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小凯：驳斥新加坡学者“民主中国威胁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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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 2014-10-30 讯】

作者：项小凯


据称，马氏是在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前名为「尼克松中心」)的一次午宴上，发表了上述言论。该智库以奉行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而闻名，不难看出，马氏的真实目的，在于试图以利益为诱导，游说美国，放弃对中国民主化的促进。

大国的民主转型，异常艰难，鲜有坦途。

近日，以亚太事务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杂志《The Diplomat》，发表一篇题为「Chinese Democracy: A'Nightmare' Scenario for US」文章，其中引用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先生的奇葩观点，认为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威胁与麻烦。
马凯硕先生在李光耀时代任职30多年，所著文章，频频被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网站转载。这位新加坡的前外交官声称，中国蕴含着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结，而当前的中共政府，则是控制这种民族主义的关键。一旦中国转型为自由民主国家，按照马氏的说法，中国将会「更加民族主义化，更加危险」。
马氏的观点，颇为奇妙。按照这种逻辑推论，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蕴含着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结，而希特勒政权，则是控制这种民族主义的关键，因此，希特勒应该被英美等民主国家所支持;而一个民主的德意志，反而会给其它的民主国家，带来更大的危险。
据称，马氏是在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前名为「尼克松中心」)的一次午宴上，发表了上述言论。该智库以奉行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而闻名，不难看出，马氏的真实目的，在于试图以利益为诱导，游说美国，放弃对中国民主化的促进。
但是，马氏的说辞，在逻辑上并不成立。理论上，任何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的风险。然而，融合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恰恰是遏制民族主义极端化的最可靠的安全阀。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就是法西斯主义。历史上，正是由于纳粹的德国，摧毁了魏玛的共和体制，军国的日本，打断了大正的民主潮流，才使得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奔向狂热，并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国民的授权;民主体制的运作机制，为法治下的和平协商。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鲜有大型战争的先例。恰恰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通过垄断权力，压制社会的真实声音，屡屡将民族主义的能量，挟裹于自身的意志之下，为一己私利，要么发动世界战争，要么输出共产「革命」，危害世界和平，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
而对于现实情况，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潜能，也经常被外界过度高估。实际上，新极权下的中国，并不具备民族主义激进化，也就是真正法西斯化的必要条件。
历史上的纳粹德国与军国日本，它们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被推向极端，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新兴社会精英，多源于传统时代的下层军事贵族的后裔。德国的容克(Junker)与日本的武士，都具有极高的荣誉感与献身精神，因此对于民族主义的动员，在意识形态上，能够到达类比宗教的感应强度，并且与普通大众形成共鸣反馈，最终造成席卷全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狂潮。
而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精英阶层，早已在49年后的「社会改造」中，被彻底摧毁。当下的权力精英的主体，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分赃集团。新兴的市场化社会精英，由于权利受到挤压，对当下的权力体制也缺乏信任。腐化堕落的上层精英，鲜有真正的献身勇气，也没有足够的道德感召，能够将民族主义的能量，完全吸纳为己所用。而对权利格局日趋不满的市场化中产，与上层权力精英，实为同床异梦，也并非民族主义的可以切实动员的对象。
实际上，中国式民族主义唯一的有效受众，是信息渠道高度封闭，长期受到官方媒体照射，仍处于重度洗脑状态的部分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但是，即便是对于这部分边缘人群，民族主义的导向，也绝非可靠。洗脑效应能够存在的前提，是信息的高度封闭。一旦专制体制结束，通向世界的信息渠道，将得以畅通，封锁外部的万里防火墙，将会被拆除。多年积累的洗脑成果，将会被汹涌而至的信息大潮冲刷殆尽，而山寨化的扭曲民族主义情结，也将会迅速崩塌而显回原形。
诚然，大国的民主转型，异常艰难，鲜有坦途。苏联解体之后，奉行沙文主义的普京，重塑威权，将俄国再度拖回到专制的阴影之下。而就在最近的乌克兰危机中，普京所统治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挑起乌克兰内战，已经对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国未来的转型，同样会面临诸如此类的巨大风险。但正因为如此，追求自由的人们，更应该坚守正义，勇于抗争，而不是溺于利益计算，从而成为强权意志的俘虏。
回顾历史，在二战时期，面对纳粹德国的强大攻势，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发誓捍卫不列颠，决意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而面对势如破竹的日本侵略军，香港总督杨慕琦(Mark A. Young)汇集香港军民，英勇抗击，在三倍于己军的庞大敌军面前，坚守长达18天，并造成日军数千人伤亡的重创。在捍卫自由的抗争意志引导之下，战争的天平，终于向正义的一方倾斜。随着二战的全面胜利，人类历史，也迎来了宝贵的和平。
然而，在二战结束多半个世纪之后，世界的和平秩序，仿佛又开始摇摇欲坠。在欧洲，乌克兰已经陷入国家内战;在西亚，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正在制造新的极权恐怖;在东南亚，领海争端日趋紧张，而东方之珠的香港，正面临着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危机。在这种纷乱之中，类似于马凯硕先生这样的政治说客，仍然类此不疲，以现实利益为筹码，劝说政客们放弃价值观，而顺从大国利益的交换。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这种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在多年的全球和平期间，通过千丝万缕的利益网络，腐蚀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支柱，以至于当下的世界秩序，摇坠至此。
短视的利益驱动，无法带来真正的文明秩序。一个美好世界存在的先决条件，不在于它能够带来多少利益，而在于究竟有多少人，有勇气为它而战。即便眼下的抗争，难以兑现为即时的成效，但对于将来，仍然是希望的源泉所在。自由的意志，薪火相传，它必将穿透令人窒息的现实铁幕，抵达未来，直到转折，直到重建。
来源：香港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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