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需要勇对挑战的中国研究者

kindwater · 发表于 2017-11-7 12:33:44

——《中国：溃而不崩》序

二十年前，何清涟出版《中国的陷阱》一书，为当代华文对于现实中国的研究树起了一个里程碑。今天，何清涟、程晓农伉俪双剑合璧推出本书，作者与出版者都期许其作为《中国的陷阱》的续篇，二十年后再度系统、深入地呈现和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图景，对于厘清围绕中国复杂的现状而在认识上出现的种种模糊、迷惑和困扰，毫无疑义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在挑战人们的认识和理解能力；这种挑战力度之大，以至于不断有人感叹，是不是人类过往认识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深厚思想积累，都有严重的问题，乃至不能解释，这样一种以践踏公民权利、当权者高度腐败、贫富分化趋于极端、生态环境代价奇高为特点的发展模式，却取得了繁荣并至少已经维持了几十年。面对这种挑战，有人选择否认中国发展所产生的上述负面效果，致力于美化、歌颂和推销所谓“中国模式”；有人不免轻忽这种发展模式的现实存在，从愿望出发而断言这种模式已经失败——可是，“失败”是在什么意义上呢？看不到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的存在和一个每日每时都在压榨和压迫民众的强权政治体系的现实作为，难道就可以解决现实中国的种种严重问题吗？很明显，何清涟、程晓农此书，不属于以上两种思路的任何一种，而是从对于现实的实证研究出发，进一步提升到概念分析层面，形成对于复杂现实的思想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判断。不用说，我是赞赏这种研究方法的。当然，我对于现实的解读和判断在很多地方和本书有不同看法，但是，对于诚恳的思考者来说，这些不同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且惟有这样的不同和讨论，才能促进和提高我们对于这同一个现实（在这里，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和理解。“君子和而不同”，此是之谓也。推开来说，“同而和”，听着很理想，其实扼杀思想生机；如果“同而不和”，恐怕就是因为私利的争夺了。

清涟、晓农二位都是经济学训练出身，二位的研究向来都以资料丰富、扎实著称。本书再次展现了这一特点。对于中国经济各个面向的深入分析，在我看来，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繁荣三十余年，繁荣本身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其经济代价何在？这种繁荣能否持续？从贸易、投资、消费，到金融、股市、房地产，本书从多个最为重要的经济向度对此做了独具只眼的分析。其中的诸多看法，在我看来，既接地气，也有高度；更重要的是，在相关分析之中始终具有对于民众福祉的深切道德关怀，而不是经济学研究中经常见到的那种以冷冰冰的数字来支撑单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做法。

同时，本书也把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放到了卷入全球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这就帮助拓展和深化了人们理解当今中国现象的视野。从本书推展开去，也许可以说，正是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紧密结合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民主国家领导人如奥巴马总统也焦虑中国的所谓“失败”多于担心来自中国的挑战。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人们认识中国的一个极大的误区，其着眼点似乎更多地在于国家之间权力政治的考量，而较少虑及中国民众和人类社会为某种所谓“成功”所付出的超常代价，更少思考这种成功对中国和世界在价值、道德、文化和生态等人类生存的基本面所带来的深远祸害。本书判断中国的现实与近期前景是“溃而不崩”；对这个判断会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如果更多地采纳上述后一种思路，也许可以认为，“溃”者，中国也，“不崩”者，中共也。也就是说，在当前模式下，中国作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在不断付出日益溃烂的代价（当然，中共本身也在溃烂），而这种溃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担心，反过来成为国际社会希望中共维持统治的理由，于是这种文明与民族的溃败进一步延伸和加剧。结果，“溃”与“不崩”，可能形成相互支撑的一种恶性循环。现行模式的长期持续，所带来的祸害，只能不断加大。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呢？这种恶性循环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呢？本书提出了“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用以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转型和发展的特殊模式。我认为，这是本书的重大理论贡献。中国自从1970年代末开始从共产主义转型，历经初期市场化、天安门镇压、加速市场化、拥抱全球化等交织国内和国际因素的风云变幻，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很明显，既不同于毛时代的那种共产党制度，也不同于经典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架构。能不能认识到中国的转型已经在制度层面凝聚为某种特殊架构，这是一个层面；如何概括和理解这种结构，又是一个层面；然后才是第三个层面，即对于这种架构的价值判断。不难看到，人们在讨论中常常跳越前两个层面而直接表达好恶，这样的价值判断就成为无本之木，讨论成为争吵。本书则恰恰是从前两个基本层面入手，这就是学术的思想力量所在；本书把这个架构概括为“共产党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创见，也是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大贡献。

当然，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这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所能担当的志业。每个思考者，只能从某个特定方面、特定角度来贡献所识所解；这样的思考者多了，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认识和理解蔚为大观，那就形成了人们的共同精神财富，对于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才能从总体上、根本上得到发展和深化。可惜，从总体上看，我们远远缺少这样的知识景观。在我写这篇序文的时候，网上正因为中国高考而充满对于“文革”后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四十年纪念的回忆和感想。晓农、清涟和我本人，都属于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当年被称为“思考的一代”。在故国，我们的同学绝大多数已经退休，说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应不为过。

回首苍茫岁月，所谓“思考的一代”，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成果呢？坦白地说，我对此评价甚低。当然，我们这代人，从早年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营养看，既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也没有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思想的滋养，青少年时期是被桎梏在毛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思维套路之中的，因此就思维能力和学术训练而言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但是，这代人，对毛时代有经历有反思，对毛后转型时代有参与有自省，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则有见证有探究。集合这三者到一起，就是这代人的最大思想优势。与西方学者和故国的年轻一代相比，我们有对于反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艰难转型的深切体验；与老一辈相比，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巨变业已展开并其矛盾也已深刻呈现的当口，我们作为思考者正当成熟之际；就海外华裔学者来说，则与仍然为政治压制或思维桎梏所苦的同胞学人相比，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和可能而具备全球视野、多元价值和批判思维。

也许，八十年代的历史担当，对于转而关心物质利益的诸多同辈而言，已经成为云烟；也许，大海后浪推前浪，浪浪死在沙滩上，一代人不过历史瞬间，不必奢谈什么思想遗产？可是，数十万年人类进化，几千年中华文明，截至工业化时代之前，真正留存于世而影响无届的，与其说是帝王功业、市井繁荣，似还远远比不上岩洞图画、死海经卷、西方三教、论语道德经。即使到了人类自以为轻易就能改变自然、财富确实也如泉水一般涌流的工业化时代直至今天，一本《国富论》，或《资本论》第一卷，对于几百年来人类生活的影响，且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恐怕不是洛克菲勒万贯家财所能望其项背的吧？

我并不想夸大思想的作用，我只想遗憾地指出，就在西方主流学界当下转而强调思想对于人类进步（包括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时候，华人社会里更常见到的却是对于思想与学术的鄙视，是反智主义大行其道。确实，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所有国人一样，大都生活在诚惶诚恐、奴颜婢膝的状态中，缺少独立风骨与自由思想。但是，这种让人不愉快的现实，并不足以证明思想的无用，反而恰恰说明了思想的价值。晓农和清涟都是我的老朋友，更是我素所尊重的同代学者。中国的现实，恐怕很难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创造出比较理想的发展路径了；在思想上，这代人正当黄昏起飞的岁月，能不能不至于浪费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坚守与追寻呢？“虽萎绝其亦何伤兮”，是所望于老友也！

是为序。

2017年6月20日，于桴浮书屋

kindwater · 发表于 2017-11-7 12:37:46

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

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不论对于内部生存者还是外部观察者，中国都是一个神秘之国，对这个社会提出切中肯綮的论断难上加难，敢于预言其未来和前途者往往铩羽而归。但是，论说中国又是一件具有极大诱惑力的事，各种人物都愿意对此一试，于是，我们读到在五四时期访问中国的西方哲人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政坛一代枭雄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也读到文化大革命中无畏青年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

进入21世纪之后不久，世界的目光越来越聚集于中国。一方面，中国迅速成为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巨人，令人艳慕与仰视，另一方面，它对人权的粗暴侵犯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准则公然的敌视与否定，令人不安与惊愕。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出现两极化的趋势：“太平盛世”的赞誉和“即将崩溃”的预言各不相让。

何清涟、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对中国这个病入膏肓、腐而未朽的社会，对这个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作了全面的体检和准确的诊断，对中国的未来做了理性而审慎的预言。作者的立场与“太平盛世”论截然对立，但对于“即将崩溃”的预言也未能苟同。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在虚假的繁荣背后，掩藏的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机，而暂时闪光的GDP数据，是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平等、损害生态环境安全、透支未来的发展与福利换来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危机早已出现。由于问题产生于制度，目前不存在化解危机的办法，将来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

作者进一步深挖根源，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其本质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把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和市场的运作结合在一起，为所欲为、所向披靡、“创造奇迹”；同时让当权者无所顾忌、无所限制地化公为私，搜刮民脂民膏。“中国模式”的一时喧嚣、现政权的表面强大，以及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统治权就本质和长远性而言没有合法性，全部秘密就在于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和许多西方学者使用的概念“市场列宁主义”是一致的。

我估计，本书鲜明的观点、犀利的剖析，不会让所有的读者轻易地接受。许多关心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现实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与中国的现实有距离和隔膜，或者由于生存条件与利益关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只想提醒一点：其实，早在20年前，作者已经在其引起轰动的《中国的陷阱》一书中，对中国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诊断。在那本书中，作者对于借改革、开放名义进行的猖獗的寻租活动、疯狂的“圈地运动”、骇人听闻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了大胆的揭露，对于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容乐观的预言和警告。20年的事实证明，作者的不祥预告全部不幸而言中，而且，事态的恶化发展与作者敲响的警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相信，本书对于中国问题诊断的准确性，用不到20年，不但会得到证实，而且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肯认。

面对同一个中国，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和结论？其实，社会生活是如此纷繁复杂，对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度、同一个运动，人们能找到一百个理由谴责，也能够找到一百个理由赞扬，遑论对于处在社会大转型阶段的中国。对一个时代和社会做出正确判断，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良知和见识。剧变中的中国呈现出多个面向，既有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高楼，也有被殴打抓捕的访民，既有曾位居世界第一的奥运会金牌，也有成千上万食用毒奶粉而受害的结石宝宝。中国漫长的历史、众多的人口、低下的国民素质，都可以成为为缺点、错误甚至罪恶辩解的口实。那些带着度假、消遣、猎奇心态到中国来采访和写作的人，完全有理由惊叹北京、上海的夜生活超过东京和巴黎，那些满足于官方统计数据的国际组织的官员，拿出“中国第一”的报告似乎是有根有据的。

如何论断中国、诊断中国？如何面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如何鉴别莫衷一是的意见？如果现实本身不能自动提供答案，那么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寻求启示。

苏俄的十月革命以“新生事物”的名义吸引人们的赞誉，其粗暴、混乱和不人道长期得到原谅，像罗素、胡适这样的大思想家和学问家都对布尔什维克的苏俄一度神往，但最后，他们基

于大镇压和大审判的事实作出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

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以纪律和效率，劳工福利和社会净化（相当于今日中国的“扫黄打非”），其震撼力超过北京奥运的柏林奥运令世界瞩目，但最后证明为正确的是卡尔·雅思贝尔斯、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批判者和反抗者，而不是那些讴歌法西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著名学者。

只有进入历史，才能对人类迄今为止在政治文明的指导性原则方面达成的共识具有信心。现在的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很相似，那时西方对自己的制度和理念都失去了信心，而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正在崛起，西方政要自乱阵脚和称赞法西斯的短视言论不绝于耳，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习西方的势头戛然而止。今天，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中国模式似乎是另一种文明的替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溃而不崩》既是一份诊断，也是一副清醒剂。本书作者兼具经济学家的实证态度和历史学家的长远眼光，在苏联东欧的转型参照之下对中国现实进行深透分析。读完此书后人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只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认识中国并不是太难。应该说，目前对中国形势和世界大势的认识，对中国知识界的见识固然是一种考验，但它的难度和挑战性，并不如梁任公一辈面临欧洲凋败之局遭遇的考验那么严峻。

人们会问，丧失道义、百弊丛生的现实，难道不是蕴含着否定自己的契机吗？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不是相信“压迫越深、反抗愈甚；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吗？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表现出了理性的、审慎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单纯为义愤所支配。作者清醒地看到，虽然当前的问题和危机是难以化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现政权会立即，或在短时间内崩溃，中国社会的病理状况是衰朽和溃伤，随着时间愈发加深的衰朽和溃伤。中共现政权可以凭借对社会不计成本的控制，对民间力量变本加厉、毫无节制的打压，以及巨大的惯性在可见的将来存活。

作者持之以恒地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中间刚好经历了20年。这20年，见证了作者思想和认识的深化——从呼吁以深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困局到对于已患不治之症的清醒诊断；这20年，也见证了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态度和情绪的转变——从抱有最后一点希望到完全绝望。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改革”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之所在，是维系信心的一面旗帜，人们把落后的、丑恶的现象归结为某种改革尚未进行或者进行得不彻底，归结为保守派的阻扰和反对，人们以为推动和捍卫改革必然带来进步，就是在维护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改革不过是为当权者提供了把权力兑换为经济利益的良机，改革成了这些人瓜分国有资产的游戏和盛宴。从《中国的陷阱》出版到《中国：溃而不崩》发行的20年，就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谈论改革，“改革”这个词汇的正面意义丧失殆尽的过程。

是改革在行进的中途变了味并且越来越变味，还是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地位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说，即使在中共开明的领导人那里，改革的“救党”功能与“救国”功能也是没有厘清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党的地位和党的利益当然是第一位的，对他们来说，党的利益自动地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搞了40年，中国被搞成了一个不加掩饰的以血缘为经度，以亲朋为纬度，国家的所有资源均为党产的红色帝国。这不是改革方针政策的变质变味，而是改革逻辑的必然展开，改革本性的顺理成章的显现。

粗鄙的共产党人不去理会这件事的讽刺意味：他们当初打出大旗，上面写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经过无数的失败与灾难，他们的生存策略变为“依靠资本主义挽救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4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干得还不错，内部是一个核心、高度统一、很少杂音，在外部也有点财大气粗、颐指气使的模样，时不时还上演一出万国来朝的好戏。

但是，正如本书所揭露和剖析的，这个外表强大光鲜的红色帝国其实已患沉疴，赤裸裸的敛财和镇压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政治合法性。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它的政权居然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存活下来，并在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虽然可能活得超出人们的预料和忍耐，但它绝不会长久存在，人类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

2017年5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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