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租院》背後血淋漓的歷史故事
《收租院》背後血淋漓的歷史故事《收租院》是中國美術的恥辱經典
2016-12-15 程美信 雪夜閉門讀晉書
導讀：不要指望那些謊言家們的良心發現，轉而主動懺悔和還歷史一個真相，而只能靠每個中國人的覺醒意識，認清謊言與藝術暴力的危害性。
在“新中國美術經典”光環里，劉文彩則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吃人魔鬼，劉氏庄園成了血腥恐怖的人間地獄。在藝術“創造”的背後，卻又遮蔽着一個個慘絕人寰的真實悲劇，它們上演了新中國一場場的政治劫難。
劉文彩的二孫子劉世偉一家，因為家庭成份和“收租院”逃到4千公里外的新疆庫爾勒上游公社獨立大隊落戶，但最終逃不過《收租院》“牢記血淚仇”的宣傳攻勢，當地農民把他用繩索勒死，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孩（大的兩歲，小的還在吃奶）被斧頭劈死。
這些，如同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趙力在現場講座中的所說：“《收租院》反映了從人們比較愚昧的狀態，再到覺醒後感到怒火中生的狀態，然後人們做出決定要革命的狀態”。不錯，《收租院》激發了人們怒火中燒，在階級斗爭的革命名義下，可以肆無忌憚地虐待、屠殺、侮辱地主反革命分子，類似“收租院”的“新中國文藝”經典作品所釋放出的暴力能量，製造了一起起人間慘劇。
階級斗爭中的暴力藝術，成功地塑造出類似劉文彩這一典型反面人物，使得更為殘忍的、毫無人道的迫害運動變得完全合法化。廣大群眾在階級斗爭的恐懼、謊言暴力的洗腦作用下，為了不再吃“二遍苦”，瘋狂地迫害所謂“階級敵人”。可以說，文革是一種集體恐懼的“狂犬病”，人們瘋狂地表決心忠於偉大領袖，積極響應政治運動，不擇手段的詆毀他人，甚至發展到父子、兄弟、夫妻、師生之間彼此暗中告密、公開劃清界限的人人自危地步。
文革結束後，有關《收租院》的創作真相陸續披露：為編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到民間去‘訪貧問苦'，他們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橋村14組（原建興村4組）先找到劉文彩的長工呂忠普，用階級斗爭的理論來啟發他，讓他說劉文彩的壞話，呂忠普卻實話實說，說了許多劉文彩的好處，那些藝術家們不想聽，生氣地走了。他們又找到呂忠普對門的鄰居谷能山，他也是劉文彩家的長工。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強健的身軀，對他那副壯實的形象產生了興趣，藝術家們立刻圍着他作起草圖，准備把他樹成反抗劉文彩剝削壓迫的英雄，讓他來出來訴苦會有很大的煽動性。
藝術家們用革命理論來動員他出來訴苦，谷能山不願意。谷能山斬釘截鐵地說：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槍斃，我也說他（劉文彩）是個好人！這下藝術家翻臉了，他們很快叫民兵來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兒子說：把我父親像關勞改犯一樣關起來，每天給他送飯去。另一個長工呂忠普的兒子呂宏林說：父親呂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嚇得連夜步行到50公里外的大山深處的天宮廟煤礦里躲起來。這些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如些恐怖，與他們自己編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毫無二致。更可笑的是，由於谷能山堅持實話實說，沒有順從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這些藝術家就把谷能山充滿正氣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劉文彩的幫凶。
安仁附近的韓場蘭田社區16組18號的唐學成（90多歲的共產黨員及復員軍人），為人們還原了舊時代地主與佃農的相互依存關系，而不是階級斗爭中強調“你死我活”的壓迫剝削。唐學成說：過去他家佃了劉文彩十餘畝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搶了，家裡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帶到安仁鎮找劉文彩。唐學成的父親才見到劉文彩，他向劉文彩下跪說今年牛被搶了交不起租，劉文彩把他扶起來說不要跪，有事站起來說，劉文彩說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沒事。一句話就解決問題。唐學成的父親轉頭走了兩步，劉文彩問了一句，“你被搶的是頭什麼牛？”，回答“是頭黃牛”，唐學成的父親就回家了。沒想到第三天劉文彩買了一頭大黃牛叫手下的人牽到唐學成的家裡送給了他。
對於懂得經營的地主而言，面對天災荒年，地主與佃戶是連帶責任關系，這是地主之所以是地主的成功秘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既不能鞏固財富而又成不了受人尊敬的地主鄉紳。傳統地主的家道敗落，通常歸於子孫後代的道德失敗，其次是經營不善或兵荒馬亂，道德威望地主階層致富的重要資源。誠然，像劉文彩這樣在四川具有舉足輕重的大地主，沒有軍事、政治、黑社會的強大實力，積累那麼大家業是難以想象的事情。劉文彩與弟弟劉文輝的一商一戎的經營互補，使劉家勢力在四川如日中天。
劉文彩如果象《收租院》那樣專門盤剝當地農民，就成不了四川境內的大地主。必須指出的是，大邑安仁出了劉家兄弟對本地人是非常沾光的，如安仁鎮地勢高、水源不足，劉文彩和劉文輝發動修建萬成堰水利工程，不光需要人力財力，還需要劉文彩的一言九鼎。因此，當地人在正常時候都說劉文彩是“大好人”，決不是文藝家們“創造”的惡霸劉文彩。在國共戰爭最後階段，即劉文輝起義的前夕，胡宗南入川清除劉文輝，劉氏家人在家鄉人和地方武裝的保護下才萬無一失，若劉文彩像《收租院》里那樣遭當地人的仇恨，結果便可想而知。
從土改到文革中，劉文彩的惡劣形象一步步提升，達到人間惡魔的地步。如文革中風光了10年的“冷媽媽”，她坐着專車，到部隊、機關、學校、廠礦、農村作“憶苦思甜”報告，到水牢、“收租院”等處現身說法。
據不完全統計，1977年之前，冷月英在省內省外所作的“憶苦思甜”報告近千場，聽眾則多達百萬人次以上。安仁劉氏庄園陳列館中，知名度最高、對時局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水牢”。水牢解說詞稱：在劉文彩的佛堂側近一個角落裡，秘密修建了水牢。據說，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難估計。那時，這個人間地獄里灌滿了水，屍骨堆積，冰冷刺骨。腥臭難當。牢里還有一個囚人的鐵籠，上下四周密布鐵刺和三角釘，被關進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省人民代表、勞動模範、共產黨員冷月英是僥幸從水牢里活着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
1954年元月，大邑縣在縣文化館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典型化”地設計出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劉文彩關在水牢受苦的慘景。劉文彩水牢就這樣橫空出世。劉文彩水牢在當地人里聞所未聞，引起極大轟動。1958年階級斗爭升溫，便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以它無聲的恐怖接待來自四面八方的觀眾。冷月英也開始由愛國模範勞動模範一變而為“階級斗爭活教材”，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思想解放大潮席捲中國，不可避免地也要席捲庄園陳列館。在過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陳列內容，現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公開質疑。
為此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采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資料，對“水牢”刨根究底。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始終查無實據，庄園陳列館這才鼓起勇氣，向主管部門送呈《關於“水牢”的報告》。內稱“綜合人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冷月英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着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要問，你們問縣委去！”1988年，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文化廳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復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幹了，鐵籠搬走了。有關水牢的一切印記一下子消失得乾乾凈凈。
“收租院”研究者有關劉文彩的歷史資料，包括對土改、大躍進、文革的歷史研究，使得劉文彩及其“收租院”的歷史真相逐漸清晰起來，它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運動的集合產物，藝術謊言不過從中表演了一個道具角色而已。其實，從1950至1953年的土改中，便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地主土地財產，揭露封建地主階級罪惡的批鬥會便推而廣之，並隨意編造地主富農罪狀。隨着1953－1955年農業合作社運動的不斷展開，貧下中農出現了抵制政府政策現象，打擊鎮壓便在群眾當中蔓延，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收租院”和劉文彩的罪狀在這種政治環境也隨之加深。
《〈收租院〉真相》一文的作者劉小飛披露：《收租院》里那個交不起租而丟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給劉文彩餵奶的羅二娘，她在訴苦會上說她給劉文彩餵奶，劉文彩把她的奶頭咬了，還說劉文彩要強暴她。這個在《收租院》里的被壓迫羅二娘，1960年前後丈夫羅吉安餓死，小女兒餓死，大孫子餓死，大兒媳餓死，一共餓死了4口人。羅二娘的親侄子羅大文告訴劉小飛：羅二娘從來就沒進過劉文彩家的大門，她怎麼會去給劉文彩餵奶？羅大文還說“解放”初羅二娘沒這樣講，土改時也沒這樣講，是“四清”運動時大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朱賓康住在羅二娘家幾個月以後羅二娘才這樣講的，朱部長為此還給了羅二娘一座公館。
《收租院》系列雕塑作品的橫空出世，顯然離不開那個極權恐怖的特殊年代。極權政治、謊言藝術、飢荒死亡、階級斗爭是這一“新中國美術經典“的歷史實質。
劉文彩家族來自安徽省徽州，清朝初年移民進入四川，迄今能夠找到的宗親有17代。劉文彩父親劉公贊是晚清貢生（一種經考試升入京師國子監讀書的學員），家境相當於富裕中農。劉公贊有六兒一女，長子劉文淵是個書生，曾考中秀才，後學習法律，擔任四川省諮議局議員、省高等審判廳廳長。
早年劉文淵曾在劉家祠堂設塾，為弟男子侄授課，所以他是最受劉家人尊重的。父母去世後，他被尊為族長。老二劉文運是農民，心眼很窄。1920年代中期6弟兄分家就起因於他。劉文彩與他很疏遠。老三劉文昭素好老莊，“無欲無為”，頗具散仙風范，以裁縫為業，與世無爭，性淡如水。劉文彩與劉文昭交情甚篤。老四劉文成早年經營燒酒坊，後來憑藉劉文輝的關系，當上了“機械修理廠”廠長，其實是個造幣廠。造錢的人哪會缺錢花，於是他開銀行，買房田，由於在成都房產很多，雖然富甲四方，劉文成卻很吝嗇。
老五劉文彩生於1887年，死於1994年10月。劉家兄弟中最得意的當然是老么劉文輝。劉文輝生於1895年，從小聰穎過人，13歲冒充16歲報考成都陸軍小學，考試時對試題一片茫然。但他並不着急，另發議論——“欲強國必先練兵，兵不強則不能御外侮，將兆瓜分之禍。……”雖然離題萬里，但校長拍案稱奇，特召面試，並當場破格錄取。後保送西安陸軍中學，繼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據劉家後裔回憶，劉文彩早年因家中孩子多，無錢上學，在家照看小弟文輝，兩人感情篤深。後來開始賣燒酒。亦農亦商，離鄉不離土，這段早年經歷讓他對下層隱情、江湖內幕一覽無遺。劉文彩、劉文輝各有所長：一朝一野，一軍一商，堪稱珠聯璧合，正因如此，劉氏家族的政治巨艦，才能出沒狂風巨浪30年而不倒。
在大躍進和文革中，被迫捏造劉文彩的種種罪狀，這一切在文革結束後全部揭穿，唯有當局不肯公開而全面的認錯。最典型的有《收租院》中還有一個殺人霸產的故事：說劉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3個正在田裡栽秧的貧農打死在田裡。這個故事編出來後官方強迫曹克明承認，不然就要吊打他。曹克明被迫“承認”了。當藝術家把這個故事塑好後，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15年徒刑。鄧小平上台後法院以量刑過重改判5年把他放了。他到縣法院去申述，法院的辦案人員對他說人們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們就不敢給你平反。曹克明又到上級法院去申訴，上級法院也是同樣態度。在1982年走投無路的曹克明到大邑縣人民法院門口服毒自殺。死前，一再對兒子說：“你要為我伸冤啊！”
四川美術學院師生創作了《收租院》系列造型作品，它逼真寫實的舞台語言，塑造了劉文彩這一吃人的魔鬼形象，其個人名譽遭到惡意的扭曲尚且不說，問題在於《收租院》製造了謊言所帶來社會暴力，給許多無辜者帶來了不肯承受的災難。今次展出，本應該向世人公布它的謊言本質和歷史罪行，還劉文彩以及家人一個真實的本來面貌。然而，在炎黃藝術館展出過程到專家講座，完全不提它所造成的人道後果，反而一再地謳歌它的歷史地位和藝術成就。那些參與炮製《收租院》謊言藝術的當事人，洋洋自得地向人們炫耀他們的罪惡傑作。此外，還有理論家、批評家、策展人、專家教授，不惜筆墨口舌在贊美《收租院》這一充滿暴力謊言的無恥經典。這一切表明，沒有靈魂良知的藝術作品，在審美形式與技法表現的包裝下，不僅能夠欺騙世人的眼球，同時還是強權暴力的政治工具。1965年，四川美術學院的一些受過西方美術教育的教師共同創作了這組雕塑
《收租院》作品的人物原型來自大邑安仁當地農民和劉文彩及其家人。然而，人物真實的背後則隱藏着與歷史完全不符的巨大謊言。大凡了解傳統中國的人都清楚，地主鄉紳階層雖然不是大善人，但他們是維護社會生產、治安秩序、公共事業、宗法制度的核心力量。不論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子如何來的，但缺乏經營頭腦、道德節制是難以成為富甲一方的地主。這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宗法精神存在密切關系，沒有道德號召力就不足以維持社會地位，更不能使財富持續增長。這一點，劉文彩與其時代大部分地主富紳不會有很大區別；如他個人出資2.5億元（摺合當時200多萬美元）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並捐出一千畝田作為學校公產；還修道路、修水利。這些善舉證明了大地主劉文彩是極為注重個人威望，在道德行為方面不可能無所節制。
炮製《收租院》這一謊言作品，雖有土改、大躍進、階級斗爭和文化大革命諸多政治因素，但藝術家的主體罪責同樣難逃。藝術追求真善美的起碼倫理遭到赤裸裸踐踏，文藝成了政治謊言、藝術暴力的肆虐工具。1965年四川美術學院教師趙樹桐、王官乙以及一群美院學生接到上級指示，創作了這組充滿謊言暴力的藝術作品。
迄今為止，創作這組作品的大學教授和人民藝術家們沒有一絲悔意，在他們的回憶和記述中只有“青春無悔”的輝煌歲月。然而，面對歷史學家調研披露出的大量事實證據、大邑安仁當地人揭發當年被強迫捏造劉文彩罪狀以及劉文彩後人一再的呼籲伸冤，《收租院》創作者們對自己的藝術犯罪行為始終避而不談，卻從不放過“再現輝煌”的作秀機會。這次展覽是在民生銀行商業推動和專家學者的配合下，再次上演了欺騙民眾的歷史謊言，表明政治陽謀和藝術暴力仍是中國上空揮之不去的幽魂。所以，《收租院》也就成為中國政治的恥辱經典。
因此，不要指望那些謊言家們的良心發現，轉而主動懺悔和還歷史一個真相，而只能靠每個中國人的覺醒意識，認清謊言與藝術暴力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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