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震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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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战争是检验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和战争动员能力的最有说服力的决定方式一样，自然灾害有时也是检验一个国家平时经济发展的实力和应变能力乃至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和处理紧急问题的应急手段等一些方面的情况的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或最有效方式，如果试以这次汶川大地震做为检验中国最近几十年来各方面的总的发展水平的一种尺度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到如下的三个方面的结论。


一、表面辉煌下的空壳经济的真面目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无论对中共政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来说都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中共的支持者在反驳论敌的指责时，总是引经据典、根据中共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各项数字，以“事实”为依据，来说明中共的社会有了多大的发展，以此来证明中共政权存在的价值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以公开的数据为依据的“有理有据”的“论证”方式，即压制和批驳各种对中共政权的不利言论和指责，又给人以一副似乎是很底气十足的样子，避免和钳制了人们从思想由于中共社会由于本身表现或暴露乃至个人由于直接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而走向类似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期的那种民众普遍怀疑其共产党政权执政合理性的那条路，它对维护中共政权实际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这种摆在字面上的成绩，有时确实令反对者很挠头，因为尽管他们根据中共社会的种种现象和自己的理论方面的一些见解，论证中共社会实际上不可能有类似民主制度下的那种卓有成效的发展，但是这些直观的数字，加上一些显见的经济发展现象，确实起到了一种迷惑人的作用，这不仅给中共增加了一些政治资本和光耀，也使很多国内甚至国外一些华裔民众一度对其抱有很大的幻想，而甘愿在中共的高压统治或政治控制左右生活下，甚至一度为其主动配合、助威声势，不愿主动改变现状和产生对民主制度的憧憬向往。国内民众对中共的批评，也往往集中在分配不公这个方面上，他们往往抱怨说，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中，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社会的发展成果只被强势集团占有，而弱势群体则不但得到甚少，而且还有所失去，政府的任务是应该进行改革，改变权力分配的不合理结构，使整个社会都能够机会均等地共享经济的发展成果，这样看来，中共社会所要进行的变革任务，就不是要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展本身，从而不合理的共产制度本身，而仅仅改变一些目前的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就可以了，这样，改革也就限于共产制度内部的改革，而不是也不必要越出它的制度范围进行改革及其尝试了，但是，这次大地震证明了，中共的社会在表面上尽显一些辉煌的同时，其内部实际上是极其空虚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空壳经济，所谓的大地震实际上暴露了它的空壳经济的真面目。因此，一切从前关于共产制度的神话也就不存在了。
在此之前，人们常常对共产制度拖延这种改革而感到愤懑、不满甚至无奈，实际上，从经济学的原理上说，一个专制的社会制度的存在或形成，并不是一个完全主观上的事情，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主观上的观点所能决定的了得事情，而纯然是一个社会物质发展水平造就出来的结果，因此，它的存在与否与表现的烈度，是社会物质发展水平的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从而是一种社会公共关系方面的的表现或度量，这一点并不能由人根据自己的想法所任意造就或改变，除非物质生产本身的存在状况由于其自身新的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才会改变，中共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制度无法使社会达到这种物质、文化产品在现阶段既有的技术物质条件下获得充分、充足发展的要求，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在权力配置不正确的前提下，由于社会发展成果日益集中到少数人之手而形成特权阶层，从而带动其在政治上也走向赤裸裸的野蛮专制，这种专制制度由于是在文明时代所发生的一种返祖式的制度的特殊的回归或倒退，因而本身也就具有特别明显的反文明性和反人道性，而此时和以后日渐（日益）扩大了的官僚权力，实际上既创造和保护了这种制度本身，又正好适应了此时这种经济制度中的分配结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共之所以迟迟不能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改革，除了有它的自身的利益性因素这种原因左右外，还在于它本身在实际的物质能力方面根本就无力进行这种改革，因为分配这个东西并不是可以靠任何虚拟的东西，而是需要有实际的产品或服务兑现来实现的，这是它的本身的虚弱性在自身的政策方面的败露，也是一种局限性，因此，实际上它只能是在采取竭力维护共产官僚集团特权利益的同时，而毫无任何实际上有效的应对办法来改变自己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和现状，因而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制度在将来的有一天垮台瓦解掉。客观地说，如果它能够采取相对来说较为主动的退出方式，像东欧国家那样，放弃对共产制度和权力的坚持和要求，倒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举措，任何挣扎将无助于改变事情结局，相反，倒会形成对它来说由于制度的覆灭而殃及其人的更大的不利结果。


二、对人的生命的漠视


大地震表现在对待人、特别是对待人的生命的问题上，则从另一方面暴露了中共对待人民、特别是人民生命问题的真实态度，本来，一个统治集团平时尽管可以很腐败，但如果它能够在关键时刻，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一个最起码的正确态度，并给予提供一定方式的帮助，这样的政府也未必是一个完全丧失自己责任和良心的政府，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也还能对其犹存一点感激之情，相反，如果一个政府，不仅平时贪渎腐化、暴虐百姓，而且在关键时刻连众多百姓的生命也不顾，这种的政府无疑就像是一个公开的以合法面目存在的黑社会暴力恐怖组织一样，是没有人敢于相信和依赖的，而且其平时尽管可以伪装得很巧妙，说得也跟别人一样好听，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要见诸行动时，也会由于本相尽现而露出自己的马脚。纵观整个地震过程，中共正是这样的表现，在对待人民生死存亡这个问题上，完全暴露了它既假仁假义而又极端冷酷无情的真实面目，正是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使中共彻底地丧失了人心，由于瞒报，它的领导人实际上已背负着命案的指责而难辞其咎，加之由于救援物质或设备匮乏的勒绊，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灾难。这种事件的发生的意义在于，它以确切的事实和人心的得失，为中共政权先前的苟延时日的挣扎时代划上了确切的历史句号，中共政权在地震发生后所作所为使自己已经丧失了听众，已经无力为自己辩白，他们再也不可能再像先前那样能够有资格散布种种自欺欺人的狡辩来混淆视听和欺骗世人的舆论了，中共政权已经在中国社会上、在人民的心目中、在人们的精神上最终死亡，它的组织的最后覆灭，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了。


三、中共领导人的集体智愚


大地震暴露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共领导人的集体智愚。人们长期以来都十分关注于批评中共各级领导人的亲民做秀和在媒体上总是喜欢频频出镜的自我表现，而很少注意这其中掩藏的另一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更加致命的问题，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正在通过这种行为方式表现的集体智慧退化的问题，——当将实际上所需要处理的各种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问题转化为这样几个简单的问题并使自己的思想和外界封闭起来后，上述这个问题也就必然随着自己的这种行为产生了，这种方式实际上使中共统治者更加陷于个人或集体智慧上的无能状态［注1］，举个例子来说，在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唐山大地震的时，不仅调动军队的命令下达的是很迅速的，而且也没有哪个军队的将领能够有资格或敢于对这个命令提出异议，即使退一步说，对其执行表现得犹豫不决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决不允许的，是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因而即使像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根本不会出现的，这种命令的执行或服从是以毛泽东的威权和威望并辅之以共产党的组织手段来保障其畅行无阻的；本来，救灾就如同上战场一样，要求军队以这样的方式服从命令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厚非的。而即使邓小平在镇压六·四运动中，对于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也是采取就地免职易人措施来保障命令的执行的，可见，他们都有一定的手段或能力来保障自己的命令得到下级的尊重和执行，这种命令的执行虽然是以强硬的专制手段为前提的，并且这种命令的执行也是以他们在专制制度中所被赋予的地位为前提条件的，但也表现出了当时的这些不同时代的领导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智慧、威望和处理临时突发问题的果断能力，至少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可以说是有些敢做敢为的特点的，而此次温家宝对军队的指挥则显得大为逊色，不仅将领违令不遵，而且温家宝本人也优柔寡断，丝毫不懂得动用中共的组织或制度手段果断地处置相应的问题，而去进行什么“道义”上的呼吁，致使这种严肃的救灾活动显得毫无威严气氛而言，显然，这个力图“以义服人”的处理问题的说服方式用错了地方，因为即使要用这种方法说服别人，也不是现在的事情。结果，这种无益的争执和等待只是徒劳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最终白白断送掉了更多的灾民生命，这个事件实际表明中共领导人考虑问题的全面能力是低下的，对问题的处置缺乏起码的正确的主次方面的分辨能力和考虑，其个人和集体智慧的愚钝由此也就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在事件发生的初期却避而不出，不履行——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一点象征性的表示——自己的职责，胡为什么要躲起来，现在恐怕还不是完全能够说清楚的事，其中的究竟，可能要以后才能完全弄明白，但不管怎么说，其公开的表现是，直到这时，胡党魁还未忘了摆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架子；结合救灾中的其他一些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实际上已经有如一伙养尊处优的南朝子弟，首先，我们暂且不管按照这个党的要求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和需要他们个人完成的任务是那些，单只就作为他们个人来说，他们已经全然不大不懂得救人性命于水火之急这个用平常人的观点看来是那么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他们实际上也不懂得自己该以的何种实际行为方式来从事这种活动或达到这一活动所要求的目的，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切外在的他人的事情都应该首先服从自己的目的，因而一切他人的事情相对于自己、哪怕只是自己眼前所要办的那些自以为是重要的而实际上仅仅是可有可无的或是暂时可忽略的事情仿佛都是那么无关紧要的，都是可以任由自己以麻木不仁的想法去随心所欲的处置的。
其次，在这次地震的震前预报准备上，中共的通盘考虑也是有严重缺陷的，根据现有情况，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地震造成这样大的损害，并不是事先没有察觉，而是中共为了什么奥运前的社会“稳定”需要，刻意隐瞒了这次地震预报，因而它是中共有意策划的行为造成的结果，实际上这种策划与其说是中共伎俩上的高明，不如说是更体现了它的考虑问题的方式存在着对于自己来说是致命的缺陷和漏洞，可以说是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个表现事例，首先，由于地震所发生的区域在核设施附近，所以要先实现隐瞒就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技术方面的困难，因为地震将有可能使核设施本身虽同其它建筑一起损坏，如果事先不知道有可能发生地震的话，那么这个损坏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因而必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核泄露的危险后果是世人皆知的，因而对它的关注性不会亚于对地震损失造成的关注性，事实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瞒报地震的事情开始露出了马脚，并且随着以后的裂口越撕越大，终于将整个事情真相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中共领导人能够事先认真一点地分析这个问题，是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的。试想，如果中共领导人事先能够根据这方面的情况，估计到事情的瞒报可能会对自己事后造成种种不利的话，因而事前将地震的消息通知给当地居民，情形该会是一种什么样？如果它真的这样做了，就不仅可以合理地解决当时所面临的棘手的核泄露的技术问题，而且可以也可以顺带以这个事实为依据驳回先前的一切对它的有关方面的不利指责，并且为以后的社会的稳定乃至党的执政的合理性创造良好的条件，尽管它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也不是为了震区的居民，而纯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并且也并非是出自完全自愿的，但显然对它来说好处是远大于可能给自己造成的麻烦和害处的。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实际是它总体考虑问题能力严重缺陷，顾此失彼的结果，是整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集体智愚和无能的结果。
造成这个问题决策上的总体失误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胡当局过分理想地看待了自己对所管辖的社会的控制的严密程度和控制手段的有效性，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信息会通过各种渠道向外泄露的可能，事实证明，这种泄露的速度比他们预想的要快得多，实际表明，共产党多年所苦心经营和依赖的网络封锁没有为阻止这种信息的扩散带来任何一点实质性的有效帮助，实际上，它基本上是照旧躺在那里而没有发挥一点真正有效的全局封锁作用。固然，共产党能够控制住它的境内媒体的宣传，但对阻止境外媒体和境内用户之间的网络交流，则是（特别是现在）无能为力的，这些来自中国境内的消息差不多只在一夜之间就被发送出去到了境外媒体的各大网站上，而与此同时又差不多一夜之间就被中国境内的大量网民浏览和关注，在中国，网民中拥有浏览境外网站能力的人是很普遍，这种浏览没有因为事实上存在的那些政治上的不同见解而带来其中的某一部分人的自觉抵制行为［注2］，相反，这种手段是为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所通用的，它涵盖了所有的精英阶层和可能的普通网民中的相当大的部分，这种沿着网路神速般传播的消息不但使胡当局未赚到任何名声，反而也几乎随着这一夜之间变得臭不可闻，现在，相当多的普通民众把胡一伙人看成是杀人犯，阴谋活动的幕后策划者和不可救药的人，而不是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令人尊敬和值得信任的国家领导人，胡当局在中国社会的陷入彻底的绝境结局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
最后，大地震的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和清楚鲜明地表明，中共领导人不仅治贪无力，而且也是和各种贪官污吏沉沆一气的，即使在发生人命关天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不会有所例外，这次地震所涉及到的最直接切身利益的贪腐集团就是周永康所代表一伙人，因此，也正是他们，在这次震后所表现的最为卖力，作为中共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利用自己窃取的中共组织中的大权，急急且积极地策划各种事件，将共产党的国家利益和其贪腐集团的个人利益相捆绑，力图转移人们的关注视线，结果，不仅弄得焦头烂额，而且也使中共本身大丢其丑，可谓鸡飞蛋打，一举两失，对于这些官员事情的内幕，中共内部并非一无所知，但实际上却不敢深追其咎，原因只在于周永康现有的地位太高了，追究除了会影响党的『伟光正』形象外，还会使人们产生对高层领导人本身秉公行使权力的诚实状况及周的升迁内幕从而中共的人事任免制度的疑问，并进而牵涉到或形成对整个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的怀疑上，故而自己只有咬牙任其胡作非为，协助其加强对广大灾民的控制，并承担一切国际上对中共名声的指责和所造成的外交后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领导集团的自私和懦弱无能，而中共统治阶层之所以良莠不分和其领导人性格懦弱，其原因也概是由于此所造成和决定的，它在各种公开场合对广大人民温情脉脉是假，而对自己人态度暧昧是真。
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说，中共的领导人之所以拒绝民主，除了有本身的那些不可告人的私利决定其行为的必然性外，也是由于中共当局本身思想的愚昧，实际缺乏对一般事务的最起码的正确性认识能力所致，中共当局的集体智愚实际上阻塞或迟滞了其内部从整体上向着这方面发展认识的可能。
因此，大地震震出了中共的真面目，也震醒了中国人民。



［注1］：实际上，这一方面会使他们在媒体上对公众极力显示出一种恭谦热诚的公众形象，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中处理起各种涉及有关人的方面的问题或冲突时，却更简单地倾向于使用武断方式或倾向于依赖和使用暴力方式，而绝少会耐心地仔细寻找一种更加妥善的温和或人道一些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实际是其简单思想另一方面的表现形式，人们常说，武断地选择使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是人的智能低下的表现实际上就在于此。


［注2］：令人好笑的是，连不惜以自己身价作抵押为中共辩护的余秋雨之类的人，也是使用这种手段浏览境外的网站，因此，有网友反难他说，既然余秋雨使用这种被法律机关不允许的方式查看境外网站的，那么按中共的法律，余秋雨就该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罚。看来，在共产党的制度下，余秋雨之流要想表现得对中共忠顺点，做一个彻底的守法模范“公民”，还真的装聋作哑不可，否则这违法的纪录就可能这样跃然于网上，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过，这里我倒是还要问问，这样的制度，余秋雨们还能支持吗？

[ 本帖最后由 Accg0000 于 2008-6-17 12:3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