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勞動哲學概論
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一四年勞動哲學為什麼普通勞動者也需要哲學 今天我們開始“勞動哲學專欄”。在進入“勞動哲學”這門特殊的哲學學科之前，我們先來談一談哲學與勞動者的關係。 對哲學的種種誤解 誤解之一：哲學只是“形而上學”或“玄學”，與具體事物沒有什麼關係。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西方人又把哲學叫做形而上學（Meta-physics）。這個詞的本義為“在物理學之後”，意思是說，哲學是與研究具體事物的具體科學（如物理學）不同的一門學問，即研究具體事物的本源、基礎、終極原因、一般規律的學問。中國人翻譯這個詞時，從古人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出發，巧妙地把這個詞譯為“形而上學”。應該說，這個翻譯是很準確的。中國的道家認為“道”是很玄妙的東西（“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據此“形而上學”也可以叫做“玄學”。是啊，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形而上”的東西，難道不是很玄乎的嗎？ 於是一種誤解由此蔓延開來：哲學是一門高深玄妙、難以理解的學問，或許只有極少數具有“天才”或“慧根”的人才能進入其中，而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凡夫俗子，整日專注於具體事物和具體事務，既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去探討那些遠遠超出我們的生活和眼界的、玄而又玄的東西。任意翻開一本哲學書看一看，或許其中的每一個字我們都認識，但整本書到底在說什麼，大概只有天曉得！就讓這些哲學書自生自滅去吧，別讓它們來打擾我們的正常生活！甚至很多從事具體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也對哲學充滿懷疑、反感乃至厭惡： ——哲學家們眼高手低，整日沉浸在抽象的概念王國中，從來不對具體事物進行艱苦、細緻的研究，寫出來的書一本比一本莫名其妙，完全是在故弄玄虛；——哲學家們自相矛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種體系爭長論短，你方唱罷我登場，其中沒有一種是能夠用實踐和實驗加以檢驗的，沒有一種能夠得到公認的哲學真理；——哲學不能夠解決哪怕是一個具體問題，給人們帶來哪怕是一點點實際的好處，說得好聽一點不過是精美的擺設，說得不好聽只不過是一堆廢物和垃圾；——居然還有哲學聲稱能夠指導具體科學，簡直是不自量力、痴人說夢…… 誤解之二：哲學只是“有閒階級”的消遣，與普通百姓和勞動人民沒有什麼關係。一般來說，哲學的確是知識分子中的少數人專門研究的學問；由於哲學問題的艱難性和複雜性，也的確需要研究者投注全部身心和生命才能有所成就，而這又需要以研究者能夠擺脫日常的謀生活動為前提。在歷史上，大部分哲學家的確都是一些物質生活得到保障的“精神貴族”，其社會地位處在“有閒階級”和“統治階級”之列。 於是又一種對哲學的誤解產生了：哲學是那些既有知識又有財富的人才能玩得起的奢侈品，我們這些終日為生活而奔波勞碌的人天生註定與哲學無緣。那些“吃飽了撐著的”的人或許需要去研究那些高、大、玄的哲學問題來打發時光，以排遣無所事事的無聊和痛苦，而我們大多數人都必須養家糊口，為基本的生存而努力和鬥爭，既沒有興趣和時間，也沒有知識和能力去關心這些問題。對我們來說，社會穩定太平、人民安居樂業比什麼都重要。哲學家們不給我們添亂就阿彌陀佛了，我們用不著他們對我們指手畫腳，給我們什麼教導和啟蒙，事實上，他們也幫不了我們什麼，他們不能提供給我們任何好處，反而可能打亂我們的平靜，增添我們的煩惱。如果他們能夠在這個世界上銷聲匿跡的話，或許還能減輕一些我們的負擔呢！ 誤解之三：哲學只是統治階級控制人們思想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工具。 由於哲學家們一般出身於社會的中上層，與統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他們的哲學思想也一定或多或少地反映統治階級的利益、價值、傾向、趣味、願望和要求，即使不是赤裸裸地為統治階級辯護，至少也很難公開地批判和反對統治階級，並站在被統治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說話。的確，在社會分工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上，包括哲學在內的精神文化生產，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掌握著社會經濟政治資源的強勢階級的控制，它們必然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精神文化生產中去，為自己的統治製造合理的依據，以取得被統治階級的“同意”。這使得哲學很難擺脫政治權力的影響。 於是對哲學的第三種誤解便產生了：哲學只是統治階級控制人們思想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工具，是一種與“武”的、暴力的統治工具相輔相成的“文”的、非暴力的統治工具，它產生一種“軟暴力”，或一種隱蔽的控制力和影響力，讓人們心甘情願地認同於某種“神聖的”、“形而上的”、牢籠萬物主宰眾生的“秩序”和“意志”，服從於一種不應該也不可抗拒的“命運”和“規律”。 哲學本質上是一種生活智慧 應該說，上述三種誤解絕非空穴來風，它們都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和歷史依據。之所以說是一種誤解，是因為它們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個方面，而沒有看到事情的全部，沒有看到哲學所蘊含的全部屬性和豐富的可能性。 首先，哲學這種“形而上”的學問只能來自“形而下”的具體科學和經驗知識，它只能是對具體的科學知識和人們的生活經驗的提煉、概括和總結。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一種完全缺乏科學和經驗基礎的哲學，脫離這些科學和經驗，哲學甚至不可能形成自己的語言，哲學家甚至不可能張口說話。最早的哲學本身就是與具體科學知識雜糅、混合在一起的，只是到後來，科學才從哲學之中或者說哲學才從科學中分化出來。最早的哲學家同時也是科學家，比如希臘自然哲學家們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古代的亞里士多德和近代的黑格爾等哲學家，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即使在哲學與科學高度分化的現當代，一個想在哲學上做出一點成就的人，如果不擁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或社會科學知識，他就永遠不可能突破前人而創造出新的哲學思想，永遠只能跟在前輩哲學家後面鸚鵡學舌。這個道理其實比較簡單：排除掉多姿多彩、紛繁複雜的具體事物，哪裡還存在什麼“道”、“理”、“普遍規律”呢？所謂“世界”，所謂“宇宙”，不過就是無數具體事物的總和而已。 第二，迄今為止，哲學固然主要是由專門的哲學家們發展起來的，但人民群眾對哲學發展的貢獻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他們的生活智慧，他們對世界與人生的認識與領悟，本身就是哲學的活生生的源頭活水，在那些傳說、故事、寓言、諺語、箴言、俚俗等等民間文化和民間智慧中，包含著多少哲學思想啊！我本人現在算是一個專業的哲學學者，不過說到對我的哲學思想影響最大的人，不是任何一位哲學家，而是我的母親，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的農村勞動婦女，她對生活的那種堅韌和執著、自主和自強、豁達和淡定，培養了我基本的世界觀和人生態度。此外，說勞動者不能從事哲學研究和創造哲學學說，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我國春秋時期的大哲學家墨子是一介工匠，佛教哲學家六祖惠能是一介樵夫，明朝時期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是一介鹽丁，明末清初的哲學家顏元是一介農夫。在西方哲學史上，古羅馬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是一個奴隸，荷蘭偉大的哲學家斯賓諾莎一生以磨眼鏡片維持生存，德國工人狄慈根通過自學獨立地成為一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家，美國工人埃里克·霍弗著有影響很大的《狂熱分子：碼頭工人哲學家的沉思錄》，獲得了職業哲學家的尊敬。可見，哲學並非“有閒階級”的專利，勞動者並非註定不能從事哲學研究。 第三，說哲學只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也是不全面的。不僅出身勞動者的哲學家大都不是統治階級的辯護士，就是出身於統治階級的哲學家也不全是，他們往往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狹隘的階級偏見和眼界，而表現出對包括勞動者在內的全社會乃至全人類的關懷。我國歷史上的莊子、嵇康、郭象、李贄、黃宗羲、顧炎武、戴震、唐甄、龔自珍、譚嗣同等哲學家就非常富有批判意識，尖銳地揭露和抨擊了封建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西方哲學史上的赫拉克利特、普羅塔哥拉、蘇格拉底、阿伯拉爾、奧卡姆、洛克、休謨、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康德、費希特等哲學家，堅定不懈地追求自由、平等和正義，使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和批判精神薪火相傳，到19世紀40年代，終於產生了兩位與資產階級社會徹底決裂並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哲學家，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由他們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種從勞動者出發、為了勞動者、依靠勞動者、屬於勞動者的哲學，這不僅體現在這種哲學的目標、使命、宗旨、立場上，而且體現在它的體繫結構中（“勞動”在其中占有極為關鍵和核心的地位），哲學因而第一次成為勞動者和工人階級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嚮導。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越來越多的哲學家成為資本主義的批判者和社會主義的追求者，以至可以說，非統治階級的哲學家已經與統治階級的哲學家至少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了。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哲學也完全可以成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寶貴思想財富。 歸根究底，哲學本質上是一種生活的智慧，“哲學（Philosophy）”這個詞的本義就是“愛智慧”，“哲學家（Philosopher）”這個詞的本義就是追求智慧的人。當然，處在社會上層的人們可以表達他們的生活智慧，既然他們也是人，他們也可以說出某些對人類來說具有普遍意義的智慧。但是，處在社會下層和底層的勞動者也是人，他們當然也會有自己的生活智慧，其中也會有對全人類具有普遍意義的生活智慧。 哲學與勞動者的相互需要和相互促進 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創了哲學發展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一事實證明，哲學只有與勞動者相結合才能獲得更為深刻的發展動力和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否則，哲學就只能總體上停留在作為有閒階級的消遣和統治階級的工具的水平上，就只能自閉於象牙塔或狹小的圈子裡，這對哲學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對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哲學家來說是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對此深有感觸。他自己承認，作為存在主義思想家，他所表達的是他出身於其中的小資產階級的哲學和生活智慧，他所提倡的存在主義式的反抗和選擇是“前無依託、後無辯護”的，是絕望的和沒有前途的——“他人就是地獄！”“人是一堆無用的激情！”自從他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後，他感受到一種新的希望，覺得自己可以投身到一種比自己的個人反抗更有力量的社會改造運動之中，從而尋找到一種新的生活意義。正是這樣一種轉變，使他獲得一種新的思考動力和創作激情。在他的哲學生涯的後期，他寫出了《辯證理性批判》這一巨著，力圖把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從而使自己的哲學發展到一個超出了其早期代表作《存在與虛無》的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勞動者需要哲學的幫助，需要培養哲學思考能力，需要提高自己的哲學修養，需要屬於自己的生活智慧。 哲學的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推理和辯護而是反思和批判，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這正符合勞動者的需要。即使是在當今時代和當代社會，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代價和負面後果，絕大多數是由勞動者來承擔的，而這種情況是需要改變的。勞動者要在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的同時推進人類的自由、平等和正義，需要積極地行動，而積極的行動需要理論的指導。哲學可以幫助勞動者認清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認清自己在世界和社會中所處的真實地位及其原因，找到自己前進的方向、正確的道路和有效的方法。在現代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在各階級和階層按照憲法和法律進行公平博弈的“公民社會”，如果勞動者缺乏明確的歷史意識、社會意識、階級意識和自我意識，在與其他階級和階層的社會政治博弈過程中，就會因為缺乏足夠的“理念”、“理論”、“理由”，因為缺乏辯論能力和談判能力而明顯處於下風，從而加劇本來就已經存在的弱勢地位。如果是因為輕視和拒斥哲學等理論資源和文化資源而導致這樣的結果，那麼公正地說，這個責任應該由勞動者自己來承擔。 即使是在日常的個人生活中，提高哲學思考能力和哲學修養，對勞動者來說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人和自然的問題、生和死的問題、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問題、自由和必然的問題、平等和個性的問題、社會和個人的問題……所有這些千百年來哲學討論和關注的似乎很抽象的問題，無一不是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會碰到的極為實際的問題，它們“剪不斷、理還亂”地糾纏著我們，不管我們身處社會高層還是社會底層。有人說，對於勞動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就業問題、收入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哪有心思去關心你所說的那些“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的問題？應該說，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勞動者是人（而不是“勞動機器”和“工作動物”），人所具有的我們無不具有，更為重要的是，正因為我們迴避這些問題而把全部心思集中於“麵包和黃油”問題，才使得我們目光短淺、眼界狹窄、思維僵化、智力萎縮，從而抓不住歷史提供給我們的機遇，任憑自己在歷史大潮中隨波逐流，而不能主動地把握自己的命運。 問題的關鍵在於，人作為人活著，在文化、語言和歷史中活著，不可避免地要以某些抽象觀念或理念為指導，區別不在於有人有理念有人沒理念，而在於有人經過反思自覺地選擇乃至創造適合於自己的理念，有人卻只能被動地接受前人和環境“滲透”和“灌輸”給他的理念。從來不知道哲學為何物的中國傳統農民也有自己的“哲學”，那就是“天”、“命”的哲學，算命先生就是他們的“哲學家”；算命先生是盲目的，卻能給視力很好的農民指出一條他們自己看不到的出路！現代的勞動者如果不能尋找屬於自己的哲學，也只能不自覺地接受別人有意無意地強加於我們的哲學，從而淪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像早期無產者一樣的“聽天由命的可憐蟲”！ 俗話說得好，不是冤家不聚頭。哲學就是這樣一個我們生活中必然要碰到的、惹人恨又招人愛的“冤家”。朋友們，那就讓我們去會一會這個“冤家”吧！ 什麼是勞動哲學 世界上有很多種哲學，哲學內部又有很多分支學科。今天我們來談一談“勞動哲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 勞動哲學是貫通哲學與勞動科學之間的橋梁 現代科學和哲學的發展證明，在最一般的哲學或世界觀與各門具體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一些貫通兩者的中間環節，這些中間環節，一方面可以說是由一般世界觀向具體的、特殊的科學的下降，故而我們可以把它們稱之為“第二層次的世界觀”，另一方面，它們又可以說是由具體的、特殊的科學向一般世界觀的上升，故而我們又可以把它們稱之為“部門哲學”或“哲學分支學科”，如自然哲學、科技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管理哲學、歷史哲學、社會哲學、道德哲學、藝術哲學等等，它們分別建立於與其對應的具體科學的基礎之上，但又沒有停留在各門具體科學的層面上，而是對各門具體科學涉及的問題進行哲學思考，從而使具體科學和最普遍的哲學對接起來。 勞動哲學，作為對勞動者、勞動活動、勞動關係、工會等社會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哲學思考，正就是最普遍的哲學與勞動和工會領域的諸多社會科學（如勞動經濟學、勞動社會學、勞動關係學、勞動管理學、勞動保障學、勞動保護學、勞動法學、勞動生理學、勞動心理學、勞動倫理學、勞動美學、勞動教育學、勞動組織學、工會學、職工民主管理學等等）之間的中間環節——就勞動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係而言，一方面，它必須直接依託於上述各門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上述各門社會科學又的確不能取代勞動哲學，相反，如果繞開勞動哲學這個中間環節，哲學就很難具體化入這些社會科學之中。事實上，這些社會科學之所以在近30年間相對其他社會科學而言發展緩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於它們缺乏勞動哲學基礎，因而也很難得到最高哲學層面的支持。 就勞動哲學與哲學的關係而言，勞動哲學固然必須以某種最一般的世界觀為基礎，但後者也不能繞開勞動哲學而直接去指導上述各門社會科學。這些年來，我國的哲學研究和哲學發展之所以未能對勞動領域、職工生活和工會工作產生應有的影響，職工群眾和工會幹部之所以遠離哲學這一“形而上的”的抽象王國，也正在於缺乏勞動哲學這一中間環節。 哲學、勞動哲學、勞動科學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勞動哲學與其他哲學分支學科之間的關係，可以圖示如下：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55419_12739.png 勞動哲學是把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階級和工會聯結起來的中介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寫入我國憲法的國家意識形態，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僅僅一般地強調國家意識形態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指導是遠遠不夠的。的確，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意識形態就是工人階級的特殊意識形態，但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後，這種直接同一狀態已經被打破了，出現了分化，出現了分工，出現了差別，出現了矛盾，這就不能直接把國家意識形態照搬過來指導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實踐了，這就需要一種相對獨立的特殊意識形態，一種必不可少的中介，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具體實踐連接起來，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與具體的有關工人階級和工會的社會科學連接起來： 第一，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載入憲法的國家意識形態，不僅是工人階級和工會這一特殊的階級和政治團體的指導思想，而且是所有階級、階層和政治團體的指導思想，是全體人民實現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共同理論基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要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這就是說，國家意識形態體現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志和共同理想，並不包羅萬象地反映和規定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特殊利益、特殊意志和特殊理想，在共同的意識形態框架和政治框架內，各階級、各階層人民可以而且必須從自己的特殊位置和特殊視角出發，對馬克思主義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詮釋，在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而且必須擁有自己特殊的、第二層次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第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外，又產生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不能否認的是，這些新的社會階層，尤其是其中的企業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在市場經濟中，在新的產權關係和勞動關係格局中，在新的資源（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和財富分布中，相對普通勞動者而言，處於優越和強勢地位。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雖然這些社會階層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成我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但在具體的經濟競爭中，它們與普通勞動者之間，存在著相當明顯的差距和矛盾，這種差距和矛盾必然要反映到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 第三，在相對單一和一致的社會結構分化為多元和矛盾的社會結構的歷史條件下，執政黨和政府必須並且正在由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直接代表者，變成間接代表者、總體利益代表者和最終代表者，即變成社會各階級階層之間的居中協調者或居間仲裁者。這實際上是形成了現代社會治理結構的“三方格局”或“三方機制”。應該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即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某種“父愛主義”和“權威主義”治理結構，正在向一種“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結構轉化。社會各階級、階層因此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權利，不言而喻，它們也要對自己的存在和發展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 第四，在經濟競爭、政治對話和社會博弈過程中，存在著差距和矛盾的各社會階級階層，為了更有力和充分地證明自身權利、利益和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為了更多地得到作為社會利益總體代表者、協調者和仲裁者的執政黨和政府的支持，為了獲得整個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更大的認同，必然要從“意識形態”的高度來論證其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必然要以一整套“宏大話語”來彰顯其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從而獲得知識上和道義上的制高點。比如，《中國工會章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中國工會的指導思想，與此同時，中國企聯也明確宣布“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雙方在以國家意識形態為終極理據這一層面上是完全一致的，而這一點也的確表現出雙方在根本利益上的某種一致性，如雙方都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作為奮鬥目標。但如果停留在這一層面上，雙方就完全一體化了，彼此之間就不存在利益矛盾和衝突了，就沒有必要有這麼兩個組織來代表市場經濟中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勞動關係中兩個相對而立的方面了，而中國工會就沒有理由定位為“會員和職工利益的代表”，就沒有理由提出“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了；另一方面，中國企聯也就沒有必要提出“以為企業、企業家（雇主）服務為宗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維護企業、企業家（雇主）的合法權益”了。既然已經認可了中國工會和中國企聯代表和維護兩個不同的、特殊的利益群體的合法權益，那就不僅要從雙方共同認可的國家意識形態出發，而且要從雙方各自的特殊意識形態出發，來論證其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只有這樣，這兩個“自在的階級”，才會分別獲得其自我意識，從而轉化為兩個“自為的階級”。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企業家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它們的自我意識也在逐漸形成，它們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家意識形態的同時，還在努力尋找自己特殊的意識形態——它們不僅在較深或較高的理論層面論證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咄咄逼人地貶低乃至否認普通勞動者和工人群眾的地位和價值。比如，認為所有者、企業家才真正代表了新的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而工人則代表了比較落後的生產力和文化；認為企業股東才是企業的主人，而工人只是出賣勞動力的雇員；認為職工和工會是改革不應加以考慮的變量，應當建構經營者壁壘以遏制職工和工會；認為改革的主體是政治家、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應當建立由他們組成的改革的政治同盟，而勞動者和工人則是改革的客體和對象，只需要讓他們保持基本穩定就可以了；認為一切利潤應當歸企業家；等等。所有這些觀點，不僅僅是以一定的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法學理論為基礎的，而且自90年代中期自由主義思潮浮出水面後，又獲得了一種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道德哲學和法哲學的支持。不能否認的是，經濟上的強勢集團，正在獲得理論上乃至學術上的強勢話語權，並且表現在與其他社會階層的政治博弈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體現在國家立法和政府決策過程中。 返觀勞動者階層和工人群眾，不僅已經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而且正在逐步失去其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在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遷過程中，他們顯得茫然失措、困惑不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們重新成為一個“自在的階級”。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能僅僅死守著“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和公有財產的主人”、“應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中國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職工自願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黨聯繫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這些最一般的國家意識形態話語不放，而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公民社會的“三方格局”中，在“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模式中，發展出一整套與企業家、私營企業主、高收入群體不同的意識形態，在高層次的理論和學術領域，有力地回應各種貶低和否定工人階級的言論，以強有力的理論和學術依據，加入到國家層面的經濟管理、政治決策、文化導向和社會建構中去，從源頭上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 勞動哲學恰恰可以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特殊意識形態，從而把國家意識形態與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實踐連接起來。 勞動哲學有助於重構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意識並使之上升為國家意志勞動哲學的價值不僅僅體現在把國家意識形態“下傳”和下降到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實踐之中，還在於概括、提煉、總結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意識、意志、願望和要求，推動中國工人的自我意識的更新和重構，並使之“上達”和上升到國家意志和國家意識形態中去。 “更新和重構中國工人階級意識”這個命題包含以下幾層含義： 第一，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急劇的、巨大的變化，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固守大一統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下形成的那套觀念和意識形態，就會使工人群眾產生如下較為消極的心理和心態：（1）看不清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真實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留戀並希望回復到從前的“美好時光”和“黃金時代”；（2）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以及過於強烈的挫折感，對社會現實和自己的前途悲觀絕望；（3）看不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進步意義以及給自己帶來的解放、權利和機遇，消極被動地被捲入歷史潮流之中。這三種心理和心態都表明他們處在一種沒有達到真實的自我意識的“自在的”、隨波逐流的狀態，只有重新建構一種較為真實的、積極向上的自我意識，他們才能達到一種“自為的”、獨立自主的狀態。 第二，目前寫入憲法的國家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其他各階級階層也可以從自身出發對之加以理解並接受其指導，執政黨不能再直接為工人階級和工會提供現成的“階級意識”、“思想武器”和“理論體系”了，原因很簡單——它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執政黨只能以國家意識形態作為標準和尺度，協調和仲裁各階級階層意識形態的論爭，各階級階層應當自己承擔起創立和發展其特殊意識形態的責任，而不能抱著“等、靠、要”的心態，希望執政黨像慈父一樣為自己提供思想工具和精神食糧。 第三，對憲法仍然保留的關於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國家主人地位的規定，不能做一勞永逸、高枕無憂的理解，即使過去一直是這樣，也並不意味著將來永遠會這樣。在市場經濟、社會分化、利益集團多元化的歷史條件下，工人階級能否保持其領導地位和主人地位，取決於工人階級能否在現代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及其“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結構中，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這表明，中國工人階級要重新形成和建立這樣一種明確的自我意識：一方面不要樂觀地相信某種外在的、超人的歷史必然性一定會保障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主人地位，另一方面也絕沒有必要悲觀絕望，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反倒有可能追求和實現某種真正的而不是虛幻的領導地位和主人地位。 第四，“更新”、“重構”的主體無疑首先是工人階級本身，因為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的，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如果工人群眾本身不願變、不能變，再先進的思想和理論也無法從外部強行灌輸到他們的頭腦中去。但這並不意味著知識分子只能無所作為或不必承擔特殊的責任，歷史證明，知識分子應該而且可以在工人階級的思想啟蒙和意識發展方面作出較多的努力、做出較大的貢獻。比如，“勞動哲學”就應該而且可以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意識的集中體現和表現。 100多年來，中國工人階級處在艱難曲折的形成過程中。然而，正如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還沒有完成一樣，我國工人階級也沒有終止其形成過程，在未來幾十年內，還有數億農業勞動者將轉化為工人。工人階級的形成不僅在數量方面還沒有完成，在品質、能力、思想、文化等更為重要的方面，也遠遠沒有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國工人階級尚未達到清楚明白的自我意識，而工人階級是否具有獨立而完整的階級意識，是其是否成為一個成熟的、自為的階級的主要標誌，直接關繫到它能否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積極負責的、建設性的階級，強有力地加入到我國現代文明社會和公民社會的建構過程中去，關繫到勞動者能否成為現代民主社會的積極公民和真正的主人。在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哲學相對於其他具體的勞動科學而言，能夠更為宏觀、全面地反映和提升工人群眾階級意識的變化和發展，並且使之加入到國家意志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中去。 如何建立和發展當代中國的勞動哲學 在人類歷史的早期發展階段，對勞動的哲學思考只零星地出現在少數哲學著作中，直到近現代，才出現比較全面和系統的勞動哲學思想。只有在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勞動哲學才能充分發展起來。改革開放以來，勞資關係逐漸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面對我國當前“強資本、弱勞工”的勞動關係格局，建立和發展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勞動哲學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歷史貢獻 與其他現代勞動哲學流派相比，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具有三個極為鮮明的特點：在政治上它是最激進、最革命的，在思想上它是最哲學化、最思辨化的，在歷史影響上它是最大、最深遠的，至今不僅仍然在發達國家有相當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運動，尤其是對於那些正處於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的國家的勞動運動，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不僅具有對於勞動問題的最為全面和完整的哲學思考,即狹義的勞動哲學，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說就是一種廣義的勞動哲學，因為第一，馬克思主義從勞動出發、以勞動為核心和輻射點解釋社會歷史乃至自然界的變化，從而形成了一種可被稱之為唯物史觀、勞動史觀、實踐史觀的社會存在本體論以及相應的價值觀和認識論；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為勞動者伸張權利、要求按勞動者的本性和價值觀改造世界，可以說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勞動者的哲學”、“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要點如下： ——所謂勞動，是人類改造自然界的有目的、有意識的物質活動，是人類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活動，是人類的基本存在方式。 ——勞動作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是人類的一種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正是在勞動活動的基礎上，才產生了人類的政治實踐活動和文化實踐活動。 ——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整個所謂人類歷史，無非就是人通過勞動把自己創造為人的過程；只有在勞動過程中，人類的生產力、思維、情感、語言、社會關係等等才逐步發展起來。 ——勞動具有雙重屬性，即一方面它是滿足人的物質需要（這是從動物那裡繼承的需要）的手段，是服從“外在目的”的必要勞動或謀生勞動，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的創造性需要（這是只有人才具有的需要）的滿足，是從“內在目的”出發的自覺、自主、自由的活動。 ——強制性的社會分工和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和私有制，把勞動變成了“異化勞動”，一方面是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另一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成為單純的謀生活動，使勞動者的創造天賦和創造潛能得不到發揮和發展，使人性遭到嚴重的戕害。 ——所謂“人的解放”或“人類解放”，本質上就是勞動者的解放，就是消滅勞動的異化性質和異化方式，從而使每個人都能夠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那時，勞動不再成為謀生的手段，而成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類因此而實現了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然而，馬克思的歷史貢獻不僅僅在理論上，而且是在實踐上為19世紀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提供了一種階級鬥爭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他的哲學不僅是要解釋世界，而且是要改變世界。他的哲學果然改變了世界。我們固然不能把他的理論和實踐教條化、神化和絕對化，但我們應該承認，正是他所指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迫使資產階級做出讓步，從而把西方社會和西方文明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所做出的偉大歷史貢獻，使得它的一些思想在現代和當代西方社會逐漸過時了——不是因為它們在其產生時是錯誤的，而是因為它們後來沒有必要了。然而，這只是就它在西方國家的情況而言，對很多剛剛開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而言，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還具有極強的現實性、針對性和正確性，對這些國家的勞動運動還具有寶貴的指導意義——原因僅僅在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還處在貪婪地、不擇手段地追求剩餘價值的階段，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還處在原始的、野蠻的、慘無人道的階段。許多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歷史經驗表明，沒有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殊死抵抗，這些國家絕對不會自動進化到比較文明的歷史階段。 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反思 當然，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只是勞動哲學的奠基形態，並不是勞動哲學的終極形態。馬克思主義最講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矛盾具體解決，最重視真理適用的時空範圍，最承認歷史的變化和發展，因此，正好是馬克思本人，一定會反對把他自己的勞動哲學，照搬到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去。從20世紀西方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和我國的現代化實踐這兩個視角出發，反思馬克思的勞動哲學，可以提出如下需要重新審視的問題： 第一，在馬克思所處的社會和時代，資本對於勞動、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無情的政治壓迫，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代表無產階級提出一種“徹底決裂”、激烈反抗的勞動哲學，要求一舉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充足的歷史合理性——只有空想社會主義才寄希望於資產階級的大發慈悲。然而，也正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堅決鬥爭，迫使資產階級不斷做出讓步。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以來，勞資矛盾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不斷趨於緩和，出現了勞資合作、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合流的新動向，槓鈴型的社會結構正在向橄欖型的社會結構轉化。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沒有必要重新探討勞動與資本的相互關係呢？把一切價值歸結為勞動而完全否定資本和資本家的經營管理對價值創造和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否在學理上有所偏頗呢？比如說，隨著勞動向資本轉化和資本向勞動轉化，出現了一種帶有一定資本性即要求得到利潤回報並且的確具有討價還價能力的勞動形態——知識勞動，從另一方面看，這種知識勞動也可以說是一種帶有勞動性的資本形態——人力資本。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擁有知識產權的高級勞動者，可以通過在資本市場融入風險資本而迅速創業並成為巨富；反過來，資本也正在大量向教育和人力資源領域投資，並因此而獲取豐厚的利潤。從哲學的視角來看，這正好是一個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當然，這絕不是說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已經不復存在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已經完全合為一體了。 第二，在我國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過程中，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資本和資本所有者的地位、職能、作用和貢獻，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由於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的相對過剩，便不可阻擋地形成了資本的買方市場和強勢地位，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勞動的賣方市場和弱勢地位。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必須面對的一個嚴酷的現實。在這一方面，“經濟必然性”的確顯示出其強大的力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人階級和工會是完全無能為力、只能被動適應的，更不意味著工人階級和工會應該“識大體”、“顧大局”、自覺並且無償地為社會轉型付出代價，做出犧牲，理由很簡單，勞動是任何一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然而，同樣不能忘記的是，當工人階級奮力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的時候，的確不能像馬克思當年那樣，提出徹底消滅私有制、資本、市場經濟、商品貨幣關係的激進要求，不能提出重新建立大一統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極端主張了。工人階級和工會只能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公民社會”格局與“憲政、民主和法治”框架內，維護和提高自己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 第三，從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如果也被承認有所謂人權、自由和個性，那的確僅僅是形式上的，而在產權關係、勞動關係等等現實的社會關係中，並沒有實質上平等的人權、自由和個性。不過，20世紀西方社會的發展證明，形式上的平等是可以逐漸轉化為實質上的平等的，人權、自由和個性正在逐步落實到社會的下層和底層，儘管上下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但畢竟不是一方全有、一方全無了。一般而言，在當代社會中，社會強勢群體傾向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而社會弱勢群體則傾向於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不過，極端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與極端的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已經被證明是死路一條，而雙方的交流、對話和取長補短，能夠幫助人們走出這兩條死胡同；20世紀的歷史發展表明，社會正義（表現為法治）正就是在自由與平等之間、在個人與社會之間保持一種合理的張力。從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與平等主義、集體主義也應該並正在從兩個極端向中間靠攏。 這就意味著，當代中國勞動哲學不能再像當年馬克思那樣堅持極端的整體主義思維方式和極端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了（馬克思把個性的自由發展推到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在通向這一理想社會的過程中，主張實行整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社會革命，一舉消滅異化勞動和資本主義，從而一舉實現無產階級的人權、自由和個性，而反對通過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革和社會改良逐步擴大工人階級的人權、自由和個性）。如果說，馬克思當年是被逼無奈、別無選擇的話，那麼，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失敗已經證明，過高的要求和理想以及為實現此一要求和理想而採取的過於極端的方法和手段，只能事與願違地導致相反的後果。當代中國勞動哲學當然是一種“集體行動的邏輯”，但也應當吸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些合理成分，吸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處理勞資關係的經驗和方法，吸取西方勞動科學的研究成果和合理內核，並結合中國國情，創造出中國特色的勞動哲學、中國特色的勞動科學以及中國特色的工人階級和工會理論。 從中國國情出發對現代西方勞動哲學資源做出多角度和多層面的取捨在方法論上，當代中國的勞動哲學，應該從三個視角或在三個層面上擇取現代西方勞動哲學資源： 第一，擇取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否定性維度、批判性視角和底層理論結構。這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對當代中國強資本弱勞動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正當反應，是工人階級保持人性尊嚴、追求社會最低公平、抵抗超經濟剝削的戰略選擇，是以革命和罷工等激烈行動和最後手段對可能出現的過度剝削和壓迫行使否決權——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奴隸起義、農民起義、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已經無數次宣布了弱者的這項歷史權利和底線人權。之所以說是“最後手段”、“底線人權”，是指不到走投無路、忍無可忍的時候，被剝削和被壓迫者都不想使用和行使它們；被剝削和被壓迫者是否使用和行使它們，取決於剝削者和壓迫者是否給人留下一條活路。當然，在當代文明社會，強者們不一定會把弱者們逼上絕路，弱者們也不必行使最後的否決權，這實際上也是對雙方都有利的情況，但弱者們不能不保留這項權利以防不測之禍。不僅如此，弱者們也永遠有權利對資本和權力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不公進行不間斷的批判和抗議，把壟斷性經濟和政治力量約束和限制在公眾勉強能夠承受的限度和範圍之內。 第二，擇取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互助合作主義勞動哲學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替代性維度、建設性視角和主體理論結構。做出這樣一種戰略選擇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人類是善於學習和糾錯的動物，他們完全有能力避免前人犯過的重大錯誤，他們不必把前人走過的路亦步亦趨地重走一遍。我們中國所要追求和實現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全盤模仿19世紀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於這樣的社會共識，執政黨、政府和社會各界就能形成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監督和制約中國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發展。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正如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處於激烈尖銳的對立和鬥爭一樣，20世紀以來，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互助合作主義與改良的和受到管理的資本主義之間正好處於一種既對立又統一、既對抗又合作、既承認對方又限制對方的關係之中。也就是說，現代勞動運動的趨勢是用對資本主義的制約、管理、監督、參與來取代、替代對資本主義的全盤否定和徹底摧毀，這樣，一方面社會生產和財富增長過程不會中斷，社會結構不會崩潰，另一方面勞動運動也會得到一些實質性的成果，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也會得到一些實質性的改革和進步。這是一個邊破壞邊建設而不是一個大破壞之後大建設的過程。我們不希望中國重蹈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不希望出現劇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動盪，而希望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互助合作主義勞動哲學成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主要指導思想。 第三，擇取自由主義勞動哲學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參照性維度、開放性視角和輔助理論結構。自由主義在資本哲學方面還是頗有建樹的，在勞動哲學方面則少有建樹，因為現代勞動運動作為一種集體行動主要遵循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難以接受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儘管如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把自由主義，尤其是管理的自由主義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參考系和輔助理論，理由是：（1）在勞動運動的歷史中，屢屢出現權力集中和壟斷、官僚主義以及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民主權利的損害，對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不失為一副有效的解毒劑；（2）勞動運動不能永遠停留在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水平上，不能永遠指望靠人數的優勢和群體的力量消解和彌補個體力量的弱小，也就是說，勞動運動要創造條件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得到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讓每一個弱勢個體都變得強大起來。這樣一個更高的價值目標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存在一致之處，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可以成為勞動哲學和勞動運動的理論資源。 以上三個方面是互補的，共同構成當代中國勞動哲學的理論品質和思想張力；針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情況，可以而且必須突出強調和發展某一方面，但這種互補關係應該始終保持不變。 什麼是勞動 什麼是勞動？這似乎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但實際上每個人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樣。當然，農民種地、工人做工是典型的、沒有人可以質疑的勞動活動，但是，對於投資理財、經營管理、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以及立法、執法、司法、國防等等政治和行政活動，有人認為是勞動，有人認為不是勞動。於是，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追問：什麼是勞動？ 對勞動的四個層次的定義 讓我們由淺入深地對勞動做一個界定： 定義1：勞動是人類的一種特有的活動，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特有的生存方式這個定義表明勞動是一種人類活動和人的生存方式，而不是一種動物活動或動物的生存方式。當然，人也是一種動物，也有許多動物性的活動，但這些活動比如吃喝拉撒睡就不能稱之為勞動。雖然說人的吃喝拉撒睡這些動物性活動於今在很大程度上也人性化了，但因為最初使人區別於動物的是勞動而不是這些活動，而且這些活動之所以能夠人性化，也是建立在勞動基礎之上的，所以勞動與這些活動的本質區別仍然是存在的。 定義2：勞動是一種運用體力、智力、知識和工具實際地改變外部世界和周圍環境的活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實踐活動人類特有的活動至少有兩種，主客觀相統一的實踐活動和沒有客觀化的思維活動，勞動只能是第一種而不是第二種活動。誠然，實踐活動中一定包含思維活動，而思維活動也會轉化為實踐活動的一個環節，但在很多時候思維活動的確只停留在人的頭腦中，這種停留在人腦中的主觀思維活動就不能稱之為勞動。 實踐是主客觀、主客體相統一的過程，具有主觀性與客觀性、主體性與客體性、創造性與對象性雙重特性，而單純的思維活動只具有主觀性、主體性和創造性，而不同時具有客觀性、客體性和對象性。勞動無疑是一種實踐活動而不是一種主觀思維活動，它必須同時運用體力和智力並且實際地改變對象世界。 定義3：勞動是一種實際地改變自然界並生產出滿足人類需要的物質財富的實踐活動，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作為人類生存的永恒基礎的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是人類與自然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和變換過程勞動是一種實踐活動，但並不是所有的實踐活動都是勞動，以社會結構、人際關係和人本身為改造對象的實踐活動，如階級鬥爭、政治活動、社會管理活動、社會交往活動、科學實驗、社會調查，還有教育、醫療、體育、娛樂、消費等人本身的生產活動，不能稱之為勞動；如果我們把所有這些實踐活動都稱之為勞動，勞動概念與實踐概念就沒有什麼區別了。 定義3突出了勞動改造自然界、創造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的特性，在哲學的層面上，把人類與自然的對立統一關係用“勞動”這個概念加以概括和指稱，從而明確了勞動在人類全部活動和整個實踐活動體系中的優先地位，這對於我們認識人類歷史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無論人類文明發展到何種程度，我們都始終要記住，人類依賴於大自然而又必須改造大自然，只有物質資料生產即勞動才能實現人類與自然的這種對立統一，其他一切人類活動和實踐活動都要以勞動作為基礎和出發點。 定義4：勞動是人們以自主或受僱的方式改造自然界並創造物質財富的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與自然界直接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和變換的活動過程這是對勞動內核的最終把握，也就是說，雖然勞動是物質資料生產，但並非所有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都是勞動；只有活勞動、直接生產勞動才是本質意義上的勞動，而投資活動、資本運營活動，雖然也是重要的實踐活動，也是物質資料生產過程和體系中的重要方面，但是，第一，它們只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改造自然並創造物質財富的活動；第二，它們是物質資料生產體系中的“高層建築”，而不是直接與自然界發生對立統一關係的“底層基礎”；第三，資本是死勞動，是過去勞動的物化、積累和凝結，在歷史上，先有活勞動，後有轉化為活勞動之對立面的死勞動（資本）。 至於企業管理活動，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資本僱傭勞動的情況下，它主要是一種監督活動；在勞動僱傭資本的情況下，它屬於勞動而且是一種複雜勞動；在勞資共決或勞資合作的情況下，它具有半勞動半監督的性質。 到此為止，勞動的定義就顯得非常狹窄了。不過，這不應該被看成是這一定義的弱點而毋寧說是這一定義的優點。實際上，這一定義既是對人類活動的靜態結構進行抽象分析的終極結果，也是對人類歷史的動態過程進行追溯還原的終極結果：在人類歷史的開端，勞動乃是唯一的人類實踐，後來所有的人類實踐最多只是以萌芽的形式蘊藏在勞動之中；勞動是人類歷史的開端、發源地和原型，是打開社會歷史奧秘的鑰匙。 以上抽象思維過程可以圖示如下：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55507_73035.png 勞動與相關範疇的關係 現在我們可以簡單討論一下“勞動”範疇與相關範疇的關係了。 一、勞動與實踐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實踐是一個表徵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己諸多相互關係的總體性範疇，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又被有些人稱為實踐哲學，或實踐唯物主義。相比之下，勞動雖然是實踐的原型，是最基礎的實踐活動，但在概念的外延上，勞動小於實踐，只是實踐的一部分。我們再回顧一下整個西方哲學史，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實踐也是遠遠大於勞動的。 二、勞動與工作 勞動與工作經常是通用的，但勞動肯定是一種工作，而工作不一定是勞動。我們把勞動界定為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因此，很多工作，比如資本的經營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文化工作等等，就不是勞動。所謂工作，是指在一定的社會分工體系中所從事的職業活動，因此，人類的絕大部分實踐活動，除了以消費活動或人本身的生產為主的日常生活實踐外，都叫做工作或職業活動。工作或職業活動，是一個其外延僅小於實踐的範疇，比勞動範疇的外延要大得多。 人們通常不加區別地使用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這兩個概念，其實，社會分工比勞動分工要大得多。的確，追根究底，所有其他的社會生活領域都是從勞動領域分化出來的，但一旦這樣一種社會分工格局形成了，勞動分工反而只是整個社會分工的一部分。凡是在社會分工體系中從事一定職業、履行一定職責、得到一份報酬的活動，都叫做工作，不管它是不是直接生產物質資料的勞動。 三、勞動與生產 在日常語言乃至學術語言中，勞動與生產經常是互換的，是一對同義詞或近義詞，而且兩個詞又經常連用而組成新詞，如生產勞動、生產性勞動、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率等等。不過，生產範疇在外延上是大於勞動範疇的：首先，有些生產活動並不是物質資料生產，比如人口的生產（實際上，在中文中，“生產”的本義就是指小孩的分娩，後來才引申到其他類似於小孩分娩的活動），比如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現在，知識、文化的生產已經成為一個產業了）；其次，物質資料生產包含著比勞動更多的內容，誰也不能否定投資和資本經營活動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們肯定不能把投資和資本經營活動也稱之為勞動。 此外，生產範疇小於工作範疇，因為很多工作或職業活動，比如政治和社會管理活動，不能叫做生產活動。 根據上述論述，實踐、工作、生產、勞動這四個範疇的關係可以用下式表示： 實踐 > 工作 > 生產 > 勞動 勞動的內在矛盾 人類本身就是宇宙中最自相矛盾的存在：它來自自然而又力圖超出和改造自然；它秉有自然賦予它的本質同時又力圖自己規定、選擇和創造自己的本質。人類的這種矛盾境遇和矛盾本性到處表現在人的活動尤其是勞動活動之中。 一、勞動的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矛盾 勞動是有目的、有意識地改造自然物質世界的活動，是物質與精神、客體與主體、客觀對象與主觀創造等等的對立統一過程。勞動的物質性表現在，勞動不是主觀思維過程，而是與客觀物質世界實際地發生相互作用的過程，而勞動的產品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把已有的自然物質元素按照人的需要和構想組織和結合起來。勞動的精神性表現在，勞動是有目的、有意識、有計劃地進行的，並且能夠創造出自然界本身不存在的自然物質結構和功能，從而滿足人類所特有的需要。 要把兩種如此不同和對立的性質有機地結合起來，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際上，能夠實現物質性（客體性、對象性）與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完滿統一的情況，是很少見的。 在原始社會，人類的精神性只是處在萌芽狀態，採集和狩獵這兩種主要的勞動和產業，都是獲取自然界提供的現成的食物；在古代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雖然人類的精神性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勞動的物質性方面對於勞動的精神性方面仍然處於主導地位，畜牧業和農業一方面高度依賴自然地理條件（土壤、氣候、陽光、水資源），高度依賴植物和動物的生長節律和生死循環規律，也就是說，高度依賴外部自然力，另一方面，也高度依賴內部自然力即人的體力，科學技術和生產工具還沒有成為主要的生產力。 近代以來，人類的精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發展。工業文明取代了農業文明，科學技術和機器體系成為主要的生產力，對自然改造的強度、廣度和深度都大大增加了，物質財富如井噴一樣涌流，這些財富主要不再是保留原來自然形態的產品，而是通過對自然物質元素進行重組而形成的自然界本身並不存在的人工製品。然而，現代社會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精神性原則壓倒了物質性原則，從而導致了極為嚴重的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由此又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一個悖論出現了：人的精神性的極度發展使人類自己走到懸崖的邊緣，面臨著毀滅的危險。 二、勞動的因果性與目的性的矛盾 這是上述第一個矛盾的深入展開，因為勞動的物質性集中體現為勞動的因果性，而勞動的精神性集中體現為勞動的目的性。 馬克思就是在因果性與目的性的張力場中界定勞動的：一方面，人的勞動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另一方面，由人的目的所設定和主導的勞動過程仍然是一個嚴格的因果過程，並且必須嚴格依據自然界的因果規律，勞動的成功正在於自覺地、有目的地、有效地利用自然規律，而不是肆意改變和違背自然規律。 當今時代，由於人類有目的的勞動活動導致了種種損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後果（如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和懲罰、人類由於過度爭奪自然資源而產生的戰爭和殺戮），如何解決勞動活動中因果性與目的性的矛盾，便成為整個人類所面臨的共同的和首要的問題。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即使很多人認識到了，各國各民族之間也遠遠沒有建立一種解決這一問題的共同的、有效的機制和制度。發達國家固然不願放棄其經濟上的領先地位，它們通過把那些破壞自然和生態環境的低端產業轉移到不發達國家來重建自己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不發達國家則不惜通過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方式奮力追趕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距離。於是這個問題便成為一個世界級的難題。 三、勞動的被動謀生性與自我實現性的矛盾 人不僅受到外部自然界及其規律的制約，而且受到內部自然界及其規律的制約，這主要表現在，人是有死的生物，和動物一樣服從支配身體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規律，像動物一樣貪生怕死、趨利避害，像動物一樣需要吃喝拉撒睡；迄今為止，物質需要、生理需要、自然需要，仍然是絕大多數人首要的需要。這就決定人的勞動首先具有謀生的性質，首先是被物質需要和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所推動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勞動是人們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從事的活動，而不是因為勞動本身具有什麼吸引力，以致當人們可以用不勞動和非勞動的方式解決謀生問題時，人們會像逃避瘟疫一樣地逃避勞動。 然而，就是在這種被強制地進行的謀生勞動過程中，一種新的、我們可以稱之為主體性的人類潛能在悄悄地、慢慢地生長發育起來，發展到後來，這種人類潛能，就其本身也要求得到實現和滿足而言，它也成為一種內在的需要，一種真正的人性需要。主體性這種內在的人性財富最初是作為滿足人的自然物質需要的手段而出現的，到後來它終於表現出自為目的的趨勢。 任何歷史階段和任何人的勞動都同時具有被動謀生性和自我實現性。比較樂觀的預期是，勞動的被動謀生性逐步降低，而勞動的自我實現性逐步提高，直到後者成為勞動的主導屬性，直到實現席勒、傅立葉、馬克思等人所展望的勞動成為遊戲、樂趣和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理想程度。令人憂慮的是，人類在達到這一理想之前，很可能早就因為殘酷的生存競爭而同歸於盡了。 四、勞動的社會性與個人性的矛盾 勞動不僅僅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而且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或交往過程，因為像原子一樣孤立自在的個人是不可能完成勞動過程的，任何個人的勞動都具有社會性，任何個體的勞動都具有總體性，任何個別的勞動都具有一般性，任何特殊的勞動都具有普遍性，任何具體的勞動都具有抽象性。看似孤立的勞動如漂流到荒島上的魯濱遜的勞動，其實含有深厚的社會內容，反過來說，看似鐵板一塊的集體勞動，如拉縴、打夯、流水線作業，無不以個人的最低限度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為前提。這兩類屬性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分工與協作之間的矛盾。即使是最原始的勞動，如用粗笨的石器打死一頭野豬，也有簡單的分工和協作。分工要求個人負責和完成一定的動作和任務，協作要求承擔不同任務和職能的人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結合成為一個緊密的共同體。正是分工和協作，極大地放大了個人的生產力，使系統之和遠遠大於個人力量的簡單相加。人類先是本能地感知到然後是自覺地意識到分工與協作的神奇作用，於是有意無意地使分工更加細緻，與此同時，也使分工基礎上的協作更加緊密。現代經濟就是一個龐大的分工協作體系；一方面，國民經濟分為許多產業，同一產業分為許多行業和職業，同一行業和職業又分為許多道工序，同一道工序又分為許多崗位；另一方面，崗位之間、工序之間、行業和職業之間、產業之間又是緊密依賴和聯結在一起的，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個經濟系統也會出現問題。 分工與協作的確是互補的和相互促進的，然而，這種互補和相互促進卻並不是自發的和自然而然的，如果缺乏有意識的計劃、管理、調節、控制，到處可見的倒是崗位之間、工序之間、行業和職業之間、產業之間的脫節、分離、相悖乃至嚴重的衝突。 2、個體勞動生產力與總體勞動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勞動的分工和協作的發展，直接導致個人、個體的勞動生產力與總體（集體、社會、人類）的勞動生產力的不同步的發展。誠然，總體生產力的發展歸根究底來自於個體生產力的發展，但迄今為止，總體生產力的發展並不是來自於各個個人的生產力的平等而自由的發展，反而更多地來自個人生產力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發展：首先，分工使個人能力得到專門化的、專業的發展，但也導致非常片面的和單調的發展，以致很多人整個的一生都局限在某個勞動崗位上，而對勞動世界的全過程和結構一無所知；其次，人們之間在勞動生產力上的發展是極不均衡的，擁有流動和上升機會的人能夠得到較大和較全面地發展，而許許多多沒有這種機會的人則陷入愚鈍無知之中，淪為機器體系上不足掛齒的齒輪和螺絲釘。 於是出現了馬克思所指出的人類力量的擴張和個人力量的萎縮之間的二律背反：人類生產力的壯大和個人的無能為力、人類需要和能力體系的豐富和個人的貧弱，正像馬克思所沉痛地描繪的：“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鈍，越成為自然界的努力。”3、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在分工與協作構成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的個別、特殊、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作為個人勞動總和的社會的一般、普遍、抽象勞動創造交換價值。由於交換成為產品實現自身價值的絕對中介，以致當某種產品不能取得交換價值時，即使這種產品可能的使用價值非常高，它也無法實現自己的功能，從而成為一堆實際上沒有使用價值的廢物；反過來說，由於交換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由於交換過程中產生新的利益驅動，交換價值便經常游離乃至背離於使用價值之外，以致許多使用價值不高乃至沒有什麼使用價值的東西卻獲得了很高的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一種高層建築和一個抽象王國，它固然能夠有力地推廣、擴大、普及使用價值，但也很容易從中產生出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 總而言之，勞動到處表現出自相矛盾的特性，而勞動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些矛盾不斷產生、解決、再產生、再解決的過程。 重新審視勞動在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關於勞動在社會生活和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爭訟紛紜的問題。一些論者傾向於誇大勞動的地位和作用，一些論者傾向於貶低勞動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試圖對勞動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個更為客觀和理性的認識。 一、勞動範圍的絕對擴大與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所謂勞動範圍的絕對擴大是指，人類改造自然界的廣度、強度、力度和深度，人類勞動的平面的和立體的、橫向的和縱向的半徑，一直在並且還將要不可遏止地增加。所謂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是指，勞動在社會生活結構中所覆蓋的範圍在逐步縮小、所占有的比重在逐步降低，相對而言，人類其他的實踐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範圍逐步擴大、比重在逐步提高。 這似乎是兩種方向相反的運動，但其實是指向一個方向——人類自由的擴大和人類文明的發展，這是因為，第一，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恰好是勞動範圍的絕對擴大的結果，相反，人類與自然的物質變換的範圍越狹窄，人類改造自然的程度越低，勞動在人類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的邊界就越寬、比重就越大，乃至勞動就是唯一的和包羅萬象的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第二，其他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比如政治實踐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社會管理的科學化和人性化、文化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等等，反過來也在極大地推動勞動生產力的發展。 並不是每個人都理解了這種相反相成的運動。很多人看到勞動改造自然界的範圍的絕對擴大，就誤以為勞動在社會生活中的範圍和邊界也在絕對擴大，於是在人們的潛意識和意識中，自覺不自覺地出現了勞動概念的泛化。 一是把勞動混同於生產，於是進行人口再生產的家務活動被稱之為“家務勞動”，進行精神文化產品生產的活動被稱之為“腦力勞動”或“精神勞動”， 政治活動被稱之生產公共產品和服務，進而又被稱之為“管理勞動”。如果順著這一邏輯，性愛活動能夠“生產”出小孩，那麼男女戀愛和做愛也是一種勞動了。 二是把勞動混同於工作或職業，於是舉凡一切在各個社會生活領域提供一定的投入、產出並獲得相應報酬的職業活動，都被稱之為勞動。日常用語和學術研究中經常提到“不勞動者不得食”、“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實際上都是把勞動等同於工作或把一切工作等同於勞動了。為了與黃、賭、毒等非法牟利活動相區別，我們可以把工作或職業界定為是合法的謀生或贏利活動，但許多這樣的活動也顯然不能稱之為勞動。比如股票交易活動也要付出一定的體力而且要付出極高的智力，這種活動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很高的回報並且因為繁榮了資本市場而促進了市場經濟和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這是一種合法的並且受到社會鼓勵和保護的工作或職業。我們還經常在各個彩票售賣點上看到若干彩民在非常認真地從事他們的職業活動。社會上還有許許多多與物質資料生產沒有直接聯繫的工作或職業活動，它們都要付出一定的體力和智力，都在為社會提供這樣或那樣的產品和服務，都在以某種方式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它們都叫做“勞動”。 面對著勞動概念的泛化，本文堅定地把勞動界定為活勞動或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這樣一種活動的確在絕對地增長和壯大其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體系中也的確在相對地縮小自己的範圍和邊界。 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Labour的本義指分娩時的痛苦（與中文“生產”的原義同義），也指人的身體的令人焦慮的損傷、張力、壓力、重負等狀態，因為人最初的確主要是運用其體力去與比自己更強大的、異己的自然力量作鬥爭的。古希臘和中世紀把勞動看作是由奴隸或窮人所從事的卑賤的養家糊口的活動，而把自由人的擺脫了謀生壓力的活動叫做Art。這種理解雖然帶有階級的偏見，忽視了勞動所包含的主體性和個體性內容，但還是比較忠於勞動的詞源學意義，強調了勞動所具有的直接地改造自然的含義以及勞動的辛苦與艱難。無獨有偶，中國古人也很強調勞動的這一方面。本文認為，應該在繼承對勞動的這一傳統理解的基礎上，確定現代勞動的範圍和邊界。 我反對用勞動泛指一切生產活動、經濟活動、職業活動、實踐活動，並不是要讓勞動保持在某種原生狀態，或停留在某種原始水平上，實際上，現代勞動在量和質兩方面都遠遠超出了原始的和古代的勞動。首先，雖然勞動在現代人類生活結構中的比重已經並還在不斷降低，但現代勞動的絕對量和總量已經千百倍地大於原始勞動和古代勞動了；其次，現代勞動在質上也已經無可比擬地高於原始勞動和古代勞動，這主要表現在現代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正在上升為主導的方面，智力與知識要素、科學技術和管理要素正在成為主要的勞動生產力。因此，如果說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只有那些利用簡陋的工具、運用初級的經驗知識並受血緣和地域條件制約的物質資料生產才叫做勞動，那麼，在現代社會，物質資料生產已經發育和發展為分工極為細密、層次極為豐富、結構極為複雜、範圍極為廣大的網絡體系，所有加入這個網絡體系的活動，除了資本的投資經營活動，都可以叫做勞動，即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那些體力支出雖然很小但直接加入物質財富產出鏈條的科學技術活動和組織管理活動，也是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勞動，而且是比較高級的複雜勞動。 當然，在現代社會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與其他生產活動、經濟活動、職業活動、實踐活動密切聯繫和依賴、相互轉化和滲透的情況下，要在勞動和其他活動之間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是不可能的，在兩者之間會有一塊比較模糊的區間，其間的很多活動兼有勞動和其他活動雙重性質。但是不管怎麼說，離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比較遠的活動，就不再屬於勞動的範圍。 二、勞動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厘定了勞動的性質、範圍和邊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探討勞動的地位和作用了。 1、勞動是一種最核心、基本、關鍵和重要的實踐活動人類實踐活動包括物質資料生產、社會變革活動、文化產業活動和日常生活實踐四種形態，在這四種實踐中，迄今為止，物質資料生產仍然是人類第一位的實踐活動，這不僅僅是因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自然界的永恆的制約，只有物質資料生產才能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人類的其他實踐提供物質條件，而且還因為其他實踐活動最初都是從物質資料生產中發展出來的。物質資料生產又可以進一步被區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形式，即勞動和資本經營活動，其中勞動對於資本經營活動具有本體論的和歷史的優先性：被開發的土地等自然資源、生產工具、作為交換媒介和儲藏手段的貨幣等等生產條件和生產資料是積累和凝固起來的活勞動，是勞動的產物；只有在相當發達的勞動分工和交換的基礎上，資本才能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被產生出來並被運營起來，雖然被集中經營的資本相對於分散的勞動表現出強大的優勢，但資本之所以能夠被集中經營，本身又是分散的勞動長期積累的結果。 2、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世界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人類的動物性活動、實踐活動和精神活動，構成了人類生活的總和，構成了人類的生活世界和人類社會，而勞動正是這座宏偉的建築物的基礎。事情正像馬克思所說的，只要人類停止勞動哪怕是一周的時間，這座建築物就會轟然倒塌。我們不妨反過來想一想，在人類的所有活動中，人類的動物性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精神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政治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文化產業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資本經營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這一切被排除之後，只剩下勞動可能具有這樣的功能，而勞動也真的具有這種功能——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為此作證：一旦我們失去勞動提供給我們的吃穿住的資料，我們就會活活地被餓死和凍死；我們的確需要其他人類活動所創造的條件才能夠活得更好一些，但沒有勞動所創造的生活資料，我們連活著都是不可能的。 三、勞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說過所謂世界歷史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恩格斯也說過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並相信可以在勞動中找到打開社會歷史奧秘的鑰匙。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也可以說是一種勞動主義歷史觀（勞動史觀），或勞動決定論，或勞動一元論。不過，從馬克思、恩格斯也很重視政治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能動作用而言，勞動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受到限制的。借鑑19、20世紀其他歷史哲學的成果，我們試圖重新確定勞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勞動是人類歷史的出發點、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並不能決定和解釋一切勞動使人直立行走從而擴大了人的視野和腦容量，勞動使語言交流成為必要並得以實現，勞動創造了人賴以生存和進一步發展所絕對必須的物質財富，勞動過程孕育了人類全面發展的萌芽，勞動使人與自然對立起來又使人與自然相統一……所有這些都表明勞動是人類歷史的當之無愧、無可替代的出發點、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出發點並不預先決定終點，入口並不是出口，奠基石並不等於整個建築，從母腹中產生出來的兒女後來會長大成人並成為獨立的個體。問題的關鍵在於，從勞動這一原點中分化、分叉、滋長、蔓延出來的東西，比如語言、巫術、宗教、政治、戰爭、法律、習俗、社會管理、社會交往、科學、技術、哲學、藝術等等實踐形式和生活領域，後來都得到了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促進勞動的發展，這些東西是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勞動諸要素的；它們和勞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又具有自身獨特的發展規律，不能簡單地用勞動發展的邏輯和辯證法去說明它們本身發展的邏輯和辯證法。 最初，正是勞動的發展使這些非勞動領域的產生和發展成為必要和可能，但人類的創造力一旦投入到這些領域，這些領域就不僅在範圍上不斷擴展起來，而且在地位和作用上也不斷提高起來。於是就在這些領域之間以及這些領域與勞動之間形成了極為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當然，相互作用並不等於各個領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它們交替地起主導作用，有時是革命和戰爭，有時是經濟制度的改革和發展，有時是科學技術，有時是思想意識形態，而勞動則始終是所有這些矗立於其上的基礎。 2、勞動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但不是唯一的動力勞動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並且至今仍然是主要的動力。馬克思主義指出，勞動生產力推動了科學技術的變革，推動了生產關係的變革，推動了政治制度、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變革，推動了人們的社會心理、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那麼，又是什麼推動了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呢？是人類與自然的永恆矛盾，是人類物質需要的永不滿足和物質財富的永恆匱乏。這樣的一幅歷史畫卷看起來是脈絡清晰、簡明扼要的。 但這種分析對於深思熟慮的頭腦來說還是過於簡單的。它至少忽視了另外兩種推動歷史運動變化的力量：精神的創造力量和反精神的破壞力量，前一種力量在性質上高於勞動生產力，後一種力量在性質上低於勞動生產力。 精神的創造力量來自於又高於勞動生產力。勞動本身中包含了精神的創造力量，但勞動中的精神創造力量是局限於當前勞動過程、服從於眼前利益和目標的，因而是受到很嚴格的限制的。從勞動中分化出去的精神創造活動則超越了物質利益的局限和當前勞動任務的限制，而取得無限發展的自由和空間，使得人類創造出輝煌燦爛的精神文化，這些精神文化表面上是不實用的甚至是無用的，但卻通過種種管道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滲漏到勞動過程中去了，從而大大地提升了勞動的水平、層次、生產力和財富創造能力。 如果說精神的創造力量是與勞動生產力呈正相關的，它們共同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步，那麼反精神的破壞力量則是與勞動生產力呈負相關的，它破壞了勞動生產力和精神的創造力量，把人類歷史拉向後退的方向。 反精神的破壞力量主要有兩種：暴力和狡智。 我國當代歷史學家吳思通過對中國歷史的解讀，提出了著名的“血酬定律”，揭示了暴力在歷史中觸目驚心的地位和作用。 所謂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報酬，體現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從晚清到民國，吃這碗飯的人比產業工人多得多。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所拼搶的東西，這就是“血酬定律”。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麼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報酬，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報酬、利息是對資本的報酬、地租是對土地的報酬。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拼搶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於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願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 為了將暴力行業性命交易中買主和賣主兩大集團區別開來，我們稱皇帝、軍閥、匪首等暴力集團首領為“血本家”，稱賣命的士兵為“賣血者”。血本家在招兵買馬之後就對平民百姓獲得了生殺予奪的暴力強權，平民百姓要想活下去，就要向血本家繳納貢賦或保護費。 血酬第一定律：匪變官。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血酬第二定律：官變匪。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團也可以退化為土匪。 血酬第三定律：匪變民。隨著血酬逐步降低，生產行為的報酬相對提高，土匪可以轉化為農民。 血酬第四定律：民變匪。假定血酬不變，隨著生產收益的減少以至消失，大量生產者將轉入暴力集團。 血酬第五定律：變法改制。為了追求血酬的最大化，土匪既然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麼，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者也應該願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暴力靠硬搶，狡智靠巧奪。仿照吳思的“血酬定律”，我們也可以在歷史的生存遊戲中發現某種“狡智取酬定律”，而且這條定律起作用的範圍和程度一點不弱於“血酬定律”。 血淋淋的歷史還告訴我們，在很多時候，靠發展勞動生產力和精神的創造力量並不能遏制和戰勝狡智和暴力，勞動者和創造者為了奮起反抗、戰勝邪惡，也不得不使用狡智和暴力的手段。馬克思就說過，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於是階級鬥爭和用正義的暴力武裝反抗邪惡的暴力就構成了另一條歷史的進化路線，補充了勞動推動歷史進化這一條主線。我國當代作家姜戎在其蜚聲中外的《狼圖騰》一書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勞動創造人”的命題是片面的，必須補充“戰鬥創造人”這個命題。 從上述論述可知，勞動雖然是極為重要的但不是決定一切的力量，僅僅擁有勞動力對人類和個人來講都是不夠的。貶低勞動當然是錯誤的，但盲目崇拜和誇大勞動也是片面的。 勞動者的矛盾特徵和矛盾處境 作為勞動過程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作為勞動的一個最為重要和關鍵的要素，勞動者的地位和作用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我們不可以盲目地迷失於一片對勞動者的讚美和歌頌聲中。如果我們冷靜地觀察一下勞動者的真實狀況，就會赫然發現勞動者處在相當困窘的內在矛盾和相當尷尬的外在困境之中。 一、勞動者的矛盾特徵和矛盾處境 如同勞動是一個悖論，勞動者也是一個悖論，具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特徵。雖然勞動者是勞動體系和勞動過程的起點和終點，但在整個社會生活體系和過程中，勞動者，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個體，其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個性的發展程度，相對而言都是最低的。 1、勞動者為整個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但其自身的主體創造性和精神文化程度最低複雜勞動當然具有較高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即使是簡單勞動也具有最低限度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不過，相對於其他社會成員而言，勞動者的主觀方面或主體方面的發展程度仍然是最低的，這是因為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抽走了而變成勞動過程的外部動力，以至勞動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機械的、被動的、單調的執行過程。席勒、黑格爾，尤其是馬克思，早就指出過勞動的這種異化性質：科學知識和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同勞動和勞動者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能力、權力和屬性，比如，在機器生產體系中，科技知識和管理知識表現為一種由資本家加到勞動過程之中的、外在的、異己的東西，而活勞動只是機器生產體系中的一個被動的環節，以致在自動化程度極高的企業，工人將逐步成為多餘的。到了20世紀，布雷夫曼等人進一步詳細地研究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設計、構想、計划過程與執行過程相分離，知識集中於管理者手中，留給工人的只有一種重新解釋過的並且不幸是不充分的技能概念、一種特殊的靈巧、一種有限的和重複進行的操作，等等。通過對工人勞動的這種去技能化、同質化、碎片化，資本得以同時實現三重目的：降低勞動力價格、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對工人的管理控制能力。這種去技能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去精神化、去主體化、去創造化、去目的化的過程。 2、勞動者為人類的自由發展和自我實現準備了經濟條件，但自己的勞動卻主要是甚至不過是一種謀生活動馬克思指出，一個人在通常的健康、體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狀況下，也有從事一份正常的勞動和停止安逸的需求。即使是在奴隸主強迫奴隸勞動的情況下，每當奴隸克服自然界對人類構成的困難而創造出種種人間奇蹟時，奴隸們也會感到由衷的驕傲和自豪。馬克思把這種對外部自然界的克服看作是人的“自我實現”、“主體的物化”、“實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見之於活動恰恰就是勞動”。在這裡，馬克思看到了勞動的雙重性質：謀生性、被強制性與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但馬克思在其整個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始終強調的是，有史以來直至資本主義時代，勞動者都不過是在必然王國爭得一點點自由，他們的勞動主要是一種被迫的謀生活動，即使他們也具有自由自主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也很少有機會得到滿足。馬克思的這一判斷基本屬實。20世紀以研究和倡導自我實現而聞名世界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理論，實際上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馬克思的觀點，因為他拿來作為範本和典型的自我實現者、高峰體驗者，絕大多數都不是勞動者，而主要是一些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 3、勞動者為人類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歷史前提，自己卻被模式化、同質化、平均化、標準化受制於社會分工的必然性、階級統治的強制性和謀生的被迫性，勞動者的個性自然就得不到充分的發展，相反，他們為了能夠活下去，不得不在規模化、標準化、程序化的勞動生產體系和過程中從事一份被規定好的工作，承擔一項高度片面化和專業化的職能，成為機器體系中的齒輪和螺絲釘。他們只有在勞動過程之外的業餘生活中才有可能發展一點自己的個性、興趣和愛好。勞動者中當然也有一些非常富有個性的人，但與其他社會階層相比較，應當承認，無論是所占數量的比重，還是整個階層的個性發展程度，勞動者都是最低的。 4、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但最後分配到的人均財富卻是最少的自然資源是財富的重要來源，不過，自然資源是通過勞動才轉化為人類可以享用的財富的，況且自然資源是大自然平等地、一視同仁地賜予所有人的。因此可以說，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沒有勞動，人類至今還處在與動物一樣茹毛飲血的階段。然而在財富的實際分配過程中，勞動者所得到的相對份額是最少的，其人均財富占有量是最低的。存在著種種“抽血機制”和“輸血管道”，源源不斷地把財富從勞動者那裡轉移到其他社會成員那裡。馬克思等社會主義思想家們所揭露的剝削（或對剩餘勞動的掠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差別只在於剝削程度有高低之分，剝削方式有粗暴和巧妙之分。勞動者積極的或消極的反抗程度高一點，剝削程度就會低一點，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國家達到了消滅剝削的、真正平等的狀態。 5、勞動者支撐了整個社會大廈，但其社會地位最低，社會權利最少即使在現代工業社會，我們也能夠看到，很多終日流汗勞動的人，不僅經濟收入最少，而且享受不到政治權利、思想文化權利、社會保障權利，享受不到作為人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尊嚴。他們的前輩——奴隸、農奴、依附農，情況就更為悲慘了。 6、勞動者人數最多，但卻成為社會弱勢群體 沒有哪一個階級或社會群體比勞動者數量更大了，但勞動者卻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全面地處於弱勢地位。勞動者仿佛像中了魔咒一樣，默默地掙扎在社會的底層、下層，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上升到中層而已，除非他們搖身一變而成為非勞動者。 二、勞動者特徵和處境的歷史變化 以上對勞動者矛盾特徵和矛盾處境的描述看起來是令人悲憤和悲觀的。不過，也正是在這種矛盾的特性和處境中，孕育著新的萌芽和希望。 1、勞動者不僅保留了人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而且使之得到了新的發展勞動者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核心、基礎和腹地，非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一刻也離不開勞動。只要勞動承擔著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功能和職能，它就必定成為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的熔爐、儲藏所和助推器，一旦勞動者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被摧殘淨盡，勞動就不成其為勞動了。從黑格爾對主奴辯證法的深刻論述中，可以揭示出勞動的這種陶鑄人性的作用：正是在嚴酷的、艱苦的、被強制和壓迫的勞動過程中，奴隸成為依靠自己的主體力量而生存和發展的人，倒是主人由於長期脫離勞動而坐享他人的勞動成果，導致其主體力量的衰退和萎縮，最後成為依賴於奴隸而生存的寄生蟲，如果不是因為他們運用暴力控制和鎮壓奴隸的話，他們早就會成為奴隸的奴隸，而奴隸就會成為這些昔日主人的主人了。 經過漫長的勞動過程的陶鑄，從原始的集體勞動者，到後來的個體勞動者，從古代的奴隸和依附農，到近現代的工人，總的來說，勞動者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是在不斷提高的。馬克思是資本主義最嚴厲的批判者，但他也看到了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儘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繫的人，因而具有儘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儘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這同樣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一個條件”；“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恩格斯肯定了馬克思所指出的這一變化趨勢：“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變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儘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的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係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調動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隨時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的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這種趨勢並不是資產階級大發善心的結果，而是由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內在發展規律決定的，資產階級只不過是自覺不自覺地適應了這種規律而已。 2、勞動者的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和個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雖然迄今為止，勞動者的需求結構總體上仍然以物質需要等較低層次的需要為主，但他們在勞動過程中鍛造成長的巨大的主體精神潛能和創造潛能也正在轉變為一種內在的、必須得到滿足的需要和衝動，並且要求作為目的而得到實現。在現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要求作為“自我”、作為“個人”而得到表現和實現的呼聲越來越高，迫使僅僅把工人當作工具和資源加以開發和使用的泰羅主義和福特主義的管理，向更多地重視勞動者的人性尊嚴、自主和創造、參與權、發言權的後泰羅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管理轉變。勞動過程的人性化、僱傭關係的人性化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了。不僅如此，勞動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大大縮短，自由時間大大增加——工時的一再縮短就是證明，在這些自由時間裡，勞動者可以擺脫謀生的強制性而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才能和個性。實際上，不是勞動者的日益貧困化和由此產生的革命要求，反倒是他們在主體力量和個體力量上的發展，才對資本主義制度構成真正的威脅。實際上，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最早看到了這一點：“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那麼，財富豈不正是在普遍交換中造成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財富豈不正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統治的充分發揮嗎？財富豈不正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這種發揮除了先前的歷史發展外沒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歷史發展使這種全面的發展，即不以舊有的尺度來衡量的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成為目的本身。在這裡，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從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出發，完全可以得出另一種不同於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資本主義的改造路線，從更高的人本主義要求出發改變資本主義的勞動制度和生產關係。 3、勞動者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地位和權利有所提高，弱勢狀況有所改善奴隸的命運比被殺甚至被吃掉的俘虜要好一些，依附農的命運比奴隸要好一些，獲得了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的工人的命運比依附農要好一些，這些都是確鑿的歷史事實。 資本主義經濟不同於此前任何一種經濟的第一個基本特徵是，資本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就要全面而深刻地開拓整個自然界，就要大規模地發展和利用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生產工具，為此，就需要大量能夠運用和操作先進的生產工具的勞動者。不言而喻，工廠工人所掌握的知識、技能，他們所擁有的勞動生產力和所達到的勞動生產率，遠遠地高於此前的任何勞動者。工人在勞動和生產過程中客觀地位的提高，加強了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能力，從而可以不斷地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 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二個基本特徵是，資本的擴張和利潤的增長依賴於對市場的橫向的和縱深的拓展，而市場的實質和核心就是有購買力的需求，沒有這種有購買力的需求，所有商品都會因為其價值得不到實現而變成廢品，投資者因此也會血本無歸。勞動者人數眾多，是最大的消費群體，是最深廣的“市場腹地”，如果他們僅有需求而無購買力，市場的規模和深度就會急劇萎縮。因此，資產階級即使毫無人道主義動機，僅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也要不斷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和實際的購買力。這樣一來，勞動者即使在社會財富這整塊蛋糕中所分割到的比例並不公平，但其絕對總量卻大大提高了，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工人階級在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狀況也在不斷改善。19世紀下半葉，在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各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落實了工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結社與集會權、言論與出版權、罷工權等一系列政治權利。到了20世紀，勞動者基本的文化與社會權利又得到落實，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教育、勞動保險、社會保障和福利等方面建立了較為全面的立法和執行體系，二戰以後，這一體系得到加強和完善，以至這些國家自稱為“福利國家”和“社會國家”。 無論勞動者還在遭受多少剝削和壓迫，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勞動者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不僅在主體力量方面，而且在客觀社會地位方面，勞動者所取得的成果，幾乎超過了前此全部歷史發展所取得的成果的總和。 為什麼勞動者總是處於弱勢地位 勞動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平民、大眾、群眾、民眾、人民、勞動人民、勞苦大眾、被統治階級、被剝削階級，或者至少是其主要部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創造歷史的觀點，勞動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力，是歷史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一般教科書大致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論證：第一，勞動人民是主要的生產者，是大部分物質財富的創造者；第二，勞動人民通過階級鬥爭，推動了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的發展；第三，勞動人民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或者說，是精神文化創造的基礎和源泉，知識分子正是通過總結、概括勞動人民的經驗和智慧而創造出精神文化成果的。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卻無法解釋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為什麼這些作為歷史主體、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的勞動者、勞動人民，雖然人數最多，千百年以來卻一直處於被統治被剝削的社會底層地位，而人數很少的剝削者卻能穩穩地高踞統治地位？為什麼奴隸起義、農民起義、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動搖統治階級的基礎”而不能從根本上推翻這些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反倒是新興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能夠取而代之？為什麼勞動人民即算推翻了某一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卻又從自身內部產生和形成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既然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宰者，把那一小撮統治者和剝削者消滅了，不就萬事大吉了嗎？本文試圖來破解這一歷史悖論。 一、勞動者在歷史上處於弱勢社會地位的原因 1、社會結構由簡單到複雜的演化過程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這主要是指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地位和作用的限制。勞動分工不等於社會分工。勞動分工指人類物質資料生產先後經歷的幾次分工：農業從採集業中分化出來、畜牧業從狩獵業中分化出來、手工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商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大工業從農業手工業商業中分化出來。社會分工則是指某些社會實踐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一是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二是精神文化生產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三是社會公共管理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正是勞動分工所帶來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範圍的擴大和複雜性的增加，內在地產生了對專門的資產經營、精神生產和社會管理的需要，而這些專門的實踐活動一旦分化出來，便得到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推動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種社會分工，人類至今還會停留在原始狀態。 這三種社會分工對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和作用的影響是極為重大的： （1）物質資料生產分化為生產資料的經營（間接的）和勞動（直接的）兩部分，應該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投資或資產經營活動脫離了勞動，不再直接與自然界發生相互作用，而是在勞動過程之先和旁邊，為勞動過程準備、組織、籌集、整合材料、工具、資金等客觀生產條件。這樣一種分化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第一，它滿足了生產資料的生產應該優先於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客觀要求，因為由專門的人對生產資料進行專門的經營管理無疑比由勞動者直接進行的一般性的經營管理，更能夠使稀缺的生產資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夠促進生產資料品質的改進和提高；第二，對生產資料的相對集中化的經營管理比單個勞動者所進行的分散的經營管理，更能夠擴大物質資料生產的規模，增進人類改造自然的廣度、力度和深度。 美國經濟學家奈特比較準確地指出了投資活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社會進步的所有形式本質上都是通過當前消費的犧牲或‘投資’來增進生產力的發展：（1）將現在物品投資於創造新的設備物品；（2）投資於發現和開發新的自然資源；（3）投資於發展自己的個人才能（或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他人的才能）；（4）投資於技術發明；（5）投資於改進企業組織；（6）投資於創造新的社會嗜好和欲望。”從本質上說，投資活動是每個人都應當做的，只不過在一定歷史時期，有一些人專門去做比每個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經濟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現投資與勞動的分工而已。 如果上述理由基本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就能比較容易地理解如下歷史事實：在原始社會的公有制解體後，根據原始的平等和民主傳統，土地等生產資料被劈分到各個家庭，從而形成了一種普遍的、平均的私有制，但是這樣一種私有制很快就被一種特殊的、不平均的、階級對立的私有制所取代了——一些人成為窮人和債務奴隸，很少擁有或完全失去生產資料；另一些人成為富人和奴隸主，擁有較多以至大量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無疑比全社會共同所有更有效率，同樣，生產資料的有差別的個人所有又比無差別的、平均的個人所有更有效率。這樣的故事不僅發生在古代，而且發生在當今。比如，我國農村的土地承包製無疑比人民公社體制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這種分散的小農經濟的效率也遠遠比不上規模化、產業化、市場化、企業化的現代大農業。 生產資料的經營與勞動的分離，同時也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與勞動者的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雖然人數少，但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高端和頂層，控制著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全過程；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低端和底層，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經營者的領導、支配、控制、指揮。 （2）精神文化生產從物質資料生產和勞動中分化出來，也是歷史的必然和進步。人類勞動不同於動物活動的重要區別就在於人類勞動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識和目的，它們被語言、符號、象徵等等表達出來並因此而把各個勞動環節整合起來。在勞動生產力低下、每個人不得不用幾乎全部力量和時間進行勞動才能維持生存的情況下，勞動的智力因素的積累和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只有一種辦法可以較快地提高勞動的水平和整個人類的發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個社會的不多的剩餘財富和自由時間集中起來，讓一部分人專門去發展人類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歷史上沒有出現這種社會分工，人類現在的情形會怎麼樣呢？一定與原始人類相去不遠。 精神文化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的分離，同時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經營者以及與勞動者的分離，其中知識分子與勞動者分離最遠，因為知識分子直接依賴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對生活資料的分配，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也比勞動者更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於是兩方面結合得非常緊密。因為在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隔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兩者之間的聯繫就比較間接和比較少，勞動者從人類精神文化發展中得到的益處也比較間接和比較少，這無疑不利於勞動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劇了他們的弱勢地位。 （3）社會公共管理從物質資料生產、精神文化生產中分離出來，當然也是歷史的進步和必然。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擴展、經濟交換和社會交往範圍的擴大、社會成員的增多、社會層級結構的複雜化和社會衝突的經常化，於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資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設施的建設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範圍的問題便產生了，客觀上要求由專門的社會管理機構來治理和解決。如果沒有國家政權等公共管理機構，不僅公共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即使是私人之間的爭端也會缺乏權威的裁決者。 社會公共管理從私人生活中獨立出來，同時也意味著政府官員與社會成員的分離。在勞動者、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等社會成員中，毫無疑問，勞動者離政府和政府官員最遠，受到公共權力的保護和眷顧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總的來說，三種社會分工形成了三個新的社會集團：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這三個集團分別掌握較多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都是比較強勢的社會集團。這三個集團又是互補的和互通有無的，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利益同盟，共同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主導階級。與此同時，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但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都只擁有較少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他們便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被主導階級。 2、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人為的而且惡意的掠奪、剝削和摧殘如果說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社會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麼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的掠奪、剝削和摧殘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辯護的。社會分工固然要求並一定會造成社會分層和利益差別，但並不會也絕不要求一種兩極分化、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正是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貪婪無度的掠奪、剝削和摧殘，才會使主導階級與被主導階級之間的差別演變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根本的對立和激烈的對抗。 其實，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由於在社會分工中占有較高位置、做出較大貢獻而得到較多權益（財富、權力、聲望），基本上是正當合理的，也是勞動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的。遺憾的是，無數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表明，強勢社會集團從來不滿足於其所得到的正當權益，而是無一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經濟、政治、文化的控制權謀取不正當的權益，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狡智。 暴力是對生命和財產等目標物的強制、威脅、攻擊、傷害、毀壞力量，是一種與生產力和創造力性質相反的力量。狡智是用欺騙、偽裝、訛詐、陰謀等不道德方法達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產性和反創造性。暴力和狡智不僅在現代社會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它們甚至是起主導和決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類的野蠻和蒙昧時代，氏族之間、部落之間、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非常頻繁和血腥，實際上，既然那時的人並沒有今天的“人類”、“人性”概念，原始群落的成員並不把其他原始群落的成員當“人”看待，而是把他們當“野獸”看待，那麼攻擊另一個群落就與攻擊其他的野獸一樣是一種狩獵活動，是原始人主要的勞動和生產方式，被殺死的敵人和沒被殺死的俘虜是這種狩獵活動的重要收穫，甚至是原始人重要的食物來源。進入“文明”時代後，其他人不再被當作狩獵的對象和食物來源，但使用暴力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或直接奪取其他人的財產、通過戰爭搶劫其他民族的財產，仍然是一種經常性的行為。而且，雖然暴力的程度和範圍有所控制，但另一種邪惡的力量——狡智，卻得到極大的發揮，不僅在暴力活動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動中也得到廣泛使用（如經濟、政治和文化陰謀）。 暴力和狡智的結合成倍地增加了它們分別起作用時的力量，以狡智為指導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狡智具有強大的攻擊力和戰鬥力，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殺傷性。由幾個富有狡智的人和一小群亡命之徒組成的小集團，可以控制和奴役、剝削和壓迫數量上超過他們幾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勞動群眾。 暴力和狡智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們參與所有權的劈分，參與產品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參與政治決定過程和文化生活過程，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濟上的壟斷肯定是以政治權力為支持和保護的，而政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合法的和有組織的暴力。而所謂“文化”，所謂“精神”，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無意的欺騙，包含多少狡智啊！ 3、勞動者自身的缺陷和弱點 以上兩個原因足以使勞動者處於弱勢地位了，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這種弱勢地位又限制和壓抑了勞動者的精神性、主體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和個性的發展，而強化了勞動者身上也天生具有的人性弱點，使勞動者形成一種弱者精神和弱者性格，這種精神和性格又反過來使勞動者處於更加弱勢的社會地位。 （1）在總體的需求層次和人格結構上，勞動者大都具有一種生存型、安全型人格，或中性型、中庸型人格，其特點是：第一，物質需要、生存和溫飽需要、避險求安或趨利避害的需要是其最強烈、最主要的需要；第二，攻擊性、破壞性、侵略性等邪惡的需要比較弱；第三，自主性、獨立性、創造性、積極性、主動性、進取性和成就欲、發展欲、自我實現欲等主體性需要和品質，也比較弱。這樣一種人格結構，在其社會存在或社會表現層面即外部行為特徵方面，表現為溫和、服從、安分守己、知足常樂等等，是別人眼中的“好人”和政府眼中的“良民”，但同時也明顯地缺乏上進心、個性、首創精神和業績、價值、成效；不僅個人的發展速度很慢，整個社會的發展速度也因此而極為緩慢。 （2）在知識和精神的發展上，勞動者大都滿足於經驗、習俗、神話、傳說、宗教等低層理性或非理性的對事物的解釋，缺乏反思和批判意識，缺乏強烈的求知慾和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對知識有一種既嚮往又自卑的感情，對知識分子有一種既崇拜又鄙視的態度。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並不是精神文化的主要創造者。 （3）在價值觀和倫理道德上，勞動者大都受到兩方面的負面影響：一是受統治階級虛偽的、高調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的蒙蔽，不敢甚至羞於追求正當的世俗價值、世俗利益和世俗權利；二是受自身弱點和偏見的限制，表現出否定個性的自由和發展、嫉妒強者、抹平一切差別、追求行為一律和結果一致的平均主義和原始共產主義思想。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只是比較傳統的底線倫理的保存和守護者，而不是新型的張揚和發展個性的倫理道德的主要創造者。 （4）在經濟上，勞動者大都缺乏投資和經營、分工和交換、競爭和合作的意識和能力，而只能靠從事比較簡單勞動或某種被指定的職業來維持生存。資本意識、融資投資意識、利潤意識、風險意識、投入產出意識、會計核算意識、資本擴張和擴大再生產意識、信用意識和無形資產意識……舉凡一切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知識、意識和能力，都是普通平民所相對缺乏的。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並不是新的生產關係和管理方法的主要創造者。 （5）在政治上，勞動者大都長期地忍讓服從、苟且偷安，或者在忍無可忍時火山一樣地爆發，推枯拉朽，橫掃和席捲一切，在平時缺乏積極參政議政、推動政府不斷地改良和改革而在社會危機時缺乏冷靜克制、限制破壞性衝動的公民政治品質。在大多數時候，他們缺乏自組織能力和行動，像一盤散沙一樣任憑有組織的強勢社會集團揉搓，其中每一個人都很難靠個人弱小的力量、靠自身的努力改變其經濟和社會地位，他們唯一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就是在強勢集團陷入統治危機的時候，試圖以政治暴力方式來整體性地達到經濟上的解放。不過他們總是在暴動不久後發現，他們追求的目標是人間天堂，而造成的不過是新的人間地獄。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並不是憲政、民主和法治等新型政治制度的主要創造者。 二、勞動者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局限性 由於以上諸方面的基本劣勢和弱勢，使勞動者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現出以下特徵： 1、勞動者在歷史上僅僅具有一種最終否決者的地位和作用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不是社會結構中的主導階級和推動一種社會結構轉變為另一種社會結構的決定力量，不能從根本上消滅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但任何一種統治和剝削，也不能損害勞動者的最低生存權和最低限度的行動自由，不能超過勞動者的最高承受能力，不能讓他們的生存狀況悲慘到再也活不下去因而再也無法忍受的地步。由於他們占人口絕大多數，所以，一旦他們起而造反，完全有能力推翻任何統治集團，儘管他們不可能創造出一種新質的社會制度。勞動者可以制止社會崩潰，制止社會向一種完全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方向演變，但卻不能決定社會向何種更高、更進步、更文明的階段發展。 2、勞動者在歷史上僅僅具有一種基礎或基本條件的地位和作用勞動者為整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和基本條件，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社會的物質財富都是通過勞動者艱辛的勞動直接創造出來的，勞動者停止這種勞動，整個社會就會陷入停滯、倒退和崩潰；第二，任何一種先進的科學技術，都必須通過勞動者這個中介才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除非勞動者不再存在了）；第三，任何一種社會理想和新的社會制度，都只有取得勞動者的認同、擁護和支持，才能得到實現，只有他們表示接受，才能得到延續和發展；第四，任何一種先進的思想和藝術作品，都必須反映占社會絕大多數人口的勞動者的某些利益、願望和要求並從他們那裡吸取精神養料才能產生，都必須通過各種途徑滲透到民間並從民間得到進一步認同和支持才能得到發展。因此可見，勞動者雖然不能成為歷史發展的引導者、領導者和先行者，卻是任何一個引導者、領導者和先行者獲得成功的基礎或基本條件。沒有這個基礎或基本條件，一切所謂社會精英之間的鬥爭，就只不過是他們自己之間的鬥爭，不可能對社會的發展有任何積極的作用。 總之，在迄今為止的大多數情況下，勞動者是歷史發展的犧牲者和奉獻者，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是承擔人類大部分罪惡、災難和痛苦的階級，而沒有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主體、歷史的創造者和建設者，即沒有創造和建設出一種能夠保持和更好地激發社會的創造力、活力、凝聚力的新型的、新質的社會結構。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有待完成的、掙扎前行的歷史主體。 三、進一步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最近一個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事實證明，勞動者地位的提升，並沒有損害整個社會的效率和發展速度，正相反，由於自由、人權等從前主要由強勢社會集團享受的價值推廣到了社會底層，便更全面和徹底地激發了全社會的創造潛能，從而使社會得到高速而又穩定、可持續的發展。這充分表明，勞動者的社會歷史地位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1、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必要性 首先，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使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下層階級上升到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的地位，從而填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鴻溝，把兩極分化的、槓鈴型的社會結構改造為兩端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為各階級和階層創造一種安全與和睦的生活環境；其次，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改造強勢社會集團、強者和弱勢社會集團、弱者在人格、性格、道德和精神上的片面性，使雙方都能夠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有利於勞動者和非勞動者都能夠成長為真正和完整意義上的歷史主體、歷史創造者和建設者；第三，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實現自由與平等兩個基本價值目標在更高水平上的統一，從而達到更高程度的公平和正義；有利於重塑整個人類的價值觀，使人類能夠凝聚成為一個整體，共同面對人類文明所陷入的危險和困境。 2、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可能性 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提高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首先，勞動者像其他人一樣賦有平等的人格，他們同樣在自己身上保存和發展了豐富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個性等寶貴的人性財富，這是他們能夠成為平等的社會主體和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主體的內在根據。 第二，在幾千年社會分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社會生活的各領域、各部分已經進入了高度整合和相互滲透的新的歷史階段：經濟與政治的整合與互滲、經濟與文化的整合與互滲、政治與文化的整合與互滲；社會結構變得越來越開放、多元、富有彈性和流動性；階級對抗已經向階級合作轉化。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勞動者完全可以具有多重的社會身份：他們可以同時是所有者、投資者，是選民和競選者，是科學研究者或文學和藝術創作者，等等；勞動者可能是他們的主要身份，但不再是他們唯一的身份了。 第三，在勞動者付出了幾千年的犧牲和代價後，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力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勞動和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從直接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解放出來，即使是繼續留在勞動過程中，其必要勞動時間也越來越短，而自由時間越來越多。這就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打開了廣闊的空間。真的，如果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過上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都在其一生中獲得了自己的成功、幸福、價值和意義，誰還在乎自己在垂直的社會等級階梯上處在什麼位置上呢？ 第四，19、20世紀的風起雲湧的勞動運動證明，雖然作為個體的勞動者是孤立、分散、弱小的，但他們可以組織、結合和團結起來，以集體行動對抗強勢階級對自己的剝削和壓迫，從而改變階級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迫使社會結構向比較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化。 勞動在經濟價值創造中的中地位和作用 本文試圖通過對經濟學上諸種價值理論之間的爭論的簡要評述，重新核定勞動在經濟價值構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經濟學價值理論的三種思路 經濟學價值理論有三種基本思路：供給價值論、需求價值論、供需均衡價值論。 1、供給價值論 供給價值論，也可以稱之為生產要素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上從客體、客觀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由於人們對於經濟價值形成過程起作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強調不同，供給價值論又可以分為自然資源價值論、資本與投資價值論、科學技術價值論、管理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在19世紀，科學技術和管理還沒有被當作獨立的生產要素提出來，生產要素價值論內部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土地、資本、勞動三要素共同決定價值論和勞動決定價值論之間。亞當?斯密的體系內已經包含了兩者之間的矛盾，在他之後，李嘉圖和馬克思發展了勞動價值論，而薩伊、托倫斯、詹姆斯?穆勒、凱里、巴師夏等人發展了要素價值論。到了20世紀，熊彼特、奈特等一大批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都把管理或“企業家才能”當成重要的乃至起決定作用的生產要素，而哈貝馬斯等人則把科學技術看作是第一生產力。 2、需求價值論 需求價值論，也可稱之為效用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上從主體、主觀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由於人們對需求和效用的理解不同，這派理論又可分為同質需求論和客觀效用論與異質需求論和主觀效用論。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西斯蒙第最早明確地表述了他的效用價值論，用以補充勞動價值論：“人一生下來，就給世界帶來要滿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願望，以及使他能夠滿足這些需要和願望的勞動技能或本領。勞動能力——是他財富的源泉，而願望和需要則為利用這些財富指明了方向。”西斯蒙第所說的需要，是指人作為“消費實體”一生下來就具有的生理需要，而個人需要的總和就是社會需要，滿足這種社會需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即由“全社會的需要和足以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決定的。在薩伊看來，物品的效用是物品價值的基礎，當人們承認某東西有價值時，所根據的總是它的有用性。對薩伊來說，決定價值的效用是商品本身所固有的。與西斯蒙第和薩伊不同，邊際效用學派則主張異質需求論和主觀效用論，因為人與人的需要是不同的，他們滿足需要時的主觀感受是不同的。門格爾說：“所謂價值，就是一種財貨或一種財貨的一定量，在我們意識到我們對於它的支配、關繫於我們欲望的滿足時，對我們所獲得的意義。”龐巴維克則直截了當地把價值歸結為主觀價值即人們對物品的主觀評價，只有一個人主觀上認為商品對他有用處時，這樣的商品才具有價值。那麼，效用的大小或價值量的高低由什麼決定呢？由它的邊際效用量來決定。在不斷增加消費時，物品的效用是遞減的，最後增加的那個單位所具有的最低的效用就是邊際效用；邊際效用決定該種商品的價值量。 3、供需均衡價值論 供需均衡價值論試圖消除上述兩種價值論的片面性而提出一種較為全面的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從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第一個進行這種嘗試的就是薩伊。首先，他認為滿足需要的效用是價值的基礎，沒有效用的物品是沒有價值的；第二，效用是由勞動、資本和自然三個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出來的，沒有資本的幫助和各種自然力量的作用，勞動無論怎樣巧妙和聰明，也不可能創造出價值；第三，價值決定於產生效用的生產費用，因為要獲得生產效用的勞動、資本和土地，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即生產費用，於是產品的全部價值又分解為工資、利息、地租三種收入；第四，價值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因為沒有需要固然不可能有效用和價值，沒有生產要素和生產費用也不可能有效用和價值，雙方都不能單方面決定價值，於是只有供給與需求雙方的相互關係才能決定價值，或者可以反過來推論，既然供求關係直接決定了價格，而價格又是測量價值和效用的尺度，那麼供求關係也就決定了價值和效用。到了19世紀末，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在邊際效用論和邊際價值論取得長足發展的基礎上進行了第二次綜合，用邊際效用和生產費用分別說明需求和供給，認為邊際效用決定需求，生產費用決定供給，而兩者之間的均衡決定價值。馬歇爾的供求均衡價值論奠定了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的基礎。 以上三類價值理論的關係可以圖示如下：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55619_48243.png 二、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一切經濟價值，或物質財富，不管是產品還是服務，不管是商品還是貨幣和資本，都包含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方面。 1、使用價值 通常人們把使用價值定義為產品和服務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效用和功能。的確，使用價值是最基本的經濟價值，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恆的基礎。轉化為商品的產品和服務，也首先具有使用價值。問題是，貨幣和資本也具有使用價值嗎？應該說也具有。貨幣和資本本身當然不能用來吃喝，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但它們卻能夠購買和生產使用價值，因而具有間接的使用價值，歸根到底，人們之所以追求更多的貨幣和資本，至少其原始動機是為了更多更好地滿足其吃穿住行等物質需要。資本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就是貨幣，也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生產要素；貨幣猶如一項新的技術，節省人們計算和比較財富的時間，加速商品流通速度，打破商品生產在時空上的限制，擴大人們交換商品的範圍，從而促進了使用價值的生產。 在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使用價值總是由個人、家庭、企業等微觀生產單位生產出來的，但這些使用價值只有一小部分是供其生產者自己消費的，甚至完全不是為其生產者自己生產的，因此，它們要變成消費品，就有賴於與別的使用價值進行交換。 2、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是商品所具有的交換其他商品的屬性和功能，某些產品可能對生產者本人具有某種使用價值，但因為不用它們去交換別人的產品（自己不願意或別人不接受），它們就沒有交換價值，但絕大多數產品都具有交換價值，故而叫做商品。交換價值也具有所有價值都具有的共同本質——滿足人的需要，只不過它不像使用價值一樣滿足人的直接的物質需要，而是滿足人的分工和交換的需要：人們為了更多更好地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有必要專注於某種自己具有優勢的生產以獲得更多更好的產出，然後拿自己產出中的一部分去交換自己不直接生產的必需品。即使是在原始社會，也有最低程度的分工存在：男人打獵，女人採集，因此，那時的產品也可以說是一種原始的商品，也具有一定的交換價值。 3、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相互關係 亞當?斯密說得好：“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後者可叫做交換價值。”兩者的關係可以簡要論述如下： 一方面，作為價值內容的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是維繫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絕對必要的物質條件。無論一個人、一個國家的金銀有多少、貨幣有多少，這些作為交換價值的集中體現的財富，如果不以足夠的使用價值為基礎，就不能叫做財富，而只是一堆廢物或廢紙。神話和寓言中那些能夠把一切點化成金子的人最終全都活活地餓死了，傑克?倫敦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為了能夠在荒漠中節省體力以死裡逃生，極為明智地把拼命得來的全部金子都扔掉了。正如李嘉圖所說：“一種商品如果全然沒有用處，或者說，無論從哪一方面都無益於我們欲望的滿足，那就無論怎樣稀少，也無論獲得時需要費多少勞動，總不會具有交換價值。”另一方面，交換價值作為價值的形式，相對於使用價值又的確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甚至會與使用價值發生嚴重的異化。在物物交換時代，這種獨立性隱而不彰，隨著交換的發展，作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應運而生，交換價值的獨立性就明顯表現出來了。擺脫了直接物質形態多樣性的束縛的貨幣，的確極大地促進了物質資料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因為有了貨幣，人們可以購買到一切必要的生產要素而進行更大規模的生產；因為有了貨幣，人們可以購買到一切自己不能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因為有了貨幣，一切不動產可以變成動產，一切不能永久儲存的貨物可以變成能夠永久儲存的財產；因為有了貨幣，人們獲得了一種方便的成本收益、投入產出的計量手段和評估工具，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認為有了貨幣，人們還能夠衝破種種血緣的、宗法的、性別的、階級的、等級的、身份的、地方的、種族的、國家的深溝故壘，而獲得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廣闊發展空間。但也正因為貨幣具有這種形式化、普遍化的功能，它也逐漸表現出一種脫離物質生產和使用價值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自為目的、自成體系，以至導致了瘋狂的金錢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 當然，不管交換價值和貨幣走多遠，最終總要回歸到使用價值的基礎之上。無論如何，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全面認識兩者的關係，足以解釋基本的經濟現象。馬克思在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引進一個叫做“價值”的東西，用它來作為交換的尺度和標準，使交換價值脫離了使用價值這個具體和複雜的基礎，而把它放在一個過於純粹、抽象和單一的基礎——一般人類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上，表面上繞開了問題，實際上使問題更加複雜化了，因為用這種單一的、一元論的“價值實體”是無法說明複雜的商品交換現象的。經驗表明，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沒有一個人是以單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交換尺度和標準的，而是考慮到各種各樣的因素，通過討價還價達成一種相對滿意的交易。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當然是使用價值決定和交換價值決定過程中的關鍵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三、經濟價值的多種來源 經濟價值，不論是使用價值還是交換價值，都具有多種來源，都是各種相關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就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的動機和目的、沒有消費產品就沒有意義而言，需要乃是價值形成的起點和價值實現的終點。不過，對於價值的形成、生產和創造過程本身而言，需要及其滿足已經內化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因此我們只要把影響生產過程及其結果的諸種因素一一列舉出來就可以了。 1、自然資源 土地等自然資源是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價值的重要來源，尤其是稀缺的自然資源。人類生產和勞動並不能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使用價值，而只是改變自然物的存在形態，使之由人類不能直接消費的自在之物變成能夠滿足人類需要的為我之物。因為自然資源具有使用價值，所以也具有交換價值。從前，陽光、空氣、水，作為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非常充裕，以至人們無需付費就能獲得，但正因為人類以為這些資源是無限供給的，就掠奪性和破壞性地利用這些資源，結果導致對這些資源的污染，所以現在潔淨的空氣和水開始成為稀缺之物了，為了獲得它們，人們不得不以個人支出和公共支出的方式付費了。可以設想，如果全球氣溫持續升高，自然的陽光也必須經過人工處理才能為人類所享用。許多不可再生的資源眼看就會被開掘完，它們的價格會越來越昂貴。為了重建已經遭到嚴重破壞的生態平衡，人類正在投入巨額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所有這些都強烈要求我們把自然資源看作是價值和財富的寶貴來源。 如何計量自然資源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是一個具體的經濟學問題。在理論上，我們可以設定某種“自然資源的平均稀缺程度或平均豐裕程度”作為參考標準，而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由供求關係決定的自然資源的價格大體上已經反映了自然資源的價值量。 2、資本與投資 資本與投資是比自然資源更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價值來源。如果人類永遠停留在用最粗陋的工具改造自然界的簡單再生產的階段，資本與投資活動的確不會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如果擴大再生產是人類必然的選擇，那就必須把一部分生產勞動成果轉化為資本，以便為更大規模的生產提供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這種把剩餘產品轉化為資本的活動就叫做投資經營活動。最初，這種活動是由原始社會所有成員集體地進行的，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它逐漸轉化為一種由少數人專門從事的活動。應該說，資本與投資活動並不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才有的，嚴格地說，自從人類歷史已開始，它們就已經存在了，只不過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它們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其他的力量，如自然界的力量、血緣和宗法力量、暴力和政治力量、簡單再生產的慣性力量、宗教和道德等意識形態力量壓到了資本和投資活動的力量，直到近代，它們才成為一種主導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才產生了一個叫做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其他許多人類活動不同，資本與投資活動不是一種保值活動而是一種增值活動，不是指向過去而是指向未來，不是瓜分現成的財富而是創造新的財富。它們具有強烈的開拓性、擴張性、超越性和創造性。設想一下，一個人自己積累或繼承了一筆錢，他不是把它們用於消費而是用於投資（把這筆錢轉變為資本），用它們購買自然資源、生產工具等生產條件並僱傭勞動者進行生產，他當然為社會創造了新的財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繁榮昌盛正有賴于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這樣的投資者。 可以用“資本與投資活動的平均稀缺程度或平均豐裕程度”作為衡量這一生產要素的價值量的標準。 3、勞動活動 勞動是比資本與投資更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價值來源。在社會或人與人的關係層面上，是資本與投資活動把其他生產要素組織和連接在一起，但在技術或人與自然的關係層面上，卻是勞動把其他生產要素組織和連接在一起。沒有投資者的資本和投資活動，勞動者還可以在簡單和原始水平上進行生產，但沒有勞動，就完全不可能進行生產，或者說投資者不得不把自己變成勞動者進行小規模的簡單生產，從而使資本和投資活動失去意義。勞動就像一團永恆的活火，又像一個沸騰的熔爐，陶鑄萬物，把所有生產要素組合成為一種新的產品和使用價值。資本是死的，投資活動並不直接與自然界打交道，並不直接創造使用價值，只有勞動，才具有直接創造物質資料的功能。 勞動的價值量由馬克思所提出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也就是用“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衡量。本文反對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商品價值量的唯一計量標準，並不否認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實際上，馬克思所設定的“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正好包括前述自然資源條件、資本和投資活動以及後面還要提到的科學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在計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可以而且必須把它們抽象掉，但這不意味著要把它們從整個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抽象掉，就像計算其他生產要素的價值量時可以而且必須把勞動要素抽象掉（置入括號或隱為背景或設為條件），但決不可以把它從整個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抽象掉一樣。 4、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最初並不是獨立的生產要素，而只是勞動的智力方面，或者雖然在物質生產領域之外得到獨立的發展，卻並沒有進入物質生產領域而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工業文明的出現意味著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直接的生產力，正像馬克思所說的，機器大工業簡直就是科學技術的物化。當然，說科學技術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並不是說人類所有的科學技術成果都已經變成了生產要素，而只是指已經並正在進入物質生產領域的科學技術變成了強大的生產力，不包括那些暫時不能進入物質生產領域的科學技術成果。一般而言，科學技術通過三種方式轉化為生產力：發現和製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發明和製造新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 可以用“科學技術的平均發展程度”來評價和計量這一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創造的貢獻。 5、管理 管理原來也不是獨立的生產要素，而蘊涵在投資活動和勞動活動之中。進行比較簡單和小規模投資活動的投資者和資本家本身就是管理者，以自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獨立勞動者本身也是管理者。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了資本與勞動、投資活動與勞動活動的大規模的結合，簡單的管理已經不夠了，一種專業的管理活動和一個職業的管理階層應運而生。管理活動具有雙重屬性和雙重職能：一方面，要代表資本家和投資者的利益，保障資本的增值和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勞動者的利益，保障勞動者收入的增加和其他勞動、經濟權益的實現。這兩種職能日益結合為一種職能：實現勞資合作。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以泰羅制為代表的管理，儘管也宣稱追求勞資合作，但實際上主要代表資方的話，那麼，二戰以後管理的主流就日益轉向人性化的即追求公正、雇員發言權和參與權的方向，勞資合作和雙贏日益成為管理的主題。偉大的管理者或企業家一定是能夠充分地調動和發揮所有生產要素的潛能並使之達到高度融合狀態的人，而絕不是資本意志的簡單的執行者或單方面的勞工利益代表。 同樣，可以用“管理的平均發展程度”來評價和計量這一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創造的貢獻。 四、勞動在經濟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的優先地位 本文反對把勞動當作唯一的價值來源。把任何一種生產要素誇大為絕對的價值決定力量，都犯了一元論和本質主義的錯誤，都不能夠解釋豐富的價值現象，而且都會得出極端的社會政治結論。比如馬克思就從勞動價值論得出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結論，然而，問題在於，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就一定能夠消滅投資、經營、管理與勞動之間的社會分工並使一切價值以勞動券的方式歸屬於勞動者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自己就指出，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事先要進行六種“社會扣除”，其中第一項用於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第二項用於追加投入以進行擴大再生產。試問，這不是投資活動又是什麼？只不過這不是私人的投資活動，而是“社會”的投資活動，但總歸要由一些專門的人而不能由所有勞動者直接進行投資活動。 但是，本文也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把勞動與其他生產要素等同視之甚至貶低勞動要素的做法，而堅決認為在上述五種生產要素中，勞動具有相對優先的地位和特殊重要的作用。 1、自然資源只有通過勞動才能轉化為價值 雖然對於整個人類的存在和發展而言，自然界具有本體論上絕對優先的地位，但就價值的形成和產生而言，自然資源卻只有通過勞動才能轉化為對人有用的價值。當然，某些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和水，對人具有直接的生理學價值，但在這些對動物也同樣適用的自然條件的基礎上，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乃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所以，從人類學的角度看，事情的順序就倒過來了：只有在物質資料生產的基礎上，陽光、空氣和水這些一般的自然條件才對人成為價值，比如，不吃飯光喝水是沒有用的，不穿衣並住在比較溫暖的房子裡，冬日的陽光和空氣對人也是無價值的。眾所周知，吃穿住所需的物質資料都是人改造自然的結果或通過勞動從自然資源轉化而來的價值。 2、資本和投資活動、科學技術和管理等人為的生產要素都是從勞動中分化出來的從發生學的角度看，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而投資活動最初是勞動的一個方面，後來才分化出去成為一種專門的經濟活動。同樣，科學技術活動和管理活動最初也是在勞動過程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的，後來才分化出去成為專門的職業活動。要是沒有勞動這一原始的基礎，後來的社會分工是不可能的。 3、只有活勞動才是唯一把所有生產要素熔鑄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過程有了自然資源、資本和投資活動、科學技術、管理這些生產要素，並不等於就能得到產品及其使用價值，進而得到相應的交換價值，只有把所有這些生產要素與一個更為關鍵的生產要素即勞動相結合，才能形成現實的物質資料生產，只有把這些要素投入到活勞動的熊熊烈火之中，才能夠鍛造出、建構出、製造出人類所需要的物質財富。這個論證還可以倒過來進行：我們在五種基本的生產要素中，首先去掉專門的管理活動，當然生產效率會降低、生產規模會縮小，但生產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進而我們又去掉專門的科學技術活動，生產水平會降低，產品質量會降低，但生產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進而我們又去掉專門的資本和投資活動，整個生產的確會倒退到原始社會的狀態，但生產仍然會繼續進行下去。在所有非自然的生產要素中，只有活勞動及其直接擁有的生產工具（最直接的生產工具就是雙手）是最後的、不能再簡化的要素。 由以上三點可知，只有活勞動及其直接製造和使用的工具才是聯結、填平、打通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鴻溝的絕對中介，才是維持人類生存的最深層的基礎。人們平常可能會忽視勞動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一旦抽掉勞動這塊基石，整個人類社會大廈就會轟然倒地。 強調勞動的這種優先地位，並不是要貶低其他生產要素和社會力量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而是要提醒人們飲水思源，對勞動和勞動者抱有足夠的尊重和敬意。人們常常說，往上數三代，幾乎所有的城裡人原來都是農民。我們把這句話做一點引申：往上數二百代，所有的人都是勞動者。今天有那麼多不必從事直接物質資料生產而占據較高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的人，全都要感謝人類勞動的恩賜，全都要感謝那些默默無聞的勞動者所做出的犧牲和貢獻。 強調勞動的優先地位，也不是要讓每一個勞動者都取得比其他社會成員（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知識分子、政府官員等等）更高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是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因此，即算這個群體作為整體擁有最大份額的社會財富（在發達國家，勞動收入已經占到國民收入的75%以上），分攤到每個人頭上，其人均財富占有量仍然是最低的，而人數不多的其他社會群體，即算作為一個整體只占有社會總財富中較少的一塊，其人均占有量仍然是較高的。但是，只要財富的分配是遵守公正原則即按貢獻分配利益的原則，這種經濟上的差距就是合理的。此外，一個公正的社會制度還要保證社會的上層結構向所有的勞動者開放，讓勞動者能夠上升到更高的社會地位，而讓身處上層結構卻不稱職的人到基層去老老實實地做一名合格的勞動者。 剩餘價值、利潤、剝削 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推導出他的剩餘價值論：勞動者創造了全部商品價值，但他們只以工資的形式得到他們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被資本家無償地占有了，這種無償占有就叫做剝削；剩餘價值在各個職能資本家之間進行再分配，便轉化為資本的利潤。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否認剩餘價值，否認剝削，認為各個生產要素按照它們對產品和價值形成所作的貢獻得到其應得的部分：勞動得到工資、資本得到利潤、土地得到地租；資本利潤來源於資本要素對生產的貢獻，來源於資本家的勤勞、節儉、冒險、創新和經營管理，不存在對工人的剝削。究竟誰對誰錯呢？ 一、剩餘價值的三種含義 1、剩餘價值1：一定歷史時期滿足人們最基本生存需要後的剩餘產品即使在原始社會，也有少量剩餘產品，當然是按當時消費水平而言的剩餘產品。任何一個社會總要節制眼前的消費欲望，而把一部分產品轉為剩餘產品，與解決人類生存和發展中面臨的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對未來很有可能發生的變故、災禍、危險有所儲備，二是把一部分人從直接物質生產過程中抽出來，讓他們從事勞動工具的改進和發明，進而又讓他們從事專門的社會管理和精神文化創造。把一部分生活必需品變為剩餘產品，充分體現了人的理性、人對自己未來的規劃能力和人的節儉的美德。 2、剩餘價值2：產品中所包含的超過投入生產過程的各生產要素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在進入生產過程之前，各生產要素的價值是一定的：多少資源、多少資金、多少設備、多少經營管理、多少勞動。它們的價值量是可以按一定的價格計算出來的。進入到生產過程後，這些本來分離的生產要素發生了一種相互作用和“化學反應”，結果可能會出現三種情況：整體之和小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這意味著生產出次品和廢品，從而導致虧損；整體之和等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基本上等於白干，最多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整體之和大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這意味著出現了一部分新增價值，即補償各要素價值後的剩餘額，或者叫做利潤。毫無疑問，只有第三種情況才能成為人類生產的常態（擴大再生產），因此可以說，追求剩餘價值或利潤是人類物質生產的本質特徵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應該說，所有生產要素都對剩餘價值2的形成做出了貢獻。正如青木昌彥所說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合作博弈會產生一種企業剩餘，應當在股東、經營者和員工之間合理地分配這種剩餘。與剩餘價值1一樣，剩餘價值2本身也與剝削無關。問題不在於要不要生產剩餘價值2，而在於如何分配剩餘價值2。 3、剩餘價值3：經濟上處於強勢地位的人從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人那裡無償占有的一部分產品和價值正是在剩餘價值1的基礎上，從勞動活動中分化出來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創造活動，實現了社會分工；正是在剩餘價值2的基礎上，產生了剩餘價值3——從勞動者中分化出來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利用自己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中的優勢地位，除了得到自己按其貢獻應該得到的那部分價值外，又額外占有了由勞動者生產出來並且應該由勞動者占有的一部分價值。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而且也存在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當然，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並沒有獨占剩餘價值，為了得到政治上的保護和思想上的支持，他們分出一部分剩餘價值給政治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 這個定義與馬克思的定義既有一致之處，又有不一致之處。一致之處在於，剩餘價值的確是勞動者失去的而由非勞動者無償占有的價值，的確是非勞動者對勞動者的剝削；不一致之處在於，剩餘價值和剝削這一事實的成立並不以假定勞動者創造了全部價值為前提，事實上，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也參與了價值的創造，也應該得到一份報酬，即使是不參與物質資料生產的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對物質資料生產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必要性和建設性，也應該得到其應有的報酬。問題的關鍵和核心不在於非勞動者完全不創造價值而勞動者創造了所有價值，而在於非勞動者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與社會生活過程的控制權，剝奪了勞動者一部分應得的報酬。 我們像馬克思一樣堅決指認剝削的存在，但不像他那樣認為剝削的程度有那麼高，也不把勞動者和非勞動者絕對對立起來，把非勞動者妖魔化而把勞動者耶穌基督化；我們也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承認其他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創造的貢獻，但不像他們那樣認為這種貢獻有那麼高，也不像他們那樣否認剝削的存在。 二、合理的利潤來源 馬克思認為，剩餘價值全部由勞動者創造，其在各個職能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就叫做利潤。這就在剩餘價值2和剩餘價值3之間劃了一個等號。本文認為各生產要素對剩餘價值2都有貢獻，馬克思所認為的資本家所獲得的剩餘價值或利潤，並非全由剝削得來，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資本和資本家對生產的貢獻，因而是合理的和應得的。 1、資本家本人的勞動 資本家的生產勞動，指資本家親身參加直接的生產活動。早期的資本家同時也是生產勞動者，他往往只僱傭少數的工人，甚至只“僱傭”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他身先士卒、赤膊上陣，其勞動的強度和勞動時間的長度，往往超過他的雇員。他們往往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甚至連白天和夜晚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他們或早起晚睡、披星戴月，或拋妻別子、長途奔波，付出比一般人更多更辛苦的勞動。後來成為大資本家的人，往往都經歷了這樣一個白手創業、篳路襤褸、背水一戰的過程。他們甚至是名符其實的“勞動模範”。 資本家的勞動當然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但資本家並沒有得到一種叫做“工資”的收入，他的工資全部包含在利潤中了，是利潤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扣除這一部分工資的話，他的利潤量就會相應減少。 2、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活動 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活動，指資本家的融資籌資、投資決策、經營項目和經營方向的確定、市場定位和市場營銷方略的制定、企業長遠發展規劃的制定等資本運營活動，是有關企業發展的戰略性決策活動。早期的資本家同時也是資本運營家即企業家。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企業家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最關鍵的生產要素，並要求給予較高的報酬，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投資經營活動確實能創造出很大的價值和效益。把不同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參與市場競爭，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好的，不是所有人的經營效果都是一樣的，實際上，在同等數量和質量的生產資料、設備、技術和勞動力的條件下，不同的資本家的經營活動會產生出非常不同以至截然相反的效果，於是一些人慘澹經營、停滯不前，一些人破產了，另一些人則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故有人把純粹物質資本獲得的回報叫做“利息”，而把資本運營活動即企業家活動所得到的回報叫做“利潤”。 3、資本的風險報酬 世界上沒有萬無一失的投資，任何投資都是有風險的，包括經營風險、技術風險、勞資衝突風險、安全生產風險、市場風險和社會風險(如戰爭、社會動亂、革命、國際爭端等等)。 大部分創業者都要經歷一個學會規避風險和“交學費”的過程。因此，讓投資者得到一個比銀行存款利息更高的回報以抵償經常發生的風險，增強企業抗禦風險的能力，應該視之為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這種回報是完全應當的，得到這種回報也是完全正當的。這種較高的回報又叫做風險利潤。反過來說，如果投資創業所得之利潤完全與銀行存款利息相等，那麼，就沒有人去投資創業了。設想一下，一個國家的銀行里有許多存款，但是沒有人去投資辦企業，這個國家的經濟必定是非常落後的。讓資本得到更高的利潤，固然會鼓勵資本家更大膽地去加大投資力度並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財富，但整個社會也因此而得到更大的好處——這個社會的經濟更發達、就業更充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更快、國民財富積累更多，反之，取消風險利潤，固然使資本家受到損失，但整個社會也將蒙受更大的損失。問題不在於要不要風險利潤，而在於把風險利潤控制在何種水平上，才能既提高投資者的積極性，同時又不至於讓這種利潤高到雇員、消費者和社會無法容忍的地步。 4、資本家的節儉和積蓄 早期資本家都是節制消費、拼命積蓄的人，他們對自己及其家庭的消費欲望可能達到苛刻和吝嗇的程度。他們恨不得把每一分錢都變成新的投資。這種節儉和積蓄固然本身並不直接再生產出物品，但卻擴大了資本的數量和規模。那麼，對這種節儉和儲蓄的行為應不應該有一個“獎勵”或“回報”呢?我想應該有一點，至少，這部分“獎勵”或“回報”應相當於同期銀行存款利息。如果人們都把掙來的錢用於即時消費，當然就不可能擴大再生產，甚至連簡單再生產也維持不了；如果社會鼓勵高消費，那麼資本的積累速度就會大大減漫，這一點對於一個資本匱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重要。眾所周知，日本經濟高度發展，大大地獲益於日本國民較高的儲蓄率，與此相反，我們看到，雖然目前我國的資本還很稀缺，但對高檔消費品的需求和享用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並且到處盛行吃喝之風，這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有人說，沒有消費，就沒有市場需求，積累再多資本，也是白搭，因為產品賣不出去，因此，應當鼓勵消費以擴大社會總需求。這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所謂節制消費，不是不要消費，而是要把消費的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建立在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在這裡，積累、生產是第一位的，是前提，而消費是第二位的，是結果。積累應當大於消費，這樣，社會才能有更多的資本用於遠期投資和經濟的長遠發展；如果積累等於消費，經濟就會停滯不前並減慢發展速度；如果消費大於積累，那麼很顯然，經濟就要退步了。 5、資本家把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技術、生產工具而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兩個企業，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條件下，由於採用了知識含量不同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會生產出質量和數量上完全不同的產品，因此也獲得完全不同的利潤。企業採用先進生產工具和先進技術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一般而言通過企業內部創新和從外部買進兩條途徑。 在第一種情況下，企業自身有一批研究和開發人員，專門從事新機器、新技術、新產品的研製。但是仍然不能把全部超額利潤都歸結為這些研究與開發人員的剩餘勞動，因為研究和開發需要更大的資本投入，而且這種投資是一種風險投資——如果研製費用過高、研製時間過長甚至研製沒有結果，或雖然研製出來新產品，但卻不能適銷對路，就會使整個企業陷入巨大的財務危機，甚至導致破產。所以，研究和開發費用這種風險投資要求一定的回報即上文所說的風險利潤。新機器、新技術和新產品是這種風險投資和科研人員的勞動共同作用的產物，因此，它們所帶來的新增產值、附加值、超額利潤，不能完全歸結為科研人員的剩餘勞動。 在第二種情況下，企業從外部買進新機器、新技術、新設計等專利產品，那麼，這是一種市場交換行為：發明家和專利擁有者轉讓其知識產權，資本家支付一定費用，這裡很難說有什麼剝削成分。專利擁有者自己投資辦廠，未必能夠取得比這種知識產權轉讓更好的回報，而資本家買進知識產權，固然有可能獲得較高的利潤，同樣也要冒一定風險。資本家和專利所有者取長補短，共同把新的科學技術應用於生產過程，並且雙方都得到好處，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貢獻，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資本家對本企業工人的剝削。 三、不合理的利潤來源：剝削以及其他 1、剝削：對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無償占有 Exploitation，本義為開發、利用，後引申為一種旨在獲得他人剩餘勞動和剩餘價值的開發和利用。剝削所得就是上文所說的剩餘價值3。勞動者對剩餘價值3的創造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們得到的只是他們所創造的總價值中相當於補償勞動力耗費或事先約定的勞動力價格的那一部分，超出這一部分的價值即剩餘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 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基本上或在很大程度上是運用暴力、政治權力進行的，這種剝削可以直截了當地稱之為掠奪和搶劫。與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相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基本上是一種經濟性剝削： ——剝削方式的不同：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是一種超經濟的、強制性的剝削，奴隸、農奴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被淪為會說話的牛馬和生產工具。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則以工人獲得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為前提，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的自願交換行為和契約來實現的。不管這裡面有多少被迫的因素，也比奴隸勞動、徭役勞動要文明不知多少倍。資本家對勞動力的使用也要尊重工人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儘管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普遍盛行限制工人人身自由、體罰、強迫冒險作業、強制延長勞動時間等現象，但後來都遭到法律的禁止。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頒布《勞動法》，以保護工人的基本權益，而工人也組織了工會，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工人取得成立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從而加強了自身與資方討價還價和限制剝削的能力。 ——剝削程度不同：奴隸主和地主除維持奴隸、農奴最基本的生存外，剝奪了他們的全部剩餘勞動，而工人的工資水平都可以隨經濟發展和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而不斷地提高，從而大大地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條件。 如果從利潤中扣除掉前述五種合理因素的話，資本家對直接生產工人的剝削程度遠不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高。實際上，隨著生產自動化程度的提高，資本家直至可以把生產工人排除出直接生產過程，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已主要由資本家與簡單勞動者、直接生產工人的矛盾轉化為資本家與複雜勞動者之間的矛盾，而複雜勞動者的勞動已經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從而使複雜勞動者獲得高於簡單勞動者的討價還價的能力，甚至到底是資本僱傭勞動，還是勞動僱傭勞動，也會成為一個重新需要定義的問題。這是後話。我們這裡探討的是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由於資本是主要生產要素，由於在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中，資本處於強勢和優勢，勞動處於劣勢和弱勢，由於資本取得買方市場的主動地位，而勞動處於賣方市場的被動地位，因此，資本確實擁有對勞動者剩餘勞動的索取權，勞動者的部分勞動確實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但剝削程度並不如馬克思設想的那樣高。按馬克思的計算公式，工人每天勞動12小時，創造了6先令的價值，其中3先令用來補償資本家預付給他的工資(必要勞動)，剩下3先令就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餘勞動、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剩餘價值率達到100%。但根據本文的分析，如果從前五個方面做出種種扣除，則剝削程度即剩餘價值率就會大大降低了。 但馬克思雖然過分強調了資本家對勞動者的直接剝削，卻忽略了下文將要指出的其他兩種對勞動者的間接剝削，或者說他藉助於勞動價值論，把這兩種間接的剝削全部轉入直接的剝削之中了。 2、對一部分大自然賜予整個人類的資源的無償占有 自然資源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理應為整個人類共同擁有，具體來說由一定範圍內的人群和社會（氏族、民族、國家）共同擁有，如果個人要占有自然資源，必須支付一定的代價或給予一定的回報。不管是誰（個人、集體、國家、跨國公司）來組織和控制物質資料生產，都應該把其中因為無償或低價運用自然資源而產生的價值分配給全體社會成員。然而，自古以來，自然資源並沒有得到公平的占有、利用和分配，在經濟、政治上捷足先登的人們，運用暴力、狡智、權力等等手段，無償或低價獲取、支配、使用許多自然資源並因此而得到豐厚的利益和利潤，這實際上是對勞動者和其他社會成員的共同財產權的侵占和剝奪，而勞動者則因為很少或完全得不到自然資源，而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不得不從資源（如土地）擁有者那裡高價購買或租用自然資源，或者不得不受僱於人。 3、對一部分人類一般智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成果的無償占有 科學知識應用於生產過程，具有一個更為深廣的背景，那就是整個人類一般智力的提高、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偉大的科學家們的貢獻，沒有這個更大的前提，無論是企業內的科研人員還是企業外的技術專家、發明家、工程師，都不可能進行生產工具、技術和產品的創新。在這個意義上，資本家也好，發明家也好，工人也好，消費者也好——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都不費分文地無償地享受了先輩的遺澤。像牛頓和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不知給人類帶來了多少剩餘價值。這是社會和人類的共同財富，但對這一共同財富的分享卻是不公平的。資本家從自利的動機出發，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從而無意中提高了整個人類的文明程度和福祉，因而有其特殊的貢獻，理應得到新增價值的一部分，然而，由於資本家控制了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整個過程，他們把很大一部分理應分配給勞動者和其他弱勢社會成員的價值據為己有了。這是對勞動者公共權利的剝奪和剝削，要知道，正是因為勞動者承擔了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職能，才會有一部分人去發展人類的一般智力、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勞動者有權因為自己的犧牲和貢獻而得到回報。 4、非法利得 馬克思曾十分尖銳地指出：“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的確，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由於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機制以及新型的倫理道德，確實普遍存在種種非法行為，如偷稅漏稅、行賄尋租、錢權交易、假冒偽劣、缺斤短兩、侵犯知識產權、破壞生態環境、侵犯工人人身和勞動權益等等，通過損害國家、社會、競爭者、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利益以加速資本的積累。不過，這些行為只是一種零和對局的、非生產性的行為，只能造成財富的轉移，而不能造成財富的增加，而且會極大地扭曲市場機制，搞亂市場秩序，一般很快會導致公眾的反彈和法律的制裁；資本家長期進行這種不正當競爭，也會感到提心弔膽、身心疲憊，感到歸根到底大家都會受到損失，所以，這種普遍的混亂時期不會太長，一般資本主義國家都會逐漸建立起法制經濟和與此配套的新型經濟倫理，從而使非法行為減少到社會公眾能夠容忍的程度。 四、對剝削的反思和評價 資產階級經濟學肯定所有者、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的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肯定他們獲取全部剩餘價值和利潤的正當性，否認剝削的存在，他們潛在地或顯在地基於這樣一種哲學思想：凡在歷史上存在過並在現實中繼續存在的現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據，都符合自然與人性的規律。這是一種無批判性的、庸俗的、辯護論的歷史觀，無視人類積極、能動地改造社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把非勞動生產要素和非勞動者對剩餘價值和利潤的正當索取全部歸之為對勞動者的剝削，而認為勞動者雖然創造了全部價值、剩餘價值和利潤，卻走向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這樣一種巨大的反差和絕對的不公平自然會激起馬克思對一種對絕對公平和平等的社會制度的追求。然而，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運動以後，人們驚奇地發現，曾經似乎被革命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了的剝削現象，隨著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的開展又死灰復燃了，於是大家再一次面臨如何評價剝削的問題。 一些人重新接受並狂熱宣傳在西方已經過時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另一些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的人，則對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論和剝削理論作了某種變通，承認剝削在歷史上的暫時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時強調最終消滅剝削的歷史必然性。他們的辦法是區別兩種剝削現象——借用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羅默的“社會必要剝削”的概念，當消滅一種剝削將造成經濟激勵機制的嚴重破壞、技術或其他生產要素的嚴重衰退時，該種剝削就是社會必要剝削，這種剝削對社會發展具有某種促進作用和激勵性——由於剝削的存在使得社會成員受到生存的壓力，從而會產生對於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激勵作用，因而是可以甚至必須接受的；阻礙和破壞社會生產力的剝削則是多餘的、不必要的、邪惡的剝削，應當予以消滅。 本文認為這種變通是缺乏理論思維能力的表現。剝削成了激勵機制，那還是剝削嗎？可以說剝削是某些貪婪之人的激勵機制，怎麼能把它普遍化為一種社會激勵機制呢？沒有剝削，經濟和社會就不能發展嗎？果然如此，剝削或被剝削就是人類永恆的宿命。導致這種思維混亂和道德失準的原因是，論者一方面像馬克思一樣堅持把非勞動要素對剩餘價值和利潤的索取歸之於剝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實際上承認非勞動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經濟發展的貢獻，以便與現實社會中“按勞分配與按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分配”的政策相一致，於是便照搬羅默所杜撰出的“社會必要剝削”這個怪胎，從而放棄了馬克思對剝削的嚴正譴責態度！其實，他們所說的“社會必要剝削”正就是指非勞動生產要素對剩餘價值和利潤的追求！如果我們把這種正當的追求排除在剝削之外，那麼，一切剝削，包括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專制國家或其他暴力集團對勞動者的剝削，資本家之間的剝削，勞動者之間的剝削，乃至某些流氓無產者、懶漢、自願失業者、職業乞丐對整個社會的剝削，總之，一切利用手中掌握的某種優勢或力量無償獲取他人所創造的價值的行為，都是不正當、不道德的，都是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反動行為，消滅它們，絕不會損害經濟社會發展的激勵和動力機制，反而會激勵和促進更多的人發揮、發展出更高的創造力。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消滅它們，而在於人類什麼時候才有能力消滅它們；它們現在還有機會存在，絲毫也證明不了它們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正當性——人類現在也沒有能力徹底消滅掠奪、侵略、壟斷、專制、獨裁、壓迫、欺詐、兇殺、黃、賭、毒……等種種醜惡之物，難道它們也成了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激勵機制嗎？ 五、對合理利潤的反思和評價 資產階級經濟學把剝削當作合理的利潤，馬克思則把合理的利潤當作剝削。本文認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經營活動，正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那些與種族利益相一致的特殊個體的“力量”和“優越性”所在，應該得到合理的回報。資本主義有其道德合理性，也有其道德不合理性。從對資本的利潤來源的分析可知，在前五種情況下，資本基本是道德和合理的，在後四種情況下，資本基本是不道德和不合理的。應當在力所能及地限制和消除資本的不合理利潤的同時，保護並且激勵資本得到合理的利潤。 即使是在極端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勞資激烈對立和鬥爭的情況下，資本方固然不能把勞動的價值貶低到使其工資接近於社會低保的水平，否則勞動者坐在家裡吃低保就可以了，勞動方也不能把資本的價值貶低到使其利潤接近於銀行存款利率的水平，否則資本所有者坐在家裡吃銀行利息就可以了。 如果從勞資合作和調和的角度出發，勞動和資本則可以共同努力，爭取到一個“雙贏”和“共享”的局面。比如，資本家如果吸收工人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而工人也認同企業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那麼企業的凝聚力和生產力將大幅度提高，資本家和經營者也會增加決策的知識、信息來源和減少決策失誤，從而使企業的利潤大幅度增長。那麼，這部分新增利潤就可以由勞資雙方共享。實際上，由於勞資雙方真誠合作，由於企業內部各生產要素高度協同有序地運營，還會創造出一種良好的企業形象、企業品牌和企業知名度，而這種無形資產會成為一種嶄新的生產要素，並且成為企業新的利潤來源。毫無疑問，這種無形資產乃是勞資雙方的共同資本，而由此帶來的利潤也應該由勞資雙方共同分享。 再比如，勞資雙方可以坐下來認真談判，客觀地計算各種生產要素對利潤的貢獻，工人方面可以提出消除剝削即全部獲得其勞動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的要求。但由於企業是一個共同體，而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是有風險的，因此，工人方面也應作出與資方共擔風險的承諾，如果不願意作出這種承諾，那麼理所當然應當向資方讓渡一部分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如果工人方面既不願意與資方共擔風險，又要求全部獲得自己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那就超出了自己合理的權利邊界，並且自己這一方面也會出現某種道德不合理性。當然，由於資本方面占著強勢和優勢的歷史地位，比工人方面有更大的風險承擔能力，資本方面理應作出更多的讓步。 不管發生上述哪種情況，只要資本相對勞動還處於一種強勢的歷史地位，而勞動相對處於弱勢，只要社會還是由占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和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組成，那麼，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就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的，剝削還會存在，而且即算剝削程度減輕，貧富分化還會很嚴重。 什麼是產權和產權制度 為什麼迄今為止人數眾多的勞動者一直處於相對弱勢的社會地位？為什麼人數很少的投資者和經營者獲得了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前面的文章已經涉及到了一個主要原因：所有權、產權與勞動者的分離。從這一篇開始要展開論述勞動與產權的關係問題，進一步深入探討勞動與所有權、產權分離的原因，探索重建“勞動產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所有權與產權 所有權（ownership/proprietary right）與財產權/產權（property rights or rights of property）是兩個經常被人們不加區別地使用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的確具有某些共同的含義，故而可以交替使用，但細究起來，兩者又有一些重要的區別。 所有權和產權都是指人們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這兩個概念是通用的。但所用權強調的是所有物與所有人之間直接的歸屬關係和嚴格的對應關係，通過取得他人同意而獲得的對他人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不能叫做所有權。產權的含義比所有權寬泛得多，既可以是指對歸屬於自己的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也可以是指對經他人自願同意而獲得的對他人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比如，早在古代，就存在借用、借貸和租賃的行為，一個人只要支付一定的代價，就可以取得在一定時間內占有、支配、使用他人所有的財產的權利，並因此而獲得相應的收益。這種通過租借而獲得的權利顯然不是一種所有權，但卻是一種產權，不僅享有在一定時間內占有、支配、使用他人所有的財產的權利，同時也必須盡到保管、維護等項義務，如果產生雙方約定外的損壞，或者發生丟失，租借人必須以自己的財產或以別的什麼方式予以賠償。在現代社會，所有權與產權的分別就更明顯了：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由於股份公司這種企業制度和財產組織形式的出現，非所有者的經營者取得了對投入企業的資本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部分處置的權利，這種相對完整的產權又叫做“法人財產權”；所有者主要保留對投入企業的資本的終極所有權、分紅權和最終處置權，他們轉讓給經營者的部分產權轉化為他們對經營者的選擇權，他們自己則退出生產經營過程，他們的這種產權又叫做“股權”。 所有權與產權的關係可以這樣來表述：所有權是原生的、核心的產權，而產權是衍生的、擴大了的所有權；所有權一定是單一的、與所有者直接統一的，而產權卻可以是多元的、可以與所有者是間接統一的；所有權是基礎和出發點，不論產權衍生成為多麼複雜的結構，最終都要追溯到所有權，但產權又不能還原為、化約為、等同為所有權，它把所有權放大了，它包含所有權，其外延和範圍大於所有權。那麼，為什麼所有權會演化為產權呢？主要原因來自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和規模經營會帶來比所有權人直接經營自己的財產更大的產出、更高的效益。 在後文的論述中，我們會更多地使用產權、產權制度，而較少使用所有權、所有制，因為前者包括了後者。但在必要的時候仍然會交替使用這兩組概念。 二、產權的雙重含義 1、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 所謂產權和產權制度，是指各生產要素（土地、資源、生產工具、勞動力）歸誰所有和經營的制度安排，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一種首要的“生產關係”或“經濟關係”，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產品的交換方式和產品的分配方式。 過去我們對所有權、產權的理解，局限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或財產所有制，是指對生產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處置；至於生產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體力、智力、技能、知識、組織和管理才能等，則沒有作為一種“財產”、“財富”，作為一種占有的對象來理解。產權，應該是指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既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而且包括人的生產能力的所有權和經營權。 澄清產權的基本含義，對於我們理解產權制度的歷史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2、產權制度的發展歷程，既是生產資料所有製發展的過程，也是勞動力所有製發展的過程原始公有制是氏族公社對全部生產要素（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共同所有；奴隸主所有制是奴隸主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雙重占有，奴隸主不僅擁有生產資料，而且擁有勞動力，奴隸則不僅不擁有生產資料，而且不擁有自身的勞動力，而成為像牛馬一樣被奴隸主所占有的財產或“會說話的工具”；封建地主所有制是封建地主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對勞動力的部分占有，農奴的處境比奴隸的處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能隨便被買賣、鞭撻和處死，至於佃農，雖然沒有擺脫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但比農奴又取得了更多的自由；資本主義所有制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但不直接占有勞動力，勞動力由工人直接擁有，資本家必須通過市場交換來購買勞動力，而且是僅僅購買勞動力，而不是購買工人的全部身心。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產權的發展過程，是勞動者的生產能力、勞動力由別人占有變為自己占有的過程，是勞動者不斷獲得解放和自由的過程。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看，單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角度，實際上就很難把奴隸主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從本質上區別開來。 3、勞動者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是促成產權制度結構不斷高級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到目前為止，就整個人類而言，生產資料仍然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而人的生產能力、勞動力仍然處在次要地位，因此，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產權結構中仍在主導地位，而勞動力所有制只占次要地位。但是，促成產權制度演變的最終力量是勞動者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即人的生產能力、勞動力在生產要素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眾所周知，人類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生產出能夠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物質財富。不同的生產要素，對形成物質財富，有不同的貢獻。在遠古原始社會，勞動的對象即採集、狩獵的對象——野果、野獸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對於形成物質財富、維持人類生存的貢獻最大。所以，那時的人類對他們賴以維持生存的這些勞動對象頂禮膜拜，以至每次狩獵前都要舉行隆重的巫術、祭祀活動，來祈求被狩獵動物的寬恕。後來人們從狩獵活動中學會了畜養動物，從採集活動中學會了種植植物，於是出現了原始的畜牧業和農業，自然，牲畜和糧食成為最重要的物質財富，而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一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土地都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次是生產工具，最後才是勞動者；農業（包括畜牧業）是主導產業，手工業和商業只是派生的、為農業服務的產業。誰擁有了土地，誰就主宰了經濟和社會。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人類不再主要從自然界表層獲取物質財富（糧食、牲畜），而從自然界深層獲取物質財富（煤、鐵、石油、礦物），於是，以簡單生產工具從事的手工勞動便被機器生產所取代，生產工具一躍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農業文明被工業文明所取代，工業取代農業成為主導產業。機器和工業的發展反過來改造了農業，使農業生產也朝機械化、規模化的方向發展。在這個時代，誰擁有了生產工具，誰就控制了經濟和整個社會。 但是，生產工具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同時也就意味著人的生產能力這一生產要素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了。固然，直接的生產勞動者（以簡單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作為機器體系的一個環節，只需要付出比較簡單的技能，但是機器本身並不是自然界的產物，而是人的智力的物化，是科學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這就是說，在生產工具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背後，隱含著科學技術向生產要素轉化的過程。那時，科學技術還沒有成為直接的生產要素，而是存在於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之外，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存在，它必須轉化為生產工具、轉化為直接生產勞動者的技能，才能成為生產力，這就決定了，科學技術工作者，還不能成為物質資料生產的主導能力，而只有那些擁有貨幣，能夠購買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簡單勞動力的資本家，才能成為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力量。科學技術工作者從上層建築進入經濟基礎，通過出賣自己的科技成果而成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而廣大的以簡單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依然是生產過程中次要的因素，依然是無產階級。由此可見，資本主義所有制仍然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主，但是人的生產能力所有制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第一，一般的以簡單勞動為主的勞動者獲得人身自由，成為自己勞動力的主人；第二，特殊的以複雜勞動為主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憑著對自己特殊的勞動能力的所有權，通過交換來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或比較豐裕的物質財富。 4、發達國家的產權制度出現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主向以勞動力所有制為主的趨勢 二戰以後，發達國家經濟社會結構出現如下變化： 第一，工業文明向信息文明轉化。工業文明是建立在對非再生性能源、資源（如煤、鐵、石油、礦物等）的開掘和利用基礎上的，但是，這些非再生性能源在地球上的儲存量是有限的，至今已被工業文明耗竭得所剩不多了。因此，文明必須尋找新的基礎，即由對非再生性資源的利用轉化為對再生性資源（如太陽能、原子能、生物能）的開發，這種開發極大地依賴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就是說，極大地依賴於複雜勞動和人的創造能力的普遍而全面的發展。 第二，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從前，知識的生產只是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進行，它要通過許多中介環節，才能轉化為物質經濟、物質生產；現在，知識的生產、交換、流通和分配本身正在成為經濟的基礎，物質生產反而只是知識生產的外化和物化；從前，知識是為滿足農業（第一產業）、工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發展的需要而被生產的，現在，知識產業本身成為主導產業，反過來大規模地、深刻地改變其它產業。這些物質生產產業的發展對知識的依賴程度已經超過了對資金、資源的依賴程度，或者說，知識對物質經濟發展的貢獻、對社會物質財富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了50%，甚至於達到了80%左右。 第三，簡單勞動者向複雜勞動者轉化。因為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知識化、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使產業工人從機器體系中解放出來，而轉變為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控制者和監督者，轉化為複雜勞動者，大量就業人口轉向非物質生產部門，轉向知識產業、文化產業和信息產業。在知識經濟發達的國家，傳統的產業工人將只占全部勞動力的極少的一部分（5%—10%），一個新的複雜勞動階級將取代傳統的簡單勞動階級。 在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產權制度也會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勞動者生產能力所有權將取代生產資料所有權而成為首要的所有權，知識產權將取代物質產權而成為首要的產權，人力資本將取代物質資本而成為首要的資本；與此同時，一個新型的、以複雜勞動為主體的、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有產勞動階級，將取代傳統的、以資本所有者為主體的、占社會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而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已出現這種發展趨勢，大部分國家、人類的大多數還處於生產資料所有制占統治地位的階段，而勞動者生產能力所有制仍處於低級發展階段。 三、決定產權制度性質的三個基本矛盾 人類社會為什麼有產權制度？為什麼它會成為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因素影響和決定產權制度的構成以及演變和發展方向？這是有關產權制度的另一個基本問題。 1、稀缺性和豐裕性：人類與自然的矛盾 這是制約產權制度的第一個基本因素。人類在自然中生存和發展，自然界不會自動地滿足人，人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從自然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根據人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高低，從理論上，我們可以設想出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四種生存狀況：極度匱乏狀態、相對匱乏狀態、相對豐浴☆態和極度豐浴☆態。 極度匱乏狀態，指原始人類的生產力極低，只會使用最簡單的工具，智力貧弱，主要依靠簡單勞動，在與其它動物的生存競爭中並不占太大的優勢，不得不依賴於自然而生活，主要靠從自然界獲取現存的食物和住所而得以勉強維持生存，基本沒有什麼剩餘產品；相對匱乏狀態，指人類生產力有所發展，人類學會利用生產工具、通過延長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從自然界獲取生活資料，除維持人類的基本生存外，出現了剩餘產品，在生存問題基本解決的基礎上，人群出現初步的分工，智力得到專門的發展；相對豐浴☆態，指分工進一步發展，智力、科學技術得到很大的發展，生產工具得到極大的改造，使人類能從自然界獲得巨大的物質財富，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過上了小康生活，相當一部分人過上了富裕生活，只有極少數人處於貧困狀態；極度豐浴☆態，指人類智力、科學技術得到普遍和高度的發展，人類從自然獲取豐裕的物質財富，人人都能過上富足的生活。 一般而言，只有在物質財富極度匱乏和極度豐裕這兩種極端的情況下，單一的、完全的公有產權制度才是充分必要和可能的。 毫無疑問，在極度匱乏狀態，公有制便是一種必然的選擇，而且是使人類能夠存活下去的唯一選擇，因為只有公有制才能把原始人群結成一個整體，以整體的力量去與自然界抗衡。這種情況就是在今天也可以見到：比如當某一人群遭受地震、火山爆發、海難、旱災、水災等不可抗的自然災害，從而使他們陷入絕境時，他們會迅速拋棄自己的私有財產觀念和損人利己之心，而團結成為一個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否則，這個群體就會因為相互疏遠、 對立而迅速陷入瓦解，完全失去倖存的希望。 反之，在極度豐裕的狀態，物質財富充分涌流，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私有制和財產的排他占有也會成為多餘的，全人類將共同占有和享有一切生產要素。 可以說，除了這兩種極端的情況外，在相對匱乏和相對豐裕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私有產權制度就是必然會產生和發展的，因為一方面，社會物質財富不可能同時同等地滿足所有人的生存、享受和發展需要，因此，人們必然會為爭奪有限的物質財富而展開鬥爭；另一方面，這種鬥爭又是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展開的，只要這種鬥爭不是過度惡劣，就不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和瓦解，使人類倒退到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 2、個體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階段性：個人與社會的矛盾這是制約產權制度的第二個基本因素。如同人類在自然界中會處於極度匱乏、相對匱乏、相對豐裕和極度豐裕四種狀態一樣，個人在社會中也會處於個性極度貧困、相對貧困、相對豐富和極度豐富四種狀態。實際上，人類之所以在自然界中處於匱乏狀態，正因為個體力量的弱小和個性的貧困，而人類在自然界中之所以能達到豐浴☆態，也正因為個體力量的普遍強大和個性的豐富。 一般而來，只有在個性極度貧困和極度豐富這兩種極端的情況下，單一的、完全的公有產權制度才是充分必要和可能的。 很顯然，當個體力量極度弱小，個性極度貧困時，個人自身是無法獨立生存的——就個體力量而言，他比他所要獵取的猛獸弱小得多：與許多動物相比，人沒有那麼鋒利的牙齒和爪子，沒有那麼銳利的目光和靈敏的嗅覺，沒有那麼快捷的奔跑速度和持久的耐力，沒有那麼完善的趨利避害本能。因此，他們必須團結成一個整體，以整體的力量對付自然界個別的力量，才能生存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原始公有制是必然的、唯一的選擇。 反之，當個體力量極為強大、個性極為豐富時，當個人所能創造的財富遠遠多於他所需要的財富時，私有產權對他來說也是多餘的：他不需要私有制來保護自己，以使自己得到比別人多餘的一份，他也不用從別人那裡去掠取，也不必擔心別人從自己這裡掠取，因為所有的個人都是高度和全面發展的。 除了這兩種極端的情況，當個體力量處於相對弱小、個性處於相對貧困和個體力量處於相對強大、個性處於相對豐富這一漫長的歷史階段，個人與他人、與共同體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私有觀念和利己主義欲望就會從他的內心深處滋長蔓延出來，私有產權制度就會占主導地位，因為個體的能力（包括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是不平等的，個人所能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和自由時間是不平等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強制要求物質財富在所有個人之間平均的分配，顯然是不公平的，是不利於分工、個體能力和個性的發展，因而也是不利於整個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發展的。 3、善惡交織性：人性的內在矛盾 這是制約產權制度的第三個基本因素。所謂人性的內在矛盾，是指人類和個人人格結構中的內在矛盾，是人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本性與社會本性、低級需要與高級需要之間的矛盾。人的本性中有善性（主體性）、惡性（反主體性）和自然本性三種要素。善性即主體性，包括人的自覺性、自主性、創造性、合群性和自我確證性，表現為自尊、愛、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等人的高級的精神需要；惡性即反主體性，包括人的惰性、奴性、侵略性、破壞性，表現為人的一些黑暗的、惡劣的心理需要；自然本性是人作為動物、生物的自然屬性，非善非惡，表現為飲食、求偶、安全、休息及機體運動等自然需要。人的這三重本性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聯繫的，根據個體人格結構中哪一種本性占優勢，可以把多種多樣的個性劃分為三種類型：主體個性或優秀個性；反主體個性或惡劣個性；中庸個性。主體個性是主體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智慧型、創造型、自尊型、仁愛型和審美型個性；反主體個性是反主體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惰性—奴性型、侵略—破壞型、惰性—破壞型、奴性—侵略型個性；中庸個性是自然本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生存型、安全型、享受型個性。歷史經驗表明，來自人性深處的惡（集中表現為暴力和狡智），以及依靠暴力和狡智控制他人的個人和利益集團，在產權形成和產權制度演變過程中曾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就是說，要建立高度公正的產權制度，不僅要以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為前提，而且要以人格的健康發展為前提，以人的主體性的極大發展和反主體性的最大限度的抑制和消除為前提，以高級的精神需要取代人的生物性自然需要成為人的主導需要為前提。如果不具備這樣的前提，即算人類生產力可以達到創造充分物質豐裕的水平，人類也仍然擺脫不了一個人統治人、人壓迫人、人控制人、人剝奪人的社會結構。 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歷史演變 一、原始公有產權的局限性 原始公有制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雙重的公有制：氏族公社作為一個集體、一個整體占有自然資源、土地、牲畜、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本身；所有氏族成員共同勞動、共同生產，勞動成果平等分配；沒有私有財產，甚至沒有私有觀念；沒有剝削、壓迫和統治，人與人是完全平等的；沒有國家、官吏和法律，氏族首領沒有可以加以支配的政治強制力量，他們按照氏族所有成員公認的習慣和道德，來調解氏族內部的糾紛。 “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社會!”許多對私有制深惡痛絕的思想家忍不住讚美道：“這是人類的黃金時代!”於是，在他們看來，私有制毀壞了原始人類的公正、無私、誠實、正直、善良和仁慈，毀壞了原始人類的美好的人性，使人類墮落成為自私、狡詐、虛偽、貪婪、殘暴、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衣冠禽獸”。他們以原始公有制為藍本設想一種理想的公有制社會，以代替現存的罪惡滔天的私有制社會；有些人甚至要求罷黜私有制社會的一切（包括其文明成就），而直接退回到原始社會的田園牧歌生活。 這顯然是一種道德至上主義的偏激判斷。如果我們用一種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相結合的思維方式來觀察、分析原始公有制，我們就會赫然發現，原始公有制原來是一種極為粗陋的、低級的所有制。 1、原始公有制不是出於原始人類的善良本性，而是出於原始人類生存的必然性有一種觀點認為，原始人類是善的，猶如嬰兒是善的（所謂“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後來被私有制敗壞了。這種觀點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原始人類沒有惡性的話，他們後來怎麼會造出一個惡的社會呢？事實上，與現代人類一樣，原始人類也具有善惡兩面性，只不過出於生存的必然性，原始人群必須抱成一團，形成緊密的共同體，才能維持生存，因而至少在氏族範圍內，惡的一面如攻擊性、侵略性、破壞性，是被壓抑的——如果這一面也發揮出來，就會使原始人群陷入相互傾軋而解體，並被自然界一個一個地消滅掉。所以，原始社會就有極為嚴酷的圖騰禁忌制度、習俗和道德準則，對任何危及共同體生存的行為，都要施行嚴厲的懲罰。 2、原始公有制具有強烈的狹隘性、封閉性和排他性原始人群作為一個又一個以血緣關係為紐帶而聯結的氏族公社，在狹隘的範圍和孤立的點上自發地繁衍和發展，公有制的原則只適用于氏族內部，而不適用于氏族之間，相反，在氏族之間經常爆發激烈的爭奪資源、土地和財富的戰爭，惡性只在氏族內部受到壓抑，而在氏族之間卻作為“集體惡性”得到釋放。氏族成員同時也是戰士，戰爭是他們經常的並且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的職業，獲取敵人頭皮最多的人成為氏族最勇敢的戰士，甚至成為氏族首領；俘虜最初統統被殺掉，後來被蓄為奴隸，他們不被當作人、當作同類看待。不同的氏族群體之間或者相互仇殺，或者“老死不相往來”，缺乏經濟上、精神上的橫向聯繫。這種狹隘的、封閉的和敵對的群體關係，比動物群體之間的關係好不了多少，普波爾形象地把這種社會形態稱之為“部落囚籠”或“野獸的囚籠”。實際上，由這種狹隘的群體所有制演變為個體私有制，也可以說具有內在的邏輯必然性；氏族群體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本身的排他的獨占以及對其他氏族群體的掠奪，把其他氏族的成員蓄為本氏族的奴隸，已經埋下了私有制、階級對立、剝削和統治的種子，私有制只不過把這一變化趨勢引向氏族內部，從而完成這一變化而已。 3、原始公有制束縛了個人的發展，也使分工、生產力和人類能力的發展極為緩慢在原始社會，個人勞動力，連同他本人的全部，都是屬於共同體所有的，個人處於一種血緣依附關係中，還沒有割斷與共同體的臍帶。氏族共同體有一種“一體感”，就像是一個人一樣，而個人乃是這個更大的生命體的一部分。所以，共同體對個人是全部負責的，如果某個人被其他氏族的人所殺，整個氏族就會激動起來，為他進行血族復仇。另一方面，氏族共同體也對個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個人沒有任何獨立和自由可言，他不可以隨意地從一個集體轉到另一個集體，他也不可能脫離集體或違背集體的習俗、規範而進行獨創性的活動，一切發明和創造通常都是被禁忌的。這就是說，原始公有制在壓抑人的部分惡性的同時，也把人的一部分善性，把人的創造性和自主性壓抑住了。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沒有分工（每個人都是“多面手”），人的才能沒有分門別類的發展，生產能力、技術和經驗長期處於低水平的重複和極其緩慢的積累狀態，在幾十萬年間，沒有明顯的進步。自人類誕生至今，竟然有99%以上的時間處在原始社會，私有制社會的歷史還不到全部人類歷史的1%! 二、私有產權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私有制的產生，不僅是人類所有制歷史、經濟關係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全部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革命，它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使人類在短短幾千年的時間內，在不到人類歷史1%的時間內，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占人類歷史99%以上時間的原始社會所積累的全部成就，或者用摩爾根的話說，原始社會不過是野蠻和蒙昧時代，真正的文明時代是從私有制社會才開始的。 私有制的歷史合理性表現在經濟和道德兩個方面： 1、私有制的經濟合理性 第一，社會物質生產建立在個體自利的基礎上，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問題，個人和個體家庭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和自由，從而大大激發其投資、創業和勞動的積極性。 個人的自私自利本身並不是“惡”的東西，而是一種中性的（非善非惡的）、自然的本能，是一種自我保存、自我發展的本能，趨利避害的本能；自私自利並不一定損害他人，只有損人利己才是惡的。在原始社會，個人的自私自利是被壓抑和受到控制的，因為個體的生存同時表現為集體生存，個人只有維護集體才能保存個體，而維護集體也直接地保存了個體，因此個人的相對獨立和自由是不可能的。私有制把個體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這一寶貴的資源開發出來，無疑大大地刺激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從此以後，個人和個體家庭由注重眼前的物質利益，轉向注重長遠的利益、生產能力的提高和生產規模的擴大，由消費轉向積累和投資，由安於現狀轉向開拓進取。 第二，個人和個體家庭同時承擔著經濟上的責任和風險，這就解決了經濟發展的約束機制問題。人們學會了精打細算，節約成本和開支，最有效、最合理、最安全地利用和開發自己擁有的資源。應該說，在人類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由這些自利的個人和個體家庭去擁有和支配這些資源，更能使有限的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可以把一分錢掰成兩半用，可以巧妙地平衡家庭收支，利用非常有限的財富使全家人過上體面的生活。很顯然，在公有制統收統支的情況下，缺乏這樣一種內在的約束和責任機制——這一缺陷在原始公有制下還不太明顯，因為那時經濟上極度匱乏，除勉強維持生存外，沒有什麼剩餘可以浪費，因此公共收支和公共生活還是一種很節約的方式；但一旦人類生產力有所提高，雖然資源有限、財富相對匱乏，但畢竟在維持生存外有所剩餘時，繼續維持原來的公有制，就會缺乏對剩餘財富或公共財產的責任機制，也就是說，沒有具體的個人對公共財產負責任，從而使有限的資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第三，個人和個體家庭之間必然會展開競爭，從而形成一種經濟發展的壓力機制，使個體生產獲得一種持久的外部壓力和推動力。很顯然，在原始公社個體與共同體直接同一、個體與個體之間缺乏利益差別的情況下，不可能形成這樣一種競爭機制。競爭機製作為外部動力，推動個體生產經營，同時，在整個社會範圍內，競爭機制又是一種強大的內部動力，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和經濟的發展。 第四，個人和個體家庭以及不同人群之間的競爭，大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展，而分工的發展又促進了交換的發展，從而使經濟發展大大衝破了血緣關係的限制，使人們建立了廣泛的經濟上的聯繫，使市場經濟得以發展起來。因為每一個經濟單位要在競爭中獲勝，必然要發揮自己的相對優勢和獨特優勢，必然要充分開發自己在資源、自然條件、生產技術和勞動技能等方面的比較優勢，於是社會分工便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發達的分工又導致發達的交換，於是一種相互競爭而又相互合作的經濟機制——市場經濟便發展起來了。很顯然，在原始公有制下，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受到嚴格的限制，只有在私有制下，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才能得到進一步發展。當然，早期的、古代的私有制是不發達的、不成熟的和野蠻的，比如，勞動力歸奴隸主封建主所有而不是歸勞動者自己所有，妻子、子女的勞動力歸家長所有而不是歸他們自己所有——這種形式的私有制限制了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了主導地位，而市場經濟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夾縫中生存。隨著生產力、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勞動者本身的不斷反抗，古代的私有制向現代發達的、成熟的和文明的私有製發展，也就是向普遍化和公平的方向發展，勞動者獲得勞動力所有權，越來越多的人、社會上絕大多數成員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在這一基礎上，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得到大規模的發展，已達到發達和成熟的狀態。應該說，分工、交換、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是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沒有最原始的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私有制，反過來說，沒有私有制，也不可能有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2、私有制的道德合理性 說私有制具有經濟合理性，許多人是贊成的；說私有制也具有道德合理性，那是他們萬萬不能同意的。他們發現了一個著名的“二律背反”：在整個私有制社會，經濟不斷進步，而道德在不斷退步；伴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日益增長的，是人性的淪落、人格的敗壞、道德的頹喪和腐敗以及精神的空虛和貧困。事實上，這正是他們強烈要求廢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主要理由。 當然，經濟與道德的矛盾一直是存在的（原始社會也存在），但說兩者達到這樣一種極端的“二律背反”，則是一種人為的虛構和誇張。應該說，公有制有公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私有制有私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如果原始公有制沒有道德上的缺陷，它也就不會轉化為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沒有道德上的支持，它就不可能獲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就；私有制不會單憑其經濟上的合理性而取得其歷史合理性，或者說，私有制的歷史合理性內在地包括了一種道德合理性。人類的惡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私有製造成的，私有制不過是使被原始公有制壓抑住了的某些惡性釋放出來並助其泛濫而已，但同時，私有制也釋放出被原始公有制壓抑住的某些善性並培育出新的道德要素和道德品質，培育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得以成長和發展所要求的新型道德： 首先，在私有制基礎上，生長出一種個體本位道德。私有制原則上是要以個體為本位的，當然，私有制並沒有一開始就落實每個個體的本體地位，而是演變為一種階級對立的私有制——社會上少數人擁有生產要素而多數人一無所有，甚至失去人格的獨立和自由，但私有制正在向普遍的個體私有製發展。私有制大大地解放了人的被原始公有制所壓抑的積極性、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增強了個體的自主能力和自我負責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社會合作和交往的能力，這就為一種新型的道德——個體本位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礎。私有制經濟要求每個人對自己負責，要求每個人自立、自強、勤勞、節儉、開拓、進取、冒險，要求與他人進行平等的交換與合作——只有符合這些道德原則，私有制經濟才會迅速發展；掠奪、剝削、壓迫、偷盜、搶劫等不道德行為歸根到底是不符合私有制道德原則的，因為它們會毀壞私有制的基礎，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動亂和激烈的階級鬥爭，使經濟不能正常發展。 其次，私有制使個人和個體家庭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和自由，使他們按其投資、生產、經營和勞動的績效和效率獲取相應的報酬，這實際上公平地把勤和懶、精明和糊塗、能幹和無能、強和弱、勇敢和懦弱、節儉和浪費等等區別開來了，從而讓勤勞、精明、能幹、強健、勇敢和節儉的人先富起來，讓懶惰、糊塗、無能、羸弱、怯懦、浪費的人落於人後，並逼迫他們改變自己、提高自己、強化自己，而不是指望通過公有制無償地獲取別人的財富，這對於鼓勵社會競爭，防止和避免“搭便車”、“吃大戶”、吃“免費午餐”和“槍打出頭鳥”等另一種形式的不公正，是非常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私有制既符合效率原則，也符合社會公正的理想，因為社會公正一方面要求讓所有的人（包括最弱的人）平等地得到參與競爭的機會，讓所有的人按照大家一致同意的規則參與競爭，另一方面，也要求承認人與人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的差別，保護那些優秀的人並鼓勵每個人都成為優秀的人，而不是把所有的人都變成平庸的人。 如此看來，私有制既有符合個體道德的一面，也有符合社會道德（社會公正原則）的一面，千百年來，這種道義的力量、道德資源也是私有製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無形支持力量；如果私有制完全是不道德的，也就會使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不能接受或無法承受，它也就絕不可能長久存在和發展下去。 三、私有產權制度的弊端 私有制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弊端有些是經濟上的，有些是道德上的；有些是其固有的和不可根除的，隨私有制本身一同生滅，有些則是在其本身的發展過程中可以逐步改變和消除的。 1、私有制的經濟不合理性 第一，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私有制只是少數人的私有制，即少數人擁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而大多數人一無所有，並且對少數人處於人身依附關係。這種情況不能使社會上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都發揮出來，廣大勞動者缺乏生產熱情，他們僅僅迫於生存而勞作，其潛力遠遠沒有得到發掘。這種情況隨著少數人的、階級對立的私有制轉向多數人的、普遍的私有制而得到改善，但至今還沒有得到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可以叫做私有制的“微觀不經濟”或“內部不經濟”，即同一生產單位（家庭、農莊、作坊、工場、工廠、公司）內的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和人力資源未被充分利用起來而處於壓抑、沉睡或浪費狀態。 第二，各個私有者和私有生產單位雖然可以通過相互交換產品進行協作和社會化生產，但不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直接地進行大規模的協作，這樣會導致兩種負面後果：一是因為各個私有者都追求自己狹隘的目的、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很少注意也很難顧及其行為的外部影響、社會影響和長遠的後果，因此，往往對私人有利的，客觀上對他人、社會和後代不利（雖然私人生產者主觀上可能並沒有害人之意），這種情況叫做“外部不經濟”；二是因為私人生產者之間盲目競爭，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生產某種程度的以至嚴重的混亂和無序狀態，造成諸如重複發明、重複投資、生產過剩、產業結構趨同等極大的浪費，這種情況叫做“宏觀不經濟”。由於私有制的“外部不經濟”和“宏觀不經濟”，使人類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對自然界進行非理性的、掠奪式的、征服式的經營，造成本來有限的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嚴重失衡，使人類陷入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之中。也就是說，私有制在節約資源和能源的同時，也在浪費資源和能源。當然，可以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來減少私有制這種經濟不合理性，但只要私有制存在下去，這種情況就很難從根本上消除。 2、私有制的道德不合理性 與私有制的經濟不合理性相比，其道德不合理性是更加引人注目的。 首先，私有制讓被原始公有制壓抑住的人性中惡的一面釋放出來了：在原始公有制下，攻擊性、侵略性和破壞性只是針對其他氏族群體的，現代轉而針對氏族內部了，於是暴力、欺詐、偷盜、搶劫、貪污種種惡劣行為加入到了生產要素、財富的占有和分配過程中，也就是說，生產要素和財富的占有和分配，不完全是由正常的投資、生產、經營和勞動活動決定的，同時也是由暴力、欺詐等“非生產性”活動決定的；一些人不是通過正常的經濟活動，不是靠發展主體能力、生產能力而擁有和獲得財富，而是靠暴力、欺詐等非生產性活動成為所有者，這些人因為其本身的生產能力低下而無法生產財富，由於其好逸惡勞、懶惰而不願意從事艱苦的物質資料生產，於是便變本加厲地去掠奪別人。 其次，私有制帶來階級對立、剝削、壓迫和統治，導致觸目驚心的不公平和不正義現象。在原始公有制後，有一個普遍的、平等私有制階段：按照原始社會的公平原則，每個人都平等地得到一份生產資料，但是，由於正常的私有經濟活動本身帶來的貧富差別和由於非生產性活動的巧取豪奪，生產資料很快就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普遍的私有制被少數人的私有制所取代，社會分化為有產者和無產者兩大階級。更有甚者，有產者利用其對生產資料的獨占權，剝奪勞動者的人身自由，逼迫他們賣身為奴，對他們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不僅如此，有產階級和剝削階級還建立起國家政權，把這種階級剝削合法化、永久化，利用政治暴力、公共權力和國家強制力，對勞動者進行政治壓迫和統治，迫使他們永遠安於被剝削的經濟地位。 由於私有制不能防止甚而縱容個人的不道德行為和階級的不道德行為，從而導致兩方面的惡果：一是使私有制的經濟合理性大打折扣，使其經濟效率難以充分發揮出來；二是導致劇烈的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社會經常陷入動亂和革命狀態，而每一次大規模的動亂和革命都使千百萬生靈塗炭，人口大規模減少，社會的經濟、文化、技術、生產力、財富等等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從而導致一次又一次的歷史大倒退。 四、公有產權的重建 正是由於私有制在經濟上和道德上的弊端，又導致人們復興和重建公有制的強烈願望。當然，公有制自始至終並沒有從歷史上徹底消失，我們所說的“私有制社會”，並不是一個私有制是唯一產權制度的社會，而只是私有制是主要產權制度的社會，在這種社會形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公有制經濟因素，包括家族範圍、村落範圍、地方範圍、國家範圍內的“公田”、“公地”、公共資源、公共設施、公共產品等等，它們是私有制經濟的必要和重要補充。 除了這些遺留下來的和自然而然地存在的公有經濟成分外，人們還努力針對私有經濟的弊端，尋求公有經濟作為替代物。這種重建公有制的努力，又被稱之為社會主義，如果從16世紀初托馬斯·莫爾提出烏托邦構想算起，將近有400年的歷史了。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有各種各樣的流派和形態，但從如何對待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係來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 1、整體替代與打碎重建型 這一派要求以一種全社會大一統的公有制整體上替代私有制，即建立一種處處與私有制形成根本對立的公有制。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和要求，就必須徹底否定私有制，在打碎舊世界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新世界。當然，私有制下所取得的物質成果還是要保留和繼承的，甚至某些技術層面的管理體制也是可以繼承的，但私有制本身及其政治文化上層建築卻是應該完全拋棄的。這種類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代表。 2、部分替代與內在轉化型 這一派認為公有制與私有制既有對立的方面也有統一的方面，應當以自己之長取代對方之短，以對方之長彌補自己之短。因此這一派主張部分替代私有制或部分重建公有制，在公有制沒有優勢的領域保留私有制，在私有制沒有優勢的領域發展公有制。這樣一種部分替代顯然不是推倒重來、打碎重建，而是要在繼承私有制本身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將私有制內在地轉化為公有制，而不是藉助政治暴力從外部摧毀私有制。這種類型以民主社會主義為代表。 從20世紀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科學社會主義運動曾經取得勢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勝利，在十幾億人口居住的數十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過急過快的社會革命代價太高、負面後果太多、反彈太大，對私有制的長期歷史合理性估計不足，對公有製得以建立和發展所必備的歷史條件準備不充分，結果是，到了20世紀末，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像繃得過緊的神經一樣終於崩潰了。相比之下，採取漸進和改良戰略的民主社會主義雖然在很多方面不盡如人意，卻畢竟取得了一些實實在在的成就。 勞動產權的產生、喪失和重建 上兩篇文章對產權一般、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關係及其歷史發展做了一個提綱式論述，為本文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基礎。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是：勞動與產權、勞動與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之間是什麼關係？ 一、勞動是產權的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來源 洛克在歷史上首次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建立了他的勞動產權論。的確，正是勞動改變了自然資源的原始狀態，因此，勞動者對於他製造和使用的工具以及他利用其工具改造過的勞動對象，便天然地、天經地義的、無可爭議地擁用所有權，這是由人類的存在方式決定的，是由人依靠勞動獲取維持生存所需之物這一本質的、本原的、“自然的”、“天然的”的前提直接推演出來的；事實上，原始人類也是這麼進化而來的。 受到洛克的啟發，黑格爾用對象化理論為勞動產權提供了一種思辨哲學的論證，他認為主體只有對象化、外化、客觀化在客體中，才能擺脫其主觀性、空洞性和任性，而成為現實的、真正的主體，翻譯成我們的習慣語言就是：第一，只有擁有一定的財產，一個人才能活下去，才能成為現實的主體；第二，每個人都應該憑藉自己的勞動去獲得這種財產，所謂占有，不是去把別人的東西搶過來據為己有，而是人通過勞動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在對象之中，從而把自在之物變成為我之物。 馬克思進一步發揮了黑格爾的思想：人正是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反過來說，他也只有在他自己所占有的無機物上才能自由地實現自己的意志。與洛克和黑格爾以勞動確立私有財產權的思路不同的是，馬克思依據勞動價值論，提出了勞動者應當以共同所有的形式獲得全部產權即建立公有產權的要求。 洛克、黑格爾、馬克思的勞動產權理論受到其他許多經濟學家的批評，他們紛紛指出了產權構成的其他來源。本文整合了對立雙方的觀點，認為產權的來源的確是多重的，因而產權也是多層次的，而勞動乃是產權的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來源。 1、自然產權是一種直接來自於人的生命權的先天性 產權洛克在論證勞動產權時也承認一個更大的前提，那就是土地及其自然產品是上帝恩賜給人類的共有財產。我們無法證實上帝恩賜這個假定，但我們卻可以從人類與自然的直接同一性、人是自然存在物、所有人都是自然的兒女這一前提出發，來論證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自然資源這一天賦的自然權利。只要我們承認每一個來到世上的人都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那就必然要承認他擁有最起碼的維持生存的自然資源的權利。洛克可以辯解說大部分價值和財富都是勞動的產物，但是第一，畢竟勞動不能單獨創造價值和財富，勞動與自然一起“合作”才有價值和財富；第二，有些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水，對於維持人的生命是極其寶貴、不可或缺的價值或效用，它們無須經過勞動的加工改造。 應該說，就時間上的先後而言，自然產權才是第一產權，勞動產權是建立在自然產權基礎上的第二產權。 2、勞動產權是來自於人類特殊生存方式的後天性產權 自然產權雖然是先賦的第一產權，但卻只是一個普遍的前提，因為第一，人類是以個體、小群體、較大的群體而現實地存在的，從來沒有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按照統一的意志而存在，因此，自然界賜予人類的資源必須按照更為具體的原則在各個群體和個體之間分配；第二，自然資源並不自動地滿足人類需要，真正決定人類生存尤其是人類發展的力量是人類自身的活動，因此，人類自身的活動才應該是決定產權構成的直接原則。毫無疑問，在所有影響產權的具體構成的非自然的、人為的、後天的因素中，勞動是最為重要的因素。自然產權雖然是第一產權，卻只是構成產權的最初的前提、最低的標準、最後的界限：在保障每個人的生命權這一底線基礎上，勞動以及其他社會因素才真正具體地決定產權的構成。因此，就其重要性而言，勞動產權成了第一產權，而自然產權成了第二產權。 勞動同時具有私人性和社會性、個體性和集體性，因此勞動產權必然同時具有公有性和私有性，只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兩者所占的比重不同、在產權制度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原始社會以公有產權占主導地位，但也有最低限度的私有產權，比如對分配給他的那一份食物的無可爭議、不可轉讓的所有權；文明社會以私有產權占主導地位，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公有產權，小到家族、村落範圍的公有財產，大到國家範圍的公有財產。洛克僅僅從個體勞動出發論證了私有產權，而忽略了集體勞動建構了集體產權。馬克思則相反，從勞動的社會性論證了公有產權，而否認私有產權的長期的乃至永久存在的必然性。 3、非勞動產權是社會分工和其他力量所導致的後天性產權 非勞動產權是第三種產權，也是第二種後天性產權。很多人把勞動產權等同於公有產權，把非勞動產權等同於私有產權，進而又把私有產權等同於剝削性產權，這是一種雙重的誤解。首先，勞動產權既可以是公有產權，也可以是私有產權，前文已經論及；其次，非勞動產權既可以是私有產權，也可以是公有產權，比如任何一種以暴力、掠奪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其所擁有的財產至少有一部分是公有的，即反哺於社會全體成員的；此外，非勞動產權既可以是剝削性產權，也可以是建設性產權。據此，我們可以把非勞動產權大致劃分為兩種： （1）作為勞動產權之延伸並推動勞動產權發展的、建設性的非勞動產權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曾經指出勞動分工必然要求社會分工，於是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創造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了。與此同時，從勞動產權中自然也就分化出非勞動產權，投資者、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逐漸獲得了產權，其中投資者獲得直接的產權，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通過國家政權獲得間接的產權。應該說，這種社會分工和產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和合理的，事實證明，這種分工和分化儘管是拐彎抹角地但最終還是促進了勞動和勞動產權的發展，我們只需要反過來推理就能明白這一點：如果沒有這種分工和分化，結果會怎麼樣？只會停留在原始共產主義階段，由此還可以推論，產權的相對集中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投資經營活動的專門性發展必然會導致產權的集中，一些人獲得了很大的產權，另一些人減少乃至失去了產權，但只要這種集中符合以下兩條原則： a.導致了稀缺資源的優化組合、產生了規模經濟效益、降低了生產成本和增加了產出；b.能夠為減少了乃至失去了產權的勞動者提供和擴大就業機會，或提供另外某種社會補償，使之能夠維持比在原始的產權平均狀態下更高的生活水準——這種集中就是合意的、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而且也為後來的勞動者在更高的歷史水平和文明程度上重建勞動產權準備了前提和條件。 （2）作為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權之異化並損害其發展的、剝削性的非勞動產權我們曾經指出，惡——貪婪、暴力、狡智等等在歷史上也是一種原生的、本體的、現實的、產生巨大作用的力量，它們加入到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過程中，加入到產權分化過程中，推動產權由相對分化和不平等向極端的兩極分化演變，致使一些人擁有巨大的產權，而另一些人成為赤貧者和無產階級。 從理論上我們可以斷然肯定，沒有適當的社會分工、私有制和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向前發展，而會永遠停留在原始狀態，但絕不可以像有些理論家那樣，進一步推論說，沒有產權和財富的兩極分化，沒有剝削、掠奪、壓迫，不把一種相對有差別和不平等的、多數人的普遍私有制變成一種絕對懸殊和不平等的、少數人的特殊私有制，人類社會也不可能向前發展。正是一部分在客觀上占據社會優勢地位的投資者、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又從自己的貪慾出發，運用暴力和狡智等手段，聯起手來剝奪了很多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甚至剝奪了勞動者與生俱來的勞動力所有權和人身自由，直至剝奪一些勞動者（但不是所有勞動者）的生命——他們的這種破壞性活動也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嗎？當然沒有，恰恰相反，是阻礙了歷史的發展，假設沒有這種活動，歷史會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只是因為勞動者以自己的辛勞和血汗創造了社會存在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從而奠定了歷史發展的基礎，只是因為建設性的非勞動活動與勞動活動發生的“化學反應”所產生的倍增效應，只是因為建設性的非勞動產權的正面作用部分抵消了剝削性的非勞動產權的負面作用，人類歷史才在總體上表現出向前發展的態勢！ 上述產權結構可用下圖表示：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55730_83509.png 勞動產權、建設性非勞動產權和剝削性非勞動產權的關係是：建設性非勞動產權依託於勞動產權，剝削性非勞動產權依託於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權，反過來對後者又成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結論只有一個：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重建勞動產權與建設性非勞動產權的良性互動關係。 二、勞動產權的嚴重喪失、部分重建和全面重建 1、從普遍的、比較平等的私有制到特殊的、嚴重不平等的私有制原始公有制解體後，按照氏族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傳統，建立了一個比較平等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私有制。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必然導致貧富差別；社會分工的發展又進一步使財富和產權向一部分人集中，再加上貪婪、暴力和狡智的推波助瀾，這種私有制很快向一種嚴重不平等的、兩極分化的私有制演化，以致很大一部分勞動者不僅失去生產資料所有權，而且不得不變成債務奴隸（另一部分奴隸由戰俘轉化而來）。奴隸制意味著一部分人的勞動產權的徹底喪失。不過，我們不要把“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理解為只有奴隸主和奴隸、封建主和農奴兩個對立階級的社會，實際上，在那個被稱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還存在大量沒有失去勞動產權的自由民如自耕農、自由工匠、小商人，或雖然失去或基本失去生產資料所有權，但還沒有失去人身自由即勞動力所有權的自由貧民。在這些人身上，基本保留了或部分保留了勞動產權。 2、從重建勞動力所有權到重建勞動產權 奴隸向農奴、奴隸主向封建主的轉化，意味著勞動者通過英勇的反抗和鬥爭，爭回了部分的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則以承認勞動者全部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為前提。當然，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下，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資本家剝削去了，他們的工資被壓低到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和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水平，於是，18、19世紀的工人運動主要致力於在資本主義制度內提高勞動力價格、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提高生活水平，保護完整的勞動力所有權。到了20世紀，勞動者由部分重建勞動產權即重建勞動力所有權的鬥爭轉向全面重建勞動產權（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的鬥爭，諸如利潤分享、勞資共決、工人持股等制度創新此起彼伏，它們已經或深或淺地涉及到產權層面，已經或多或少地為勞動者爭取到了完整意義上的勞動產權。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勞動產權的這種實現，也就是所有權的普遍化或資本的社會化；在歷史發展階段上，這也就是特殊的、少數人的、階級對抗的私有制重新向普遍的、多數人的、階級合作的私有制轉化。 此處有必要對我國學術界所使用的“勞動力產權”和“勞動產權”這兩個概念作一點辨析。使用“勞動力產權”這個概念的學者實際上所要求的也是勞動者可以以自己的勞動貢獻在企業中獲得一定的產權或股權，即嚴格意義上的“勞動產權”，也就是最初洛克所講的勞動者對於自己創造的產品擁有的財產權，只不過洛克的勞動者是獨立進行生產，而現代勞動者是在企業中進行生產，因而其勞動產權就不可能是獨立存在的，而只能以股權的形式聯合地存在。但“勞動力產權”這個概念並不能準確地表達上述完整的內容，從字面上講，所謂勞動力產權也就是勞動力所有權，也就是斯密意義上的勞動財產權，即每個人對他的勞動能力（體力和技巧）所擁有的財產權。勞動者得到工資，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他的勞動力所有權或斯密所說的勞動財產權，但這不是本文所講的現代意義上的完整的產權在勞動者身上的實現，這樣一種實現只能用“勞動產權”概念而不能用“勞動力產權”概念來表達。 在現代歷史條件下，重建勞動產權當然不是要回到單個勞動者與少量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小農經濟或手工業經濟，而主要是指在普遍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大中型企業內獲得部分產權（股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部分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在這裡，勞動要素就像資本要素一樣獲得相應的股權和利潤。這是在繼承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真正的改造，理應取代以保護勞動力所有權和勞動者社會保障福利權為主要目標和主要內容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而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方向。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美籍華人學者曹天宇甚至把勞動產權提到基本人權和憲法權利的高度：“勞動產權指的是勞動者根據其在企業運行過程中付出的勞動而享有的一系列財產權利，其中最重要的與非人力資產投入者一起分享企業的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作為勞動者不可讓渡、不容侵犯的基本權利，勞動產權應該在憲法文本中有充分明確的表述，從而使其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和尊重，並在法律上得到政府的保護”；“勞動產權的最終依據在於，勞動者作為自主自決的道德主體，對其行為和活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享有不可讓渡的權利。勞動產權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投入自己的勞動這一道德行為的法律表示。因此，對它的任何侵犯，都構成對人類社會生活道義基礎的挑戰。基於同樣的理由，它也不能轉讓和買賣。任何涉及勞動產權轉讓和買賣的契約，即使是當事人自願簽訂的，也與自願賣身為奴的契約一樣，不僅在道義上不能接受，在法律上也是無效的。在這個意義上，勞動產權與生命和自由等人類最基本的權利一樣，應該被確認為是一種憲法權利，在憲法的文本中得到明確的表述。”三、勞動產權與當代中國工會的改革與發展 在近20年我國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工會一直把自己的活動局限在勞動關係領域，力圖保護的是工人的勞動權益，最多也就是工人的勞動力產權，而沒有縱深進入產權關係領域，爭取工人的勞動產權。這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比較現實的。但這同時也留下了嚴重的歷史後遺症。比如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制過程中，工人階級在數十年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獲得的公有產權基本上被虢奪殆盡，這是目前相當嚴重的腐敗、社會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們在公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讓勞動者實現和分享了一部分產權，那就真的能夠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而遏制住權貴資本主義、錢權勾兌型資本主義的滋長蔓延。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雖然公有企業改制已經塵埃落定，但仍然可以在改制後的企業和大量新生企業中進行勞動產權的制度創新。實際上，傳統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最近10多年建立起來的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制度、股份合作制，已經留下了實現勞動產權的制度框架，進一步需要做的是：（1）以全民公決的方式將勞動產權寫入憲法和相關法律；（2）在上述制度中把勞動產權的理念具體化，並進行新的制度創新；（3）通過人大、政協、獨立工會、獨立司法、自由新聞和輿論，監督這些法律和制度的實施。 勞動者應不應該爭取私有財產權 一、勞動產權應當是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的統一 勞動產權包括勞動者的私有產權和勞動者的公有產權，前者是指勞動者以個人身份對財產的占有，後者是指勞動者以社會成員、集體成員的身份對社會、集體財產的占有；前者是完全量化到個人的、個人對財產的直接占有，後者是一定範圍內的社會成員對一定財產的聯合的、共同的占有，通常不能量化到個人身上、由個人直接占有，而是由社會和集體的代表機構按照一定的民主的法律程序行使權利。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奴隸和農奴甚至沒有對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更談不上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工人擁有了對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但缺乏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倒是獨立的個體生產者如自耕農、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比較完整地擁有對自身勞動力和少量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此外，不僅奴隸、農奴和工人，而且自耕農、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都不能通過某種民主的法律程序間接地行使對社會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因此，在私有制社會，勞動者的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都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實現，更談不上實現這兩種產權的統一。 20世紀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初衷都是要充分地實現勞動者的產權要求，但人們簡單地把勞動產權片面地理解為公有產權，而取消了一切公民包括勞動者的私有產權。這種實踐的結果是很不好的：一方面勞動者的私有產權化為泡影，另一方面勞動者的公有產權也成為空中樓閣。我國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放開了對私有制經濟的限制，並且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鼓勵私有制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也加大了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護。終於，在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做出了如下明確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這是我國經濟社會和政治法律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進步。然而，相當多的人把憲法的這些規定僅僅理解為對已經擁有較多私有財產的富人的保護，而沒有意識到這一法律規定對於普通勞動者和窮人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對於在中國實現勞動產權的長遠的戰略意義。勞動者無疑是“公民”的最大多數，他們的公有財產權無疑應該繼續得到保護，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他們的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具有更為根本的意義。要知道，一個擁有私有財產權的窮人完全可以成為富人，而一個沒有私有財產權的窮人是永遠不可能鹹魚翻身的，即使他得到了大筆意外橫財，轉瞬之間也會被人以法律的名義加以剝奪。 二、勞動者應當爭取私有產權 因為過去的奴隸主產權、地主產權和資本產權是一種私有產權，一些主張用勞動產權取代奴隸主產權、地主產權和資本產權的社會主義者，就不假思索地認為勞動產權是對私有產權的否定，也就是說，勞動產權一定就是公有產權。如果說當年馬克思在他所處的歷史時代提出這樣的主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麼在今天如果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就顯得相當缺乏理性了。 首先，在當今時代，勞動與資本正在從對抗走向合作，勞動產權與資本產權相結合的可能性已經大大提高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變成現實。據統計，美國已有60%左右的人擁有一定的股權，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勞動者。新加坡倡導全民持股。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就把國有企業股權大規模出售給職工和公眾。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在推動員工持股計劃。這種情況從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勞動者獲得產權，從另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資本的社會化和普遍化，其實當年馬克思就已經看出來了，他把股份公司當作在資本主義內部資本的一種自我揚棄。 其次，從歷史淵源來看，原始公有制解體後的私有制就是一種勞動產權制度，而且即使在後來階級對抗與階級剝削的私有制社會，也一直存在大量私有勞動產權，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制或者以自己財產為基礎的個體勞動。產權與勞動相分離、勞動者成為無產者乃至奴隸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能證明私有制天然地、本質上一定與勞動者相對立，或勞動者天然地、本質上一定拒絕和否定私有制，而只不過證明勞動者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由於種種主客觀條件而沒有成為私有者或沒有保持住私有者的地位而已，一旦主客觀條件具備了，他們又可以、能夠重新成為私有者。 第三，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們還不能預測這個時期有多長）——有人甚至還認為只要人類存在和發展——每個人都應該、應當努力使自己成為私有者，理由有二：只有私有財產才能確保每個人的基本自由；只有私有財產的普及化才能實現基本的社會公正。 斯蒂芬·芒澤在論證私有產權時，在“併入與投射”這一基本理由之後，緊接著就提出了另一重要理由：“支配、隱私和個性”：“如果所有人在私有財產制度和經濟中有排他的權力，那麼他們就能確立和保護多種個人的善。它們是與自治、人格、自尊（self-respect）、自重（self-esteem）、自由、隱私和個性存在交叉的項目。”進一步說，私有財產對於每個人擁有“社會中全面的人類生活”——一種自尊和合理自信的生活能力免受損害的的生活——是必要的條件。的確，維護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個性和獨立人格，一直是自由主義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為私有產權辯護的主要理由之一。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自由主義的觀點和立場也同樣適用於勞動者嗎？僅僅因為這一觀點和立場首先是由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就應該予以否定和拋棄嗎？ 本文的觀點是，對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個性和獨立人格的追求，同樣也是勞動者的基本人性需求和基本人權。的確，個性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甚至是歷史的產物，而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自然事實，也不是什麼自然人性或天賦人權；的確，在歷史上，首先是那些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擁有較多資源的個人和集團具有較多發展個性的機會，並且其個性也確實首先得到了較高的發展。但是，歷史不僅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不斷從自然界的統治下得到解放的過程，而且是個人不斷從社會整體的禁錮下得到解放的過程，是個人從貧乏到豐富、從弱小到強健、從片面到全面發展的過程。這樣一個縱向的歷史過程同時也就是個性的發展由社會上層（中心）擴展到社會下層（邊緣）、由少數人擴展到多數人的橫向的結構性變化，歷史的發展高度正好是由社會上有多少人的個性得到了自由發展來衡量的。的確，“個人”、“個性”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和結果，但這一產物和結果同時又作為前提影響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說，在勞動者的個性因為受到限制而相當微弱的狀態下，他們對私有產權的要求也比較微弱並且得不到滿足，那麼，經過漫長的歷史積累，當勞動者的個性意識和自由需求日益強烈的時候，建立私有勞動產權就必須提上歷史的日程。應該說，勞動者激烈地否定和仇視私有產權，僅僅是他們處於不成熟的歷史發展階段時的絕望心態，他們越是軟弱無力，就越是熱烈地嚮往某種絕對平等的公有制，這樣一種嚮往實際上是對他們實現不了的私有產權需求的一種補償或替代性滿足。然而，放棄對私有產權的要求，實際上是放棄勞動者應得的歷史權利，是讓幾千年來勞動者的犧牲付諸東流，尤其是在公有制的嘗試因為不具備基本的歷史條件而失敗的情況下，繼續否定和拋棄私有產權，對勞動者來說是極不明智和具有極大損害的。 羅馬教皇利奧十三世在1893年所發布的一則通諭中指出：“社會主義者們力圖消滅私有財產，並堅持主張個人財產應當全部變成共有財產，接受國家或者地方政府的管理。……但是，他們的這些建議對於所有的實踐目標來講是如此明顯的無益，以致如果這些建議得到實施，勞動者本人將成為第一個受害者。……社會主義者們在力圖將個人財產轉移給社會的過程中，打擊了每一個掙工資的人的利益，因為他們剝奪了他處置他的工資收入的自由，並因而剝奪了他增加他的股份和改善他的生活條件的所有希望和可能。”我認為，羅馬教皇對傳統社會主義運動的這種指責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他不能理解這種形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當代社會主義運動要真正取得成功，第一步的確不應該像19世紀那樣，把私有財產全部收歸國有，而應該是把自由主義的原則平民化、把私有產權普遍化，為勞動者的個性發展和自我實現創造必要的物質的和社會的條件。 私有產權的普及程度還是平等和公正的主要指標之一。如果說，少數人壟斷產權、多數人一無所有是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那麼，取代這種狀況的絕不可能是一個一刀切的、一碗水端平的、高度結果平等的社會——在一個人數眾多而又無差別的社會平面上必然高聳起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代表機構，結果又會出現新形式的剝削和壓迫——而只能是一個私有產權普遍化的社會，一個比較普遍的、平等的私有制社會，只有它才是通向更高社會歷史階段的必經之路。這個社會保留了階級、階層差別，鼓勵自由競爭和個人首創精神，同時又實現了每個人在爭取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發展的機會、權利、資格、規則和基本社會保障方面的平等。自然，在競爭的結果即財產擁有量和個人發展程度上，是一定有差別的，但由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社會領域向所有人無限制地開放，由於公民權利的實現、社會民主監督和法治的實施，就會嚴厲限制壟斷和剝削，嚴厲限制貪婪、暴力和狡智等惡性力量的作用，這樣的差距就必定不是懸殊的，並且是健康的和良性的。 三、勞動者應當建立公平而有效率的公有產權制度 強調勞動者首先要爭得私有產權，勞動產權首先是並主要是私有產權，是因為看到了在相對匱乏和相對豐裕的漫長歷史時期，私有產權具有長期的歷史合理性（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但這並不是說，私有產權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前面的文章已經指出，私有產權制度具有經濟不合理性和道德不合理性，正因為如此，公有產權就是對私有產權的必要的補充和制約，在具備充分歷史條件時，還可能是對私有產權的替代。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公有產權，而是公有產權在多大的範圍內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公有產權採取何種組織和運行模式？ 在兩極分化的私有制社會，勞動者所能構想的公有制只能是一種絕對平等的共產制，正因為他們在當時的私有制框架內完全沒有出路，他們便設想出一種與這種私有制絕對對立的公有制。他們為爭取這種公有制而進行的鬥爭是可歌可泣的，表現了人類對平等和公正的不死的追求。問題在於，由於當時勞動者的個體能力普遍低下，他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素質普遍低下，即算他們通過浴血奮鬥建立了公有制，他們也無法駕馭這個公有制，結果這個公有制又會不可避免地演變為某種變相的私有制。19世紀中國的太平天國和20世紀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就是明證。當然，不能因為社會主義遭受挫折，就像哈耶克那樣斷言社會主義根本上就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或像福山那樣宣布資本主義已經是“歷史的終結”。現在我們面臨的“真問題”是，在私有制開始走向大眾化、平民化、普遍化的時代，公有制應該採用何種可行的模式？ 只能是一種與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相融通的公有制，一種在一定範圍內“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一種在一定範圍內社會化的私有產權。這是一種私有產權向公有產權的內在揚棄和轉化，是保留了私有產權的公有產權，或者說就是一種公私混合產權和公私混合所有制。其主要企業組織形式就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 可以在兩個層面構造這種新型公有制。一是在宏觀經濟層面，對各級各類國有企業進行改造。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擁有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包括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以便向社會提供民營企業提供不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這些企業的特定職能決定其產權不能完全劈分到自然人，至少必須由國家保持控股權。問題是要使這些企業在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內運營，使之接受國家立法機構的控制和國家監察機構、公眾輿論的監督，防止官商勾結和內部人控制，從而真正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從企業內部員工和企業外部經理人市場通過公開競爭而產生。企業內部勞動者分享一部分股權及其利潤並參與企業管理，企業還可以向外部投資者和公眾發售股票，通過“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兩種機制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 在微觀經濟層面，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企業和私營企業中，大力發展職工持股，直至普遍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理想。勞動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產權，一是以自有資金購買企業股權，二是以其勞動貢獻獲得一定的企業股權，從而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勞動與產權的直接結合。勞動者股東由此可以進入企業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治理機構，全過程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獲得部分（在股份制企業）或全部（在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企業）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如果我們不是把公有制設想成為一種與私有制絕對對立的、沒有個人產權的、勞動者作為一個混沌的整體共同占有全部生產要素的那種共產制，而是把它設想為一種在其內部有明晰的產權主體和一定程度的產權與利益差別的聯合所有制，是一種繼承了私有制的合理內核（個人所有權）的“社會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語），如果公有制的本質不是要消滅個人所有權，而是要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那麼，上述產權制度不是公有制又是什麼呢？只不過這裡所謂公有，不再是平均無差別地共有，而是指：（1）每個勞動者都成為產權主體，成為企業的主人；（2）由個人所有權所聯結而成的企業法人所有權對於個人的股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不能還原和劈分為個人所有權，為了企業的永續成長，企業當期剩餘的相當一部分要轉化為公積金和公益金，用於再投資和其他企業公共事務。 只有這樣建立起來的公有產權制度，才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因而才是真正可行的。 是資本產權還是勞動產權 討論勞動產權時迎頭碰上的就是已經存在數百年之久的資本產權這一強硬的事實。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勞動有勞動的邏輯，兩者可以達成基本的共識嗎？ 一、資本的邏輯：資本僱傭勞動 資本的邏輯可以歸納為：“誰投資、誰所有、誰得益”；資本雇用包括勞動的其他生產要素，在支付給這些要素事先約定的報酬後，獲取全部利潤或承擔全部虧損。其論證簡述如下（參見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奈特、張維迎等人的著作）。 1、資本的稀缺性與勞動的過剩性 資本是積累起來並且不用於當前消費的貨幣、生產資料等財富，這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對於這種稀缺資源，必須加以優化配置和有效的利用，而最能夠做到這一點人只能是與其利害直接相關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是不具有或極少具有這種資源的勞動者。與此相反，勞動這種資源在一般情況下都是富富有餘的，能夠在市場上賣出去就已經很不錯了。這兩種資源在市場上相遇並進行交換時，資本的主動性和勞動的被動性就顯而易見：資本可以從容地選擇勞動者，而勞動者為了得到滿足即時生存需要的生活資料，必須立即答應資本所有者的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條件是：獲得一份約定的工資，服從資本方的管理，尊重資本方的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資本所有者從自身利益出發必定會對資本的保值和增值盡心盡力，如果反過來，資本所有者把自己的資本出租給勞動者，則勞動者很難對不屬於自己的資本的保值增值盡職盡責，倒是有一種強大的衝動使眼前利益最大化以滿足迫切的生活需要，從而把稀缺的資本轉化為生活資料。因此，即使是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出發，由資本僱傭勞動也必由勞動僱傭資本的效率和效果好得多。 2、資本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與勞動的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 資本，尤其是為特定交易和生產目標而量身定製的固定資本，具有專用性，一旦投入就被長期“鎖定’或“套牢”，難以變現、轉作他用和退出企業，因此對於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更為重要，付出代價更大，貢獻更大；與此同時，在市場交易過程中，資本具有可追索性和可抵押性。與此相反，勞動這種要素具有通用性，因而也具有較大的流動性，可以隨時從一個企業撤出而轉移到另一個企業，而且勞動是不可追索和不可抵押的。當這兩種生產要素組織成為一個企業時，流動性要素有更多偷懶、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而非流動性要素有更多長遠發展動機和監督的動機，因此，只能把管理、監督的權力歸之於資本家。 3、資本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勞動對風險的厭惡 經營企業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業，資本家既然不願意把資金存放在銀行或租借給其他人，而選擇自己辦企業，而且敢於在僱傭勞動者之前事先就投入一筆資本購買機器、土地、廠房、原材料等等，表明他有足夠的風險承受能力，他由此也得到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包括勞動者的信任；由於使用自己的資本辦企業，他的投資經營決策也會更為謹慎，更為理性地規避風險。與此相比，勞動者沒有自己的資本和財富去承受風險，大多數人會選擇得到一份比較穩定的工資收入，他也得不到市場上其他交易主體的足夠的信任。應該說，由資本僱傭勞動對雙方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是一種合理的社會分工，而由勞動僱傭資本則無人承擔風險：“工人所擁有的企業收入所有權的不可轉讓性意味著，工人管理式經濟中沒有在不同風險類型個體之間將風險承擔專業化的可能。此外，工人被迫集體承擔哪些實際上通過多樣化就嫩發得到保險的風險。因此，工人管理式經濟不能激勵風險承擔者和風險厭惡者去從事那些能使資源流動到高價值用途的交易。” 4、資本方面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勞動方面的短期行為 資本顯示出一種有效的信號，即資本家過取得成果表示他擁有較高的經營管理能力，市場上其他交易主體包括勞動者通過這一信息很容易就能識別誰可以充當企業家，不僅如此，“一個資本所有者，當他選擇成為企業家時，會更加誠實、可信、盡職和勤奮。他沒有積極性誇大（謊報）自己的經營能力，也沒有興趣從事過濫的投資活動。相對而言，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卻更有積極性謊報自己的經營才能並從事過度投資。……資本僱傭勞動是一種能夠保證只有合格的人才會被選做企業家（/經營者）的機制；相反，如果是勞動僱傭資本，則企業家（/經營者）市場上將會被東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說，太多的無能之輩將從事經營活動）。”經驗表明：（1）同時擁有個人資產和經營能力的人成為企業家；（2）擁有經營能力但缺少個人資產的人成為管理者；（3）擁有個人資產而缺少經營能力的人成為純粹的資本所有者，他們與由自己挑選來的管理者一起成為聯體企業家；（4）既無個人資產又無經營能力的人成為工人。前三種人專門從事經營管理活動並獲取利潤，工人則專門從事生產活動並獲得工資。 5、資本僱傭勞動降低交易成本而勞動僱傭資本增加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包括搜尋信息成本、談判與簽約成本、決策成本、執行成本、管理成本、監督成本等等，總的來說，資本僱傭勞動的交易成本低於勞動僱傭資本的交易成本。比如，有所有者充當監督者比由非所有者充當監督者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為此，必須賦予監督者剩餘索取權以激勵他們進行監督的積極性；經營決策者的活動在陰影下進行，很難對他進行監督，而工人的生產活動在陽光下進行，比較容易對他進行監督，因此讓經營決策者監督生產者的成本小於讓生產者監督經營決策者的成本。又如，少數幾個經營者作出決策的成本遠遠低於由團隊普通成員作出決策的成本，因為“所有工人參與企業經營的權利排除了任何一個人作出重要決策的權力”，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業的決策就是“那些不具備用於辨別和評價各種經營決策的專門知識的人所進行的曠日持久的過程。”再如，如果企業的所有者、經營者和總監督者得不到全部剩餘索取權，而是由團隊所有成員分享利潤，固然會減少普通成員的投機取巧行為，但會增加核心成員的投機取巧，由此造成的損失會超過實行利潤分享而得到的收益；在利潤分享制度下，隨著團隊人數的擴大，由此激發的投機行為也會按比例擴大。德姆塞次甚至說：“如果要實行有效的控制，財富分配就會不平等。如果要的是財富平等分配，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控制。財富分配和有效的控制之間這種關係存在的原因在於：如果要使控制有效，就需要把企業的所有權集中在少數所有者手中。在這個意義上，要使大規模的企業有效率，就不能實行財富的平等分配，因為那會把我們集中所有權的能力毀掉。”平橋維奇也說，南斯拉夫企業的經理具有很強的動機用一種與工人的集體偏好相一致的方針來代替那些能夠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方針，其結果就是交易費用的上升和社會機會集合的收縮；“要想讓工人管理式企業更有效率，就必須做到：（1）將範圍廣泛的產權轉交給經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僱傭、解僱工人的權力和不受集體偏好束縛的權力；以及（2）為經理設計一套新的獎懲制度，以激勵他或她尋求和奉行能最大化市場價值的方針政策。問題是如果這些產權上的變化實現了，它們就會在事實上，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脫離工人對企業管理的參與。”總之，由於資本僱傭勞動在經濟上、技術上、管理上的種種優越性，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否則，在西方國家法律既不鼓勵也不禁止勞動僱傭資本的情況下，這種企業組織形式（比如合作制）為什麼沒有成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呢？ 二、勞動的邏輯：勞動僱傭資本 應該說，上述資本僱傭勞動的邏輯大體上符合古典資本主義的實際情況，但是把這種邏輯絕對化和永久化，如果說不是別有用心，就是閉眼不看歷史條件的變化。殊不知，正是在資本僱傭勞動的幾百年歷史進程中，勞動僱傭資本的邏輯也在悄悄地孕育生長。許多左派學者，也有一些主流經濟學者，紛紛對上述論據提出了質疑。 1、關於資本稀缺性和勞動過剩性 經過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幾百年的發展，資本的稀缺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甚至出現了發達國家資本過剩的現象，這些國家不得不把大量過剩資本向後發展國家輸出，即使這樣，也還有大量游資在國際金融市場橫衝直撞、興風作浪。與此相反，由於人口的趨於零增長、生活水平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發達、經濟信息化和知識化程度的提高等等原因的協同作用，從前那種簡單勞動過剩的情況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複雜勞動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討價還價的能力越來越強，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稀缺性。 2、關於資本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與勞動的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 由於資本的過剩和資本的證券化，資本的流動性大大提高，而固定的專用投資部分相對減少，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專用性固定資產租賃業和租借市場的發展，使得資本所有者不用自己建立企業而只需要把這些專用資產出租給非專用資產所有者就可以獲得足夠豐厚的利潤，並且能夠省去自己經營企業的辛苦；“理論上，只要在租借同一專用性資產上互相競爭的非專用資產所有者足夠多，以致他們之間的競爭是完全的，則專用性資產的所有者同樣可以在對其投資之後通過將它出租而獲得其全部回報，而不需要利用自己的資產來自己經營企業。”與此相反，在許多國家的企業中都出現了勞動要素的專用性的明顯增長，以致很多勞動者的專用性知識和技能在市場上失去了可交易性，而只能在特定的企業才能發揮其功能，這些勞動者牢牢地被鎖定在某一企業中了，這樣一來，勞動也像資本一樣具有可抵押性了。日本企業制度就承認了勞動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實行年功序列制、終身僱傭制和利潤分享制，德國的共決制度也顯然不再把勞動看作僅僅具有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的簡單、廉價的生產要素。實際上，提出資產專用性理論的威廉姆森，也把因“實踐出真知”而形成的專用人力資產看作與專用場地、專用實物資產、特定用途資產同樣重要的專用性資產。既然公司不能隨便到外部勞動力市場招人來取代擁有公司不可或缺的特殊技能或人力資產的在職工人，反過來，在職工人所特有的人力資產的不可撤出性又使得公司成為其唯一的買者，那麼，與其雙方相互挾制、相互對抗，不如達成一個能使雙方利益最大化的產權合約。 3、關於資本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勞動對風險的厭惡 由於資本的證券化，其流動性大大提高，又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資本獨立承擔風險的意願大大減弱，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東大部分已經失去對企業的所有感和忠誠感、主人意識和責任意識，而僅僅把企業看作投資賺錢的工具和中介，一旦企業出現危機和風險，立刻就用腳投票，一走了之。資本規避風險的能力大大提高，與此相反，由於勞動專用性的提高，勞動者倒是把自己的命運與企業的生死存亡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了。在西方國家企業併購的狂潮中，企業的股東只要企業能夠賣個好價錢，甚至拱手讓出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企業的所有權，倒是工人和工會挺身而出，堅決反對惡意收購，他們甚至自己籌資從股東手裡購買嚴重虧損的企業的股權，把企業改造成為以員工持股為主的勞動者自治企業或工人管理型企業。這足以證明勞動者已經具有了風險承受的意願和能力。對這一點，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也是承認的，比如E.C.B.高爾就認為，雇員作為其所在公司的一分子，他們為公司做的工作遠比法律認定為公司所有者的股東所做的要多得多，而法律和法理對這種確鑿無疑的事實竟然視而不見；青木正彥也同意這種說法，而薩莫斯說得更明白：“如果把公司看作……一個把所有生產要素結合起來並且持續經營的企業制度，那麼，{為公司}提供勞動的雇員就與提供資本的股東一樣，都是企業的成員。的確，與很多股東相比，雇員可能為企業投入了更多的服務年頭，可能更難撤出這種投資，與企業未來的利害關係也可能更大。” 4、關於資本家的強經營能力和勞動者的弱經營能力 首先，資本並不一定是其所有者擁有經營能力的準確信號，因為這些資本不一定是經營所得，而可能來自巧取豪奪，或來自饋贈和繼承等外部偶然性。其次，企業發展歷史表明，很多企業都是創業者依靠自己的勞動積累白手起家建立的，進而又通過把勞動產權轉化為資本產權發展起來的，倒是他們的繼承者們或者把企業搞垮了，或者不得不退出企業的經營而成為單純的食利者。第三，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眾化和民主化，許多勞動者越來越具有投資、經營、交易、管理等方面的意識和能力，越來越像一個企業家一樣發現和發展自己的相對優勢，並把它們像資本一樣拿到市場上去保值增值，他們也直接購買股票而成為企業的小股東，說他們眼光短淺、行為短期、容易撒謊、不負責任，無異於污衊和毀謗。 5、關於交易成本 說所有者、經營者比勞動者更難監督，因此如果不把經營權、監督權、剩餘索取權全部交給他們，就會導致嚴重的後果，聽起來很像是承認壞人或道德低下者對企業和勞動者的恐嚇和綁架，而且在邏輯上也是倒果為因或者是把需要證明的東西當作理由：所有者和經營者之所以比勞動者更難監督，正是因為他們在資本僱傭勞動的企業制度中長期處於強勢和專制地位的結果，這本身就是成問題的，怎麼能夠把它作為資本僱傭勞動的理由呢？而且說資本監督勞動的成本低於勞動監督資本的成本也是難以成立的，實際上，以少數幾個所有者和經營者去監督成百上千個勞動者，成本更高、效率更低，更重要的是，效果更不好，因為勞動者是活生生的、有自我意識和自主意志的人，他們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勞動熱情、勞動創造力“關閉”起來，消極怠工，甚至公然罷工，這樣造成的效率損失實際上是更大的，更不必說資本專制所帶來的社會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損害了。另外，少數人壟斷利潤所帶來的邊際損失無疑大於其邊際收益，而多數人分享利潤所帶來的邊際收益無疑大於其邊際損失，這也是可以得到經濟學上的證明的。至於民主決策的成本高於集權決策而其效率低於集權決策，的確是勞動管理型企業或勞動僱傭資本型企業應當重視和解決的問題，但絕不能武斷地說這個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在歷史上已經發生了政治民主取代專制的事實，證明了民主的效率是高於專制的，而民主的成本是低於專制的，這個道理在經濟民主問題上就行不通了嗎？ 總之，歷史已經發展到勞動可以雇用資本的時候了，實際上，在許多合作企業、員工控股企業、風險投資企業，已經早就或正在實行勞動僱傭資本，沒有什麼理由斷言它們一定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三、資本與勞動相互僱傭 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勞動有勞動的邏輯，兩者看起來針尖對麥芒，各不相讓。本文則試圖打通這兩種邏輯，指出資本與勞動相互僱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僱傭的廣泛性和價值中立性 說到僱傭、僱傭勞動，許多人立即就想到剝削、控制和人格的不平等等負面的和貶義的含義。的確，在歷史上，這些東西曾經是與僱傭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但不能因此就說，僱傭就會永遠成為對勞動者的一種詛咒。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使僱傭勞動表現出一種去剝削化（de-exploitation）的趨勢，又由於勞動僱傭資本現象的出現，“僱傭”就逐漸變成一種普遍的、價值中立的現象和概念，其主要含義無非就是租用、借貸、產權的部分轉讓。在現代社會，即使一個人是億萬富翁，根本不用工作也有花不完的錢，但只要他有工作的意願，有成為一個社會人、完整的人、自我實現的人的意願，他通常會自己創辦一件事業，或者受僱到某一企業或非企業組織從事某種自己想干的工作。反過來說，普通勞動者雖然肯定是某一企業的雇員，但他通常也擁有其他企業的一定數量的股權，順著資本僱傭勞動的邏輯說，他也在僱傭別人為自己工作。 2、勞資博弈的三種模式 博弈論指出了三種可能的博弈模式：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負和博弈（passive-sum game）。正和博弈又叫雙贏（win-win），是雙方同時獲益或取勝的博弈，雙方利益之和通過博弈增加了（1+1>2）。零和博弈又叫一輸一贏（win-lose），一方獲勝另一方失敗，一方所得即是另一方所失，一方的增加額是另一方的減少額，總和不變（1+1=2），純增加額為零。負和博弈又叫雙輸（lose-lose），兩敗俱傷甚至同歸於盡，雙方利益之和比博弈之前減少了（1+1<2）。系統論也看到了這三種情況，但所用術語不同，叫做“系統之和大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系統之和等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系統之和小於要素的簡單相加”。 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立與統一或鬥爭與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一場博弈。第一種博弈，罷工或閉廠，乃至暴力衝突和武裝起義，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負和博弈，因為雙方的利益都嚴重受損了。第二種博弈，雙方消極合作，即不得不把對方當作合作對象，但彼此懷有深深的敵意和不信任，把對方之所得看作是自己之所失，於是各自都極力按照以最低投入獲取最大產出、以最低付出獲取最大回報、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收益的原則，使對方利益最小化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這樣的博弈顯然是一種零和博弈。第三種博弈，雙方積極合作，雖然也意識到利益的差別，但能夠建立某些共同的目標，形成基本的乃至高度的共識，一起把蛋糕做大，一起使企業得到長遠的發展，由於這種協同的合力作用和化學反應，便產生一種遠遠超出各要素簡單相加的總和；通過公正的分配，雙方的利益同步增長，這又進一步推動雙方更高程度的合作，如此良性循環，水漲船高，以至無窮，這種促進企業以及勞資雙方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博弈，就是典型的正和博弈。 應該說，勞資關係的歷史，大體上表現出一個從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的發展趨勢，其間負和博弈時有發生，但不能算是常態，也不可能持久進行，雙方作為理性的人類，又會使博弈回到正常的軌道。 3、資本與勞動相互僱傭的可行模式 應該說，無論是資本單方面僱傭勞動還是勞動單方面雇用資本，都是片面的，都會碰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後起的企業產權制度和經營模式，資本僱傭勞動型企業，由於融資渠道較窄、決策成本較高、對經營者激勵機制不足、產權結構相對封閉等諸多原因，使之在與資本僱傭勞動型企業的競爭中處於劣勢，至今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當然，客觀條件的限制如資本強勢的慣性、傳統企業制度的路徑依賴、政治法律制度的滯後、傳統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阻礙等等，是需要全社會共同解決的問題，但勞動者本身經營素質的提高、勞動僱傭資本型企業的產權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創新，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鑑於資本是重要的生產要素，鑑於資本產權所具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產權與勞動產權的結合、資本與勞動的相互僱傭，乃是一種最為合理的選擇。根據目前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以下三種具體模式時可以繼續採用並值得進一步改進的： （1）利潤分享模式。這種模式最初是資方在勞方的壓力下採用的，因而還是由資方主導的，但既然是利潤的分享，實際上潛在地承認了勞動產權及其剩餘索取權。在利潤分享制中，工資依然按市場規則和價格支付，分紅部分則依企業利潤多寡而決定，如果企業沒有利潤，雇員的契約工資不受損失。在美國一些企業，雇員分享到的利潤可達公司利潤的40%以上，而日本產業工人的收入的四分之一是由獎金分紅構成。 （2）勞資共決模式。這種模式是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企業制度。既然是共同決定，當然是以承認勞資雙方在企業中的平等地位為前提的，而且共同決定的範圍不僅限於直接涉及勞方工資、勞動條件、福利等眼前利益，而且涉及整個企業的發展和利潤分配等與勞動者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相關的問題。這是一種典型的勞資相互僱傭的模式，只不過還沒有明確界定勞動者在企業中的產權。 （3）員工持股模式。這種模式首先由美國產生，而被各國相當數量的企業仿效，各國政府也在稅收、金融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員工購股資金部分來自工資和獎金，部分來自公司的股票獎勵和利潤轉讓，部分來自銀行低息貸款。與前兩種模式相比，員工持股不是員工以整體方式獲得某種默認的產權，而是以個體形式獲得公開的產權。這種模式大大推進了資本產權與勞動產權的結合，使資本僱傭勞動和勞動僱傭資本兩種對立的企業制度在更深、更具體的層次上結合起來了。 以上三種模式只是目前影響較大的模式，隨著人們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必將有更多更好的模式產生和發展起來。 什麼是資本 前面的文章已經多次涉及到了勞動與資本的關係問題。的確，在現代社會，似乎沒有一個問題比這個問題更為重大、深刻和全面的了：在經濟上，勞動與資本兩種基本經濟力量（生產力、價值、產權）在這裡交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勞動與資本也是兩種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力量。 在很多人眼裡，勞動與資本的關係問題，似乎早在19世紀就已由馬克思加以徹底明白的解答了，似乎以後的歷史運動，只需要按照馬克思所指明的社會圖式前進就可以了。然而，隨著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由興盛轉向衰落，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資本力量的崛起，隨著西方先進國家由工業文明轉向信息文明、由物質經濟轉向知識經濟過程中新型資本形態的出現，勞動與資本的關係，又重新成為一個撲朔迷離的問題。 一、資本的詞源學解釋 Capital來源於拉丁詞Caput。Caput的主體意義是“頭”（腦袋），其餘的意義有：開端（起源）、頂點（頂端、盡頭）、腦筋（理智）、實質（基礎、主要部分）、人（人口）、生命（生活）、頭目（首領、首長、領袖）、公民權、首都（首府、中心）、篇章（篇、章、節）、資金，等等。Capitalis是Caput的形容詞，有四個意義：頭的、腦袋的；生命的、生死攸關的；致死的、不共戴天的；基本的、主要的、傑出的、卓越的。在西方文化中，Capital是一種具有引領作用的、具有主動活力的、能給其他事物賦予自己意願的、對其他對象實行覆蓋的事物。例如Capital作為“首領”，就是人；作為“首都”，就是對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有引領和決定意義的城市。雖然在西方古代Capital也被用來稱呼“資金”（錢、貨幣），但這也是在“資金”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和決定作用的意義上來說的。Capital概念與資金概念相比較，前者是一個大概念，它在“引領”和“決定”等意義上覆蓋後者；也就是說，後者只有在具有引領和決定作用的時候，才稱得上是Capital，並非一切資金都可以被稱作Capital。 那麼，怎麼來理解資本的這種引領和決定作用呢？資金是怎麼成為資本的呢？我們來看看馬克思和其他經濟學家的解釋。 二、兩種資本理論 1、馬克思的資本概念 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經典定義，資本是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用公式來表示就是G—W—G′，即資本家預付一筆貨幣（G），用來購買進行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W），然後再賣出產品，收回一筆更大的貨幣（G′），這筆貨幣的數量等於原來預付的貨幣額（G）加上一個增殖的貨幣額△G，這個△G就叫做剩餘價值。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剩餘價值並非來自生產資料，因為生產資料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了，其中並沒有價值量的變化；剩餘價值來自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即資本家通過絕對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或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延長剩餘勞動時間的辦法，迫使工人在生產出補償其勞動力價格（工資）的產品外，又生產出一部分剩餘產品。貨幣、生產資料本身並不一定是資本，只有當資本家利用貨幣和生產資料來剝削工人的勞動並獲得剩餘價值時，貨幣和生產資料才轉化為資本。 可見，資本是一個歷史範疇，它不是純粹的物，而是以物的形式體現出的社會關係即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經濟關係。它得以產生的兩個歷史條件，一是部分地主、商人和手工業主積累了相當數量的貨幣，並可以自由地購買廠房、生產工具和原料等生產資料，擴大生產規模；二是大批勞動者失去土地等生產資料，一無所有，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且由於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也已經打破，勞動者獲得人身自由和遷徙自由，可以到勞動力市場去尋找買主。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一旦來到世上，由於受著追求剩餘價值的強大驅動，便瘋狂地榨取工人的血汗，瘋狂地向外部世界擴張，搶劫海外殖民地的黃金和白銀，掠奪落後國家廉價的原料，從而使自己迅速膨脹起來。“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與此同時，馬克思出於其偉大的歷史感，又高度評價了資本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它打破了種種狹隘的血緣、宗法、等級、地域和行會的限制，使商品經濟普遍地發展起來，並建立起統一的世界市場；它驅使人類全面、深入地探索自然界，引發和推動了工業革命，使科學技術廣泛地應用於生產領域；它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在短短不足二百年的時間裡創造的成果超過了過去全部人類歷史創造的成果的總和；它還培養出一個強大的市民社會，摧毀了封建專制制度，初步實現了政治民主；它為一個新的更高的社會階段的到來準備了物質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前提。 2、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本概念 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資本實證論》一書中，逐一清理和分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各種資本理論，提出了自己對資本的解釋：資本是在迂迴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階段里出現的中間物的集合體。所謂迂迴生產方式，是與直接達到其目的的、直接運用體力從自然獲取消費品的、“赤手空拳”的生產方式相對的；在這個迂迴過程中，人們運用一系列中間物即以生產工具為主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與那種直接的生產相比，這種用迂迴的方法進行的生產具有如下特徵： （1）它具有更高的生產力，能創造出更多更好的物品；（2）它要經歷許多的環節和更長的時間，不能立刻獲得消費品，為此人們必須為了實現一種對未來的預期而耐心地等待和節制自己的消費欲望；（3）它所運用的資本即生產資料不是自然界現成賜予的，而是人們在生產和積蓄、勤奮和節儉的基礎上，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製造出來的；（4）它能夠帶來遠遠超出直接生產的預期的收益即利息，也就是說，資本既是生產性的，也是獲利性的。龐巴維克因此把這種用迂迴方法進行的生產直截了當地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生產”。 3、兩種解釋的根本區別 馬克思對資本的解釋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的解釋，有如下重大區別： （1）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純粹的物，而是通過物表現出來的一種社會關係，或者說資本是某種社會關係、經濟關係、財產關係的物質載體；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則認為，資本就是生產資料、生產工具等生產要素本身。 （2）馬克思認為，資本是一種歷史產物，它萌發於簡單商品生產過程，其最初的形態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間接地剝削農民和手工業生產者；資本的成熟形態是生產資本、產業資本、工業資本，此時，貨幣完全轉化為資本，它直接剝削工人的勞動，榨取工人勞動的剩餘價值。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則認為，資本是一個自然的、永恆的範疇，自從人類運用簡單的生產工具進行生產以來，資本就已經出現了，並且永遠不會消失。 （3）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增值來源於資本家對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占用，隨著剩餘價值在不同的資本（工業資本、農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等）領域的瓜分，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這一轉化掩蓋了資本增值的秘密，仿佛資本能夠自動地產生利潤，實際上，不同的利潤都來自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來源於生產與積蓄、勤奮與節儉，資本之所以增值，完全來自於生產資料、生產工具這種生產要素所帶來的更高的生產力。資本家越投資於這種生產要素，提高這種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就越能夠得到回報，利潤也就越高；資本、土地、勞動力，各按其在生產過程中所承擔的職能、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貢獻，而分別得到了利潤、地租和工資三種不同收入，這是一種極為自然、公平和天經地義的過程，其中不存在誰對誰的剝削。 （4）馬克思認為，在私有制基礎上，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是無法解決和消除的，只有消滅私有制，把生產資料由資本家私有制變為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才能從根本上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和正義。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來沒有懷疑私有制的合理性，認為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存在什麼根本對立而只存在利益分配上的差別，認為工人也是其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並以其對勞動力的所有權而獲得其工資收入，工人也可以通過努力工作、節儉和儲蓄而積累資本，也可以投資創業，加入到資本的自由競爭過程中去。 4、兩種解釋的互補性 這兩種解釋看起來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如果我們完全認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看法，那麼很顯然，一切社會主義運動都失去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完全認同馬克思的看法，認為資本就是剝削的工具，利潤完全來自於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那麼，對於像中國這樣急欲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重新確立資本的合法地位，培育資本主體和資本市場，恢復按資分配，就會遇到巨大的觀念上和道德上的障礙。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著根深蒂固的重農輕商的傳統，20世紀初又形成了一種重勞輕資的新傳統，而在數十年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本又一直作為“剝削”的同義語而加以絕對的鄙棄和否定，因此，從理論上重新厘定資本的含義，重新評估資本的歷史地位，對於推進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站在21世紀的歷史高度來看，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應該說，雙方都說出了各自的真理，同時也有其各自的弱點，因此，兩者既是對立的也是互補的。比如，資本既有自行增值的一面，也有剝削勞動的一面，既有與勞動對立的一面，也有與勞動合作的一面，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抓住了其中一面並發揮到極致，但資本真實的含義和歷史地位恰好應該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去理解。下面，我們試就資本的起源和資本的本質問題，做一個初步探討。 三、資本的起源和本質 1、資本是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 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念，資本就是生產資料、生產工具或能夠帶來更多產品的物品，這樣一來，原始人類所製造和使用的最粗陋的石斧、石刀也是資本，因為原始人類只有相對或暫時放棄“赤手空拳”地採摘野果或搏殺野獸以獲取生活資料的活動，而利用一定的“自由時間”對石頭進行加工，才會製造出這些生產工具。這是把人類活動最基本的特性當成了資本的特性。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動物，正在於他能製造和使用工具、延長和放大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讓物質性的工具、中介與自然物發生相互作用，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點被黑格爾稱之為“理性的狡計”。很顯然，運用生產工具進行生產，比赤手空拳地進行生產，具有更高的生產力，能獲取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這就是龐巴維克所謂的“用迂迴方法進行的生產”，但龐巴維克同時把這種生產稱之為“資本主義生產”，這樣一來，自從人類產生以來，人類就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這顯然是對資本主義的拙劣的、赤裸裸的辯護。 資本固然是一種生產資料，但生產資料不一定就是資本；歷史上，生產資料的出現遠遠早於資本的出現，資本也不一定會永恆存在下去。馬克思指出，資本是一種歷史產物，是在一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中出現的事物，它不僅是生產資料，而且包含著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它不僅是一種物，而且包含著一種財產關係和經濟關係。 資本的第一個歷史前提是私有制。 資本是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的第一層含義。這一含義意味著：第一，資本是生產資料，而不是生活資料；第二，資本是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而不是原始社會公共所有的生產資料。資本是一種排他性的占有物。 2、資本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 那麼，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奴隸主和地主也排他性地擁有土地、生產工具等生產資料，甚至擁有勞動者及其勞動力，它們是不是資本呢？當然不是。 資本產生於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夾縫中，是作為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否定因素出現的，它是與工業文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同發育成長起來的，當它終於成為主宰經濟的力量時，也就意味著人類進入了工業文明和自由市場經濟時代。 資本的第二個歷史前提是商品經濟，它的前身就是貨幣。資本的最原始的含義是指用於貸款並生息的本金或資金。可見，沒有商品經濟及其一般等價物即貨幣，就不可能有資本出現。資本的最初歷史形態就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資本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的第二層含義。在這種條件下，生產資料可以表現為貨幣並通過貨幣而進行自由交換。 3、資本是在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 資本的第三個歷史條件是工業文明的出現，即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以至生產資料中的生產工具已開始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而土地等自然生產條件或自然生產資料降為次要的要素。商品經濟以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以及商業的出現為前提。在手工業中，手工業產品以及製造這些產品的生產工具，都遠離了自然物質形態，對土地的依賴性很弱，自然只是給手工業提供原料而已，對這些原料加工改造，完全有賴於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至於商業，不論是異地農產品之間的交換，還是農產品與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還是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都有賴於先進的交通工具和運輸技術——而這正是商業活動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之所以能夠帶來很大利潤，很大程度上正在於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有較高的生產力，從而使產品的附加值或商品交換的差值大大地提高了。 資本是在工業文明（生產工具成為主導生產要素）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第三層含義。在這種條件下，首先是生產工具成為資本，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土地等其他生產要素才獲得資本的品格。 4、資本是在商品經濟和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與自由勞動力結合的生產資料 資本的第四個歷史條件是勞動者從人身依附條件下解放出來，成為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這樣，不管他自身還擁不擁有生產資料，他都能夠不受阻撓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在失去生產資料的前提下，他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在沒有失去生產資料的前提下，他也可能為獲得比自己獨立生產更高的收入而出賣勞動力。當然，手工業者或商人也可以僅僅僱傭自己及其家庭成員，但這與資本的擴張本性是矛盾的。資本必然衝破這一限制而僱傭外部勞動力，從而擴大生產經營規模。 資本是在商品經濟和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與自由勞動力結合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的第四層含義。 顯然易見，資本是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否定物。在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中，土地及其它生產資料不具有資本的品格： 第一，在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中，生產力很低，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因而也是最主要的財產，是人們爭奪的主要對象。由於土地產出較低，而可耕土地資源又有限，人們對土地的爭奪達到這樣激烈的程度，以致僅靠經濟本身的運動根本不能解決土地和財富的分配問題，人們不得不用政治的、軍事的、宗法血緣的、宗教的、道德的種種非經濟手段來直接解決經濟問題——人們不是憑自身的生產能力和經營能力來分配財富，而是通過弱肉強食的暴力手段來決定財富的分配，於是建立起普及全社會的極權專制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所有生產要素，包括土地、生產工具和勞動力都是不能自由競爭和自由流通的，不僅土地所有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生產資料，而且奴隸和農奴根本失去了對自身勞動力的支配權，而淪為“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主、地主、貴族、國王只有通過超經濟的剝削和奴役，通過把勞動者緊緊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並且榨光他們的血汗，才能使自己達到一種比較體面和富裕的生活。在這種制度下，財富的再分配只有通過以暴易暴、周期性的造反和動亂來解決，從而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生產力。可見，土地是封閉的、靜止的、低產出的、低積累的，這與資本的開放的、自由的、擴張的、變動不居的、高產出和高積累的本性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二，在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中，土地是等級專制制度的物質載體，它身上嵌蓋上了封建的紋章，它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不動產，而且是社會意義上的不動產，不可能有空間位置的移動，也不可能通過自由買賣完成所有權的置換，不可能通過產權交換向最有才能的生產經營者手中和獲利最大的生產領域流動——這種變動將動搖等級專制制度。因此，土地所有者根本沒有對土地進行投資、改良土壤和種子、完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提高勞動力素質的動機，不僅如此，通過生產經營而擴大財富，會使他逾越其在等級制制度中所處的位置而招致嚴厲的懲罰。於是他們便把剩餘產品揮霍殆盡，而整個國家也不會把剩餘產品用於發展科學技術，而是用於修建象徵皇帝、國王威權的巨大工程。與此相反，資本正如商品，是天生的自由派和平等派，它衝破一切等級的、政治的、血緣的、宗教的、地域的各種限制，按其追求利潤的本性在全世界自由流動，流向能幹的經營者和高效益的經營領域——它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動產（尤其是作為其集中體現的貨幣），而且是社會意義上的動產。 第三，土地所有者對勞動者剩餘價值的剝奪是超經濟的、強制性的、直接受專制政治和國家權力保護的，勞動者或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或者只有極為有限的人身自由，即使是自由農、小農，也被束縛在土地上及血緣宗族和村社中；資本對勞動者剩餘產品的索取則是經濟上的、非強制性的、非暴力的，是通過締結契約方式來達到的，是通過資本家作為買方的優勢地位和勞動者作為賣方的弱勢地位來實現的。因此，資本與勞動能在全社會範圍內廣泛流動和結合，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 資本萌生於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過程中，與簡單商品經濟一同經歷了幾千年緩慢的發展，在工場手工業階段得到比較迅速的發展，而在工業革命中，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力量，資本力量由此也轉化為資本主義——一種在工業文明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體系。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中，對資本力量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極為精闢的概括：“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展開時，表現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它要存在於一個國家，務必得到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僱傭，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保險、律師的聘用等）全盤活用。既打開如是局面，則信用之流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後所有權和僱傭才能結成一張大網，而且越編越大，終至民間的社會經濟體系與國家互為表里。”四、與早期資本相對應的早期勞動 1、勞動相對資本是一種處於弱勢的生產要素 與早期資本相對應的勞動，是一種以體力為主以智力為輔的簡單勞動，科學技術知識還不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而是被資本家所掌握和控制，按照資本家追求利潤的要求把其中一部分轉化成了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資本家運用手中的貨幣購買原料、科學技術、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投入生產，自然也就掌握了對整個生產和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反之，勞動者除了出賣勞動力外，沒有別的出路。 2、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關係 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中，資本掌握了對整個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的控制權，掌握了最為關鍵的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由於資本具有這種幾乎不容挑戰的強勢，便驅使資本家超出人類道德的底線，通過過度的剝削榨取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並通過控制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來保護和加強這種剝削和壓榨。這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故事，而且在許多後發資本主義國家，這些故事還每天都在重演，不是馬克思等社會主義思想家編造出來的。作為對資本家殘酷剝削的正常和正當反應，工人階級進行了英勇的反抗，而馬克思等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則為他們的鬥爭提供了精神武器。今天看起來，馬克思主義顯得有些偏激和片面，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它卻同工人運動本身一樣，具有足夠的歷史合理性和正義性。 資本與勞動各自的歷史演化 以上我們探討了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係”，在這種初始關係中，資本和勞動都分別是從狹窄的、簡單化的意義加以定義的，即“資本”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而“勞動”則是指直接生產的勞動者即典型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監領工人的勞動力，一種以運用體力和簡單生產技能為主的勞動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初始關係和狹義定義，反映了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勞資關係的實際情況；從邏輯分析的角度看，這種初始關係和狹義定義，通過抽象分析，突出了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和區別，而忽略了資本和勞動各自向對方演化的趨勢。 一、資本與勞動的區別是其相互作用的前提 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都會承認資本與勞動的相互作用：資本離不開勞動（即使是資本家本人的勞動），勞動也離不開資本（即使是勞動者本人的資本），兩者只有結合起來，現實的生產過程才會出現和進行下去。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也都會承認資本與勞動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首先，資本轉化為勞動。資本家預付工人一筆貨幣，工人用它來購買生活資料維持自己和家庭成員的生存，並再生產出勞動力來。此外，資本家可以進行一定的教育投資，提高工人的知識和勞動技能水平，從而獲得更高質量的勞動力。 其次，勞動也可以轉化為資本。按馬克思的說法，勞動可以創造出新的財富和剩餘產品，資本家把這部分剩餘產品轉化為新的資本；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是勞動的物化，是死勞動。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雖然否定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但他們也認為，工人可以通過勤奮工作，掙更多的收入，將一部分積累起來轉化為資本。 但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的前提是兩者之間的區別，因此，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肯定都會否定勞動就是資本、資本就是勞動這種直接的同一性，他們肯定不會接受勞動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這類取消了資本與勞動對立、消除了兩者的邊界、混淆了兩種含義的“混亂的”概念。儘管亞當?斯密等人也經常把勞動力或人本身納入資本的範疇，儘管馬克思也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將成為最大財富的說法，但是，他們在原則上均堅持資本與勞動的本質區別，取消這一區別，也就等於抽掉了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大廈的基石，這些理論大廈就會轟然倒地。 二、勞動和資本各自的歷史發展 1、簡單勞動向複雜勞動的發展 在農業文明時代，物質生產勞動主要是一種以體力為主的簡單勞動，知識在其中的作用很有限：直接生產勞動者固然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很低，就是專門從事智力工作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人和絕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宗教和哲學等非實用性的、“形而上”的研究，自然科學極不發達，即算有，也很少運用於直接物質資料生產過程。 在工業文明時代，知識成為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具體表現為科學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即以機器體係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工具的發展和使用，因此，誰能夠擁有這些先進的生產工具，誰就掌握了最主要的生產要素，誰就會在生產過程中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占就業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仍然從事簡單勞動，成為機器體系中的一個被動的環節。雖然全部簡單勞動之總和在整個生產體系中（尤其是在勞動密集型工業中）是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但單個工人的勞動則是無足輕重的，因此，在沒有組成工會之前，單個的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十分被動和軟弱的地位，資本與勞動的區分和對立就是建立在這種歷史狀況的基礎上的。 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時代的勞動可以歸結為一種舊式的勞動，兩者的區別在於，少數人所創造的知識在農業文明時代還沒有應用於直接生產過程，而在工業文明中得到了應用，但在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總勞動結構中，兩者都以簡單勞動為主，都以簡單勞動者占勞動人口的絕對的多數。 信息和知識文明時代，則出現一種新的勞動形態，這時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得到更為全面和更為深刻的運用，以至勞動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已由簡單勞動者變為複雜勞動者、由藍領工人變為白領工人；不是少數人的智力和知識及作為其物化的生產工具，而是絕大多數人的智力和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成為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力量。 這種新型勞動的出現，使它的對立面即資本也改變了自己的形態。 2、物質資本向人力資本發展 20世紀中葉，傳統的以物質資本為主導原則的經濟學受到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許多難解之謎的強烈挑戰。 （1）現代經濟增長之謎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計算，從1929—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大大快於物質資本投入的增長速度。“大量的估計數字表明，國民收入的增長比國民資源的增長要快……與用於產生收入的土地、實際勞動量和再生產性資本的數量三者結合起來的數量相比，美國國民收入持續增長的速度要高得多。而且，最近幾十年間，從一個商業周期到另一個商業周期，兩個增長之差變得越來越大。”比如，儘管美國農業的投入並沒有實質性的增加，而產出卻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那麼，這個巨大的差值、差率和差額是怎樣產生呢？ （2）庫茲涅茨之謎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發現，在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其資本形成的速度卻相對下降了，這就是說，相對於國民收入的增長，美國的淨資本形成卻在減少。例如，美國資本與產出之比，1869—1888年間是3.2∶1，1909—1928年間是3.6∶1，而1946—1955年間卻只是2.5∶1。“換言之，在最近幾十年中，更多的產出是用較少的資本生產出來的。”國民收入中由資產所創造出來的份額從大約45%降至25%，而在勞動工時相對降低的情況下，歸於勞動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卻由55%提高到75%。那麼，這部分貢獻是怎樣產生的呢？ （3）工人收入增長之謎 20世紀以來，美國和西方國家工人實際收入水平普遍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與此同時，勞動工時卻大大縮短了：1900年—1920年，工作時間減少37%，而收入卻增長34%；1920年—1940年，工作時間減少20%，而收入卻增長35%；1940年—1970年，工作時間減少了17%，而實際收入增長了37%。從1900年至1909年期間，雇員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約占55%，而在1970年則占了75%。與此相反，財產所有者收入從24%降至8%，租金收入從9%降至3%，淨利息從5.5%降至4%。當然可以用工人階級的鬥爭和資產階級的讓步這種政治原因來加以解釋，但除此以外，還有沒有純經濟原因在起作用？ （4）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縮短之謎 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以後，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個人收入差別呈現出逐步縮小的趨勢。當然可以用累進稅制和公共轉移支付等第二次分配來加以解釋，但是否有更加深層的原因和必然性呢？ 舒爾茨等人認為，以上這些謎，絕不能僅僅用資金的投入，也不能用就業人數和勞動工時的增加來解釋，而只能用“人力資源質量的改進”來解釋。這就是說，高質量的勞動力、“知識、技術、有關工作機會的信息以及移民方面的投資”的提高，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來源；這種新型勞動力，舒爾茨等人稱之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為什麼要把高質量的勞動力稱為“人力資本”，以區別於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力呢？原因如下： 第一，同物質資本一樣，人的知識、技能等質量因素的形成和維持都要花費成本，這一成本要高於形成和維持普通勞動力所需的生活費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簡單勞動力只需很少的費用就能維持，但高質量的勞動力則需要接受長期的教育和培訓，而教育和培訓需要較多的投資。自20世紀以來，各國政府和勞動者本人花費在教育上的投資在不斷增長。美國勞工教育資本存量，按1956年美元價值計算，在1930—1957年間由1800億美元上升到5350億美元。 第二，同物質資本一樣，人們在知識、技能等方面的費用支出，是為了獲得將來更大的收益而放棄了眼前消費和眼前收入，這種投資具有投資周期長、風險大的特點，機會成本比較高，比如為了完成大學教育，就必須放棄不上大學而馬上就業獲得的收入。相對而言，簡單的勞動力則不具備這種特徵。 第三，與物質資本一樣，知識、技能、智慧、創造力等等具有稀缺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求大於供，可以獲得較好的價格，與此相反，簡單勞動力則不具有稀缺性，且供大於求，在價格談判過程中處於劣勢地位。 第四，與物質資本一樣，高質量勞動力具有較大的生產效率，能夠創造較多的財富，因此，理所當然也應該得到較高的收入，與此相反，簡單勞動力則只有較低的生產效率，因此收入也較少。 由於有了人力資本的理論，上述經濟之謎都能得到較為合理的理解：從1929年—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中有20%來自教育，而工人收入的增長和個人收入分配差別縮小的根本原因，也是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 國外有關專家曾研究過教育對提高個人勞動生產率的作用，認為相對於未受教育的人來說，小學教育能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43%，中學教育能提高108%，大學教育能提高300%。換句話說，大學畢業者的勞動生產率是未受過教育者的4倍，是受過小學教育者的2.8倍，是受過中學教育者的2倍。 一些經濟學家依據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對近一百年西方經濟增長進行了分析。以美國為例：荷蘭經濟學家蒂恩貝爾通過計算認為，美國在1870～1914年間，粗放性因素（資金、勞動力投入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73%，集約性因素（技術、管理等）的貢獻率只有27%；而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遜對1929～1982年的美國經濟進行定量分析則表明，美國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中已有55%是知識進步因素所作的貢獻。二戰後日本的情況是：1960～1973年，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1.3%；1969～1984年這個貢獻率是58.6%；1982～1986年是60%。表13—1中的西方主要國家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在二戰以後都達到很高的比例，平均達60%以上，即超過實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國家（年份） 國民收入增長速度 勞動貢獻率 資本貢獻率 技術貢獻率 日本（1953～1971） 8.81 21.0 23.0 55.2 美國（1948～1969） 4.00 32.5 19.7 47.7 法國（1950～1962） 4.70 9.6 16.8 73.6 聯邦德國（1950～1962） 6.27 21.8 22.4 55.7 意大利（1950～1962） 5.60 17.1 12.5 70.4 英國（1950～1962） 2.38 25.2 21.4 53.4 3、人力資本的定義 人力資本，由於它主要通過教育途徑而形成和獲得，因而又可以稱之為教育資本；由於它的主要內容是信息、知識，因而又可稱之為信息資本、知識資本；由於它的非物質性，因而又可稱之為精神資本、無形資本；由於它與體力、簡單勞動力的區別，因而又可以稱之為智力資本。 在所有這些稱號中，知識資本、人力資本最為貼近，在全世界也叫得最響，主要原因在於：第一，教育資本、精神資本、無形資本、信息資本、智力資本等概念都只是反映了人力資本的形式、外部特徵，知識資本則反映了人力資本的內容；第二，信息經濟、信息時代、信息文明等概念，作為工業經濟、工業時代、工業文明之後的過渡階段，被知識經濟、知識時代、知識文明所取代，知識、知識經濟又把信息、信息經濟揚棄地包含於自身之中。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力和財富，整個經濟都建立在知識的生產、使用、交換和分配的基礎上。 現在可以正式對人力資本或知識資本加以定義了。 （1）人力資本是指“個人的生產技術、才能和知識”（薩洛，1970）；是“居住於一個國家內人民的知識、技術及能力的總和，更廣義地講，還包括：首創精神、應變能力、持續工作能力、正確的價值觀、興趣、態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的人的質量因素。”（M.M.麥塔，1976）我國學者李建民將人力資本定義為“存在於人體之中的、後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健康等質量因素之和。”上述定義突出了人力資本兩個最基本的特徵：第一，它是人的“知識、技術及能力”等質量因素，而不是體力等簡單勞動力；第二，它不是泛指一切知識、技術和能力，而特指“具有經濟價值”的、“可以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知識、技術和能力。 （2）狹義的、直接的人力資本是指具有直接市場價值和經濟意義的知識、技術和才能；廣義的、間接的人力資本是指一切直接或間接、現實或潛在地具有市場價值和經濟意義的知識、技術和才能。 具體而言，狹義的、直接的人力資本是指已進入市場或者馬上能夠進行市場運作的、可以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一般來說，這些知識、技術和才能或者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可操作性、經濟可行性，能夠取得直接的產出、增值和利潤，或者擁有相當的市場需求和顧客群。這是它們成為人力資本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僅僅具有客觀條件還不夠——由於人力資本直接存在於人身上，與它的主體、所有者有直接的同一性，是直接為它的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的，因此，如果所有者本人沒有關於人力資本的自我意識、沒有把它投入運營並獲取利潤的市場觀念、沒有基本的運營能力，那麼，這些知識、技術和才能對它的所有者來說，就不具有資本的意義。可見，知識、技術和才能的所有者本身的產權意識、市場意識、經營意識，是構成人力資本的主觀條件。否則，這些知識、技術和才能就會被他人（比如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當作簡單勞動力加以廉價使用，並因此而獲得巨大的超額利潤。這可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剝削。 廣義的、潛在的人力資本，指由於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不具備，很難或暫時不能進入市場、不能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不具備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或者說，在這種知識、技術和才能與物質財富和經濟效益之間，有太多中間環節，以至它們只具有間接經濟價值，因此又可以叫做間接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固然肯定是人的知識、技術和才能，但並非一切知識、技術和才能都直接具有人力資本的意義。比如許多哲學、宗教、道德、藝術、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知識並不能帶來直接的產出和經濟效益的提高，這些知識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售，也往往是賠本的。但不能說它們就不重要或根本不具有人力資本的意義，因為第一，這些知識是那些實用型知識的理論基礎或精神背景，從歷史上看，後者大都是從前者中分化出來的；第二，這些知識、智慧從整體上提高了人的基本素質、擴展了人的視野和精神境界、薰陶了人的氣質和情操，從而間接地提高了人的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第三，隨著人的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這些知識作為商品也會獲得越來越多的顧客和消費者，從而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和利潤——實際上，凡是成了經典的哲學、宗教、藝術和理論科學作品，都是暢銷書、常銷書，只不過他們的作者已經享受不到它們帶來的經濟利益了。 對人力資本作這種區分具有非常大的經濟意義：人們在對人力資本進行運營時，要進行深刻的市場分析，選擇那些在現階段具有市場需求並能夠運用於直接生產過程的知識、技術和才能加以運營，以獲取近期的經濟利益，同時也要投資於那些對於未來發展具有重大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的生產，以獲取遠期的經濟利益。不論對於一個國家，或是對於一個企業，還是對我們每一個個人，都必須確立這樣一種人力資本的發展戰略。 4、人力資本的構成 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可以發現它們是由以下四個基本方面組成的： （1）經營管理性人力資本。這一部分人力資本，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隱匿在物質資本概念中，後來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叫做“企業家才能”，也可以簡稱為“管理資本”、“結構資本”，指在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計劃、決策、組織、溝通、領導、指揮、協調、控制、市場分析、價格談判等方面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無論是在傳統工業經濟中，還是在知識經濟中，這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本。 （2）科技性人力資本。這是整個人力資本的內核部分，也即狹義的“知識資本”，是直接提高產品數量和質量及經濟效益的科學知識、專利、生產技術和工藝、勞動技能等。在工業經濟時代，這部分資本隱匿在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等概念中；在知識經濟時代，它們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成為“第一生產力”，成為整個經濟活動的核心和基礎。 （3）價值導向性人力資本。這部分人力資本是宗教、哲學、價值觀、文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既包括勤奮、節儉、理性、創新精神、冒險意識、自我現實需要等個體性人格素質（馬克斯?韋伯稱之為“新教倫理”），也包括誠實、合作、信任、團隊精神、職業道德和責任感等群體性人格品質（科爾曼、福山等人稱之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科爾曼指出，除了人的技能和知識之外，人力資本還有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個體和他人共事的能力，即人們為共同目標而一致努力的能力；而福山則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在社會或其下特定的群體之中，成員之間的信任（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普及程度，這種社會資本與其他人力資本不一樣，它通常是經由宗教、傳統、歷史習慣等文化機制所建立起來的。這種資本不僅對於減少衝突、降低經營成本，而且對於凝聚力量、增加產出和經濟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上的社會資本，人們又稱之為“道德資本”、“精神資本”或“文化資本”。 （4）綜合性人力資本，指企業或個人在市場競爭過程中形成的品牌、信譽、形象以及顧客的忠誠和滿意、注意力和偏好等無形資本，這種資本是前述三種人力資本的統一和協同發揮作用的結果，沒有前三種人力資本長期的運營，是不可能形成此種資本的，而此種資本一旦形成，反過來會給企業或個人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有人把這種資本稱之為“顧客資本”或“市場資本”。 在諸多關於人力資本結構的分析中，還有“健康資本”、“遷移與流動資本”等提法，我們認為，它們或者只是人力資本的條件，或者可以歸併於前四種人力資本，而不能成為獨立的人力資本。 健康，如果僅指生理、身體的健康，則不能構成人力資本，正像體力、簡單勞動力不能稱為人力資本一樣。健康固然是人力資本的先決條件和自然基礎，但它對直接提高產出和經濟效益意義不大，因為在現代醫療、保健條件下，人的健康狀態普遍提高，而且知識生產過程和知識化的物質生產過程對人的體力的要求並不特別高。健康的重要有二：一是對人力資本構成一個否定性限制，即如果失去健康，身陷疾病，那麼一切人力資本都是無用的；二是對生活、生命的價值很高，遠遠高於對直接生產過程的經濟意義。現代醫學和心理學進一步提出“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人格健康”概念，這種健康倒真是一種人力資本，只不過它完全可以歸入上述第三種人力資本即價值導向性人力資本之中。 關於遷移和流動資本，舒爾茨等人指勞動者因為地理位置和職業位置的移動而獲得更高的收入。這種善於通過地理位置和職業位置的移動而增加收入的能力，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經營管理能力，屬於經營管理性人力資本。 勞動資本化和資本勞動化 從上述對複雜勞動和人力資本兩個概念的論述中可知，相當一部分人力資本就是複雜勞動，如勞動性營管理和全部科技勞動，而全部複雜勞動都是人力資本，這兩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在現代經濟中，經營管理活動具有二重性，就其代表資本而言，它是資本活動或投資活動，本書將其稱為資本性經營管理；就其代表勞動而言，它又是一種複雜勞動，本書將其稱之為勞動性經營管理。我們來看一下勞動與資本是如何向對方轉化的。 一、勞動與資本各自向對方演變 1、勞動向資本演變 勞動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向以複雜勞動為主，複雜勞動、知識勞動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知識、技術、才能成為大部分新增產出、物質財富和利潤的主要來源。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技術、才能具有了資本的基本特徵，並且對物質資本有日益強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應。 2、資本向勞動演變 由於知識、技術、才能具有潛在的和現實的經濟價值，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紛紛向人力資源的開發、教育、科技領域投資，於是，物質資本大規模地向勞動者身上轉化。自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者身上積累了巨量的人力資本。按舒爾茨的計算，美國勞工“教育資本”的存量，按1956年美元價值計算，在1930—1957年從1800億美元上升到5350億美元，所估算出的勞工“教育資本”收益增長約占該時期經濟增長的1/5。與此同時，賦有人力資本的雇員的收入也相應提高，到1970年時，占國民總收入比重已由1909年的55%上漲到75%，而純粹的物質資本收入和財產占有收入由45%下降至25%。按這個增減速度估算，到2000年時，人力資本收入應占國民總收入的87.5%，而物質資本收入僅占12.5%。 原來，勞動和資本並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的。勞動和資本這個對立著的正題和反題，已形成一個歷史的合題——人力資本，或者也可以叫做“勞動資本”。 這個過程可以圖示如下：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55835_70661.png 說明：箭頭表示相互依賴、互相作用以及相互滲透、相互轉化。從勞動和資本各自的構成來看，它們各自已經把對方包含於自身之中了，即使是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在總勞動中也存在著具有一定人力資本意義的複雜勞動，這正是後來勞動與資本得以相互轉化的基礎。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55935_24376.png 說明：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複雜勞動即人力資本不占主導地位，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前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20%左右，而後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80%左右。這是工業經濟為主的歷史階段。
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60650_10726.png 說明：在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複雜勞動即人力資本的地位和作用已大為上升，而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的地位和作用則大為下降。雙方處於某種均衡狀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均占50%左右。這是半工業經濟半知識經濟歷史階段。
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60807_72965.png 說明：20世紀末以來，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已進入晚期發展階段，其顯著的標誌是就業人口的70%以上都是複雜勞動者，而複雜勞動或人力資本對經濟的貢獻也超過了70%。這是一個以知識經濟為主的歷史階段。相比之下，從事簡單勞動的就業人口，以及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比例，已降至30%以下。 從理論上推演，資本與勞動重合的部分會越來越大，以至最終出現勞動與資本的完全統一：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60845_66815.png 說明：這時，“資本”被消滅了，但同時，“勞動”（狹義的、謀生意義上的、經濟意義上的勞動）也被消滅了，那時，正如馬克思所熱情展望的：勞動（作為自由自覺的創造活動）成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成為目的本身，而投資活動也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一方面。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了，而可以稱之為人本主義社會，也就是馬克思當年所展望的共產主義社會。 不過，這樣的理想社會是很玄妙的，離我們還是非常遙遠的。實現這一理想，至少必須具備這樣一些歷史條件： （1）生產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涌流，全人類都可以充分地滿足其物質需要，對物質財富、“財產”的爭奪和私人占有已毫無必要了，因此，物質財富的私有制也將被消滅。 （2）在物質財富生產領域實行市場經濟的必要性也沒有了。因為生產力發展到這種高度，人類只需要用一小部分時間和精力就能生產充分富足的、能滿足所有人需要的物質產品，這一任務，由為數不多的一些巨型企業就可以有計劃地完成，而且電子信息技術肯定能發展到這種高度，以至全體消費者的需求信息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由一個中央處理器整理出來。 （3）由於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消失，商品、貨幣、資本等等自然也就成為過時的東西。 （4）取“勞動”、“資本”、“物質財富”的生產而代之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人本身的生產”。在這一全新的歷史階段（馬克思稱之為“真正人的歷史”，而把之前的歷史稱為“人類史前史”），也許“財產”、“財富”、“勞動”、“資本”、“公有制”、“私有制”、“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經濟必然性”等等概念都不適用了，將有完全新的理論和概念來描述和理解那個社會。 至於我們現在，還不得不回到勞動與資本的現實關係中來。 二、勞動與資本的矛盾依然存在 不管是在工業經濟背景下，還是在知識經濟背景下，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區別和矛盾還是存在的： 1、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的區別和矛盾 簡單勞動不具備人力資本的性質，即使在知識經濟高度發達的未來，也很難絕對消滅簡單勞動。物質資本的地位雖然下降了，但仍然是物質資料生產和知識生產的重要條件，仍然擁有很大的剩餘索取權。在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存在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的矛盾。至於不發達國家，那麼，這個矛盾則依然是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2、物質資本與複雜勞動（人力資本）的區別和矛盾 應該說，在知識經濟條件下，這是主要的矛盾：雙方都在爭奪經濟生活的主導權——物質資本還不會輕易在放棄其曾經擁有的王者地位，而人力資本則咄咄逼人，要求取而代之，並獲得絕大部分利潤。但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兩者又是互相依存的。目前，有一些宣傳知識經濟的作品，給人的印象是，仿佛知識經濟、互聯網經濟、電子商務等等能夠憑空變出物質產品來，仿佛有了信息、科技、知識產業，傳統的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初級服務業）都不需要了，這是一種很大的誤導。所謂知識經濟，絕不是凌空獨立的，在人腦或電腦中能夠獨立完成的，而是指整個經濟包括物質經濟，都建立在知識的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的基礎之上；使科學、技術、知識，更快地轉化為物質生產；使物質生產不再依賴於自然提供的非再生能源，而是依賴人類科學技術本身能夠控制的再生性能源；整個生產過程雖然從根本上講是一種高科技知識物化的過程，但最終產品畢竟是用物質因素生產出來的，不管它們的體積多麼少、它們的質量多麼高、它們的能量多麼大，它們畢竟脫離不了物質存在形態。因此，傳統物質資本（包括土地、資源、能源、物質設備、資金）仍然在物質生產過程中起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是知識本身的生產過程，也離不開這些客觀條件。於是，物質資本與複雜勞動（人力資本）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便展開了：可能依然是物質資本僱傭複雜勞動（人力資本），也可能是複雜勞動（人力資本）僱傭物質資本，也可能是雙方之間互為僱傭、平等合作。 3、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人力資本）的區別和矛盾 簡單勞動因為其不具備人力資本的性質，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明顯的劣勢地位。不過，由於知識經濟條件下簡單勞動的數量很少，此一矛盾及由此而產生的體力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不會太突出。但在發展中國家，這一矛盾是很突出的。 4、物質資本本身之間即大物質資本與小物質資本之間的矛盾 這一矛盾在工業經濟時代較為激烈，在知識經濟時代較為緩和。 5、複雜勞動本身之間即小人力資本與大人力資本之間的矛盾 這一矛盾在工業經濟時代較為激烈，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整個科學文化教育的普及、人力投資趨於平均化，人力資本的差別將會相對縮小——這種差距不再取決於出身、家庭地位、階層差別、民族差別等種種限制教育機會均等的外部條件，而取決於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其中後天努力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否認，在人力資本普遍提高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的過渡階段，富有物質資本的家庭會把相當多的物質資本轉向人力投資，從而使其家庭成員獲得較高的人力資本，而相對貧困的家庭在這方面投資較少——雖然人力資本積累最重要因素是後天的努力，但畢竟優越的外部條件更有利於人力資本的積累，而惡劣的外部條件則會對人力資本的積累構成很大的阻礙。因此，在這種時代轉換或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由於先前歷史過程的延續，會形成一種先賦性的、起點上的不平等。好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主要是人本身才能之間的競爭，而人本身才能的競爭，首先取決於人本身的努力，這種努力會克服客觀條件的相對不利——應該說，這是有史以來一種最公平、最人道、最富有生產性的競爭，這是最能消除制度性不平等（權利不平等）而確保平等，同時又是最能消除平均主義（結果平等）而確保自由、個性和創造性的一種競爭。 三、勞動與資本的現代定義 由於複雜勞動的普遍發展及其對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的主導作用，由於“人力資本”、“智力資本”、“知識資本”這種新型資本形態的出現，我們就必須改變資本和勞動的初始定義以及兩者的初始關係，而發展出一種現代定義和現代關係。 記得我們曾對資本有一個這樣的定義：資本是商品—市場經濟和手工業—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與自由勞動力相結合的生產資料。在這一定義中，資本基本上等同於“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只是隱蔽地包含在物質資本之中：“經營管理”包含在“資本的所有”之中了，知識勞動及科學技術也包含在生產資料、生產工具中了，與此同時，“勞動”也基本上指簡單勞動者、藍領工人所從事的簡單勞動或熟練勞動，如果勞動者身上也具有人力資本因素，那在經濟分析中是忽略不計的。於是，資本與勞動簡化為物質資本與簡單勞動的關係，而且兩者處於一種對立的、緊張的狀態，而人力資本和複雜勞動則仿佛消失不見了。 人力資本和複雜勞動正是在勞動與資本這種古典的初始關係中生長起來的：它們作為整個生產體系中否定性和創造性的因素而發展壯大，終於由依附性的，雖然是最先進的但在總勞動和總資本中卻是次要的因素，變成獨立的、在總勞動和總資本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要素。 於是，我們有必要對資本和勞動加以重新定義： 資本是在現代市場經濟和信息知識文明條件下能帶來較高產出和利潤的生產要素，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但以人力資本為主導。勞動則指對信息、知識、技術進行創造、加工、經營、管理並轉化為物質生產的過程，包括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但以複雜勞動為主導。 與古典的初始定義相比，現代定義既有很大的拓展，又有一定的連續性： （1）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並不僅指生產資料，而且包括經營管理、科學知識和技術、專門的和稀缺的勞動技能等生產要素，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能夠帶來更高的產出和利潤。而且與貨幣、生產資料等物質資本比起來，人力資本是更為重要的資本。 （2）古典、初始意義上的資本利潤，有一部分來自對工人的剩餘勞動的索取：由於產業工人占就業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即算資本從某一個單個勞動者那裡只索取微乎其微的剩餘價值，總的結果卻是一個龐大的數目。現代意義上的資本利潤，則主要來自人力資本本身的生產性和創造性以及物質資本的“利息”部分和“風險利潤”，來自於簡單勞動的部分大為減少：因為簡單勞動力、藍領工人在總勞動人口中的比例將越來越低——從1/2降到1/5、1/8、1/10以至更低的比例，因此，即算對某一個單個簡單勞動者的剩餘價值索取更多，但總的結果仍是數量很小的，更何況，簡單勞動已不再生產出什麼剩餘價值了。 （3）由於人力資本這一中間物的出現和壯大，勞動與資本由對立走向統一，兩者結合為一個新歷史合題、新的統一體：“勞動化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勞動”。對於理解勞動與資本這種新的歷史關係具有十分關鍵意義的環節是：複雜勞動、知識勞動就等於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兩者是同一個東西，只不過從勞動和資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稱呼而已。 一般而言，勞動是指一種運動狀態，而資本乃指一種靜止狀態：勞動是一種“活”的運動著的資本，而資本是一種“死”的、凝固的勞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複雜勞動和人力資本，那麼，它們兩者的區別不過在於： （1）複雜勞動是一種運動著的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是一種靜止的複雜勞動；複雜勞動是人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等人力資本的使用和運用的過程，這一過程，又凝結為、結晶為更高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等人力資本。 （2）複雜勞動概念側重於描述生產經營過程中使用價值的創造和增加，表現為有用財富（知識、貨物、服務）的積累，而人力資本概念則側重於描述生產經營過程中市場交換價值的創造和增加，表現為貨幣財富的積累；複雜勞動追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人力資本追求利潤率的提高。 一切複雜勞動都具有人力資本價值。即使是遠離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的高遠的、脫俗的、形而上的精神創造活動，由於它們與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現實的或潛在的、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因此也多多少少地、現實地或潛在地、直接地或間接地具有人力資本的意義。 一切人力資本都是複雜勞動的產物。某些非常特殊的“人力資本”（如美貌、特異功能、文藝或體育的天賦等），如果僅僅是父母給的、純自然的產物，而沒有經過有意識的開發、培育和塑造，尤其是其所有者本人沒有產權意識、投資意識和經營意識，那麼它們就始終是一種原始的、粗糙的東西，只能像土地一樣獲得某種“級差地租”或像簡單勞動力一樣被人僱傭、利用和剝削，而不能成為真正的人力資本。 從本質上而言，人力資本價值的高低，除物質資本的投入因素外，主要取決於複雜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尤其是取決於複雜勞動的獨特性和創造性。越是高級的、複雜的、獨創的複雜勞動，就越具有高級的人力資本價值。 但是，在人力資本市場上，由於人力資本的交換不完全取決於人力資本本身包含的價值，而同時取決於對人力資本的供求關係，取決於大眾消費者、顧客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檔次、水平、類型，因此，人力資本價值高，未必價格也高，而人力資本價值低，未必價格也低——人力資本和精神產品也正像物質資本和物質產品一樣，往往優質的商品，由於市場需求較小，其價值便被低估，而次優的以至一般的商品，由於市場需求旺盛，其價值便被高估。這種價格與價值悖離的反差現象，只能隨著消費者、顧客的需求水平、消費水平、欣賞水平、接受水平的提高而逐漸消失。 勞動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根據前面文章的論述，在信息、知識經濟時代，複雜勞動成為一種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技術和才能成為一種最大的生產力，勞動對於資本在歷史上第一次從總體上處於主導和支配的地位，那麼，為什麼不實行由全體勞動者共同支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呢？為什麼不取消商品、貨幣、資本這些歷史範疇，反而卻把複雜勞動稱之為“人力資本”、“知識資本”，把勞動歸結為資本，這不是使資本普遍化和泛化了嗎？這不是讓資本主義獲得了更加廣闊的統治範圍和發展天地了嗎？ ——社會主義理論家如是問。 這個問題提得好，也符合社會主義理論家一貫的思維邏輯。 一、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長期歷史合理性 我們姑且按照社會主義理論家的思路進一步推演如下：西歐或美國的的某一社會主義政黨通過選舉掌握了政權，廣大選民（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白領勞動者、知識勞動者）都贊成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開展起來，私有財產和資本所有權被剝奪，一切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並按統一的中央計划進行全社會的生產，商品貨幣關係也趨於消亡。不錯，這正好是當年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有人高呼，知識經濟和互聯網絡打開了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門！ 可是，為什麼那裡至今還沒有任何動靜？為什麼連主張混合所有制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和追求勞資共決的工會運動，自最近幾十年以來，準確地說，自進入信息和知識經濟時代以來，卻表現出明顯走下坡路的跡象，仿佛它們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難道知識勞動者（有人稱之為“新工人階級”）沒有任何階級意識而甘願永久地承受資本的統治和剝削嗎？難道西方發達國家，真的已經永遠失去了革命的主體和動力了嗎？ 還是讓我們老老實實地回到馬克思：在根本的歷史條件還不具備時，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包含的種種潛力沒有完全釋放出來之前，資本主義是不會滅亡的。 第一個根本的歷史條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充分涌流，人們不再為了爭奪生活必需品而展開鬥爭，因而私有制也沒有必要存在了。應該說，這個條件，就是在最發達的工業國家和步入信息知識文明的先進國家也不具備。知識經濟出現只是打開了通向創造這一條件的門坎，但是現有知識經濟的發展程度，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先進國家的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問題。考慮到世界上還有5/6的國家和人口仍處在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時代，而在全球經濟、信息、知識、商品、資本和勞動處於一體化的互相作用的前提下，即算那些先進國家率先實行社會主義，也會作為一種“地域性的共產主義”而被世界市場所吞噬——發達的資本向不發達國家轉移和不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向發達國家轉移，會使發達國家也永遠處於某種物質匱乏狀態，會使公有化和計劃經濟的努力流產，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又會復活。如果要讓全球60億人口（據保守的估計，21世紀中葉，全球總人口將達到150億，而且新增人口中大部分為貧困人口）都達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口的生活水平，那麼地球上一切可用的非再生性資料和能源都會被消耗光！知識經濟（一種開發和利用再生性資源和能源、使物質財富的生產建立在永久性基礎之上的經濟）實在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為了促進這種經濟的發展，就必須確保“知識”這種寶貴的、稀缺的資源的產權和合法權益，就必須鼓勵人們不斷地去進行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就必須進行充分的競爭和合作——而所有這些，都要求私有制和建立於其上的市場經濟作為其制度保障。可以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知識經濟仍然是一種以私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為主的經濟，公有制經濟和計劃經濟只能作為其補充而得到存在和發展。 第二個根本的歷史條件：勞動者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轉換、人性水平有極大提高，用馬克思的話說，物質需要不再成為人的主要需要，從而生產也不再建立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基礎上，勞動即人的主體力量的發揮不再成為謀生活動而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性中惡的因素受到根本抑制，人的道德水平根本改觀；利己與利他的對立已經消失。這是主觀條件。應該說，單有客觀條件，並不能自動地帶來社會主義。如果人們心中仍然有強烈的貪慾、物慾、占有欲、權力欲，如果人性中仍然具有強烈的攻擊性、侵略性、破壞性，那麼，即算人類的生產能力能夠達到高度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物質需要的水平，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也是不可能的——它們必將因為人的主觀條件不具備而陷入破產。很顯然，當今人類，即使是最發達國家的人們，還遠遠沒有具備上述主觀條件，相反，工業經濟和物質經濟時代的邏輯、文化、精神、思想、價值、觀念仍在深深地支配著他們，物質需要趨於饜足，但新的高級的精神需要並未形成，至少不占主導地位，新型人格遠未形成；人的統一的生活被分割成為兩塊：為謀生而勞動（儘管已降至每周30小時左右）和無所事事的、無聊的甚至於病態的閒暇活動，而遠遠沒有達到一種充滿創造性的整合和統一。很顯然，在這種條件下，貿然取消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而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其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其結果必然是悲慘的。 二、勞動資本主義的歷史理由 既然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仍不具備，既然匱乏和生存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既然私有制和市場制度仍然將是知識經濟的基礎，那麼，“資本”、“勞動”這些範疇就仍然有效，而“資本勞動化”和“勞動資本化”，即物質資本通過人力投資轉化為複雜勞動而複雜勞動通過生產經營轉化為人力資本，就具有充足的歷史理由： 第一，既然私有制還有繼續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既然人們（不僅是資本家，而且是勞動者）的私有觀念和財產占有欲望還根深蒂固（實際上，勞動者的財產占有欲望從來沒有被普遍地滿足過），那麼，物質資本就還有繼續存在的合理性。不僅如此，在私有制下，勞動力本身也有一個歸屬和所有的問題，這一點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就已經解決，那時，工人已成為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只不過勞動力總量過大而單個勞動力的生產率不高，因此，總體上對資本處於從屬地位。知識、技術和才能這些高質量的、高生產率的勞動力，當然也有一個所有權的問題，而且除了某些集體共有的知識產權外，絕大部分知識、技術和才能都歸勞動者個人所有。如果財產、財富，不僅指物質財產、物質財富，而且也指精神財產、精神財富的話，那麼，知識、技術和才能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私有財產或私人財富——不僅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這種財產歸勞動者個人所有，以便激勵人們加大人力投資，使這種稀缺的財富變得富裕起來，使這種財產得到保值和增殖，就是勞動者本人，這些在物質資本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除了簡單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這些剛剛由於所有權而得到實惠、由於擁有一種稀缺而典型的生產要素——高質量的勞動力而得到較高回報的“經濟人”，是絕不會把自己這筆財產拿去充公，交由社會共同所有和支配的。由於不同勞動者的素質和能力有較大差別，這些勞動者不可能結成一個“平均主義”的共同體來共同地、平均地擁有和支配生產資料和複雜勞動力本身（只有那些擁有同樣簡單的、同質的勞動力的勞動者，才會傾向於實行“共產主義”）。從理論上。可以設想出兩種資本與勞動關係的模型： 模型Ⅰ：資本僱傭勞動，這是早期資本主義和工業經濟時代一種典型的形態，在知識經濟時代，簡單勞動密集型和物質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行業和企業，仍然會採取這種模式。 模型Ⅱ：勞動僱傭資本。這種模式在早期資本主義和工業經濟時代已零星地出現——合作社就是一種典型的試驗。合作社的每一個成員都帶入一定資金或生產資料，並且可以通過貸款或租賃、“僱傭”合作社以外的資本。合作社實行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實行以按勞分配和按勞分紅為主的分配方式。當然，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的——在資本主義大環境下，它也帶有資本主義企業的基本特徵：它與別的企業有明確的產權邊界，而企業內部也有股權的差別（儘管不大）。它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僱傭資本的情況會越來越多，只不過，這時的勞動已不再是簡單勞動，而是高級、複雜的複雜勞動——幾個或一批擁有雄厚知識、技術和才能的勞動者，憑著少量的自有資金，並貸款、借款或融入風險投資而獲得客觀的生產條件，很快地就能建立起一個高速發展的企業，並且賺取豐厚的利潤。由於物質資本相對富裕並在國民經濟中地位下降，而高質量的複雜勞動相對稀缺並在國民經濟中起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因此，在資本與勞動的談判和合作過程中，勞動相對處於優勢，而物質資本處於劣勢——高級勞動可以很快找到物質資本，而物質資本，如果不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話，在發達國家內部就很難找到高回報的投資機會——除非有高質量的複雜勞動對它發出微笑。這與早期資本主義形成多麼鮮明的對比：那時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資本可以隨時抓到大把大把的勞動力，而勞動力雖然可以“自由選擇”，卻只能在飢餓和服從於某一資本的控制之間進行選擇（這種情況在工會和集體談判出現後有所好轉）。 問題是，這類“勞動僱傭資本”型的企業，與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企業，有著本質的區別，而與傳統的資本主義企業則極為接近：（1）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是勞動者整體地、共同地、不分彼此地占有，相反，不同的勞動者之間對企業擁有數量非常不等的產權，在這些企業中，個人的終極所有權即私人財產所有權是確定無疑的，只不過這些人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企業進行整體運營而已；（2）雖然物質資本在企業產權結構中地位大為下降，而高素質的勞動力則獲得極高的地位，但與傳統資本主義企業一樣，仍然遵循同樣的遊戲規則——股份制，企業成員按其掌握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及其對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的貢獻，而獲得一定的股份，其中，擁有不同數量和質量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等無形資產的勞動者，對股份或股權的要求是不同的，對利潤和收入回報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在企業中的責、權、利都是不一樣的。 第二，既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知識經濟仍將是一種市場經濟，那麼商品、價格、貨幣、資本、利潤、股份公司、股票、股票市場仍是一些不可缺少的交換方式、運行機制、核算工具、競爭手段和評價指標。在這種總的、不可逾越的的歷史背景下，如何確定“知識、技術、才能”及其運用即複雜勞動在整個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過程中的地位呢？如果複雜勞動在不依賴於物質資本的前提下，也能直接帶來巨大的產出、效益和利潤，如果不是物質資本僱傭複雜勞動，而是複雜勞動僱傭物質資本，如果大部分利潤都回報給複雜勞動，而少部分利潤只以“利息”或“租金”的方式回報給物質資本，那麼，應當怎麼來稱呼這種比“物質資本”更具有“資本”性質的東西呢？ 在以上兩段論述中，我們竭力迴避“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勞動性資本”這些概念，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些概念已經蠢蠢欲動、呼之欲出了；正因迴避這些概念，更顯出這些概念的不可缺少，因為只有運用這些概念，才能說明正常的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過程。不錯，把勞動當作資本，會帶來一定程度概念上的混亂，但是，如果不確立“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勞動性資本”這些概念，那就會產生更大的理論混亂；前一種混亂是暫時的，經過一段時間的疏理，是可以理順的，而後一種混亂則是破壞性的：人們既不能用傳統的資本主義理論，也不能用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來描述分析、闡釋這種信息經濟時代的市場經濟和以人的複雜勞動為核心和主導的私有制經濟，同時又不得不用那些已經不適用的分析框架和話語來勉為其難地言說，自然要陷入彼此矛盾和自相矛盾之中。 我們的思路則是非常清晰和流暢的：既然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和利潤這種客觀核算工具、競爭手段和評價指標是不可缺少的，既然物質資本這種生產要素已退居次要地，而“知識、技術、才能”和複雜勞動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並成為主要的利潤來源，那麼，與其再糾纏於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再爭奪資本對於勞動或勞動對於資本的控制權，不如直接把“知識、技術、才能”和複雜勞動稱之為“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勞動性資本”。這是一個歷史合題，是勞動與資本的直接統一體。從此以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演化為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複雜勞動）、大人力資本（大複雜勞動）與小人力資本（小複雜勞動）以及人力資本（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矛盾。這當然是資本的泛化、普遍化，是資本的屬性向勞動領域的擴張和普及，但同時，這也是勞動取代了物質資本的地位，是人的地位、勞動者地位的提高——勞動者因此而成為人力資本家、知識資本家，並因此而成為物質財富的擁有者。 在工業經濟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稱之為早期的、初始的、傳統的資本主義）之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就其以高質量勞動力為主要資本而言，可稱之為“人力資本主義”；就其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性矛盾而使兩者直接統一於勞動者一身而言，可以稱之為“勞動資本主義”；就其資本的普遍化、人人均可成為資本家而言，可以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 管理與人性 任何一種管理理論、管理制度、管理方法都自覺或不自覺、明確或潛在地以某種人性假說為基礎。歷史上有多種人性理論，從價值判斷的角度大體上可以區分為性善論、性惡論和性亦善亦惡論；從事實判斷的角度大體上可以區分為“自然—物質—生理—經濟人”理論、“社會—精神—心理—文化人”理論和“多層次需求人”理論。 一、對人性的價值判斷 對人性的價值判斷著重指出人性是好的、善的、美的還是壞的、惡的、丑的，抑或是好壞、善惡、美醜交織的。近代以來，意大利的馬基雅維里、法國的拉羅什富科、英國的休謨等人都是鮮明的性惡論者。馬基雅維里斷言，“人都是忘恩負義的、易變的、奸詐懦弱的、趨吉避凶的、貪得無厭的。”拉羅什富科則認為人都是損人利己的，但卻極力以無私的美德裝飾自己。休謨提出了著名的“無賴假定”,認為每個人，尤其是政治家，本質上都是無賴，因此應當建立相互監督的社會機制。與此相反，人文主義者、蘇格蘭道德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家，大都是性善論者。管理學家道格拉斯·麥格雷戈根據歷史上這兩種人性論，提出了著名的X理論和Y理論。 X理論提供如下假設： （1）一般的人，天性就是好逸惡勞的，而且只要他們能夠做到，就設法逃避工作；（2）因為人的這種厭惡工作的特性，所以對絕大多數人，都必須用強迫、控制、指揮並用懲罰相威脅等手法，使他們做出適當的努力去實現組織的目標；（3）一般的人，情願受指導，希望避免擔負責任，相對地缺乏進取心，而把個人的安全看得最重要。 Y理論提供如下假設： （1）工作中消耗體力和腦力，正如遊戲或休息消耗體力和腦力一樣，都是自然的，一般人並非天生不喜歡工作；（2）外力的控制和處罰的威脅都不是促使人們為組織目標作出努力的唯一手段，人們在為承諾的目標的服務中，將會實行自我指導和自我控制；（3）對任務所作的承諾與完成任務後所得到的回報成正比，例如，這類回報中最為顯著的就是自我滿足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一回報的直接作用之一就是產生獻身於組織目標的努力；（4）在適當的條件下，一般人不僅學會接受任務和承擔責任，而且也會尋求任務和承擔任務，逃避責任、喪失進取心、強調安全感，通常是後天經驗的結果，並非是人天生的本性；（5）在解決各種組織問題時，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具有運用相對而言的高度想象力、機智和創造的能力；（6）在現代工業生活的條件下，一般的人只是部分地發揮出了他們的智慧潛力。 按照X理論，所謂管理，就是由管理人員負責企業資金、原料、設備、人員等各要素的整合和組織以獲得產出和利潤，為此有必要用勸說、威脅、懲罰、獎勵等辦法去指導、監督雇員們完成被指定的任務。原則上，泰羅的科學管理，法約爾的行政管理，韋伯的科層管理，都是建立在性惡論和X理論基礎之上的。 泰羅指出了工人磨洋工的兩個原因：一是人的天性趨於輕鬆隨便，這導致“本性磨洋工”；二是人與人之間存在錯綜複雜的思想和重重顧慮，這導致“故意磨洋工”。既然人的天性是在沒有壓力和動力的情況下就不會高度緊張地工作，為了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就必須在誘之以高工資的同時加之以高的工作定額。 法約爾把管理的要素歸納為五個：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其中每一個都是以對雇員的不信任為前提的；他所提出的十四條管理原則的針對性也是非常強的：分工、權力、紀律、統一指揮、統一指導、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報酬、集權、等級鏈（權力線）、秩序、平等、人員保持穩定、主動性、團結精神，除了“平等”、“主動性”兩條，其餘都是監督和管制工人的。 韋伯認為科層制的基本要素有： （1）實行勞動分工，明確規定每一個成員的權力和責任，並且把這些權力和責任作為正式職責而使之合法化；（2）各種公職或職位按權力等級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指揮鏈或者等級原則；（3）根據通過正式考試或者訓練和教育而獲得的技術資格來挑選組織中所有的成員；（4）所有擔任公職的人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選出的；（5）行政管理人員領取固定的“薪金”，他們是“專職的”公職人員；（6）行政管理人員不是他所管轄的那個企業的所有者；（7）行政管理人員要遵守有關他的官方職責的嚴格規則、紀律和制約。 韋伯認為，從純技術的觀點來看，官僚集權式行政組織能夠取得最大的效率，在精確性、穩定性、嚴格的紀律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它比任何形式都要優越，因此，這種組織是對人進行絕對必要的控制的最合理的手段。 麥格雷戈是Y理論的倡導者。根據這一理論，管理不是強制、管制人，而是為雇員創造機會、釋放潛能、除去障礙、鼓勵成長、提供指導的過程，其基本任務是促使雇員們通過實現組織目標來實現個人的目標，其具體方式是： （1）通過授權和委託，使人們從傳統組織制度過於緊密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他們能夠擁有一定程度的可以支配自己的自由和權利，並承擔一定的責任，實現自我需要；（2）通過工作範圍的拓展，能夠使得基層的員工更樂意承擔工作任務，並為他們實現社會需要和自我需要提供機會；（3）通過員工參與管理和決策，使他們在事關自己的問題上能夠發表意見，這不僅有利於員工自身的成長和發展，而且有利於把員工的創造力引向組織目標的實現；（4）通過對個人為組織目標的實現所作的貢獻進行評估，不但可以激勵員工為組織做出更大貢獻，而且能滿足員工個人的自我實現需要。 從Y理論出發，德魯克提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簡稱為MBO），它是德魯克所發明的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概念，並已成為當代管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標管理的出發點是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的認同，而不是老闆或管理方單方面地把目標強加於員工。目標管理是一種參與的、民主的、自我控制的管理制度，也是一種把個人需求與組織目標結合起來的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上級與下級的關係是平等、尊重、依賴、支持，下級在承諾目標和被授權之後是自覺、自主和自治的。目標管理不是一個機械的過程，而是一個有機的過程，類似於培育和澆灌樹木。它的運行原則是通過個人的發展最終求得組織的平衡發展。就像個人與組織之間的一場愉快的婚姻一樣，個人保留了自己的尊嚴和自由，但同時要向組織履行職責。所有這些最終將有助於創造一個自由和人道的社會。德魯克因此稱目標管理為管理的哲學。德魯克認為：組織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組織不能依賴於天才，因為天才稀少如鳳毛麟角；考察一個組織是否優秀，要看其能否使平常人取得比他們看來所能取得的更好的績效，能否使其成員的長處都發揮出來，並利用每個人的長處來幫助其他人取得績效；組織的任務還在於使其成員的缺點相互抵消。 目標管理的第二步是把總目標層層分解為子目標，即通過專門設計的過程，將組織的整體目標逐級分解，轉換為各個子目標，從組織目標到經營單位目標，再到部門目標，最後到個人目標。在目標分解過程中，權、責、利三者得到明確，而且相互對稱。這些目標方向一致，環環相扣，相互配合，形成協調統一的目標體系。只有每個人員完成了自己的分目標，整個企業的總目標才有完成的希望。 通過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兩個向度的結合，目標管理把管理者的工作由控制下屬變成與下屬一起設定客觀標準和目標，這些共同認可的衡量標準，促使被管理者用目標和自我控制來自我管理，也就是說，由自我評估和控制，而不是由外人來評估和控制。目標管理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它使得我們能用自我控制的管理來代替由別人統治的管理，把客觀的需要和可能性轉化成為個人的目標，通過自我控製取得成就。這是真正的自由。 但是Y理論和目標管理理論顯得過於理想化，實踐起來難度太大。於是，另一些管理學家力求綜合X理論和Y理論，而提出所謂超Y理論。當代著名管理學家孔茨的觀點可以說代表這種趨勢，其要點如下： （1）個人的確以自我為中心，並且始終表現出嫉妒和多疑的特性，但人們在取得成就後，也會為他人的成就而高興，並且也會經常表現出無私和甘願為他人獻身的方面；（2）個人會為滿足他們的需求而工作，但當人們接近滿足的臨界點時，他們就不再願意積極地致力於特定的勞動；（3）個人會有惰性或好逸惡勞的傾向，但如果領導者能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利用人們的自尊、物質欲望、地位以及人性的其他許多特徵而去引導和激勵他們，他們是能夠受人引導和激勵的；（4）在大多數情況下，個人要求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生活和工作，但也肯定會有因不能忍受別人的干擾而要求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獨自工作的情況；（5）個人只有通過組織和合作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如果能得到超過代價的利益，他很可能接受對他的個性的不言而喻的限制；（6）沒有一般的人或相同的人，所有的個人都是不同的，而且個人本身也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表現出不同的品質；（7）個人可能會對日常工作感到厭煩，顯得不願意負責任，但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具有應付挑戰的能力，他們非常想了解一下自己最高水平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應該說，超Y理論接受了X、Y理論的合理內核，同時力求排除兩者的偏頗，是一種更為合理的理論。 以上介紹了幾種基於對人性的價值判斷的管理理論。當然，對人性的價值判斷也來自於一定的人性事實，正如對人性的事實判斷也一定包含了某種價值意向一樣。 二、對人性的事實判斷 對人性的事實判斷致力於對人的本然、客觀狀態的認知，但由於實際上人們很難得出一種對人性的全面的、符合人的本來樣子或真相的看法，而總是自覺不自覺、或多或少地以偏概全，把某種只具有有限真理性的觀點誇大為絕對真理，這些所謂事實判斷也就演變成為價值判斷（意識形態），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種。 第一種是“自然—物質—生理—經濟人”理論，其正確之處在於看到了人性中自然的、物質的、生理的、經濟的方面，錯誤在於把這一方面誇大了，從而得出人是經濟動物的結論。整個古典經濟學便建立在“經濟人”假說的基礎之上。泰羅把這一觀念移植到管理學中，認為人們幹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生存而掙錢，只要能夠多掙錢，工人們就會拼命地幹活。為了驅使工人們全力以赴地完成工作定額，泰羅制定了差別計件工資制，對於完成和超額完成工作定額者支付高工資，而對於達不到定額者支付低工資。用工作定額和差別計件工資制鞭策工人拼命工作，是科學管理的一條重要原理。 第二種是“社會—精神—心理—文化人”理論，是由行為科學學派及人際關係學派的代表人物梅奧等人提出來的。梅奧通過為期九年的霍桑實驗發現，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與工作環境、勞動條件、工資報酬等等“經濟需求”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繫，而與人們的社會性需求有著密切的關聯，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社會人”假說： （1）不能把工人看成單純的經濟人，而要看成社會人，影響工人生產積極性的因素，除了物質條件外，還有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因素，這就是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和受人尊重等等；（2）工作條件、工作報酬等不是影響工作效率的第一因素，工作效率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士氣，而士氣又主要取決於上下級之間和同事之間的人際關係狀況；（3）與正式組織相伴生的還有非正式組織，這些組織是以人們的社會情感為聯結紐帶而結成的自發性群體，有其特殊的慣例、習俗和傾向性，無形地左右人們的行為。 根據上述觀點，梅奧認為管理者要傾聽員工的意見，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增強工人們的安全感和歸屬感；使正式組織的經濟功能與非正式組織的社會功能保持平衡；通過提高工人的滿足度來提高士氣。 第三種是“多層次需求人”理論，主要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和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他們綜合了前面兩種觀點，又加上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並把各種人類需要整合為一種由低到高的層級結構。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人所皆知，此處不再介紹。赫茨伯格對這個理論的貢獻在於，通過把它運用於企業管理研究而修正和補充了這個理論。赫茨伯格發現，公司管理中有一些因素，諸如公司政策與行政管理、監督、工作條件、人際關係、薪金、地位、職業安定和個人生活等等，只能成為不滿意的因素而不起激勵作用，換句話說，假如這些因素在工作中大量存在而且相當優越，便不致引起工人的不滿，但這類因素的存在並不能使人們在思想上產生滿意感，因而不能起到激勵作用，然而缺少它們時，必然引起不滿。因此這類因素可以稱之為“保健因素”。與此同時，研究發現，有一些與工作內容相關的因素，包括成就、賞識、工作富有挑戰性、晉升和工作中的成長等等，可以使工人產生滿意感，或者即使沒有達到滿意，也不至於產生不滿。這類因素可以稱之為“激勵因素”，因為只有這類因素才具有產生滿意感的能力。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與赫茨伯格的雙因素論的關係可以圖示如下：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62432_10772.png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與赫茨伯格的雙因素論的比較馬斯洛和赫茨伯格的需求理論比較起前兩種理論還是比較全面的，但在整個人性論範圍內，它們又是片面的，因為它們沒有考慮到無數前輩思想家已經反覆指出過的人性惡的方面。 三、性亦善亦惡論與多層次需求人理論的結合 本文主張把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結合起來、把性亦善亦惡論與多層次需求人理論結合起來，這就是本文作者曾經在《悲劇人性與悲劇人生》一書第四章中所提出的人性假說。此處圖示如下：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60945_83194.png 人性的要素和結構 這個人性假說和模型比較全面地總結和概括了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豐富成果，具有較大的解釋力，在管理學理論和管理實踐中也是比較有效的。比如，企業管理中的激勵機制，既要注重物質刺激，根據貢獻確定收入差別，也要注重精神刺激，滿足員工的自尊自主、自我實現等高級需要。再如，合理的管理制度當然在於激發人性中善的因素，尊重每個人的人格、需要、潛能，提倡公平競爭、合作互助，但鑑於人性當的確存在著諸如惰性、怒性、破壞性、侵略性等惡的因素，因此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監督、相互監督就是不可缺少的，這樣才能防止一些員工的機會主義行為（偷奸耍滑、搭便車、吃免費午餐等等），同時也防止管理人員的專制主義行為（以權謀私、濫用權力、鐵腕統治等等）。 勞動與管理關係的歷史行程 一、從勞動與管理的直接結合到勞動與管理的分離1、原始勞動與管理的直接結合 原始勞動也包括組織、協調、指揮、控制的方面，不過這種活動不是由專門的、脫離勞動過程的人承擔的，而直接就是勞動過程的一部分。這倒不是說在原始勞動中就沒有領袖和權威，而是說，領袖和權威是從勞動者中自然而然地被推舉而產生的，他們本身就是最有經驗、最勇敢、最有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他們自始至終置身於勞動過程之中，並且也像其他勞動者一樣平等地分享勞動的成果；他們的地位和身份也不是終身不變的，其他更有經驗、更勇敢、更有勞動技能的勞動者會取代他們；自然，他們也不能獨斷專行，而要接受其他根據古老習俗和傳統而享有民主權利的勞動者的監督和制約。 勞動與管理的這種直接統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必要的和必然的。當時的人類剛剛從動物中進化而來，個體的力量很弱，往往不如個體動物，因此無法獨立生存，而只能抱成一團，以團體的力量戰勝其他更兇猛的野獸。就是個體力量最強的人也不可能獨立完成一次狩獵活動，而必須依靠他的同伴和整個團隊；另一方面，“頭兒”如果不身臨其境、身先士卒，也不可能成功地組織和指揮任何一次狩獵活動。 勞動與管理的這種直接統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可能的和可行的。當時的勞動團隊少則幾人，多則幾十人，因此信息、知識、技能的交流和整合可以是直接的、平行的、面對面的，決策過程也比較簡單，團隊成員之間的直接協作通常就可以解決勞動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和困難，用不著一個專門的、職業的管理機構進行高度集權的、自上而下的指揮和控制。 把原始勞動與原始管理的關係還原到這種歷史條件下來理解，一方面能使我們避免某種對原始民主的浪漫主義的嚮往，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我們理解這種原始民主解體的歷史必然性。 2、管理與勞動的分離 對管理與勞動相分離的原因可以作出如下分析： 一是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的客觀需要。勞動分工使得整個勞動領域演化成為一個複雜的分工和交換的體系，勞動者即直接生產者即使能夠直接控制他本人的勞動過程，也不能完全控制他的產品在市場上的交換過程。由於客觀上必須有一部分人來組織和協調社會生產，這就產生了管理與勞動的第一步分離；商人最初自發地承擔了管理的職能，後來由專門的市場管理部門和政府機構有意識地承擔宏觀經濟管理的職能。管理與勞動的第二步分離是由社會分工即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生產活動從勞動中獨立出來推動的，這導致了所有權的集中，使普遍的、平等的私有制演變為特殊的、不平等的私有制，掌握大量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脫離直接生產勞動而成為專門的投資經營者和管理者，而減少或失去生產資料乃至失去勞動力所有權的勞動者，自然也就失去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和管理權，他們成為被管理者。這是勞動與管理的更為深刻的分離。 二是發展規模經濟的客觀需要。對於原始的小規模的勞動集體和後來的自耕農、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勞動與管理是直接統一的。但人類勞動和生產不可能永遠停留在這個層次和水平上。隨著分工和交換的發展、所有權的集中，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和經營就不僅成為必要的，而且成為可能，進而成為現實。在幾百人的手工業工場和在幾個人的作坊中，對專門的和專職的管理的需要是完全不同的，而在成千上萬人的大工廠和大企業，專業的和層級化的管理更是不可缺少的。這個道理跟希臘城邦可以搞直接民主而疆域廣大的國家不可能搞直接民主是一樣的。 三是惡性的人性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推波助瀾。一方面是管理者把客觀上需要的權威和權力的必要集中轉變為專制、獨裁和權力的壟斷化，進而又轉變為權力的終身制和世襲制，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挖出一條不可逾越的萬丈深溝，把管理與被管理之間的關係轉變成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並且以種種邪惡的手段來維持和鞏固這種關係。另一方面，在這種兩極分化的管理格局中，勞動者人性中所固有的惰性、被動性、依賴性也被強化，他們變得越來越失去自主性和獨立精神，越來越失去聯合的和自組織的能力，很多人甚至甘心情願地認同對他們的統治、剝削、壓迫和奴役，或者通過把自己變成幫凶來保全自己，這種情況又反過來使專制獨裁的管理變得牢不可破。 應該說，管理與勞動的分離，在合理的範圍內，使管理活動、管理知識和管理技能得到專門化的發展，從而也推動了生產勞動力和經濟的發展。但是，兩者的二元對立和對抗，既使管理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大打折扣，也使勞動者方面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進而也阻礙和破壞了勞動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 二、從勞動與管理的分離到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結合就是在勞動與管理分離的歷史階段，一些促使兩者重新結合的新的需要和力量也孕育生長起來了。 1、勞動者的個性、個體生產力、人性水平的提高要求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統一 20世紀以來簡單的藍領勞動向複雜的白領勞動轉化的趨勢、勞動者的個性和個體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的趨勢和勞動者的需求層次高級化的趨勢，這是勞動要求主動參與乃至主導管理過程的重要原因。正如麥克雷戈、明茨伯格、德魯克、約翰·巴德等人所反覆強調的，勞動者參與管理，不僅僅是為了更加公平地分享經濟成果，而是為了捍衛勞動者作為人的人性尊嚴，為了更充分地實現其人性潛力，為了作為人、作為目的得到自由發展而不是作為達到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和手段苟且偷生。的確，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勞動者的高級需要和潛能，如認識的、創造的、自主的、交往的、審美的需要和潛能，處於一種潛在的、沉睡的、被壓抑的狀態，還沒有要求得到像生理需要那樣急迫的實現，但是當基本需要的實現已經不成問題時，這些高級需要的實現和高級潛能的發揮自然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這種歷史地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需要，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種新的、歷史地形成起來的人性尊嚴，這種人性尊嚴必須在勞動、生產經營過程中得到體現。勞動參與管理正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勞動者作為主體之一、作為主人之一加入到企業合約之中，對勞動條件、勞動程序、勞動過程、勞動結果，與資方一起實行全過程的計劃、組織、協調、指揮、監督和控制。 2、勞動產權的確立、勞動資本化的趨勢直接要求勞動與管理的結合 勞動與管理的分離曾經是勞動與產權分離的結果，產權的邏輯直接決定了管理的邏輯。20世紀以來，勞動產權又重新恢復和重建起來，人力資本成為重要的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僅僅按照產權與資本的邏輯，作為股東（即使是小股東）的勞動者，也理所當然有權參與企業的治理和管理，更何況個別的勞動者的股權雖然微不足道，但企業所有勞動者聯合起來的股權卻可以占到企業股權結構中很大的份量，沒有什麼經濟上、政治上、法理上、道德上正當的理由禁止雇員股東以聯合股東的身份進入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行使最高的管理權力——經營決策權、選擇專業管理層的權力和剩餘分配權。 3、勞動與管理的二元對立所造成的效率損失要求勞動參與管理由所有者和資本方獨享管理權的最主要理由就是效率，而效率不僅僅有關所有者和資本方的利益，而且有關整個社會（包括勞動者）的利益。這就給管理與勞動的分離製造了一種來自社會公益的辯護，從而取得了某種道德合理性。這種辯護對於一時一地的情況很可能是適用的，但卻不適用於長期的、全面的歷史情況。首先，少數人的決策和管理固然具有迅速、快捷、簡便、節省成本的優勢，卻會冒管理者由於信息不靈、知識欠缺、人格缺陷等原因而導致決策失誤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多數人不能直接作出有效的決策，至少他們能提供無數有價值的創意和建議，拒絕這些寶貴的資源是一種嚴重的效率損失。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少數人獨享管理決策權、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而多數人處於無權地位，必定導致勞動者“關閉”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責任意識和奉獻精神，導致他們消極怠工，在嚴重的情況下，導致尖銳的勞資衝突，從而產生巨大的損失。第三，進一步又產生企業的負的外部性，產生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從而使整個社會的總福利遭受損失。由此觀之，從長遠來看，基於效率和社會總福利的理由對資本單方面僱傭和管理勞動的辯護是不能成立的。 4、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進一步要求經濟民主化和產業民主化 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家贊成普選制、議會民主制、多黨制，贊成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遊行自由等等，但在社會生活中劃出了一塊非民主的領域或民主的禁地——私有財產和私有企業，理由恰好是，只有維護私有產權和私有企業的獨立經營權利，才能為政治民主提供自由的、獨立自主的公民主體，才能防止國家權力向私人領域的無限制的擴張；至於私人領域範圍內的事情，就讓這一領域的當事人自己按照自然的和人類的本性，通過自由競爭去解決：一些人獲得產權並僱傭別人工作，另一些人失去產權並受僱於人，因而前一種人管理後一種人，這是一種正常的並值得加以保護的結果和秩序，相反，用政治的或其他人為的方法平分產權和管理權，必將破壞經濟領域的自治並拆除政治民主的基礎。他們的論證是以經濟競爭必定導致產權和勞動的二元分離這一假定為不容置疑的前提的，他們的論證也割斷了經濟專制與政治專制、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在邏輯上的連續性和一貫性，而得出經濟專制與政治民主可以兼容、結合和互補的怪論。無數歷史事實表明，工廠內的壟斷、專制和霸權，必定延伸到政治和文化領域，而更高階段的政治和文化民主，必定以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為基礎。這就是20世紀經濟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運動方興未艾的根本原因。 當然，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結合不可能恢復到原始勞動與原始管理之間的那種直接同一狀態，因為人性的水平不一樣了，個人的素質不一樣了，勞動與經濟活動的規模不一樣了，勞動的分工與協作、社會的分工與協作的複雜程度不一樣了，因此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尋求和創造勞動與管理相結合的新形式。 勞動與管理重新結合的可行模式主要有三種：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共同管理。 三、資本僱傭勞動型企業的勞動者參與管理 資本僱傭勞動型企業的管理當然是由所有者以及代表所有者的經營者來主導的管理，但在這樣的傳統企業里，勞動者也可以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企業的管理了。考慮到這類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將大量存在，發展這些企業中的勞動者（職工、工人）參與管理，具有極為現實的意義。 勞動者參與管理已經採用的形式有： 1、勞資集體談判 指勞資雙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等有關勞動權利的事項進行談判，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集體合同。集體談判有各種級別。在企業一級，談判在雇主與企業工會之間進行。在地方一級，談判在地方雇主組織和地方產業工會之間進行。在中央一級，談判在全國性雇主組織和全國性產業工會之間進行。雖然工會並不參加企業的日常管理，但工會與雇主簽訂的集體合同對雇主的日常管理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因而勞動者一方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管理了。此外，作為集體談判的前提條件之一，工會享有對企業相關信息的知情權。 2、工人委員會 歐洲許多國家的企業都有工人委員會，並且得到法律的保護。工人委員會對工資標準、工作時間安排、在職培訓、休假等有關勞動權益的問題享有參與決定權，對工人僱傭、調遣、解僱等有關人事的問題，對企業生產、財務、銷售、利潤分配等有關經營的問題，享有知情權、討論權和建議權。 3、基於雇員持股的雇員董事 在實行雇員持股的企業，雇員股東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進入企業董事會，代表雇員股東參與企業重大事務和問題的決策。 4、合理化建議 很多企業鼓勵雇員就企業多方面的事務和問題提出建議，對其建議被採納並且產生經濟效益的員工，企業予以一定的經濟獎勵和精神獎勵。日本企業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 5、班組或小群自主管理 很多企業鼓勵雇員在班組以及進行自主管理，或者建立技術革新小組、質量管理小組等小型團隊，他們圍繞一定的目標和任務進行工作，在一定範圍或一定時間內享有比較充分的自主權。 所有這些形式當然都沒有觸動資本方的決策權和最高管理權，但畢竟是勞動者獲得了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的參與管理權，比赤裸裸的資本專制要文明得多。此外，沒有參與管理上的長期的積累和訓練，勞動者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跳躍到更高的管理台階和水平之上。應該說，參與管理是勞動與管理重新結合的最初的也是必要的步驟。從發展的觀點看，參與管理經歷了偽參與（pseudo participation）、部分參與（partial participation）和完全參與（pull participation）三個階段，而完全參與是較高層次的參與，雇主在勞動、人事、經營各方面的決策，都要徵得雇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並生效。這實際上已經不只是一種參與，而是共同決定（joint determination）了。 四、勞動僱傭資本型企業的勞動者自主管理 勞動僱傭資本的企業的治理機制和管理制度，自然而然就是勞動者的自治或職工民主管理。歷史上出現過合作社、工人自治企業、雇員控股企業，與此同時也出現了相應的勞動者自主管理模式。 1、合作制的思想和實踐 合作制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生長起來的，是以勞動合作為主，資本合作為輔，勞動支配資本的一種企業制度，是建立在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基礎上的一種共同所有制。 合作思想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主要倡導者是英國的歐文和法國的付立葉、聖西門。他們認為，公共村社和生產合作是理想社會產生的基礎和先決條件，是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發揮的基礎和先決條件。早期的典型合作實踐有歐文的“新協和”合作計劃、付立葉的門徒孔西得朗的合作居民區和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是英國曼徹斯特附近的羅虛戴爾鎮28個紡織工人於1844年組建的消費合作社，其運作原則主要有自籌股金、一人一票、利潤按交易額或股金比例分配。 合作社是典型的強調公平的民間組織，特別適合於抵抗市場衝擊能力較弱的產業，因此，農業成為合作製發展最廣泛而持久的產業。現代西方合作社主要有三類，一是以農民為主的農業合作社，二是以工人為主的勞動合作社，三是以城鄉居民為主的消費合作社。 2、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 前南斯拉夫是唯一一個實踐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和社會所有制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的《憲法》、《工人自治法》、《企業管理基本法》、《國民經濟計劃法》，廢止了國家所有制和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使企業成為由勞動者集體占有生產資料、集體享有勞動成果的自治企業。 在前南斯拉夫自治企業中，工人直接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直接控制企業、直接享有企業的利潤，國家只以投資收益和稅收的形式參與分配。作為原始投資的國家在向企業注入創業資本後，企業資本的實際占有權和經營使用權轉歸企業的工人委員會。企業必須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如果嚴重虧損，則由國家接收，進行關閉或重組。企業全體工人選舉產生工人委員會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由工人委員會選舉生產管理委員會，處理日常經營事務。 應該說，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業制度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一種有益嘗試，激發了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曾一度改變了國家所有制和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狀況。 3、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理論實行雇員持股計劃（ESOP）以來，在美國出現了一些雇員持股達到控股程度乃至雇員獲得全部股權的企業。針對這種情況，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范尼克發表了《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通論》，系統地提出了工人管理企業的思想。范尼克的勞動管理型經濟模型具有如下特徵： （1）企業全體工人平等地參與企業管理，按一人一票的原則，選舉產生工人委員會、行政管理機構和企業經理；工人委員會是企業最高權力機構，擁有最高的控制權。 （2）企業全體成員共同分享利潤，這種分享對同等強度和質量的勞動是平等的，由一個民主的一致同意的分配方案來分配，純粹的資本所有者只擁有一份稀缺價格的享用權，相當於獲得一筆租賃資本的租金。支付資本租金後的企業利潤，一部分直接分配給工人，另一部分作為籌備金，是企業全體成員的集體帳戶，每個成員憑各自的貢獻，以利息的形式享有集體帳戶中資金的增值。 （3）企業成員有就業自由。企業擁有對工人的僱傭、解僱的權力，工人在企業的地位完全取決於他對該組織的貢獻；工人也有擇業權，可自由選擇工作崗位，並按勞取酬。 范尼克認為，在這種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中，企業發展的動力不再是資本對利潤的無休止的追求，也不再是上層經理人員對私利的貪婪，更不是對計劃指令的純粹的服從。企業的動力真正來自個人利益與企業整體的結合，企業持續的高效率來自於個人與集體的協調統一。同時，由於利潤的內部化，形成成員的自我約束機制和命運共同體。 4、勞動自主管理的優點和局限性 合作制等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是一種勞動支配資本、以勞動聯合為主資本聯合為輔的企業制度，這種制度消除了物對人的統治，使勞動者成為企業的主人，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 但是，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也具有內在的局限性： （1）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以按勞分配為主，限制資本所有者和出資人的利潤要求，因此，大大地降低了資本所有者和出資人的投資積極性，使企業很難獲得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外部資本，而只能靠企業本身緩慢地積累來擴大生產規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難以與資本主導型企業進行有力的競爭。 （2）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一般都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和福利性質，因為參加合作企業的成員所投的股金的差別受到嚴格限制，按資分紅水平很低，企業成員的收益主要不取決於其擁有的資本，而取決於其勞動的貢獻，而勞動貢獻又取決於個人的思想道德素質，這就很容易產生部分人“吃大鍋飯”、“搭便車”的現象，影響能力強貢獻大的勞動者的積極性。 （3）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的生產目的是為成員服務，而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因此，缺乏強烈的擴張衝動，很難向規模經營發展。 （4）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遵循自願原則，既可自由加入，也可自由退出，使企業資本很難成為一種具有不可分割性質的法人資本，限制資本規模的保持和發展。而如果採取強制原則，不准自由退出，又會使許多人不願進入。因此，它們處在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 （5）有的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的合作的性質更強，不以資本合作為條件，即不以個人所有權為基礎，而實行勞動集體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中國50年代的農村高級合作社，這種集體所有制具有產權模糊的特點，個人利益沒有得到產權界定，更容易產生平均主義和短期行為，高分配、低積累，無人對企業的保值增值負明確的責任，沒有強大的自我約束，使企業發展失去後勁。 （6）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採取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和決策機制，這對於小企業是適用的，但對於規模較大的企業，造成決策成本高、效率低，難以抓住商業機會；同時，由於縱向管理體系等級多，監督成本就高，而一旦監督失效，又容易造成嚴重的官僚主義。因此，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很難與規模經濟相容。 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制度的局限性，使它大多只能適用於小企業或市場競爭較弱的行業，而不適用於大企業和市場競爭較強的行業，這使得它很難與以資本聯合為主的股份制相抗衡。這就是為什麼股份公司成為一種主導的企業制度，而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則處境危艱，很難有較大的發展。 可以說，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得以大規模發展的歷史條件仍不具備： 第一，雖然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已有很大的改變，資本地位相對降低，而勞動地位相對提高，但是，到目前為止，由於在世界範圍內，物質財富和物質資源相對於人類欲望和需要的滿足，仍處在短缺和匱乏狀態，因而資本對勞動，仍然處在相對優勢的地位，以資本主導的企業制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適合於現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嚴格地說，典型的合作制和勞動自主管理，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是適用的：一是在生產力極端低下，比如在原始社會，人們不得不以原始合作制、原始公社的方式來進行生產和分配，否則，人類就會被自然界各個擊破，連生存下來都不可能；二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資本充裕，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情況下，對資本、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爭奪已沒有必要，勞動對資本的完全控制才能實現。在這兩者之間的漫長歷史階段，對資本主導型的企業制度的主要替代模式，只能是勞動與資本相互僱傭和勞動與資本共同決定，而勞動主導型的合作制則只能在某些行業和領域以有限的規模存在。 第二，雖然世界經濟已越來越社會化和一體化，但市場經濟仍然是一種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而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必然存在激烈的競爭。很顯然，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由於存在上述種種局限性，很難在市場經濟中得以大規模的發展。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在市場經濟下得到擴大和發展，就必然會改變自身的性質，而轉化為股份公司。這就是為什麼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會成為主導的經濟體制，而純粹的合作制只能作為某種補充而存在和發展。 五、資本與勞動相互僱傭型企業的勞資共同管理在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中，適合於實行勞動產權與資本產權的結合、勞動與資本相互僱傭和勞資共決。德國和日本已經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德國的共決制 共決制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重要內容和標誌性特徵，其宗旨是通過職工參加企業管理來協調勞資關係，特別是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德國有關法律規定，職工人數在5人以上，且其中3人擁有（職工代表）被選舉權資格（年滿18歲和在本企業工作滿6個月）的企業，都需設立包括職工代表的監事會（相當於其他國家的企業董事會；德國企業董事會則相當於其他國家的企業經理層）。監事會成員分別由企業股東大會和工人委員會選舉產生。監事會主要職責是任命董事會成員，並監督董事會執行業務。按照1976年頒布的《共同決定法》的規定，凡職工人數在2000人以上的企業，監事會中必須有半數職工代表。監事會內的職工監事，與資方監事一起，不僅就直接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事務（如工時、報酬、休假、勞動保護、職工培訓等問題），而且就整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共同作出決定。當然，為了打破可能出現的投票僵局，法律賦予由資方或股東代表擔任的監事會主席最後一票的表決權。 應該說，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和勞資共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西德在戰後很快就崛起為經濟強國並順利實現了與東德的統一就是明證。但共決制還存在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的問題，因而遭到來自資方和勞方兩方面的批評。經濟學家們認為，勞資共決損害了產權和經濟效率，因為它違反了決策與風險、風險與報酬一致的原則：成功決策的好處由勞資雙方共享，而失敗決策的損失由股東單方面承擔，這樣便降低了股東的積極性，增加了股票資本的成本，結果使資本流向非共同決定製企業；與此同時，雇員參與投資和經營決策時，天生就具有使短期收入最大化而不是使企業長期價值最大化的衝動，從而降低了企業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從勞動角度來看，共決制也是不充分的，這不僅體現在代表股東權利的監事會主席的最終決定權上，不僅表現在2000人以下企業職工監事處於少數派地位上，更重要的是勞動者的共同決定權缺乏產權基礎，也就是說，勞動者的管理權不是建立在勞動產權的基礎之上的，或者說，不是來自於產權和經濟發展本身的、內在的發展要求，而是來自於政治上對平等和防止勞資衝突的考慮，並且通過法律強制實施的。這是以集體勞權的形式取得的與產權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勞動與產權的內在的結合，不利於投資者依照資本本身的邏輯接納勞動者參加管理，也不利於勞動者以產權主體的身份與其他非勞動股東共擔風險、共謀發展，從而不利於勞資合作向更高水平發展並建立真正的勞資利益共同體。本文認為，應當把美國式的、基於個人主義和私有產權的雇員持股制度引進德國式的、基於集體主義和集體勞權的勞資共決制度，締造勞資共決的產權基礎。 2、日本的勞資合作管理 日本的主流企業制度可以說是股東一元化控制模式與勞動者管理企業模式的混合物，是股東主權與從業員主權的統一，是金融利益和從業員利益的加權和。企業被看作是股東、從業員、銀行、關聯企業等各種利害相關者的組織體。戰後日本的經濟民主化削弱了財閥實力，分散了所有權，使股東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力大幅度降低，而從業員和經營者的發言權大大增加。與歐美企業明確劃分經營者和勞動者兩個階層不同，日本企業的經營者或從業員是一個統一的概念，是一個統一的團隊或整體，每一個正式職工不僅可以在基層獲得自主管理的權利，而且通過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制，都有平等的機會上升到較高的管理層級。日本企業的管理層當然也要對股東負責，但是，各級管理者，包括董事長和總經理，並不是由股東大會任命的，而是從從業員中經過年功序列階梯晉升上來的，他們也要代表從業員的利益，因此，管理層帶有濃厚的職工集團代表者的色彩。最為有趣的是，在日本企業內部，經營管理人員也都是企業內工會的成員，而且大多數還是工會組織的領導人，他們經過多年的磨鍊，成為企業中出類拔萃的人才，然後被推舉到經營管理階層。 日本經濟學家伊丹敬之說明了從業者主權的形成原因。他認為，長期在企業工作並獲得本企業特有的知識、文化和信息的職員，是企業最稀缺的資源，有能力對企業的基本的、重要的問題作出決策。同時，股東（資本所有者）可以通過資本市場進行多樣化的投資組合，或“用腳投票”一走了之，分散或轉移風險，而“從業員”與企業結成了息息相關的合約，並投入了大量專用性“人力資本”，與企業形成了命運共同體，難以轉移風險。因此，從業員合乎邏輯地應當在企業中享有主權。股東的權益應表現為股權的收益，而從業員則應實際控制企業，並因此而獲得相應的利潤。 日本經濟學家加護野忠男和小林孝雄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從業員主權：從業員從兩個方面在企業中作了“資源抵押”。一方面，他們以隱形出資方式押出其人力資源。所謂隱形出資，即長期在企業工作的員工，在相當長時期內只獲得低於其勞動貢獻的工資，未支付的部分包涵在企業利潤中，逐步積累起來，一旦他們退出企業，就會面臨重大損失。另一方面，在長期的工作過程中，從業員自覺鑽研業務技術，不索取任何報酬，這些學習成果作為企業的特異能力積存在個人身上，這種特異能力很難在企業外部得到充分評價，但對本企業確是稀缺的財富，因為它是一種難以進入市場交易的對本企業的資源押出，如果這些從業員退出本企業，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損失，而且也是企業極大的損失。由於上述兩種資源抵押，使從業員與企業形成命運共同體，因此，從業員有資格取得企業的實際所有權和控制權。 股東主權和從業員主權的結合，使日本企業成為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一點尤其表現在經濟衰退和企業危急之時。按照傳統的資本主權和勞資對立邏輯，在這種情況下大批解僱員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在日本企業或威廉·大內所說的Z型企業內，可以通過分擔不幸來避免解僱：“股東可以通過在一年中少分紅利或甚至承擔輕微損失來分擔損失。作為補償，一支有高度責任心和經驗豐富的雇員隊伍，將在以後的年代中回報他們以巨額利潤。同樣，各級雇員可以通過縮短工作周和少得工資、放棄津貼，以及暫時從事他們不感興趣的工作來分擔不幸。”這樣的企業不僅雇用最穩定，自願離職率最低，而且因為擁有產業中最有經驗的勞動力，而成為成長率和利潤率最高的公司。 追求利潤仍然是日本企業的主要目標，只不過利潤不是由股東獨享，依據企業的經營成績，通過較高工資、獎金、退職金、企業住宅、保健設施、交際費等等形式，從業員也在廣義的企業利潤中獲得自己的一份：日本的大企業是採取把利潤按一定比率分給股東之後，將剩餘部分加上工資分配給社員（正式從業員）的方式，以追求公司社員人均收入最大化為目標來決定產品的產出量和資本、勞動的投入量。由於終身僱傭、年功序列和利潤分享等等機制的協同作用，企業成為從業員託付終生之所和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他們雖然掌握了經營決策權，卻不會用之於追求短期薪金收入的最大化，而會用之於追求長期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於企業股票價格不斷上漲，股東獲益良多，他們也就不再干預企業經營管理過程，而且也同意從業員分享企業利潤。 誠然，日本的企業管理還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日本企業的實踐提供給人們最寶貴的啟示是，原來所謂管理不僅僅是所有者、股東、資本方面的權利和責任，而且也可以是並且應該是勞動者、工人、雇員的權利和責任，進一步說，管理可以並且應該是資本與勞動的合作、互補與共同成長。 論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對立統一 一、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對立 比較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兩種管理理論和實踐，可以發現它們在以下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對立： 1、以物為本與以人為本 科學管理以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增值為中心、本位、根本、目的和宗旨，人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生產要素，只是實現提高效率和質量、增加產量和利潤這些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至於人本身主體性和創造潛能的實現，只能嚴格限制在物質資料生產所要求的範圍內。人本管理則把人作為管理活動的中心、本位、根本、目的和宗旨，物質資料生產的效率、質量、產量和利潤的增加和提高，則是實現人本身的發展的手段。人本管理是從人出發的管理、為了人的管理、依賴人的管理、以合乎人性的方式進行的管理和以員工為評價主體的管理。早在1945年，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院的一項實驗研究就表明，“以職工為中心的領導方式”配合以比較“一般”而不是“嚴密”的監督，能獲得比“以生產為中心的領導方式”更高的生產力、更強的團體團結性、更高的士氣、更少的工人不安以及更低的的工人離職率。管理學家裡斯曼把泰羅時期叫做“考慮工作的”時代，而把梅奧時期叫做“考慮人的”時代。 2、壓制個性與解放個性 科學管理，不管是泰羅、法約爾，還是韋伯，強調的是專業化、標準化、職能化、定量化，為此要求工人無條件地遵守紀律、規則、程序和制度，整個企業成為一部精心設計的、精良的機器，而人只是其中的一個零部件，從而否定了工人在工作中的自主性和自決權，使他們被迫為了爭得一份工資而從事單調、枯燥、沉悶、無聊、令人厭煩的工作，如果說他們也得到一定發展的話，那也是一種畸形的發展。人本管理則充分尊重人的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通過主動參與管理、對整個工作流程的了解、工作的擴大化和豐富化、崗位的輪換、工作小組的自主決策和合作、新知識和新技能的不斷培訓等等，消除工作過程對個性的異化性質，使工作成為自我實現的過程。 3、崇尚效率和利潤與追求平等和民主 科學管理提倡“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完全受利潤意識形態的支配，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了更好地實現這一目的，科學管理也反對對工人敲骨吸髓，不再主張以延長勞動時間和增加勞動強度的方法榨取工人的絕對剩餘價值，轉而通過動作研究和程序設計，通過提高勞動效率、節省多餘的動作、降低身體疲勞等等來獲得更多的相對剩餘價值，在雇主獲得更多利潤的前提下，也讓工人的工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這就是泰羅反覆呼籲和強調的“精神革命”和“勞資合作”的實質。人本管理反對利潤至上主義，也反對針對利潤最大化而提出的工資最大化，而追求勞資關係和工作場所中的平等和民主，包括利潤分享、參與管理和人的全面發展。約翰·巴德不是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不是從效率的要求出發，而是從道德哲學、宗教、人本主義心理學和政治哲學等角度來論證發言權（參與權）和公正的，他認為它們來自生命權與勞動權等基本人權，來自人性尊嚴，來自政治民主的要求，來自人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要求，本身就具有目的的意義。 4、主張懲罰和獎賞與主張激勵和自我激勵 在勞動動力、工作動機問題上，科學管理運用的是“大棒加胡蘿蔔”，一方面以扣發工資、處分、降職、解僱等強制性措施相威脅，另一方面又以提薪、發獎金、晉級等恩惠性措施相誘導和吸引，從兩方面驅使工人更多地付出努力，形構和塑造工人的忠誠和職業道德。如果說這也是一種激勵機制的話，那麼它完全是建立在勞動者是天性懶惰、好逸惡勞、只追求眼前物質利益等假定之上的，這與其說是一種激勵，不如說是一種壓抑，即把人局限和關閉在經濟動物的水平上。與懲罰和獎賞這種自上而下的、來自他者的、外鑠的動力機制不同，人本管理主張基於人本身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激勵和自我激勵機制，這不是由一種外在的權威給定某種現成之物去吸引人，而是創造寬鬆的環境和可能性空間，讓人們自己去發展自己的個性和才能，並通過人們之間的自覺認同和合作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組織形式。最終，來自他人的激勵被每個人的自我激勵所取代。 5、強調訓誡和控制與強調自律和自我控制 在約束和監督機制的設計方面，科學管理強調用規章制度、紀律和責任不斷地去訓誡和控制工人，它也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所謂企業目標或組織目標不是從工人個人目標中產生出來的，只是所有者、經營者和管理者個人目標的企業化和組織化，而不同時也是工人的個人目標的企業化和組織化。為了使這些外在的目標變成工人自己內在的目標，只有實行工廠專制或嚴格的企業等級制度。人本管理則強調自律和自我控制：既然企業目標與工人的目標是一致的，既然工人的自由和權利得到了保障，那麼當然，他們也會具有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意識，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相當強硬的約束，因為不負責任和不盡義務的行為必將毀掉所有的自由和權利。工人們彼此之間出於自覺的相互監督的效力遠遠高於管理者單方面對工人的監督的效力，而每個人的自我監督和自我控制乃是一種最高的監督和控制。 6、基於人性惡和人的低級需要的假設與基於人性善和人的高級需要的假設科學管理的基本人性假定是人性惡，並且人受物質需要等低級需要的支配，工作的主要動機就是掙錢，因此管理的任務就是把工人導向多掙錢的軌道——如果他們願意，就獎勵他們，如果他們不願意，就逼迫他們。科學管理相信，通過引導工人與所有者、經營者、管理者一起追求高效率（以最少投入獲得最大產出）和高效益（以最低成本獲得最高收益），工人也能實現工資的最大化，同時也能成為勤奮的、能幹的、體面的、道德的、文明的公民。人本管理則基於人性善和人的高級需要的假定之上，認為人在本質上是好的，使人變壞的是環境和社會制度；人身上賦有無限的創造潛能，好的管理應該使之得到自由的實現；人們工作不僅為了掙錢，更重要的是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和尊嚴；管理的最高目標就是創造條件使“管理”成為“不管理”、使自上而下的他律和他治成為自下而上的自律和自治、使自外而內的被組織成為自內而外的自組織，把管理與被管理的過程變成所有參與者共同管理的過程，變成自由、自主、自治、自我指導、自我激勵、自我協調、自我控制、自我實現的過程。 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看起來是水火不容的，但細究起來，兩者的絕對對立是不能成立的，而相互補充乃至相互融合倒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科學管理向人本管理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科學管理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那時資本主義已從早期發展階段進入中期發展階段，原來那種基於資本家個人經驗和個人意志的、粗暴而笨拙地榨取工人絕對剩餘價值的管理辦法開始過時了，於是轉向一種更為科學、更有效率、更加標準化和理性化、更為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管理辦法。不過，這種管理仍然是以資本僱傭和統治勞動為前提、基礎和基本原則的。“科學管理”相對於早期管理是科學的，但如果說科學在本質上意味著全面性，那麼這種建立在資本僱傭勞動的片面邏輯基礎上的管理又是不科學的，應當向一種更科學的即更符合變化著的人性的全面性的管理轉化。比如，這種管理雖然可以獲得更多更高的產出，工人也沒有以前疲勞而且獲得了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於計劃、思考、想象的功能從工人的動作、行為和執行功能中分離出去了，最後導致工人的怠工、故意破壞和限制產量，以及對“效率人”、工業工程師的不信任和仇恨。關鍵在於，科學管理只是把人當作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具有個性的完整的人，正如管理學家哈羅德·萊維特所說的：“事實上，人們無法做到一上班就擺脫他們的個性，擺脫他們的個人目標和利益……組織必須以某種方式處理工作滿足感問題，而不能迴避。組織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即每天來工作的是完整的人，而不是他們的手或腿。”此外，科學管理隱含著一種關於人性的二元論，它預設了管理者的全知、全善和全能，把管理者當作一種完全在本性上不同於被管理者的特殊人類，或者說像神一樣的族類，由他們來保證管理的科學和公正，經驗表明，這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使是泰羅所設想的那種仁慈的、照顧工人利益的專制，仍然是一種專制，仍然帶有專制所不可避免的強權性、任意性、非社會性和反人類性，這種工廠內的專制政體顯然與全球民主化浪潮背道而馳，工業民主化、產業民主化、經濟民主化勢在必行，不可阻擋。 科學管理轉向人本管理又是完全可能的。且不說實行人本管理的種種經濟、政治、文化和人性條件正在形成，就是科學管理的原理本身中也蘊含著人本管理的可能性。我們以泰羅的科學管理思想為例來說明一點。 首先，泰羅認為：“管理的主要目的應是在確保每一個雇主獲得最大限度的財富的同時也確保每一個雇員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他主張的是共同得益，主張通過長期增長來保證雙方的得益，主張一種合作博弈而不是非合作博弈。 第二，泰羅所提倡的科學管理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因素中包含合理的成分：“構成科學管理的不是任何一個因素，而是各種因素組成的整體。科學管理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它是科學，而不是單憑經驗行事的方法；它提倡合作，而不是不和；它要求最大的產出，而不是受了限制的產出；它培養每個人發揮他的最大的效能和獲得最多的財富。”第三，泰羅反覆說明科學管理的實質是一場心理革命：科學管理不僅僅是提高效率的方法，不僅僅是一種計算成本的新制度、計件工作制和獎金制度、工時研究和動作研究、職能工長制——所有這些都只是科學管理的輔助手段而不是其實質；科學管理在實質上包含著要求工人和管理者同時進行一場全面的心理革命，“就是雙方把注意力從被視為最重要的分配剩餘的問題上移開，而共同把注意力轉向增加剩餘上，一直到剩餘大大增加，以致沒有必要就如何分配剩餘的問題進行爭吵為止。他們會看到，當他們不再相互敵視，而是肩並肩地向同一方向邁進時，通過他們共同的努力所創造的剩餘額多得簡直令人目瞪口呆。他們雙方都會認識到，當他們以友好合作和互相幫助來代替對抗和鬥爭時，他們就能共同使剩餘額猛增，以致工人工資就有大大增加的充分餘地，製造商的利潤也會大大增加。”泰羅的這一思想被泰羅協會所接受，在它成立不久後提出的科學管理的13項目標或原則中，已經吸收了一部分人本管理的要求：（1）企業的永續成長；（2）職工的持續就業和賺錢機會；（3）減少浪費，收益由勞資雙方共享；（4）提高工人生活水平；（5）通過增加工人收入保證工人有更幸福的家庭和社會生活；（6）工作條件是健康的和令人愉快的；（7）用科學方法分析工作，對工人進行選擇、培養、安排、調動和提升，保證人盡其才；（8）負責對工人訓練和指導，保證工人有機會培養出更高能力並提升到更高位置；（9）讓工人了解自己的工作與一般的工作計劃和方法，培養自信心、自尊心；（10）通過對計劃和方法的理解以及橫向的和縱向的自由接觸，在工人中培養出自我實現精神；（11）通過恰當的工作行為來培養工人的品格；（12）在工資待遇和其他方面消除歧視；（13）消除環境中令人不快的因素，促進相互了解、容忍和團結協作的精神。 應該說，泰羅的科學管理是在傳統的資本僱傭勞動的單向邏輯下所能達到的最高理論成就，雖然在當時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勞資合作這一基本理念是應該繼承和發展的。 三、人本管理應當繼承科學管理的合理內核 有些主張人本主義的管理學者，把人本管理與科學管理全面對立起來。由於割斷了這兩種管理的內在聯繫，於是科學管理便變得惡魔化和不堪回首，而人本管理則變得天使化和類似於烏托邦幻想。這是對兩種管理的關係的誤解。實際上，如果人本管理要比科學管理更加人性化和人道化，那麼它就應該更加符合全面的人性，也就是說，它應該比科學管理更加科學，因此它就不能拋棄科學管理已經取得的合理成果，否則它就會成為某種不科學、非科學、反科學的東西。現在回過頭來看科學管理，至少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因素是值得人本管理吸收的： 一個方面是，雖然科學管理誇大了人性當中的劣根性，尤其是它貶低了勞動者和工人的人性尊嚴，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任何人，包括勞動者和工人，都具有陰暗的和惡劣的人性因素，諸如偷懶取巧、好逸惡勞、搭便車、損人利己、貪婪、妒忌、不負責任、逃避自由等等（經濟學稱之為“敗德”和“機會主義”），即使是在勞動者掌握了經營管理權的工人自治型企業里，再往前追溯一點，即使在由親人組成的家庭生產和生活中，也是經常可以看到的。對於普遍存在於人性中的這些惡的因素應該怎麼辦呢？放任自流肯定是不行的，依據神聖的上帝意志、天意之類外在的戒律加以嚴厲的壓制，效果並不顯著（因為神明的力量究竟是虛幻的），而且往往副作用大於正作用。經過幾千年的社會實踐，人們發現由人類自己制定的制度和規則比較能夠有效地抑惡揚善，這些制度和規則包括激勵/獎賞機制和監督/懲罰機制兩大類，其中前者側重於揚善，而後者側重於抑惡。我們不能說歷史上所有的制度和法律都很好地履行了抑惡揚善的功能，我們甚至知道有些制度和法律發揮了抑善揚惡的功能，但我們總歸承認它們部分地履行了抑惡揚善的功能，至少有它們比無政府、無制度、無法律、無規則的混亂狀況要好。正是在這一點上，科學管理在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企業制度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雖然不能夠做到全面的抑惡揚善，但卻做到了部分的抑惡揚善。人本管理所要做的是，去掉科學管理中不合理的、抑善揚惡的成分，進一步發展其中合理的、抑惡揚善的成分，使之能夠推動人性的更高的進化和進步。人本管理也要制度化、規則化、程序化，也要預防、監督、懲治人性惡的表現，也要褒揚、激勵、獎賞人性善的表現，只不過它要把對被管理者單向的激勵和監督變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雙向的激勵和監督。人本管理當然要讓好人、能人、“君子”能夠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和價值，但也要防止壞人、庸人、“小人”利用人本管理的寬容、開放、自由而搭便車、揩油、吃免費午餐或者以鄰為壑、損人利己。 另一方面是，科學管理所面對和解決的一些問題，是與特定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無關的，毋寧說，任何一種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都要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比如人的勞動的節奏、動作的協調配合、人與人的分工和協作、人機系統中人所承擔的職能與人的本性的矛盾、在集體生產中集中指揮的權威和個人自由的矛盾、層級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與平等和參與的矛盾，等等，科學管理流派對它們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泰羅的工時研究和動作研究最為有名。所謂工時研究，就是對完成一件工作應該用的時間進行精心的研究，為此要對工人的每一個動作進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整合、建設和重新安排。在“分析階段”，每一件工作都將被分成儘可能多的簡單的基本動作，然後把無用的動作去掉，通過對最熟練工人的每一個操作動作的觀察，選擇出每一基本動作的最快和最好的方法，並且把每一基本動作的時間測量和記錄下來，在所記錄的時間的基礎上，還要加上不可避免的耽擱和停頓、因為“沒有經驗”而損耗的時間以及休息的間歇。在建設（綜合）階段，要建立基本動作和時間的檔案材料，儘可能把它們用於其他工作，此外，還要考慮對工具、機器、原料和方法等的改進，以及使與任務有關的所有要素都最終實現標準化。運用泰羅的研究成果，工人們能夠花較少的力氣而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並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工資。 值得指出的是，泰羅在根據工時研究和動作研究而制定工作定額時所遵守的一條原則是，要求每一個工人在不損害健康的情況下生產出他自己級別中頭等工人所能生產的最高數量的產品，這不是根據頭等工人的突擊勞動或緊張勞動來制定的，而是根據頭等工人能夠連續勞動多年而又不損害其健康的進度和速度來制定的，達到這個標準的工人除獲得平均工資之外，還可獲得相當於平均工資30%—100%的獎勵。泰羅不支持雇主們以最便宜的價格購買勞動力和儘可能少地支付工資的做法，也不支持工人們想以最少的勞動來換取他所能獲得的全部東西的願望，相反，他主張給頭等工人以高工資從而激勵他們在標準的和高效率的條件下花同過去一樣的力氣而生產更多的產品。即使在今天看起來，泰羅的研究仍然是很有價值的；無論如何，以最節約的辦法生產最多，對於雇主和雇員來說都是兩全其美的選擇，我們有什麼理由拒絕這一研究成果呢？ 四、科學的人本管理和人本的科學管理 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就是要把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結合起來，消除兩者的片面性，從而實現科學的人本管理與人本的科學管理。經驗表明，不以人為本的科學管理固然可收一時之功效，久而久之會導致工人的積極的或消極的抵制，最終導致更大的效率損失，而不講科學的人本管理必然流於浪漫主義的花架子，其效率最終還不如片面的科學管理，而失去效率的管理是沒有可持續性的。那麼，怎樣才能實現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結合呢？必須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術兩個層面進行艱苦的探索。 在管理理念層面，要把性惡與性善、低級需要與高級需要、個性約束與個性解放、責任與自由、義務與權利、效率與民主、外部激勵與自我激勵、外在控制與自我控制等等具有一定衝突的價值、目標和觀念有機地、動態地結合起來。所謂有機地結合，不是把兩者簡單地並列或雜糅在一起，而是要揚長避短、相互補充、實現雙贏。所謂動態地結合，是指這種結合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本，而是歷史地變化和發展的。總的來說，上述矛盾的前一方面曾經在歷史上占據主導地位，現在後一方面的力量已經崛起了，而且整個人類歷史都朝著後一方面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的方向發展。 在管理技術層面，要根據上述理念設計、創造具體的、可行的、有效的管理制度、模式、方式、方法。這方面的創新將是無窮無盡的。 美國管理學家和勞資關係學家約翰·巴德在《人性化的僱傭關係——效率、公平與發言權之間的平衡》一書中進行了這兩個層面的、雖然不是很成功但還是很有啟發性的嘗試。首先，他從勞資合作的角度出發，提出了一個基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型——效率、公平與發言權的平衡，其中效率來自資本和財產權的要求，公平（經濟報酬的合理分配）和發言權（參與決策）來自勞動和勞動權的要求。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效率，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財產權，自然而然地高於公平與發言權嗎？或者相反，即公平與發言權高於效率的需要嗎？這兩種極端的思想都不可取。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應該是尋求效率、公平與發言權之間的平衡。具有效率和帶來經濟繁榮的自由市場經濟力量是很重要的，也是應該鼓勵的，但是，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和民主思想進一步要求利用經濟市場力量為改善人的生活質量服務，並達到廣泛的共享的繁榮。按照這種說法，對於雇用的動因，即個人、市場、制度、組織策略以及公共政策，當務之急是要提供一種人性化的僱傭關係。我將這種僱傭關係定義為符合人權標準的、能夠創造生產力的、有效的僱傭關係。國際勞工組織索性稱其為‘體面的工作’。”效率與公平、發言權既不是完全對立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形成一種對立統一的張力關係，可用一個三角形表示如下：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61041_19537.png 僱傭關係的幾何圖形 運用這種三角關係，根據效率、發言權和公平之間不同的組合和結合，巴德歸納出五種處理勞資關係的模式，因為它們都兼顧到了勞資雙方，都在三角形區域內活動，因而大體上都屬於人性化的僱傭關係： （1）社會夥伴關係：宏觀層次上的效率、發言權以及通過宏觀經濟的穩定性來實現公平。 （2）共同決策制、企業工會主義：工作場所層次的發言權和效率。 （3）弱自願主義：在勞動力供過於求時以效率壓倒公平和發言權。 （4）強自願主義：在勞動力供不應求時實現較高的公平和發言權。 （5）部門談判和集中裁決：較高的公平和發言權。 另一個努力尋求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相結合的學者是美籍日裔管理學家威廉·大內，他所倡導的Z理論和Z型組織，並沒有一味地強調人本管理，而是吸收了科學管理的某些長處。比如，Z型組織把正式計劃、會計制度、準確情報、客觀的定量分析等明確的控制方法與基於智慧、經驗、敏感、團隊精神和共同價值觀等帶有一定含蓄性的判斷和決策結合起來。Z理論認為為，一種管理辦法是通過等機制來控制懶惰、逃避責任、工作上的自私等以保障高度的紀律性和辛勤的工作，另一種管理辦法是在個人與社團之間建立徹底的一致性，從而使自主的個人自然而然地辛勤工作、合作並為社團謀利。傳統的企業管理採取第一種辦法，而烏托邦社團則採取第二種辦法。Z型組織則同時把兩種辦法結合起來：“Z型組織，與烏托邦社團不同，的確在使用等級制的控制方法，因為它們並不完全依賴目標的和諧一致在雇員中建立秩序。但它們確實廣泛地依賴象徵性的辦法來促進平等主義的態度和相互信任。其中，部分的做法就是鼓勵雇員之間建立整體關係，用自我指揮取代了等級指揮。這對提高責任感、中心和動力都是有利的。”勞動者如何迎接管理革命的挑戰 一個管理的革命時代已經到來，所有人——投資者、勞動者、管理者、被管理者，都面臨挑戰。投資者和管理者當然首當其衝，他們很可能不願意放棄手中獨享已久的管理權，但他們終究抗拒不了洶湧而至的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的大潮，而具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家和管理者則懂得主動迎接和擁抱這一大潮，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本文特別強調的是，勞動者、被管理者也要認真迎接這一挑戰，首先要認清管理革命的實質和內容，其次要為適應和推進這一革命準備主體條件。 一、管理革命的實質 1、管理革命是產權革命和資本革命的必然要求，目標指向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所謂產權革命，是指兩極分化的產權關係向多極相容的產權關係轉化，是指少數人對產權的壟斷向多數人對產權的分享轉化，是指無產階級的有產化，是指產權與勞動、所有者與勞動者的重新結合。所謂資本革命，是指人力資本取代物質資本、知識資本取代金融資本而成為主要的資本，是指資本的勞動化和勞動的資本化，是指勞動與資本的對抗和零和博弈向勞動與資本的競爭性合作和正和博弈轉化。 產權革命和資本革命必然要求相應的管理革命。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廢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產權革命，但在當時，作為公有財產主人的勞動者由於主客觀的原因不能夠自下而上地、有效地經營和管理公有財產，而是由一個身份特殊的管理階層自上而下地、高度集權地經營和管理公有財產，在勞動者對他們的代表缺乏監督通道和監督能力的情況下，結果只能是，這樣一種公有制又在不知不覺間演變為一種徒有其表的公有制（空有制）和實有其里的私有制（官僚集團所有制）。因此，如果說當代的產權革命是要建立和發展私有的和公有的、個體所有的和集體共有的勞動產權，勞動者就一定要在經營管理這個環節上實實在在地行使決策權和監督權。執行權的確可以而且應該委託給職業經理人或專業管理者去行使，但決策權和監督權必須牢牢地掌握在產權主體手中；勞動者決不能滿足於法律上的所有者這一身份，只有全過程參與經營管理，他們才能成為真正的所有者。 2、管理革命是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統一，其主要形態是資本與勞動的共同管理當科學管理走向極端時，便出現了與之全面對立的人本管理思潮，但人本管理由於其本身的局限性，實際上只能在一些合作制企業或工人管理型企業得到小範圍的實踐，因此，真正能夠大規模地取代科學管理的是把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二者統一起來的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大體上說，與資本管理勞動相對應的是科學管理，與勞動管理資本相對應的是人本管理，而與資本和勞動共同管理相對應的是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統一。在資本僱傭勞動型企業所實行的勞動者參與管理必定是以科學管理為主、以人本管理為輔的管理形態；在勞動僱傭資本型企業所實行的勞動者自主管理必定是以人本管理為主、以科學管理為輔的管理形態，兩者都還不可能達到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全面而深刻的結合和統一。因此，這兩種企業形態和管理形態在未來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不可能成為主導的企業形態和管理形態。只有勞動與資本相互僱傭和共同管理的企業，才能真正達到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高度統一，因而也顯示出最為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前途。 3、管理革命旨在消除管理與被管理的二元對立，實現被管理者的管理和管理者的被管理在資本對勞動的單向管理和科學管理中，管理與被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是對立的，雙方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和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雖然勞動者參與管理部分地改變了這種水火不容的狀況，但並沒有在兩者之間建立一條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順暢的通道。在勞動者自主管理和人本管理中，管理與被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界限和區別被取消了，他們只是特殊的勞動者，只是臨時和暫時擔任管理工作的勞動者，不需要具備特殊的管理知識和管理才能，只需要簡單地執行管理委員會或工人委員會根據全體勞動者的意志制定的計劃就可以了，他們也沒有特殊的動機和激勵去發展自己的經營管理能力，如果出現傑出的經營管理人才，他們通常會被資本僱傭勞動型企業吸引走。資本和勞動共同管理的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則能夠較好地處理管理與被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兩者之間具有相對的分工和區別，另一方面，兩者又是相互轉化的，兩者之間流動的通道是經常敞開的；一方面，作為被管理者的勞動者具有參與企業重大問題決策的權利，並且有權隨時監督經營管理人員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也是管理者，另一方面，經營管理者享有一定範圍獨立決策的權力、組織指揮生產經營活動的權力、根據市場變化迅速做出權變和應對策略的權力、率先作出經營和管理創新的權力、獲取較多企業剩餘的權力，但是他們必須服從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的企業最高權力機構的決定，並同時接受企業監督機構和普通股東和員工的監督，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又是被管理者。 二、勞動者參與/自主/共同管理的主體條件 不用諱言，在傳統的資本僱傭勞動的體制或傳統的大一統的國家所有制下，許多勞動者的確形成了一些依賴意識、平均主義觀念、被動受僱心理、懶漢思想、厭惡風險的傾向、短期收益最大化的衝動、搭便車等機會主義動機，缺乏較高的管理素質、管理能力、管理知識和管理水平。這些也成為眾多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反對勞動者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和共同管理的理由。本文認為，這些問題的確是應該予以重視和解決的。勞動者要成功而有效地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和共同管理，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如下一些思想觀念問題： 1、勞動者也要有產權意識、投資意識和利潤意識每個勞動者都必須認識到：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資源和資本依然相對稀缺、勞動相對富裕，在資本對勞動的優勢和控制地位依然存在，在資本索取剩餘權依然有其歷史合理性的情況下，對資源、產權的爭奪和控制乃是一切經濟活動、政治活動的出發點，擁有產權或資本所有權，是其他一切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基礎。因此，一是要改變單純僱傭勞動的觀念，因為單純的僱傭勞動必然被相對剝奪，而且越是高級和複雜的僱傭勞動被剝奪的就越多，因此，即算你是一個白領勞動者或高級雇員，你依然處於弱勢和被控制、被剝奪的地位；二是要打破追求短期消費的觀念，為了自己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應當節制消費，因為你有限的收入被消費掉了，你就不可能積累能產生利潤、能實現價值增值的資本；三是要打破單純儲蓄的觀念，因為你把錢鎖進保險柜或存放在銀行，你就只能獲得很小的回報，甚至你的錢還會不斷貶值，你應當善於理財，使錢生錢，也就是說你要進行投資和經營活動，你要有強烈的投資意識、經營意識和利潤意識，使死錢變為活錢，使小錢變為大錢。 2、勞動者也要有責任意識和風險意識 任何一種投資，都不會百分之百的安全，都有如影隨形的風險。但反過來說，你把錢放在銀行，也有貶值的風險，要是把錢放在家裡，更有失竊的風險。俗話說，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冒險，哪有豐厚的“風險利潤”？我國開始實行職工持股制度時，職工們普遍不願意和不敢入股，害怕因此使自己血本無歸，一旦看到那些“敢吃螃蟹的人”，手中的股票幾十倍地增值，自己心理又像是打翻了醋罈子。說實在的，這只能怪你自己。因此，在實行職工持股制度時，職工要有必要的風險意識。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何況我國正著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政府、社會和企業都在多方面安置破產企業的職工和下崗職工，為什麼不可以搏一搏呢？有些企業目前經濟效益不好，但只要產品適銷對路、市場前景看好，職工可以大膽入股，甚至可以出資買斷企業的產權。已經有許多這樣成功的例子。只要職工們能積極行使自己的股東權利、時刻關心企業的生產經營，監督和制止某些經營者的無能、非法和不負責任的行為，群策群力、同心同德，絕大部分虧損企業都可以走出困境。 3、勞動者要克服短期行為，追求自己的長遠利益，與企業結成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有些職工希望自己公司的股票儘快上市溢價發行，自己可以拋出手中的股票，趁此機會撈一票，有的職工熱衷於炒股，對本職工作沒有興趣和熱情。應該說，這是一種短期的和不健康的心理。要知道，一旦你轉讓自己的股權，你又會重新變為一個僱傭勞動者，失去自己的股東地位和權利。當然，有能力並甘冒風險的人，可以實施別的投資計劃，甚至可以辭職創辦自己的企業，也可以專門從事股票買賣，但是，大部分企業職工都去這樣做，是很不現實的：主觀上沒有這麼大的風險承受能力，客觀上也沒有這麼大的發展空間。對他們來說，長期擁有公司的股權並且為公司的發展努力工作，乃是一種最好的選擇，而且公司職工股東可以結成一種集體力量，影響董事會的決策，很好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有頭腦的公司經營者，也會對職工的長期投資和勞動貢獻給予豐厚的回報，這樣的公司會穩定甚至跳躍式發展，職工的股權價值也會成倍增值。 4、勞動者要協調好自己作為股東與作為員工的關係 作為股東，你希望自己的股權收入最大化，作為員工，你希望自己的勞動收入最大化。但是，作為一個職工股東，你首先要看到你作為股東和勞動者兩者的統一性，因為你既是這個企業的股東，又是這個企業的勞動者——資本離開勞動是不會自動增值的，因此，你應該努力工作，為企業的發展多作貢獻；勞動離開資本是不會自動創造價值的，因此，你應該為企業的資本經營獻計獻策，企業的總的效益提高了，你作為股東的收益，與作為勞動者的收益都會提高；反之，你既不關心企業資本的運營，而只想拿更多的紅利，又不忠於職守、努力工作，而只想拿更高的工資，企業怎麼會得到發展呢？企業得不到發展，你的利益又何在呢？應該說，“職工股東”，這是一種嶄新的身份，這個身份有其自己的客觀要求，那就是要破除過去那種要麼是雇主要麼是雇員、要麼是老闆要麼是員工、要麼是所有者要麼是勞動者的心態，而是要把兩種身份結合於一體，消除過去那種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性意識，樹立自己做自己的老闆同時自己做自己的員工的嶄新的權利義務意識，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同時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5、勞動者要克服平均主義思想，樹立一種建立在平等競爭和效率基礎上的公平觀念為實現資本與勞動、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為實現產權民主和經濟民主，股份公司的職工持股會和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職工股東大會，一般都實行一人一票的表決方式。但是，如果這種表決由平均主義思想嚴重的人來行使，將會產生極大的弊端，首先，這種表決會侵犯持股多、勞動貢獻大的職工的利益，因為平均主義者患有嫉妒狂和紅眼病，會利用手中的多數票對少數人實行剝奪和“專政”；其次，這種表決使傑出的企業家難以脫穎而出，而企業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第三，這種表決會造成決策成本高、決策效率低，會使經營者失去應有的決策自主權，使投資大、責任大、承擔風險大的職工難以集中作出迅速決策所需的多數票，使企業容易失去轉瞬即逝的商業機會；第四，這種表決可能會造成誰都不負責任、急功近利、分光吃盡的短期行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為什麼會失敗呢？一是因為企業產權仍然沒有得到明晰的界定，職工個體仍然沒有對企業產權的所有權和關切度，二是因為這種平均主義價值觀和思想方法，致使企業失去長遠發展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要使一人一票制真正奏效，要真正實行產權民主和經濟民主，關鍵在於提高每一個職工股東的素質，建立一種機會平等觀，而不是傳統的結果平等觀，一種有效率的、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公平，而不是那種“一刀切”的、無效率的、“要麼全有、要麼全無”的公平。歷史告訴我們，這種平均主義的公平在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是失敗的，在市場經濟和新的公制形式下，也必然失敗。為了確保一人一票制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決策效率和決策速度，為了充分發揮企業家和經營者的潛能和作用，為了激勵職工股東投資的熱情和勞動積極性，使企業獲得長期穩定發展的動力機制和壓力機制，必須允許職工股東之間股權和能力之間的差別、風險和貢獻之間的差別、權力和利益之間的差別。持股多、責任大、貢獻大的職工股東的意見，只要符合企業長遠的發展利益，即算利益分配對他們有所傾斜，一般職工股東也應予以支持。要知道，一個小麵包，即算你獲得均等的一份，也只有可憐的一小塊，而一個大麵包，即算你得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塊，仍然比你平均獲得的小麵包的那一塊要大得多。關鍵在於把麵包做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現在是小股東，能力也較弱，但你可以通過節制消費、繼續增股而擴大自己的股權，也可以通過學習和實踐，努力提高自己的經營管理能力、決策能力和勞動技能，在企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利用弱者手中的多數票優勢壓制強者，只會使自己永遠處在弱者的地位上。一旦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敗北，你同你的股權、投票權、勞動權都會遭到滅頂之災。這個責任該由誰來承擔？ 異化勞動的揚棄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關於異化勞動的揚棄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激進的、徹底的模型。本文認為，如果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可以突破資源稀缺和人性弱點這兩種瓶頸制約，可以達到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狀態和人性善全面壓倒人性惡的道德狀態的話，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模型的確是令人神往的。 一、勞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 應該說，馬克思設想的勞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還是十分嚴格的，他已經指出，如果達不到這些條件的話，私有制、異化勞動是無法消除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是不可能的。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是： 1、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物質財富的充分涌流 在生產力發展的較低水平上，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質和量都很有限的情況下，即使改變了一種私有制，“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奪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在資本主義社會末期，生產力發展到這種高度，以致生產工具——機器體系可以自動生產，用不太多的時間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生產大量滿足人們物質需要的財富，而勞動者本身成為最主要的生產力，成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勞動者在一種異化的社會形式中“形成了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他們已經能夠而且應當完全占有生產資料體系（這種物質生產力因為是社會化的，所以狹隘的地域性的個人是占有不了的），以全面地發展自己。馬克思還強調指出，只有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它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才不會被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擴張所滲透和蠶食。 2、自我實現的需要取代物質需要成為人的第一需要這個條件與上一個條件是相輔相成的，否則，即使有了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豐裕的物質財富，人們仍然會沉溺於對物質財富的追逐之中，仍然不能使勞動由謀生活動轉變為 “生命的自我表現”，這也是為什麼“過去的革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另外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的根本原因。只有當勞動者本身成為最大的生產力並且覺得有必要掌握全部生產資料以用於“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發揮”時，才能夠真正“反對活動的舊有性質，消滅勞動”；“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獲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只有在這個階段上，自主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點又是同個人向完整的個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相適應的。同樣，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同過去的被迫交往轉化為所有個人作為真正個人參加的交往，也是相適應的。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制。”3、主體性取得對於反主體性的絕對優勢 自我實現需要、主體性需要並不能自動地、並不會必然地取代自然物質需要而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因為反主體性也在強有力地要求得到實現並爭奪第一需要的地位。我們見過許多人，他們的物質需要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滿足，但卻不能培養和壯大自己的主體性需要，而是讓自己的反主體性需要得到了滋長；還有一些人，對物質需要的滿足並不感興趣，但卻熱衷於對權力和名望的爭奪，熱衷於統治和控制他人，他們為此而不擇手段、無惡不作。要徹底消滅異化並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必須要在全人類形成一種共識和共同抑制人性之惡的機制。只要人性惡繼續存在，異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人類固然不可能徹底消滅人性之惡而使自己變成天使和神明，但把人性惡控制在相對無害的程度和範圍，還是很可能的。 二、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從人類史前史到真正人的歷史 一旦具備了上述充分而必要的歷史條件，也個理想的、真正人的社會就能實現了。這個社會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描述： 1、人本身的自我實現取代謀生勞動、自由王國取代必然王國 當然，人類總是先能生存，然後才能進行其他活動，因而勞動即物質資料的生產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恆的自然基礎，是一切社會不可缺少的東西。但是，的的確確，不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性質會發生變化。那個時候，就是直接的物質生產也是人的一種自我發展和自我現實，並且表現為一種“內在必然性”，一種“需要”（“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國民經濟學上的富有和貧困。富有的人同時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現的人，在這樣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實現表現內在的必然性、表現為需要”），“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甚至不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決定和制約人的全面發展，而是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就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擺脫了貧困的對抗性的形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餘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勞動”（“物質資料生產”）、“物質需求”、“經濟的必然性”這些範疇必然聯繫在一起。在共產主義社會，由於它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它們就只以另外一種方式、以另外一種地位和比重存在於其中。並不是說，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生產力，就不要物質生產勞動了，就沒有物質需求了，就沒有經濟基礎的影響了，而是說，所有這些都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存在於共產主義社會中。在這裡，生產力雖然仍是生產物質資料的能力，但同時更是人的全部能力的一部分（正如人是最大的生產力，生產力也是人的最大的能力——征服和開拓自然的能力）；勞動雖然仍然生產物質資料，但已不是單純的謀生活動，而是一種自由創造活動，是整個人的自由活動的一部分；物質需求的滿足是作為人的自我創造需求的滿足的自然前提；經濟的必然性只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必然性的物質基礎。馬克思精闢指出：“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為按照事物的本質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生產關係當然仍然存在，猶如生產仍然存在一樣。但是，第一，它的外延擴大了。“生產關係”已不再是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發生的人與人的關係，而是整個人本身的“生產”中發生的關係，或者說，本來意義上的“生產關係”，只是擴大意義上的“生產關係”的一部分。第二，它的內涵發生了變化。過去的生產關係都是通過人與物的關係而表現出的人與人的關係，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共產主義“生產關係”則是直接的人與人的關係。人人皆兄弟，人人互相交流、互相奉獻是比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和生活資料的共同享受更神聖的東西。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只是作為前提、條件和手段為人本身的發展（包括人與人的關係的發展）服務。共產主義的最本質的特徵不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發展。共產主義決不能僅僅理解為擁有和享受，而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 如果說，支配過去歷史發展的是物質財富的生產，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那麼，在共產主義社會，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乃是“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都統一於“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之中。正如生產力成為人的總體能力的一部分，生產關係也成為人的全面發展的一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共產主義——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正是指的這個意思。至此，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得到真正解決；“於是，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卻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活動的規律，這些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著人們的自然規律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在主要的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的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探討史前社會生活的本質以及社會發展的動力和規律的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用深邃的目光透視歷史，在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中，在無數意志的相互衝突中，在各個個人有目的有意識的主體實踐活動中，發現了一種支配歷史發展的客觀的經濟必然性，物的必然性。但是我們一開始就不能認為歷史運動的原因在人之外，不能認為歷史是一種純自然的發展過程，不，歷史發展始終有人在其中作用，這種作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終於，人成為最大的生產力，並要求衝破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而向前發展。於是，在經濟的必然性之中生長出一種人的必然性，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生長出一種歷史人本主義。如果說，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關於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解放（的條件、道路、手段）的學說，歷史人本主義則是關於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學說。 對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在那種情況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這是因為一種歷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 “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反對活動的舊有性質，消滅勞動” 、“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應該作一種歷史的和辯證的理解：第一，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恒基礎的勞動即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當然是不可消滅的，儘管從事勞動的社會成員會越來越少，但總得有一部分人繼續致力於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關鍵在於，他們的勞動也將成為自我實現的活動，為此，就必須把勞動中笨重的、單調的、機械的、重複的部分交由機器去承擔，而讓勞動者從事機器的設計和改進、生產過程的控制和協調等創造性的活動；第二，這樣一種自由、自覺、自主、自我實現的活動，雖然能使人得到高度的滿足和快樂，但仍然是一個嚴肅的和科學的過程，仍然要求人付出緊張的努力和專注的投入，而不能被理解為一種輕鬆的“遊戲”或“享樂”；第三，既然勞動與其他人類活動一樣，都是人的自我實現，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在所有自我實現活動中進行選擇和變換，自然而然地，勞動就不再是一種專屬於某些人的活動，而是所有人的活動領域之一，而勞動者就不再是一種固定的社會身份，而只是人的多重社會身份之一。 勞動在人類活動結構中的範圍越來越少，從事勞動的人數在社會總人口中的比重越來越低，這是不是意味著勞動和勞動者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也越來越低呢？如果我們繼續在必然王國內以勞動與非勞動、勞動者與非勞動者兩極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的話，的確是這樣的，但在“自我實現”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更高範疇或“普照之光”的照耀下，這一對立是不存在的，勞動轉化為自我實現、勞動者轉化為自我實現者（而不是剝削者或單純的消費者），表明勞動和勞動者在完成其艱巨的歷史使命之後終於獲得了解放，在付出巨大的代價以後終於得到了歷史的回報。在必然王國範圍內，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上，這是勞動和勞動者的終結，而在自由王國範圍內，在歷史人本主義的意義上，這是勞動和勞動者的新的開端。 2、自由勞動取代異化勞動、人的存在復歸於人的本質 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就是人的存在復歸於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實現或現實，是人類發展史上一次燦爛的日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人的存在與本質的矛盾的解決包含以下幾層意思： （1）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解決。這種解決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於人在很高程度上馴服了自然，能夠輕易地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從而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經濟必然性，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由於物質需要退居次位並被人化，而人的主體性的發展成為目的，因此，“勞動”已不是指狹義的物質資料生產，而是指人的全面的自我創造、自我實現的實踐活動。 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解決的第二個方面是，由於解決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人們能夠既合乎自然又合乎人性、既合乎規律又合乎目的地調節自己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因而在更高程度上復歸於自然（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人製造出第一件粗陋的石器，也就宣布了人對自然的反叛，從而對自然界犯下了“原罪”。由於人的勞動以一種新的力量加入自然界，從而破壞了自然界的天然的和諧和平衡，因此，人對自然的每一次勝利都帶來自然對人的更厲害的報復。人於是必須不斷認識自然，按照自然的本性來改變自然，才能“贖罪”。在共產主義社會，消除了人對自然的肆無忌憚的暴虐統治的社會原因，因而人能夠在不違反自然本性的前提下加入自然循環過程，從而控制自然。因此勞動不僅具有創造性，而且也具有科學性，而且正因為具有科學性也最富於創造性。這樣，人就在掌握自然的基礎上重新達到與自然的統一，在人的統一性下重新返回物的統一性。 （2）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的解決。在私有制社會，由於人對人的統治，造成社會關係對人的異化。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了人對人的統治，從而也把人的關係還給了人，使勞動成為人的社會性的真正現實。馬克思這樣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社會性的勞動和勞動的社會性：“（1）我在我的生產中物化了我的個性和我的個性的特徵，因此我既在活動時享受了個人的生命表現，又在對產品的直觀中由於認識到我的個性是物質的、可以直觀地感知的因而是毫無疑問的權力而感受到個人的樂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產品時，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識到我的勞動滿足了人的需要，從而物化了人的本質，又創造了與另一個人的本質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對你來說，我是你與類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識到和感受到我是你自己的本質的補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而我認識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愛所證實。（4）在我個人的生命表現中，我直接創造了你的生命表現，因而在我個人的活動中，我直接證實和實現了我的真正的本質，即我的人的本質，我的社會的本質。”共產主義消滅了私有制生產關係中包含的人與人的對立，從而人們能夠自由自覺地調整自己的社會關係，自由自覺地生產自己的“交往形式”。“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同過去的被迫交往轉化為所有個人作為真正個人參加的交往，也是相適應的”。人成為社會的主人，“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因此社會關係作為所有全面發展的個人的共同的關係，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是最有社會性的人，同時也是最有個性的人。個人為社會為他人而工作、創造，同時也就是個人的自我現實過程；同樣，個人是社會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現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個人的自我實現也就是社會本身的再生產、再創造。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又是每個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3）人與歷史的矛盾的解決。在原始社會，大家共同支配自己的社會生存條件，共同勞動，但是另一方面，只有一種單一的勞動方式，因而無所謂個人選擇。在私有制社會，勞動者所接受下來的生產方式對勞動者成為一種異己的外在必然性，一開始就把人限死在某一位置上。奴隸的兒子永遠是奴隸，農奴的兒子永遠是農奴。但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制”。如果說在階級社會是過去支配現在，在共產主義社會則是現在支配過去。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種自由的聯合體，“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這些生存條件就是先輩人所創造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教育和實踐相結合塑造出自由全面發展的新人，個人自由選擇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消滅了生存條件對個人的外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社會創造一切條件為新一代人培養全面的需要和全面的能力，而新一代人又自覺地運用既得生產力和交往形式，進行新的自我創造活動。 （4）對象化和自我確證的矛盾即人和他所創造的成果的矛盾的解決。在異化社會，既然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現實化表現為非現實化，因此人的對象化本質無法返回人自身。共產主義消滅了人的存在對人的本質的異化，從而既能使人的本質得到自由的表現和發展，也能使人得到全面的自我確證、全面的享受和滿足。“隨著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來說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一切對象對他說來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成為確證和實現他的個性的對象，成為他的對象，而這就是說，對象成了他自身。”通過人同世界的多種多樣的人的關係，通過多種多樣的肯定方式——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直觀、感覺、願望、活動、愛——人在對象中全面地享受到自己的本質從而使之返回自身。 按照本文作者一貫的思路，異化勞動的揚棄也就是勞動與其他人類活動、勞動與投資經營活動、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重新恢復了統一。自然，相對的分工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一定範圍、一定時限內存在的，然而，雙方面之間絕對的、兩極分化的、固定不變的、強制性的分工將會一去不復返。 需要指出的是，謀生勞動與異化勞動是兩個相互聯繫而又相互區別的範疇。一方面，謀生勞動條件下的確更容易產生異化勞動，而異化勞動必定加深和固化勞動的謀生性質；謀生問題的解決將消除異化的一大原因，也就是說，能夠幫助人類更為有效地克制自己的反主體性和發展自己的主體性，而異化的限制和消除也會加快謀生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謀生勞動指涉的是勞動的動力、動機、目的問題，而異化勞動指涉的是勞動者與他的勞動過程及其結果的關係問題，這畢竟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所以謀生問題的解決並不會自動地導致異化問題的解決，反之亦然，在歷史上也的確出現有些富裕的勞動者仍然身處異化之中、有些自由職業者的勞動仍然是謀生勞動的情況。人類需要利用謀生問題的解決這一歷史契機，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設計一系列可以控制人性之惡的制度和機制，也需要利用異化問題的部分解決這一歷史契機，轉變和提升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水平，從兩方面努力來實現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的發展。 在資源和人性約束條件下揚棄異化的可能性 追求一種消滅了匱乏和異化、剝削和壓迫與實現了富有和公平、自由和平等高度統一的社會，不僅是馬克思的願望，也是一切富有理想的思想家、藝術家、宗教家、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的共同願望，區別只在於他們達到理想的方法、手段、途徑不同而已。但是，馬克思等人所構想的自由王國需要具備極高的歷史條件，這些條件要同時具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僅從學理、知識、技術層面而言，他們只看到了歷史發展的一種最好的可能性，而沒有看到歷史發展的其他可能性；他們的理想建立在——(1)人類可以而且一定會突破資源的約束；(2)人類的高級需要可以而且一定會生長起來並且成為第一需要；（3）人類的主體性可以而且一定會完全壓倒反主體性——這三個假定的基礎之上，而這三個假定本身是需要論證的。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是：（1）如果這三個條件不能具備，我們應該怎麼辦？（2）假定這三個條件最終都能夠具備，但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勞動的謀生性質和異化性質？（3）假定這三個條件最終都能夠具備，但在這三個條件具備以前，人類很可能會遭受被毀滅或自我毀滅的危險和威脅，針對這種情況，人類有沒有有效的應對之策和解救之道？ 一、發達國家和整個人類所面臨的困境 1、發達國家出現需求發育停滯、需求結構畸形、人格平面化和發展動力不足的困境 什麼是“自然需要的界限”？什麼時候“歷史形成的需要”才超過“自然的需要”？這裡有沒有一個量的界定？馬克思沒有具體說明，馬斯洛也沒有具體說明，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和物質富有程度已經遠遠地超出了自然需要的正常合理滿足所要求的程度。然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機制、經濟增長方式卻仍然是按照過去歷史所形成的、以“匱乏人”、“經濟人”、“自然人”為出發點的“必然王國”邏輯的慣性運行的，至今沒有表現出根本轉型的重要跡象。不管是維護傳統資本主義的保守黨和保守人士，還是對資本主義持批評態度的社會黨和社會民主人士，都沒有對工業文明和現代經濟的人性基礎作出深刻的反思，都沒有提出一種新的經濟哲學和經濟價值觀，都沒有提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和新目標，區別只表現在如何發展經濟和如何分配經濟成果上，而不在為什麼發展經濟這個更根本的問題上。“高投資/高就業/高增長—高利潤/高工資/高收入—高消費/高支出/高享受”，是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共同遵守的“經濟人”行為邏輯；投資和需求從兩頭拉動經濟發展，通過更全面、更徹底地激發、調動、引導甚至塑造、偽造、編造人的物質需要以擴大“市場需求”、“總需求”，從而挖掘廣泛的投資機會和保持經濟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於是出現了一系列奇怪和荒謬的現象： ——人均資源和財富占有量已經很高，但貧富分化仍然相當嚴重，少數人擁有富可敵國的巨額財富，但按照現有經濟機制的慣性還在增加更多的財富，他們的財富已經失去滿足自然需要的正常功能了，而僅僅是滿足某種病態的占有欲、成就欲。 ——物質上的富有並沒有帶來幸福、身心健康、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並沒有提高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而只不過帶來數量上的擴張，帶來繁忙而變態的消費，帶來無數身心疾病，帶來人際關係上的疏遠、冷漠和孤獨。 ——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已經使人不用工作就能夠過上相對不發達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算得上是富足的生活，為謀生而工作的緊迫性已經不存在了，於是出現大量搭便車、揩油、寄生於社會、好逸惡勞、偷奸耍滑等等所謂“自願失業”現象和“福利病”，驅使他們重新工作的動力和動機無非是趕上比自己更富足的人、過更富足的生活以維持自己的臉面和尊嚴這種較低的需要，而並不是出於本質上超越經濟人邏輯和經濟需要的新需求。 ——工作時間越來越短、自由時間越來越多，但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用這些寶貴的自由時間去發展人的天賦和才能，不知道如何去為自己創造一種更富有意義的生活，於是這些閒暇時間只不過使人陷入更加花樣百出的物質消費和准物質消費（娛樂）而已。 ——一方面是自願失業的增加和就業時間的不斷縮短，另一方面，國家和社會仍然把“高就業”和“低失業”作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以高工資和高收入來激勵人們追趕更富有的人們並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而這樣做又會導致更多的自願失業和工作時間的進一步縮短。一種所謂“收入剛性”和“福利剛性”的鐵律（Iron Law）把所有人都綁在經濟的不可逆增長的戰車上了，因為一旦出現經濟的蕭條和危機，出現大規模失業和通貨膨脹，必然導致收入和福利的降低，而這一定會引起政治和社會危機。 發達國家已經陷入騎虎難下、進退失據的境地。導致這種情況的出現，首先是因為人的需求層次的提高並不是按照較低層次需要滿足後較高層需要就會自動形成這種“自然機制”進行的，其間很可能會出現斷層或時差，能否消除斷層或儘快縮短時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自我認知、自我控制和自我塑造，取決於精神的和文化的力量，取決於價值觀上的轉換和更新。 導致需求發育停滯、需求結構畸形、人格平面化和發展動力不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固然在“必然王國”範圍內、在“經濟人”邏輯層面上解決了許多問題，造成了一種兩頭小中間大的、比較合理的橄欖型經濟社會結構，但在鼓勵人們積極提高需求層次、引導人們由經濟人轉向精神人、自我實現人方面乏善可陳，致使人們行為的主要動機仍然集中在對經濟利益和物質財富的追求上。 2、後發展國家陷入物質需求相對過旺而資源過於匱乏的追趕困境 受到發達國家經濟成功的正面刺激和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侵略的負面刺激，不發達國家紛紛開啟了追趕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經過短則幾十年長則上百年的追趕，它們發現自己與發達國家的距離仍然很大甚至有加大的趨勢，它們的追趕陷入了物質需求相對過旺而資源過於匱乏的困境，其原因在於：一是發達國家高收入和高消費的榜樣激起了後發達國家人們過於旺盛的物質需要；二是後發展國家處於人口高速增長時期，人均資源占有量越來越低；三是發達國家過去掠奪了這些國家的部分資源，現在又通過經濟全球化迫使後發展國家處於世界產業鏈條的末端，這些國家的收入和利潤的很大一部分轉移和輸送到世界產業鏈條的高端去了，發達國家利用自己對資本、技術、知識產權、人才的壟斷實現了對後發展國家的經濟剝削；四是發達國家對後發展國家的政治、文化上的滲透以及它們認為必要時的軍事侵略，加劇了經濟上的不平等和差距。 這樣一來，後發展國家也被綁在經濟主義的戰車上了，並且欲罷不能、進退兩難：緊跟發達國家的步伐、依樣畫瓢地照搬發達國家曾經用過的模式、重走一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固然會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但必然失去經濟上的自主性，甚至失去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自主性，同時導致國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工農大眾之間劇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閉關鎖國，試圖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經濟和實現現代化，又已經被許多國家證明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而且與發達國家的距離必定會越拉越大。 當今世界最大的國際矛盾已經不再是“東西矛盾”即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而是“南北矛盾”即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將會使整個人類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陷入危及人類生存的絕境。我們現在來設想一下，假定在未來一百年內，世界經濟秩序、規則、機制繼續沿用現在的經濟主義思路和經濟人邏輯，發達國家繼續按照自己的要求主宰和控制世界經濟，那麼第一，由於一定歷史時期不可避免的“馬太效應”，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第二，在地球上非再生能源已接近枯竭而再生能源的利用問題還不可能解決的情況下，同時不發達國家的人口將要翻一倍以上、全球人口將超過150億以上的情況下，世界大戰簡直就是不可避免的，在現代高科技戰爭條件下，人類的毀滅也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這樣說起來，改變現在的經濟價值觀和經濟發展模式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有關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不容置疑的是，發達國家要率先承擔責任，這不僅因為它們更有能力和條件，而且因為它們欠債更多，因而應該對這個世界做出更大的補償。大量消耗地球上的資源、破壞生態平衡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是發達國家。例如，發達國家的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15.9%，但能源消費卻占到世界消費量的52.9%,而人口占世界人口76.4%的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消耗只占28.1%。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那麼，地球上的石油儲量只夠用3年，天然氣只夠用4年，煤炭只夠用15年。美國居住了占世界5%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28%的天然氣、23%的固體燃料、20%的硬煤、23%的石油、42%的汽車汽油、26%的電力、10%—30%的銅、鋁和鋅。美國每天平均有26.8萬噸一氧化碳被釋放到空氣中。可見，要拯救地球，拯救人類文明，為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可欲的生態環境，必須從發達國家入手。但是，不發達國家也要承擔相應的和不可推卸的責任，與發達國家一起，通過談判、協商、合作，共同建立一種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為了能夠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進行一次全人類範圍內的文化革命，從根本上轉變人類的價值觀念，把高層的人性需要的滿足放在低層的人性需要的滿足之上，把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性尊嚴、人類和平和永續存在等更高價值的追求置於對經濟利益、物質利益的追求之上，同時通過相互監督和制約，抑制人性中惡劣的傾向和欲望，保證人性層次的順利升華。 二、資源和人性瓶頸下揚棄異化的替代模型 當今世界所陷入的困境，表明人類的發展遇到了資源與人性兩種瓶頸，能否突破這兩種瓶頸，我們不能斷然給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如果人類能夠順利突破和闖過，當然是一件大好事，但如果突不破、闖不過呢？我們還能夠依然按照那種建立在能夠突破和闖過的假定基礎上的經濟主義思路、經濟人模型和經濟增長模式往前走嗎？顯然不能，因為這是一條死路。即使人類不是本性善良的生物，而只是理性的、會計算利害的生物，我們也應該避免這條道路。為了能夠在兩種瓶頸制約下揚棄異化並實現人類的永續存在和成長，必須探尋其他可行的替代模式。也的確有很多有識之士設計和構想了種種替代模式。 1、零度增長模式 這是由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提交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所提出的。其主要觀點是：由於人口按指數模式增長，從而要求糧食等人類生活用品也必須按指數模式增長，但是地球的可耕地和其他礦物資源是有限的，勢必使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面臨資源不足的困境；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引起環境污染的種類、範圍和絕對量也循指數增長規律日趨嚴重，而地球吸收污染物的自淨能力十分有限，從而使環境惡化、生態平衡失調。因此，世界若按現在的趨勢發展下去，在未來100年內總有一天會到達極限，出現全球性災難。為避免這一危機的發生，他們提出了使全球均衡發展的“零度增長”對策。 下面是報告中兩段最重要的的文字： 我們的結論是：（1）如果在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方面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行星上增長的極限有朝一日將在今後100年中發生。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力雙方有相當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2）改變這種增長趨勢和建立穩定的生態和經濟的條件，以支撐遙遠未來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狀態可以這樣來設計，使地球上每個人的基本物質需要得到滿足，而且每個人有實現他個人潛力的平等機會。（3）如果世界人民決心追求第二種結果，而不是第一種結果，他們為達到這種結果而開始工作愈快，他們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這些結論是如此深刻，而且為進一步研究提出了這麼多問題，以致我們十分坦率地承認已被這些必須完成的巨大任務所壓倒。我們希望，這本書將適合於許多研究領域和世界上許多國家，引起其他人的興趣，提高他們所關心的事情的空間和時間的水平，和我們一起理解和準備這個偉大的過渡時期，即從增長過渡到全球均衡。 由於為生存選擇相當長的時間水平，以及較長的平均壽命作為理想的目標，我們現在對全球均衡狀態得到的一套最低要求是：（1）工廠資本和人口在規模上不變。出生率等於死亡率，資本的投資率等於折舊率。（2）所有投入和產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資和折舊保持最小。（3）資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兩者的比例安排得與社會價值一致。隨著技術進步創造新的選擇自由，它們可以深思熟慮上加以修正，慢慢地加以調整。 報告補充說明，在均衡狀態中，需要不變的量只有人口和資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資源，或不產生嚴重的環境退化的人類活動，可以無限地繼續增長。特別是那些被許多人列為人類的最理想和最滿意的活動，如教育、藝術、音樂、宗教、基礎科學研究、體育活動和社會的相互影響，是能夠繁榮的。 《增長的極限》發表後，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響，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對報告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但該書的悲觀主義結論和態度也引來激烈的批評。批評者的主要觀點是：（1）羅馬俱樂部沒有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用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取代傳統的不可再生能源；（2）《增長的極限》試圖以數學模型代替知識和理解，忽略了技術進步、價格制度、公共政策和規章制度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有效促進，羅馬俱樂部不懂得，持續增長和加速發展的主要障礙不是物質方面的，而是政治、社會和制度方面，在良好的制度引導下，人類可以突破所謂增長極限的瓶頸；（3）羅馬俱樂部的這個報告是新殖民主義的辯護詞，在發達國家已經獲得了高速增長後，卻要求發展中國家維持現狀，不要走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道路，這是極不公正的。 2、有限增長模型或中間技術模型 面對諸多批評，羅馬俱樂部委託美國人梅薩羅維克和德國人佩斯泰爾發表了另一篇報告《人類處在轉折點》，該報告提出了一個“有限增長模型”。他們認為，在21世紀中期到來以前，在世界各地由於各自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時間，可能會發生區域性的崩潰。解決的辦法必須是全球各個國家聯合採取行動，由物理的增長方式向生物體增長方式轉變，用有機分化方式解決人與自然關係，以綠色革命和科技進步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這個報告提出的這些關乎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引起了的人們廣泛關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同舟共濟的全球意識的形成。 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書中，提出了一種類似於有限增長模型的中間技術模型。這本書的獨特和深刻之處在於對傳統經濟學和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一種元經濟學或經濟哲學層面的反思：“（1）從對人類的研究中衍生出經濟學的目的和目標；（2）從對大自然的研究中衍生出經濟學最關鍵的方法論。”他指出，我們正在消耗一種不可替代的資本性資產，那就是寬厚的自然所能提供的容忍限度，或者說，我們根本沒有把自然資源、大自然的容忍限度及人類本質當作不可再生的資本，或“自然界資本”，而只是把它們當作一項收入加以揮霍；如果承認人對自然的依賴，那麼很大一部分“經濟”就是“不經濟”，很大一部分增長其實是一種退化，因為它們是一些病態的、不健康的、解體式或毀滅式的增長。經濟學要成為智慧，首先要擺脫貪婪和妒忌，這就必然要求我們放棄“理性人”、“經濟人”的假說，放棄“利益、效用、利潤、收入最大化”的要求。那麼，什麼才是經濟學的智慧呢？那就是放棄大量生產所運用的超級技術，而採用和運用中級技術、人性化的技術、自助式和民主式技術，低消耗、低投資、非暴力、充分利用人民聰明的大腦和靈巧的雙手的技術：“智慧能讓科技享有機性、溫和、非暴力、悠閒及美麗方向重新進發……我們需要的方法和設備是： ——夠便宜，每人都能確實掌握。 ——適合於小規模的應用。 ——能與人類對創意的需求相吻合。” ——可幫助男女從雇主那裡獨立出來而成為自身的僱工，成為自我管理的、合作的以及替當地市場而工作的團體的一員。 ——能帶來政治和經濟權力以及人口的逐步分散。 ——能給更多平民帶來更具人性的生活，一種真實的自我管理式民主，一種擺脫大規模消費和廣告媒介的自由。最終的消費是簡樸的，即以相對的低消耗率產生高度的滿足感，使人們得以生活得沒有壓力和緊張。 中間技術也可以叫做一百磅技術，介於原始的一磅技術和發達國家的千磅技術之間；它們可以開闢大量的工作場所。如果不在發展中國家大量發展中間技術和中小企業，必將形成貧富、城鄉兩極分化的“二元經濟體系”。 有限增長模型或中間技術模型比零度增長模型要樂觀一些，但要求人類放棄富有效率的高科技、大生產以及尋找能夠使人類永續成長的可再生能源的努力，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人類的智慧和制度能夠控制高科技和大生產，它們仍然是能夠使人類擺脫匱乏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小規模生產和中間技術也難以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堅實的基礎，而且也很難找到實施這一模型的社會力量，也很難避免從中產生新的集中和壟斷。 3、可持續發展模型 20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為主席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以制訂長期的環境對策，幫助國際社會確立更加有效地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經過3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論證，該委員會於1987 年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經過充分論證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注意力集中於人口、糧食、物種遺傳、資源、能源、工業和人類居住等方面，在系統探討了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之後，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後代滿足其需求的發展”，這個定義表達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人類要發展，尤其是窮人要發展；二是發展有限度，不能危及後代人的發展。 與前兩種模型相比，可持續發展模型的優點是，把人們從單純考慮環境保護的角度引導到環境保護與人類發展相結合，而不是把兩者對立起來。能夠把兩方面結合起來的關鍵條件是，能源使用可在兩方面獲得新生，一方面是可以提高傳統能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在不遠的將來，可以使用以太陽能為基礎的可再生能源。美國能源部研究表明，在未來的40年裡，美國可從太陽、風、水、地熱、生物中獲取現在使用的能量總量的57%—70%，至少可以使該國現在使用的能源節約一半，這意味著將來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是可行的。雖然資源需求還會不斷增加，但人類可以通過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全面改善資源的使用方式、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可以建立以循環經濟為主體的能源體系，以生物方式取代物理方式。資源的循環利用，可以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可靠的基礎，使資源供給的增長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增長。 可持續發展模型的最新發展是低碳經濟模式。“低碳經濟”最早見諸於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和資源並不豐富的島國，英國充分意識到了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它正從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目前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2007年7月,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要戰略選擇。2007年9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5次領導人會議上，明確主張發展低碳經濟。 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儘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的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低碳經濟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峻挑戰。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能源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及其誘因不斷地為人們所認識，不止是煙霧、光化學煙霧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氣中二氧化碳（CO2）濃度升高帶來的全球氣候變化也已被確認為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低碳足跡”、“低碳經濟”、“低碳技術”、“低碳發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應運而生。而能源與經濟以至價值觀實行大變革的結果，可能將為逐步邁向生態文明走出一條新路，即：擯棄20世紀的傳統增長模式，直接應用新世紀的創新技術與創新機制，通過低碳經濟模式與低碳生活方式，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 4、各種發展模型的有機整合 本文認為可持續發展模型是介於馬克思的無限發展模型與零增長模型和有限增長模型、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之間的比較合理的模型。這是一種主要依賴於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的、綠色/低碳/環保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循環經濟和生態文明。從本文基本思路出發，可對這一模型提出如下梳理： （1）可持續發展既要盡最大努力去突破資源和人性瓶頸、實現人類的永續成長，又要為無法或暫時難以突破瓶頸制約時避免人類災難做好充分的準備。後工業文明不是回復到前工業文明人與自然的原初統一狀態，而是要在繼承工業文明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達到人與自然的更高統一，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繼續發展科學技術和大生產，以高生產率和規模經濟優勢解決物質資料的生產問題，但與此同時，不能等到物質財富充分涌流時再去轉換人的需求結構和人格結構，而是要在物質需要適度合理滿足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地提升人的需求層次和人格層次，把建立在“物質人”、“經濟人”、“消費者”、“自然征服者”基礎上的經濟模式轉變為建立在“文化人”、“社會人”、“創造者”、“自我實現者”基礎上的經濟模式。 （2）關鍵在於在全人類範圍內實現價值觀的轉換以及相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換。面對人類所面臨的危機，需要人類從根本上反思和重新確立經濟增長和物質資料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得到更多、更好、更高級、更奢侈的消費品以無限地滿足日益膨脹的物質欲望，而是為了給人類的健康、安全、幸福和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一個物質基礎。怎麼界定“物質需要的適度合理的滿足”？以身體健康為唯一標準，依此標準獲取必要的食物、衣服、住宅、交通工具等生活必需品。一個人擁有好幾套豪宅、好幾輛豪華轎車、好多昂貴的衣服和首飾，吃頓飯花費成千上萬元，住一夜賓館花費成千上萬元，洗浴按摩一次花費成千上萬元……所有這些，都遠遠超出了正常的自然需要，都是一種病態的、無聊的、不道德的、有罪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現行經濟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高消費—高投資—高收入—高消費……的惡性循環過程，並且激勵那些還沒有進入這個過程的人進入這個過程。一種荒謬的經濟學觀點認為，如果沒有對高檔和奢侈消費品的追求，經濟發展就會失去動力，而現在被認為是高檔和奢侈消費品的東西，將來會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這是一種不負責任和喪失良知的經濟學!這種觀點閉著眼睛看不見，把有限的資源用於解決急迫的民生問題會在更大程度上擴大內需或市場需求，即算民生問題得到了解決，或人類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人類也可以並且應該把剩餘資源和剩餘財富用於人類的高層次需求的滿足上，而不可、不該浪費在物質需求的無度滿足上。人類完全可以做到在低碳、綠色環保、健康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轉移到不必消耗太多能源、物質資源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滿足上去。事實上，很多人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有什麼理由認為其他人就一定做不到呢？ （3）一個社會的產業或經濟結構應當這樣來安排： ——製造業，主要從事生產資料、耐用消費品、基本消費品等物質資料的生產，採用高科技和大規模生產方式，提供標準化、批量化、大眾化、高質量低能耗、高性能低價格的產品，控制乃至禁止昂貴奢侈品的生產。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要達到這樣的高度，以致為數不多但由公眾廣泛持股的大企業就可以完成製造業的任務。這些企業仍然應當獲取一定的利潤，以鼓勵投資並進行擴大再生產，但不再以股東利潤最大化為最高目標，而是要以股東、員工、社區、消費者等利害相關者乃至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為最高目標，為此，它們必須接受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全社會的監督。 ——文化產業，或者叫做精神生產，馬克思稱之為“人本身的生產”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是一個把傳統的“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融為一體的新興產業，大量物質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者將要轉入這一產業，成為精神產品或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和創造者，包括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哲學、宗教、藝術、教育、體育等精神和文化生產部門。一般來說，文化產業不適合於標準化、批量化、規模化、大眾化生產方式和大企業組織形式，而是由各式各樣的中小型合作團隊來進行生產，可以採用合夥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種種組織形式。它們提供的產品仍然是必須參與文化市場交易的商品，既可以價格和貨幣為中介進行交換，也可以實行活動與活動、產品與產品的直接交換。精神文化生產具有三大特點：第一，由於其產品是將豐厚的精神文化內容附著於簡單的物質載體之上，因此只需消耗很少的物質資源，不會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第二，這種生產作為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作為人類潛能和天賦的發揮，本身就是目的，本身就能夠提供高度的滿足、快樂和幸福，因此必然不會以追逐利潤為主要目標；第三，由於人們的素質和精神文化需要的普遍提高，對這類產品的市場需要會很旺盛，因此生產者也能夠獲得一定的利潤，用於滿足他們基本的物質需要並用於精神文化的可持續生產或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追加投資。 ——服務業，主要為物質生產、精神生產、日常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提供服務，包括商業、金融、通訊、信息、餐飲、住宿、醫療、衛生、保健、旅遊、娛樂等方面的服務。其中適合於大規模標準化運營的服務也可仿照製造業採取大企業的形式，但大量服務將會採取中小企業的形式，並像文化產業一樣採取合夥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組織形式。 各產業之間和產業內部，實行由政府宏觀調控和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這是由勞動與社會分工將更加細密因而交換將更加全面、個人選擇和發展將更加自由和多樣化、精神生產將更具有自主性和創造性所決定的，不可能由大一統的中央計劃和集權經濟取代市場經濟。貨幣和價格仍然是主要的經濟調節和核算手段，正如米德所堅持的：“貨幣和價格機制毫無疑問應該屬於人類最偉大的社會發明之列。恰當地運用價格機制，它就應該能夠給每個人下一道具有普遍意義的命令，使每個人都公平地分享社會資源中的一個份額；它能夠讓每個人自主地決定（在個人選擇確屬恰當的時候）他將以什麼方式執行這個命令；在每個生產者和商人（在技術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按照最經濟的方式，生產出市場上最需要的產品，在最需要的市場上出售。簡而言之，只要恰當地運用貨幣和價格制度，就能夠在社會事務中把自由、效率和公平結合在一起。”（4）在產權制度上實現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或米德所說的“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雖然馬克思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傾向於社會所有或國家所有，但他說的在協作和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社會個人所有制）的偉大構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卻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土地和部分生產資料公有，由一個民主的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有效的控制和運營，主要用於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其餘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實行個人所有和個人聯合所有，主要用於保障個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發展。 （5）就業觀念和就業形式的大變革。在現行經濟體系中，所謂就業，是指進行投資經營活動或僱傭別人進行生產，或者受人僱傭從事生產活動，前者得到利潤，後者得到工資，一旦你不再僱傭別人或受人僱傭，你就失業了，前者變成坐吃老本的閒人，後者變成領取失業救濟的貧民，由此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心理問題。所以就業、失業成為困擾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大問題。按傳統經濟的邏輯，將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還會把大量勞動者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失業者，或者只能把就業時間壓縮到一天工作一、兩個小時以安排更多的人就業。但是，如果所謂就業或工作僅僅是指為社會提供有價值、有意義的貢獻，不管這種貢獻是物質產品和初級服務，還是精神產品和高級服務，不管是以僱傭別人或受人僱傭的方式提供，還是以自主獨立的方式提供，那麼，就業的範圍就會大大拓展，就業的形式就會無限多樣。我國學者林春設想出一種在社會保障公民最低收入基礎上的以參與代替傳統就業的新的就業模式： ——參與覆蓋一切直接和間接的“社會必要勞動”以及一切社會承認的、最寬泛意義上的工作，包括藝術創作和其他有益的精神活動。通過參與，人們作為個人和集體的一員進入合作和交換的領域。合格的參與者身份換來他人和社會的尊重及回報。參與由此成為取得人性內在需要的社會認同的唯一途徑。 ——從終日勞作中因技術和社會的進步而解放出來的人們將有更多的閒暇發展各自的興趣才能，更多的時間彼此照顧，從而形成一種“關懷經濟”（caring economy）或“共享經濟”（solidarity economy），它建立在自治合作、社區網絡、義務勞動和多種形式的換工（通常無須貨幣做中介）的基礎之上。 ——熟悉的工作之外，包括家務（由兩性分擔，與公共參與和非家務角色相結合）和非正式、季節性、臨時性和隨意性工作，靈活時間，自由職業，自我“僱傭”，志願義工，互助公益，社團聯絡，以及任何其他公認有價值的“幹活”形式。 ——每個人以公民參與身份獲得一份社會收入（social wage）或基本生活費,包括義務教育和一般的防疫治病費用。在此基礎上，人們根據願望和機會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有（固定）工資或無工資、訂長期合同或不簽約的各種工作/活動，憑貢獻而可得到生活費以外不同形式和數量的其他收入。大致等額的公民收入一方面使最低水平上的經濟平等得到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又非但不限制、反而創造個性選擇、良性競爭的條件，從而根本性地消除了就業、無業、失業、待業、半就/失業、靈活從業等地位的差別。 詹姆斯·米德的“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也是按照這樣一條思路來解決困擾西方發達國家的就業和失業問題的：“這樣一個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勞動更加變成了一件完全是個人選擇的事情。笨重危險的艱苦工作，不得不支付特別高的工資，以便吸引勞動者，有些人情願去做這些工作，目的是為了明顯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另一個極端，有些人立志獻身於非商業性的活動，他們也能如願以償，只要他們願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當然他們也不至於在閣樓里忍飢挨餓。最重要的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與舊式的國內服務不同）將會繁榮起來，有人願意為另外一些處於相同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人們提供這些服務、演戲、跳芭蕾舞、繪畫、寫作、體育運動，以及所有這類被亞當·斯密稱為‘非生產性’的活動，都會在半職業、半業餘的基礎上興旺起來，提供這類服務的人，也不會在墮落為巨富保護人的貧窮的諂媚者了。”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歷史階段，科學、藝術等精神創造活動不僅是而且是更高意義上的“生產性活動”——人本身的生產；按照我們的理解，還需要補充的是，這類活動通過其產品的出售也能夠獲得相應的物質的或經濟的報酬。 勞動者積極揚棄異化勞動的路徑和方法 不管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突破資源和人性瓶頸條件下徹底揚棄異化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想模型，還是在資源和人性瓶頸無法突破條件下的替代模型，都要求人們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忍受一定程度的乃至嚴重的異化，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當然不能夠被動地等待那美好的明天的到來，而應該盡其所能主動地、積極地、一點一點地消除異化和一步一步地自己的發展。 針對那種畢起功於一役、一舉剷除異化並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的想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異化勞動仍然是一種勞動，仍然包含著對象化、部分回歸和一定程度的自我實現，仍然不能說是一種完全非人的活動因而只能通過整體的社會革命徹底消滅之。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可跳躍和跨越的歷史條件下，異化勞動的揚棄或勞動的解放，只能通過量變和部分質變的積累，即通過不斷地增加勞動的肯定性、自我實現性程度和因素與不斷減少其否定性、異化程度和因素，一步一步地實現。社會革命是一種最後的選擇，鑑於社會革命一般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並帶有嚴重的後遺症，因此，只要有和平地、建設性地解決社會矛盾的可能性，只要改革和改良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就不能訴諸於社會革命；只有在改革和改良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經喪失殆盡的時候，才能進行社會革命。正因為如此，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動者，要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內提升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就必須極大地強化其勞動生產力、投資經營能力、管理能力、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談判能力、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與精神創造能力。 一、強化勞動生產力 勞動者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提高，首先取決於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勞動生產力主要表現為特殊的、專有的生產知識、技術、技能和經驗，以及基於個體生產力之上的團隊協作能力。分工對於勞動者是一把雙刃劍，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限制勞動者的發展，使之在很長歷史時期都只能成為擁有體力和粗淺知識、技術、技能、經驗的簡單勞動者，但隨著分工的高度發展，生產過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分工也給勞動者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使勞動者能夠專注於發展某種特有的、高知識技術含量的生產力，成為複雜勞動者和主要的生產要素。與此同時，分工越細密，協作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突出，這也給勞動者的團隊合作能力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勞動者這兩方面的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企業不得不把勞動者看作重要的、具有極高經濟價值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分工不可超越的經濟必然性面前，勞動者最明智的選擇，不是否定和逃避分工，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發展和提高自己生產力的質量、水平和專用性。事實表明，現代化大生產要求大批高素質的技術工人，他們也能憑藉自己的技術獲得較高的收入。與其讓自己消極被動地充當機器的附庸，不如通過干中學（nerning by doing）、在職培訓和業餘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勞動素質和技術水平。這是完全可以由勞動者本人自主控制的，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實現。 客觀地說，我國大多數普通勞動者還沒有成為先進生產力。媒體一方面高調肯定工人階級是先進的、最先進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卻無法解釋幾十年來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地位不斷滑落的事實。勞動者不要被一些意識形態層面的奉承之詞弄得暈頭轉向，不如老實承認自己在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方面相對外國工人和本國科學技術人員的差距，這樣才能奮力縮小這個差距。生產力是硬道理，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勞動者只有掌握這一生產力，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在與其他生產要素在市場競爭中的實力，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二、強化投資經營能力和管理能力 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終生定位於單純的勞動者的位置，還應該像資本家和企業家一樣成為投資者和經營者，成為一個準資本家和准企業家。首先，在工資較高的情況下，勞動者應該並且可以把一部分收入積累起來轉化為資本，投資於本企業、投資於股票市場、投資於其他資本市場；其次，勞動者應該並且可以把自己作為投資對象，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把自己的知識、技術、技能和經驗作為有增值能力的資產進行追加投資，使之達到更高的水平並產生更高的回報。第三，勞動者要培養、訓練和提高自己參與企業管理的能力。總之，勞動者應該像企業家一樣發現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資產的相對優勢，尋找最好的市場機會，進行有效的經營管理，使之獲得最高的回報，而不能僅僅滿足於獲得一份固定工資。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勞動者應該勇於自主創業，或聯合創業，成為獨立的或聯合的企業主。事實上，歷史上許許多多的大資本家都是通過白手創業而獲得成功的。應該說，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股東或資本所有者或經營管理者，會有力地限制資本壟斷化的趨勢，會有力地促進資本和財富的普遍化、社會化、平等化，會有力地推動經濟制度朝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這對於勞動者自己和整個社會都是一件好事。 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曾經處於分離和對抗的狀態，但這並不等於說必然永久處於這種狀態。一舉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大一統的公有制和覆蓋全國的社會主義實驗也沒有取得成功，最為切實可行的是一步一步地滲透到產權、資本和管理領域之中去，從而使每一個勞動者也能夠分享產權和資本並參與管理。這是勞動者經濟地位的一種真正的提高。 三、強化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和集體談判能力 勞動者僅僅擁有某種先進生產力和人力資源是不夠的，要善於在市場經濟中尤其在與企業建立合約過程中為自己的資源獲得一個公平合理的價格。通常，擁有較高生產力的勞動者也就擁有較大的“本錢”或話語權，而只擁有簡單勞動力的勞動者很容易處於權利失衡、失去話語權的地位。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在資本僱傭勞動的總體格局中，一對一的談判總是不利於勞動者的，因此，作為一種權利救濟機制，工會（Trade Union）或勞動者聯盟（Labour Union）就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只有工會才能把分散的勞動者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從而改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改變資本與勞動權利嚴重失衡和傾斜的狀態。為此，勞動者是否具有自組織意識以及相應的自組織能力就顯得至關重要。這裡會出現一個基本矛盾，那就是勞動者個人追求收入最大化和穩定就業的合理要求與勞動者組織對勞動者個人之間的競爭的合理控制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既是勞動者個人也是勞動者組織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今天，中國的勞動者在很大程度上還處在自發、分散、無序的狀態之中，這使得他們不能以集體的力量抗衡資本霸權和工廠專制，血汗工廠、超經濟剝削、勞資分配極度不平等等種種現象觸目驚心。勞動者只有組織起來依法維權，只有通過強有力的集體談判，才能真正遏制資本的無度擴張和剝削。 四、強化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 勞動者不僅應該在企業或工作場所、產業層面有效地組織起來，還應該在整個階級層面和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這已經超出經濟領域或市民社會的範圍，而進入了政治領域或國家權力的範圍。通常，在現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勞動者及其工會組織可以與已有的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結成聯盟，或者在工會聯合的基礎上直接產生左派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這樣，勞動者及其工會就能夠通過這些政黨，把自己的利益、願望、要求、主張帶進國家政治生活層面，或者有力地影響國家立法，或者有效地監督行政和司法。根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一種合理而有效的戰略聯盟是，勞動者和工會成為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選舉基礎，而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成為勞動者和工會的政治代表。事實證明，這種聯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宏觀層面的國有化和社會保障與微觀層面的集體談判和工人參與管理等制度和機制的建立，從而大大提高了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五、強化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 這常常是被勞動者和社會各界所忽視的方面，因為大家都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到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權利、地位的改善上了。其實，勞動者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的提高有關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值得引起勞動者和工會的高度重視。首先，如果勞動者文化素質低下、精神創造能力薄弱，即使法律賦予他們較高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或者即使勞動者通過革命奪取了政權並建立了公有制經濟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他們最終也會因為沒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事務而重新跌回過去低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其次，勞動者較高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勞動生產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投資、經營、管理能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自組織和集體行動能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這樣就能夠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素質，使他們不僅有資格提出更高的權利要求，而且能夠勝任更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職能。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勞動者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初看起來好像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以致很多人強調，只有在具備足夠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後才能夠做好這件事，但實際上，這件事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主觀的努力，任何一個人，只要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並擁有一定的自由時間，都能夠自學成才，都能夠發展一方面或幾方面的興趣、愛好、潛能和天賦，只要持之以恆，必有所成，而這些最初顯得無用的知識或技能，一旦遇到適當的機會，就會發揮其作用，並改變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六、與其他社會成員一起致力於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勞動者應該成為全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革命的強有力的推動者，成為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強有力的支持者和實踐者，而不能亦步亦趨地去模仿和追趕資產階級和特權階級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成為經濟主義、經濟人模型、高投資高收入高消費模型的炮灰和犧牲品——在這種模型下，勞動者只能得到某些殘羹剩炙而已。勞動者的確應該強化其勞動生產力、投資經營能力、管理能力、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談判能力、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與精神創造能力，但這並不是說每個勞動者也要成為億萬富翁和暴殄天物的高消費者，而是說，只有這樣勞動者才能獲得公平的經濟權利和經濟利益，並在此基礎上獲得真實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精神文化權利，一旦全面擁有了這些權利，在憲政、民主和法制的制度條件下，勞動者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把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經濟觀變成主流文化和公共輿論，甚至變成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強有力地制約、限制和改造那些掌握巨額財富和特權的階級和階層。千百年來，勞動者身上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美德，如勤勞、節儉、樸素、真誠、互助、合作、尊重自然、愛護後代等等，全都可以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模型和道路的精神資源和道德資源。勞動者因而會成為避免人類災難、保持人類永續成長的主要依靠力量，為人類的存在和發展做出比以前更大的貢獻。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馬克思恩格斯也反覆指出，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在19世紀，他們能夠找到的解放道路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正是因為19世界工人階級的英勇奮鬥，迫使資產階級做出了讓步，從而開闢了工人階級解放的更廣闊的道路和空間，以及更和平的方式。不管走什麼道路，採用什麼方式，消滅異化勞動實現勞動解放的目標是堅定不移的，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主體力量只能是勞動者自己。工人階級是如何形成的工人階級是現代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與資產階級相對而立的階級，至今已經歷了工場手工業階段、機器大工業階段並正在經歷後工業化階段。我們並不打算對這個過程做歷史學的描述，而是著重研究一下它的產生發展規律。
一、工人階級形成的客觀過程和主觀過程
1、關於階級形成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主要是藉助於馬克思、恩格斯、盧卡奇、葛蘭西、賴特、湯普森等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研究，今天的人們大都公認工人階級的形成是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客觀過程和主觀過程的統一。馬克思、恩格斯借用黑格爾的術語，把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區分為自在的階段和自為的階段，認為只有當工人階級具備了真實的社會意識和自我意識即社會主義意識並進行積極主動的階級鬥爭時，它才從自在的階級轉化為自為的階級。針對第二國際的經濟主義和客觀主義，盧卡奇突出強調工人階級的歷史主體性，認為工人階級只有突破其具有拜物教和異化性質的、內在分裂的意識狀態而達到自己真實的總體性的階級意識時，才能成為真正能夠推翻資本主義、實現人類解放的歷史主體—客體。葛蘭西進一步把無產階級革命理解為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綜合性、總體性革命，強調文化革命的重要性，要求無產階級掌握“文化霸權”即對於整個社會的文化主動權和領導權。為了更為清楚地說明階級形成的客觀過程和主觀過程，賴特使用了“階級結構/階級位置”與“階級形成”這對不同的範疇。階級結構是宏觀分析層次上階級關係的整體狀況，是微觀層次上階級位置間的所有關係的集合體，而階級形成則指在追求階級利益的階級結構中集體組織的社會力量的形成；“如果說階級結構是通過階級位置之間的對抗性社會關係來定義，那麼階級形成則是通過在階級結構中的合作性社會關係來定義。”階級形成是重要的，因為它們在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之間構成一個關鍵的鏈環——由於單獨行動時個人追求其階級利益（尤其受剝削階級中的人們）的能力是很弱的，所以人們不斷地試圖鍛造各類集體以提高他們的鬥爭能力，階級形成就是階級能力形成的途徑，並因此使階級鬥爭達到力量的平衡。賴特認為，馬克思的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的區分暗含了一種目的論的觀點，而且必然指向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而“階級形成”這個詞不蘊含在階級結構里集體的有組織的社會力量有任何內在的趨向，即圍繞“基本”階級利益發展成革命組織，它只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包括潛在變化的廣闊範圍：對任何一個給定的階級或階級位置群體，人們可以說“強”或“弱”的階級形成；具有強烈團結一致和個人犧牲的階級形成或沒有強有力團結和約束的階級形成；一致的或分裂的階級形成；革命的、反革命的或改良主義的階級形成；創立正式組織（政黨和工會）的階級形成，或藉助於非正式社會網絡、社會俱樂部、社團甚至教堂等任何有利於團結一致的集體的社會關係樣式的階級形成。至於階級意識，特指個人主觀性的方面，因為“階級”不是有思想、能思考、能衡量選擇和有選擇機會等等的實體；階級意識只能是個人意識，但主要是指個人意識中帶有獨特的階級特性和階級內容的意識；階級結構是階級形成的客觀條件和客觀過程，階級意識是階級形成的主觀條件和主觀過程，而階級鬥爭就是這兩方面相互作用的統一過程。賴特的貢獻在於拓展了階級形成的複雜性和多元性，把工人階級的非政治、非革命的意識和組織形式也包括在階級形成之中，從而承認了許多非馬克思主義、非社會主義的工人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地位和作用。此外，他正確地強調個人是“階級意識”的最終主體，強調個人意圖和選擇的重要性，強調個人獲取知覺、推測、偏愛的特殊性促進或阻礙了他們對階級利益的追求，從而避免把“階級意識”抽象地理解為某種仿佛獨立於個人的整體的階級實體所具有的意識，由此人們可以開始發展出性質不同的階級意識形式的相當複雜的類型學，例如，根據知覺、推測和偏愛的特定組合，在“霸權的”、“改良主義的”、“對立的”和“革命的”工人階級意識間進行區別是可能的。賴特並沒有因此而走向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還原論，把宏觀社會現象簡單地分解為微觀的個人行動，他運用系統論整體大於部分之和而部分共同構成整體的原理，認為“整體等於部分之和加上部分之間的所有的相互作用”，這使得他一方面能夠注重階級鬥爭的微觀基礎，即占據特定階級位置和參與特定階級形成的個人的屬性、選擇和行動對集體行動方式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宏觀層次的條件和過程對個人意識和選擇的影響，比如，在一個已經集體組織起來的階級結構中的個人意識和選擇，就不同於一個還沒有集體組織起來的階級結構中的個人意識和選擇。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也較好地把握了階級的客觀形成和主觀形成的關係：“我使用‘形成’，因為這是一個在動態過程中進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觀的因素，又有客觀的因素。工人階級並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它自身的行程中。……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各各相異、看來完全不相幹的事結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悟里。我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範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裡得來還是親身體驗），感到並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階級經歷主要由生產關系所決定，人們在出生時就進入某種生產關係，或在以後被迫進入。階級覺悟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如果說經歷是可以預先確定的，階級意識卻不然。我們可以說具有相似經歷的相似職業集團對問題會作出合乎邏輯的相似反映，但決不能說這裡面有‘規律’，階級覺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會以相同的方式出現，但絕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方式。”湯普森認為，1790—1830年之間這段時期內最明顯的事實就是工人階級的形成，它首先表現為階級意識的成長，即各個不同群體的勞動人民之間的利益認同以及它與其他階級利益對立的意識。其次，它表現為相應形式的政治和工業組織的成長。到1832年，已經成立了基礎雄厚的、自覺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事業機構（工會、互助會、教育和宗教運動、政治組織、期刊等等），形成了工人階級的知識傳統、各種工人階級群體社交的形式和工人階級的感情。工人階級的形成不僅是經濟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實。它不是工廠制的自發產物，也不應當想象有某種外部力量（即“工業革命”）作用於某種難以形容的、混沌的人類原料，從而在另一端產生出一種“新人類”。工業革命過程中變動著的生產關係和勞動條件並非施加在這種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身上。這些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是由潘恩或由衛斯里宗鑄成的。工廠工人或織襪工人也繼承著班揚的傳統，繼承著人們記憶中的村莊的權利，繼承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也繼承著行業的傳統。他們是民眾宗教信仰灌輸的對象，又是新政治傳統的創造者。工人階級被別人形成，同時也在形成自己。總之，工人階級既是客觀地被形成的，又是主觀地形成的。湯普森在理論上的不足在於過於強調主觀方面對於階級形成的作用，從而忽視了馬克思所說的，階級形成的確有一個從自在到自為的過程，或者說階級的主觀形成與階級的客觀形成之間的確會出現一個時間差。如果他的意思是說，沒有階級意識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階級形成，而具有階級意識是完整意義上的階級形成的標誌，他是對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在階級主觀地形成以前，它已經客觀地（儘管是不完整地）形成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非常精彩地論述了19世紀中葉法國農民客觀上已經形成為階級但主觀上還沒有形成為階級的矛盾狀況：“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相互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統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馬克思在這裡說的就是指法國農民沒有從自在階級轉化為自為階級因而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階級的情況，這是導致他們選擇路易·波拿巴作為他們的政治代表的主要原因。而且隨著法國工業化的發展，法國農民最終在客觀上也蛻化為一個階層，更談不上他們的階級意識和主觀方面的發展了。馬克思的這段話不能用來證明階級存在與階級覺悟的直接統一性（沒有階級覺悟就沒有階級存在、階級不能先於階級覺悟而存在），因為階級的客觀存在的確會先於階級的主觀存在。但這並不是說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不重要，恰好相反，這正好說明，沒有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就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階級，只不過這需要經歷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而不可能從一開始就達到這一歷史高度。2、工人階級形成的客觀方面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工人階級形成的客觀歷史條件和客觀過程是：（1）生產方式由家庭手工業發展到工場手工業，由工場手工業發展到機器大工業，與此同時，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農民轉化為工場手工業工人，工場手工業工人轉化為工廠工人；（2）封建的生產關係轉化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資本僱傭勞動，利潤和工資制度的建立，使勞動者由獨立的或處於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中的勞動者轉化為僱傭勞動者或以掙工資謀生的人。馬克思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或財產所有制為標準來劃分階級的，依此標準，工人階級就是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靠出賣自己勞動力而獲取工資的僱傭勞動者，是與資產階級相對立的、受資產階級剝削和統治的無產階級。馬克思的這種劃分是符合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歷史狀況的。至於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了其他影響階級構成的客觀因素，那是後來的事，並不否定馬克思的分析範式的有效性，而只是補充了馬克思的分析範式。3、工人階級形成的主觀方面工人階級的主觀構成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工人的自我意識（個體意識和階級意識）和社會意識的發展，指工人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結構、階級結構與自己的階級歸屬、自己所屬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自己在所屬階級中的地位等等的知覺、認識和理解，一般來說要經歷被灌輸的和虛假的階段、初步自覺和獨立的階段與真實和理性的階段；（2）團結、合作和自組織的意識和能力的發展，這是一個揚棄自己的孤立自在性而走向自覺地聯合的過程；（3）對資本的統治和剝削的抵抗行動和鬥爭能力的發展，這是一個由分散的個體行動走向以聯合起來的集體力量展開具有實際威力和效果的集體行動的過程。下面我們從主客觀兩方面的結合來追溯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
二、工人階級形成的三個階段以及工會的產生過程
1、自在的、分散的、原子化和碎片化的無集體行動階段在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初期，工人階級處於自在的、分散的、原子化和碎片化的、無集體行動的階段，我們來簡單分析一下為什麼他們在這一階段不可能有明確的階級意識和積極的集體行動。（1）許多工人已經失去了過去當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時擁有的少量生產資料和家園，他們已經回不去了，只能在新的環境下謀取生存資料；另一方面，雖然工業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工資低、條件惡劣，但相對於瀕臨破產的農業和小手工業而言又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和比較收益。正像海爾布倫納在《經濟社會的形成》中所客觀地指出的，即使在城市貧困的情況下，工廠的生活也比農業制度和家庭生產制下的生活更為好些；貧窮並不是新出現的現象，它只不過是把農村孤立而分散的貧窮現象集中到了一個地方，集中在城市裡，因而使人觸目驚心而已。不管怎樣，工業的發展帶來了人口的增長和嬰兒死亡率的下降，也就是說帶來了國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問題不在於工業的發展本身而在於工業所生產出來的大量財富被極不公平地分配了）。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的相對過剩，工人還不得不為爭奪有限的工作崗位而展開激烈的競爭，正像在車少人多時車站的乘客們不得不為擠上公共汽車而蜂擁而上、奮勇向前一樣。（2）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機器一方面極力宣揚工業經濟的優越性，宣揚工廠制度、僱傭勞動制度和工資制度是最合乎人類本性和自然本性的制度，極力掩飾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和不公平現象，另一方面，又制定禁止工人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法律，在這種雙管齊下的控制下，許多工人形不成真實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而甘心忍受對自己的剝削和壓迫，而最先形成了比較明確的階級意識的少數工人也不得不考慮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必然會遭受嚴厲鎮壓的巨大危險，還有一部分工人雖然也很不滿，但出於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慮，等著別人出頭露面，而自己則既可以規避出頭露面的風險，又可以獲得別人出頭露面可能給大家帶來的好處——集體行動內在的瓶頸制約已經在一開始就表現出來了：既然冒險犯難不僅得不到更大的好處而且會得到很大的壞處，而不冒險犯難不僅沒什麼壞處而且可能分享好處，那麼，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不可能的了。從理論上似乎可以假定和預期，具有共同利益或遭遇共同困境的工人階級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應該採取目標一致的集體行動，但在實際上，尤其是在工人階級的早期形成階段，由於工人階級的分散性、自發性，由於他們的需求、素質、認知能力和道德水平的個體差異性，集體行動基本上沒有出現。後面我們還將看到，集體行動的這一方面的邏輯一直伴隨著整個工人運動，只不過集體行動的另一方面的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它的作用而已。（3）從博弈論角度分析，由於早期工人在主觀上尚未達到整體認同而聯結為一個階級，他們採用的是非合作博弈策略，從而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模型是：有兩名嫌疑犯被拘留所分別看管，地方檢察官確信他們犯有某項罪行，但缺乏確鑿的證據，需要取得他們的口供。於是檢察官分別告知這兩個人，他們可以選擇承認有罪或不承認有罪，判決將根據其認罪態度做出，其中認罪者輕判，不認罪者重判。檢察官的對策是，如果兩人都不認罪，就給他們編造某種小罪予以輕判；如果他們都認罪，就按照他們所犯罪行起訴並建議酌情減輕一點處罰；如果一人承認一人不承認，則對承認者予以輕判，對不承認者予以重判。毫無疑問，如果兩人可以見面交流並相互信任，作為理性人，他們一定會選擇都不承認，因為這會得到最好的結果。但問題是他們既不能見面，也缺乏相互信任，於是他們從自己利益最大化出發，爭取通過認罪而得到最輕的處罰，而不管對方是否認罪，結果他們不約而同都選擇了認罪，而這恰好落入了檢察官的圈套。他們的個人理性恰好導致集體的不理性。早期工人不能夠做出團結一致進行集體抗爭這種能夠給他們帶來最好結果的策略，而是從確保自己個人安全和利益並避免最大損害這種個人理性出發，選擇了不抗爭的策略，結果自然是加重了資本對勞動的整體上的控制和剝削，而在集體境況得不到改善的情況下，個體工人的處境自然也得不到改善。2、以部分覺悟和有限團結為前提的消極集體行動和零散的積極集體行動階段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初，機器大工業和工廠制度得到大規模發展，工人在更大規模上聚集在一起，共同的勞動條件、勞動過程、勞動報酬，長時間的勞動協作和交流，勞動技能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等等，一方面使早期工人本身力量的極端弱勢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使他們獲得了更為清楚明白的階級認同和階級覺悟，於是他們開始在一定程度上組織起來並開始採取一定的集體行動。工會就是在這一時期從中世紀行會傳統中脫穎而出並登上了歷史舞台的。儘管有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但工會和兄弟會、共濟會、互助會等准工會組織還是到處成立起來並進行半公開半秘密的活動。在各類工人團體的秘密組織下，工人開展了兩種類型的抵抗和鬥爭。第一種我們稱之為消極的集體行動，主要表現為怠工（磨洋工）、降低生產速度和效率、降低產品數量和質量、缺乏工作興趣和積極性等等，有人稱之為“集體無行動”（collective inaction），與上文所提到的以服從和承認現存制度為主調的無集體行動不同，這是一種另類的集體行動。但因為“無集體行動”與“集體無行動”在字面上不好區別，本文採用“消極的集體行動”這個比較清楚明確的概念；顯然，“無集體行動、消極集體行動、積極集體行動”這種三分法比“無集體行動、集體無行動、集體行動”那種三分法要合理得多。第二種我們稱之為零散的積極集體行動，它具有雙重特性，一方面表現出公開地表示對現存制度不滿、積極地改變現狀的意向，正面主張自己的權利和要求，而不是像消極的集體行動那樣只是不合作、不投入；另一方面，它又具有零散的、局部的、暫時的、臨時的、偶然的、不確定的特性，而不是一種持久的、影響廣泛的、高度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世紀初期英國的盧德運動，主要目標是搗毀機器和工廠甚至殺死個別的廠主。此外，個別工廠、個別地區進行的短期罷工行動，由於某種突發事件而引起的群體行動，也可以歸入零散的積極集體行動之列。不過，即使是積極集體行動的出現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著集體行動的第二種邏輯出場了。奧爾森揭示了集體行動動力不足的機制：當大型潛在集團的個別成員看到他的支持對集體目標的實現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起決定作用時，以及當他看到無論他對集團目標的實現有沒有出過力他都能從他人的努力中獲益的時候，他就會傾向於放棄參與集體行動，或者拒絕為集體產品的生產支付成本。這當然是一個相當深刻的洞見，但這只是揭示了集體行動的一方面的邏輯或集體行動邏輯的一個方面，而不能把它當作集體行動的全部邏輯。本文將指出集體行動的第二重邏輯：（1）我出的力雖然很小，但很多這樣小的力匯合起來會形成排山倒海的巨力；（2）我不出力固然也可得利（分享集體產品），但人人都像我一樣不出力，結果將是誰也不可能得利（根本就不可有集體產品）。幸運的是，人類並不總是受第一種邏輯支配，至少有時候有些人（如果不是所有時候所有人）會打斷第一種邏輯而遵循第二種邏輯，於是，在這些人的帶動下，積極的集體行動（哪怕最初只是零散的和帶有偶然性的）就出現了。當然，這是一些敢冒風險的英雄豪傑，是歷史發展的推動者和創造者。正是一些最早覺悟的工人和一些積極獻身於勞動群眾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率先號召工人們團結和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與資產階級相抗衡，這才有第一批工會組織的出現。羅伯特·歐文顯然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工會的出現還意味著工人階級初步在主觀上也形成為一個階級，意味著工人階級已經打開了“囚徒困境”的第一個缺口，開始從工人之間的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3、達到了相對完整的階級意識的、自為的、積極的集體行動階段1824年，英國廢除了禁止工人結社的條例，工會運動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各個行業都成立了工會和全國聯盟，而歐文所建立的“全國職工大聯盟”，在幾個月內就集合了50萬成員。到了三十年代，英國的憲章運動、法國和德國的工人起義，標誌著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工人階級基本上由自在的階級轉化為自為的階級，工人的集體行動不僅有工會的組織和領導，還有其他社會主義政治團體和政黨的組織和領導，因而不再是零散的、局部的、暫時的、臨時的、偶然的、不確定、秘密的、非法的、非制度化的，而是經常的、普遍的、國際國內相互聯繫的、持續鞏固和發展的、公開的、合法的、制度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成為國際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而各國社會民主黨取得了工人運動的政治領導權，同時，其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政黨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工會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同時在微觀和宏觀、經濟與政治、社會與國家兩個層面展開，並且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當然，不能說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已經完結了，應該說，即使在其進入自為的、自覺地、積極行動的階段之後，它仍然要根據新的歷史條件進一步形成和發展。也不能說工人階級成為自為階級之後，其內部就不再存在自在的、自發的、分散的、離心的、內耗的成分了，而且，隨著工會組織的擴大和發展，隨著工會運動的體制化和制度化，新的問題也隨之而出現了。集體行動的困境和“囚徒困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並取得了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與工會的階級基礎中國工人階級和社會正處在一個“千年未有之變局”之中，具體可從以下八個方面加以描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從農業文明、半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轉化；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化；從一元社會向多元社會的轉化；從低度分層和僵化的社會結構向高度分層和流動的社會結構的轉化；從等級—身份社會向平等—契約社會的轉化；從政府集權社會向公民權利社會的轉化；從權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化。這八個方面概括為一句話，就是中國正在完成現代化即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根本轉型。在這個激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一是市場經濟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挑戰和機遇，包括產權關係的變化和勞動關係的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二是工業化和信息化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雙重挑戰和機遇；三是社會結構的分化和演變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挑戰和機遇；四是經濟全球化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挑戰和機遇；五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挑戰和機遇。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的確有關工人階級的前途和命運，也有關中國工會的生死存亡。應當看到，同處於社會根本轉型過程中，其他社會階層，比如幹部階層，比如資產所有者和經營者階層，比較積極和主動地對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做出了回應。相比之下，工人階級及其工會組織則顯得反應遲鈍、步履蹣跚。
一、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
1、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工人階級的初步和部分形成所謂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是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又重新開始了、再一次開始了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進一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才真正開始了全面形成和發展工業市場經濟的歷史時期。相比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工業只不過是在傳統農業經濟的裂縫中略具雛形（到1949年工業經濟不過占國民經濟的10%左右而已）；改革開放前以高度集權方式建立起來的工業體系，雖然其產值在數字上已占國民經濟總值的70%，但那不過是農業產值向工業產值的部分轉移和工業自我循環、自我增值的結果，不僅90%的人口仍然依靠農業為生，而且他們還要為單騎獨進的工業體系不斷輸血以維持其畸形的增長。真正講來，在改革開放以前，工人階級不僅在數量上遠遠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階級（在1949年和1978年，工人階級都只占總人口的10%左右而已），而且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處於相當幼稚的狀況。由於我國近現代歷史的特殊性、複雜性和曲折性，雖然經歷了大約一百年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也只是在量和質兩方面部分地形成而已，還遠遠沒有達到完全形成的程度，甚至沒有達到基本形成的歷史階段。不錯，在法律和國家意識形態上，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是社會的生產資料和國家政權的主人，或者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主人。但是，由於先天歷史條件的不足，由於工人階級的主體條件和主觀素質不足以勝任直接管理企業、國家和社會的任務，甚至不具備足夠的能力監督自己的代理人行使管理企業、國家和社會的職權，因此，雖然說作為總體的工人在法律和意識形態上的地位極高，但每一個個體工人在實際上不過是高度依附於國家的雇員，接受自上而下的嚴密的管治和控制。工人階級是企業、國家、社會的主人的自我意識和階級意識，不是依據工人實際的地位和作用而自由自覺的形成起來的，而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以政治形塑、外部灌輸等形式“被形成”起來的。有學者針對新左派把“兩參一改三結合”極力推崇為經濟民主的典範的做法指出，在勞動力國家所有制下，勞動者不是一個自由、獨立、自主的經濟主體，沒有形成自我個人利益的所有制基礎，沒有追求自我個人利益的權利，沒有尋找職業權、選擇職業權、流動權，沒有自我設計、自我奮鬥、自我發展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搞的所謂職工民主管理，具有如下消極被動的特點：（1）不是勞動者作為勞動力產權所有者和具有民主權利的公民主動積極地、自下而上地參與管理，而是自上而下地被賦予與被動員的；（2）工人只是並只能是作為整體的一分子、為了整體的利益而被調動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一旦他們抱著爭取和維護個體權利的目的參與管理，他們就必然會被剝奪參與管理的權利和資格；（3）工人在某種他們必須服從的框架內被運動，或者說他們被賦予運動自己的權利，這種民主管理不過是工人否定自己、服從集體並進而服從集體的化身（領袖）的實現形式而已。2、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和基本形成改革開放為大規模而又有效率地推進和完成我國的工業化開闢了一條正確的市場經濟道路，中國工人階級在量和質上進入了一個再形成的過程。短短30多年，2.4億多農民轉化為工人，而且在未來30年，還將有更改多的農民轉化為工人，屆時，工人階級將成為我國人數最多的階級。這是量上的劇烈擴張。當然，我們更為關注的是工人階級在質上的提高，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工人的階級意識和集體行動能力、結社意識和結社能力的發展。在過去的30年中，“老工人”即國有企業工人經歷了許多難言的辛酸和痛苦。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他們雖然並沒有成為真正的主人翁，但擁有穩定的工作和福利，並且在名義上、形式上、制度設計上、程序上有一系列工人當家作主的權利。80年代的承包製改革賦予企業管理者以很大的、不與工人分享的經營自主權，從而使工人的地位相對降低；到了90年代，工人一方面遭受下崗失業，另一方面，此前仍然保留的主人翁希望被徹底打破，工人階級回復到它的本來面目即無產階級，而且是就業得不到保障的無產階級。有學者的研究表明，在穩定而有力的國家規制下，絕大多數工人在懲罰性制度和預防性制度面前選擇了退出、服從和個人傾訴，而基本上沒有利益組織起來的公開的集體行動。工人階級的無集體行動表明他們遭受到了集體行動的瓶頸制約：工人出於自己的情境理性，以自己對社會境況的了解和對集體行動成本的估計，認為採取集體行動對自己弊多利少，通過這種理性的利害計算，無論是下崗工人還是在崗工人都喪失了集體性和凝聚力而趨於碎片化；“工人階級的碎片化與工人階層內部的非同質性型塑了工人在重大事項上利益偏好的不一致性，使集體因為工人沒有共同命運、沒有共同利益偏好而失去了共同的行動目標”；即使有了共同目標，由工人階級的分割和非同質性所帶來的集體行動能力的低下也使他們難以訴諸集體行動。但是，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都遭受過來自工人的消極的集體行為（怠工、缺勤、低效率、不合作等等）的困擾，而且有一小部分工人已經達到較高的集體認同並開展和發起了積極的集體行動，在一些企業和城市出現了為數可觀的“群體性事件”（罷工、罷運、罷教、停工、集體上訪、遊行、請願、靜坐、堵路等等）。與此同時，“新工人”即剛剛由農民轉化而來的工人，由於獲得的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工人與農民的比較利益差別，由於他們走的是一條上升的路而不像“老工人”那樣走的是一條下降的路，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具有像“老工人”那樣被灌輸的主人翁意識和正規的代表組織（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因此他們比老工人更能夠接受經濟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更能夠忍受城裡人和資本家強加在他們頭上的種種不公平的待遇和嚴重的剝削行為。當然，他們中也會發生消極的集體行動和零星的積極的集體行動，不過與“老工人”還是相差很遠。這就是說，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整體上正處於自在的、分散的、原子化和碎片化的無集體行動階段與以部分覺悟和有限團結為前提的消極集體行動和零散的積極集體行動階段之間，其中絕大部分“老工人”偏於第二階段，絕大部分“新工人”偏於第一階段。對於處在這種歷史發展階段的工人階級，現存的合法工會是一種“先賦的”、“現成的”、“外生的”的組織模型，憲法所規定的結社權的落實就表現為自上而下地把工人“嵌入”、“裝入”工會或工人不加思索地、隨著大流自然而然地加入工會。應該說，有一個現成的工會形式可以利用對工人階級來說很可能是一件好事，至少比根本就不允許有任何工會要好，至於現存工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工人，或者工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這個工會改變為讓自己滿意的工會，這取決於工人與工會之間長期的互動。
二、中國工會的階級基礎和會員來源
為了使工會真正成為工人階級的組織，首先要在會員來源上做一些必要的限制：1、工會不應接納國家、社會和企業的管理者階層作為自己的會員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對此不會有人有什麼異議。問題在於，按傳統的工人階級定義，國家、社會和企業的管理者階層也被歸入工人階級範疇。但在現代公民社會的三方格局中，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是依法協調和仲裁社會矛盾的獨立的階層，不應當再歸入工人階級之列；至於企業經營管理者，他們或者本身就是資產所有者，或者是資產所有者的代理人，更不能歸入工人階級之列了。即使在國有企業，由於年薪制和股票期權制的普遍推行，其經營管理者也已經部分地成為資產所有者了。更何況，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家、社會和企業的管理者階層實際上無需工會來代表和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或者以其個體的力量就已經處於強勢地位，或者有另外的社會政治團體，如民主黨派、企業家協會、工商聯合會，來代表和維護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也沒有必要加入工會，即使加入了，工會也難以、也不可能代表和維護他們，他們反倒會從自身利益出發、以工會會員身份對工會施加不利於普通工人群眾的影響。因此，工會章程應當明確規定：國家、社會和企業管理者不能加入工會。當然，不加入工會並不等於反對工會，實際上，國家、社會和企業管理者以及其他社會各界人士都可以以非工會會員身份同情、支持和參與工會的活動，工會方面也需要並歡迎他們的幫助。2、工會也沒有必要接納所有部門的雇員和從業人員作為自己的會員非直接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的從業人員能不能加入工會？比如第三產業中某些既不生產物質資料產品也不生產物質資料服務的部門，尤其是從第三產業中進一步分化出來的文化產業，其中的雇員可否加入工會？現行工會章程第一條規定：“凡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其他社會組織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或者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承認工會章程，都可以加入工會為會員。”這是以僱傭關係為標準定義勞動者的，自然不僅把上面所說的國家、社會和企業管理者包括進來了，更是把所有在第三產業和文化產業就業的雇員統統包括進來了。這個標準太寬泛了，僅僅把雇主排除在外。按本文作者的定義，勞動者是物質資料的直接生產者，包括簡單勞動者和複雜勞動者；工人階級是現代勞動者，包括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作為現代勞動者或工人的組織，不能夠包羅萬象，不能夠把非直接物質資料生產者包括進來。實際上，一個社會團體，能夠把數以億計的工人組織起來，已經很大很大了，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組織了，如果他能夠真正有效地代表和維護數億工人的利益，已經非常非常了不起了，根本就沒有必要對其他非工人的就業人員進行量上的擴張，這樣反而會模糊工會的目標、分散工會的注意力、增加工會的內部矛盾和工作難度。那麼有人會杞人憂天般追問，非工人從業人員，比如知識分子，究竟由誰來代表和維護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有了現成的答案：我國已經有了許多職業性、行業性、產業性協會、聯誼會、研究會，在它們基礎上可以整合和重構更高級別、更具規模、更能夠強有力地代表和維護其會員利益的組織。中國工會的職責、地位、權利一、職工合法權益的科學內涵
我國《工會法》第六條規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中國工會章程》總則規定：“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對中國工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地位、角色和職能的這一科學規定，已經得到全社會的認同。但對什麼是“職工合法權益”、它包括什麼具體內容，由於角度和方法不同，人們並沒有取得一致的認識。比較流行的一種看法是，所謂“職工合法權益”，就是指職工在勞動過程和勞動關係中所享有的“勞動權益”，主要指就業、勞動時間、工資、勞動安全、職業培訓、勞動保險等方面的權益。本文認為，這只是狹義的“職工合法權益”。中國工會所代表和維護的，應該是廣義的“職工合法權益”，即從人權和公民權利角度出發界定的“職工合法權益”，或者可以反過來說，所謂“職工合法權益”，就是指職工作為人、作為公民所擁有的、受到憲法和法律保護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1、職工的合法權益包括經濟權益、政治權益、文化權益和社會權益應該說，勞動法所稱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與工會法所稱的“職工的合法權益”是不完全一樣的。勞動法是專門調整勞動關係的法律，並不調整其他經濟關係以及政治、文化關係等社會關係，因此，它所稱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主要指勞動關係之一方的勞動者的直接與勞動有關的權益，又稱勞動權益或勞權。工會法則是調整工會與工人階級以及工會與黨、政府和企事業單位之間的關係的法律，其內容不僅涉及勞動關係，而且涉及其他經濟關係；不僅涉及經濟關係，而且涉及政治關係、文化關係等社會關係，因此，工會法中所稱“職工的合法權益”當然包括經濟權益、政治權益、文化權益和社會權益四個基本方面的內容。——經濟權益。不僅包括狹義的勞動權益，而且應包括產權權益。——政治權利。不僅僅是職工在企事業單位所享有的政治權利，而且是職工作為公民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上所享有的政治權利。——精神文化權利。首先是在勞動過程中的精神文化權利，因為勞動者不僅僅為謀生而勞動，作為人，他們也要求自己更高層面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滿足；其次是勞動者作為公民在整個社會生活中依法享受的精神文化權利。——社會保障權利。不僅僅包括作為勞動者依法享有的失業、醫療、工傷、養老、生育等方面的勞動保險，而且包括作為公民依法享有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方面的社會保障。2、職工的經濟權益包括職工的產權權益和勞動權益職工合法權益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經濟權益。由於在目前歷史條件下，勞動權益確實是普通職工主要的經濟權益，由於是勞動法首次在一般的意義上把工會確定為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於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工會界人士）便把勞動者或普通職工的“經濟利益”或“經濟權益”等同於其“勞動權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思維誤區。勞動權益固然是一種經濟權益，但經濟權益還包括更為重要和根本的產權權益，不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認為產權比勞權、產權關係比勞動關係更為重要和根本。我國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有許多區別，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我國市場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起步的，而西方市場經濟是在私有制基礎上起步的；我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全體人民都能夠分享所有權的市場經濟，而迄今為止西方國家所建立的基本上是少數人獨占所有權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於是便產生了兩個不可迴避的問題：第一，在對傳統的公有制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時，如何兌現和落實職工作為公有財產主人的所有者權益？如果只有少數人得到產權而多數人都失去產權，人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或者過去的公有制是假的，或者雖然是真的，卻是應該被廢黜和取代的；或者過去的社會主義是騙人的，或者將來要建立的是資本主義；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是要建立一種普通勞動者也能分享產權及其收益（資本及其利潤）的新型的產權制度，否則，我國的市場經濟就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有什麼本質區別了。財產權和產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根據“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中共十七大已經明確提出了保護和提高勞動者經濟利益的兩條根本途徑：一是“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產權（所有權）所產生的收入，正是典型的”財產性收入”，因此落實普通勞動者的產權，無疑屬於我們應該創造的條件和機制。根據近二十年來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某些實踐經驗，落實勞動者產權可供選擇的途徑和方法有：——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進行改制時，將一部分公有資產折抵量化為職工股份；——在國有獨資企業和國家控股企業，企業職工除了獲取勞動報酬外，有權享受一部分資產收益或利潤；——在上述企業中，將對公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和相關的權利具體分解到企業內部每個崗位和每個職工身上，使職工以模擬市場的方式在其所在的崗位上當家理財（邯鋼經驗）；——在新建企業和各類企業（包括私有制企業）增資擴股的過程中，鼓勵職工以現金購買企業股權，廣泛實行職工持股制度；——在中小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時和部分新建企業中，實行以職工持股為主體的股份合作制，從而在勞動結合的基礎上實行資本的結合，或者以資產結合為紐帶實現勞動的結合；——由傳統的集體所有製發展為勞動者社團所有制（橫店集團、萬豐集團）；——在各類企業中，職工可以以其高新技術成果或“人力資本”擁有企業股份；——勞動力產權與勞動力股本化的探索，即將企業職工的勞動力（包括簡單勞動力）折算為部分股權，勞動者在獲取工資的同時，逐步獲取部分股權收入；——鼓勵自主創業，讓更多的勞動者成為創業者。以上列舉了落實勞動者產權的一些重要途徑和方法，實踐中還會湧現出更多的途徑和方法，落實勞動者產權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將越來越大。我國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使在產權關係中處於弱勢一方的普通職工也成為所有者和產權主體，使我國廣大職工群眾和勞動者都成為有產者和“中等收入者”，從而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莊嚴承諾。
二、對工會職責和角色的全面界定
1、工會不僅應是職工集體勞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而且也應當成為職工集體產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工會的維權職能和維權內容，取決於工人階級在經濟關係即產權關係和勞動關係中的雙重地位。如果上述對“經濟權益”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麼，工會就不僅要協調勞動關係，而且要協調產權關係；不僅要維護職工的勞權，而且要維護職工的產權；不僅要成為職工集體勞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而且也應成為職工集體產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當然，此處所謂集體產權，非指計劃經濟時期產權模糊的”集體所有制”，而是指在本企業職工持股的股份公司中，由於單個職工所持股份數量甚微，不足以對大股東形成有效的制約，因此，可以而且應當把分散的職工股權集中起來，由職工持股會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行使集體產權權利，並由職工持股會派遣代表進入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工會之所以要成為職工集體勞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乃因為普通職工作為單個勞動者在勞動關係和勞動力市場中是分散的、軟弱的、無力的，因此應當把單個人的勞權組合為集體的勞權，通過結合和組織成為工會，並由工會作為代表與勞動關係的另一方進行集體協商、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以此來維護勞動者的勞動權益。與此同時，普通職工或者還不直接擁有產權，或者只擁有少量的、分散的產權，在產權關係和產權市場上也處於弱勢地位，因此應當把單個人的產權組合為一種集體的產權，通過結合和組織成為工會，並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持股會、職工董事監事等有效的機制加入到企業治理結構中去，與產權關係的另一方共同決定企業生產、經營和分配等方面的重大事項，從而維護職工、勞動者的所有者權益或產權利益。不言而喻，中國工會比西方工會肩負著更為艱巨的任務，這也正是中國工會不同於西方工會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建設及其維權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總而言之，產權關係和勞動關係是工會的基本依據和出發點；工會是產權關係和勞動關係中弱勢一方的代表者，必須以維護勞動者、普通職工的產權利益和勞動利益為自己的天職；產權關係領域和勞動關係領域是工會基本的活動領域；工會要以構建、協調、發展公正的產權關係與和諧的勞動關係作為自己的基本目標和基本任務；組織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與代表職工進行集體談判和簽訂集體合同，是工會的基本活動內容和活動方式。”由此也引發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比如，如何從產權制度改革的角度來修改現行的職代會條例、改革現行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重新界定職代會的基本職權?如何理順職工代表大會、職工持股會、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等職工當家作主的民主機制之間的關係?如何理順職工代表大會與工會之間的關係?應當說，這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模式的核心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不僅在中國工會發展歷史上，而且在發達國家工會發展歷史上，都沒有現成的答案。2、工會不僅應是職工經濟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而且也應該是職工政治權益、文化權益和社會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工會應是職工合法的政治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宏觀層面，全國總工會要代表全國職工群眾，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協以及全國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等渠道，參與立法、參政議政，實現對職工合法權益的源頭維護，落實職工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在中觀層面，各級地方總工會要通過地方人大、地方政協以及地方勞資政三方機制等渠道，表達職工群眾的利益、願望和要求；在微觀層面即基層，工會要按照黨的十七大的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務公開，支持職工參與管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工會應是職工合法的文化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各級工會要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促使文化界創作更多反映人民主體地位和現實生活、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精神文化產品；要與企事業行政一起共同建設企事業文化，滿足職工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工會應是職工合法的社會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具體論述了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完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等六個方面的內容。應該說，工會在我國社會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大有可為的，另一方面也是義不容辭的。
三、中國工會的權利和社會政治地位
中國工會肩負如此重大的社會職能和歷史使命，必然客觀上要求具有相應的條件和權利；如果工會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僅僅是執政黨和政府的一個附屬部門或群眾工作部門（俗稱“三等科室”、“二等後勤”），那麼工會斷然不可能履行自己的職責並且必將被工人群眾所拋棄。1、工會應依法享有能夠保障其履行職責的基本權利首先，工會的法定權利實際上、本質上就是勞動者合法權利的集合體，常凱等勞動關係和勞動法學者稱之為由個體勞權派生和匯集而成的集體勞權。勞動者作為個體，享有勞動力所有權、就業權、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勞動安全權、教育與培訓權、保險與福利權、勞動爭議權等等，當他們個別地行使這些權利時，是分散的和軟弱無力的，只有聯結為集體權利才具有強大的討價還價能力或談判能力。集體勞權也就是國際上所公認的工會代表和維護權（或稱“團結權”）、集體談判和集體爭議權、產業行動權或罷工權、參與或共同管理權和監督權。其次，工會的法定權利還指它作為社團法人像其他社團法人一樣所享有的財產權和訴訟權。我國法律已經規定和保障了上述大部分權利，但對工會的產業行動權或組織罷工權尚沒有明確的規定，既沒有加以禁止，也沒有加以保護。工會的產業行動權來源於工人的勞動力所有權和自由支配權，當他們以集體的形式從生產過程中撤出其勞動力時，就被稱之為產業行動或罷工，通常這是由工會來組織的，或者說是以工會形式表現出來的。工人以個體形式撤出勞動力，可以叫怠工、缺勤，但不叫罷工；一伙人不約而同地怠工或缺勤，充其量也就是消極的集體行動，可以叫做停工，還是不能叫做罷工。罷工是由工會組織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程序、有紀律的積極的產業行動和集體行動。我國政府已經簽署了含有罷工權條款的國際公約，但在國內法上還沒有立法保護工人的罷工權和工會的組織罷工權。然而，這些年來變相的罷工現象或所謂“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工人和工會無法可依，雇主、政府和法院等其他各方也無所適從，造成我國產業行動在體制外發生、體制外運行、體制外治理的不正常現象。經驗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衝突和產業行動是正常的，與其讓它們處於無序的蔓延狀態，不如將其導入和納入法律調整範圍。有鑑於此，我國許多勞動關係和勞動法學者已經反覆呼籲加快我國的罷工立法進程。2、工會應當不受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干擾依法獨立履行職責中國工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工會是黨聯繫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這是對工會地位和工會作用的正確規定和高度評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建設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障，但對此完全可以並且必須做出新的解釋。關鍵在於，隨著社會分層和利益集團多元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條件、執政任務和執政方式已經大大地改變了，從前，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都是國家的勞動者，“人民”、“公民”的概念比較單一，現在，新的社會階層尤其是資產所有者階層也加入了“人民”、“公民”的行列，執政黨和國家政權也要代表和保護它們，甚至還要把其中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和國家政權里來。可見，黨和國家正在拓寬自己的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像中國企聯之類的組織，完全可以並且也應該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把自己定位為“共產黨聯繫廣大私營企業主、企業家的橋梁和紐帶”、“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如此說來，中國工會和中國企聯都是“橋梁和紐帶”，都是“重要社會支柱”。當雙方利益一致時，或在雙方共同利益層面上，這說得通，當雙方發生衝突時，黨和國家究竟應該向著誰呢？究竟誰才是“橋梁和紐帶”以及“重要社會支柱”呢？站在協調者和仲裁者的公正立場上，黨和國家應該根據事實、依照法律來“判定”誰更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誰更符合全社會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而不能事先做出帶有傾向性和偏愛的“判決”。於是雙方就需要向“法庭”提供證據並伸張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它們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來爭得有利於自己的“判決”——而這以它們是兩個平等、獨立的“訴訟主體”和“民事主體”為前提。中國工會的獨立政治地位和社團法人地位由此昭然可見。有人說，“工會獨立”必將導致工會脫離黨的領導，這是杞人憂天之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全國人民的政治共識，是載入憲法的法律規定，脫離和反對黨的領導，就是違法，就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中國共產黨也是以法律來領導和治理國家的。因此，用憲法、勞動法、工會法等法律來治理工會就足夠了，沒有必要由黨來直接領導工會；黨和國家政權管全局、抓總體，工會以及其他社會團體內部的事情，必須由它們自己去管理，把什麼事情都堆到黨和政府身上，黨和政府也會不堪重負，並且不得不負無限責任，這是違背現代公民社會的治理原則即“小政府、大社會”與“憲政、民主和法治”的。3、工會要實行思想上、經濟上、組織上的獨立自主工會不是政黨，它不會直接去爭奪最高國家權力，而是通過具有勞動主義和社會主義立場的政黨去影響國家的政治和立法進程。它必須與社會主義政黨結成親密的聯盟，但除了在政治大原則和大方向上保持一致外，必須實現思想上、經濟上和組織上的獨立自主，而不能讓政黨包辦代替或控制決定工會的內部事務。這是保證工會履行自己職責的必要條件。工會思想上的獨立是由工人階級構成的多樣性和思想上的多元性、多層次性決定的，就是說，工會不能像政黨一樣要求自己的成員達到思想上的一元化。政黨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強制性地、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地灌輸給工會成員，工會成員只要按照工會章程實現權利和履行義務就可以了，不必在工會內部強求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倫理道德觀、審美藝術觀賞的一致。工會經濟上的獨立是指工會自行籌措和使用自己的經費、自行決定工會資產的保值增值、投資經營，自行承擔自己的經費支出，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專職工會幹部和專業人員的工資待遇由工會自行支付，而不能由政府或企業管理層支付。這樣做，一方面可以使工會幹部解除後顧之憂，不受企業行政方面對工會專職幹部的解僱威脅；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強工會幹部對會員的忠誠和責任感。工會組織上的獨立是指各級工會幹部由會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民主選舉產生，不受任何其他機構的委派和任命；工會會員對工會幹部享有充分的批評權、建議權、監督權、彈劾權和罷免權；上級工會組織領導人由下級工會組織提出候選人名單，並由本級工會全體會員秘密投票選舉產生。反過來說，如果工會仍然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在思想上、組織上、經濟上完全隸屬和歸屬於黨政系統（這在當時是必然和必要的），那麼它如何履行其在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中的基本職責——代表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呢？如果工會缺乏獨立的職權和積極進取、主動負責的精神，不能夠大膽地、及時地、卓有成效地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而是等、靠、要，或一等、二看、三琢磨），它就會失去工人群眾的信任，工人階級就會像一盤散沙，無法以集體行動的力量彌補個體力量的不足，就會越來越處於弱勢，社會的貧富分化、不公平、非正義就會愈演愈烈，最終必然會引發劇烈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動盪，從而也使黨的領導和國家政權面臨顛覆的危險。如果這種推論是正確的，那麼，這正好說明了一個深刻的真理：正因為工會沒有成為職工合法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它也就不可能成為黨聯繫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以及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可見，怎樣使工會成為憲法和法律規定下獨立自主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怎樣使工會真正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是我國工會改革和建設的最重大、最關鍵的問題。從需要層次論和社會衝突論 看工會的本質、屬性和功能國內對工會的本質、屬性和功能的研究，強調的是工會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中客觀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直奔勞資和諧與社會和諧的目標，而看不到這種和諧只能通過勞資衝突才能實現。本文側重從滿足主體需要的角度來看工會的屬性和功能，而且強調從勞資衝突的建設性作用出發來看工會的社會功能。
一、工會是以工人為主體的僱傭勞動者自願結合的群體組織
從工會產生過程來看，工會最初是以工廠工人為主體的、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處於被僱傭地位的簡單勞動者的聯合，至於複雜勞動者組織或加入工會，那是一百多年以後的事了。簡單勞動者或藍領工人之所以率先組織工會，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人數眾多併集中於工廠從事集體勞動，具有組織工會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在與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和市場交換關係中處於劣勢地位，單個工人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勞動權利，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制約資本家的權力、限制資本家的剝削，因而具有組織工會的主觀願望。高級技工、技術人員和低層管理者等複雜勞動者雖然也是僱傭勞動者，但他們最初人數很少，又擁有較高的職業技能或韋伯所說的“市場能力”，因此對他們來說，理性的選擇不僅不是成立或加入工會，反而是與資方合作，而資方也願意把他們拉攏和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只是在進入20世紀後，隨著複雜勞動者人數的增多，部分複雜勞動者才逐漸加入工會。簡單勞動者或藍領工人又包括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兩部分。熟練工人具有較高的技術和技能，是生產過程的主體力量；非熟練工人（含學徒工）只有很低的技術和技能，是生產過程中的輔助力量。工會的出現有賴於這樣一個歷史契機，那就是勞動者已經具有一定的“市場能力”並在生產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具有了一定的與資本討價還價的意識和能力，很顯然，非熟練工人不具有這樣的條件，因此率先成立工會的只能是熟練工人。按照中世紀手工業傳下來的行會傳統，最初的工會都是由擁有一定技術和技能的熟練工人組成的行業工會。但工會的發展有賴於把所有工人都組織到工會中來，而這是一件需要努力爭取才能完成的事情。按照產業原則把同一產業里的工人不分職業、技能、熟練程度、新老和男女區別組織成為產業工會，在英國直到19世紀末才實現，在美國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實現，其間發生了老工會主義即行業工會主義與新工會主義即產業工會主義之間的激烈爭論和鬥爭，最後，產業工會終於基本上覆蓋和統一了行業工會，從而使工會運動達到了較高的組織水平。美國的勞聯和產聯經過長期爭執最後合併為勞聯-產聯，生動地說明了工會運動的這一內在發展邏輯.20世紀以來，複雜勞動者或白領工人也逐步加入了工會。不管情況如何變化，工會是僱傭勞動者的組織、工會運動是勞動運動這一本質規定，在工會消亡之前是不會改變的。
二、從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看工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屬性和功能
工會是具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屬性的社會組織，是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工會具有經濟屬性，是工人為了加強與資本家的市場交易能力或討價還價能力、提高自己的工資收入等經濟利益而成立的“勞動聯合”，獲得較高和更高工資、較短和更短工時、較好和更好勞動條件（換一種說法就是避免較低和更低工資、較長和更長工時、較壞和更壞勞動條件）是工會的直接目標。工會首先是一個經濟組織，是在企業和產業這些更大經濟實體中與資本方和雇主組織相對立的方面。其次，工會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屬性。僅僅是為了成立工會組織，工人們就不得不與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和政府的殘酷鎮壓進行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這已經是一種政治行動了。在工會合法化之後，工會的發展表現為由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的過渡：（1）企業工會、行業工會、地方工會之間的聯合，直至成立全國性產業工會乃至全國總工會；（2）全國性工會組織通過遊說議員、通過支持代表或同情工人階級的政黨，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帶入國家政治生活層面，使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性質發生部分質變。工會不是政黨而始終是群眾性組織，但工會肯定是重要的社會政治團體，即使不涉及別的理由，僅僅因為如果不進入政治層面工會就不能有效地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工會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個政治組織。第三，工會也具有特定的文化屬性。工人階級一定會把自己的價值觀、情感、信念、道德和習俗帶入到工會之中；他們成立工會，不僅僅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同時也是為了滿足自己作為個人和社會成員的精神需要和文化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想過一種可以歸屬於其中的、有尊嚴的社團（society）生活的需要，對這一點，泰尼鮑姆在其《真正的社會：一種勞動哲學》中說得最為清楚明白。除此之外，工人們還希望自己的組織能夠滿足自己提高知識、技術和技能水平的職業教育需要，以便能夠反過來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力和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和赫茨伯格的雙因素論對於我們理解工會的屬性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兩種理論的關係可以圖示如下：https://bbs.creaders.net/upfile/images/20211207/20211207061139_19856.png如果說，工會作為經濟組織，主要是為了滿足工人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工會作為政治團體，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工人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工人的歸屬需要和自尊需要，那麼，工會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則主要是為了滿足工人的歸屬需要和自尊需要。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發達國家，至今還很少有工會能夠把滿足工人的自我實現需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後面我們研究工會的內在矛盾和發展前景時，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可以毫不猶豫地斷言，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工會，都同時具有經濟、政治和文化屬性，只不過由於其所處環境不同，這三種屬性的比重和組合方式會有所不同。一般來說，經濟屬性是所有工會最重要的屬性，即使在某些特定歷史條件下，某些政治工會及其成員會毅然犧牲當前的經濟利益，甚至甘冒犧牲生命的危險，但那也是為了在未來獲得更大更長遠的經濟利益。在不同歷史條件和不同國情下，工會的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會有很大的區別，以至有些國家的工會似乎僅僅只是一個經濟組織。不過，仔細觀察之下，這些工會也具有哪怕是非常微弱的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工會既然是工人階級為了滿足其生存、安全、歸屬和自尊等需要而建立起來的，工會既然就有經濟、政治、文化屬性，那麼反過來說，工會的功能、職能、效用和作用就在於充分地實現其經濟屬性、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就在於滿足工人階級的生存、安全、歸屬、自尊等需要，進一步說，工會的功能、職能、效用和作用，就是要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代表和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工會的經濟功能就是要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權益，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工會的政治功能就是要維護工人階級的政治權益，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工會的文化功能就是要維護工人階級的文化權益，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地位。
三、從社會學的衝突論與工會的社會功能
那麼，工會有沒有一般地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社會功能”呢？當然有，但這種社會功能正好是通過履行其代表和維護工人階級權益的職能來實現的，而不是作為整個社會共同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維護者的身份來實現的，這是因為，在存在階級矛盾和對抗的條件下，沒有抽象的社會共同利益，而只有具體的、對立雙方都認可的共同利益，也就是通過勞資雙方的鬥爭達成妥協和合作以後才能實現的共同利益，如果勞動者和工人階級不積極主動地與資產階級進行鬥爭而是消極被動地屈服於資產階級，如果僅僅由資產階級單方面來界定社會利益，那麼，這種“社會利益”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社會利益，而只是一種打扮成社會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狹隘的階級利益，由此來指責工會運動破壞了公共秩序、損害了公共利益，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不能抽象地談論工會的社會功能，一定要在階級鬥爭和階級合作的具體場域中來界定工會的社會功能：工會很好地履行了維護工人階級權益的職責，也就從根本上履行了自己的社會功能。在現代民主政治框架內，社會共同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維護者，既不是工會也不是雇主協會這些社會組織，而應該是國家這一最高的政治實體。這一觀點能夠得到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方面的廣泛支持。限於篇幅，此處僅僅引證著名社會學家齊美爾、科塞等人的相關論點。齊美爾的《衝突論》和科塞的《社會衝突的功能》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1）社會衝突並不像帕森斯等人所認為的是病態的、反常的社會現象，只具有破壞性、分裂性的後果，它們也是一種社會化的形式，一定的衝突是群體形成和群體生活持續的基本要素；（2）衝突通過加強群體意識和分離感而在社會系統中的各群體間建立起邊界線，由此使系統內的群體身份得以確立，相互的排斥通過在不同群體間建立一種平衡而使整個社會系統得到維持；（3）經常的和制度化的衝突可以釋放和宣泄敵意和緊張，因此衝突對社會秩序具有保護或安全閥功能，相反，如果不提供這種出口，敵意就會被堵塞並累積起來，最終導致社會關係的解體；（4）建立在多重群體關係之上的多元社會，有可能通過群體間的多重關係和多種形式的衝突而被“縫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多種衝突可以相互抵消，使社會不至於沿著一條主要的分裂路線走向二元化並最終走向崩潰；（5）公開地表達出來的衝突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因為正是衝突機制使社會面對挑戰時能夠進行積極的調試和調整，能夠推動規則和法律的修改，從而使社會能夠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延續下去，相反，一種不允許衝突存在的僵化的社會制度，不僅達不到真正的穩定和牢固，而且一定會因為阻止必要的調整而走向災難性的崩潰；（6）與外部群體的衝突會增強內部的團聚力，而專制主義並非團聚力增強的結果，反倒是內部完全失序的結果；（7）衝突能使對立雙方高度組織化和鬥爭規範化，勞資鬥爭的歷史證明，對方的統一和組織化對己方是有利的，因為這可以在對立雙方之間引入共同規範，即雙方約定用常規武器進行鬥爭，所以雇主方面希望工會能協調統一工人的行動，以免遭受好鬥之士的號召和野貓式罷工，而工會方面也希望甚至幫助雇主方面組織起來，這樣它就不必去與許多不同的雇主討價還價，這樣一來，資方的聯合與工會的聯合同步增長，兩個組織互為存在的條件，就像外部的衝突加強了各自內部的團結一樣；（8）在衝突沒有發生時，對立雙方對各自的力量並沒有確切的了解，通過衝突和較量，雙方都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而和解正好發生在雙方通過衝突使各自的實力得到鑑定之後，與此相反，互不了解會使和解變得更加困難；既然衝突成為確定對立雙方相對實力的最有效的手段，那麼它也就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平衡機制。科塞最後總結說：“在一個對衝突根本沒有或只有不夠充分的容忍和制度化的社會結構里，衝突易於導致機能失調。衝突導致分裂的威脅的強度和對社會體系公認的基礎的破壞程度，與這個社會結構的僵化程度有關。威脅這樣一個社會結構內部平衡的不是這樣的衝突，而是這種僵化本身。這種僵化使得敵意能夠積累起來，一旦衝突爆發，這種積累的敵意就會集中到一條導致分裂的主線上。”問題不在於人為地遏制和消滅一切衝突，而在於使衝突公開化、正常化、經常化和制度化，使之變成一種良性的社會推動力量。這是社會學的發展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遺產。這也證明了，工會在履行自己的天職和使命的同時，也在推動工業社會和公民社會的發展。
四、略論中國工會的本質、屬性和職能
從上述理論觀點來看中國工會，我們可以得出三個基本的觀點：第一，中國工會是以工資收入為主的被雇用勞動者的群眾組織，即使國企工人也存在著與國家及其委託的管理者的僱傭關係，國企與國企工人也是一種勞資關係，只不過不是私人資本與勞動者的關係，而是國家資本與勞動者的關係。因而工會與企業之間也必然存在著利益矛盾和衝突。私營企業工會就更不用說了。第二，中國工會也必然具有經濟屬性、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應當全面地代表和維護工人的經濟權益、政治權益和文化權益。中國工會不能代表全國人民的總體利益，而是通過維護好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來促進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實現。第三，勞資之間、工人和工會與企業和雇主協會之間一定會存在利益、立場和觀點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這在工業社會和市場經濟中是常態而不是非常態，因此切忌由政府出面強制性壓制這種矛盾衝突，而是要引導這種矛盾衝突在法制的軌道上，用和平民主、協商談判的方式得到解決。當代工會面臨的挑戰和工會的未來工會運動發展到今天，雖然取得了無數的成果和重大的發展，但又面臨著新的挑戰。工會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工會運動將會走向何處？
一、當代社會對工會的挑戰
當代社會對工會的挑戰是多層次和全方位的，對工會的改革和發展提出了多重的需要。我們在這裡僅討論其中主要的幾種。1、產業結構升級和後工業社會對工會的挑戰二戰以後，發達國家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先是服務業或第三產業得到迅速發展，然後是文化/知識產業從服務業中分化出來並得到迅猛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已經成為引領整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後工業社會、信息文明、知識經濟已經基本成型。眾所周知，工會一向是以工業為依託、以藍領工人為主體的，現在，不僅服務業和知識產業是以複雜勞動者為主體的，就是傳統工業產業也在很大程度上知識化了，其中的複雜勞動者（白領工人）數量已經超過了簡單勞動者（藍領工人），於是出現工會會員數量急劇減少的現象。如果這種狀況繼續發展下去，將來藍領工人的數量一定會像當年的農業勞動者一樣降到10%以下乃至趨近於消失，傳統工會也就面臨著消亡的前景。工會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把複雜勞動者或白領工人吸引和組織到工會中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工會遭遇到極大的挑戰，因為大量白領工人、職員和知識分子對加入工會缺乏欲望和興趣。施奈德在《德國工會簡史》中講述了這種情況：“隨著後工業社會的形成，工會的社會基礎即男性的、工業（專業）技術工人數目也在減少，1987年職員的數目第一次超過了工人。工會在一些重要領域——煤炭、鋼鐵、造船業中充當了幾乎已無法長期生存的產業結構的捍衛者的角色，而新興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雇員則對工會表現冷淡，甚至採取拒絕的態度。於是‘工會的終結’這句話四處流傳。”2、產權結構的社會化及其管理制度的創新對工會的挑戰產權結構的社會化表現為企業股權的多元化和大眾化以及雇員養老基金持股、員工持股等等，這要求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掌握企業法人財產權的經營管理層已經不是少數幾個股東的受託人，而且是包括員工股東在內的數量眾多的股東的受託人，因此，即使僅僅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單一經營目標，也要調動企業所有利害相關者（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激發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性、責任感和忠誠。經營管理層（按傳統習慣繼續被稱為“資方”或“雇主”）一方面繼續通過與工會的集體談判來調解勞資關係或產業關係，另一方面又繞過工會，運用某些人本主義的管理思想和人力資源政策，直接向員工個人灌注和形塑激勵機制，於是出現了托馬斯·寇肯等人所說的工會化產業關係向非工會化產業關係、集體談判體系向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的轉化：“新型的更加精細的非工會制度是以20世紀60年代早期出現的激勵理論為基礎的。個人被假設為：本質上願意努力工作，有很強烈的心理成長需要，對組織目標具有高度的責任感。當時，行為科學中關於工作擴大化和工作豐富化的理論也受到管理者的關注，一小部分勇於創新的企業在新的工作場所的設計實踐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些新的理論促進了有利於引進更加多變的、有挑戰性的和利於個人成長的工作安排的技術發展。最後，研究工作設計的後續者得出如下結論：一個好的工作是能夠提供高度反饋、具有任務多樣性、挑戰性、自主性和有機會學習新技術的工作。社會技術專家對這一思想進行補充，他們推薦通過小組或團隊的方式組織工作，而不是通過分配個人任務和工作描述的方式。”面對這種形勢，工會方面缺乏積極主動的對策。寇肯等人指出，傳統集體談判模式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管理者管理，工人及其工會通過集體談判提起或者協商來施加與管理層決策有關的影響。工人領袖對於參與管理層的共同協商或分享決策權的憂慮，反映了勞工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商業工會主義傳統，工會擔心被誘騙支持不令人滿意的選擇，或者在政治上被認為過於接近管理層，以至於疏遠了各階層工人的利益。由於有這些疑慮，又加上傳統的集體主義思路，工會領導人和工人代表即使進入了董事會，注重的也主要是集體談判模型中所注重的問題，還不能滿足工人的個性發展要求，而直接面向個體工人的新需要和新訴求，正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優勢。3、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變化對工會的挑戰馬克思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標準劃分階級的，他沒有預料到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有產化、勞動產權和勞動資本化的可能性。韋伯的多元論階級劃分方法則提供了這種可能性。在韋伯的體系中，生產資料所有權固然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其他具有重要市場能力、行動能力和討價還價能力的要素，如經營和管理的資源和能力，技術、技能、知識、教育和手工勞動力等資源和能力，總之，通常人們所說的“財富、權力和聲望”，都影響和決定階級的構成；市場能力的組合是多種多樣的，但大致上會形成幾種主要的組合從而形成幾個主要的階級類別：主要擁有最重要生產要素即生產資料或財產或資本的人們構成上層階級，主要擁有個人職業能力、市場競爭力和獲利能力的人們構成中層階級，主要擁有勞動力的人們構成下層階級。韋伯由此在馬克思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植入一個中間階級，由此形成一個等級階梯式的而不是兩極對立式的階級結構；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人們的市場處境和階級處境是可以改變的，他們可以從一個階級上升或下降到另一個階級。新馬克思主義者賴特吸收了韋伯的多元方法，建立了一個以僱傭關係、生產資料（資本資產）、管理權力（組織資產）和技術專長（技術資產）為四個維度的階級分析模型，認為在後工業社會存在著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僱傭勞動，處於階級結構的邊緣，不是主要的階級，構成階級結構之兩極和主體的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由職業經理和技術專家構成的“中產階級”，處於階級關係中的矛盾位置上，兼具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雙重屬性，其中位置較高的接近於資產階級，位置較低的接近於工人階級，因此它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毋寧只是一個中間的過渡階層。賴特最終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二分法，否認獨立的中產階級的存在，按他的計算，到1990年，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仍占就業人數的50%以上。更多的社會學家則確認後工業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立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不論在人數還是在財富占有量上都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體和主流，因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由一個兩頭大中間小的槓鈴型社會結構轉化為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這種變化對工會運動的影響甚巨，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們一半以上甚至高達80%以上自我認同為中產階級，而工會向來被認為並就是工人階級的組織。施奈德分析了德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對德國工會的影響：（1）工會組織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傳統的工人生活環境正在消失。不容否認的是，隨著綠色環境居住運動的展開，隨著自己的小住宅自成一體、晚間家庭電視消遣和自駕車在住宅和勞動場所之間長途往返，一方面促進了分散傾向和非集體化傾向，另一方面縮小了社會差別。（2）尋求安全成為一項重要的生活準則：職務晉升、家庭穩定、消費能力提高和拒絕積極的政治活動。職業上是謀生，而生活願望只在業餘時間內實現，以“業餘享受”形式表現出來的“生活質量”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決定了廣大工人（雇員）階層的社會現實。（3）經濟奇蹟和社會市場經濟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廣大雇員重新肯定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相信在這個制度基礎上可以公正地解決利益衝突，工會是否必要成為問題，個人晉升似乎也是一條大有希望的改善生活狀況的途徑。（4）很大一部分工人把自己認為是中間等級的一部分，許多技術工人、職員、公務員即使不認為集體利益代表形式“有損自己的尊嚴”，也會認為這是可以放棄的。工人與職員在收入差別和享受消費消遣的機會差別趨於消失。4、經濟全球化對工會的挑戰經濟全球化對工會的直接影響是，資方和雇主為了規避工會化而關閉工會化工廠，把它們遷到工會力量薄弱的國家和地區，或通過訂單控制和技術控制把製造和加工部分外包給不發達國家的工廠，這就使發達國家的大量工人面臨失業的危險，當然，還有不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相當數量的移民也在以低價與發達國家的工人爭奪就業機會。面對這種情況，工會不得不降低集體談判的要求或勞動標準，或者讓地方和工作場所一級的談判取代全國和產業一級的談判，而這又加劇了工會結構本身的矛盾。當然，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不發達國家工業的發展，也給不發達國家的勞動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但對於走在世界勞動運動前列的發達國家的工會來說，卻提出了許多亟待解決的難題。5、工人需求層次的提高對工會的挑戰工會存在的理由歸根到底是要滿足工人的需求。前面我們談到過，由於在工業社會階段工人的需求層次還比較低，因此工會主要是滿足了工人的生存/物質/生理/經濟/安全需要，其次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工人的歸屬和自尊需要，但這一方面只是在工會內部得到較大的滿足（儘管工會本身的等級化和官僚化對此又打了不少折扣），但工會並沒有為工人的歸屬和自尊需要在更大的社會生活範圍內的滿足提供足夠的幫助。至於工人作為獨立個體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則基本處於工會的視野之外。工會作為一種團結互助的組織，本質上是弱者的一種集體生存和鬥爭方式，因而在本質上懼怕個性的發展和個人對成長、成就、自我實現的追求；它提供的是一些滿足工人基本需求的標準化產品和服務，而不能提供滿足工人特殊需要、高層次需要的個性化產品和服務。但是，隨著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隨著簡單勞動向複雜勞動的轉化（其背面是物質資本向人力資本的轉化），工人新的需要和價值觀也逐漸成長起來了。莫斯·堪特爾指出，1977年在美國，工作有兩個主題：一個主題仍然延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模式和軌跡，但是另一個是正在發生的新的或者是強有力的改變，工作是一種自我尊重和非物質性的獎勵——挑戰、成長、個人成就、工作的樂趣和意義、發展和積累的機會，以及健康和安全的生活；工作還應該滿足在個人權利、正義感和公平等方面不斷增長的員工意識和意願。一個受到更好教育的工作群體，同時也是更加具有批判性、質疑能力和更多要求的勞動者群體正在形成，如果不能滿足他們的期望，就會使他們產生失敗感和挫折感。這當然不是說傳統的集體談判模式所取得的那些基本的和歷史性的成就不重要了，或者說對工人的物質獎勵的需要——收入、安全、健康和僱傭保障的滿足已經不重要了，而是說工會應該積極回應工人的新需要，正是在這一點上，工會還無力滿足雇員的新需要和新預期。調查表明，工會會員對工會各項工作的滿意度依次是：（1）獲得更好的薪水——84%；（2）保護工人免受不公正的待遇——83%；（3）獲得更好的福利——76%；（4）處理申訴——69%；（5）使工作更有趣——46%；（6）在管理決策中代表工人的利益——41%；（7）讓工人擁有關繫到他們如何完成工作的發言權、提高勞動生產率——40%；（8）讓工人擁有關於業務的發言權——27%。德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德國工會傾向於把工人和雇員的個性願望當作一種錯誤意識，而不能明確肯定這種新的個性自由需要與可能性的發展，既然如此，傳統的集體調節模式就開始失去作用；於是，“工會已落到它們自己參與創造的一種發展後面。今天人們之所以能激烈地闡述塑造個人生活的需要，也是而且恰恰是由於工會參與創造的普遍的生活質量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當然，“承認雇員內部及其不同的生活樣式和利益，並不意味著工會必須放棄一種廣泛的社會秩序觀念，但是，它們必須要比以前更加明確地把一個團結互助社會的目標具體化，並且要以雇員多種多樣的需要和願望為準繩。這個社會的中心既非技術亦非經濟，而是人。”適應和滿足工人的新需要和新期待，促進他們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發展，並不是要徹底放棄工會的組織權威和團隊紀律，而是要使團結互助原則與個人自由原則相協調，正像施奈德所指出的：“工會確實沒有理由放棄它們的基本原則：社會公正、人們的團結互助、自由、民主以及國際合作，這些都是工會政策的基本要點。鑑於世界範圍的貧困、剝削、各種政治陰謀、伎倆和壓迫，鑑於環境破壞與戰爭危險，這些基本要點都沒有失去現實意義。工會正處於估計將比它們的歷史中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深刻和根本的變化之中，但是它們沒有終結。”
二、工會的對策和發展戰略
各國工會都在想方設法應對上述挑戰，此處不贅。我們要想說的是，從本書的勞動哲學思想出發，可以提出什麼樣的對策呢？1、工會要重視對工人的勞動產權的維護和追求工會最初是由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勞動者所結成的勞動力聯盟，因此，長期以來工會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為工人爭取更高的勞動力價格或工資水平上，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然而，經過長達兩個世紀的鬥爭，工人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人的勞動力素質和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前者使工人能將一部分收入轉化為資本，成為資本所有者，後者使工人能以職業技能和人力資產直接提出對企業的產權要求，因此工會不能停留在維護工人狹義的勞動權利即就業、工資、工時、工作條件、福利保障等基於勞動力的權利上，而且要理直氣壯地追求包括勞動產權、勞動者的資本權利在內的廣義的勞動權利，或者說勞權與產權相統一的經濟權利（說法可以多樣，但實質和內容是一樣的）。2、工會要重視對工人的職業培訓和人力投資根據我們前文所說的，在工業經濟高級階段和知識經濟中，複雜勞動就是人力資本，因此，不斷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力和職業技能，是獲取勞動產權的主要依據，也是實現勞動與資本合作乃至勞動僱傭資本的重要條件。舉辦多種多樣的在職培訓和業餘培訓，不一定能收到立竿見影的經濟效益，甚至還要求工人支付一定的費用，花費很多的閒暇時間，但這是一種長期投資，能夠帶來非常可觀的未來收益。工會如果不重視這方面的工作，就是沒有維護工人根本的和長遠的利益，工人就會因為只擁有簡單的勞動力和缺乏人力資本而永遠處於弱勢的經濟地位。3、工會要組織工人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並實現勞資共決經營管理絕不僅僅是雇主或經營管理者的事情，不管工人是作為勞動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還是作為股東，都有必要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當然，工人最初缺乏經營管理的必要的經驗、知識和能力，企業的經營管理層也會以工人參與經營管理缺乏效率為由製造種種障礙，但誰也不是天生的企業家，普通工人經過學習和實踐，也會對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工人委員會、勞資協商會、團隊自主管理、工作生活質量管理、質量圈等等，都是工會引導和推動工人參與管理的可資利用並可進一步完善的形式。當然，參與管理也好，勞資共決也好，並不是要取消管理與被管理的相對區別，即使是在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也需要有專門的、職業的管理者，但工人的參與管理和民主管理，可以消除管理與被管理的二元對立，從而把企業創造成為高效而又人性化的組織和利益共同體，在這裡，工人的的歸屬、自尊、合作、認同等中層次需要能夠得到比較充分的滿足。4、工會要推動工人的自我實現需要的滿足和勞動過程中異化的消除工會要積極吸收由資方和雇主方率先提出和實行的人本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等能夠消除勞動活動的異化性質的辦法，而且作為工人的組織，工會應當也能夠比資方和雇主方做得更好。如果勞動者和工會方面繼續以勞資非合作博弈或勞資之間永恆衝突的眼光看問題，那麼，所謂人本管理或人力資源管理的確就是資本剝削勞動的種種花樣翻新、溫情脈脈的形式。比如，勞動過程理論家布洛維在一家芝加哥工廠做社會調查時發現，那裡的工人熱衷於一種“趕工遊戲”（the game of making-out），因為他們認為這種遊戲激發了技巧和鬥志，提供了自我表現的機會，增添了成功和勝利的感覺。布洛維認為，工人認同了這種遊戲規則，異常努力地工作，殊不知中了資本家的狡計：資本家以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升遷、物質的和精神的獎勵、人為地設計和製造的“滿意”，誘使工人主動地、積極地接受資本主義秩序，從而成功地實現了從“工廠專制主義”向“文化霸權”的轉型。另一方面，工人由於在趕工遊戲中得到了種種滿足，在不知不覺間積極參與了對自己的剝削；工人們在一定的工作設計和工作組織中獲得了選擇的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機會，按照自己同意的遊戲規則進行競爭，出人意料的結果卻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剝削結構的再生產。應該說，布洛維的觀點有其深刻之處，他指出的這種深層異化現象也的確是存在的，但工人追求自我實現和自我表現的需要也是天經地義的，因此，問題不在於工人們應不應該參與這種“趕工遊戲”，而在於消除對這種遊戲的操縱、控制和剝削。工會的責任就是要為工人的自我實現創造一種自由的、平等的、公正的環境，在消除資本對勞動結果的剝削的同時使勞動過程變成一個勞動者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
三、工會的未來與工會的終結
如果工會在以上幾方面做得很好，那麼工會就會得到全面的發展嗎？從一方面來說是的——如果我們對工會做一種廣義的、擴展的理解的話，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所有就業者、工作者、雇員和自雇者都叫做“勞動者”或“工人”的話，工會的確有可能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傳統意義上的工人（藍領和白領）和所有職員、公務員、知識分子統統吸引到工會中來。但如果我們堅持工會是勞動者或工人的集體組織這一原初的定義的話，那麼我們不得不說，工會的未來就是工會的終結或工會的消亡。工會的終結是在以下兩個層面上說的：1、雇主組織和工會組織將會融合為統一的職業組織和產業組織按照人類社會一種理想的發展趨勢，勞資共決、勞動與資本相互僱傭、勞動產權與資本產權相互滲透的長期發展，會使勞動與資本的邊界漸漸模糊。當然，相對的區分還是會長期存在的，但問題是，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同時兼有勞動者與所有者、雇主與雇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多重身份，那麼，與其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參加不同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不如實現這些從前是對立的組織和團體的融合和統一。那時候將有遍布於各個產業的多種多樣的職業組織和產業組織，由它們來協調和解決各自範圍內的利益矛盾和紛爭。在這個意義上，未來的職業組織和產業組織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復歸於中世紀的行會組織，因為行會是整個行業內所有從業人員（包括師傅和幫工）的共同組織，而後來的雇主組織和工會組織正是行會一分為二的結果。區別只在於，未來的僱傭關係根本上不同於行會內的僱傭關係，因為那時每個人將同時是勞動者與所有者、雇主與雇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2、原來意義上的勞動者趨於消失因而工會失去其存在的基礎按照我們的勞動哲學構想，物質資料生產會縮小為人類社會生活中很小的領域，其中的從業人員只占社會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活動本身也與其他產業人們的活動一樣是一種自由的、自我實現的活動。因此，那時已經沒有專門的勞動者或專門的工人這種特殊的社會身份了，作為他們的特殊組織的工會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如同氏族組織、家族組織、村社、行會等等發揮完它們的歷史功能自然就趨於消亡一樣，甚至如同階級專政、強制性國家完成它們的歷史功能自然就趨於消亡一樣，工會在完成它的歷史功能後也會愉快地告別世界而得到安息，在此之前，工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過是為這一天的到來準備歷史條件而已。工會的終結這個乍一看非常悲觀的結果，其實是一個非常樂觀的結果。代替工會和雇主組織的，將是那樣一些自由的社團和自由的聯合體，再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語）。所以，我們不必擔心工會的消亡，真正需要擔心的倒是工會的不消亡。在我們曾經預想的其他比較不確定的乃至悲觀的人類未來前景中，勞動與資本將永遠處於衝突狀態，因而工會與雇主組織也會成為永遠對立的社會組織。為建立公平正義的勞動關係而奮鬥 ——《江松勞動哲學專欄》告別語為期三年之久的《江松勞動哲學專欄》終於落下了帷幕。感謝親愛的讀者伴我一路同行，感謝《中國工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自由、開放的交流對話的平台。正如《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2011—2012）》所指出的，在過去兩年裡，由工人自行組織和發起的集體維權行動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主流，並反映了中國勞動關係在市場化轉型完成之後的一種必然趨勢。工人集體行動自上個世紀末興起之後，在彰顯工人訴求的正義性、推動勞動立法、促進勞資關係調整機制建設等方面的作用正在逐漸顯現。這類行動向社會各界表明，中國工人在市場化的勞動關係中，已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理解了自己的權利，並為實現這些權利而行動。儘管這類行動仍然存在組織性程度低，並帶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臨時性等缺陷，但行動本身仍然表明，工人們的階級意識和行動意識正在形成。這也正是本專欄賴以產生並持續存在三年之久的背景、推動力及其責任和使命所在。勞動哲學，也可以說就是勞動關係或勞資關係哲學。它是對過去和現在的反思，也是對未來的一種展望；它是對現實勞動關係的批判性審視，也是對理想勞動關係的一種頂層設計。這樣一種反思、批判、展望和設計，不應該僅僅是勞動者一方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而應該同時面向勞、資、政三方；不應該僅僅是勞動者的自我意識，而應該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只有這樣，它才能夠推動公平正義的勞動關係的建立和發展。勞動哲學首先是面向勞動者的，是一種為了勞動者、依靠勞動者、屬於勞動者的哲學。在中國市場化改革的30餘年間，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益和地位，呈現出一個不斷下滑的趨勢，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各種各樣的統計數據和調查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中國的GDP和經濟總量已經躍升到世界老二的位置，與此同時，勞動者並沒有同比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相反，卻承擔了改革得以不斷推進的絕大部分成本和代價：數千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兩億多在城鄉分治體制之間來回奔波的農民工、5800萬留守兒童和2000萬流動兒童、6000萬以上的勞務派遣工、600萬以上的塵肺病農民工……這些冰冷的數字中包含了多少勞動者的血淚、痛苦、屈辱和無奈！他們的這種犧牲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所謂“人口紅利”，變成了國家財富以及先富階層豪富的一部分。對這種不公平的現實，哲學不能夠漠然視之，不能夠以一句“歷史進步的不可避免的代價”輕飄飄地打發掉，而應該進行深入的批判和基於學理的抗議，應當從哲學的高度伸張勞動者的權利和要求。勞動哲學是一種為了勞動者的哲學。然而，這樣一種勞動哲學不應該也不可能是知識分子在學院和書房裡一廂情願地進行的構想，它應該也只能來自於、植根於勞動者的思考、呼聲和抗爭。從90年代國企改制過程中工人的抗爭，到近十年來方興未艾的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工潮，無不表明：歷史並不是一個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進程，歷史其實就是各種具有意志力量的個人、人群、階層和階級之間的博弈過程，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逐漸覺醒了的勞動者正從消極被動地承受轉向積極主動地對歷史進程施加影響。工人們在思考，在議論，在聚會，在上網發聲，在網上網下團聚和組織，在發動此起彼伏的集體行動，一種新的歷史主體正在形成和發展。正是他們，內在地需要也內在地支撐一種勞動哲學。不僅如此，在我幾年來與工人們的接觸中，還驚喜地發現，這些普通的工人，正通過各種各樣的社會媒介和網絡自媒體，用各種各樣的體裁和形式，諸如小說、詩歌、音樂、繪畫、戲劇、小品、相聲、影視、口述歷史、行為藝術、博客文章和微博帖子等等，表達自己對於歷史、社會和人生的思考，其中不乏哲學思考，而這正是勞動哲學最直接最豐厚的思想資源。不言而喻，勞動哲學是依靠勞動者的哲學，否則只能成為知識分子的自說自話。只有那種緊緊地依靠勞動者的哲學，才能夠也必定能夠成為屬於勞動者的哲學。的確，自古到今，勞動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自己獨立的哲學，而只是接受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地灌輸給他們的哲學。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墨子哲學可以說是屬於勞動者的哲學，但秦漢以來即被打入冷宮，幾乎失傳，直到近代才被重新挖掘出來。在西方歷史上，也是到了近代以後，才湧現出為了勞動者、依靠勞動者、屬於勞動者的哲學，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東方國家的命運另當別論，在西方，它至今仍然是勞動者的重要思想資源，仍然是底層社會賴以批判和抗爭的理論武器。哲學是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是存在論、價值論、認識論，是靈魂、理念、信仰，是有限之無限、相對之絕對、無用之大用，是人之為人的一個重要維度，沒有哲學的人生，其實是懵懂的人生，至少是沒有深度、廣度、力度和強度的人生。每一個人都需要和應該有一定的哲學，每一個勞動者也都需要和應該有自己的哲學。歷史上人數最多的勞動者之所以總是處在弱勢的社會位置而被少數人統治和奴役，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因為勞動者沒有與統治階級分庭抗禮的哲學，他們被統治者的哲學洗腦和控制了，這反過來使他們像依賴鴉片一樣依賴於統治者的哲學。勞動哲學，正就是一種屬於勞動者自己的的哲學。但是勞動哲學的對象又不僅僅限於勞動者，它同時也應該對資本所有者和企業家說話。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資本和企業家才能也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就個體而言，單個資本家和企業家的能力甚至遠遠高於單個勞動者，這個事實也是不容忽視的。勞動哲學並不主張消滅資本和管理，而是主張勞動與資本、管理的理性博弈和制衡，最終主張勞動與資本、管理的合二為一——勞動者人人成為資本家和管理者。這是一個在保留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框架前提下解決勞動、管理的對抗性衝突的頂層設計。本著這樣一種構想，勞動哲學從如下角度向資本家和企業家說話：——即使是從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出發，資本家和企業家也不應該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應該追求長遠利益的最大化，即追求企業的永續發展和整個階級的整體利益。其實，這才是一種最理性的選擇，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先進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反覆證明，唯有建立一種勞資理性博弈、和平競爭、協同合作的企業制度和企業文化，為企業的發展注入永久性的動力機制。相反，對勞動者的無度剝削和嚴厲控制，雖然能夠取得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但無異於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並且最終必然導致巨大的貧富兩極分化和劇烈的階級鬥爭，從而從根本上損害乃至毀滅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從管理學的角度出發，在世界範圍內，泰勒制和福特主義已經過時，人本主義管理已經成為世界管理思想和管理實踐的主流。以人為本，固然包含以資本家和企業家為本位，但更重要的是要以勞動者為本位，這樣才能激發企業全體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開發生產力和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源頭活水。——從博弈論的角度出發，勞資博弈有三種模型：零和博弈、負和博弈和正和博弈；早期資本主義屬於零和博弈，資方之所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勞方之所失，結果導致激烈的階級鬥爭，也就是導致一種負和博弈，鬥爭的雙方兩敗俱傷。經歷這個慘痛的教訓後，西方國家逐步進入一個正和博弈的軌道，就是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框架範圍內展開勞資雙方之間的理性的、和平的、制度化的、有序的博弈，結果基本上可以說是雙贏的。作為後發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應當也完全可能避免負和博弈，儘量縮短零和博弈的時期，爭取儘快進入正和博弈。——勞動哲學嚴厲譴責一切剝削和壓迫，譴責無良企業和無良資本家，但不僅不反對而且支持具有長遠目光和社會責任感的資本家和企業家，支持資本和管理要素的健康發展，支持合理的利潤追求，我相信，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也持有這樣一種理性的態度。如果說現在還存在一種仇富的心態，這主要是由為富不仁的行為造成的。我們呼籲中國新生的資產者和企業家，首先確立本階級的自覺意識和理性共識，儘快完成自組織過程，建立行業規則和行為守則，進而追求與勞方和整個社會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最後，勞動哲學還要向政府說話：——政府是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者和裁判者，沒有政府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是不可能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及其官員的要求實際上更高了，無論是在知識、信息還是道德、品行上，無論是在思想認識還是執行能力上，我國政府都面臨嚴峻的考驗。——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具體到勞資關係領域，政府既不能單純充當資方的代言人，也不能單純充當勞方的代言人，而需要站在客觀、公正、中立的角度，站在全社會管理者的立場，協調和處理勞資矛盾。有工人說得好：我們不需要政府偏袒我們，只需要政府保持中立就可以了。迄今為止，在大多數勞資衝突中，地方政府是站在資方或自身維穩的立場打壓勞動者的維權行動的，這個思路必須得到糾正。政府現在最需要做的是，推動而不是阻礙勞資自治和勞資集體談判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勞動者目前急需要政府做的事，不是在某一場勞資衝突中站在勞動者一方打壓資方，而是兌現政府對於勞動者主人翁權利、人權和公民權利的承諾，儘快推進有關勞工權利的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使勞工運動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這才是從源頭上履行政府應盡的職責，也是從源頭上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如果政府在勞資關係問題上沒有頂層設計，沒有長遠的戰略，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政府就會疲於奔命，不僅缺乏執政效率，而且缺乏公信力，久而久之，必將導致勞資政三方乃至整個社會全盤皆輸的局面。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