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北京42天所见所闻所历
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开幕在即，进京诉求恰是时机,这是欲诉无门众访民的共识.中央办奥，抓得紧，地方得保证对上有所交代，各省派员进京截堵不成，难免让步，旧案兴许就有松动，故奥运之前，上访成旺季。6月20日我和十二年前福清“4·26”杀人绑架案蒙冤亲属陈先生、十九年福建“上访乞丐”魏香平（魏英）风尘仆仆地踏上北上的列车，经两天的旅途劳顿来到千里迢迢的首都北京。以下我以流水帐的方式记录了我们近一个月以来走访国家相关信访部门的真实经历和过程。
[ 本帖最后由 心尘 于 2008-8-25 10:44 编辑 ] 6月22日，列车抵达北京西站。
中午时分，我们安排住宿后，就忙于整理诉求材料，联系了在京关注“福清纪委爆炸案”七年未决案事的正义之士。其中有一友人惊诧道：你怎么如此容易又到了北京？！这儿很是紧张，戒备森严，我们这儿天天会山会海，一再重申平安奥运，对外来人员控制很严格，接下来连常住居民出入都要持有效证明，才可以进入自己的住宅.我们已接到关于奥运安保措施的通知。
值此人文奥运,最近福建省有关方有否找到你们协商如何解决你家的案件？我愤慨道：若有这等好事，我们怎会又来北京走访？
我又拔通了同样关注爆炸案的记者，问他人在哪里？并转告了一长者对其的问候。该记者感谢之余告诉我，他在外省采访，准备作一份报道，大概需要好几天时间才能返回。一向谨小慎微的记者还不忘问我：你用的是公用电话吗？在我肯定的回答下对方释然。不难想像，此记者在触及到敏感的“福清纪委爆炸案”中来曾受到冤案制造者和参与者的恫吓和威胁当不会少，以至于连我们正常的通话都心有余悸。想想公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情况下，连舆论监督者都如此的畏惧，蒙深冤老百姓的诉求处境就可想而知。 6月23日，上午9：30分，我再次见到了北京律师觅尔先生，曾对荒唐的爆炸案中案写了一篇题为《“福清纪委爆炸案”一个让所有人充满疑问的案件》。在了解案情的始末上，觅尔律师对案件作了分析和判断，并勉言如下：鉴于目前高压势态，政府行政不作为总会以种种理由拖压敏感案件，比如近期的汶川地震，即将来临的奥运会。依照法律，案子一个月内若无法审结（合议庭需要一个月），说明合议庭有不同意见，处这样情况下，你们要过好每一天，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做力所能及的推动，让政府部门知道蒙冤亲属还在坚持控告中，他们会产生压力，冤情总有机会得到澄清。走访过程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在返回住处的路上，于西直门外邮局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马院长邮去一封诉求信，题为《蹊跷发生爆炸案“告破”七年仍未决》（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引出惊人话题）的材料。 今天是6月24日，一个令五家人终生难忘的苦难日.七年前的6月24日福建省福清市纪委机关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公安枉抓无辜,致弟弟吴昌龙和前夫杜捷生等人身陷冤狱至今.早上8：40分来到最高法接待室的领表窗口领了表格，又赶往相邻的甲1号国办和人大的接待处，一路走过，长长的通道上三三两两错落着许多进京截访人员和停靠着不同省份的截访专车。他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捕捉过往的行者可否有熟悉的面孔。守在甲1号大门口的几位保安人员，驻足观望，凡衣裳褴褛者一律放行，衣着光鲜者一概查问到底，旨在上访者可入，截访者莫进。当我步入长长的甲1号大胡同，目眼所及胡同内两侧红墙边下蹲坐着零散的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民族的访民，他们个个精神大都萎靡不振,衣裳褴褛,迟暮之年茫然的脸上镶着双无助眼神烙印着这个时代特有的弱者内心的悲哀。进入人大接待室门口处要拿出身份证件和判决书（省院的判决书），走两步又要例行安检，查看包里所有东西,负责人员拿起我包里瓶装水问是什么?我说放心不会是汽油,并拧开瓶盖让负责人员闻闻，在对方示意可以通过时，我又卸下身上所有的物品装入随身的包包,放在安检通道过安检,人也要从安检框框走过,在走完领表、填表、交表程序。在返回途中我接到另一上访者打来电话说：昨天住在郊区外围的访民，都被房东赶出来。房东接到命令，出租户不能有访民居住，若被发现租有访民，罚款一万元。房东的利益在于钱，他怎么可以跟政策过不去，跟政策过不去，就是跟钱过不去。他们不会作亏本的生意。对比今天各个信访窗口一片和谐，住紧访松的手段不可畏不高明，扼住居宿要口，开放窗口。 6月25日，向最高法沈德咏副院长、政法委周永康书记、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长、人大办公厅主任等领导投邮挂号四封诉求材料。 6月26日，早上8点我们来到了最高法接待处交了前天领的表格，半个小时后，接待室扩间器突然喊我的名字，七年来，频频走访高法，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被喊到，此时我的脑袋一片茫然，一边问同行，我进去了能出得来吗？会不会被截访者带回福建省？同行不置可否地说不清楚，你自己看着办。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到了接待室入口处，有人让我把包搁在204号柜子里，拿了准备接待的案件材料到二楼的204房间接待。推开了半掩的门，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法官问我案子到了哪个阶段，把法院判决书给我。我找到装订本里几次判决书折了结快速递给法官看。法官刚瞄了两眼，这时一名保安人员领着两个衣着光鲜的男人来到204房间介绍道：这是山西省高院的法官。他们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之余竟把正事给忘了。我只好在耐心地等待他们谈话快点结束，好不容易接待我，却碰到走后门的，真是好事多磨。从他们谈话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位山西高院法官来求情的，山西省有一访民到最高法上访反映问题，这两法官马上通过关系来“起火”之地的最高法“灭火”。待我还想听个究竟时，高法法官才意识到有个多余的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门外去，让我在门外稍等片刻，顺手掩上那扇刻着204字样的门。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意犹未尽地出来了，我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刚开始的话题，接待法官看完判决书后，把材料推到我的面前责问道：省院没作出判决，还没有产生法律效率，你怎么就跑到最高法来上访？！最高法只接待经省院判决后不服的案件，你赶紧回到福建省向省院催问去。我：正因为福建省法院一再压案不决，二审上诉后又逾21个多月不开庭审理，我们才来最高法反映这一不法行为，希望最高法监督这起严重超期羁押、严重超审限的案件。何况此案最高法曾因全国人大华侨委督查下发有法（2006）169号文，面对福建不堪司法状况，我只好再向最高法讨说法。法官：你要明白我的职责和权限有限，我只管接待省一级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案，超期羁押和超审限范畴都不属于我接待范围，有的案子特殊，经院方向省政法委申请，经同意可以延期，那就不算超羁。我：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判别案子的是非只能是事实和法律。根据“有罪则判，无罪坚决放人”之规定依法进行审理。我们国家只有一个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作为法官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案子界定只能是罪与非罪，哪有特殊之分？于理于法最高法院应监督下一级法院违背法律的行为。法官：你要明白，我们最高法只有事后监督，从没有事前监督，我们现有体制框架就是这样的。我：事后监督？事前不监督？事后监督，这监督有用吗？还有意义吗？法官惊诧道:来这儿诉求者都是要求事后监督的，你说事后监督没意义，没有用，这话敢在接待大厅里说吗？只要你这话在大厅说了，肯定会被底下来访者的唾沫淹死，你信不信？法官说完话，就不再理睬我，自顾回到旁侧的电脑敲他的字。我深知多说也无益，这些被训化为工具的法官们，他们想的最多是自己的仕途和饭碗，哪管你百姓冤不冤，更何况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犹为渺小和次要。只好悻悻然离开这个给我带来无限期待，却幻灭我心中希望又伤我最深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前面“人民”二字到底在法官心中占多大的份量？10点许，我们又来到了访民皆知的甲1号全国人大和国办信访接待室，向全国人大2号窗口交了表格，得到答复却是：我们只是登记向下转催办，余下的需要你们回到福建省相关部门去反映问题。我顺便问了接待人员，我在电脑里的几次来访登记？新面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过3次登记记录。今天一次，今年3月一次，去年9月份也有一次。面对让我难以置信的3次登记记录，使我想起最近访民聊到国办的主管领导被“双规”的消息，其为地方政府销号访民的来访记录，欺下瞒上，为自己谋私利达好多亿。从那儿我似乎找到答案，只是七年来数十次北京上访历程却被人为缩水成了3次。但事后再想想，“3次”进京上访者我也，百次上访者也不在少数，他们的问题不因次数的增加而得到解决。变数的是数字，不变的是问题。缺乏监督的制度，跟数字、次数无关。 6月26日，早上8点我们来到了最高法接待处交了前天领的表格，半个小时后，接待室扩间器突然喊我的名字，七年来，频频走访高法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被喊到，此时我的脑袋一片茫然，一边问同行魏英我进去了能出得来吗？会不会被截访者带回福建省？魏英不置可否地说不清楚，你自己看着办。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到了接待室入口处，有人让我把包搁在204号柜子里，拿了准备接待的案件材料到二楼的204房间接待，推开了半掩的门，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法官问我案子到了哪个阶段，把法院判决书给我。我找到装订本里几次判决书折了结快速递给法官看。法官刚瞄了两眼，这时一名保安人员领着两个衣着光鲜的男人来到204房间介绍道：这是山西省高院的法官。他们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之余竟把正事的给忘了。我只好在耐心地等待他们谈话快点结束，好不容易接待我，却碰到这档子事，真是好事多磨。从他们谈话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位山西高院法官来求情的，山西省有一访民到最高法来上访反映问题，这两法官马上通过关系来“起火”之地的最高法“灭火”。待我还想听个究竟时，高法法官才意识到有个多余的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门外去，让我在门外稍等片刻，顺手掩上那扇刻着204字样的门。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意犹未尽地出来了，我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刚开始的话题，接待法官看完判决书后，把材料推到我的面前责问道：省院没作出判决，还没有产生法律效率，你怎么就跑到最高法来上访？！最高法只接待经省院判决后不服的案件，你赶紧回到福建省向省院催问去。我：正因为福建省法院一再压案不决，二审上诉后又逾21个多月不开庭审理，我们才来最高法反映这一不法行为，希望最高法监督这起严重超期羁押、严重超审限的案件。何况此案最高法曾因全国人大华侨委督查下发有法（2006）169号文，面对福建不堪司法状况，我只好再向最高法讨说法。法官：你要明白我的职责和权限有限，我只管接待省一级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案，超期羁押和超审限范畴都不属于我接待范围，有的案子特殊，经院方向省政法委申请，经同意可以延期，那就不算超羁。我：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判别案子的是非只能是事实和法律。根据“有罪则判，无罪坚决放人”之规定依法进行审理。我们国家只有一个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作为法官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案子界定只能是罪与非罪，哪有特殊之分？于理于法最高法院应监督下一级法院违背法律的行为。法官：你要明白，我们最高法只有事后监督，从没有事前监督，我们现有体制框架就是这样的。我：事后监督？事前不监督？事后监督，这监督有用吗？还有意义吗？法官惊诧道:来这儿诉求者都是要求事后监督的，你说事后监督没意义，没有用，这话敢在接待大厅里说吗？只要你这话在大厅说了，肯定会被底下来访者的唾沫淹死，你信不信？法官说完话，就不再理睬我，自顾回到旁侧的电脑敲他的字。我深知多说也无益，这些被训化为工具的法官们，他们想的最多是自己的仕途和饭碗，哪管你百姓冤不冤，更何况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犹为渺小和次要。只好悻悻然离开这个给我带来无限期待，却幻灭我心中希望又伤我最深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前面“人民”二字到底在法官心中占多大的份量？10点许，我们又来到了访民皆知的甲1号全国人大和国办信访接待室，向全国人大2号窗口交了表格，得到答复却是：我们只是登记向下转催办，余下的需要你们回到福建省相关部门去反映问题。我顺便问了接待人员，我在电脑里的几次来访登记？新面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过3次登记记录。今天一次，今年3月一次，去年9月份也有一次。面对让我难以置信的3次登记记录，使我想起最近访民聊到国办的主管领导被“双规”的消息，其为地方政府销号访民的来访记录，欺下瞒上，为自己谋私利。从那儿我似乎找到答案，只是七年来数十次北京上访历程却被人为缩水成了3次。但事后再想想，“3次”进京上访者我也，百次上访者也不在少数，变数的是数字，不变的是问题。缺乏监督的制度，跟数字次数无关。 后续所见所闻所历却无法贴上去? 6月26日，又到最高法接待处交了填好的前天领的表格，半个小时后，接待室扩间器突然喊我名字，七年来，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被喊到，此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一边问同行魏英我进去了能出得来吗？会不会被截访者带回福建省？魏英不置可否地说不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努力让自己游离的心回到常态，七年等一回的召见怎能不去，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到了接待室入口处，工作人员让我把包搁在204号柜子里，拿了准备接待的案件材料到二楼的204房间接待，推开了半掩的门，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法官问我案子到了哪个阶段，把法院判决书拿来。我找到装订本里几次判决书折了结快速递给法官看。法官刚瞄了两眼，这时一名保安人员领着两个衣着光鲜的男人来到204房间介绍道：这是山西省高院的法官。他们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之余竟把正事给忘了。我只好在耐心地等待他们谈话快点结束，好不容易接待我，却碰到这档子事，真是好事多磨。从他们谈话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位山西高院法官来求情的，山西省有一访民到最高法来上访反映问题，这两法官马上通过关系来“起火”之地的最高法“灭火”。待我还想听个究竟时，高法法官才意识到有个多余的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门外去，让我在门外稍等片刻，顺手掩上那扇刻着204字样的门。
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意犹未尽地出来了，我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刚开始的话题，法官看完判决书后，把材料推到我的面前责问道：省院没作出判决，还没有产生法律效率，你怎么就跑到最高法来上访？！最高法只接待经省院判决后不服的案件，你赶紧回到福建省向省院催问去。
正因为福建省法院一再压案不决，二审上诉后又逾21个多月不开庭审理，希望最高法监督这起严重超期羁押、严重超审限的案件。何况此案最高法曾因全国人大华侨委督查下发有法（2006）169号文，面对福建不堪司法状况，我只好再向最高法讨说法。
法官以自己的职责和有限的权限，只管接待省一级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案，超期羁押和超审限范畴都不属于他接待范围，有的案子特殊，经院方向省政法委申请，经同意可以延期，那就不算超羁。
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判案的依据只能是事实和法律。我们国家只有一个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作为法官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案子界定只能是罪与非罪，哪有特殊之分？七年未决案于理于法最高法院应监督下一级法院违背法律的行为。
法官厉声告诉我，最高法只有事后监督，从没有事前监督，现有体制框架就是这样的。事后监督？事前不监督？事后监督，这监督还有意义吗？
法官惊诧道：来这儿诉求者都是要求事后监督的，你说事后监督没意义，没有用，这话敢在接待大厅里说吗？只要你这话在大厅说了，肯定会被底下来访者的唾沫淹死，你信不信？
法官说完话，就不再理睬我，自顾回到旁侧的电脑敲他的字。我深知多说也无益，这些被训化为工具的法官们，他们想的最多是自己的仕途和饭碗，哪管你百姓冤不冤，更何况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犹为渺小和次要。只好悻悻然离开这个给我带来无限期待，却幻灭我心中希望又伤我最深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前面“人民”二字到底在法官心中占多大的份量？ 10点许，又到了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登记，得到答复却是：我们只是登记向下转催办，余下的需要你们回到福建省相关部门去反映问题。我顺便问了接待人员，电脑里有几次来访登记？新面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过3次登记记录。今天一次，今年3月一次，去年9月份也有一次。面对让我难以置信的3次登记记录，使我想起最近访民聊到国办有领导被“双规”的消息，其为地方政府销号访民的来访记录，欺下瞒上，为己谋私。从小道消息及《凤凰周刊》大接访报道中似乎找到答案，只是七年来数十次北京上访历程却被人为缩水成3次。感慨访民的登记记录也可以腐败，失衡制度，腐败无处不在。但事后再想想，“3次”进京上访者我也，百次上访者也不在少数，变数的是数字，不变的是问题。无良的制度，跟上访次数无关。 往返途中,遇到福建南平老上访户徐峰告诉我们，江西已有警车到北京了，想必福建警车也快到北京了，大家走访要多加防患，保重！ 6月27日，为了能在七点前赶到东交民巷27号旁侧的最高检察院接待室领到表格，一夜醒来好几次，生怕错过时间。5点许我们利索地洗漱完毕，马不停蹄往前门方向赶路。总算在7点前赶到最高检察院接待室门口，一则《内部装修通知》将我们拒之高检的院门外。
此处不接待自有接待处。我们只好来到旁侧的最高法院机关门口一侧等待，见一身着司法服装的年青小伙子朝我们方向走来，我迎面向前问道：你好，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登记？小伙子不耐烦道：怎么着？我欠你们的，6点就得上班？面对每天如潮般脸上尽显悲伤的访民，小伙子此刻泄愤心情，可以理解。在官重民轻的年代里,访民的心情,一直被边缘化。官家的眼里只有和谐稳定。一直等到7：50分，高法的工作人员陆续进入法院内，才开始排队，把省院的判决书和本人身份证件号码递给保安人员作了简要的登记，以示来过。
为了多播种希望，我们又马不停蹄到公安部、中央政法委等机关门口作了身份证件号码登记，它让中央通过这些窗口的登记看各省诉求访民的晴雨表，也可以给省市官僚施加压力，又可以让对方知道访民在京，希望通过每次北上的诉求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样案例只局限于小案件，得到解决的访民少之又少。从日渐增多的进京访民就可以找到答案。
流动的冤民心中充满着期待，群情悲愤中透着无奈，如溪汇海般向最检察院机关门口涌动。停在最高检察院门口的警车内外三、四名警察异口同声对来访者道：这儿不登记了。在与警察理论的过程，有一个外省约二十岁模样的年轻女访民与之斗嘴，在争吵中她被带到警车上，准备送往马家楼。后听知情的访民说，她家的案件就卡在最高检察院，她天天在最高检机关门口守株待兔式的转悠，期待能拦到最高检察院领导的轿车，以期冤情得以重视并澄清。守卫在最高检门口的警察对此随时可能出现问题的她简直反感透顶。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女访民，不知她现在还好吗？但愿她的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回归正常生活轨道。她的梦想，也是所有上访者的梦想。
10点许，来到国办接待室，门口等待下午1：30时上班排队访民多达五六百人。夏日午后，烈日炎炎，为了心中的希望，冒着酷暑，等待着。。。。。午3时，国办四号窗口女工作人员懒洋洋地接过我的身份证，随机作了登记。
出来时，同行的魏英还在忧虑今天能否安全离开国办，午三个小时的等待过程，排在前面的福州东站登云村民因拆迁问题群体来京上访，福州驻京办已有人跟踪而至。在聊天过程，该驻京办人说：福清信访局在京也设有驻京办······。期间，是撤退还是留下来继续等待？我们也作了一番思想斗争。想想刚有一老者访民感叹说8天的等待始终没能登记上，越来越紧局势，国办门前长龙式的队伍，何况福建已有驻京办盯上国办，分析种种情况，最后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下午的等待都得坚持下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其实，我们内心很清楚，上访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问题关键在于失去监督的权力才是万恶之源，但，老百姓除了上访这条路，已没有其它路可走了。
同行来京为儿子鸣冤的老陈已买好返程的火车票，于晚上17：15分登上开往福州的火车。原想送其一程，结果因时间仓促，没能见面。
劳累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莫名伤感悄然涌上心头，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压抑的心情越想越抓狂。下午3个半小时的站立排队，腰酸腿涨蔓延至全身，我不敢想像弟弟吴昌龙108天里处在吃不饱，饿不死的死亡边沿，二十四小时不让睡、不让坐，固定在一个地方，稍合眼，就遭拳打脚踢，三班倒车轮战体罚、刑讯逼供。同弟弟呆过的狱友出来后讲述，弟弟在公安侦查阶段遭非人折磨，以至于在看守所里晚上睡觉时习惯性眼睛睁得大大睡觉·······（怪不得有司法人员说过吴昌龙是条真正汉子）。这个光明时代下的黑暗尤为黑暗，借正义名义，行泯灭人性之行，为达到破案立功，竟不惜牺牲社会正义和老百姓的清白，让无罪身陷冤狱。想到弟弟生不如死的悲惨境遇，我心如刀绞，情不自禁地愤怒，在这种煎熬中更坚定我诉求的脚步，誓要为亲人讨一个说法。
6月28日，早上到西单邮局投邮，给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会一本《酷刑下人间奇冤》装订本，最高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中纪委监察部马（马文）部长各一封诉求信。据有经验的访民说，当地政府和邮局勾结一起扣下访民的诉状件，只有到国际邮局或大的邮局投邮，信件才不被扣押，因此，我们舍近求远多跑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只为把冤情送达天听。 6月29日，星期天，呆在住处进行修整。 6月30日，早上到西单北大街小酱胡同13号组织部信访接待室走访，结果接待人员却以只接待持有下一级组织部发文材料的来访者，余下的概不接待。
下午四点到公民记者老虎庙和刘晓原律师处，刘律师建议，若想促使福建省高院开庭，要通过外媒报道力度，此案已被官方冠以政治色彩，难度大，最好需要北京律师介入，请专家进行论证。对此我深有感触，君不见那么多的专家论证，涉及到刑事案件，对立面是政府机构的有几个案件在专家的努力下就能把事实真相还原？不是我不相信专家，而是这个失衡制度几尽让人感到绝望。
7月1日，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马新岚院长邮去第二封到京向其诉求的手书。题为《“福清纪委爆炸案”蒙冤亲属进京诉求信》。
下午五点，见到美联社记者。7月3日早上，又来到丰台区永定门幸福路18路最高法院接待室，领表登记交表。
中午，最高法接待室的外沿临街走道荫影下坐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访民，这里是冤的海洋。触目所及者皆是来京诉求的访者，有的随便铺上几张报纸或油纸席地在树萌底下倦身一卧打个盹，有的聊天拉呱，填表、整理材料，各自相安就序在忙活着。好不容易找到位置，挨着同路人身边坐下。闲聊中，有个福建中年妇女访民坦言，她到北京已三个月了，虽然每天住宿费才3元，但也耗去好几千元。面对日渐紧缩的银根，焦虑之心可见，急问身边的访民道：听说7月1日来京上访就会有效果，访了这么久，送了那么多材料，都似泥牛入海，没有回音，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一次次的等待和期盼，换来了一次次茫然和失望，不知何时才能看到希望·······
漫长等待中，遥望福建，相隔千里，满腹思亲，不知弟弟安好？高墙将我们阻隔，连遥寄思念家书的权利早被剥夺。于苦思冥想处计上心头，为何不到北京邮局给狱中的弟弟汇去零用钱。希望通过汇钱的方式，让被剥夺了通信权的弟弟，知道家人没有放弃诉求法律正义，又北上讨公道。我为此次灵光乍现的点拔和恩赐，由衷感谢上帝，解我心结，慰我心忧，予弟心安。
7月4日早上8点半，我来到了东城区张自忠府学胡同2号中纪委接待处。门口人满为患，我也加入了长龙的队列。排在前面中年男子说到，我这儿有8个人，早上轮不到接待，要等到下午了，我们轮流着休息。这个遭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辞退而状告的张先生，在漫长等待中，滔滔不绝地说开······你从福建到北京往返路费最少也要500元吧！我们上访的路费不花钱，这个星期二，坐辽宁太原1140访民专列的6号、7号车厢来北京上访，回去坐太原1139访民专列的6号、7号车厢回辽宁······昨天我到中组部走访据理力争时，接待人员说：“理”？理的前面还是‘王’， ‘王’说你有理就有理，说你没理就没理，理还是‘王’说了算······
一直站到下午2点半才轮到接待我，当我把材料递进去，接待人员看了三分钟，问我案子审判了吗？我说，中院判了死缓，重审维持原判，向福建省高院再次上诉21个月，至今仍压而不决。工作人员二话不说就从窗口递出一张到最高法的指路条，把“球”又踢到最高法。我以这起爆炸案发生地点在纪委机关门口，正因纪委位高权重，司法部门听令长官意志，致此案有冤无处伸，督办者福建省公安厅长牛纪刚放纵真凶，制造爆炸案中案，中纪委理应对此案进行督查！接待人员却以“中纪委没有权”拒绝接待我。
几天来，我一直思索着爆炸案中来自方方面面阻力，比如：“福清纪委爆炸案”在2001年被列为公安部几个重大案件之一；此案不单是牛纪刚的问题，后面有对此案作过批示的省委领导的暧昧态度，才让牛有恃无恐；更直接的阻力来自福建省政法委，2002年‘8·23’听取公检法汇报案情会议上，鲍绍坤书记指示要把此案办成“铁案”；即使福建省高院二次督查一次发回重审，虽做了种种的努力，却为回避矛盾，把矛盾下交给福州中院；2006年最高法发有169号文，全国人大有监督，可问题依旧，这说明了什么？压案不决的省高院又把案卷送最高法予夺。此案最终恐要惊动中央政法委，我不敢往下想,因为残酷的现实远远超过善良百姓的想像力。
7月8日，我又来到全国人大信访室登记，窗口工作人员说，你上个月26日刚刚登记过，今天怎么又来了？你的案子目前在二审法院，还没有结论，你应该到福建省找省人大、省政法委领导解决你家的案子。
我说：此案在二审法院压了近两年仍不开庭审理，你让我去找省政法委，此案就是省政法委主要领导以权压法、令真相难见天日，省人大若是能监督，我还需千里迢迢进京上访吗？作为全国人大最高机关，你们应负起监督职责，平反冤案。更何况此案已列入全国人大督办。接待人员却以人大没有监督个案，也不可能监督，登记表上明白写着：‘反映问题’而不是监督你们的个案。我纳闷，个案又不监督，群体案件，信访条例有“集体上访，聚众扰乱”来定罪，条例让访民无所适从。好比一边让你说话一边夹住你的嘴巴。
今天接到福建同案亲属陈科斌的短信如下：早上八点接到省法院主审法官通知后天（10日）上午九点到法院谈话。这是重审上诉后省院第一次约谈。在京我给马院长手书了两封信，鉴于案件高度敏感，家属在京上访，法官谈话，想必是走过场，旨在为奥运减压，舒缓亲属压抑的情绪，对上可以交差，对下以示同情。所以我不打算回闽参加约谈。
7月10日，走访了最高法院、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机关等部门登记，路过天安门，一路都是警察，戒备森严。
7月11日，我又来到永定门甲1号的国办接待室（不需要省一级法院判决就可领取登记表），这里人山人海，望着长龙队伍生畏，漫长的等待，烈日的炙烤，接待怠工，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8个小时的等待，四号窗口大红鼻子接待员的却看都不看一眼，把身份证扔还给我，示意下一个访民，如法炮制，每个访民对此男接待员都没好感，所以给起个绰号叫大红鼻子。
为让绝望心情不再，我持省院判决书到隔壁的人大接待室再去领表，偌大的接待厅里只有七八个访民，我很快作了登记，快速离开充满冤气、令人窒息的地方。
天天面对昂贵的房费，我们计划找一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上访，管吃管住，为打持久上访战，减少经济负担。很快我们找到一份洗碗工，月工资800元，一个月可以休息两天，一天工作约十个小时，只要不耽误洗碗工，平时几个人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外出，鉴于信访接待室就在附近，只要不排队，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搞定登记上访，今天你去访，明天轮到我去访，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工作呀。我们来到酒家地下室封闭式的洗碗处，约40平方的工作室，堆满了锅碗瓢盆，一地污水横流，油水四溢，这些脏活累活，我们并不怕，就怕接待人员面对千里迢迢来京寻求清官的访民，不是鼻子不是脸的表情，交了希望的材料，让访民无期等待，问题解决不了，心情如雪加霜。
我们要求看看住处，再定合同，同是访民的介绍人小李辗转带我们到住宿处，大楼底下三层的地下室，充斥着异味，四壁潮到滴水。酒店领班指着一个30平方小房间里七八张床铺说，睡这儿吧。这是个封闭式、没有窗口通风透气的小房间，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稀薄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呼吸带着急促感，如果门一关，会导致严重缺氧。窄小的地下室住着200多个餐厅工作人员，其中上访人不在少数。昨天10号刚发工资，今天洗碗工就跑得一个也不剩。我扳着指头合计着，200多个员工，加客流量，工作不轻松，睡觉呼吸更不轻松，什么时候窒息死还不清楚，若此，冤上加冤。从地下室上来，我的后腿发颤、发软，跟缺氧有关。领班和小李迫切要我们立马上班，让我们把包留下，返回住处取行礼。我们婉拒领班的挽留，拖着疲惫身心逃回住处。 7月11日，我又来到永定门甲1号的国办接待室（不需要省一级法院判决就可领取登记表），这里人山人海，望着长龙队伍生畏，漫长的等待，烈日的炙烤，接待怠工，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8个小时的等待，四号窗口大红鼻子接待员的却看都不看一眼，把身份证扔还给我，示意下一个访民，如法炮制，每个访民对此男接待员都没好感，所以给起个绰号叫大红鼻子。
为让绝望心情不再，我持省院判决书到隔壁的人大接待室再去领表，偌大的接待厅里只有七八个访民，我很快作了登记，快速离开充满冤气、令人窒息的地方。
7月15日，起五更赶往最高检察院接待室却被告知：只接待持有省检察院的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处理意见书），最高法生效法律判决书的来访者，没有这些法律文书一概不接待。接着来到相邻东交民巷27号最高法院机关门口登记，听一外省女访民说，北京南站昨晚开始清场了，连房东一起抓，她是昨晚围剿中漏网之鱼。
这时，福州仓山访民来电说，她中午才回到家，自己和16名的福州访民于13日凌晨一点许被福州会馆负责人小高带领30多名截访人员押上一辆旧大巴遣返福州，随行有一名医生。事后得知，他们在信访窗口排队登记时，被福州会馆雇佣为官者亲友跟踪，盯哨几天，才深夜将他们抓获。以一个访民伍百元价码幕后交易，一下子赚了8500元。
晚上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可以续交房租费了。第二天在续交房租费时，听旁边一女孩打电话：“今天上公交车要安检、查身体证，火车站武警荷枪实弹，身着黑衣握着黑黑的冲锋枪，好可怕！
看来北京开始戒严了。
于惊雷处，我们又接到福州老访民来电说，福州严查控访、政府人员带着福建红头文件到处劝访、告诫：初访者不听劝，轻则警告、重则劳教；已被拘留过，被抓到要劳教，劳教过的抓到了要判刑，层层加码，他们持录音录像上门逼访民要在劝访书上签名画押，承诺奥运期间不可到北京上访。
随着奥运逼近，北京气氛日渐紧张，时时听闻有关访民被当地政府截回的消息，我们似惊弓之鸟，不敢逗留在北京繁华的街头巷尾，担心冷不丁冒出警察查身份证或当地截访人员。只好呆在住处，减少外出。今昨两天三十多个小时亲吻床铺，闷在房间，心情压抑，夜难眠，更难熬。七年来苦难岁月一一浮现，历历在目，面对眼前举步维艰的上访路，每每千里迢迢来到天子脚下犹似足球被国家相关信访部门踢来踢去，以此来消耗访民的精力、财力、物力、耐力，直到我们耗不起，自动放弃。但我家的案子事关人命，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回避不了，只能将温水煮青蛙式的命运进行到底，于大苦无言处，我的心中一片茫然。
举足无措时，收到福建南平访民林碧仙短信：昨天在住处出口被警察拦下，押送到马家楼，现被当地政府押送返闽的火车上，返闽后拘留十天放回。
招待所贴出告示，出入要持证件，方可出入住处。有一女士持工作证件在门卫那儿磨破嘴皮子也无济于事，还是进不来。门口保安以马上奥运了，上面有规定，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执行才是硬道理。
18日，我们又到人大和国办的接待室领表登记。今天所到之处，访民明显少了，只有平时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大都是新面孔的访民，看不到老面孔和熟面孔，想必都被“和谐”了。
今天又给全国人大和最高法各了两封诉求信，最高检、国务院、福建省高院各一封诉求信。
《新京报》刊出了北京限单双号的行车规则，日益收紧奥运前夕安保措施，促使我们下决心早日离开不安全的首善之都。
有一上海拆迁案访民通过网络留下联系方式和我通话，说她于7月10日被地方政府押回失去人身自由七天，还想再往北京诉求，可又看不到光明，也找不到出路，心极度悲观。希望寻求精神上的支撑点，值此非常岁月里，我们只能偎着勉言前行。
当我身处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于柳暗花明处几家媒体应邀采访酷刑下人间奇冤事，对我家的遭遇深感同情，他们会尽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声援和关注。方便时，会向居庙堂者递送冤情材料，助我一臂之力。上访过程，若遇到抓押和截访，电话告知，他们会马上过来，施以援助，解截之围•••••••。在后来的扣押的五天，正义的声援渡我过暗礁，得以全身而退，安全回家。倒霉的岁月，感谢良知。
7月 25日，我又来到最高法院接待室入口处，两侧坐满衣着光鲜的各省进京截访人员，道路旁侧停满标有法院、警察字样的警车。如此光景，使我不敢迈入最高法“人民”来访接待室，担心进得去，出不来。早在十来天前，就听闻各省截访人员已浩浩荡荡开进北京，为平安奥运，抓押访民。
当我打定主意不去最高法登记时，顺着旁侧过道目不斜视走过去，走了二三十米处，才看到末端零散坐着十来名生面孔的访民，看来高法门口清场已进入尾声了。为了印证眼前光景，我给福建省老访户去电问问他姐姐在北京的情况，果然，他姐姐（20年上访者）前天被福建省政府人员押送回闽了，她是在最高法接待室大厅被带走的。
7月27日，意外接到福州老杨律师的电话，说他人在北京，希望碰个面，这次他到北京也是来上访的。这话听起来有点新鲜，老杨是福州人，他原是福清纪委爆炸案第一被告人陈科云的律师，自他退休后，我们很少联系。他的权利也受到侵害，惹上官司了，却不能通过正常的司法诉讼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加入了“上访大军”。也想借奥运之火，为自己讨个说法。 7月28日早上7点，老杨律师打来电话说，已在国办信访局门口等我了。鉴于住处到那边有2小时的车程，我建议老杨先到国办窗口排队、领表、填表，再到四号窗口边排队边等我。
老杨是福州人，是一名律师，他受到侵害，却不能通过正常的司法诉讼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加入了“上访大军”。
9：30分，北京永定门西街甲1号国办信访局外沿大街外一溜过去，有好几百米，站满了来自各个省份的截访人员（看到本省的访民步入人大、国办接待室大门，他们就派人到久敬庄候着接人），上访者已经廖廖无几。
我一边从截访者身边穿过一边思忖，跟记者约好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为何不趁这半小时的空档，到人大领表登记，再到相邻的国办信访局和老杨见面？
当时，我就不暇思索，迈进全国人大的门口。安全检时，连指甲剪都被扣留。其实已被没收。
当我顺利领了表，正在填表时，旁边有保安催促我不要写得太多，只要把身份证填好就行了……正纳闷中，老杨来电说：这次很顺利，国办人员很认真作了登记并接待我，现我已被他们扣留，暂时不让走了。
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圈套，想撤走，却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交表和登记身份证等。然后，我就被保安安排在接待大厅一侧座椅上，这一个区域还专门用绳子围着，按顺序坐等警车押送。
对此非法遭遇，我向工作人员抗议：我依法到代表人民意志的全国人大信访部门走访，何罪之有？你们竟将我“监禁”在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一男工作人员马上说：你不要说得这么难听，我们怎么“监禁”你了？只是让你等一会儿。你叫什么叫！你再怎么叫，结果也是一样的。我于是用手机向外面的人诉说这种于法无据的尬尴遭遇。这时，旁边一女工作人员接口说：为了奥运，你们必须离开北京，这是规定。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厅里所有访民都被押上警车。有二三十人的样子。
我问身边的警察，我们在人大上访，又犯了什么法？为何要用警车押送？要送我们到哪儿去？
那警察说，这本来就不属于警察管的事，可上命难违啊。途中，警察问我为什么事来着？我拿出新华社主管的《了望东方周刊》第16期刊登的《“福清纪委爆炸案”七年未决》报道给他看。
警车把我们送到位于丰台区国家信访局的久敬庄救济处。过安检时，我带的相机又被扣下了。我们被工作人员带到各省访民的安置室。在福建省安置室里，我见到老杨。约有200平方的大厅里，坐着二三十个福建的访民。这里是冤的海洋。
一会儿，福建省来了人，说是代表福建政府，要我们交给他们相关的申诉材料，以便向省公安厅上报。他们所持的身份证件，是省公安厅治安科干警在摸底布署处理意见。
看着访民们一个个被接走，最后，只剩下我和石狮拆迁受侵害案的吴先生，还有一个莆田人，案发地湖北省（两地政府都不要缘于谁接了，就意味着要付一笔不菲的押送费）。
久敬庄快下班了，福清市政府才来人，将我接到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10号，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北京招待所里，监居了四天三夜。享受着访民有“保镖”的待遇，管吃管住管行路。
监视我的人，是北京马家楼的工作人员（东北退伍兵）。他对我说，福清的访民待遇还不错，住在一夜四百元左右的房间，吃饭还要陪同。别的地方，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一般住在地下室，吃着碗面和盒饭。你很不同，昨天局长还特别交待，要好好招待你。
我想，局长的特别交待，无非是因我有许多人在关注。不管“保镖”的话真假与否？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我，再好的“招待”，又有什么用？
这时，母亲来电告知，中午有福清市东张镇政府来人，找到到清展小区，以了解案件为由，建议母亲让我把户口迁到福清城关住宅区来。这样他们可以减少镇政府的花费。
29日晚饭后，我向当地政府相关人员要求给个说法。他们表示为难。来接我的人，是我户口所在地的东张镇张书记和案发地福清市政府金敦社区薛主任二人。因凤凰台风肆虐，被滞留在长乐国际机场。
他们对我说，出来久了，你应该也想回家了……。我告诉他们新开辟的三个公园示威游行点还没去呢？他们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还想去游行示威？在你未进公园，人早被带走了。
驻京人员说：这天下午，省信访局一干部，还一再催问你返闽与否？其实我们也着急呀。昨天就 “福清纪委爆炸案”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了一个持中立观点人士谈谈对此案的看法，他说陈科云家人在北京请了大律师，陈科云正在翻案。经理陈科云若没事了，那就更不关你司机弟弟的事了，你也就省了律师费。如今，这案子卡在赔偿的问题上。
生命和自由高于一切。我们只要求按程序办案，还原事实真相，还我们清白。何况国家赔偿又不是个人掏腰包，还不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想当年“侦破”福清纪委爆炸案时，是那样兴师动众，雷厉风行！这几年为了掩盖冤案真相，又花了多少冤枉钱！谁心疼过？谁把纳税人的钱当回事了？
官方认为案子若翻了，国家赔偿是少不了的。最难在责任追究上。谁制造了大假案？为什么要这样做？来自死者家属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解决这个案子难度很大。
这是什么逻辑？冤有头，债有主。这起爆炸案，又不是陈科云和吴昌龙等人干的，关他们什么事？若真是他们干的，他们还有命在？恐怕坟头上的草木都成丛林了！作为死者家属，明智的话，应该要催促并配合警方把藏匿在背后的真凶早日抓获归案，才能告慰亡灵。而不是冤枉无辜的人…… 回想自己几年来的上访历程，屡访屡拘，往事历历在目，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我向驻京办福清办事处提出，希望其向省信访局转达我想跟福建省法院马院长对话的愿望。我想，我的要求应当不算苛刻。为示亲民，院长亲自与访民同机返闽。作为福建省首席大法官，作为压案不决的福建省法院，面对如此严重非法超期羁押和严重超期限审判的“福清纪委爆炸案”，面对蒙冤深深的亲属，来向院长讨一个七年未决的冤案的说法，在这个口口声声说是以人为本的“法治”国家里，应该一点也不为过。我想以此诉求来见证7月24日颁布《新信访条例》是否畅通？是否在福建省得到贯彻执行？
驻京人员表示，他们会向福建省信访局传话。至于结果如何，有待答复再转告。还说定好下午的机票，要送我返闽。
午时3点，驻京办人员对于早上我提出的要求，表示为难。说自己位卑言轻，已向福州信访局转达了你的诉求，但福州信访局只说这个名字熟悉，具体案情不清楚……几年来我给福州信访局投送的信访材料，他们到底有没有去看？
驻京人员还给我忠告：你若和接你的人僵持不回，事情也不会得到改变。给人难堪，也与已不便嘛。你自己考虑吧。
4点许，来了3个人。福清治安干警陈小林科长，福清市东张镇张书记，福清市政府金敦社区薛主任。他们一过来，就说已经定好了明天（31日）晚上5点半返闽的火车票。陈科长还不失时机讯问我：来京上访多久了？住在那儿？福清有多少访民在北京上访？魏英现在哪儿•••••••
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没有义务告诉你。陈最后表示，自己也是没办法，要向领导反映和备案。
在这期间，我追问他们，驻京办不是说已经买好了机票嘛？
接我的人说，福清市政府有规定，访民不可以享受坐飞机的待遇。若是没坐过飞机的访民，为了过把坐飞机的瘾，都跑到北京上访，福清则大乱。我们不敢破这个例，会挨批的。
这一席话，把福清政府的阴暗心理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冠冕堂皇地坐飞机，逛故宫，住宾馆（他们住的房间比软禁我那一间豪华）。然后押着访民，营造出虚假的节约气氛，为领导的政绩铺路。却认为访民都是吃饱了撑着一心要占政府的便宜，上访是种享受吗？
7月31日下午，我、张书记、薛主任一同坐上南下列车，于8月1日13点10分抵达福州。
在列车进入福建境内后，张书记频繁地用电话做着种种部署。14点20分，到火车站接我们的专车，把我们送到东张镇政府二楼会议厅。
不一会儿，林所长和林警员到达，要我配合作笔录。我拒绝了。上访诉冤，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自由，你们没权干涉。你们若为了讨好领导，没有原则，执意相逼，我只能用沉默来抗议你们的违法行为……
当我向林所长索要这5天来，失去人身自由的监居法律文书时，所长没有正面回答。马上走出会议厅，说张书记会向上汇报。留下民警小林监看。期间，我上二趟洗手间，民警都寸步不离地紧跟着我，守在门口，把我当犯人看待。
16点，我向林所长要说法，是解除拘押？还是继续“监居”下去？林所长解释说，上命难违，你的去留，我作不了主。
我问所长是什么领导要留我？
林所长说至于是什么领导，无可奉告。若不作笔录，只能一直耗下去。我也想早点走，今晚还有一个同学会等我参加呢。你这么的不配合，恐怕我也去不成了。
18点，我一再催促，书记和所长让我再等等。说福清公安局分管治安的李局长要亲自过来，讯问我去北京上访的内容。
19点，亲友们来了，声援的电话也频频不断。亲友们七嘴八舌，痛斥政府官员为非作歹，指责不依法办事……
19：45分，我对一直躲在楼下的书记和所长说：李局长若在8：30分之前还不来，我就走人。你们要继续扣留我，对不起，请出示法律文书。所长爽快地答应了。
20：30，李局长终于到了。亲友们被隔离到隔壁间。四个人对付我一人。我依法向李局长索看工作证件。书记、所长等人认为，我这是大题小作，说警服和警号就可以了，还要出示证件？
看完李局长的证件后，我在李局长的对面坐下。李局长说我和别的上访者不一样，是上了档次的访民。思维也与别人不同，到了北京十几次，都没接到我，他还跟手下人说我会自己回来的。要不是这次奥运会，还是接不到我。今天只是要求我把上访过程作个笔录，比如我到了哪些部门投递了什么材料•••••••••••••••
上访是公民的权利，法律没有规定开奥运会就不能上访。李局长，你为何不问问我到北京上访的原因？你为何不从源头查起？是你们福清公安局刑讯逼供，制造了这起泯灭人性的大冤案，你为什么不去查公安刑讯逼供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去查是谁在制造冤假错案？却反过来打压蒙冤的老百姓？如果这件事摊到在座任何一位的身上，你们会怎么做？还会象今天这样逼问北京访程吗？局长说，公安部有文件规定，上访者必须交待清楚上访的时间和地点等相关问题。我要求出示该文件，局长却以“内部文件”为由拒绝。
我说在福清，老百姓是不是没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局长等无言。
李局长怔了一会儿后，就把话岔开，问我有几个兄弟姐妹，是不是还有个姐姐在国外（事后我看到网友们的博文里有一张王毅大使和我家人合影的照片。原来他们时刻也在关注网络的动向，怪不得监视我的马家楼保安说“局长特别交待，要好好招待我”，原来是另有深意）。
我说家父有兄弟七、八个，我的兄弟姐妹几十个，遍布世界各地。至于姐姐是否在国外，都在你们掌控下，何必明知故问。
李局长问我什么时候再出国门？
我说出入自由，这是每个守法公民的权利。
李局长：只要是华人，就要拥护奥运会。希望北京奥运会期间，你不要再去上访。
你开你的奥运会，我申我的冤。申冤与奥运有什么矛盾？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去那儿是我的自由。李局长，请你就别转换话题，现在很迟了，我们家人也要回去休息，没别的事，我们要回家了。不要一再劝留，你们领导若认为我不可以走，权力可以压倒一切，那好呀，来个痛快，开个拘留证，我也好早点到拘留所休息去。说句心里话，我还巴不得有人恃权这么做，待到10天、15天后，我就拿着拘留证，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去。
我向局长提出抗议，这次书记和主任两个男的押我回来，属违法的。因我是女同志，依法应在女同志的陪同才是合法的。对此，李局长沉默，没有回应我。
21：10分，林所长让警车送我们回到了清展花园。在此，我向所有关心我的朋友报个平安。
在我被扣押在镇政府期间，书记和所长一再问我住在哪儿？我坦言，没事就住在福清。到省城上访，就住在福州。到北京上访，就住在北京。正是因为司法腐败，让我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成了四处飘零的人，我到处都是家……
他们一再要求我把户口迁到福清父母的居住地。原来根据属地负担规定，这次押我返闽的所有费用，都是东张镇政府埋单。据保守估算，仅这几天的各项费用，应有一万多元。当然，在北京41天的上访历程，我也花费了三五千元，在信访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不访又不行的司法无语境中，我们在诉求中还要跋涉多久，才能到达正义的彼岸？
晚11点，我接到同样冤系狱中前夫的姐姐电话，她告诉我说，当地派出所和书记连夜到她家里一再诱供，要她说我这一段时间都是住在前夫那套房子中……杜的姐姐于是跟他们说，自打他们离婚后，吴华英就不在这儿住。邻居们还用生命向所长起誓道：这话很离谱，他们离婚之后，这么大冤案又摊到杜捷生的头上，仇结得更深，怎么可能住在这儿？我们从未见到离婚后的吴华英回来住过……
原来，他们还不死心，试图制造谣言，以便栽赃说杜捷生和吴华英是假离婚。
他们愚蠢地认为，只要假离婚成立，对爆炸罪名的怀疑就可以减轻，他们就可以继续把这个案按他们的套路办下去。如此混帐逻辑，实在让人愤怒！
在这些岁月里，我衷心感谢我主给予我精神抚慰、灵魂启迪！更衷心感谢关注此案件社会贤达！祝好人一生平安！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走访北京42天时间,国内发生几件重大事件,比如:6·28瓮安事件，7·1上海杨佳事件，7·4中纪委公开发布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基于问题的解释》的通知。
2008年8月1日 返闽再遭监控
今晚是奥运会闭幕式，可福清警方对“福清纪委爆炸案”蒙冤亲属之一吴华英监控却未谢幕。
七年未决的“福清纪委爆炸案”蒙冤亲属之一吴华英，于奥运前夕进京上访42天被福建省政府押回返闽的8月1日后，一直处在被“监控”的范围下。三天两头，总有公安人员，派出所干警打来电话或上门查看我的去向，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只因亲人蒙冤事多方奔走呼告，至今无果，走访过程，屡遭抓押。有关部门为何不拿出勇气来纠错，却一味打压正义的发声，让矛盾扩大。如此执法，社会怎能和谐稳定。
8月14日晚五点，应表姐之约到其位于福清市溪头工业区的厂内帮忙拔花生，走出家门顺拎了一袋衣物，好换洗。谁知小区线民却以为我又到北京上访，马上向派出所通报我不在清展小区的消息。
15日早上7点半，父亲打来电话急促催我回家，福清市音西派出所警官又上门催问我的去向。善良胆小的父亲把我的去向告知，警官说还要到表姐厂区找母亲谈谈。
果然，8月15日中午11点，管辖该区域的阳下派出所来到表姐厂区讯问负责人：接到音西派出所的通知，访民吴华英到你厂来，我对你的工厂作了详细的了解，包括你开的车牌号，联系方式等等•••••••。现上门通知你，吴华英只能呆在她的住宅清展花园小区里，出去要向音西派出所告知去向。她的住处已有七、八个专人看守，她的去向以及通话内容都在我们掌控之中。负责人回应派出所道:这么说,吴华英已有没了人身自由?该人说,我也没办法,奉命行事,上头有交待,若她来你厂区,请配合马上通知我•••••••••
阳下派出所警官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他凭什么理由让我只能呆在清展花园，不能外出，我又不犯法，奥运前进京诉求，也是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我的权利，我何罪之有。即使要对我进行“监视居住”，也要说明理由，开出法律文书，告知我因何事被派出所“监视居住”。
直到8月15日下午5点35分，阳下派出所还打电话到我到过的厂区说，吴华英不在清展花园小区，她到底去了哪里？
自15日到今天24日奥运闭幕会共计十天里，福清市音西派出所警官天天打电话，骚扰我的家人，问吴华英人在哪里？当我问对方以什么理由要求吴华英及其家人随时向警方汇报她的去向，她又不是犯人，你们若认为她不可以走出自己的家门，那就定罪名，开个监视居住的法律文书，也好明正言顺让吴华英不出家门的理由，警方连人命关天的大假案都敢办，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他们说自己也是没办法，上命难违。后据悉，上访人吴华英的包案领导是福清市公安局林局长，可以理解，林局长的最顶头上司是福建省公安厅厅长曾督办“福清纪委爆炸案”大冤案的牛纪刚，只要牛厅长一声令下，下面的局长就得把厅长的鸡毛当令箭使用，在福建省牛厅长可是位很牛的人物，可以作到官大一级压死人呀。想想在2006年省高院发回重审后，连为“福清纪委爆炸案”说句公道话的福建省工程爆破协会的秘书长和专家，差点也遭来牢狱之灾，被刑事拘留了37天后取保候审。在福建省，牛纪刚厅长不因制造“福清纪委爆炸案”大冤案受到问责，官却反而越升越高，福建还有法治吗？
忆往昔，不堪回首。
七年前，我弟弟吴昌龙“失踪”，他们这股“热情劲”都到哪儿去？
想当年，事关百姓生命，不足挂齿，置之不理。
现如今，事关领导问责，鞍前马后，穷追不舍。
我所努力的只想为蒙冤亲人讨一个说法，让身陷囹圄的无辜者早日澄清冤情，还其自由之身，清白之誉，何罪之有，犯得着劳福清市有关方派那么多人把守看管，企图将我“监视居住”在清展花园之内，这一切行为都是违法的。他们的行为也是在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不务正业，反事正办，正事反办。这难道不是声称依法治省福建法治的悲哀吗？是福建有冤待申访民的不幸，更在为福建形象抹黑。
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蒙冤亲属
之一吴华英
2008年8月24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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