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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田:中国,再次通向军政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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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8 22:04: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再次通向军政府之路
罗祖田

(一)
我在《论中国》后面曾指出:“从现时起的二十年,中国文明需要迈过两道坎:一、切实理顺极其落后的政治与快速发展的经济方式、多样诉求的社会生活、多元价值取向严重不相适应的关系。二、高度警惕军政府高压统治的出现。”
因为这两点实为中国文明复兴与现制度和平转型的基本要求。很显然,实现不了第一点,文明复兴将一定后捱。出现了第二点,不但相当时间内社会生活会急剧倒退,而且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演进将添上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一切高度专制的政府本质上都是军政府,军国主义乃是它们的巅峰之作。它们的共相与鲜明特色,乃是刚愎自负的军人集团在政府的决策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惜与文明的基本准则对着干。
具体就中国而言,中共建政后的毛、邓两个时代,无疑皆属于军政府统治。不过,由于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坐江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因而此种军政府有着相当的历史依据,或叫革命产物。姑且称它为常态下的军政府。
二战后非常态下的军政府属于王朝进入了中世、末世,合法性由于它必然的倒行逆施已丧失殆尽。“革命领袖”已然作古,各个政治集团互不买帐的情况下,通过军事政变或长期养虎成患过程中形成的军人干政,所酿成的军人集团对国家事务的发号施令。此种情况下的军政府统治,是一丁点遮羞布也不具备的。由于不复历史依据特别一丁点遮羞布,它也就更加无理性。当然,也容不得它进行理性统治。
邓小平之后的江朱、胡温乃至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倒也算不得军政府统治,基本属于文人政府管理国家,此为邓的开明专制与毛的极权专制的区别。源自此前军人统治为国家也为红朝带来的严重创伤,不得已转而把治理希望寄托于新的技术官僚。但是,六·四的枪声又一次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的绝对真理后,便不可免地助长了某些军人的底气与自信。从一个方面看,此二十余年军人干政尚未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较之拉美、非洲的一些军人政权,倒也不失为红朝技术官僚阶层尚存几分现代观念。改革得以继续,与此密切相关。从另一个方面看,改革需要军队“保驾护航”,实际就是要看军方脸色行事,此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而末世王朝要保住不崩盘,政治人物也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
所以,认为今天的中国,军政府高压统治已呼之欲出,证据尚不充分。但是,由军人统治国家取代文人治理国家,此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也恐非虚言。
最近的军报微博公然讨伐《炎黄春秋》杂志,就是一个信号。
(二)
孤立地看,署名龚云的对《炎黄春秋》起底的文章,轻点说,不过是由来已久的党八股说教文章罢了,重点说,一砣屎不臭它挑起臭。它唯一能够让人有所理解之处,只能是它不开口便罢,一旦开口也只能这样说。在红朝的合法性已残存无几的情况下,要保住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它还能说些什么呢?举一个具体例子,如果周永康、徐才厚仍在台上,他们能说自己错了么?
但是,问题显然不是一篇文章对或错的问题,在一个年复一年充斥着假话、大话、空话的国度,哪里会有真正的学术争鸣呢?它也不全是左派执意挑起意识形态争论、捍卫原教旨纯洁的问题,或者打着习近平旗号向习当局发泄不满的问题,虽然这种因素不能排除。它主要是个反映军方某些实力派态度的问题。联系到不久前军方不能容忍“谣言”的行为,在正常国家里那不过属于司法处理的范畴,问题的性质便昭然若揭。明确地说,此为军方某些势力要走上前台的预告。
这几乎是必然的。
详细解析中共红朝党内、军内的权力斗争,不是一篇小文章力所能逮的,众多惊人内幕与真相,多半要到几十年后才可能被披露出来,且不免要捱到改朝换代。但是,逻辑还是明摆着的。
在毛、邓时代,那大量的亲手打下江山的骄兵悍将,一直不曾消停过。他们在各个领域大权独揽后,不能容忍内行对外行的权威有任何质疑,特别军管时期对阶级敌人的镇压,便是明证。事实上,不复他们的骄横,毛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便不会造成那么多恶果。他们不曾向毛、邓的最高权威挑战,主要基于两点:一、毛、邓本来就是他们的直接首长;二、毛、邓基本上兑现了对他们论功行赏。
毛、邓均已作古,无条件效忠最高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要继续“党指挥枪”,这个“党”当然得是自己的人,能够代表自身的利益。不是靠军功和才能,而是靠运气登上大位的江泽民,在位期间滥封将军,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江泽民如此,胡锦涛又焉能例外?今天的习近平敢于大抓军内老虎,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不复大批太子党将军的支持,他怎会又怎敢自毁“长城?”并且,他清除的只是盲肠,仰仗和培育的正是军中的“正能量”。
事实上,习近平当局别无选择。他们未必不知军人势力坐大、军人干政的后患可怕,怎奈现实无情。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讲,高度集权特别政教合一的体制,文官们休想长期驾驭军方势力,除非借助民众力量。固然,这样一来,现有的剧本就得换。红朝既然坚决不走邪路,当事态表明技术官僚也不中用,军方势力不能容忍和平演变或不甘心呆在幕后而走上前台,就是逻辑使然。
(三)
这是一个宿命。
六·四彻底击碎了中共军队留给民间曾经的良好口碑后,作为一支党军,它就再也回得不到原先的面目了。一支由各阶层民众节衣缩食举活的军队,居然肆无忌惮地向民众开枪,无疑是通不过的。偏偏江朱、胡温时代,它的蜕变日甚一日,以致演绎出了徐才厚、谷俊山之流。到了这个地步,官方、军方的说词又有多少人听得进呢?
实际,这世界从来就不存在一支完整意义的人民军队,乃因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人民国家和人民政府。皮之不存,毛何附焉?专制国家如此,民主国家亦不例外。然而区别也是有的。强权时代的国家军队要做到民众甘心养育它,诚心拥戴它,便断不可介入国内那不光彩的政治争斗,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中共军队的悲剧命运,无疑植根于党身上。可悲的是,相当数量的军队官兵,今天未必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为之亢奋的是国中之国的地位。
由党国一体,党军一体支撑的政教合一王朝,必定是一口大染缸,时日越久,缸里的水便越黑越深,谁也休想独善其身。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民族的莫大劫难。此实非什么高深学问,现代人的常识罢了。不然的话,中共夺权阶段便无须向国民党呼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对这段历史,今天的中共可以回避,但估计还不致于宣布这是敌对势力的“造谣”。
所以,今天官方、军方的种种行为,早就不是理念问题,而是利害问题。仍拿对《炎黄春秋》起底的宏文来说,如果泡制者肯去民间走一走,或许行文会谨慎一点。因为它充其量还能博得一批旧脑筋大爷、大妈的眼球,但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只能是拓展了眼界的年轻人。
今天,习、李、王的新政尤其佐证了这一点。
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上台后所说的那些场面上话,决不可能都是他们的心里话,除非他们全然不知真实的社情。他们不过是生不逢时或误入官场罢了,时势由不得他们不做双面人。
问题在于,红朝虽也曾给他们人生带来阴影,总地来说于他们却是恩重如山。关于红朝给几代人带来的无尽阴影,那是另外一回事。如今,既然他们只能由着时势牵着自己走,新政的走向就无异于向风车开战。作为文学形象,唐·吉珂德是个英雄,作为现实生活的政治人物,向风车开战就是一个滑稽演员。
(四)
问题不止如此。
今天的中国,众多太子党成员占据着军队的要职,乃不争的事实。明眼人皆知,要保住红色江山不变色,枪杆子就只能掌握在自家人手里。“猛将必发于卒伍”已然过时,好在他们如今也不需要打仗。习当局整顿军队,恐怕主要不是要再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因为当今时代向谁开战呢?或者哪个强国要侵略中国呢?说到底,整军反腐的最大考量,是忠于党的问题,是捍卫红色江山的问题。而这个红色江山,乃是数千个到上万个高端权贵尤其豪门家族利益的代名词。
江朱、胡温时代,也曾反腐,全成了虎头蛇尾,身为太子党的习、王反腐能收一定成效,既赖人力,更仗时势。徐、谷之流把军队搅得乌烟瘴气,就冲他们的“外戚”身份,便注定了他们因鼠目寸光而难逃的厄运。要保红朝,太了党将军们理当力挺习近平。盖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连军队的老虎都频频落马,其它领域的老虎又哪有能量抗拒当局?这便是今日反腐能收一定成效的奥秘。
但是习、王的反腐之剑却不能杀向太子党的特权。那样一来,他们施展身手的平台就会马上塌陷,或者,苏式“救国委员会”就会出现。即便习、王属于红朝正宗嫡传,也不免被“救国委员会”清理门户。
所以,今天中共权力斗争中谁胜谁负并不重要,本质上无非再现袁世凯驾崩后的北洋时代,重要的是日后的国运走向。
习近平的任期已过了四分之一。这期间,反腐不失为动真格儿,颇得民心,终归让久受欺压、盘剥的弱质得到了几分心理平衡。但是,反腐也好,新政也罢,现体制下更多的负作用正在酿成。这不是欢呼“青天”的人看得见的。
很简单,改革要实现中国梦,必要唤起各阶层积极投入的热情,即便如此,只恐也少不得一两代人的持续努力。在一个总是用警棍、手铐乃至枪弹对付维权访民的国家,实难想象统治者能够引领各个阶层齐奔中国梦。改革少不得军队保驾护航,虽一时合国情,长远看却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因为军队只要专心专职做好国防,就是对改革的莫大贡献。国内如何改革,原是各阶层各党派的事情,让军队对改革保驾护航,分明是不肯相信各阶层的改革意愿。确切地说,是用军队监视各阶层行为。这样的改革,只能是共产党迫于无奈的改革,不是国家、民族要求的改革。事实上,调动军队镇压民运诉求,动用武警维稳,与尔后的高层须看军方脸色行事,军队腐败触目惊心,再到今天军方态度的咄咄逼人,居然要主导不属于自身职责的思想,原是逻辑的必然演变。
再拿让中纪委担纲反腐来说,作为现实条件下的权宜之举,不难理解,长此以往则一定弊大于利,明朝的锦衣卫、苏俄的契卡,初衷都能说得过去,皆在异化路上渐行渐远。
旧悖论、新悖论如此地多,或者说,为了化解一个旧悖论又需要制造一个新悖论,此实为习当局新政的致命伤。天意已然,岂是人力能够改变。在习近平余下来的四分之三任期里,他幻想通过几个精英人物来实现中国梦,注定会停留在口头上。如果事事都不能遂其愿,他的性格由平和转向焦躁并非无可能。进一步说,就算习近平能在任期内平安着陆,大体上顺应天意民心,做出差强人意的成绩,下一届领导人还有他的担当么?只说一点,习近平的上位,红二代身份没有起决定作用也起了极重要作用,既如此,其它红二代就莫非没有上位的念头?以往皇宫里血肉相残的惨剧、闹剧,不胜枚举,今天红二代围绕习当局的团结,不过是大敌当前的暂时性的妥协罢了。一朝“外戚”势力清除干净,皇家内部的争权夺利就会接踵而至。认为中共红朝正在走向北洋军政府时代,这里是个理由。
(五)
极而言之,红朝进入了末世,无从突破围城,权贵们内心郁闷,也是自然的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们实在应该对此想开点,想透点,多想想事态怎么演变成了这样。但是,基于人性的缺陷,历代王朝的末世权贵,基本上不会面对现实,全因现实利益面前,从来理性等于零。因为在东罗马帝国的眼里,只有西罗马帝国的辉煌,哪里会料到日后欧洲的新变化。
中国今天的现实,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鉴于苏联的教训,枪杆子已被“革命接班人”牢牢握在手中,应属高明之举。指望当局实行政治改革,使制度和平转型,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只要回顾一下很多红二代的历史与现实表现,不妨说他们仍然生活在二十世纪。但是,三五年内,甚至十几年之内,红朝的文治铺面也还是撑得下去的。它掌控着所有生活资源,库存颇多,多数人仍有求于它,它便不愁顾客上门。况且,中国国体与苏联国体大不相同,统治者的运气自然也不相同。现在,它倒不用太担忧枪杆子出问题,最怕的是经济出问题。对于专制政体,由征税引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它只能把发展经济这根弦总是绷得紧紧的,不惜违背经济规律。这样,它就始终在一手化解旧悖论,另一手制造新悖论,因为哪有总是直线上升的经济呢?哪有用之不尽的国库呢?一朝经济大萧条到来,便不免社会动荡大爆发。
希翼通过民主运动倒逼当局改弦易辙,领导和平转型,或寄希望于红朝内开明之士,多半十年之内都不免是某些民运人士的一厢情愿。理由我已在《论中国》里指出。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走向军政府高压统治,很可能是当局尔后维稳的不二选择。果然如此,中国还将陷入一代人时间的劫难之中。这方面,与其欣赏台湾的故事,不如重视拉美一些国家或泰国、埃及等的经验与教训。
当然,放眼未来三十年、五十年,军政府高压统治未尝不会成为中国走上正道的催化剂。毕竟,时代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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