且，正是这种表面上的“乱”，带来社会的动态平衡和长治久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看，这是梦寐以求的秩序，而绝不是“乱”。
    党国体制具有控制一切的内在倾向，党国领导不能完全控制的事情，都有可能被以“乱”论处。1950年代以來，众所周知，國家政治權力滲透和擴張到社會的一切領域，个人和社會長期處於國家的籠罩中，有如在铁桶之中。现在进入后极权时期，党国式微，控制的范围日益缩小，特别是在经济和私人空间。在党国体制的鼎盛时期，正常的市场贸易被视为投机倒把扰乱治安触犯天条的行为，被严惩不怠。而今党国在经济领域部分地放弃了控制，国人有机会进行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党国的计划没有了，结果并不是“乱”，而是向正常的市场秩序发展，只是还时常受到党国权力的干扰而不尽如人意。在私人生活领域，党国少管了一些闲事，也没有“乱”起来。国人可以正常地享受天伦之乐和兄弟姐妹的情谊，而不必向“沙奶奶”“李铁梅”那样的革命家庭学习；可以正常地打情骂俏儿女情长夫妻恩爱，而不必整天“心明眼亮”地盯着“阶级斗争新动向”、随时准备“大义灭亲”向党表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举国上下痛定思痛，确曾一度齐心协力痛改前非。整个社会人心为之大变，向自由民主秩序走了一大步。
    可惜，吾国政治领域的转型举步唯艰，党国领导画地为牢，政治上的党国体制依然故我。据说“革命党”已转变成了“执政党”，但是“执政党”依旧是在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司法、没有独立媒体的体制中进行自欺欺人的“自我监督”和“自我完善”（这是大独裁者斯大林提出的概念）。在这种情況下，“政治文明”的进步极为缓慢，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越积越凶险。在这种情形下，“民智”的开通发展也遇到了极大障碍。絕大多數中國人在有限的资讯中无从独立思考，对于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职务的任期制、公共权力的限制、独立的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等等的民主内涵更是如在雾里云中，不甚了了。体制既未理顺，各种危机也就此起彼伏。目前，当政者对付危机，是使用吴稼祥先生所说的“手压水葫芦”的方法，即下死命令给各地官员：把一切危机在刚浮头时就坚决的压下去，这也是当局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和能力的首要标准。(《联邦与均衡》、《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第4期) 问题是：浮头的“葫芦”不仅是一个而是此起彼伏，害得地方官个个手忙脚乱，恨自己不是“千手观音”，到头来，官员被处罚了危机仍潜伏着。
     
    二、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政客使用军警势力干政，是民主化转型中的真正乱源
     
     由此看来，我们所真正担忧的并不是自由民主秩序的“乱”，而是潜伏于专制政治之中并在专制政治解体过程中出现的乱。但是，若当政者也能加入民主化的洪流主动推动和实现从专制政治向自由民主政治的转型，这种担忧便只是庸人自扰。
    我们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在民主化转型中，究竟是何种势力愿意并有能力搞到“天下大乱”？是既得利益集团？还是广大民众（“暴民”）？其实，两者都未必。
    政学两界主要担心和议论的是民众之乱，这实际上是用一种凭空想象来吓人吓己。民众之乱有两种，都与上下良性互动的民主化转型无关。一种民众之乱是群龙无首的大规模暴乱和抢掠。这种情形只会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权力失去权威和效力的时候才会出现，上下良性互动的民主化转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转型以维护正义的公共秩序为前提，而不会毁坏这种秩序。更何况，就财富和消费总量而言，中国早就超越广大民众“饥寒起盗心”的时代了，即使现在分配如此之不公平，也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饥荒和抢掠。在自由民主的新秩序中，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只会因为更加公平更加富足而更加祥和。另一种民众之乱是陈胜吴广式的起义暴动。秦王朝击灭群雄武功盖世威被四海，但外表如此强大的帝国却脆弱得不堪一击，一群囚犯驿卒举起几根竹竿扁担进行起义，秦帝国便土崩瓦解了，这情景实在令中国历代当政者惶恐。但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动乱”，源于某些利益权势集团的“乱动”（如疯狂的贪污腐化和仗势欺人等）受不到制约，有上头的“乱动”，才有下面的“动乱”。大众对权势者的“乱动”不满，又无法在法律程序上表达不满并有效制约各样的“乱动”，揭竿而起便是自然之事。政治民主化正是提供规则和程序来将大众的不满纳入政治轨道，并依法律程序解决利益权势集团“乱动”的问题，消弭“动乱”的根源。顺应民心利国利民的民主化转型之变，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广大人民不想乱”，这也正是那些顽固不化者阻挡民主化转型的借口。既然谁都不想乱，谁都怕乱，除了天外来客乘机作乱，又何来民众之乱？
    另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民主化危及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必拼死抵抗，民主与反民主两种势力你死我活，全力拚杀，因而带来内战之大乱。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似是而非。揆之各国历史，因民主化而导致内战，只是极个别的例外而绝非常轨。远者不论，只举同属党国体制或同属“儒家文化”的左邻右舍的例子——
    “苏东波”过程中共产党统治集团虽不能说是从善如流，但大都审时度势，和平理性文明地改旗易帜。连苏联那样一个庞大帝国的崩溃，也基本上是井然有序，与中外历史上各种帝国崩溃所带来的战乱和灾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顽固不化负隅顽抗者也有人在，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1991年苏联“8•19政变”中的亚纳耶夫等人。但是在关键时刻，“党军”都坚定全面站到了人民一边，从而避免了内战。齐奥塞斯库号召“党的军队”屠杀人民，但“党的军队”却掉转枪口迅速逮捕了他，并以“大屠杀”等罪判处其死刑。亚纳耶夫等几个原苏联的党国领导，自不量力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但他们发动的“8•19政变”，也只维持了三天。我们看到的戏剧性镜头里，已经脱党的叶利钦站到政变部队的坦克上要他们倒戈，结果是全国“党的军队”都响应叶利钦，而不再响应那几个已与人民敌对的党国领导，迅速协助人民推翻了那些丧心病狂的非理性“领导”。
    台湾的民主化因为族群矛盾和台独问题裹夹其中而节外生枝，妨碍了国人对这一伟大事变的正确认识，没有充分体认台湾民主化的成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厚重份量。实际上，台湾民主化的成功是中华民国的再生、是对两类党国体制的同时否定、是中华民族建立自由民主秩序的能力的确证。我们都知道，1911年国人推翻帝制之后创建的中华民国，是在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民国初年民主的各种敌人如袁世凯之流极其所能对这个初生的民主共和国进行破坏，使之不能正常运作。连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也在屡经挫折的绝望中走上了“以俄为师”、“以党治国”这样的歪门邪道。不过，孙中山的最终目标是民主宪政、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血脉一直不绝如缕。在1940年代人类埋葬法西斯之后迎来的新一轮民主化浪潮中，中华民族迎来了循名责实、实施宪政，从而将中华民国改造成货真价实的民主共和国的大好时机。然而国运欠佳，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陈旧、权欲熏心，不顾国人的战争伤痛和生灵涂炭，各率几百万军队、以全国为战场打了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内战来决出高低。有人以成败论英雄，认为毛泽东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国民党是“历史的选择”。也有人认为蒋毛之间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的权谋心术：蒋介石是注册的流氓（青红帮）而总还有点帮规约束，毛泽东是不注册的流氓从而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不论如何，那场“历史的选择”1949年并没有最后定案。毛泽东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得江山，改元更始；蒋介石国民党则退守台湾，继续护持着中华民国的血脉。几十年之后，风水轮流转，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在台湾胜利完成了向民主宪政的历史性大转型，创造了比中国大陆高得多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则仍在中国大陆原地打转折腾。更加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台湾的党国体制最后瓦解过程中，执政党退位和反对党接任这一高难动作之轻柔优雅，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原来的“党国敌人”、“劳改释放犯”、平民小律师陈水扁意外得胜当选为总统，独揽政权半个多世纪国民党乖乖让贤下野，本来听命于国民党的“国军”和警察毫无犹豫地站在通过民主选举取胜的当选人一边来建立新的秩序。长期遭受国民党残酷打压的民进党一朝入承大宝，也没有乘机寻仇报复，而是慷慨大方地与失败者分享政权、以国防部长等要职拱手相让来同国民党人共同组阁安邦治国。中华民国的公民们在民主化转型中真正做到了处变不乱、举重若轻。
    可见，军警势力从为一政党“保驾护航”到真正国家化的角色转换，是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民主化有序转型的关键一环。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当中国民主化转型启动之后（如开放党禁、全国大选等），万一个别党国领导丧心病狂，以自私的利益冒充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功地骗取军警力量来打乱民主化的进程，酿成内战。如果这样，将是对中国军队的严峻考验。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为镇压学生保权固位，居然不顾党政军诸多正直人士的劝告而动用了几十万正规部队，把中国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在全球的目光下作了一次野蛮至极的表演。军队用于国防而不介入内政中的党派政争，早已成为全球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军队国家化”这一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是国人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国民党已在台湾出色地完成，中国大陆看来只有在民主化转型的风浪中来最后完成这个任务了。就中国军队官兵目前的知识和智商水平而言，被自私的政客利用来火中取栗，干大规模屠杀同胞的罪恶勾当，可能性已比以前小得多。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而且必须学会“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和平而文明地解决政治上的分歧和争端。
     
     三、促成民主共识以实现无乱过渡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一旦启动，只会是一马平川一片坦途。相反，我们认为民主化转型是相当艰难的事业，需要热心这一崇高事业的同仁们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地对付和解决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简单扼要地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化解上文提到的个别政客借助军警势力扰乱民主化转型的现实危险。第二个问题是大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权威落差”所带来的社会治理（governance）问题。（参阅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化解第一个问题，首先需要党国进一步开放舆论。既然中国民主化最大的隐忧是个别身居要职的党国领导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用军警暴力来解决政治分歧和争端，那么，及时转变党国领导人的观念就变得至关重要。民主宪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先进中国人的梦，自由民主新秩序日益成为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同追求。如能适当开放舆论，通过心平气和的讨论与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目标、程序、时间表及种种具体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完全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
    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由民主思想的“开民智”和“开官智”，经过“文化大革命”那种奇灾异难的深刻教训，经过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自由民主意识随大量的译著和网络科技的发展在国人心田开花结果，一个“子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思想转型进程不以官方意愿为主宰而悄悄演进。整个中国社会已经做好了民主化转型的思想与知识准备，也就是李慎之先生所说的：中国民主化的条件已经“熟烂”了。转变观念，说难则难，说易也易。经济改革在启动的初始，阻力也并不小，很多党国领导都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视为洪水猛兽。但是在面临“不换脑筋就换人”的压力下，很多人都能及时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民主化政治改革对在位者来说所要求的也是及时转变观念，换一种活法，真正活出尊严和境界。
    化解第二个问题，需要党国进一步宽容或扶植公民社会。除了吴稼祥等人关于联邦制的制度设计，构建公民社会是解决国家“权威落差”造成的权力真空问题的良方妙药。公民社会指的是在处于私人空间和国家权力之间、由独立自主的公民自主自愿地结成团体管理公共事物的一种社会机制。这种社会机制的形成，既是政治民主化的结果，也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途径和动力（特别是在极权社会或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民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后来随着共产主义极权体制的建立而被无情打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里，共产主义党国完全吞没了中国社会，每个社会个体都被纳入形式多样等级不同的党国“单位”之中，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成为党国的组成部分或完全臣服于党国。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才得以复苏，从包产到户和个体户的出现开始，中国又有了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自主的公民。各种专业协会和社团组织也雨后春笋般遍布神州大地。只是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社团组织如青年团、工会、妇联、工商联等还完全在党国的掌控之中，农民这一最大的群体也还没有允许恢复农会组织，国人的社会自组织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同群体的博弈能力，都没有机会获得充分的发展。显然，党国有必要进一步出让公共空间，使公民社会发展起来，使社会本身成熟起来，可以代表各种群体通过商议和谈判来协调和满足各方的的要求和利益。公民社会成长起来了，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政坛的风云变幻也就不再能引起社会的重大动荡。
    在公民社会初步成长之际，当权者对于新的社会政治派别的生长点不但不能打压而且应给予保护，同时还应建设一个供不同的社会政治派别共商国是的民主圆桌平台。朝野之间，体制内外，各方人士尽快学会在博弈中妥协，对抗中宽容，中国政治文明化民主化的新局才会浮现，大和解的喜剧才会开幕。近日，「歷盡劫波」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原来「兩党国兄弟」終於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相逢一笑泯恩仇」，實現了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的國共第三次握手。事实表明，多一些仇恨得到化解，中国民主化的曙光就多一分亮色。我们有理由期待各个群体之间平等对话、公平谈判、民主磋商、双赢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是宪政框架内的民主，高武平的《论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的实现》一文指出：宪政强调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即限权政府，民主则是强调权力的归属即人民主权。在当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政体的理论和实践中，离开宪政谈民主，民主将成为一种放纵，变成一台不受制约的权力机器，最终蜕变为独裁；离开民主谈宪政，宪政将成为无源之水。当代理想的政治必然是建立在宪政、法治的基础上，体现和尊重民意，以人权保障为终极追求的立宪民主政治。民主宪政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燕南网www.yannan.cn/2005-03-31）
     
     结语
     
    时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震天介响，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矛盾和冲突太多的缘故。“物以稀为贵”，千百年的专制统治无法打造出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因而国人千百年来才一直呼喊“和为贵”。厉行专制，“稳定压倒一切”，根本无法带来和谐，唯有尽快实现自由民主体制，落实现代公民的诸项权利，真正的和谐社会才能水到渠成。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秩序中，“变”与“乱”如影随形。民主化转型将实现变而不乱，彻底结束治乱循环。
    中国目前仍是“有官场少公开政治，有市场少公平竟争，有社会少伦理共识，有媒体少舆论作用”（金克木语、转引自《后极权和东欧知识分子政治》，徐賁，《二十一世纪》2000年12月号）的后极权社会。改变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我们认为首先是中国当权者必须学会妥协展现更大弹性，遵循现代政治文明的博奕规则容纳异见异党。由于长期的一党独大，中国一直没有反对党的存活空间，以至于有论者认为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派别。现在从“专政党”到“执政党”的变化，我们认为也应该是从不允许反对党存在到与不同政治派别和平相处的变化。因为所谓的“执政党”是相对于反对党而言，在文明社会根本就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支持民主的經濟條件正在增加、強化。今日之中国已不是葛蘭西多年前所说的：“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是一批尚未成熟的混亂的群眾。”但有利於民主的經濟條件不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民主，民主需要造就。王力雄曾说过：“怕乱的心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障碍之一。……中国政治改革只能从‘乱’切入──因为怕乱而改革，保证不乱才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可控或失控》www.peacehall.com03/06/2003）� ... �自由民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