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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瑞米柯賓 发表于 2025-6-15 14:55:27

轉載 民主制度的積極意義

作者 雄飛駿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中華大國民對民主的認識誤區

中國的民主才剛剛起步，國民尚處於民主理念的啟蒙階段，民主派生的社會問題還沒機會在中國充分展露，但中華大地卻彌漫著壹股質疑民主的“冷空氣”，“中國不適合民主”等妖魔化民主的言論不斷見諸媒體和網絡。這真是咄咄怪事?人類的大多數都證明好的東西, 我們還沒來得及嘗試為何就斷言不適合文明古國呢?

有關質疑民主的言論很多,下面我只就常見的問題談壹下自己的看法。



誤區之壹：中國公民素質低下，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國這樣的以封建家長制為基點的國家，封建專制主義根深蒂固，人民科學文化素質總體不高，民族眾多，歷史上長期“治、亂”輪回，包袱沈重，災難深重的13億人口大國，要想迅速富強掘起，照搬西式民主是不現實的，相反還應該長期堅持中央集權性質的國家主義，就是要使政權始終保持壹定程度的威權主義性質，保持民族的凝聚力和組織力。實際上，近代日本和德國的掘起，也無壹不是先走國家主義道路的！

上述觀點看似很客觀理性，其實經不起理性的推敲。

首先中國人為什麽科學文化素質總體不高？

中國是壹個文明古國，中華文明在明王朝以前壹直遙遙領先於人類世界。明王朝以前中國雖是專制政體，但世界各國也壹樣是專制政體。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專制政體比較成熟，尤其是科舉制度網絡了大批英才為專制政治服務，因此較之其他的專制政體更為行之有效，所以中華文明才因此壹路領先。十七世紀以後，以英國、比利時、瑞士、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國家摒棄傳統的專制政體，依靠民主和法治來重組自己的文明，結果這些國家在近代突飛猛進，文明程度很快超過中國，國民素質也大幅度提高，科學文化教養也遠遠超過依舊生活在專制政體下的中國人。在英美等民主國家的帶動下，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擺脫專制投奔民主，這些國家的國民素質也因此後來居上。

上述歷史說明了這樣壹個事實：

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民素質之所以高於中國，是因為這些國家采用了民主政治的緣故。中國公民素質之所以在近代落伍了，是因為中國沒有從專制走向民主。

民主國家不是先有國民高素質然後才有民主；而是先有民主然後才有國民高素質，也就是說民主是提高國民素質最有效的藥方。

中國人之所以總體素質不高，是因為長期專制統治的惡果。

如果因為國民素質低的原因而摒棄民主，那麽我們的國民素質永遠也不會得到提升，因為專制是國民低素質的根源，民主則是提高國民素質最有效的途徑。

中國只有走向民主，國民素質才有提高的可能。雖然不能在壹個晚上變成文明人，但卻走上了文明之路，步入素質的良性循環。

其次日、德兩國的現代化走的是“國家主義”這條強國之路，但兩國走的是“民主國家主義”，與專制統治有本質的區別，說得形象點就是“民主的初期階段”。兩國都是在推翻封建專制的基礎上走向現代化的，兩國現代化早期都建立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標誌“獨立議會”並切實地負起責任，法治也得到充分的貫徹和尊重。等到民主和法治深入人心時，兩國馬上由民主的“初期階段”轉入“高級階段”。

再次國民素質的提高雖非壹朝壹夕之事，但如果擁有壹個對國家民族勇於負責的精英政府，民眾的素質在短期內可以得到飛躍式的提升。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公孫鞅變法就是壹個很能有說服力的例證。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國民的綜合素質比我們低得多，壹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多數日本國民連“姓”都沒有。明治政府認為日本國民沒有“姓”太沒面子了，於是就責令每個國民必須為自己確定壹個“姓氏”。普通日本國民不明了“姓”的確切意義，為了敷衍上面紛紛把自己的居住地作為姓氏，附近有壹株松樹、杉木或藤本植物的就姓“松下”、“高杉”、“伊藤”，房子被稻田圍繞的就姓“田中”，住在山谷的就姓“山口”……明治政府是壹個高效的精英政府，在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明治精英的努力下，日本國民素質加速度提升，僅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就和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國民站到了同壹個地平線。

印度、墨西哥等民主國家的國民素質之所以提升緩慢，並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缺少壹個勇於負責且強有力精英政府的緣故。再說印度的國民素質畢竟提高了，在今天已後來居上超過中國。如果當初他們沒有選擇民主政治，那就肯定沒有提高的那壹天，更不用說超過中國了。

誠然，國民素質低下會大大影響民主的進程，因為民主不僅僅是擁有壹套完善的民主體制和健全的法律就可大功告成，還需要民眾擁有民主、法治的理念和思維方式，否則再好的制度執行起來也會變味。但民眾的思維方式是可以引導的，壹個有能力且有責任心的政府能夠在十年甚至幾年的時間內讓民眾思維方式轉換到民主、法治的軌道。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國建國時期。美國獨立戰爭前夕，絕大多數美國公民並沒有從英國獨立出來另行建立壹個國家的意識，他們只希望英國的統治能夠公平壹點，讓他們享有和英國本土公民同等的政治和經濟權益，不要限制他們的經濟活動，把美洲殖民地當成英國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是約翰、亞當斯和潘恩等人的文字轉變了美國公民的思想，尤其是潘恩的《常識》像壹團燎燃烈火，點燃了絕大多數美國公民的獨立意識，使他們認識到擺脫大英帝國的統治是必要的，在新大陸建立壹個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是他們的天賦人權和上帝賦予他們的神聖使命。結果不到壹年時間，絕大多數美國公民都站到“獨立”這壹邊，第二屆大陸會議順利通過了獨立的決議並起草了人類歷史上第壹部最偉大的政治文獻《獨立宣言》。

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美國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還不成其為壹個國家，只是壹個名詞意義上的松散聯邦，十三個殖民地（組成美國最早的十三個州）各自為政，各自擁有獨立的軍隊和內政外交，和蘇聯解體後的“獨聯體”有著驚人的相似。謝斯暴動後，美國人意識到過於松散的聯邦沒有能力保護共同安全，決定十三個殖民地加強聯合建立壹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於是各殖民地選派代表參加費城立憲會議，制定壹部國家能夠真正運轉和切實負起責任的憲法。費城會議制定的美國憲法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智慧，但這部憲法能否在美國付諸實施卻前景渺茫。因為此憲法必須得到十三個殖民地議會中的九個批準才能生效。早期美國人大多是為逃避歐洲封建國家的暴政移居新大陸的，他們對大國家和大政府有壹種與生俱來的不信任，任何損害州權和增加國家權力的嘗試都被認為是對他們天賦權力的侵害。而美國憲法卻要求把原屬於各州的軍事、外交等相當多的大權全部交給國家，天性酷愛自由且對大政府有相當警覺的美國人應該從心理上抵制這部憲法。漢密爾頓是現代美國的第壹大功臣，這部憲法能夠順利通過是以他為代表的“聯邦黨人”努力的結果。美國憲法制定出來後，漢密爾頓和他的朋友寫了大量的文章介紹美國憲法的精髓，建立壹個強有力國家的必要，各州把部分權力交給國家是放棄眼前的小利益而追逐未來的大利益……漢密爾頓等人的文章（《聯邦黨人文集》）在美國十三個殖民地廣泛傳播，很多美國人的思想在這些文章的引導下發生了壹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小國寡民意識轉為大國家意識，由憲法的反對者變成憲法的擁護者。結果不到兩年時間，美國憲法就在各州獲得通過，影響整個人類歷史的現代美國就這樣誕生了。

美國早期的歷史說明民眾的思想和思維方式是可以積極引導的；但能否被有效地引導取決於兩個前提：壹是擁有相當壹批有良知且對國家民族的進步有強烈責任心的知識分子；二是新聞自由。潘恩的《常識》在三個月內發行超過壹百萬冊，當時美國只有三百萬人，相當於中國發行四億冊，如此大的發行量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潘恩當時並不是什麽權力人物，不能像選集之類的書籍壹樣進行行政攤派。

所以中國民眾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說法不成立！







誤區之二：民主會造成國家的長期動蕩，甚至分裂。



上世紀九十年代，前蘇聯在痛定思痛之後拋棄了極權政治，毅然決然地走上了民主之路。

民主並沒有象民主鬥士承諾的那樣在壹夜之間把苦難深重的前蘇聯帶入夢想中的天國，相反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引發了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這個號稱經濟總量高居“世界第二”的超級強國在壹個晚上解體了，分裂成十五個步調不壹致的獨立國家。

前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繼承了超級強國的大部分遺產，它有充分的自信能找回蘇聯的榮光，因為它的國土面積依舊高居世界第壹，依舊是世界第二核大國和航天大國。如果俄羅斯能有效地利用民主政治的優勢，它在國際上的地位甚至會很快超過前蘇聯。

遺憾的是，俄羅斯並沒有象預期的那樣很快品嘗到民主的果實，相反因推行“硬著陸”式的經濟轉型而陷入暫時的困境。雖然俄羅斯人的生活水準和前蘇聯相比並沒有任何下降的跡象，多數時候還略有上升，但因把主要精力用於應付內部問題而忽視了對外造勢，結果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和前蘇聯相比急轉直下，從而極大的挫傷了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前蘇聯的衛星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紛紛加入北約；烏克蘭、格魯吉亞也發生“玫瑰色革命”倒向西方。屬於俄羅斯版圖內的車臣也跑出來湊熱鬧，嚷著要步那些加盟共和國的後塵鬧獨立，被莫斯科否決後就針對俄羅斯平民發動壹邊串的恐怖襲擊……

俄羅斯民主在中國人眼裏壹度成了“壹團糟”；中國人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俄羅斯從此會永遠地衰落下去，甚至會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發展步伐，並且直覺地把俄羅斯的衰落認定成是“民主”的惡果。中國人免不了要問：如果沒有民主，蘇聯會分裂嗎？如果俄羅斯不走向民主，斯拉夫人的國際地位會壹落千丈嗎？

如果不對蘇聯問題進行客觀歷史的分析，就很容易把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的衰落認定是“民主”造成的，並進而推論出中國如果選擇民主，也壹樣會造成國家的持久動蕩，甚至四分五裂。

縱觀前沙皇俄國和前蘇聯的近現代歷史，就會發現蘇聯的解體是遲早的事，國家分裂的種子在斯大林時期就已經種下了，和民主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民主只是加快了解體的步伐而已。從另壹個角度來說，既然遲早要解體，遲解不如早解，好合好散總比結下血海深仇後再散夥結果要好得多。

前蘇聯除俄羅斯外的十四個加盟共和國是沙皇和斯大林在歐亞兩洲侵占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並入俄羅斯的時間並不長，長者才兩百多年，波羅的海三國並入前蘇聯的時間還不到半個世紀。因為趕上全球非殖民化的浪潮，大英帝國和法國的殖民地印度、緬甸、阿富汗、巴基斯坦、阿爾巴尼亞和非洲領地紛紛成為獨立國家，前蘇聯殖民地要想不受到鼓舞是不可能的，結果莫斯科還沒來得及同化這些殖民地就遇上了來自各加盟共和國的強大離心力。加上前蘇聯政府在上世紀犯下的壹系列重大錯誤，極大地損害了蘇聯的形象，削弱了蘇聯的吸引力。這些加盟共和國雖然統壹在蘇聯的旗幟之下，但從沒有象美國各州對合眾國那樣信任和依賴，相反是同床異夢各懷異心，做夢都想從蘇聯脫離出去，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靠高壓促成的聯合是不可能長久的，壹旦國家機器出現薄弱環節就不可避免會四分五裂。而極權體制下的國家機器是不可能永遠強有力且有序運轉的，因為極權政治沒有連續性。殖民地在某種意義上就象是從外面搶來的孩子，要想把他們變成自己的孩子就得象對待親生孩子壹樣真正關愛庇護他們，使他們在這個家生活得幸福美滿，富有自豪感、榮譽感和安全感，壹離開這個家就會感到無依無靠危機四伏或喪失尊嚴。美國各州從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不但沒想過要鬧獨立，相反如果合眾國政府想要讓某州成為主權國家壹定會遇到這個州的玩命抵抗，因為合眾國是各州最理想的幸福家園，誰也不願離開這個家，象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等州都是用赤裸裸的戰爭手段從墨西哥搶奪來的殖民地，但這幾個州寧願和妳玩命也不會想到回歸墨西哥去。所以同化殖民地的最好途徑就是提高宗主國的吸引力，使宗主國成為文明程度最先進也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高壓只能取效於壹時，並且不可逆轉地傷害殖民地人民的感情，為極端民族主義者留下贏得民心的空間，從而播下日後分離的種子。前蘇聯不但沒有讓各加盟共和國感受到是他們的幸福家園，相反還因大清洗和扼殺生產力的經濟政策成為各加盟共和國的噩夢和永不消逝的痛，結果誰都想從這個大家庭逃離出去。所以說蘇聯的分裂要素是前蘇聯時期種植的，民主只是為那些想逃離家庭並開始破壞家具的“外來妹”打開壹扇窗戶而已。

再說“分家”也不壹定是壹件壞事，當家族內部的成員變成互相否定甚至互相威脅的幾個部分且矛盾不可調和時，與其用高壓把他們捆在壹起還不如讓那些對家庭只知破壞不知建設的“逆子”自謀生路。大英帝國從沒有後悔讓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亞、阿富汗、南非等國家脫離英國獨立；絕大多數俄羅斯人也沒有後悔讓各加盟共和國獨立，我們為何替他們抱不平呢？

至於俄羅斯在經濟轉型期遇上的暫時困難更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蘇聯計劃經濟造的孽。首先前蘇聯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是“吹”出來的，極權體制下的統計數字包含有多少水分我們應該深有體會。前蘇聯時期，俄羅斯人生活必需品奇缺，就是有錢也買不到東西，買壹磅面包也得排上壹個小時以上的隊……現代俄羅斯即使在最困難時期人民的生活水準也不比前蘇聯差，今天的俄羅斯已經渡過了轉型期，經濟步入平穩發展階段，俄羅斯人的生活水準比前蘇聯時期有了很大的提高，經濟也比中國更有活力，俄羅斯“綠卡”對外國公民尤其是中國勞工有很大的吸引力。俄羅斯人也逐步找回了自信，國際地位也在逐步上升，政治經濟步入了良性循環……這些都是“民主”為俄羅斯帶來的福蔭。如果俄羅斯沒選擇民主，今天的俄羅斯人說不準買壹磅面包會排兩個小時以上的隊，金正日的北朝鮮就是榜樣。

和蘇聯同時民主化的國家還有東歐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這些國家都沒有發生民族分裂的現象，也沒有發生俄羅斯轉型期那樣的動蕩，所以國家動蕩甚至分裂不是民主造成的，就象北宋王朝王安石變法時期遇上的天災不是“變法”造成的壹樣。

中國和俄羅斯（包括前蘇聯）的國情相差甚遠，民主造成國家分裂的可能性很小。

壹是中國是壹個歷史悠久的大壹統國家，統壹的意識已經深入到中華民族的骨髓。中國歷史上因為官逼民反的原因出現過多次分裂，但每次分裂後都會再度統壹，即使碰上南北朝時期那樣長的分裂也不例外。

二是中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除了西藏外，融入中華文明的歷史悠久。新疆並入中國的時間是1775年；內蒙古1635年並入後金，1644年被清帝國作為嫁妝帶入中國；但這些地區在漢唐王朝時期也曾是中華帝國大家庭的壹員。至於西藏雖然融入中華文明時間較晚，但西藏在歷史上文化極為落後，人口稀少，並入中國前也不是壹個嚴格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和中華文明接軌是推進而不是阻礙了他們的文明步伐。所以中國主要少數民族和漢族的親和力比俄羅斯與各加盟共和國的親和力要大得多，分離因素也要少得多。至於散居東北和西南叢林中星羅棋布的少數民族則早已深度漢化，“獨立”在他們頭腦裏更是壹個不可思議的名詞。

三是中國的民族政策比俄羅斯要高明壹些，除了給予少數民族比漢族還多的優越條件外，有計劃的移民政策也使傳統的少數民族聚居地成為漢族占優勢的地方。各位不知去過新疆沒有？除了南疆土魯番、喀什、和田等少數幾座城市外，包括省會烏魯木齊在內的其余大中城市都是漢人占優勢。維族聚居的吐魯番和喀什雖然算得上大城市，但兩者之間又被漢族聚居的庫爾勒、阿克蘇等更大的城市有效地隔開，也就是說兩座維族城市聯合起來鬧獨立是不可想象的。內蒙古的各城市我還沒有完全走遍，但最為偏遠的額濟納旗的的常駐居民也主要是漢人，其余相對發達的城市估計也是漢人占優勢。今天的世界是城市文明，“農村包圍城市”在中國已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漢人占優勢的城市幹嗎要從大漢文明中分離出去？城市不鬧獨立，分散的鄉村能有效地鬧獨立嗎？中國在上世紀也發生過不少大的政策失誤，損害了國家的吸引力，但對新疆、內蒙等地少數民族造成的傷害比蘇聯要好得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躍進和文革給漢族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但西北少數民族則較少受到波及，新疆還成為漢族在大饑荒時期的避難所，當內地的經濟在大踏步後退時，新疆經濟卻在前進。

四是中國歷史上的主要矛盾從來都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官民矛盾，中華文明的歷次大浩劫都是漢人打漢人或外族入侵，而不是內部的民族仇恨。十九世紀雖然發生過大規模的回民暴動事件，但也是在大平天國和撚軍等更大規模的漢人內鬥鼓舞下發生的。

…………

綜上所述，民主應該不會造成中國的分裂，就算發生意外之事也不是民主的過錯。中國壹旦走上了民主之路，有效地調動起全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人才能順利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通過有效的途徑把智慧服務於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社會公平，各項工作運轉有序，國人找回了尊嚴和信仰，貪汙腐敗減少到盡可能低的限度，頹廢的社會風氣被昂揚向上的進取精神所取代……中國的國力就會蒸蒸日上，民族文明的步伐也會大大加快，中國的向心力也會因此大大加強。那時各民族都有了尊嚴感、自豪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民族分離趨向也會越來越小直到消失。

堅持專制拒絕民主變革才是造成國家分裂的主要原因。

中國最大的壹次領土喪失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堅持特權專制不動搖的滿清權貴把可望使中國超越俄日的戊戌變法扼殺在血泊之中，導致本來沒有任何民意基礎的革命黨壹天天做大，終於在舊歷辛亥年釀成了波及大半個中國的暴力革命，面積157萬平方公裏的外蒙在俄羅斯的鼓動資助下乘機擺脫中央政府的控制脫輻而去。

如果滿清政府不扼殺戊戌變法，革命黨根本沒有發跡的土壤，辛亥革命就不可能在中國發生，中央政府的權威也不會瞬間崩潰，外蒙古也就不可能乘虛叛變獨立。

前蘇聯的頑固守舊勢力如果不發動捍衛紅色專制的8.19政變，除了波羅的海小國立陶宛外，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壹樣不可能在壹夜崩潰。

…………

至於俄羅斯轉型期的動蕩中國也壹樣不會因民主而發生。中國目前已完成了經濟的部分轉型，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豐富，民營企業已替代國有企業成為經濟的主力軍，“經濟接力棒”已部分交接，不會出現俄羅斯那種舊經濟基礎壹夜垮塌，新經濟基礎尚未建立的“經濟斷層”。所以中國不會因為民主而出現長時間動蕩，相反會因為民主和“剛性法治”把中國社會帶上穩定有序的發展軌道。

在民主的早期，公民也許會因為缺少民主、法治思維方式和對政府不信任感的慣性作用，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或利用民主發泄自己長期積郁的不滿情緒，跟在“民主”招牌後面瞎起哄，出現“霍元甲”“戈爾巴喬夫”之類的選票，制造與民主精神相悖的鬧劇。但如果民主的步伐堅定不移，公民就會很快發現他們的民主權利受到了真正的尊重，而不是傳統式的“走過場”，這時絕大多數公民都會認真的對待民主賦予他的權利，因為他們發現如果不認真行使這項權利就是成心和自己過不去。日本公民在二戰後第壹次行使普選權，有些地方居然出現把妓女選進議會的鬧劇，等到他們選出的妓女真個進入議會代表他們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時（在這之前權力機關會超越“民權”把妓女剔除掉），他們才發現當初的惡作劇是對自己多麽地不負責任。結果等到第二屆議會選舉時，公民選舉的代表絕大多數都是些富有能力且品格過人的精英人物，因為只有精英人物才能盡職盡責在議會轉達他們的正當要求。同樣在民主早期，因為選舉出的政府缺少行政經驗，對自己的行政職能不熟悉，出現政府權威衰退的跡象，社會的各種陰暗勢力也會不恰當地利用民主的寬松環境跳出來危害社會。但這些現象只是暫時的，在公眾嚴密監督下的民主政府會很快熟悉自己的職能，把社會納入有序運轉的軌道，否則就會因為不稱職而被整體罷免。



所以民主會造成國家的長期動蕩甚至分裂的說法不成立！









誤區之三：民主會亡黨，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



經常在網上看到這樣的言論：“民主會亡黨；不民主會亡國。”

這樣的言論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在我看來卻是匪夷所思的。

第壹次看到這樣的言論是在四年前，那時我正在研究“戊戌變法”那段歷史，壹百年前的北京故宮也流傳著類似的言論：“變法就會亡滿清，不變法就會亡國”（變法就是加強民權和法治的現代化變革，也即民主變革），最後滿清權貴和沒有任何民族責任心的既得利益階層決定“寧把國家交給友邦；也不交給家奴！”（友邦指企圖瓜分中國的列強；家奴則指漢人。）

於是以那拉蘭兒為首的既得利益階層把譚祠同、康廣仁、楊銳、楊深秀、林旭、劉光第等“戊戌六君子”押上菜市口腰斬，民族英雄的鮮血被京城百姓醮了人血饅頭，維新運動的精神領袖康有為、梁啟超則亡命日本。有望使中國趕超日本的偉大變法運動就這樣淹沒在血泊之中。

變法被扼殺了，按滿清權貴的邏輯他們的江山應該不可動搖了，皇位可以千世萬世地傳下去。可愛新覺羅家族的江山保住了嗎？

1911年，被維新誌士鮮血澆醒的革命黨人在武昌打響了反抗滿清統治者的第壹槍。才兩個月功夫，南方十多個省市紛紛宣布“獨立”，滿清的統治在中國土崩瓦解。

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被趕下了皇位，統治中國近三個世紀的滿洲韃子自此成為被統治者，離他們屠殺“六君子”的時間還不到14年！

這還不算完，滿洲韃子的精神領袖愛新覺羅家族的噩夢還在繼續。

1924年，馮玉祥的國民軍闖進了北京故宮，把包括末代皇帝溥儀在內的皇族人員從他們居住了近三百年的“家”驅趕出去。尊貴的皇帝公主們就這樣成了壹介平民，甚至連平民都不如，因為無家可歸和“流浪漢”很接近。

1945年，末代皇帝溥儀被蘇聯紅軍作為戰俘押解到西伯利亞，在堅硬似鐵的凍土上開荒服苦役。曾經尊榮無比的皇帝自此成了卑賤的囚徒。

除了愛新覺羅家族外，滿洲權貴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裏去，不是象豬仔壹樣被抓起來殺掉就是淪為最底層平民，從事低等職業茍且偷生，誰也沒能保住自己以權謀私聚斂的巨額財富。

…………

這裏有必要回顧壹下日本的“明治維新”。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在以天皇為首的“明治精英”領導下自上而下發動的。明治維新極大地激發了日本公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日本短期內從壹個愚昧封閉的“蠻夷土邦”壹躍而成為亞洲首屈壹指的現代化強國，在二十多年時間內走完了西方四個世紀的路程。日本的快速掘起極大的提升了“天皇”的威望，從而贏得了日本國民的普遍尊敬和愛戴。在民主共和成為人類文明主流的世界，日本國民從沒想到要把“天皇”從最高寶座上趕下來。就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日本戰敗那段悲慘的歲月裏，淪為戰勝國鐵蹄下的日本國民也壹直要求保留“天皇”，最後盟國占領軍只好“服從”日本民意，繼續讓天皇坐在原來的位子上。

直到二十壹世紀地今天，“天皇”依舊是日本第壹公民。

與日本天皇類似的還有英國國王。

十七世紀八十年代，英國發生“光榮革命”，醉心於無限權力的專制帝王詹姆士二世被民權精英們推翻，諾曼底公爵威廉被英國議會迎立為英國國王。隨後威廉簽署議會制定的“權利法案”，主動放棄專制統治，交出大部分傳統由國王擁有的權力，在英國實行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現代化變革。英國自此突飛猛進，在壹個世紀的時間內國土由二十多萬平方公裏推進到三千多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阿富汗、中東、埃及、南非……）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英國國旗自此繡上了“日不落”標誌。伴隨著“日不落帝國”的無限榮光，英國國王也贏得了英國公民的普遍敬愛，三百多年來壹直安然無恙地坐在國王寶座上。前幾年英國鑒於世界民主共和的大趨勢，加上王室發生的壹系列醜聞，決定在英聯邦就“是否保留國王”舉行全民公決，結果英聯邦以絕對優勢的票數要求保留國王……

下面我們來反推壹下，如果當初滿洲權貴沒有扼殺“戊戌變法”，他們的命運會怎樣？

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中國在近代就會贏得壹次巨大的機會，會很順利地完成現代化進程。以當時中國的雄厚國力和豐富資源，中國會趕超日本成為亞洲壹號超級強國，日本全面侵華也會成為不可思議的故事。

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中國的權力交接方式就會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徑，為了爭奪國家控制權而發生的周期性暴力革命就會在中華大地上絕跡，中華文明就會擺脫循環性浩劫，文明成果就能有效地積累起來並進而發生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中國會很順利地躍升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先進的國家（也許僅次於美國）。

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中國會避免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戰亂，中國人的血質裏也不會潛藏那麽多的非理性暴力傾向，長達壹個世紀的和平發展會使絕大多數國民變得通情達理……

綜上所述，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中國會走上文明富強之路，滿清皇族會因此贏得全體中國人壹致的崇敬，會穩穩地呆在北京故宮享受皇帝的尊榮。絕大多數滿清既得利益階層也會牢牢守住他們的財富，並在壹個世紀的文化薰陶下進化成紳士型的貴族世家。

當初滿清既得利益階層斷言“變法就會亡滿清！”沒想到結果剛好相反：不變法就會亡滿清，變法就會皇位永固！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民主就會亡黨”的言論是否站得住腳？

“不民主就會亡國”沒必要在此討論，相信稍微有點理性的中國公民心中都有答案，今天席卷中華大地愈禁愈烈的腐敗浪潮就很能說明問題。

民主是否會亡黨就值得商榷了。

首先民主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否定現政權建立新政權，也不是只有新政權才有資格領導民主。

民主的精髓是在上層建築領域加強“民權”和“法治”。如果現政權主動擴大“民權”，以“法治”代替“人治”，就壹樣有資格領導“民主”。當現政權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切實負起責任，領導層主動放棄和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相背的部分特權，把中國推上健康有序的民主之路，現政權就是民族進步的功臣元勛，那麽民主又何來亡黨壹說？

民主不是壹步到位的，而是壹條漸進之路。美國全民選舉各主要行政區域的壹把手和三權分立是“民主”；上上世紀日、德兩國由權力精英領導，取消政治藩籬，向民眾開放部分權力同時加強法治也壹樣是“民主”；在壹個傳統全部由上級任免的官場，如果實現“縣官直選”，盡管決定國家大針方針的高層官員依舊是“任命”，但不能否定這個政權向“民主”邁進了壹大步。

民主的“形式”也是多樣的，除了傳統的“君主立憲制”，“儀會制”和“總統制”外，還有部分公民素質較低的國家推行的“精英層率先民主制”。英國民主早期就是走的精英層率先民主之路，全國擁有選舉權的公民不到百分之五，選民資格受到因文化水準等因素的諸多限制。等到普通公民的民主素質受到必要的歷練時，才逐步放寬選民資格限制，直至實現普選制。

實現民主的道路也不是單壹的，暴力革命更不是走向民主之路的唯壹選擇。法國是通過暴力革命推翻專制走向民主的典型國家，但日、德等國都是通過非暴力的方式走上民主之路的，以後的事實證明非暴力式民主之路比暴力民主之路更有效力。美國、比利時、瑞士是通過獨立革命的契機走上民主之路的；英國的民主則是專制王權和民族精英相互妥協的產物；日、德兩國的民主化則是統治集團中的精英人物賜給國家民族的福蔭……

中國最理想的民主之路應該是自上而下的日、德式，但前提是領導集團中有足夠的精英人物，同時領導精英也能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切實負起責任。在這方面我有很大的信心。

中國的民主之路應該盡量回避暴力革命式，歷史的經 驗壹千次地證明，通過暴力革命走上權力之路的政府難以負起領導民主的責任。歷史上歷次在暴力革命基礎上的改朝換代，在暴力造成的廢墟上建立起的新政權有哪壹個不是前朝專制統治的翻版，且大多數連前朝都不如。

日、德式的民主之路主要是權力人物主動放棄部分特權，建立“獨立議會”，政府精英化，行政法治化，新聞自由化，廉潔政府和司法獨立，面向全社會公平競爭考試選拔公務員隊伍，不影響國家大政方針的基層政務官直選（縣官直選），同時有計劃地強化國民的民主理念和法治教育。

如果中國能順利走上日、德式民主之路，現政權依舊是中國的領導者，黨和民主就是共生關系，民主又怎會亡黨呢？

最理想的民主之路畢竟是良好的願望，能否走上這條路是不確定的。但就算我們錯過了理想之路， 通過另外的途徑走向民主，“民主”也壹樣和“亡黨”沒有必然聯系。

中國人最熟悉的民主國家莫過於俄羅斯，還是用俄羅斯來說事較為實際壹些。

俄羅斯是通過先自上而下擴大民主基礎，後自下而上反抗專制暴力贏得全部民主的國家。

俄羅斯共產黨滅亡了嗎？沒有，雖然曾因“鎮壓民主”的嫌疑壹度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但不久又合法化了。

不僅如此，在俄羅斯民主化前期，各級政府要員大多是前蘇聯的黨政要員，就是今天的俄羅斯政界還有很多前蘇聯官員。俄羅斯第壹任總統是前蘇聯莫斯科市委書記，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現任總統普京則是前蘇聯克格勃高官。俄羅斯共產黨雖然名義上喪失了執政黨的位子，但從實質來說，依舊是前蘇聯共產黨人領導著俄羅斯。

我們看問題不能停留在表層上，應該透過表象看到“招牌”背後的實質性內容。

喪失執政黨位子不等於是亡黨，如果俄共勇敢直面自身劣勢，致力於推動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努力改善自身形象，壹樣可以通過法制的軌道再度成為執政黨。

“民主”和“共產黨”不是敵對關系，我們的黨曾經高舉民主的大旗領導中國革命。任何執政黨都難免在民主問題上犯錯誤，但不能因此簡單推定民主就是執政黨的摧命符。共產黨是社會主義政黨，英國工黨也是社會主義政黨，但英國工黨已經在英國多次執政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政黨為人類民主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怎麽認為同樣屬社會主義政黨的共產黨就會與民主水火不相溶呢？

我們的黨有責任和義務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我也相信我們的黨能夠領導中國的民主事業走向成功。

所以“民主會亡黨”的說法顯然是荒謬的。持此說者壹是想損害我們黨的形象；二是企圖挑撥民主和執政黨的關系，為民主制造強有力的敵人，使民主事業在中國舉步維艱。

與“民主會亡黨”的說法相照應，認為中國壹旦實現民主就會對現有既得利益階層實行“大清算”，這種看法也壹樣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首先民主政權不是簡單地否定非民主的前政權，而是不帶偏見地繼承了前政權的合理成份。民主政府還會最大限度地容納前政府的精英人物，充分發揮這些人的聰明才智服務於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的起的新政權才會全盤否定前政權，甚至於把前政權官員趕盡殺絕。

其次民主政治是寬容的政治，不但會寬容前政權中的奉公守法者，還會寬容前政府官員因為體制缺失的原因而造成的各種失誤和尚未釀成重大民怨且有壹定普遍性的“腐敗行為”，只要這部分人不再腐敗且不反對民主事業就不會“清算”他們。俄羅斯民主化後，前蘇聯官員幾乎沒有什麽人因為“政見不同”的原因被判刑。連參與赤裸裸鎮壓民主事業的“8.19”分子都被赦免了，還有什麽政見不同者不在寬容之列。

再次民主政治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會象通過暴力革命走上權力之路的政權那樣簡單地沒收既得利益階層的財產。前蘇聯的既得利益階層在民主化後絕大多數都沒有遭受“抄家”的命運就是最好的例證。

部分既得利益階層如果認為堵死中國的“民主之路”就能確保他們的特權地位和通過非尊嚴手段聚斂的巨額財富就愚蠢至極了，滿清權貴的命運就是前車之鑒。壹是中國的民主之路堵不住的，自上而下溫和理性的變革之路走不通，就會不可避免出現自下而上式的暴力騷亂，通過暴力走向權力的政權通常都醉心於“報復”和“清算”，那時權貴的財富地位會“壹鍋燴”。二是就算不出現改朝換代的悲劇，執政集團內部也會出現斯大林式的鐵腕人物，那時絕大多數既得利益階層都會丟掉財富甚至生命。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在蘇聯的大清洗和我國的文化大革命國民應該不會陌生。

當然民主政府也不是不講原則的“和事佬”，也會對某些引起相當民怨的腐敗政客進行懲處；但非民主的執政集團如果想長期執掌權力，也壹樣會處理掉這些行政敗類，否則執政集團會因為包庇“老鼠屎”從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朱元璋對貪汙十多兩銀子的官員壹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即使最為腐敗的袁世凱王朝，貪汙500兩銀圓的高官就得上刑場。500兩銀圓在當時相當於大學教授壹個月的薪水，中山大學開給魯迅的月薪就是500兩銀圓，袁世凱開給孫中山的年薪則是30萬大洋。

民主在中國實現後，既得利益階層也許會喪失部分非法聚斂的財富，對於達官貴人來說這是壹件不愉快的事情，但和整體上喪失財富相比應該是壹個幸運的結局，因為不想喪失任何非法財富者最終會從整體上喪失所有的財富，甚至於連小命也搭進去。

民主是“雙贏”的政治，既是國家民族和平民百姓的福祉；也是既得利益階層的福祉！

“民主會亡黨”，會“大清算”的認識誤區極大地誤導了中國人在民主問題上作出的選擇。部分既得利益階層會不自覺地把“民主”當成自己的克星，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集體對抗“民主”，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制造諸多障礙，使中國的民主之路舉步維艱，壹波三折。

二、民主政府與威權政府哪個更有效？

（壹）

部分國民認為象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只有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政府,才能有效地監督地方依法行政，防範地方勢力胡作非為,確保國家的統壹。民主政府則會出現弱幹強枝，中央對地方失控，地方出現分離傾向……

有這壹思維誤區的國民認為民主政府各地權力機構和政府壹把手都是當地選民通過公平競選選出來的，這些地方權力機構和行政壹把手只對當地選民負責而不對上壹級行政官員負責，會不會只顧及狹隘的地方利益而無視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在國家大政方政上不服從中央政府甚至和中央政府對著幹？結果造成弱幹強支，助長地方分離傾向？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各位不妨看看美國的情況，美國是標準的民選政府，地方政府都是當地選民選出來的，地方官員只對當地選民負責而不對總統負責，可妳聽說過美國中央政府對地方失控了嗎？美國有哪個州鬧獨立了嗎？有哪個州拒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抵制伊拉克戰爭嗎？有哪個州獨立於華盛頓與北京建立外交關系了嗎？與美國類似的還有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妳聽說過這些國家發生過類似情況嗎？

沒有！

也許有人會說，美、英、法等國國民素質高，自然不會沒有全局意識和長遠觀念。中國人的整體素質比那些國家低得多，說不準會幹出那樣的的蠢事。有這壹憂慮的人不妨看壹下印度和臺灣，印度的國民素質也不高，經濟也很落後，可妳聽說過印度有哪個地方政權和中央政府對著幹嗎？臺灣的情況則更具典型意義，因為臺灣人是標準的中國人，走上民主之路的時間才十年多壹點。臺灣民進黨執掌中央政府後，很多地方縣市的選民選舉國民黨人擔任地方政府壹把手，首府臺北市選民選出的市長竟然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國民黨和民進黨是臺灣主要的政權競爭對手，可妳聽說過國民黨控制的地方政權在大政方針上和民進黨控制的中央政府對著幹嗎？他們建立獨立於民進黨政府之外的地方武裝了嗎？獨立和哪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了嗎？臺北市長馬英九除了履行壹個普通公民的職責率民眾在總統府前靜坐市威表達正當訴求外，臺北市政府避開陳水扁政府和大陸搞“三通”了嗎？

沒有！

為什麽會沒有？根本原因不是國民素質的高低問題，而是民主政治體制杜絕了這類悲劇的發生。民主政府的第壹要素是有壹部全民必須遵從的憲法，每個公民，無論妳屬國內哪壹地哪壹級的行政機構管轄，都不能違背國家的憲法，任何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法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之內，違背憲法的任何地方法條款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效力。所以任何壹級地方政府雖然只對轄地選民負責，但也必須遵守國家的憲法，對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行使憲法規定的責任和義務，不能行使超出憲法之外的權力搞狹隘地方主義，否則妳就會因為違憲而受到法律審判。妳壹旦因為違憲的原因受到法律審判，就算妳的選民仍然擁護妳，但他們也保護不了妳免受法律制裁。因為民主政治下司法是獨立的，不但獨立於中央政府，也壹樣獨立於地方政府，作出的法律裁決不受任何壹級政府機構的幹擾。在民主制度下，地方行政官員可以不理睬來訪的省長甚至總統，更不用出於公務以外的原因去給省長總統送禮拜年套近乎，因為那樣做對妳的職務安全沒有任何幫助，省長、總統升不了妳的官也降不了妳的官，只有妳轄區的選民能決定妳的政治命運。但妳不能違憲，壹旦觸犯憲法妳就會自然丟官，並且妳的選民也保不了妳。國家憲法通常都會規定中央政府統領軍事、外交，主管征收關稅，印花稅、版稅，主管跨地域工貿公司（如鐵路、航運、航空、郵政、電信、電力……）的管理和稅收，地方政府不能侵犯中央政府的這些法定權限，不能建立獨立於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武裝，不能號召當地青壯年拒服兵役，不能在交通幹線上設立進出口的收費關卡，不能征收關稅、印花稅和跨地域工貿公司的經營稅，哪怕海關建在妳的地域上或跨地域公司在此地設有辦事機構也不能夠！否則海關或跨地域公司上訴到最高法院，這個地方政府壹把手就會成為觸犯憲法者，其政治生命也跟著完完。

下面列舉幾條與此有關的常見疑慮：

疑慮壹：地方政府不能違憲對抗中央政府的合法權力，但地方與地方幹起來，如某地對另壹地過往該地的車輛征收通行費等，影響國家的協調統壹並進而傷害國家的整體利益怎麽辦？發生這樣的悲劇，壹樣可在憲法的框架內解決，當地方與地方發生損害國家整體利益的沖突時，沖突的雙方可上訴到對雙方都有管轄權的上壹級法院，上壹級法院作出的裁決雙方必須服從，否則就會付出違憲的可怕代價。

疑慮二：地方政府連最高法院的裁決都不理睬，照樣行使超越憲法之外的權力，地方選民因為狹隘短視的緣故，也支持其繼續行使這壹權力，並拒絕憲法要求重新選舉新的地方政府。壹旦發生這樣的悲劇，最高法院就會通過議會授權中央政府采取各種可行手段甚至於派遣武裝力量去此地恢復憲法的權威。因為中央政府是唯壹能掌握並動用武裝力量的權力機構，地方沒有相應的對抗措施，所以地方的違憲分離勢力會很快瓦解。美國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就發生過類似的悲劇，南部十三州的地方政權因為不服從全民直選產生的林肯政府，在南部各州鬧獨立。林肯政府就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力派軍隊去南方平叛，用軍事手段來維護憲法的權威和國家的統壹。南部各州臨時組建的民兵武裝不是中央正規軍的對手，最終戰敗向憲法屈服，重新回到國家的憲法框架裏來。

疑慮三：中央政府統領軍事、外交需要大筆的錢，地方政府為了迎合當地民意又容易壟斷地方稅收，這壹筆錢從哪裏來？

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民主國家的憲法通常都會規定由中央政府統壹征收關稅、印花稅、版稅和跨地域工貿公司的稅收，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國稅”。這壹筆稅收的數量是很龐大的，甚至於比地方稅收的總和還要多。我國僅關稅收入壹項每年就達七千億人民幣，跨地域工貿公司大多是財力雄厚的集團公司，提供的工商稅收也壹樣很可觀。

疑慮四：如果地方政府不違背憲法對抗中央政府的法定權力，但在憲法框架以內的轄地強奸民意胡作非為，使當地人民不能享受民主的果實咋辦？

這點更不用擔心，當地選民會用手中的選票懲罰他們，兩次換屆之間還有強有力的民眾監督機構制約他們。他們就算用盡謊言和騙人伎倆，但民眾只可蒙騙於壹時，在這個問題上要相信人民的智慧和判斷力。

所以民選的地方政府雖然可以對上級官員視而不見，但不能為所欲為。不理睬行政上司是妳的權力，但不能對抗憲法規定的上級政府權威。前壹種情況斬斷了貪汙腐化的源頭，沒必要為了政治生命向上司行賄自己也就缺少拼命受賄的動力。後壹種情況則斬斷了地方的分離傾向，消除了各自為政不顧大局的悲劇。

最後還有更重要的壹點：民主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利益不是對立的，首先中央政府的行政首腦是全民直選產生，他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國會議員也是全民選舉產生，也代表這個國家全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總統和國會議員的代表性無疑大於地方壹把手和地方議員的代表性。其次民主中央政府的利益是全國地方利益的理性綜合，和地方利益的關系不是敵對互損而是相輔相成的。既然是這樣的關系，地方政府也沒有必要愚蠢到對地方分離主義情有獨衷，不幸發生了那樣的悲劇，此地的人民也不會步調壹致地響應，在這個問題上壹樣要相信人民的智慧！通過公平競選產生能代表民意的議員大多不是維護既得利益的現職或退職官員，也不是只知感恩而沒有獨立思維和責任心的恩賜代表，而是有壹定政治知識和經驗的職業政治家，他們的綜合素質比普通民眾無疑要高壹層，通常情況下不會做出上述疑慮中的那類狹隘愚蠢行為。



（二）

我的文章《馬英九勝選的十大啟示》在天涯發表以後，部分網友認為中國當前的主要問題不是沒有民主，而是中央權威消弱地方權力膨脹；認為現在中國應該加強中央集權以監管地方政府；加強法制化建設以破除地方政府、腐敗官員和腐敗學者的“鐵三角”，絕對不可貿然試行西式民選政府制度，因為這樣各級政府會迅速被“鐵三角”的利益集團所控制，國家陷入無窮盡的災難之中。他們認為民主政府並不能有效地防止腐敗，象民主的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腐敗現象依舊很嚴重。要想有效地防止腐敗只有通過建立威權政府，加強法治，法治比民主能更有效地防止腐敗，並舉亞洲的香港和新加坡為例，因為法制化相對健全的威權新加坡和香港的清廉程度比民主但是法制化相對滯後的臺灣和韓國高……

中國目前的狀況確然是中央權威削弱地方勢力膨脹，尤其是地方特權集團無視中央政府的各項禁令，在自己的小王朝瘋狂貪汙受賄、買官賣官、圈地拆遷、大興土木、肆意掠奪國家財富，利用職權侵占平民百姓利益，甚至於在轄地交通幹線上設立收費關卡對過往車輛征收通行費……中央每下達壹個廉政文件，到了地方都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了壹紙空文。大不了組織地方官員象征性學習壹下，在網上抄幾句談認識感受之類的學習筆記，在臺上說幾句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話套話，然後繼續變本加勵地腐敗瀆職瞎折騰。因此目前的中國確然存在弱幹強枝現象……

各位別忘了這樣壹個事實，目前的中國並不是民主政體，如果存在弱幹強枝現象也不是民主的過錯。專制政府不壹定都是強勢政府；民主政府也不壹定都是弱勢政府；美國中央政府的力量相信各位能夠感受得到。民主政府是“強勢”還是“弱勢”，與國家的大小有很大的關系，大國的民主政府多半是強勢政府；小國的民主政府則容易走向“弱勢”。所以美、英、法、德、日都是強勢政府；而菲律賓之流的亞、非、拉小國的民主政府有很多是弱勢政府。中國是眾所周知的大國，如果走向民主，強勢政府的概率應該比弱勢政府大得多。 中國壹旦成立民主的強勢政府，地方搞貪汙腐化獨立王國的可能性就很小。因為民主政府在官吏任免上“還政於民”，地方官的命運掌握在當地老百姓手中，如果地方官在轄地貪汙腐化瞎折騰，老百姓還會繼續選他嗎？獨立於地方政府之外的民意監督機構會放過他嗎？民主政府的錢袋掌握在代表民眾的地方議會手中，政府每動用壹分錢的公款都得請求議會拔款並在事後詳細匯報每分錢用於何處和怎麽用？地方官能用公款大吃大喝公費旅遊開著公車到處瞎跑嗎？因為民主政體把任免和監督地方政府的權力交給了當地百姓，根本不用中央操心就能自發防範腐敗。至於各級政府會迅速被地方政府、腐敗官員和腐敗學者“鐵三角”利益集團所控制的問題也許會壹定範圍內存在，但絕對是個別現象，並且是短期的。因為人民壹旦掌握地方官員的任免升降權，“鐵三角”就根本不可能長期操控各級政府。各地的“鐵三角”利益集團只是上面不知道，在當地根本不是什麽秘密，當地選民會選舉並長期容忍被“鐵三角”操控的地方政府侵害他們的權益嗎？

“鐵三角”操控地方政府的現象恰恰在專制政體下容易產生，因為專制政體下地方政府的任免升降權在上壹級行政機構手中，熟悉“鐵三角”的當地百姓無權罷免或有效監督他們，就算被“鐵三角”壹再侵害並對其恨入骨髓也無可奈何。上面並不了解下級政府的“鐵三角”現象，就算有所了解也因與地方官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不好痛下殺手。象各市、縣政府在城鎮入口處交通幹線上設立進出口關卡對過往車輛征收通行稅之類的簡單問題，中央迄今都沒辦法解決，就更不用說解決其它復雜壹點的地方主義毒瘤了。

民主政體下地方財團用金錢拉選票等“賄選”問題在民主政治初期也許會在壹定範圍內存在，但壹樣會是個別現象和暫時現象。首先“賄選”通常只在很低級的行政區域才有市場，如我國的村官選舉就容易發生賄選現象；但到較高級的行政區域賄選就很難產生效力，比如省長選舉，哪個財團有能力賄賂全省大多數選民？就算有人那麽做了，他能在新任民選政府手裏收回賄選的全部投資嗎？其實賄選現象是暫時的，因為民選政府在任期內不可能討好每個被它收買的選民，因此會逐漸失去這部分選民的心。通過賄選上臺的政府往往把追求個人私利及早收回賄選投資放在第壹位，於是利用職權以權謀私就在所難免，當地百姓就會受到普遍傷害。選民壹旦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民主權利，發現壹旦作賤或濫用這種民主權利後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時，就會主動行使對在職政府的監督權力，並在下次選舉中拒絕被收買。相比之下，專制政體下的買官賣官現象則是普遍且長期的，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逾演逾烈。因為任免官吏的上司和行賄買官的官員都能體驗到買官買官的“好處”，買官者與賣官者在官吏買賣過程中是“雙贏”的。既然是“雙贏”且皆大歡喜的，就有繼續下去並發揚光大的必要。

至於是民主政府還是法治政府誰更能有效防範腐敗問題？我認為這根本不成其為壹個問題，因為民主與法治是壹對孿生兄弟，法治是民主的基礎和前提，健全的民主政府也壹定是法治政府。首先民主政府的法律理念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貴遇上法律問題也和平民百姓站在同壹個水平線，所以民主政府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特權階層。其次民主政府是按法律程序建立起來的，政府必須在法律的框架以內運作，任何行政官員都不能想當然遊離於法律框架以外不作為或亂作為。再次民主政府奉行司法獨立，法律判決和制裁不受任何權力集團的幹擾。民主政府之所以能夠有效地防範腐敗，除了任免官吏機制由民作主這個根本原因外；還有健全且沒有任何彈性的法律監督在起作用。至於亞、非、拉某些小國的民主政府防範腐敗不力主要是這些國家民主政治還不太成熟的緣故，而不是“民主”本身的過錯。這些國家因為有很長的專制歷史，在民主進程中往往保留很多專制政體的殘余，腐敗就是這部分專制殘余在起作用。

至於香港和新加坡這些有健全法治的“威權政府”，廉政成果也壹樣是民主買的單。很多人忽視了兩地健全法治下的民主基礎：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是世界上第壹個走向民主的國家，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治理殖民地的方式不可避免要以民主為基礎。其實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除了港督由英國直接委派任命外，其余政務官也大多采用公平競爭的方式產生，還設有民眾公平競選出的議會……新加坡本質上也是民主政府，因為新加坡總統壹樣是民選產生，壹樣設有全民直接選舉產生的議會。壹個人口只有區區幾百萬的城邦小國，擁有民選總統和民選議會無疑屬於民主政體了。所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潔成果壹樣也是“民主”的成果。



（三）

極權體制下的威權政府於特定時間內也壹樣能夠通過嚴刑峻法在打擊腐敗上取得很大成效，如朱元璋時期的明帝國和秦始皇時期的秦帝國。但因為極權體制下的法律是不公平的，所以打擊腐敗的效果也是暫時和局部的，並且沒有連續性。

其壹、極權國家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嚴刑峻法只對平民百姓和低級官吏有效，國家元首和特權人物則不受或少受法律的約束。秦始皇用嚴刑峻法對付帝國平民，可自己動用上百萬人力從事修建阿皇宮和驪山陵墓等等與國計民生沒有任何關系的勞民傷財工程，花費巨大財力去尋求長生不死之藥，腐敗程度超過歷史上的任何壹個帝王。所以極權體制下的威權政府的廉潔充其量只是局部的。

其二、威權政府打擊腐敗的能力與壹把手的能力有很大的關系。秦始皇和朱元璋等能力超群的帝王能有效地防範下屬官員腐敗瀆職，但繼任者能否有這樣的能力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秦王朝第二任皇帝二世胡亥就昏庸無能，強大的秦王朝到了他手裏只三年時間就土崩瓦解。朱元璋的子孫也沒能力防範官吏的腐敗，結果明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貪汙腐化最烈的王朝之壹，出了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大貪官嚴嵩。李自成進攻北京時，崇禎皇帝在金鑾殿上請求達官貴人捐壹百萬兩銀子作軍餉進攻農民軍，可所有的官員都壹律哭窮，最後好不容易才擠出區區壹萬兩銀子。等到李自成進北京後，把那些官員抓起來壹頓痛打，結果壹下子打出了七千萬兩！所以專制體制下的威權政府對腐敗的打擊是暫時的，沒有連續性。

其三、就算國家元首精明強幹靈魂高貴，也不能確保各地擁有很大專制權力的行政壹把手也壹樣廉潔能幹。如果國家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國家元首就無法對所有的行政壹把手保持有效的監控。專制國家對官員的監督權來自上面，下面的平民百姓則沒有監督權，如果上面沒能力行使有效的監督，貪汙腐敗就會在“天使元首”力量不及的地方滋長蔓延。對於壹個大國來說，絕大多數領域都是元首力量無法達到的地方，所以腐敗在全國就具有普遍性。眾所周知的康熙皇帝就是壹個能力超群且嚴於律己的傑出國家元首，可壹樣無法遏制腐敗在帝國境內成燎原之勢。到了康熙統治後期，連他自己也承認“絕對不貪的官壹個也沒有！”

其四、現代專制政府打擊腐敗的動力有時還不如封建王朝。封建王朝因為是帝王的家天下，帝王的家和國合為壹體，所以帝王對國家有較強的責任心。為了確保王朝長治久安，帝王都會對危害王朝的貪官汙吏嚴懲不殆，只有昏庸絕頂的皇帝才會貪圖賄賂優待貪官來傷害自己的王朝。封建王朝之所以貪汙依舊是不治之癥，主要是皇帝以下的各級政府壹把手沒有皇帝那樣的責任心，國家不是他的，在轄地又擁有不受限制的巨大權力，所以在任上貪汙受賄就成為主要的職務驅動力，只要想法瞞住皇帝就成。如果是小國寡民，皇帝對各級官吏能行使有效的監控力，腐敗現象在限定時期內還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但象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皇帝壹人要想有效地監督所有的行政壹把手是不可能的，所以腐敗會在相當大的範圍內滋長蔓延。今天的專制政府壹把手擁有封建帝王那樣的權力，卻不壹定有封建帝王那樣的責任心，個別壹把手甚至於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那樣的心態：“我死後哪怕洪水濤天！”。既然沒有封建帝王那樣的責任心，打擊腐敗的內在動力也就沒有封建帝王那樣強烈。這裏有必要做壹個假設：壹個貪汙腐敗的省長向皇帝行賄壹百萬兩銀子，皇帝通常不會接受壹百萬兩銀子的賄賂而免除他的罪行，讓他繼續在任上腐敗下去，因為那樣做等於是貪圖貪官奉獻的壹斤肉而讓對方在自己身上割下十斤肉，明顯是和自己的王朝過不去。但如果上世紀壹個腐敗的省長向蔣介石行賄壹百萬兩銀子，蔣介石就有可能接受並讓此省長繼續擔任要職如故，甚至於會升他的官。因為這個腐敗省長傷害的是國家，而國家在法理上又不是他蔣介石的，他只是暫時代管而已，至於他以後這個國家是好是壞與他無幹，所以不如在任上利用職權多為自己撈點可以在下野之後繼續享用並能傳之後世的實惠。所以專制政體下的威權政府打擊腐敗的效力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主要取決於威權政府壹把手是否擁有匡時濟世的高貴情操和過人能力。所以寄希望於專制威權政府通過建立健全的法制來懲治腐敗只能是壹廂情願。

專制政體下的威權政府打擊腐敗也有成功的，但多半發生在幅員較小的國家，國家元首對全國能行使有效的監控。象中國這樣縱橫壹萬裏擁有十三億人口的泱泱大國，通過專制威權打擊腐敗是很難有效的，就算偶爾有效也不會長久。

民主政體下也有很腐敗的政府，但多半發生的亞、非、拉小國。小國容易接受民主但不容易把握民主；大國不容易接受民主但容易把握民主。大國的民主政府的腐敗程度通常比專制時期好得多，就算民主不很成功也比專制進步很多。



（四）

我們總習慣於拿民主較為失敗的印度和新近加入民主行列的俄羅斯來做專制成功的參照物，認為兩國無論在腐敗程度、貧富懸殊、社會公平、穩定方面的問題比我們更嚴重；經濟發展速度也遠不如我們。其實這是我們關上房門自己給自己發諾貝爾獎金，下面有必要說說這兩個國家的真實情況：

關於印度我只想說三個現象：

五、 壹個中國人有次去印度某地參加壹個關於教育的聚會，部長作了書面報告，然後是壹個報刊小編輯發言，他的第壹句話竟然是：“我不同意部長剛才的觀點。”

六、 印度三軍總司令的辦公室居然沒有安空調，降溫措施只有天花板上懸掛的壹個吊扇？三軍總司令是僅次於國家元首的高官，印度夏天的溫度比中國高得多，居然舍不得用公款安壹臺空調？

七、 我們壹提起印度首先想到的就是貧民窟，卻不知道印度的貧民窟多半位於市中心的鬧市區，其實若是政府出面，消除鬧市區的貧民窟很容易，可印度不搞“形式主義”，寧願讓進入這個國家的外國人第壹眼看到印度最不光彩的壹面也不肯亂花納稅人的錢搞什麽城市形象工程。

第壹個現象說明印度的知識分子勇於說真話，敢於對權威人物說“不”。我們的知識分子敢嗎？

第二個現象說明印度政府的廉潔程度非我們所能想象，也許我們會說這是總司令有意“作秀”，如果我們的官員也肯這樣“作秀”，寧願幾年甚至十幾年呆在溫度高達四十度（印度夏天的溫度多超過四十度）沒有空調只通過吊扇降溫的辦公室辦公，而不肯多花壹分納稅人的錢，我們熱烈歡迎這樣的“作秀”。

第三個現象更讓我們臉紅，全國各地雨後春筍般興起的勞民傷財形象工程，把中國的形式主義推向登峰造極的地步，國家和人民深受其害，這方面實在有向印度學習的必要。

看了上面的三個現象，妳能說印度的腐敗問題比我們更嚴重嗎？

我們總認為印度很貧窮，並依此推定印度的貧窮是民主造的孽。殊不知印度的國土面積只有297萬平方公裏，人口卻高達11億2千萬，人口密度是我們的三倍！可民主的印度很少有餓死人的現象，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壹大奇跡！各位不妨設想壹下這個國家若是采用專制政體會是什麽結果？今天的印度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後來居上迎頭超越了我們，且經濟效率比我們更高，單位GDP能耗則比我們低得多……

再來看民主後俄羅斯的壹組數據：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始於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 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6700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在9500至10000盧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間。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只是俄羅斯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壹個方面。

另壹個方面，就是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壹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從而建立和維持了壹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也紮紮實實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相比之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比俄羅斯更早，時間更長，速度更快。但是，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反映在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質卻完全不同。1999年至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壹番還要多。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與此同時，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公職群體和工商業者的財富迅速積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幾乎絕跡，買官成為時尚，公務員成為最搶手職業……

與非公職人員工資滯漲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七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增長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國家財政收入從1999 年1.5萬億增加到去年的5萬億元，而社會保障體系卻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萬中國人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壓得喘不氣過來。更有壹個 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還在下降。

…………

看了上面這壹組數據，妳能說民主後俄羅斯的“社會不公”比我們更嚴重嗎？民主化以前的俄羅斯公民買壹磅面包都得排上壹個甚至幾個小時的隊，妳能說民主俄羅斯的經濟成果不如專制時期的俄羅斯嗎？



天涯壹位網友說威權強勢政府比民主弱勢政府在發展中國家更有利於發展經濟，並指臺灣和韓國為例。臺灣和韓國在處於中國的發展階段即人均2000美金的時候都是獨裁政府，直到在人均7000美金以上才民主轉型成功？而所有人均GDP不及發達國家十分之壹的發展中國家實行民主後大多陷入經濟停滯政治不穩的局面？亞非拉各發展中國家則經常出現民主倒退如伊斯蘭運動復辟、軍政府上臺和選舉中的賄選和暗殺事件？

這位網友列舉的都是壹些小國寡民式地區。我在上文說過小國的威權政府容易在短期內取得壹定的成功，所以臺灣、韓國在威權政府下能實現經濟騰飛。但這壹成功是暫時的，沒有延續性，如果兩國不及時實現民主轉型，經濟就會停滯甚至大踏步倒退，國家也會陷入混亂。但幅員遼闊的大國威權政府則不容易取得經濟奇跡，人均GDP達到2000美金就步入經濟發展的瓶頸，平穩增長到人均7000美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小國容易接受民主但不容易把握民主，所以部分小國寡民式發展中國家走上民主之路後陷入經濟停滯政治不穩局面，甚至於出現軍事政變、伊斯蘭復辟等悲劇。但大國走上民主之路後通常不容易發生類似悲劇，因為大國不容易接受民主但容易把握民主。例如民主小國最容易發生的軍事政變，民主的大國就不容易發生。因為民主國家“軍隊國家化”，首都不駐軍，武裝力量多駐紮在遠離首都和中心城市的戰略要地。軍事政變的前提是突襲和快速，遠距離調軍不可能做到突襲和快速。加上大國通常有幾支力量平行的武裝力量，相互之間有制衡的力量，任何壹支武裝力量都難以獨立發動政變而不引起其余武裝力量的對抗反應。小國通常只有壹只主要的武裝力量，且多駐紮在離首都不遠的地方，很容易發生成功的軍事政變。與民主大國相反，專制大國更容易發生成功的軍事政變，因為專制大國最精銳的軍事力量大多駐防在離首都很近的地區，體制的力量確保了軍事政變的突襲性和快速性。



綜上所述，專制威權政府在發展經濟、反貪防腐、促進公平、繁榮文化、推進文明進步等方面，在小國能取得暫時的成功；但在大國很難取得成功。大國的民主政府應該比專制威權政府更成功更有效！例外也許有，但極為鮮見。





三、民主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嗎？



在民主問題上，多數國民有壹個可悲可嘆的思維誤區：民主是壹件奢侈品，只有發達國家才配談民主？對於壹個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優先解決的應該是經濟問題，在經濟上步入發達國家後才有資格考慮民主問題？

中國目前依舊是壹個發展中國家，因此經濟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則遠未成熟？民主應該是幾十年甚至百年之後的事。

兩千年前的封建政治學家賈誼就有壹句名言：“倉稟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尚有也……”

國民的這壹認識似乎不無道理，因為這個星球上的成熟民主國家多為經濟富裕的發達國家；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要麽是赤祼祼的專制政體；要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偽民主政體。

民主真的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壹下民主國家的歷史。

今天的成熟民主國家確然多為富強的發達國家，可這些國家在選擇民主的那壹天也是富強的發達國家嗎？

不是！！！

英、美兩國是民主國家的代表，這兩個國家在選擇民主政體的那壹天不但與“富強發達”四字無緣；相反經濟水準比今天的中國落後百倍，甚至在當時的星球上也與“強國”二字沾不上邊。

英國是在1642年的內戰之後走上民主之路的。那時的英國只有英格蘭區區幾萬平方公裏國土，北方的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還沒納入其行政版圖，是貨真價實的“撮爾小國”！民主前英國不但國小民貧，還飽受戰火的蹂躪，先是被北歐海盜部隊（維京人）燒殺搶掠了幾個世紀；接著又和法國斷斷續續大戰了壹百多年，最後以失敗告終；同時又被“黑死病”奪走了近壹半人口；然後又在“紅玫瑰戰爭”中自相殘殺了幾十年；接下來又被新興的歐洲軍事強國西班牙列入狩獵名單，不惜出動“無敵艦隊”入侵英吉利海峽；雖然在本國海盜的幫助下虎口逃生，但已是“杯弓蛇影”，國力進壹步受到重挫……

美國是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立國的。立國之初國土只局限在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十三州的狹小地域，人口只有區區三百萬人。西邊則是當時的歐洲軍事霸主法國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拉”，有效地阻斷了新興美國的西進擴張之路。當時的美國不但國小民寡，經濟水準也相當落後。經濟總量不但不能和英國、西班牙、法蘭西等歐洲強國相比，甚至比不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黑西哥！因此美國在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壹天是貨真價實的“小國寡民”，用“貧窮落後”來形容壹點也不過份。

接下來我們回顧壹下英、美兩國走上民主之路以後發生的奇跡：

英國在“光榮革命”後的壹百年間，打敗了歐洲殖民強國西班牙、法蘭西，取代“海上馬車夫”荷蘭成為“海上霸主”。國土也在勝利的凱歌聲中急遽膨脹，先後把北美十三洲、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的龐大領土納入政治版圖；接下來的半個世紀又把國土擴張到澳大利亞、緬甸、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蘇丹、南非……並向東擊敗龐然大物的中華帝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已擁有三千多萬平方公裏的龐大國土和兩億五千萬人口。相比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天，英國國土擴張了幾百倍，人口則增長了五十倍！不僅如此，英國還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做出了無與倫比的卓越貢獻！十九世紀初英國的經濟總量差不多相當於世界的經濟總和！

這都是“民主”的功績！民主使壹個戰亂頻仍的“撮爾小國”奇跡般成長為“日不落帝國”！

接下來我們回顧美國的“民主奇跡”：

美國在立國後的半個世紀，在“民主精神”的感召下完成了波瀾壯闊的“西進運動”。首先用智慧的手段從法國手中取得了路易斯安拉，不但國土擴大了壹倍，還打開了美國西進的大門；接下來相繼從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羅裏達，為美國的第壹條大河密西西比河收獲了寶貴的出海口；從英國手中取得了俄勒崗；從俄國手中取得了阿拉斯加。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對墨西哥發動戰爭，輕易擊敗了軍事力量遠比自己強大的對手，奪取了新墨西哥、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等大片領土。同時“民主體制”極大地調動了美國公民的主動性和冒險精神，冒著印弟安人“毒箭”和“剝頭皮”的巨大風險，在開拓國土上“人自為戰”，單槍匹馬向西拓荒，在滿懷敵意的印弟安人群體中紮下自己生命的根，壹點壹點地蠶食印第安人的土地，壹直把自己的家園和國土推進到太平洋……使美國從壹個“小國寡民”躍升為幅員遼闊的超級大國。不僅如此，美國在西進運動的同時完成了“工業革命”，擁有的鐵路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相當於全球鐵路裏程的總和，成為壹個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

因為早期美國人多為來自英國的“精英”，建立的民主體制遠比英國理性成熟，因此“民主精神”能更大地調動國民的“積極人性”，能體現出比英國更大的優勢，“文明”前進的步伐也就遠比英國快捷。1894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英國，取得了全球的經濟霸權；然後又在壹戰中取代英國贏得海上霸權，從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前進為最大的債權國，世界金融中心在壹戰結束的那壹年從英國倫敦轉向美國紐約……

這裏有必要強調壹點，民主體制不但使英、美兩國在很短的歷史時期內從悲劇性的“小國寡民”奇跡般地成長為國富民強的超級大國；還因為民主體制時刻關註“社會公平”，使弱勢群體的權利得到確切保障，有效地防範了社會分裂，國民的凝聚力空前強化，結果避免了專制中國在“開元盛世”後因貧富懸殊激發全民族的內戰，壹轉眼就從“小邑猶存萬家室，公私倉稟俱豐實”的“大好形勢”加速墜落到人吃人的悲慘境地。英國在走上民主之路後沒有暴發壹次自相殘殺的“暴力革命”；美國雖然在十九世紀中期暴發了悲劇性的內戰，但原因不是因為貧富懸殊，而是源於南北方的價值理念沖突，地方和中央的權利沖突。民主是壹種勇於並且善於“糾錯”的政治機制，美國人很快從悲劇中汲取教訓，在此後的壹個半世紀沒有再重演自相殘殺的“暴力革命”悲劇。

英、美兩國的近現代史說明：民主不是富國和強國的專利，經濟落後的“小國寡民”壹樣可以在民主之路上走向成功。民主雖然不以“富強”為存在條件；但民主卻能使貧窮落後的國家加速度走向“文明富強”！

眾所周知，瑞士是這個星球上人均收入最高的田園詩般國度，但很少有人知道瑞士是最早選擇民主體制的國家，走上民主之路的時間比英國還早。那時的瑞士可是歐洲最小最貧窮的山地小國。

我們再往前追溯幾千年，看看歷史上的古代文明。

在人類歷史的童年時期，在鐵制工具沒有普遍推廣之前，因為史前人的石刀石斧和少量的青銅工具無法對付亞熱帶濕潤地區的參天大樹，以灌木為主的半幹旱地區，尤其是土質疏松的大河兩岸的灌溉農業區就成為最適合耕種的文明區。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就是典型代表，這四個地方孕育出了人類歷史早期的四大文明古國，也就是地球上最富庶強大的國家。尤其是尼羅河流域的埃及王國，因為尼羅河的定期泛濫，在化肥還沒有發明的古代，肥沃的河泥每年都給已耕種的熟土地自動施上壹層肥料，使土地沒有“休耕”和“因地力耗竭需要不斷開荒尋找新土地”的必要，自然成為“強國中的富國”。按照中國人的邏輯這四大文明古國在當時最容易選擇民主體制。可這四大文明古國無壹例外采用了赤裸裸的專制體制，埃及的專制體制則最為野蠻。如果說遠古時期科學落後生產力不發達，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富強國家，希臘、羅馬文明就是壹個有力的反證。古希臘地區是壹塊地表崎嶇不平且巖石裸露極不適合農耕的土地，上面生存著以雅典、斯巴達、科林斯為代表的幾十個互不統屬的城邦小國，這些小國用“國小民貧”來形容應該名副其實，和上述四大文明古國相比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乞丐”和“螞蟻”。這些希臘小國壹樣存在於科學落後生產力不發達的遠古時期，且比四大文明古國貧窮弱小得多，可雅典這個希臘小國卻孕育出了著名的民主體制；斯巴達的民族內部民主也很充分；其它希臘小國的政治體制也和雅典、斯巴達大同小異。雅典的公民人數不到兩萬人；斯巴達的公民人數在最強盛時期也只有區區九千人，兩國小到什麽程度可想而知。

羅馬帝國在立國之初只是臺伯河畔的壹個村落群體，在意大利半島可以稱得上是力量最小的國家，北方敵國可以隨心所欲來羅馬掠奪美女。可羅馬在弱小時期卻采用了民主體制，國家權利集中在選舉產生的議會（元老院）和“公民大會”，“保民官”的設置有效地防範了權力階層侵害多數人的利益。民主體制極大地調動了羅馬人的潛力，羅馬軍團四面出擊開疆拓土，先後擊敗了力量比自己強大百倍的北方山地強國、地中海霸主迦太基、統壹了意大利半島。隨後羅馬軍團東征北西討，南征北戰，征服了亞歷山大後帝國和山北高盧，把伊比利亞半島、西臘半島、小亞細亞、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北非綠洲、西歐和英倫三島的龐大領土並入羅馬共和國版圖，使羅馬共和國成為當時地球上無與倫比的超級大國。讓人不可思議的是：當羅馬成長為力量可怕的龐然大物時，民主卻成為不受歡迎的東西，共和國竟然陰錯陽差地墮入專制體制。拋棄民主要了羅馬人的命，強大的羅馬帝國在經歷曇花壹現的繁榮之後很快衰落下去，人民不斷內戰，曾經在羅馬共和國面前不堪壹擊的蠻族反客為主，不斷突破羅馬的邊境防線，象潮水壹樣湧入帝國燒殺搶掠。羅馬帝國很快分崩離析，曾經繁華蓋世，號稱用大理石築成的首都羅馬城在匈奴和日耳曼族的蹂躪下成了真正的廢墟。

壹個撮爾小邦因為選擇民主加速成長為超級強國；又因為拋棄民主分崩離析國破家亡，這個教訓太深刻了！



我們再來看看臺灣，這個小島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依舊沈醉在專制的黑夜不能自拔；卻在被國際拋棄、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的八十年代走上了民主之路，並壹直走向成功。進壹步說明“富強”並不是“民主”的決定條件。



上述歷史事實說明自然條件優越的“強國”反而不利於滋生民主力量；在逆境中求生的弱國卻有利於民主理念的滋長，容易選擇民主體制並走向成功。



在多數國民心中，下面的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壹個經濟落後的大國要想富國強兵，首要的任務就是發展經濟，經濟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待國家富強起來以後再從事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優先於政治體制改革。這個邏輯其實很荒謬，因為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不但不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相反為發展經濟打開了廣闊的前景。日本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比中國貧窮落後很多，充其量只是中華帝國的壹個不受歡迎的“學生”。近代日本富國強兵的途徑就是優先從事政治體制改革；同時的中華帝國則從事被後人稱為“洋務運動”的經濟體制改革。結果日本在短短三十年國力突飛猛進，把先經濟後政治的中華帝國遠遠甩在後面。



部分國民還有另壹個“民主誤區”：就是民主體制不適合打仗，專制體制更有利於建立軍事強國。這壹誤區只要看看美國的軍事成就就能找到答案。妳聽說過美國戰敗過嗎？妳聽說過美國本土遭受外敵入侵過嗎？妳聽說過美國軍隊成建制擅自投降或臨陣脫逃嗎？還有兩千四百年前的“希波戰爭”，民主的雅典和斯巴達的公民總數加起來還不到三萬人；專制的波斯帝國僅常備軍就有壹百多萬人，每次和雅典作戰都要出動幾十萬遠征軍。可最後的決戰結果卻是專制的波斯帝國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壹敗再敗。



綜上所述：民主不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品，民主不以“富強”為存在條件，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壹樣可以選擇民主並走向成功。對於壹個正在從事民族振興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變革政治與發展經濟同等重要。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不但不會延緩經濟的發展，相反還能為經濟的長足進展提供制度保障，避免貧富懸殊造成社會分裂，避免窮人和富人的內戰，避免經濟成果在自相殘殺的暴力革命中毀於壹旦。

中國雖然落後於英、美、法等發達國家，但相比三個國家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天要富強百倍！因此“貧窮落後”不是“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理由！

四、民主體制更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

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舊體制的活力已經走到了盡頭，民主改革的呼聲也壹浪高過壹浪。多數精英人士認識到：中國要想步入平穩健康發展的“良性循環”，光靠經濟體制改革這種壹條腿走路方式是不夠的，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前提。

當民主改革已成為多數精英人物的共識時，為何我們仍徘徊在民主的門檻外踟躅不前，不肯向前邁出那決定性的壹步呢？

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是壹個大國，治理起來相當困難，壹旦“民主”起來會不會出大亂子呢？

象中國這樣壹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壹個或少數幾個人當家尚且經常出現“突發事件”；人們有理由懷疑：多數人都有發言權時豈不要亂成壹鍋粥？

如果中國是南朝鮮或不丹那樣的小國寡民，只要國家元首是擁有很強民族責任心的“真英雄”，就很容易帶動全國人民平穩有序地轉入民主體制。正因為中國是泱泱大國，就算決策層出了壹位華盛頓那樣的曠世英雄，下面的人和各省地方勢力也不見得會跟著他壹起走上“陽光之路”？末路英雄光緒皇帝的悲劇中國人還記憶猶新。

因此多數國民都認為小國“民主”容易；大國“民主”難上加難？

這是壹個很大的認識誤區！！！

真實情況是：民主體制更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

大國民主轉型雖然陣痛期較長，不象小國那樣說轉向就轉向，可壹旦走上民主之路就容易走向成功。

小國容易實現民主轉型，但不容易鞏固民主成果。

這個星球上的政治體制雖然五花八門，但從根本上來講只有“專制”和“民主”兩種類型。

首先：專制體制也許適合小國寡民；但絕對不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

象新加坡、泰國那樣的小國，國土面積不大，人口也不多，少數幾個決策人物能及時準確地了解掌握全國各地各階層的真實情況。只要統治者英明能幹富有責任心，就能把全國治理得井井有條。就算小國在壹個糊塗自私的昏君手裏弄得壹團糟，但只要明君壹出現又能很快扭轉國勢。

與小國寡民不同，中、美、蘇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國土面積南北綿延幾千上萬公裏，人口幾億到十多億，民族成份復雜，各地地理千差萬別，國情千變萬化。適合此地的政策不壹定適合於千裏之外的另壹地；能給某族群帶來福利的善政說不準是為害另壹族群的惡政。所以高層決策層制訂出的大政方針很難與各地多數人民的利益相適應。專制政體又特別強調“政令統壹”，不可能長期容忍各地各族群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自行其是”，結果矛盾和問題在體制內很難調和化解。在人多地廣的大國裏，就算國家元首是李世民那樣的絕代英豪，也不可能準確及時了解全國各地各階層的實際情況，因此也不可能做到令行其是，且極有可能根據手下的匯報把不搞關系清廉有為的“即墨大夫”罷官問罪；把刮地三尺但善於搞關系迎合上司的“阿大夫”連升三級……壹旦某地官員倒行逆施導致腐敗叢生官民矛盾升級，上面不容易及時了解情況防患於未然，直到社會矛盾激化激起民變時才能引起上面的註意。但此時巨大的傷害已經形成，拔亂反正需要花費巨大的社會成本。國家的行政效率就會因此每況愈下。如果國家出了壹個糊塗自私的統治者，在任期內把國家折騰得天怒人怨分崩離析，就算繼任者是有德明君也無力回天。把壹輛誤入歧途的手推車推上正路很容易，但要把壹輛越軌的列車納入正軌卻不是壹個人的能力做得到的。

縱觀整個世界歷史，幾乎沒有壹個專制大國是“長命”的。中國歷史上周而復始的自毀文明式平民暴動和改朝換代戰爭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只有“民主”能解決大國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政治問題。民主政治能調動多數精英的智慧和責任心，各地各族群的精英在國家統領軍事外交、遵循統壹憲法的前提下，能根據各地各族群的實際情況制訂出最適合本地本群多數人利益的“善政”，並及時了解情況的變化，根據變化的情況及時調整政策措施，有效地防範社會矛盾升級。這就象把大國分成若幹沒有獨立主權的“小國”來治理，各地民選權力機關能及時準確地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和隨時隨地的變化，了解“公職人員”的真實政績和德行，從而真正做到“令行其是”，“任人唯賢”和“人盡其用”。就算某地某時的權力機關出了大問題，也只能危害此時此地，“惡政沖擊波”不會綿延到九洲八極五湖四海。局部的暫時傷痛較之遍體鱗傷自然容易療治些

其次：大國較之小國容易鞏固民主成果。

在民主國家裏，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是武人發動的軍事政變。

小國通常只有壹支壓倒性的武裝力量，只要這支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決心發動軍事政變，就很容易從小國的任何壹地快速進軍首都端掉民選的權力機關，把國家權力從民選政府轉移到軍事領導人手中，實行軍事獨裁，斷送民主前途。

民主大國發動軍事政變則不那麽容易。大國通常都擁有幾支獨立且勢均力敵的軍事力量。分駐各地的幾支軍事力量壹致同意發動軍事政變且自願接受另壹個軍事首腦領導的概率微乎其微。民主政體又不許首都附近駐軍，某支軍隊想發動先發制人的政變也不容易從遙遠的邊疆（民主國家內地通常不駐軍）迅速進軍首都對民選政府發動“突然襲擊”；而不引起政府和其他幾支軍事力量的激烈反應。

所以民主大國不象小國那樣容易發動軍事政變，即使發動政變也不容易成功，因此容易鞏固民主成果。

與民主大國相反，專制大國則容易發動軍事政變，因為專制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通常都在首都附近駐有龐大精稅的衛戍部隊，壹旦這支“禁衛軍”決定發動政變，就可捷足先登推翻前政權接管國家權力，掌控國家資源，“挾國家以令諸侯”，取得對其他軍事力量的壓倒優勢。

縱觀世界上那些民主不怎麽成功的國家，幾乎全是亞、非、拉軍人勢力強大的小國。民主成果絕大多數為軍人集團竊取。

拿印度和巴基斯坦為例，這兩個國家都是英國的前殖民地，殖民地時期是壹個國家，擁有同壹文明水準。英國在同壹時間讓兩國獨立。兩國立國時的民主模式完全相同，但結果卻大相徑庭。印度的民主政治平穩健康發展，沒有發生過壹次成功的軍事政變，也沒發生過“大饑荒”和“文革”那樣的災難性社會動蕩。巴基斯坦的民主政治則壹波三折，經常發生軍事政變，民選政府被軍事集團推翻。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幅員遼闊，不容易發動成功的軍事政變。巴基斯坦的面積和人口比印度小得多，發動成功軍事政變的概率比印度要高得多。因此大國印度較之小國巴基斯坦的民主成果更容易鞏固。



因此當國民渴望民主改革時，根本不用擔心“國家大人口多”的問題，因為幅員遼闊的大國雖然在民主轉型期陣痛較長，但容易鞏固民主成果，較之小國寡民更適合民主政體。



五、從美國早期民主看臺灣立法院“打架”



臺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率先選擇民主政治的華人群體；但華人主體有關臺灣民主政治的報道壹直是負面成份居多，從上世紀末的“立法院”打架，國民黨因黑金下臺；到民進黨執政後的朝野紛爭貪腐失政，總統陳水扁的“洗錢案”；外加選舉過程中的突發事件如“兩顆子彈”和“走路工事件”等等，壹大堆類似“小孩子過家家”式的“胡鬧”，不止壹次讓海峽對岸的“大壹統國民”笑破了肚皮。尤其是議員在“立法院”打架的“笑料”，更成為國民在茶余飯後顯示優越感的談資，讓真正操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極少數仁人誌士失望寒心。

媒體報導的臺灣民主“鬧劇”，從另壹個側面證實了“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英明診斷”？

民主政體是迄今為止已被多數地球人用政治實踐和歷史經驗證明出來的“最不壞”政治體制；比專制集權政體要優越很多。壹個適用於多數地球人的“文明成果”，為何不適合這個地球上的最大族群——“聰明”的中國人呢？

中國人不是自欺欺人的“傻子”，相反壹直被世界多數國家視為“聰明人”，“不適合民主”應該不是事實，更不可能屬於“英明論斷”。要麽是媒體存在選擇性失明，只報道“美女身上的那顆黑痣”而對其整體的美麗不置壹詞；要麽國民沒有從整體和發展眼光看問題，只聽到產婦的呻吟聲而感覺不到產婦腹中新生命的律動；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多數人只看到臺灣民主的紛亂擾攘；而看不到在壹次又壹次激烈的選戰對抗中所歷練累積的民主體驗和共識，正在臺灣社會悄然形成。人們更不可能看到：處於民主初期階段的臺灣盡管出現了暫時、局部動蕩；但沒有出現文革那樣的生命災難和社會失控，更沒有出現津巴布韋百分之十億的通貨膨脹？

近期因遠離俗務的幹擾，得以靜下心來研讀美國的民主歷程，得出的結論頗為振奮人心：美國的民主政體並不是從壹開始就是成熟穩健的，在民主的初級階段壹樣出現了被專制的歐洲人視為“笑料”的“鬧劇”。美國議員也壹樣在參眾兩院“打架”；並且“打架”的厲害程度和持續的時間比臺灣長得多。

美國人並非“天生就適合”民主！在民主初級階段的表現並不比臺灣的中國人高明！

美國在1776年建國，1783年贏得獨立戰爭勝利，1787年召開制憲會議，制定了今天仍在適用的《美國憲法》，1789年選出美國第壹任總統華盛頓。在1789年前的十多年間，美國其實不能成其為壹個實質意義上的國家，而是十三個州組成松散聯邦，和前蘇聯解體後成立的“獨聯體”異曲同工。各州擁有獨立的軍事、外交權力；代行美國政府職能的“大陸會議”只是壹個“協調”機構，既無“軍隊”也無獨立財政；權力和設在莫斯科的“獨聯體”辦事機構的權力壹樣多！那時的美國人對“民主”的理解很膚淺，“民主形象”類似巨無霸軀體頂著壹個芝麻腦袋，差不多接近“無政府”理念，認為國家權力越小地方權力越大越有利於保護“民主”。直到麻薩諸塞州爆發了謝斯反叛，單個州的力量無法平定反叛恢復秩序時，美國人才意識到“弱勢國權”和“強勢州權”根本沒有能力保護“民主”。“強勢國權”雖然是民主的威脅，但如果在“有效監督”下“合理運用”也是民主的強有力守護神。由此可見早期美國人對“民主”的理解是多麽“可笑”，直到付出血的代價後才開始逐漸“理解民主”。

美國人在建立實質意義上的國家後，參眾兩院壹直是亂糟糟的。議員在院內相互攻詰、謾罵甚至拳腳相向司空見慣；少數人甚至拿起了棍棒等“冷兵器”；個別人甚至向對手拔出了左輪手槍。

我們來回顧壹下美國人當初是怎樣在國會“打架”的：

十九世紀中期，來自南部蓄奴州的議員詹姆斯•哈蒙德威脅北部自由州同事說：如果北部不讓南部在參議院裏保持永久的平等，“我們就將他們踢出國會山，並放壹把火燒掉國會”。那段時間在國會不僅有文鬥，還有武鬥，如在國會開會時曾多次發生拳打腳踢。1850年4月17日，密西西比州的參議員亨利•S•富特就曾在參議院對其同事拔出左輪手槍……

1856年5月19-20日，馬薩諸塞州的查爾斯•薩姆納在參議院發表了壹篇題為《對堪薩斯犯下的罪行》的激烈的長篇演說。他用華麗的語言和挑釁的口吻贊揚北部的高尚品德，用性行為的隱喻痛斥南部在“強奸”堪薩斯。演講中他還辱罵性地再三提及了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安德魯•巴特勒。兩天後，巴特勒的堂兄、眾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在參議院休會後闖入參議院大廳，走到薩姆納的桌前，用手杖敲打他的頭部。薩姆納雙腿被桌子絆住無法自衛。他試圖站起來，最後猛地把桌子從地上抓起，蹣跚著向前走了幾步，終於癱倒；可是，狂暴的布魯克斯仍然繼續打他，直到被聞訊趕來的其他議員推走。結果薩姆納被毆打成重傷，有三年時間沒有重返參議院。　

布魯克斯的行為引起了北部的憤怒；但贏得了南部同鄉的喝彩。布魯克斯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寫道：“每個南方人都興高彩烈，連手杖的殘段都被請求當作神聖的紀念品。”由於南方議員壹致投票反對，眾議院未能以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對布魯克斯的譴責。盡管布魯克斯辭去議員職務，而他在他的地區以全部選票重新當選，從而又得意洋洋地返回了華盛頓。布魯克斯在南卡羅來納逗留期間，哥倫比亞市市長贈給他壹根嶄新的鑲有金把的山核桃木高級手杖。同時，他也收到了來自南方各地的手杖，其中查爾斯頓市贈的手杖上刻著題字：“再揍他。”還有壹位選民送的手杖則題詞：“用擊倒結束爭論”……

欣頓•羅恩•赫爾珀生長在北卡羅來納州西部的壹個小農地區。他在1857年出版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機》壹書論述奴隸制對南部經濟的影響。這激怒了南部人，尤其是共和黨人在節選本中增加的醒目標題：“革命——可能的話，和平進行；必要的話，采用暴力”。奴隸主們譴責《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機》是“縱火犯、造反者、國家和平與安寧的敵人”。壹些州宣布發行或收藏這本書為犯罪。　

赫爾珀的這部書導致國會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僵局。在1859年12月的眾院裏，共和黨人提名俄亥俄州的約翰•謝爾曼為議長。謝爾曼在奴隸制問題上雖然是個溫和派，但仍與其他67名共和黨國會議員壹起對赫爾珀的書表示了支持(他並未讀過這本書)。壹位密蘇裏州代表提出了壹項議案，認為凡是支持《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機》的人不“適於任眾院議長職位”。結果眾院經過43次投票都未能選出議長。爭執延續了8個星期，南北雙方議員火氣越來越大，相互辱罵，甚至攜帶武器來參加會議。壹位觀察家報道說：“唯壹不帶壹支左輪手槍和匕首的人就是那些帶著兩把左輪槍的人。”眾院議員席上爆發槍戰已具備現實可能性……

…………

美國人在國會“打架”，從1789年壹直打到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前後壹共打了72年還沒最後“休兵”！臺灣立法院好象只打了幾年架就“休戰”了；並且沒有出現“拿武器”和“打傷人”的惡性事件。我們應該認識到美國今天的民主成果也是美國人從國會裏“打架”打出來的；應該聽到臺灣立法院打架的“鬧劇”背後民主前進的腳步聲。

當美國人在國會打架的時候，歐洲大陸的霸主奧地利帝國（神聖同盟盟主）的臣民也在笑個不停。他們的議會可不會發生那樣的“荒唐”事，議員之間不但不會“打架”，而是相互彬彬有禮，對政府提案只有贊成票沒有反對票，對外用壹個聲音說話，和皇帝保持“高度壹致”。

是“打架”的國會好還是“高度壹致”的議會好？看看今天的美國和奧地利就可得到答案。

奧地利帝國在“高度壹致”的議會忽悠下很快就急劇衰落了，在當上歐洲霸主後不到半個世紀就被新起的普魯士王國擊敗；又半個世紀在壹戰中解體，疆土萎縮到百年前的十幾分之壹，淪為今天國際上無足輕重的小國寡民。美國的疆土則在“打架”的國會鞭策下擴張了近十倍，從建國時GDP連墨西哥、哥倫比亞都不如的三流小國躍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富強最文明的國家。

如果當初美國人沒有胸懷和智慧容忍國會的“打架”鬧劇，不能忍受大洋彼岸傳來的嘲笑聲，今天的美國不但不可能成為超級強國和文明領袖；相反極有可能墮落為中國人腳下的壹只螞蟻。

由此可見：

“打架”的立法院比“高度壹致”的議會好！

處於民主初級階段的臺灣立法院“打架”很正常。

我們沒有理由嘲笑別人！

六、陳水扁貪腐案是又壹個“民主笑料”嗎？

陳水扁“機要費”案曝光後，關於臺灣“民主笑料”的話題在國內輿論界又有了新的“活材料”。
自臺灣走向民主政治後，我聽得最多的臺灣民主話題竟然是“民主笑料”；而不是民主的優越性。在此之前的最大笑料是議員在立法院“打架”，為某個議案爭論得面紅耳赤甚至於拳腳相向。因為耳中充斥了太多的“民主笑料”，又沒有機會去臺灣實地調查，不可避免對臺灣民主政治疑慮重重，經常不自覺地懷疑臺灣民主是“偽民主”？臺灣的人均經濟水準和教育文化投資比大陸高很多，連他們都把民主折騰成“不倫不類”的“笑料”，我們就更沒有條件實現“民主政治”了？“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說法看來有壹定的理論依據？
連我這個自詡對“民主”有很強悟性，認為遏制貪汙腐敗的最好藥方是“民主”的中國人，也時不時會產生上面的疑慮，就更不用說對民主有“深刻成見”的蕓蕓眾生了。
上述事例說明“壹面之詞重復三次就是真理”。公民享有平等的“話語權”才能走出“偏見”和“成見”，不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和“假命題”所蒙蔽。
直到今年三月臺灣總統選舉取得成功，下野的國民黨再度出山執政，競選失敗者表現出可敬的“君子風度”，政權在“槍桿子”之外完成平衡交接，我才發現自己對臺灣“民主笑料”的理解摻雜有很深的偏見。
臺灣民主的幼年期因為專制體制的慣性作用和人民對民主理念理解不深，難免會出現與民主理念相悖的“笑料”，就象新生兒剛學走路時的步態在動物和成年人眼中都是怪模怪樣壹樣。但我們只要對新生兒給予充分的理解和扶持，他就能很快學會走路，並成長為拙壯的青壯年。“民主笑料”是新生兒延生前的“陣痛”。如果不願忍受“陣痛”，新生兒就不可能出生。如果對新生兒沒有足夠的寬容和耐心，新生兒也不可能成長為青壯年。
我們不能忽視民主笑料“可笑”背後的“可貴”之處，打架的立法院盡管醜態百出，但總比“該舉手時就舉手”的議會要好。
我們很容易犯這樣的錯誤：對新生事物求全責備，期望值過高；壹旦與期望值不符就容易失去必要的耐心，轉而懷念必定會走向死亡的舊事物。
議員在立法院打架的“笑料”因為馬英九的當選逐漸淡出國民的茶余飯後談資；陳水扁“機要費”案的曝光又再度為臺灣“民主笑料”提供了新的佐料。
陳水扁在任期內通過虛報競選經費，把高達2000萬美元的選舉剩余款匯往海外陳氏家族的私人帳戶，由其妻子吳淑貞具體操縱實施。陳水扁居然在記者會上聲稱自己“不知情”……
陳水扁在職期間的所作所為與專制體制下的腐敗官僚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壹樣以權謀私，壹樣“不誠實”說假話……
人們不禁要問：不是說民主是反貪反腐的“良方”嗎？怎麽民主總統陳水扁照樣腐敗不誤？並且腐敗數額還相當巨大呢？
陳水扁貪腐案真的是“民主”的過錯嗎？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陳水扁貪腐案的發生不是民主的過錯。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檢討壹下臺灣早期的“民主成熟度”。
壹個成熟的民主政治體制有三個要件：壹是公民公開公平競選各級政務官，使“領導人”盡可能是這個國家、地區的優秀人物，而不是善長行賄和“跑關系”的垃圾政客；二是對權力人物實行權力限制，防止他們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三是對在職官員實施嚴格的職務監督，防止他們利用職務之便公器私用。
以民主政治的三個要件來衡量，臺灣早期的民主政治是“不成熟”的。陳水扁能夠隨意支配動用數目如此巨大的“機要費”，並根據自己的利益“做假帳”和“轉移贓款”，說明臺灣的在職政務官同樣擁有“部分”不加限制的政治經濟權力，並且在行使這壹“非民主權利”時沒有有效的監督措施。這說明臺灣的早期民主政治只有第壹個要件，而缺少後面的兩個要件。所以臺灣的早期民主是壹種極不成熟的民主政治。
臺灣的民主政治是從專制體制脫胎而來的，在早期階段不可避免地會遺留專制體制的部分弊端，權力缺少限制和監督恰恰是專制體制的主要特征。在民主轉型期，長期在專制體制下生活的臺灣人民因為對民主政治缺乏了解，大多把主要註意力集中在民主選舉上。只要不搞“圈定候選人”、“等額選舉”和“暗箱操作”之類的“形式選舉”；給他們以公平的投票權和競選權，公民的心理就很容易滿足，因此也就容易放松對民主政治另外兩個要件的訴求。這樣的“跛腳民主”政治壹樣容易滋生腐敗。如果被民眾選上的權力人物沒有罕見的德操和榮譽感，他就極有可能在任期內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因為缺少有效的監督他也很容易達到目的。就算因此失去民心在下次換屆選舉中下臺，他也撈足夠本足夠他壹生榮華富貴了。部分亞非拉民主國家之所以無法根治腐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民主政治保留了部分專制體制的殘余，尤其缺少民主政治的後兩個要件：權力沒有有效的制約和監督。
總之臺灣的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是有缺陷不徹底的民主。西方國家也搞競選，也有競選經費的使用問題，怎麽就很少發生類似的問題？是因為那些外國人都是愛國天使嗎？當然不是，如果有機會他們也同樣會貪，只不過是沒條件沒機會而已。
所以陳水扁貪腐案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民主政治裏遺留的“專制殘余”造成的，恰恰是專制遺毒造的孽。臺灣人民以後要做的不是遺棄民主返回專制；而是全力消除民主政治裏的“專制殘余”，對“權力”制定強有力的制約和監督措施，使民主政治日趨完善成熟。
我國的“村官直選”之所以不能消除腐敗，原因也是只有“直選”而沒有對“在職村官權力”的有效制約監督措施，村官壹旦上任就可在轄區內為所欲為，在“不撈白不撈”，“撈夠後哪怕洪水濤天”的末世心態下瘋狂貪腐。
所以面對“村官直選”的傷心景觀，我們不能把“村官腐敗”歸咎於“直選”的過錯，不能走回頭路；而是填補“村官直選”的政策漏洞，為在職村官設置壹套完備的權力制約監督措施，尤其是不能讓在職村官擁有公款和公共資源的支配權。

其次陳水扁貪腐案的很快曝光是“民主”的功勞！
政治體制的好壞都是“相對”而言的，再好的政治體制也不可能杜絕腐敗，就象再完善的刑罰也不可能杜絕刑事犯罪壹樣。完善成熟的民主體制能夠最大限度的遏制貪汙腐敗，但並不能完全杜絕貪腐。在貪腐問題上成熟民主體制相對於專制體制的主要優越性是：壹是能使貪汙腐敗減小到盡可能低的限度；二是貪腐數量和持續時間有限，大額貪腐和長時間作案的可能性相當小；三是貪腐者都會受到毫不留情的追究制裁。
我想起了劉亞洲將軍在談到美國體制優越性時曾說過的那段話：“美國壹是不犯錯誤；二是少犯錯誤；三是犯了錯誤很容易改正。我們則是犯錯誤；常犯錯誤；犯了錯誤很難改正……”
因為臺灣的早期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所以陳水扁的貪腐數量很大，但陳水扁在民主政治下貪腐的代價壹是才八年時間就被選民選下臺；二是下臺才幾個月就受到法律的無情追究，壹旦核實等待他的將是無情制裁。
津巴布韋元首穆加貝的貪腐瀆職程度應該比陳水扁有過之而無不及。津巴布韋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二億三千萬以上就是他腐瀆行為的最好佐證。可他在元首職位上已經呆了三十多年，並且在造成津巴布韋經濟崩潰後仍賴在總統位子上不走。津巴布韋人民也拿他沒辦法。
如果陳水扁在津巴布韋，他無疑會繼續幹下去，並繼續瘋狂地貪汙腐敗。國內司法機關根本沒有膽量和權力去調查他的貪腐案件。
所以陳水扁貪腐案的曝光恰恰是“民主”的功勞！
今年曝光的晏大彬案壹樣有很深啟發意義：壹個財政收入不到億元的國家級貧困縣（重慶巫山縣），壹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交通局長，在任期內聚斂了近三千萬（已查實受賄數據2226萬）“腐敗資產”，相當於這個縣財政收入的三分之壹！同時利用職權奸汙了絕大多數公路女收費員……
如果加上晏大彬揮霍和向上行賄的款項，他的貪腐案就遠不止三千萬了。
如果晏大彬哪天當上了中國的元首，他就極有可能利用職權貪汙三分之壹個5.13萬億{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的天文數字贓款？
更值得警惕的是：晏大彬貪腐案不是司法機關主動偵查出來的，而是晏大彬倒了八輩子血楣，碰上千萬分之壹概率的倒楣事自動曝光的？
請問中國還有多少個沒有倒血楣的晏大彬？還有多少個晏大彬在繼續瘋狂作案？

我曾經和壹個朋友談論過“鎖”的功用：
朋友說“鎖”只防“君子”不防“小人”，所以“上鎖”沒有實質意義。
我說“鎖”雖然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但“不上鎖”則有可能把“君子”誘惑成“小人”。
如果某居民不在家時門戶洞開，不是“小偷”的人在經過這家門口時也可能想到去裏面看看。如果他剛好看到桌上放著壹萬塊錢，先前沒有偷竊意向的“侵入者”則很可能考慮順手牽羊把那壹萬塊錢拿走……
如果把這個例子引入政治體制，“上鎖”就是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和監督；“民主”則是設計制造盡可能完善實用的“鎖”。如果沒有壹把功能齊全的“權力之鎖”，就是“愛民君子”也會在權力誘惑下成了“腐敗分子”。如果有了那把“鎖”，先天有腐敗傾向的勢利小人也沒有機會以權謀私。
所以專制體制下的腐敗分子並不都是“先天邪惡之徒”，主要是落後過時的體制誘惑他們墮落成國家的碩鼠，主要是體制的過錯。
民主選舉就是盡可能讓“君子”而不是“小人”走上“領導崗位”；對權力設置有效的制約監督措施就是防止“君子”在權力誘惑下演變成“小人”。

我們要想成功的遏制愈演愈烈的貪汙腐敗，就急需設計壹把功能齊全的“權力之鎖”。

七、“中國人”能否考慮“特赦”陳水扁

讀者咋看此文“標題”請不要動怒，望耐心讀完全文。
國民對“貪腐”的深惡痛竭之情本人能夠理解，好不容易能看到貪腐的大官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受到公正的法律制裁，從“天下烏鴉壹般黑”的悲觀誤區中找到了部分希望和自信。筆者此時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特赦”陳水扁的動議？妳小子要麽是腦子出了問題；要麽本身就是壹個用法律尺度衡量足以構成大案要案的“腐敗分子”？
陳水扁是“臺灣人”的總統，對陳水扁的處置權應該屬於“臺灣”而不是“中國”。這裏用“中國人”代替“臺灣人”，是缺乏民主常識的“邏輯錯誤”還是惠澤神州的“良苦用心”，各位壹讀便知。
牽動海峽兩岸民心的“陳水扁貪腐案”的偵查終於告壹段落。2008年11月11日“光棍節”，臺灣檢察官認為陳水扁涉嫌“貪汙治罪條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證之虞，且所犯為最輕本刑五年以上重罪，特向法院聲請對陳水扁羈押禁見……

隨後陳水扁被臺灣檢方特偵組戴上了手銬。
陳水扁成為臺灣首位被收押的卸任領導人！
消息傳來，海峽兩岸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歡欣鼓舞。
不是說中國古往今來都是“官官相護”？“腐敗是不治之癥”嗎？怎麽臺灣前總統這麽快就給抓起來了呢？
不是說“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嗎？怎麽還處於“民主學生”階段的臺灣這麽快就顯示出民主政治“懲治腐敗”的巨大力量呢？
中華民族的“貪官汙吏”們現在應該知道民主的厲害了吧？
在舉國歡慶陳水扁“被羈押、戴手銬”之余，我的心靈卻掠過了壹絲不祥的陰影？
貪腐的臺灣前總統陳水扁受到法律的無情制裁是民主政治的偉大功績；但對中華民族“民主進程”的影響卻不見得皆大歡喜。
壹方面羈押陳水扁讓中國人看到了民主政治的巨大優越性。民主政治在治理被多數國民視為不治之癥的“貪汙腐敗”方面確然顯示出無可比擬的巨大優勢。腐敗分子在民主政治的威力下根本沒有藏身之地，連總統都因貪腐被戴上手銬，還有什麽貪腐的大官小官能逃避法律制裁的？
另壹方面“腐敗分子”看到自己的“政治同類”陳水扁在民主政治下的慘境，會從骨子深層“恐懼”並進而歇斯底裏敵視民主政治。值得警惕的是：在以“關系”而非“才能”為紐帶的官僚政治大背境下，“腐敗分子”絕不是“壹小撮”；而是“壹大堆”；甚至是官僚隊伍的多數？在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浸蝕下，壹個人要想擠入權力崗位並順利升遷，絕對不“腐敗”是很難做到的。盡管多數權力人物本質上是“正人君子”；但很難逃避落後體制的毒害，不遵從官場“潛規則”就會被“逆淘汰”。所以從另壹種角度上來看，腐敗分子也是落後體制的受害者。
那位從靈魂深層祈求“我真的好象再活五百年”的康熙大帝，在滿清帝國處於四夷賓服萬幫來朝的“祥和盛世”時，就曾發自內心感嘆：“絕對不貪的官壹個也沒有！”他老兄的論調雖然過於悲觀，但“只對上不對下”負責的“官僚體制”對人性的毒害確然很少有人能夠成功抗拒。
當體制原因造成多數權力人物犯有程度不同的“腐敗問題”時，“公權”就會和“腐敗”相互依存。如果新生的民主政權對因體制原因造成的“前腐敗現象”不依不饒無情制裁，占壓倒優勢的“公權”就會為了“腐敗分子”的自身安危高度壹致地站在民主的對立面，給中華民族的民主進程制造巨大的阻力，使中國的民主事業舉步維艱。
當民主政治早期對舊體制下帶有普遍性的“體制腐敗”無情打擊時，就算部分思想開明的權力人物認識到民主的優越性和必然性，也會因為“盡管民主對國家民族是個好東西，但本人在民主國度裏卻難逃報復清算”的憂慮而本能敵視民主。
民主只有在這樣的國家裏才容易取得成功：權力階層的“開明派”理解民主；多數國民渴望民主；既得利益階層就算對民主不喜歡，也遠沒達到“仇視”的程度。
可陳水扁被制裁的慘狀卻容易讓既得利益階層“仇視”民主？
當陳水扁戴手銬的鏡頭出現在中國人視野時，就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社會悲劇：有著程度不同“體制腐敗”的既得利益階層視民主為洪水猛獸；深受腐敗危害的平民大眾則視民主為萬應靈丹。中國社會極有可能因此分裂為各自向相反方向努力的兩個對立階層。當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且不能共存時，悲劇性的“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
可“暴力革命”與“民主精神”很難和諧共存。在民主旗幟下發生的暴力革命，最終結出的果實常常是“民主的鴉片”。
“寬容”“妥協”是民主成長的最好土壤；“極端”“激進”則是民主最隱蔽的敵人。
壹個國家在民主轉型期，要有胸懷“寬容”部分舊體制的受益者，要善於和既得利益階層作出必要的“妥協”；“報復”和“清算”的情緒越少越好。這兩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國和法國：前者在民主轉型期寬容了多數舊體制的受益者，結果民主事業健康穩步成長；後者在民主大革命時期把多數舊體制的受益者送上了斷頭臺，結果民主事業在隨後的壹個世紀止步不前甚至出現幾次倒退。
南亞的部分民主國家動不動就因“經濟問題”把民選的國家元首趕下臺甚至送上斷頭臺（如巴基斯坦），結果造成這些國家的民主事業長期停滯不前。
俄羅斯在上世紀末的民主轉型期就寬容了絕大多數舊體制受益者，結果俄羅斯沒有出現悲劇性的社會動蕩和分裂，順利走出了民主陣痛期，新舊體制實現了安全轉軌。
俄國人連策動用槍桿子鎮壓民主事業的“8.19人士”都赦免了，中國人幹嗎不能考慮赦免“腐敗分子”陳水扁呢？
在國家由專制走向民主的“轉型期”，權力人物因為思想和靈魂不容易在壹個晚上和舊體制徹底告別，在統治前期也容易犯專制體制才會常犯的錯誤。這不是民主政治的過錯，而是舊體制的慣性作用。
鑒於流行幾千年的舊體制遺毒很難在短期內完全肅清，民主轉型期的權力人物就不容易做到象英美等成熟民主國家的政務官那樣奉公守法無懈可擊。因此對轉型期權力人物的“寬容”就成為這個國家的國民最可貴的品質。不過這種“寬容”必須停留在“適度”和“原則問題不讓步”的基礎上，如果連基本的原則都不堅守，民主就會倒退墮落到專制狀態。

中國人有壹個很不好的“政治毛病”——在政治高壓下沒勇氣“抗爭”；在寬松環境下又不懂得“寬容”。

盡管如何處置貪腐的陳水扁是“臺灣人”的權利，但我仍希望臺灣人能站在推進整個中華民族民主事業的高度“特赦”陳水扁。因為妳們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臺灣人，壹樣要為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承擔責任。
“特赦”是有階段性的，通常只適用於轉型期的“元首級”政務官。如果馬英九在任期內也犯下了和陳水扁同樣的貪腐罪行，那就絕對不在“特赦”之列。

八、俄羅斯民主倒退的制度根源

本人曾對俄羅斯的民主變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為那是極權世界點燃的“文明燈光”；但在後普京時代，希望開始模糊起來，壹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俄羅斯的民主在昨天的位置上倒退了。

俄羅斯是壹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大國的民主轉型陣痛期較長，但民主成果容易鞏固，不容易發生民主小國那樣用非法暴力推翻民選政府的成功軍事政變。俄羅斯也不例外，從蘇聯解體俄羅斯成為實權國家並選擇民主政體的那壹天起，俄羅斯就沒有發生過針對民選政府的軍事政變。民主直選的普京總統壹直牢牢掌握著政府權力，沒有受到任何國內外軍事力量的威脅。民主體制的壹個最重要標誌就是國家權力機關由選民公平選舉產生。民選政府得到了普遍的尊重，本身就是民主的壹大成功；可俄羅斯的民主還是在昨天的位置上倒退了，原因顯然不是民主在國內沒有民眾基礎，而是民選政府內部出了問題。

民主國家出現民主倒退現象有兩種表現形式：

第壹種類型是民選政府被國內外軍事力量推翻，由武人建立軍事獨裁政府或武人控制下的傀儡政府。南美和東南亞披著民主外衣的“政變政府”和“軍人政府”就屬這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是民選政府內部因為民主體制設計不合理，政府權力沒有受到強有力的制約，導致國家元首權力膨脹並濫用公權，形成實際上的專制或半專制政府。民主果實在合法的程序下被有獨裁傾向的權力人物竊取，造成民主的暫時倒退。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希特勒統治下的前德國。

俄羅斯的民主倒退顯然屬於第二種類型。民選總統普京雖然在任期內沒有取得希特勒那樣不加限制的巨大權力；但手中的權力無疑比成熟民主國家的總統權力大得多。

普京是俄羅斯近百年來最富有能力和民族責任心的總統，這本身就是俄羅斯民主政治的壹大成果。如果不是民主變革拋棄了“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專制體制，建立“優勝劣汰、抑惡揚善”的憲政體制，普京是不可能入主克裏姆林宮的。

民選政府墮落為專制或半專制政府有壹個前提，那就是政府首腦擁有感召眾生的個人魅力，能贏得多數國民發自內心的擁戴。希特勒當年就具備這種魅力，使成千上萬德國男女在他魅力所及之處如癡如狂。普京的個人魅力雖然不能和希特勒相提並論，但因長期專制體制下上臺的壹連串俄羅斯元首非暴即昏，不能勝任元首的職責，普京就得以在眾多的“倭子元首”中脫穎而出，形成感召眾生的個人魅力。

僅僅靠元首超乎常人的個人魅力還不致把民選政府專制化。丘吉爾、羅斯福的個人魅力也是無與倫比的，二人的血統基因也壹樣有獨裁傾向，執政又恰逢二戰，國家軍事力量空前膨脹，國家元首可暫停公民部分民主權力的“非常時期”……可英、美兩國的民主政治並沒有在他倆手裏大踏步後退。由此可見民選政府下的“魅力元首”贏得專制權力還得有另壹個前提相配合，這個前提就是民主體制設計不合理，存在容易被專制病菌入侵的制度漏洞。

民主憲政體制的制度保證是“權力制衡”，從縱橫兩個方向對國家權力進行分割制衡。縱向“地方自治”；橫向“三權分立”。“三權分立”的必要性中國人容易理解；但習慣於大壹統意識的國民對“地方自治”的必要性則沒有足夠的認識。

成熟民主國家的“地方自治”體現在地方政府機關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由當地選民直選產生。地方政府機關在遵守國家憲法，不染指軍事、外交等憲法明文規定屬於中央政府的權力，不在境內設置阻礙交通、割裂國內統壹市場的道路關卡和貿易壁壘……在自己管轄區域內就擁有不受中央政府幹預的行政權力。地方行政官員的升降任免權由當地選民和議會說了算，總統不能任命省長也降不了省長的官……

“地方自治”有效地防患了政府權力人物結成上下壹致的“共同利益集團”，在侵害廣大民眾時結成相互聲援的“攻守同盟”。當地方官員的升降任免由上級政府說了算時，他們就只能和上級官僚保持“高度壹致”，從而使中央政府聚斂起巨大的權力，日積月累就會累積起推翻民主體制建立專制體制的權力資本。

“上級集權”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壹是上級對各地情況不如本地人熟悉，任命的下級官員很難做到稱職負責，在幅員遼闊的大國這種缺陷尤其嚴重。二是如果上司有公權私用貪汙受賄的愛好，就會傾向於任命自己的同類擔任下級行政官員，於是壹個上下壹致無孔不入的貪汙網就會在全國結成。三是因為官職任免升降權掌握在行政上司手中，行賄受賄跑官要官就成為官場時尚，“跑關系”成為當官升官的最有效途徑……

“地方自治”可有效地消除這些弊病。民選的地方官在選民的監督下多半能忠於職守。因為官職任免升降權掌握在選民手中，從根子上鏟除了行賄受賄跑官要官的土壤，極大地削減了“公職腐敗”的空間。

俄羅斯的民主體制在橫向層面上基本上能做到“三權分立”；但在縱向層面上的“地方自治”則虎頭蛇尾。俄羅斯的議會和法院在沙皇時代就擁有獨立於行政之外的部分權力，議會和法院都有獨立行使權力的經驗，因此能較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但俄羅斯沒有“地方自治”的傳統。沙俄和前蘇聯的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少自治的經驗，對自治的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認識，自治政府的運轉也存在很多技術上的難題。因為自治政府既不尊重也不能較好地運用自己的權力，當中央政府限制削弱地方權力甚至企圖取消地方自治權時，地方政府不能采取堅定有效的抗拒措施。結果中央政府輕易收回了地方的自治權力，實現在民主體制下的中央集權。

俄羅斯在葉利欽和前普京時代的民主體制是“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首腦由當地選民選舉產生，總統沒有任命升降地方官的權力。當普京第二次蟬聯總統，贏得多數俄羅斯公民的擁戴時，他就開始著手限制地方權力，初試得手後食髓知味，進壹步取消部分地區的自治權力，把很多地區政府行政首腦的任命權收歸到總統手中。他這樣做遇到的抵抗比預期的小得多，沒有自治經驗的俄羅斯公民幾乎是不遐思索地認同了普京總統的偷梁換柱。

普京是壹個高明的政治謀略家，在攫取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前首先為俄羅斯公民找回了“失落的尊嚴”。這份“失落的尊嚴”建立在俄羅斯公民的“大國情結”基礎之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地位壹落千丈，擁有濃厚“大國情結”的俄羅斯公民因此產生很深的失落感。普京當政時期又正值俄羅斯走出了“民主轉型陣痛期”，民主體制開始發揮出自身優越性，激發出俄羅斯前所未有的創造潛能。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因此急速上升，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與日俱增。普京總統在時機成熟時有意識地在國際上采取不見得對俄羅斯有益的“強硬姿態”，給渴望“大國回歸”的俄羅斯公民註入“自大迷幻劑”。俄羅斯公民終於又感到自己是壹個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公民”了，於是對普京總統滋生出源自心靈深層的敬意。就算俄羅斯公民意識到普京在悄悄地偷竊民主成果，也天真的認為那是為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著想，因此也情有可原。

普京總統的作法和七十年前的希特勒有著驚人的相似。希特勒上臺時的德國也是國際地位因壹戰的失敗壹落千丈，擁有“大國情結”的德國公民的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希特勒的作法也是在國際上采取強硬姿態，在渴望長久和平環境下靜享壹戰勝利果實的“敵國”面前咄咄逼人，給德國公司找回了“失落的尊嚴”，於是對希特勒“無限景仰”。有了多數公民的“非理性崇拜”，希特勒便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營建自己的“獨裁王國”。

大凡擁有過人能力和堅毅意誌的強人都有專制獨裁的傾向，普京總統也不例外。這種專制獨裁的內在沖力只有借助強有力的制度外力才能有效地壓制住，自身道德約束力的作用相當有限。俄羅斯沒有地方自治的傳統，人民缺少自治政治的歷練，普京的專制沖力在這裏找到了突破口，在良好的動機下不自覺地阻擋俄羅斯的民主進程。



臺灣接受民主政體的時間和俄羅斯相近，但臺灣的民主政治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臺灣壹直有地方自治的傳統，在國民黨壹黨專制時代就普遍實行“縣官直選”，地方自治壹直受到全民的尊重，公民有充足的機會經受民主自治的歷練。受到全民尊重且能理性運轉的自治權力是不容易被上壹級政府限制或取消的。當地方自治受到尊重，三權分立深入人心，再強有力的領袖也不容易搞專制獨裁。民主成果也因此得到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加上多數臺灣公民沒有“大國情結”，有獨裁傾向的人物不容易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忽悠他們。

所以俄羅斯在後普京時代民主倒退的根本原因是俄羅斯人民沒有經受“民主自治”的歷練，導致民主體制下的中央集權。這樣的民主政府很容易墮落為“官僚政府“，壹樣容易滋生腐敗。加上俄羅斯公民擁有很深的“大國情結”，容易被有獨裁傾向的權力人物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忽悠。

普京畢竟不是希特勒，他的靈魂畢竟比希特勒高貴，今天的世界也不同於七十年前的世界。俄羅斯的民主倒退是暫時的，隨著普京時代（普京和其傀儡統治）的結束而結束。俄羅斯的民主盡管出現了暫時的倒退，但永遠也不會回到前蘇聯的極權時代。那些對俄羅斯寄予無限希望的專制利益集團，最終會發現自己的希望是不切實際的。

中國要想在和平環境下成功實現民主變革，避免走上悲劇性的暴力革命老路，在民主之路上不至出現反復和倒退，現在就必須讓民眾有機會經受民主政治的歷練，尤其是地方自治政治的歷練。第壹步就是盡快實行“縣官直選”，讓民眾養成民主思維習慣，尊重並理性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力，不至出現辛亥革命時期內地百姓把“自由黨”誤讀成“柿油黨”的悲劇……

中國人的心靈深層壹樣擁有濃厚的“大國情結”，但“大國情結”不見得總是對國家有益。





九、從澳大利亞的歷史看民主與國民素質的關系



1770 年，英國航海家詹姆斯•庫克船長抵達澳洲大陸，花了很長時間沿著整個東海岸航行探險，途中在植物灣停泊。當他發現這是壹塊沒有“現代主人”的未開發處女地時，庫克船長宣布這塊大陸為大英帝國所有，並將其命名為“新南威爾士”。

1779 年，因為民主的英國慎判死刑，監獄人滿為患，刑事重犯、慣犯越獄的事件時有發生。為了給那些殺人越貨的刑事犯尋找壹個無法越獄的流放地，約瑟夫•班克斯（庫克航船上的博物學家）建議英國政府把他們流放到遠離英國本土的處女大陸“新南威爾士”……

1787 年，壹支由11艘船組成的艦隊載著 750 罪犯駛向澳洲大陸，於1788 年 1 月 26 日在悉尼灣登陸。

這批罪犯是澳大利亞最早的居民。

隨後的大半個世紀，英國政府陸續把罪犯輸送到澳洲大陸，壹直到1868年。

罪犯是澳大利亞早期居民的主要組成部分。

這些罪犯的兇殘和滅絕人性可以從他們對待澳洲大陸土著居民的暴行中看出來。他們象獵殺牲畜壹樣任意捕殺新大陸土著，連婦女兒童也壹樣亮出血淋淋的屠刀。

流放澳洲的罪犯捕殺土著居民與美國早期移民屠殺印弟安人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區別：後者多數情況下是基於文化沖突的自衛反擊，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攻擊屬同壹性質，是被動的；前者則是赤裸裸的攻擊獵殺，是主動的。

所以澳大利亞的早期居民是不折不扣的人渣和敗類！是貨真價實的低素質人口。

沙漠廣布的澳洲大陸並不是壹塊適合人類居住的豐饒土地，而是壹個炎熱荒蕪、毒蟲肆虐的恐怖之地。因此這塊由罪犯建立的殖民地在相當長時期內壹直籠罩著饑餓的陰影。

蠻荒的土地和低素質人口，似乎天定澳大利亞是壹個絕望的國度。

在國家興衰的天平上，還有遠比土地和人口素質更重要的砝碼：那就是壹個國家的政治體制。

好的體制把魔鬼進化成天使；把沙漠灌溉成綠洲。

壞的體制把天使異化成魔鬼，把綠洲折騰成沙漠。

英國把罪犯輸送到澳洲大陸的同時，也給這塊蠻荒的處女地輸入了“抑惡揚善、優勝劣汰”的民主憲政體制。

這是澳洲大陸最大的幸運！是英國給澳大利亞的最好禮物。

從第壹批罪犯踏上澳大利亞的那壹天起，兩百多年過去了，罪犯的後代在民主政治的滋養下，早已洗凈了罪惡祖先兇殘冷酷的血質，進化成紳士型的文明公民。今天的澳大利亞人是全球公認的高素質群體，澳大利亞也成為最適合人類住居的國度，是中國有產者優先選擇的理想移民地。

澳大利亞的歷史彰顯了這樣壹個事實：素質低的國民並非不適合民主，壹個國家是否適合民主體制與國民素質沒有必然聯系。壹個國家國民素質的決定因素是該國的政治體制。民主體制能最大限度激發人身上的積極和健康的潛能，大幅度地提升國民素質。

依此類推，“中國人素質低”不是“不適合民主”的理由。連罪犯都能成功的移植民主憲政體制，中國人的素質總比罪犯高些吧，對民主政治的把握總不致於連罪犯都不如吧？中國的某些左憤和特權階層總不能如此這般地誣蔑自己的同胞吧？

因為中國長達兩千二百年的極權專制歷史，長期的潛移默化使中國人的潛意識裏有濃厚的專制情結。因此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我們只看到了中國人天性的壹個側面，而忽視了另壹個側面。中國人血統中的“民主基因”雖然比不上英、美、法、德的國民；但比亞洲的絕大多數國家更容易接受和把握民主。壹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南亞非基督教國家的中國移民並沒有信奉這些國家的主體宗教——佛教和伊斯蘭教，而是多數信奉了基督教，並因此受到這些國家主體民族的殘酷迫害。現代民主文明就是起源於基督教的教義，美國的開國英雄當初設計民主政治體制就主要參照《聖經》的理論。與其說美國是壹個民主國家，還不是說美國是壹個基督教國家。美國的本質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國的。此現象說明中國人身上根植著與生俱來的“民主基因”，因而較容易理解和接受民主。

臺灣人和俄羅斯人在同壹時間走上民主之路，可臺灣的民主政治在二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俄羅斯的民主則出現了大倒退。由此可見“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是無視“眾目睽睽事實”的“政治謊言”。

澳大利亞的歷史也說明民主與國民素質的關系是先有民主然後才有國民高素質；而不是先有國民高素質後有民主。民主是公民高素質的前提；國民高素質則是民主的結果。同理：國民低素質不是“專制”的充分條件；而是“專制”的結果。要想大幅度地提升國民素質，就必須敞開胸懷擁抱民主憲政體制。

十、接受普世價值就意味著動亂流血嗎？

今天的中國，有壹股妖魔化“普世價值”的“毛左陰風”。

在毛左嘴裏（不壹定是心裏），普世價值是和大動亂大屠殺連在壹起的。如果某專制國家接受了“普世價值”，舉行民主選舉之類的西方玩藝，就註定會發生社會大動亂和大的流血事件。

毛左的論調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在不愛思考的國民中有很大的煽惑力。

因為在某些民主轉型國家確然發生了騷亂甚至流血：

臺灣在國民黨獨裁時期表面看上去鐵板壹塊，可壹旦實現民主政治，城市廣場街道上就經常出現非政府組織性的大規模遊行抗議活動；民主投票選舉出來的議員甚至在立法院拳腳相向。

俄羅斯在民主轉型期雖然沒有出現大的社會騷亂，但車臣卻跳出來和國家政權武裝對抗，獨立陰謀失敗後又制造了別斯蘭人質慘案。

伊拉克被強制性輸入“普世價值”後，國家就在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聲浪中艱難地走出陣痛。

烏克蘭總統選舉居然出現了投票舞弊現象，幾十萬選民在首都街頭靜坐示威。四年後同樣的事件又發生的伊朗，不但投票舞弊選民聚會遊行抗議如故，還發生了暴力流血事件，導致近二十人死亡。

泰國的民主訴求最終走向騷亂和流血，人民民主聯盟和政府警察發生暴力沖突，造成至少幾十人死亡。

…………

除此之外，毛左還振振有詞的聲稱：美國在全球推行“普世價值”是“自己搬磚砸自己的腳”，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中東伊斯蘭國家。埃及、敘利亞等民選政府多堅定反美；沙特、科威特等皇權國家則是美國難以動搖的盟友；巴勒斯坦甚至選出了恐怖政府哈馬斯？

毛左列舉上述事例的意圖是不言自明的：無論是“普世價值”的接受國還是輸出國，自身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所以專制國家最好不要接受普世價值；民主國家也不要輸出普世價值，否則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問題的核心是：上述事例有必然性和代表性嗎？

沒有！！！

其壹：專制國家的民主轉型不壹定都發生動亂和流血。二戰以來世界上有幾十個專制國家實現了民主轉型，出現騷亂和流血的國家就只有那麽幾個。前蘇聯集團的十多個民主轉型國家，只有烏克蘭出現了暫時的騷亂。俄羅斯的車臣問題是極權專制時代種下的苦果，就算沒有民主轉型遲早也會發生流血慘劇，並且結果更殘酷更慘烈。前蘇聯壹樣發生過民族反叛和平反屠殺，車臣問題就是斯大林時期播下的民族仇恨種子。

其二：專制國家在和平時期壹樣避免不了動亂和流血，且動亂常演變為大屠殺，制造巨大的生命災難。前蘇聯在農業集體化時期就發生過土地所有者的反叛，斯大林政府出動軍隊鎮壓，屠殺了五百多萬無辜平民。至於民族反叛和屠殺事件則不勝枚舉，斯大林時期在車臣的大屠殺遠遠大於車臣戰爭造成的生命災難。毛時代的中國文革動亂前後持續了十年之久，國家幾乎每天都在動蕩流血。南美各國獨立後，除巴西外都實行軍事獨裁，長達壹個半世紀的政治局面幾乎就是動蕩、腐敗、屠殺的宿影。阿根庭軍事獨裁政府屠殺了首都近六分之壹的人口。就算沒有反叛者，專制統治集團也會制造假想的敵人實施有組織性的合法大屠殺。斯大林肅反消滅了前蘇聯的整個精英階層。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執政時間只有短短三年時間，卻消滅了這個國家近四分之壹的人口，知識分子則被屠殺罄盡。薩達姆則定期對自己的國民實施大屠殺，前後共屠殺了三十多萬人，別忘了伊拉克只有區區兩千萬人……

除了大屠殺外，專制暴政常造成大量國民非正常死亡。毛時代的中國大饑荒活活餓死了幾千萬人；北朝鮮在人類普享現代文明物質成果的今天，有近十分之壹的人口在饑餓中死於非命。

和專制暴政造成的巨大生命災難相比，民主騷亂事件造成的意外死亡根本不值壹提。

其三：民主轉型造成的騷亂是局部、短期和暫時的，要不了多久就轉入長治久安。臺灣立法院打架只持續了幾年就停止了，烏克蘭選舉騷亂也沒持續多久。俄羅斯民主轉型期除車臣地區外，基本沒發生什麽生命災難。其實有秩序的遊行、靜坐、抗議是民主國家的常見現象，是民眾通過和平手段表達政治訴求的壹種方式，只要沒摻雜暴力沖突就不屬騷亂範疇。從這種意義上看，臺灣的民主轉型就基本沒發生什麽動亂。美國也經常發生街頭遊行事件，甚至發生局部的暴力騷亂，洛杉磯黑人騷亂就死亡了幾十人，可誰說這個國家因此動亂了？相比之下，專制國家的動亂則是長期和周期性的，壹段時期的“穩定”往往是又壹次大動亂的前奏，政府只有通過周期性的屠殺和恐怖政策才能維持表面上的“穩定”。

其四、專制國家不可避免會出現因權力交接造成的社會轉型，民主轉型可能會出現動亂和流血，卻是生命代價最小的轉型方式。民主轉型壹旦成功，權力交接造成的生命災難就會成為歷史。如果拒絕民主轉型，暴力革命轉型就不可避免。和某些國家民主轉型死亡幾十幾百人相比，暴力革命造成的生命災難則是幾百幾千倍。皇權中國周期性改朝換代戰爭就是最生動的例證，換代之戰死亡人數多在國民總數的壹半以上，有幾次內戰近乎人口滅絕式大屠殺。三國時期中國有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死於非命，從五千萬人下降到五百萬人。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執政集團，統治者企圖永操國家權柄就和秦始皇幻想自己的家族千世萬世而為君壹樣不切實際。既然權力交接社會轉型不可避免，主動實施民主轉型比被動接受暴力革命結果不可同日而語。

…………

在中東出現的反常現象，主要是宗教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的過錯。在地球上更為遼闊的領域，接受普世價值的民選政府無疑更靠近民主陣營，前蘇聯衛星國就是最好的例證。民主國家輸出普世價值是“自己搬磚砸自己腳”的論調顯然是以點代面。



可毛左分子無視最顯而易見的事實，象他們的先輩壹樣危言聳聽妖魔化“普世價值”。三十年前毛左的先輩就曾在中國刮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把明智務實的鄧陣營劃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並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電臺媒體聲嘶力竭地叫嚷如下論調：

“如果讓走資派的陰謀得逞，幾千萬人頭就要落地……”

幾年後鄧政府在中國實行引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改革開放，按毛左先輩的邏輯就是“陰謀得逞”了，可中國幾千萬人頭落地了嗎？



“普世價值”就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我想問毛左幾個問題：

有哪個民主法治國家發生過毛中國和金朝鮮那樣的大饑荒沒有？

有哪個民主法治國家在和平時期發生過蘇聯大清洗、紅色高棉大屠殺、薩達姆大屠殺、阿根庭大屠殺和文革大迫害沒有？

前蘇聯和美國是冷戰世界的黑白老大哥，哪壹個國家更腐敗？

冷戰時期，走近英美的國家都富強進步；走近蘇聯的國家都貧困落後，這是為什麽？

東德和北朝鮮選擇極權政體；西德和南朝鮮接受“普世價值”，哪壹方更為富強文明？

如果香港在回歸前壹直和國家保持高度壹致拒絕普世價值，今天的香港會是什麽樣子？

輸入普世價值的伊拉克雖然經常發生爆炸和死亡，可和薩達姆政府的三十萬大屠殺比起來哪壹方死人更多？

…………

這些問題是不言自明的，除非他是白癡或別有用心。



毛左分子把蘇聯陣營的民主化歸因於西方的“和平演變”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攪局，同樣是壹個荒誕可笑的邏輯。和平演變是相互的，當初紅色極權陣營的公開口號就是“把紅旗插遍全世界”和“壹定要解放美國人民”。為什麽紅色陣營在英、美的和平演變沒有成功？蘇聯陣營的民主化真個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造成的嗎？假設美國白宮壹樣出現斯大林、卡斯特羅，美國會走向極權專制嗎？不會！就算出現壹百個斯大林和壹百個卡斯特羅也不會。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不但不是蘇聯陣營崩潰的始作甬者，相反還給國家民族和極權統治集團自身帶來福祉。沒有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民主推動作用，蘇聯各民族將面臨毀滅性的暴力革命，等待特權集團的命運將是血腥的清算。

毛左分子不但把蘇聯陣營的崩潰歸罪於西方陰謀，連專制國家發生的抗暴民變和突發事件也歸罪於西方陰謀。按照毛左的邏輯，民主轉型國家的動亂流血是西方民主陣營的過錯；專制國家的動亂流血也是西方民主陣營的陰謀。總之這個星球上所有的動亂流血都是民主國家的陰謀，都是普世價值造成的。



毛左邏輯讓我想起了半個世紀前的“信陽事件”。大饑荒時期，當信陽地區餓死百萬人的消息傳到中央後，毛太陽把信陽大饑荒歸罪於“國民黨特務和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階級報復和反攻倒算”？

有其師必有其徒，今天的毛左分子把祖師爺的“大饑荒理論”發揚光大了。

綜上所述：接受普世價值就意味著動亂流血是毛左分子最別有用心的謊言。



十壹、執政集團實行民主改革是“革自己的命”嗎？



近期寫了幾篇呼籲中國盡快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不少讀者的回復和來信顯示了壹個帶普遍性的“認識誤區”：

不民主會亡國，民主會亡黨？

執政黨實行民主改革是“革自己的命”，所以寧可亡國也不會改革？

2006年11月我寫了《民主問題》壹文，針對部分國民關於民主的“認識誤區”： 壹、中國公民素質低下，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二、民主會造成國家的長期動蕩，甚至分裂；三、民主會亡黨，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進行了分析和正誤。對於“民主會亡黨”壹說特拿日本“明治維新”和滿清“戊戌維新”來舉證，說明統治集團為了壹己私利逆潮流頑抗拒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滅亡；胸懷國家民族順應潮流實行民主法治變革才會獲得新生。

執政黨自上而下實行民主改革真的是“革自己的命”嗎？

非也！

當今世界保留王室君主的民主法治國家有哪些？

日本和英國，包括英聯邦成員國。

日本和英國這兩個現代化強國何以能在“共和制”成為世界政治主流的情勢下長久保留皇帝和國王呢？

因為這兩個國家在現代化早期君主自上而下主動實行民主法治改革。

英國前國王查理壹世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因為拒不“開放民權限制王權”，拒不實行民主法治改革，被憤起反抗專制王權的英國人民砍頭示眾。拒絕民主改革的悲劇是“革自己的命”。

暴力革命之後的英國經歷了短暫的軍事獨裁和專制復辟。1689年，英國發生“光榮革命”，荷蘭執政威廉親王繼任英國國王。新任國王富有智慧遠見，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和王室家族的長遠利益與英國人民達成權力妥協，頒布《權利法案》，主動開放民權限制王權，自上而下進行民主法治變革。

《權利法案》的主要內容如下：

壹、未經國會同意，國王無權廢除法律或停止法律執行。

二、未經國會同意，國王無權向國民征稅收費。

三、向國王請願是國民的天賦權利，壹切對此項請願之判罪或控告皆為非法。

四、除經國會同意外，國王在和平時期不得征募或維持常備軍。

五、國會議員選舉自由，在國會內言論自由；議員在國會內的言論不應在國會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彈核或訊問。

六、實行司法陪審制度。

七、為申雪壹切訴冤，並為修正、加強與維護法律起見，國會應時常集會。

…………

威廉國王自上而下實行民主法治改革的成果是使英國快速上升為世界第壹個現代化強國；還給王室家族帶來了空前的好運氣，不但避免了革命的風險，還在幾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裏壹直贏得英國人民發自內心的敬重和愛戴；就算在王位上壹再犯錯也能很快得到人民的寬恕。前段時期英聯邦成員國因王室醜聞不斷，就選擇“君主制”或“共和制”進行全民公決，結果成員國的多數國民要求“保留國王”。

英國國王自上而下實行民主法治變革不但沒有“革自己的命”，相反還使王室家族在“君主制”成為歷史垃圾的現代化世界千秋萬歲。

統治者主動實行民主法治變革不斷能使國家民族繁榮強大文明進步，還能使自己的家族戰勝邪惡誘惑和權力毒害，與時俱進長久保持先進性，有能力和德操承擔國家第壹公民的職責。

“明治維新”也是天皇自上而下在日本推行民主法治改革的，結果使日本帝國在短短三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四個世紀的現代化路程，躍升為亞洲第壹個現代化強國。日本天皇也因此贏得了日本國民的普遍敬愛。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美國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也不得不面對天皇在日本國民心中的崇高威信，深知壹旦廢黜天皇必然招來日本人民的“焦土抗戰”，把日本四島變成“暴力火藥庫”，權衡再三之後決定答應日本人民“保留天皇”的請求。

日本天皇主動實行民主法治變革不但不是“革自己的命”；還給天皇家族積下了萬世福蔭。

中國的滿清統治集團則反其道而行之，在“變法會亡滿清，不變化會亡國”的認識誤區下，頑固維護統治集團的特權專制，拒不開放民權限制君權，把有望使中國在短期內趕超日本的“戊戌維新”淹沒在血泊之中，結果招來皇室家族的徹底毀滅。特權階級也整體被血腥清算，不但喪失了所有的即得利益，多數還家破人亡。

統治集團拒不實行民主法治變革的代價則是“革自己的命”？



最具現實意義的例子則是臺灣國民黨。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臺灣國民黨元首蔣經國先生在“經濟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礎上，面對壹黨專制下無可救藥的貪汙腐敗和民眾壹浪高過壹浪的維權抗爭，站在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國民黨自身長遠利益的高度，毅然決然放棄壹黨專制實行“政治現代化”，在臺灣開放黨禁報禁，把臺灣政治推上民主法治軌道。

當國民黨元老提醒元首開放黨禁報禁必將導致國民黨失去臺灣政權時，蔣經國先生平靜地說出了下面這句話：

“世上沒有的永遠的執政黨！”

蔣經國先生主動放棄特權，繼“經濟現代化”之後在臺灣實現“政治現代化”。

國民黨在臺灣自上而下主動實行民主法治改革後，自身的執政地位雖然遇到了外來強有力的挑戰，沒幾個回合就被民進黨所取代，但成功避免了悲劇性的暴力革命，避免了清算和復仇，不但身家安然無恙，還保住了大部分即得利益。

臺灣政權從國民黨手中滑落後，國民黨作為壹個黨派組織並沒有滅亡，相反在遠離權力中心後有機會痛定思痛反思反省，脫胎換骨浴火重生，重新贏得了多數臺灣人民的敬重和信任，短短八年時間又被臺灣人民選為執政黨，重新回到權力中心。

重新當選為執政黨的國民黨信心十足，因為這是他們第壹次真正代表臺灣人民合法行使政治權力。先前他們的權力是用槍桿子搶來的；這次是臺灣人民主動委托給他們的；兩者的價值不可同日而語。

國民黨在臺灣主動實行民主法治變革的結果不但不是“革自己的命”，相反脫胎換骨水浴火重生，變得更先進更強大了。



中外歷史經驗壹千次證明，統治集團拒絕實行政治體制變革才是“革自己的命”；適應時局主動推行民主法治變革才能重獲新生。

十二、普通國民能為民主做些什麽？

普通國民只要肯堅守良知，對民主憲政心向往之，胸懷推進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責任心，都可以對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做出很大的貢獻。

任何人只要有心肯努力，在不觸犯現行法律的前提下，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以下幾點。

壹、 拒絕說謊。

也許妳不知道什麽是謊言什麽是真相？但妳起碼能夠做到努力讓自己不說謊。官僚特權專制是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腐敗官僚壹方面滿口謊言自我粉飾；壹方面誘使或強迫民眾習慣說謊，因為只有習慣說謊的民眾才容易理解謊言相信謊言。當越來越多的民眾拒絕說謊時，腐敗官僚的謊言就會越來越少聽眾，民眾對說謊者的厭惡就會與日俱增。說謊的官僚在民眾眼中就淪為醜角或變態者。說謊的官僚壹旦不受歡迎，官僚專制的末日就來了。

二、 不與惡政合作。

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和勇氣去反抗暴政，鼓動或強迫有家小的家庭頂梁柱在腐敗力量占壓倒優勢時就去做譚嗣同孫中山本身就是壹種不民主的行為。但妳只要認清是非，不貪圖急功近利，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做到不與惡政合作，不充當謊言和形式主義的幫兇。哪怕妳是體制內的壹名公務員，只要妳不想違背良心升官發財，妳就可以拒絕為領導起草說假話的文件，拒絕偽造假政績和假數據，拒絕“圖表現”為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跑前跑後，拒絕迎合上司的陰暗心理，拒絕“羨慕、嫉妒或仿效”仕途通達的勢利小人……妳這樣做付出的代價只是領導不高興不肯重用妳，但極少因此開除妳。當然如果妳經不住誘惑想升官出風頭就是另外壹回事了。在多數情況下，民眾不與惡政合作付出的代價只是“吃不好”而不是“吃不飽”，也就是說生存較少受到威脅？當攀附盲從惡官惡事的國民越來越少時，貪官作惡的沖動和概率就會水降船低，這樣官僚專制的基礎就松動了。

三、 積極支持聲援民眾的維權抗爭。

如果妳在大街上看到城管暴打壹個為謀生掙紮但沒阻塞交通的小販，在圍觀者敢怒不敢言時妳就可以站出來勇敢對城管說“不”。此時城管也許會轉過來打妳，但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圍觀者跟著妳的腳步站出來和城管叫板。多數中國人在罪惡面前只是不敢充當出頭鳥，可壹旦有人走出第壹步就會跟上來對罪惡開口甚至動手了。如果妳看到某人的房屋被強拆，因為“拆遷機器”的強大妳無法站出來說“不”，但妳最起碼能給予語言上的聲援，在民眾評論此事時妳能旗幟鮮明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充當沈默甚至幸災樂禍的看客。支持聲援民眾的維權抗爭妳也許會付出壹定的代價，但遠沒有想象的那麽大，妳未來的收獲也許遠遠大於妳當初付出的代價。為了維護社會的公正，也為了妳自己和親人不致成為下壹個暴政受害人，那點代價是值得的。

通往北朝鮮的路就是沈默的看客鋪就的。

下面是波士頓猶太人紀念碑上的銘文：

“他們最初逮捕共產黨員，我不是共產黨員，我不說話。

隨後他們逮捕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逮捕工會會員，我不是工會會員，我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逮捕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這時再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四、 對自己不了解的官媒消息不輕易附和

當今中國假新聞假消息滿天飛，尤其是由官媒渠道傳出來的消息常常離真相相去甚遠。電視新聞每天都是“領導很忙，人民生活很幸福，外國很亂”，不是“北朝鮮人民熱愛金正日，伊拉克人民擁護薩達姆”；就是“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校舍不存在工程質量問題”？就算是大庭廣眾下眾目睽睽的真相，官方的“統壹口徑”也能矢口否認？壹旦官僚濫用職權造成“人道災難”，官媒定調的新聞就拿“不明真相的群眾”、“黑惡勢力”、“臨時工”……來說事，肇事官員都是奉公守法情有可願的？我國收視率最高的央視新聞在“我爸是李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很不光彩。今天的官媒撒謊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連“縣委書記割腕自殺”也要被宣傳部門“統壹口徑”成“車禍”？？？普通國民也許不容易求證官媒消息的真假，但可以做到對自己不了解的官媒消息不輕易附和，更不能充當真相不明的官媒消息的傳聲筒。當越來越多的公民不輕信不傳播真相不明的假消息假新聞時，假新聞的市場就會越來越小，被封鎖打壓的真相也就會慢慢浮出水面。

五、 不阿諛權錢。

特色中國權錢肆虐權貴橫行，今天“林大官人當眾調戲幼女”；明天“我爸是李剛”。西方也有很多大官富豪，可西方的官員和富豪都是夾著尾巴走路，在公眾場合很難區分誰是富人誰是官員。除了民主法治是維護多數平民百姓利益的體制外；還因為多數民眾對有錢有權者不卑不亢不羨慕不嫉妒，使官員富人感受不到任何優越感。所以有錢有勢者不會顯擺金錢權力，不會炫耀“錢是老大”，更不會仗勢欺人。壹旦哪位官富自以為了不起顯擺權錢，不但法律會找他的麻煩，民眾也會對他之以鼻，甚至懷疑他是不是腦子有毛病？中國人崇尚“錢是老大，官是老爺”，處處表現出對權錢趨之若鶩，對富人討好對權力諂媚，把“權錢”籠得“不作惡就會渾身不自在”，所以才有那麽多的為官作悵為富不仁。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擁有健康人格獨立精神，拒絕阿諛權貴，官員富人作惡的沖動和概率就會大為降低。

六、 憑良心說話。

官僚特權專制的最大惡果是毀滅社會良心，導致全社會崇尚權力，迷信金錢，不擇手段追逐急功近利。民主憲政體制的倫理基礎則是健全人格、獨立精神和堅守良知。在長期奴化謊言宣教體制忽悠下，多數民眾已經養成了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唯權力金錢是問的價值取向，對人和事的評價不是憑良心而是憑眼前的“功利”和“需要”。站在當官那邊說話顯然對自己眼前有利，“良心”不能吃不能喝憑啥要堅守？多數人都這樣想，總有壹天自己就會淪為別人“為官說話”的犧牲品。最後多數人都免不了淪為他人“為官說話”犧牲品，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最後的“好處”都集中到官僚自己頭上，民眾集體付出更大的代價，在官與民的PK中官僚就日益取得壓倒優勢，官僚專制體制也因此得以鞏固和加強。民眾要想在官與民的PK中由弱轉強並最終取得優勢，就必須為了長遠和整體利益“憑良心說話”；而不是為了個體眼前的急功近利“為官說話”。當民眾壹次又壹次地“憑良心說話”時，官權就會由強轉弱，這時“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憲政就來了。

七、耐心啟蒙民智，喚醒壹個是壹個，喚醒壹對是壹雙。

維護官僚專制統治的民意基礎是對民眾進行“謊言洗腦”；民主憲政則依賴民眾的廣泛覺醒。

我國和臺灣的教育法就很能說明問題：

我國教育法的解釋是“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臺灣教育法的解釋是“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了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

雙方的優劣多數中國人應該壹眼就能看出來 。

在多數國民“被洗腦”的情勢下，民主的第壹步就是啟蒙民智，盡可能喚醒更多的國民，從我做起，從身邊人做起，喚醒壹個是壹個，喚醒壹對是壹雙。

因為愚民工程積重難返，喚醒國民的“啟蒙事業”也就舉步唯艱任重道遠，有時付出很大的努力可收效甚微。這就需要啟蒙思想者擁有足夠的寬容耐心和基督犧牲精神。當年基督傳教幾十年，終其壹生只收到區區12名信徒，其中壹個還做了叛徒，把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基督當年沒有足夠的寬容和耐心，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基督教世界了。

每個良心公民都有義務和責任積極投身到國民的思想啟蒙事業上來。

也許妳沒條件登臺對大眾演講，但妳可以啟發身邊的國民：民主是維護他個人利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長治久安；是打擊貪汙腐敗的最好體制。

也許妳不能寫壹手文通理順的啟蒙文章，但妳可以到處粘貼推薦啟蒙思想者的論著，以最大的熱情和主動性傳播民主思想。啟蒙文章的傳播者和創作者壹樣重要，有時傳播者的功績甚至遠遠大於創作者。

下面是獨立思想者“凝香的歌聲”新浪博客首頁的壹段話：

“讓我們共同傳播自由民主思想，傳播真相，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為我們的孩子擁有壹個公平安全的自由環境，為公民社會的到來而不懈努力！！

如果每位博友都能堅持每天結識十位新朋友,並帶動他們共同參與傳播思想與真相,追求自由的行列,將對推動中國民主轉型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也會因此而加快中國民主轉型的步伐.

通過非暴力的手段與行動,執著地堅持傳播思想,爭取權益,我們將能日益接近我們的夢想.讓我們攜手前行!!”

獨立思想者常亮也說過：

“與自由壹樣，民主是長期乃至永久的事業，並不存在壹勞永逸之功，也不能將希望寄托在任何壹個別人身上；自由民主首先是我們每壹個人自己的事情。

即便民主政治實現，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也只能是被代表。因此欲求自由民主，首先我們就應在心中發表壹獨立宣言：我決不趨炎附勢，不依賴不仰仗，既不屈從也不盲從，永保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放開襟懷……“



真正的民主不是依賴辛亥革命，也不是法國大革命；而是依賴民眾壹點壹滴的堅守和行動。





十三、“不關心政治”能過好“小日子”嗎？



特色中國的很多現象真的很滑稽。妳幾乎每天都能碰到某個同事相識來到妳面前慷慨激昂罵美國，當妳說美國人其實離他很遙遠沒貪他占他騙他侮辱他，也沒侵占中國壹寸土地；同時提醒平時對他傷害最大的是些什麽人時，他們又義憤填膺罵起貪官來，並頗為極端地發泄“把村級以上的壹把手全部槍斃也不會有壹起冤案，要是再來壹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妳若再向他提示“貪官也是沈默的多數寵成的”，民眾在面對腐敗應該努力抗爭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時，妳聽得最多的回答居然是：

“我不關心政治，我只是個普通人，我只在意過好自己的小日子。”

按這些人的邏輯，他們的“小日子”與“政治”沒有關系？

“政治”難道真的與他們的“小日子”沒有關系嗎？

“不關心政治”能過好“小日子”嗎？

說上面那話的同胞們過好了“小日子”嗎？當然沒有，否則他們也不會有哪麽多的憤恨不平，那麽期待再來壹次文革好痛殺壹回貪官。幸福生活的第壹標誌是心平氣和怡然自樂，終日憤憤不平哪有幸福可言？

可他們把“不關心政治”當成座右銘啊？說明“不關心政治”與“過好小日子”並沒有相成關系。

很多同胞把“政治”簡單理解為“當官從政”。

“政治”可不是“當官從政”那麽簡單。

“不想當官從政”不等於妳可以“不關心政治”。

“政治”壹詞說得通俗壹點就是“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和技術”。

公共事務關系到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科學文明的現代“政治”的終極目標就是“謀求多數守法公民利益最大化，協調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

每個公民的“小日子”都離不開公共事務。

首先誰來管理公共事務？是公民選舉公共事務管理人？還是官僚集團“任命”？

通常情況下，公務人員只效忠於公權力的來源方。民眾選舉他就為人民服務；上司任命他就為官僚服務。道理就這麽簡單。

如果普通公民“不關心政治”，聽任官僚集團剝奪他的選舉權，強行“代表”他們“任命”只會瘋狂搜括民脂民膏賄賂上司的貪官惡警以權謀私為非做歹，他的“小日子”還能過好嗎？

其次管理公共事務需要很大壹筆錢。這筆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靠公民納稅。妳要交多少稅？憑什麽交？稅收用來作什麽？用途是否合理？用了妳的錢後向不向妳報帳？這些都與妳的“小日子”緊密相關吧？

再次…………

如果政治腐敗官吏公權私用為所欲為，普通公民還能過好“小日子”嗎？

對於壹個普通公民來說，“不關心政治”不但不能過好“小日子”；而且要想過好“小日子”還必須關心政治。

中國有太多只關心自家的“孩子、房子、車子、票子”而不關心“政治”的國民，可他們沒有壹個能夠逃避腐敗政治的傷害。

汶川大地震蒙難的家庭，多數應該是“不關心政治”的，可他家的孩子卻被“豆腐渣校舍”砸死壓死？“豆腐渣校舍”可是腐敗政治的產物。如果當初那些家長肯“關心政治”，面對腐敗勇於抗爭，勇於站出來對“工程回扣”和“偷工減料”說“不”，他家的孩子也許能夠活下來。就算在專制體制下，壹個人站出來說“不”貪官會我行我素甚至打擊報復；但壹百個人站出來說“不”情形就大不壹樣了。

腐敗政治體現在經濟上是急功近利竭澤而漁，必然造成生態大破壞。生態破壞的惡果會危害絕大多數普通家庭，讓絕大多數普通家庭都無法過好“小日子”。

腐敗政治體現在司法方面必然是冤假錯案和刑訊逼供。趙作海在入獄前應該是“不關心政治”的，結果蹲了十壹年冤獄，如果不是空前的好運氣還會冤死獄中。在新聞不自由習慣暗箱操作的政治背景下，中國監獄還有多少個趙作海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個趙作海在刑場上倒下更沒人知道。那些“不關心政治”的普通人，誰能保證妳不會成為下壹個趙作海？誰能保證妳的兒女不會淪為“躲貓貓死”？“做夢嚇死”？“洗澡死”？“喝開水死”等離奇死法的壹員？

山西“黑磚窯”和新疆“黑工廠”也是腐敗政治的產物。那些“不關心政治”的父母，誰能保證妳的兒女將來不被人拐進“黑磚窯”、“黑工廠”象奴隸壹樣在皮鞭下服苦役？

中國有幾人沒有吃過“地溝油”？有幾人沒喝過“毒奶粉”？有幾人沒吃過“毒食品”？大面積蔓延的“地溝油”、“毒奶粉”、“毒食品”壹樣是腐敗政治的產物，腐敗政治能不影響到妳的“小日子”嗎？

國有土地是每個公民的共同財富，妳也有壹份，可那些賣土地的地方官事先征求過妳的意見沒有？屬於妳的壹份妳拿到手沒有？賣地錢的去向告知妳沒有？腐敗地方官以“國家”“公有”的名義高價炒賣屬於妳的地皮，然後把住房炒成天價，讓妳終其壹生辛苦勞作節衣宿食也買不起壹套房子，讓妳的兒女蝸居在城市病菌叢生的“膠囊公寓”……妳能過好“小日子”嗎？

在腐敗政治背景下，特權階層霸占了絕大多數體面職業體面崗位。妳的兒女就算象諸葛亮壹樣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如果不善跑關系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他。妳的兒女本來是應該擁有壹個好職業的大學高才生，可因沒關系淪為到處找工作到處碰壁的無業遊民，連找個醜小鴨做媳婦都沒門。那位門門功課都要靠給老師送禮才能及格但有壹個李剛爸爸的缺德同學，壹出校門就“五子登科”美女爭相投懷送抱……妳難道不看在眼裏痛在心裏？這不都是妳當初“不關心政治”的結果嗎？

現行教育體制已被壹千次證明扼殺學生想象力創造力，只能造就“奴才”和“偏執狂”。那些有權力制定和改革這壹體制的特權官僚多把兒女送到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培養想象力創造力造就成“人才”了；妳的兒女則只能“被奴才”、“被偏執狂”？自己沒房住未婚妻被“裸官”納為“二奶”“N奶”；還跟著“裸官”指揮棒熱血沸騰“唱紅歌”歇斯底裏咒罵“裸官”兒女的的首選留學移民地萬惡的美帝國主義？如果妳繼續“不關心政治”去努力抗爭變更這壹奴化教育體制，妳的孫子也壹樣給扼殺了想象力創造力，腦袋壹樣“被格式化”；只會“被奴才”、“被偏執狂”，充當“裸官”自欺欺人危害國家民族的“五毛左憤”。妳的“小日子”永遠也無法過好。

…………

那些習慣“不關心政治”的群體，常常是腐敗政治的最大犧牲品，在腐敗政治背景下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我相信多數普通中國公民都是“不關心政治”只關心自家“小日子”的，因此多數普通公民是腐敗政治的最大犧牲群體。

在腐敗政治背景下，連國家主席，國防部長，總書記這樣的元首級政要都蒙受沈淵受盡非人迫害；連國家總理都沒有言論自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連高官顯貴都在劫難逃，妳壹個草民百姓能長期過好“小日子”？

“關心政治”不等於“喊政治口號”，文革期間不是啞巴的中國公民都會高呼“政治口號”，但沒有幾個人真正“關心政治”。億萬工農兵“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當他們爭先恐後把國家主席“批倒批臭、再踏上壹只腳”時，有幾人想過“叛徒、內奸、工賊”究竟犯了什麽大罪？值得全國人民長期放下手頭的工作大批特批嗎？這種群眾性大批鬥於國於民到底有什麽益處？

所以文革式全民“政治掛帥”並非人民“關心政治”；而是人民“不關心政治”結出的政治怪胎！

…………

對於壹個國家公民來說，要想過好自家的“小日子”，妳還必須關心政治不可！

政治清明是公民過好“小日子”的必要條件！

十四、民生問題與民主問題孰先？

“先民生問題，後民主問題”是部分威權政府拒不實行民主變革的潛臺詞。

“民生”與“民主”有沖突嗎？

民生問題必須優先於民主問題嗎？

民生問題與民主問題哪個更重要？

專制蘇聯和民主俄羅斯的民生狀況給出了最好的答案。

上世紀中期，蘇聯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GDP連續三十年高居世界第二？蘇聯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富強大國。

才兩億人口的國家GDP高居世界第二，蘇聯的“富強”是有目共睹的，應該有充足的財力物力解決民生問題。可蘇聯的民生問題解決了嗎？

沒有！！！

衣食和住房最能反映壹個國家的民生問題。

壹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多數中國人已經吃飽了肚子時，蘇聯的多數公民依舊營養不良，每天得為購買僅夠維持生命的生活必須品排幾個小時長隊。城鎮公民的人均平均住房面積才0.4個平方？遠遠超過了中國“蝸居族”的想象極限。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因為沒有民主！在官僚特權專制體制下，國民的勞動成果分配權完全掌控在特權官僚集團手中，導致多數勞動成果被折騰浪費和官僚私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國民只分到很少的份額。

高居世界第二的龐大GDP哪裏去了？

壹、瞎折騰浪費掉了。

官僚特權專制體制是“劣勝優汰”的，升到決策層的高官顯貴多是關系大於能力的不負責任政客，壹方面“對形勢判斷嚴重失誤”優先發展軍工，欺騙強迫人民勒緊褲腰帶大搞兩彈壹星；在食不果腹的逆境下還發誓要“解放世界人民”？把大量的財力物力浪費在遠遠超過威懾作用不能吃不能喝又不能隨意用於戰場的核武工程上。另壹方面為了“政績”大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把人民的血汗成果往水裏扔。結果相當大壹筆GDP在官僚的瞎指揮中被折騰浪費掉了。

二、極少數官僚政客利用職權巧取豪奪了蘇聯人民創造的大部分財富。

蘇聯的平民大眾雖然長年食不果腹寢不安枕，可官僚政客卻利用職權享受著遠超平民幾十甚至幾百倍的奢華生活。國家花在每位高官顯貴身上的錢則相當於普通平民的幾百幾千倍！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壹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妳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妳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妳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壹個單獨的國家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

“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壹些櫃臺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壹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壹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

蘇聯官僚政客享有下述平民大眾根本無法想象的特權：

１、 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壹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糜費上百萬盧布（蘇聯時期熟練工人平均月薪只有1000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

２、 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３、 特教權。在蘇聯，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

４、 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

５、 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

６、 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產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蘇聯普通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才0.4平方，可高官顯貴享有的住房卻大得驚人。葉利欽在回憶錄裏曾這樣描述過他升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時分給他的房子：

“我頭壹次到別墅時，在入口處，別墅的衛士長迎接我，先向我介紹此處的服務人員——廚師、女清潔工、衛士、花匠等等壹些人。然後，領我轉了壹圈。單從外面看這個別墅，妳就會被它巨大的面積所驚呆。走進屋內，只見壹個50多平方米的前廳，廳裏有壁爐、大理石雕塑、鑲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燈、豪華的家具。再向裏走，壹個房間、二個房間、三個房間、四個房間。每個房間都配有彩色電視機。這是壹層樓的情況，這兒有壹個相當大的帶頂棚的玻璃涼臺，還有壹間放有臺球桌的電影廳。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個洗臉間和浴室；餐廳裏放著壹張長達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壹頭便是廚房，像是壹個龐大的食品加工廠，裏面有壹個帶壁爐的大廳，穿過大廳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兒有躺椅和搖椅。再往裏走便是辦公室、臥室。還有兩個房間不知是幹什幺用的。這兒同樣又有幾個洗臉間和浴室。而且到處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風格和現代風格的吊燈、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東西。”

“就連我這個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樣的級別，都配有3個廚師、3個服務員、l個清潔工，還有1個花匠”。

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連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被當做貴族供養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裏，為高爾基服務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裏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 “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壹塊面包與壹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

…………

面對這樣壹個以巧取豪奪國民勞動成果為“職責”的龐大官僚特權階層，落到平民百姓手中的財富自然少得可憐，生活水準遠不如1860前美國的南方黑奴。他們就算創造了多於“公平國家”十倍的財富，也享受不到對方十分之壹的生活水準。

所以沒有民主的專制國家，永遠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哪怕專制國家在某壹特定的歷史階段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平民大眾也壹樣“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讀不起，死不起。”

民主俄羅斯的GDP和前蘇聯不能相提並論。2009年俄羅斯GDP屈居世界第12位，連印度都不如，可多數俄羅斯人民享有的生活水準比蘇聯時代要高出N倍。相比中國也後來居上，相當於中國平民的N倍。俄羅斯綠卡對中國平民的吸引力遠大於文明古國對俄羅斯人的吸引力。2009年俄羅人均住房面前達22.3平方米，市場上的生活用品極大豐富，排長隊買面包已成為不可思議的古老往事。

俄羅斯財政收入的壹半用於平民的福利事業。公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全免費教育，中小學校還免費提供學生午餐。病人住院不用事先交付押金。在未交壹分錢的情況下，哪怕是中國人在俄羅斯生病也能得到急需的治療。民主俄羅斯人根本理解不了世上還有“沒交錢就不治療不搶救”的醫院和醫生？

二零零七年，世界銀行發布了壹份極具震撼力﹑關於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從壹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六年，經濟總量增加七成，但員工的人均收入卻增加了百分之五百，扣除通脹後，實際增長超過百分之二百。今天莫斯科勞動者的人均月工資約壹萬元人民幣？相比之下，我國的幾億城鎮農民工收入在長達20年中沒有實質性增長。

…………

印度是壹個不成熟的民主國家，“統計數據”顯示人均GDP只相當於中國的壹半？但印度平民大眾享有的福利水準遠遠高於我們。公立大學學費在長達50年中沒有增長？壹學期學費只有區區4美元？學生宿舍每月住宿費只相當於8元人民幣？極低學費培養出來的印度大學生，質量卻遠遠高於我們？



綜上所述，沒有民主的專制國家，無論國家多麽富強，經濟多麽高速增長，民生問題永遠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不僅如此，專制國家的經濟繁榮都是暫時的。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如果不及時進行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民主變革，無論GDP增長多快，哪怕是世界第壹第二，最終都避免不了大幅下滑甚至崩潰的悲劇。希特勒早期的德國經濟增長率百分之百，在世界經濟大蕭條時居然消滅了失業？可最後的結果呢？前蘇聯經濟在工業化時期也是突飛猛進，最後盧布居然貶得壹文不值，不得已只好廢除舊幣重換新幣。

所以民主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必要條件！

那些先民生後民主的威權國家永遠也不可能解決民生問題；就算每年取得百分百的經濟增長率也壹樣。



十五、民主國家的中國移民為何素質也低？



“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是天朝最缺乏常識的“權力語言”。

“中國父母官”迷信“素質低”說，前天聽到的壹則某縣教育局長的訓話很能說明問題：

“中國人素質真低，有次我去壹學校視察，看到校門口旗桿倒了。我分派校長，校長分派老師，老師又分派學生……我推妳妳推他，就是不肯親自動手把旗桿扶起來？舉手之勞的小事分派別人去幹花費的精力，比自己親自動手幹更勞神費力？可中國人就喜歡在小事上玩權力！妳看中國人素質該有多低……”

把上述這則消息發到QQ空間後，網友“林夕人”的壹則回復壹語中的，揭開了“素質低說”的本質：

“典型的特權化，上行下效，壹個舉手之勞，自己不做是理所當然，但別人就是素質底，就是這樣壹些思維的人占據著崗位，不說弱智至少也不是正常心態的人。”

我曾在《國民劣根性是特權專制體制結出的惡之花》等系列文章中如此闡明“素質說”：

“國民素質是社會體制的產物”。

“民主體制抑惡揚善優勝劣汰，讓魔鬼進化成天使；專制體制獎惡懲善劣勝優汰，把天使異化成魔鬼。”

“好體制壞人無法作惡；壞體制好人處處碰壁；專制社會劣幣驅逐良幣。”

“要想學會遊泳，就必須把他丟到水裏去歷練，在沙漠上是不可能造就遊泳健將的。”

“民主是提高國民素質的最有效途徑。”

“壹百個漂亮女子長期困在妓院裏求生謀發展，九十九個會變成妓女；同樣壹百個女子在大觀園裏成長，九十九個會變成淑女。要想提高妓女素質第壹是要讓她告別妓院環境，企求在妓院裏大幅提升妓女的整體素質只能是癡人說夢。”

…………

支持上述觀點的事實依據如下：

北韓南韓同根同種同文化，專制北韓的多數公民不是瘋子就是白癡。南韓的紳士氣質和淑女風範則強烈感動了中國電視觀眾的眼睛和心靈。

民主前的臺灣壹樣腐敗動蕩，官員出行前呼後擁花費驚人。民主後的馬英九總統長年壹日三餐主要吃普通上班族享用的“平常盒飯”，貪腐機要費的民選總統陳水扁則立馬鋃鐺入獄。

民主前的南韓社會像壹張揉皺的稿紙，壹樣高花費暴力維穩，社會反抗風起雲湧， “光州事件”則是人類文明史的特大恥辱。民主後的南韓社會則進化成壹首綠色的抒情詩。

臺灣、南韓民主化才短短二十年時間，國民整體素質卻有了飛躍式的提升。

部分臺灣導遊反映：很多陸客白天玩好，晚上回到賓館，打開電視機後都欲罷不能：“妳們的政論節目實在太好看了！想罵誰就罵誰，這個臺罵馬英九不要臉，那個臺說吳敦義不老實，另壹個臺說蔡英文幹缺德事，還是現場直播！”更有陸客為了看中天新聞臺每天下午的政論節目，拒絕和導遊外出。

民主國家來中國的投資企業在本國都不向權力“行賄”；可來中國後多數都有“賄賂”公仆的行為，甚至賄賂手段比中資企業更上壹層樓。

民主國家的大學教授在國內多是德高望重的清教徒，和女學生基本不存在肉體關系；可來中國大學任“外教”後很多墮落成了“愛好”誘奸女大學生的“色狼”。

…………

熊飛駿的“民主提升素質說”壹樣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質疑，最有份量的依據是：

“妳不是說民主能快速大幅提升國民素質嗎？為何中國人移民到民主國家後，整體素質依舊低得不可思議呢？這些人可都是中國精英啊，有些人還在外國生活了幾十年，可還是那幅德性？這不是人種問題是什麽？”

質疑方提出的這壹依據基本屬實，近二十年移民到海外的華人群體整體素質確然不敢恭維。他們在海外壹樣燒錢擺譜內鬥無聊，除了買豪宅名車狂購奢侈品玩低俗刺激外，好像找不到別的正經事可幹。以致多數外國人壹提起中國移民就搖頭，認為中國移民汙染了他們的國家社會，把中國移民潮視為“黃禍”，紛紛呼籲政府收縮“華人簽證”。

更令人沮喪的是少數打著民運旗號的名士罔顧大局不識大體，八字還沒壹撇就開始爭權爭名，居然也對我國去年的“諾獎者資格”高調質疑？

我的回復如下：

壹、 近二十年中國前往美、加、澳的移民主體可不是什麽“中國精英”，而是“富二代”和“官二代官三代”。我稱他們為“特權移民”。“官二代官三代”雖然有權有勢錢多得不知怎麽花，但整體素質如何？“毛太孫現象”應該最有說服力，除了體重權位“超標”外，智商能力好象比普通平民高不到哪裏去。至於“富二代”素質，郭美美則是典型代表！她在微博炫富那水平，在普通公民群體裏也屬標準的“傻子”和“瘋子”層面，平民百姓還真的瞧他們不起？所以這幫“現世寶”在國外素質低，並不等於中國普通公民過去後素質也會同樣低。

二、 我國的“特權移民”定居民主國家後，因為有國內的官爸富爹闊爺不斷榨取民脂民膏給他們“超量輸血”，根本不存在生存壓力和競爭驅動，所以也不急於找工作找機會，失去融入主流社會的機遇。

三、 “特權移民”在國內炙手可熱的社會優勢就是“權”和“錢”，他們在移民前也天真的認為“權錢”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是“大爺”？等他們在美、加、澳定居下來後，發現這些國家的公民居然“傻”到不認“權錢”只認“能力貢獻品格”，沒有“能力品格”的“權錢”在多數情況下只能起“反作用”。“特權移民”擁有的“權錢優勢”壹朝喪失，內心的郁悶是可以理解的。“權錢”這東西能成事也能壞事，在給了“特權階層”為所欲為超前享受的同時也毀滅了他們的能力品質。因為缺乏必要的能力品質走出“權錢陰影”去西方主流社會重塑人生價值，就轉而求助“駝鳥先生”把頭埋進沙堆裏，自我封閉與主流社會隔絕，“同類抱團”在海外結成壹個個“小中國”，繼續用中國的權錢價值觀和低俗人生品味自欺欺人。

四、 民主國家的公民因為對“特權移民”的反感，對“東方官富二代”擁有壹種本能的“疏遠情感”，基本上不會主動和“中國闊佬”打交道，進壹步加深了“特權移民”的“自我隔離效應”。

五、 因為“特權移民”的“自我隔離效應”，那些前往民主國家的“移民主體”多數“人在曹營心在漢”，自絕於西方主流社會，無法從民主國家吸收“文明營養”完成必要的“自我進化”。他們雖然擁有外國公民身份，但身心依舊生活在“特色中國”，素質沒條件“與制俱進”。

六、 多數在國外自食其力的“非特權移民”和偷渡客，因為語言交流的障礙，多選擇在中餐館和中國人辦的企業打工，住在“唐人街”，人生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文化圈裏度過。

七、 “社會體制”對“國民素質”的決定作用，雖然無法從“小中國”的華人移民身上得到印證，但卻在海外出生的“移民二代”身上則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別說受過高等教育的體面移民子女，就是那些沿海偷渡到美國的文盲移民的孩子，因為從小上學讀書提供了融入主流社會的機會，素質與父輩有了天壤之別，不但脫胎換骨，而且對國內的精英群體也擁有壓倒優勢。中國人熟悉的駱家輝就提供了壹個很生動的榜樣，這個華裔大使在“衣錦還鄉”之時可不知道怎麽顯擺“權錢”。

…………

京城的壹位朋友給我講過這樣壹則故事：壹位友人移民澳洲後開始兩年只在中國移民圈子裏混，感到和國內沒什麽區別，想融入澳洲主流社會又感到格格難入，澳洲人對中國移民好像很排斥很冷漠？當他向朋友抱怨自己的苦惱時，朋友建議他每逢周末去教堂做禮拜。因為澳洲的歐美移民多是基督教徒，都有超越“權錢”的精神信仰，去教堂是接近澳洲主流社會的便捷途徑。壹個月後，他好像換了壹個人，不但給朋友去電興奮地講述澳洲人其實很寬容很真誠很夠朋友的……

最後以朋友楊恒均的壹段話來結尾：

“如果妳去指責宋朝的皇帝為什麽不搞民主改革，孔子為啥不發明民主理論，妳腦袋壹定是被驢踢了；可當多種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國推陳出新並取得效果，當公民教育已經成為很簡單的壹件事，某些國家還在那裏強調自己的國民素質低，那壹定是腦殘。如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民主了，法治、人權、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普通人家喻戶曉的價值，這個時候，妳還怪自己的國民‘素質低’，壹定是妳強迫他們接受其它價值，屏蔽常識。要在現代人中宣揚民主理念，最多也只需壹兩代人，不到20年的時間，就可以讓民主的常識像小學課本壹樣普及到每個人。素質這種東西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基因裏帶過來的，看看我們那些偷渡到美國的福建農民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就知道是怎麽回事了。”

十六、中華民主不能寄希望於蔣經國葉利欽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壹個巨星閃耀的年代！

有兩位“良心英雄”改變了人類世界歷史的進程。

壹個是蔣經國！

壹個是葉利欽！

葉利欽是西方的驕傲；蔣經國則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蔣經國給長期生活在專制黑夜的中華民族帶來了希望之光，探索出了壹條中國人走出權力交接過程中以暴易暴惡性循環的光明之路。

葉利欽則極大改變了人類世界文明、野蠻力量的對比，使地球上與民為敵的野蠻專制集團淪為真正的孤家寡人。

在人類世界民主憲政大趨勢下，特色中國依舊堅持“官僚專制”不動搖，“絕不”和“堅決抵禦”徹底堵死了自上而下官民雙贏的憲政改革通道。

二十年前現代極權老大哥順應民心，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在權力高層啟動政治民主化，放松對言論自由的鉗制，還原歷史真相，反特權反官僚主義……蔣經國在臺灣開放黨禁報禁，勇敢直面“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這壹政治公理……

二十年後的今天，特色中國卻在高呼“絕不”和“堅決抵禦”，捍衛“正確的政治方向”，加強輿論控制，唱紅歌，走長征路，太子黨接班，官二代仗勢欺民，富二代醉死夢生，今天公款紅色旅遊，明天“我爸是李剛”……

當中國舊日的專制夥伴紛紛回歸文明世界的懷抱，把權力還給人民，重新找回人性的溫暖尊嚴時；特色中國卻“不到黃河心不死”，大踏步走回頭路，壹步步遠離文明進步軌道，壹日千裏向“黃河”飛奔。

歷史又壹次重復前人的錯誤，百年前洋務運動的悲劇再度重演，落後的特權專制體制吞噬了國民經濟增長的成果。平民大眾由失望不滿轉為憤怒絕望，改革的車輪正在被平民大革命的車輪超過。

中國社會分裂為相互仇恨敵視的兩大陣營：壹邊是官；壹邊是民。

中國第N次踏上了平民大革命的門檻。

對中華民族有著強烈責任心的“真愛國誌士”陷入了巨大的憂慮之中。

越來越多的愛國者呼喚蔣經國，呼喚中國的葉利欽，期望“良心英雄”從天而降來領導特色中國尋找共識彌合分歧，走出暴力革命的惡性循環。

這是壹個特色中國的政治生態無法解開的結。

因為特色中國很難湧現蔣經國、葉利欽那樣的“良心英雄”？

產生蔣經國、葉利欽的政治背境有兩個要件：

壹是權力高層的開明自覺；

二是來自平民階層的理性民主壓力。

第壹條的必要性相信絕大多數國民能夠理解；第二條是否必要還遠未贏得多數國民的共識。

沒有平民大眾的普遍覺醒，沒有人民日益高漲的民主訴求，沒有堅持不懈的維權抗爭，沒有對“民主、人權、法治、普選、反特權”的社會共識……就不可能凝結成自下而上的理性政治壓力，權力高層也就不可能意識到民主改革的必要。此時就算在權力高層出現了葉利欽、蔣經國那樣的“良心英雄”，在權力集團也會處於被多數政要孤立圍攻的“少數”和“另類”，不可能在權力高層贏得推進民主憲政改革的共識和必要的多數。在專制統治集團內部，只有在多數政要意識到“政權是危機四伏亂攤子”不變則危的緊急情勢下，才會不得已啟用見識過人能力超群的“另類英雄”來順應民心“收拾爛攤子”。

在民眾缺乏民主自覺和獨立思維能力背景下，就算權力高層站出了孤膽英雄葉利欽，民眾也不會給予足以撼動權力高層腐敗力量的輿論支持；甚至於舍本逐末求全責備，斤斤計較葉利欽曾經有過的“腐敗問題”，放過“絕不”派和“堅決抵禦”派，攻擊為民主吶喊的“力不從心政治家”是“作秀”和“演員”？

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平民大眾的理解支持是“良心英雄”最終戰勝腐敗守舊勢力的“民心長城”。當體制內的“良心英雄”成為眾望所歸的民意領袖時，就算他被權力高層排斥孤立，也壹樣能成為進步歷史的掌舵人。葉利欽也曾被逐出莫斯科的權力中心，但莫斯科市民用大面積遊行抗議來回答腐敗政客的陰謀，重新把他送回到權力中心。當腐敗政客發動軍事政變，把大炮指向葉利欽時，莫斯科市民用肉體擋住了坦克，向受命屠殺人民的士兵宣講真相。明白真相的士兵拒絕腐敗軍官開槍的命令，調轉槍口站在人民那壹邊。

所以俄羅斯的葉利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俄羅斯人民勇於捍衛良心正義的作品。

俄羅斯人民壹直有捍衛良心正義的傳統，知識分子也從沒集體失音過。就算在極權專制的黑暗年代，俄羅斯也創造了《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等揭露極權專制反文明反人性的文學巨著；誕生了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等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良心巨匠。

中國人沒有捍衛良心正義的傳統，只有對權力的諂媚。在權力高壓和權錢誘惑下，知識分子要麽集體失音；要麽歌頌“敬愛的江青同誌”，“含淚勸告災民”，“縱做鬼也幸福”，鼓吹“學習北朝鮮”……

如果平民大眾對政治不關心在歷史緊要關頭不善分清敵友，就根本無法凝結成支撐“良心英雄”的“民心長城”。這時體制內就算出了蔣經國、葉利欽，也只能成為力不從心的悲劇英雄。權力高層排斥孤立他；平民大眾漠視他不理解他。腐敗政客的敵視他能承受，但民眾的冷漠和誤解則讓他“透心涼”。

光緒皇帝和胡耀邦的悲劇中國人應該記憶憂新。

二人何嘗不是中國的葉利欽呢？

所以蔣經國、葉利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眾“政治覺醒”和“政治主動”的作品。

當今中國權力高層的“開明自覺”已是昨天的故事；平民大眾則放過“絕不”派和“堅決抵禦”派，把火力集中到為民主吶喊的“良心政治家”身上，左壹個“做秀”右壹個“演員”？特色中國的總理連言論自由都沒有，何來權力踐行自己的民主理想呢？心有余而力不做，民眾應該理解他給他力量才對，怎能是非不分本末倒置對他惡語中傷呢？

在官僚專制體制下，就算貴為壹國總理，也只有腐敗弄權的空間；沒有捍衛良心正義的自由。只能代表官僚說話；不能代表人民說話。壹旦發出與官僚集團不和諧的“良心聲音”，不但主流媒體拒絕播報，連網絡也會刪除他的“良心言論”。壹涉及到官方設置的言論禁區和敏感話題，在公眾場合的言論自由度總理比平民還小。總理也是官僚集團任命的，而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所以只能服從“官意”不能順應“民心”，壹旦越軌就“潑臟水”或“封殺”。孤膽英雄朱镕基不是不想站在人民壹邊給貪官送出“壹百口棺材”，而是官僚集團不給他送棺材的權力。他當初誓言“送棺材”絕不是“作秀”，而是百分百的“真誠”……

“作秀”與“良心真話”也許都不能“兌現”，但二者是有區別的：“作秀”不能觸及官方設置的言論禁區和敏感話題；“良心真話”則突破此界限。在今天的特色官場，“民主”就算沒列入言論禁區也屬敏感話題，所以總理在公眾場合為民主吶喊是“良心真話”。

由此可見，中國的民意力量還遠未走到理性成熟那壹步。

所以今天的中國出不了葉利欽、更出不了蔣經國。

中國的民主憲政只有靠民眾自己去爭取，被動等待葉利欽、蔣經國只能等來不該發生的悲劇。

蔣經國、葉利欽是覺醒的民眾主動創造出來的，消極被動的民眾永遠與蔣經國、葉利欽擦肩而過。

要想等來蔣經國、葉利欽，民眾除了積極參與爭取民主的行動外別無它途。

民主不只是良心政治家的責任；也是每個良心公民的責任。



壹七、等待觀望只會等來獨裁文革不會等來民主憲政



特色中國的權錢造假體制晃蕩到今天，前面只剩下兩條路可走：

獨裁文革和民主憲政！

前者是北朝鮮之路；後者是臺韓之路。

北朝鮮之路是官僚平民的雙輸之路，唯壹得勝的獨裁者最終也難逃天遣，現代世界的所有獨裁者及其家族都沒有善終；臺韓之路則是統治與被統治者的雙贏之路，也是奉行官僚專制的國家避免自相殘殺化解仇恨走向陽光地帶的唯壹出路。

兩條路之外根本不存在能夠走得通的第三條出路。

我國現行的“無恥就體面”之路已經走到了盡頭，絕無可能長期在這條道上晃悠，無論花多大的代價“維穩”結果都壹樣。

當今世界，民主已被壹千次證明為人類世界最不壞的政治體制，民主憲政是大勢所趨，任何壹個國家民族都不可能長期逆潮流而動。連喜瑪拉雅山南麓芝麻國不丹的人民也享受到了君王恩賜的“民主”福蔭；先前遠不如中國開明的緬甸軍事獨裁政府也出現了專制的松動，在全國範圍內頗為認真地搞多黨選舉，釋放了異見領袖昂山素姬……就更不用說那些擁有幾千年文明史的禮義大國了。

盡管民主憲政趨勢是不以人意誌為轉移的，但並不等於說文明古國就壹定會自動走上民主憲政之路。

民主憲政是當代人類政治的最終歸宿，但專制國家在走上民主之路前也許會出現獨裁復辟，甚至出現大倒退，走上文化大革命那樣的自殺性毀滅之路。

因為我們錯過了最好的歷史機遇，導致官民間的摩擦與不信任上升為對抗性矛盾和非理性仇恨。壹方面是權錢肆虐仗勢欺人；壹方面是清算報復的極端情緒象深秋的野火壹樣在民間滋長蔓延。我們的權力集團又長期拒絕還原歷史真相，用飲鴆止渴的唱紅歌放內戰片方式來尋找自信，結果導致二次文革的火種在民間和底層社會生根發芽，導致體制轉軌期的特色中國不是自然著陸到民主憲政；而是面臨著大倒退到獨裁文革的巨大風險。

當今中國是特色維穩派、獨裁文革派和民主憲政派短兵相接，民主憲政力量則處於最弱的下風。這是奉行血酬定律習慣暴力輪回中國的悲劇和宿命。

盡管“把權力裝進籠子”的民主憲政是中華民族的唯壹出路，但如果聽任三種力量自然消長，中國很難順利走上民主憲政之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自殺勢力”會把中國推上大倒退的復辟列車，倒退到獨裁文革；倒退到北朝鮮。

北大教授孔慶東不是說過“中國應該學習北朝鮮”嗎？這樣的“體制教授”居然在全國擁有數以萬計的粉絲呢？

那些富有民族責任心的政治精英，那些率先覺醒過來的獨立思想者，那些勇於反抗強暴捍衛人性尊嚴的維權人士，有義務和責任即刻行動起來阻止國家誤上“自殺列車”，勇於說真話還原歷史真相，以最大的耐心和基督犧牲精神啟蒙民智，從自己做起，從身邊人做起……

天上從來不會自動掉餡餅，自動掉下的餡餅都是有毒的。

人類世界的邪惡力量從來都是“主動進攻性”的；正義健康的力量只有勇於抗爭才能最終戰勝邪惡，消極被動只能使邪惡壹路凱歌。

中國的良心人士總是習慣等待觀望。今天的中國，等待觀望絕不會等來民主憲政；只會等來二次文革和北朝鮮的金二世金三世。

我國的良民百姓幾千年壹直在等待“清天大老爺”，結果官老爺壹代不如壹代，今天終於等來了超過五千年歷史的貪汙腐敗，等來“我爸是李剛”。

健康美好的東西都是人類主動爭取來的。妳看世界上那些幸福指數很高的成熟民主國家，哪壹個國家的民主成果不是人民努力抗爭來的？瑞士？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沒壹個例外。

緬甸的民主轉機也不純屬軍政府的良心發現，而是昂山素姬等誌士仁人長期抗爭的結果。

臺灣和韓國也壹樣。

那些相信民主憲政是終極出路的智慧良心人士，有其坐在那裏等待天上掉餡餅，不如朝著自己認準的方向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只要堅守良知承擔責任，任何自由公民都有能力做到：非暴力不合作，拒絕說謊，不阿諛權貴，憑良心說話，對自己不了解的消息不輕易附和，耐心啟蒙民智，喚醒壹個是壹個，喚醒壹對是壹雙……這些壹點壹滴的行動就是通向文明進步和民主憲政的堅實階梯。

溫總理已經高舉起了民主憲政旗幟，我們沒有理由讓他老人家壹人孤軍奮戰。

壹個人的力量和影響也許很有限，但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正義健康的力量就會越來越強大，就會自覺凝成抵禦謊言邪惡的民心長城。如果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壹人力量太小而徘徊觀望，等待他人做“出頭鳥”，正義健康力量就會永遠停留在壹盤散沙的狀態，最終被邪惡力量各個擊破。人人明哲保身的結果是整體付出更大甚至毀滅的代價。

中國需要壹次全民啟蒙運動，需要勇於自我犧牲盜取天火的普魯米修斯。

在急功近利者眼中，普魯米修斯也許很傻，因為他為了不理解他的人民犧牲自我；在智慧遠見者眼中，普魯米修斯很睿智，因為他用自己壹人的犧牲換來了子孫後代的永遠幸福平安。

中國人不是最溺愛子孫的民族嗎？為什麽不肯為子孫做出犧牲呢？為什麽要把應該由自己直面的責任和危險推給子孫後代呢？

救救孩子！

十八、馬英九勝選的十大啟示

勇於放棄槍桿子的國民黨，浴火重生,脫胎換骨,鳳凰涅槃,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寫下了光輝的壹頁，給仍在民主與專制的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國人很多有益的啟示……

下面是臺灣民主的十大啟示：

（壹）、大中國沒有走向民主不是因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

在中國進入新世紀，特權階層肆意掠奪國家資源財富，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制造“權貴超級億萬富翁”；人民在下崗、高價房和災難性通貨膨脹的壓力下日益步入生存困境，貪汙腐化象燎原烈火燒毀“青天大老爺”的最後壹絲夢想時，“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謠言卻在神州大地甚囂塵上，極大地蒙蔽了中國人的視聽和理性判斷力。為了矯正國民這壹認識上的誤區，我在2006年專門寫了《民主問題》壹文，宣稱“中國人的素質低是沒有民主造成的，民主政治能最快地提升國民的整體素質，中國人的整體素質要想得到實質性的提升只有走向民主……”

現代極權專制的祖師爺前蘇聯國民因為不能容忍惡性蔓延的腐敗和不公正，於1991年在痛定思痛之後毅然告別專制走向民主。因為專制政體對國民經濟的傷害太深，在舊經濟體制壹朝倒塌新經濟體制尚未正常運轉的體制轉軌期，俄羅斯陷入了暫時的經濟困境。雖然俄羅斯國民的生活水準在最困難時期也比前蘇聯時期沒有任何下降，甚至略有提高，但與人民的期望值仍存在很大差距。盡管這只是壹個新生命降生前的陣痛，可我國的特權階層只抓住“產婦”的呻吟聲大做文章，動用壹切媒體喧染甚至於誇張俄羅斯的“陣痛”，而無視新生命無與倫比的活力，巴不得俄羅斯自此壹蹶不振，那樣中國人就會進壹步堅信“民主政治是洪水猛獸，是帝國主義的顛覆手段”了。沒想到走上民主之路的俄羅斯不但沒有沿著中國特權階層的期望值衰落下去，相反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復興繁榮，不到十年就超過中國，現在則把我們遠遠拋在後面。今天的俄羅斯不但經濟“快速、健康、平穩”向前發展，平民百姓普遍享受到民主的成果，普遍享受公費醫療和免費義務教育，工資增長幅度高於國民經濟增長幅度，今年工資增幅居全球第壹！不象中國的改革開放成果絕大部分被特權階層攫取，稅收增長幅度遠高於GDP增長幅度，GDP增幅又高於工資的增幅，成了名副其實的“窮國民富政府”和“投機富豪”的樂園，到處都充斥腐敗和不公正。當俄羅斯的民主政治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時，我們的特權階層又拋出“中國人的素質比俄羅斯人低得多，不適合民主，更不能象俄羅斯那樣搞民主”的謊言，並拋出並非中國人獨有而是專制社會下的通病來論證此謊言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民主政治能大幅快速提高國民素質”的論斷在韓國也得到了雄辯的論證。上世紀八十年代，軍政府統治下的專制韓國在國際媒體上的形象不是惡性腐敗、不公正就是學生遊行等亂糟糟的場面……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韓國在金泳三總統領導下真正走向民主之後，韓國國民的素質有了飛躍式的提升。韓劇之所以在今天能吸引那麽多的中國電視觀眾，很大程度上是被韓國人表現出的理性和人間溫情所感動。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韓兩國的國民素質不相上下的話，經過了十五年民主歷程之後，今天的韓國人整體素質無疑遠遠高於我們，這就是民主帶來的奇跡。

3月22日臺灣民選總統的成功以鐵證如山的事實摧毀了“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謊言。中國人不但適合民主，如果給他們適當的條件和自由思考選擇的權力，他們在民主之路上甚至能比創立“民主政治”的歐美人做得更好。中國人應該還記得2004年烏克蘭的總統選舉，前總理亞努科維奇被選民指斥為利用職權行使舞弊手段，第二輪選舉結果出來後居然引發人民的全國抗議風潮。由於爭執雙方立場相去甚遠，缺乏談判所需的基本互信，依靠烏國內政治力量斡旋解決危機的難度太大，前總統庫奇馬只好邀請國際社會的代表參與斡旋。在國際社會監督下的第三輪投票在野黨候選人尤先科獲勝，亞努科維奇居然否認選舉結果，要求舉行第四輪投票，並號召支持他的東部省份不要服從新總統的行政權力，人為制造國家分裂……這次臺灣選舉不但沒有發生烏克蘭那樣的鬧劇，執政的民進黨沒有利用職權在選舉中搞舞弊行為和“暗箱操作”，勝利者和落選者竟然表現出令人感動的君子風度，尤其是落選的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更顯出政治家的風範和英雄氣概，他的英雄表現足以讓烏克蘭的亞努科維奇汗顏。

下面有必要把謝長廷敗選後在第壹時間對支持者的講話復述如下：

“臺灣人民已經用選票做出決定，我們接受大選的事實，我們在這裏要恭喜馬英九先生和蕭萬長先生，很遺憾，民進黨這次表現不如預期，我們辜負了人民的期待，在此，我應該也願意負起最大的責任。”

“我在這邊呼籲民進黨支持者，冷靜面對這樣的結果，民主包括結果也包括過程，過程難免有爭議，但是我們接受，不要再有抗爭，讓我們社會非常迅速彌補因為選舉所留下來的裂痕，讓我們的人民能夠很快地生活在愛與信任的環境裏面。”

“我們選舉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祖先留下來的民主火種不能熄滅，我們要轉希望為動力，守護臺灣的民主。”

“我相信民進黨的同誌，都會承擔反省，身為候選人，我除了會兌現對敗選的承諾外，也將持續守護民主屬於臺灣，我的生命屬於臺灣，舍此，無處可去。”

“這是我個人的挫折，不是臺灣主體性的倒退，是民主的結果，不是民主的失敗……我再壹次重申，選舉是我個人的失敗，不是臺灣的失敗，今天不要為我哭泣！繼續熱愛臺灣，臺灣的發展從來就不是順風而行，風越大，我們越要走，我們永遠和人民站在壹起，衷心為臺灣祝福，我們相信人民，也相信臺灣！”

…………

和烏克蘭的亞努科維奇號召支持者不服從尤先科政府制造國家分裂的所作所為比起來，謝長廷是真正的英雄和君子。壹個中國人能讓民主的歐洲人相形見拙，憑什麽還說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呢？



（二）、相信人民的智慧，政府應從人民中凝聚智慧和力量。

在臺灣大選前，我壹直擔心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會象我們的“憤青”壹樣被陳水扁政府打的“族群牌”和“臺獨牌”所迷惑，只顧臺灣執政集團狹隘的短期利益而無視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及臺灣人民的長遠利益，盡管對執政黨不滿還照樣把選票投給它。這次臺灣人民如果把選票投給民進黨，不但是臺灣的損失，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損失。且不說臺海兩岸的軍事對峙加深並加速度走向戰爭，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再度重演，臺灣就是不毀滅也會遍體鱗傷，大陸沿海經濟區也壹樣遭受重創；更可悲的是臺灣民主政治的暫時挫折也會使廣大中國人進壹步相信“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謊言，敵視民主的部分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進壹步上升，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力量會在戰火的硝煙中再度被別有用心者和不明真相的群眾“莫須有”為“戊戌六君子”，中華民族再度失去自我更新、貧富和解和長期和平的機會，重蹈上世紀“連環革命”的暴力輪回……

臺灣的3.22選舉終於使我的憂慮化為泡影，苦難深重的中國人在經歷幾千年周而復始的自相殘殺後，能夠走向理性完成自身的超越，接受並很好地把握迄今為止已被證明為世界最文明先進的民主政治體制。這是中國人自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在亞洲制造的又壹個足以震憾世界的文明奇跡，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在不久的將來足以感動這個星球上的絕大多數地球人！

臺灣民主政治的成功再次向權力人物和精英集團展示了這樣壹個事實：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容小覷，我們要相信人民的智慧，政府應從人民中凝聚智慧和力量。人民在特定歷史時期內也許會作出不夠理性成熟的選擇，但如果給他們舞臺和機會，他們就會很快走向理性成熟。葉利欽在千喜之年辭職的告別演說有下面壹段話：

“我始終堅信俄羅斯人驚人的智慧，因此我不懷疑妳們在2000年3月底會作出什麽樣的選擇。在離開總統職位的時候，我想對妳們每壹個人說：祝妳們幸福！妳們應該得到幸福，妳們應該得到幸福與安寧。我親愛的同胞們，祝妳們新年愉快！新世紀愉快！”

那些深信自已是救世主國家和人民離不開他的“民族救星”們，妳們應該看到這樣壹個事實，妳統治下的子民不是沒有“智慧”，而是妳們包辦壹切並企圖“統壹思想”的政體剝奪了人民獨立思考並走向智慧的機會，專制體制造就了大批愚民和群氓，壹旦走向民主被愚弄的群氓就有能力在重大事務上閃現智慧的火花，俄羅斯和臺灣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這次臺灣選舉馬英九充分意識到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並以實際行動從人民中凝聚智慧和力量。為了更密切地接近臺灣人民，馬英九的競選運動演變成壹場“自行車運動。，他騎自行車環遊整個臺灣島，走遍了臺灣的18個縣市，和臺灣各階層的人民近距離接觸。他因此能了解廣大臺灣人民的訴求和心聲，並因此提出了最容易被人民接受的競選綱領。



（三）、民主不是叫執政黨讓路，更不會讓執政黨消亡。

我在《民主問題》第三部分曾對“民主會亡黨，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這壹認識誤區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糾錯論述。臺灣國民黨的命運進壹步證明了民主不是執政黨的摧命符，而是執政黨自我更新的催化劑。民主不但不會叫執政黨讓路、消亡；相反會給執政黨反思的機會，提高執政黨的先進性、代表性和自覺性，督促其自我更新、與時俱進從否定走向肯定。執政黨如果確能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國家民族的前途和未來，推進民族的文明進步，公平的民主選舉壹樣會選中執政黨，並且有可能連選連任，就象日本的自民黨和印度的國大黨壹樣。

就算執政黨因為體制的原因在執政時無法保持先進性和代表性，只代表少數特權集團的利益而忽視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大選中被人民選下臺，也並不等於執政黨會自此壹蹶不振。只要執政黨勇於面對失敗，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努力提升黨員的整體素質，把國家民族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壹位，增強責任心和使命感，壹樣可以在以後的大選中再度成為執政黨。國民黨因為腐敗瀆職喪失民心在2000年被臺灣人民選下臺，痛定思痛後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反省自身，鼎故革新，自身形象大為改善，重新成為臺灣最先進也最有代表性的政黨，結果不到八年時間又再度被臺灣人民推上執政黨的位子……



（四）、民主有壹個過程，人民應有足夠的耐心。

俄羅斯在告別專制走向民主的初期，並沒有象民主鬥士預言的那樣壹夜間把俄羅斯帶入夢想的天國，人民沒有象預期的那樣很快品嘗到民主的果實，相反因推行“硬著陸”式的經濟轉型而陷入暫時的困境。雖然俄羅斯人的生活水準和前蘇聯相比並沒有任何下降的跡象，多數時候還略有上升，但因把主要精力用於應付內部問題而忽視了對外造勢，結果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和前蘇聯相比急轉直下，從而極大的挫傷了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尊心。臺灣走上民主之路時也遭遇了類似的困境，新上臺的民進黨沒有象人民預期的那樣廉潔高效，沒有給臺灣人民帶來秩序、繁榮和自信；在執政能力上甚至還不如先前的國民黨，且企圖借打“臺獨”這張牌來擾亂人民的視線，偏離臺灣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軌道。結果民進黨執政的八年，臺灣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舊的問題沒有妥善解決，新的問題不斷湧現。雖然腐敗瀆職現象比國民黨壹黨執政時有了革命性的轉變，社會公平方面也成效顯著，但還遠沒有達到西方民主國家那樣的廉潔程度……盡管走向民主的臺灣、俄羅斯比壹黨專制時期在各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專制政體無法對付的貪汙腐敗和社會公平問題較先前大為好轉。但因長期生活在專制政體下的人民對民主的理念和程序不熟悉，在短期內不能很少地把握民主的本質；加上人民對民主的期望值過高，部分喪失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借機煽動戀舊情緒，這兩個民主的新生兒常常舉止失措，在陌生的希望之路上步履維艱，壹步步考驗人民的智慧和耐心。民主政體確然是壹個有無限生機能產生奇跡的好政體，僅用了短短十年時間，兩個新生兒就走出了荊棘叢生的艱險之路，從群山來到廣闊的平原，從少不更事的嬰幼兒成長為生機勃勃的青壯年。今天的臺灣、俄羅斯人民終於能夠品嘗到民主的甜蜜果實，找到了幸福、希望和自信。假設兩地當初沒有選擇民主，今天的臺灣、俄羅斯依舊會在專制的黑夜裏瘋狂腐敗瀆職以權謀私，人民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未來。再假設兩地的人民沒有足夠的智慧和耐心，在民主的幼年期百般刁難甚至於回到專制的老路上去，臺灣、俄羅斯就永遠沒有機會走出專制的黑夜，人民永遠也無法享受陽光的溫暖……臺灣、俄羅斯的民主，就像壹個蹣跚學步的孩子，時常會跌倒，但是畢竟是在努力學著像個人壹樣站立著行走，而且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穩健。

（五）、民主需要歷練，民眾的民主素質是在民主實踐中提高的。

臺灣自走上民主之路以來，我們的主流媒體壹再曝光臺灣民主的陰暗面，議員在立法院吵架甚至於拳腳相向，族群聚眾鬧事，政見不同的兩派在大街上互相攻訐……盡管我們的主流媒體在報道臺灣政局時有很大的選擇性和傾向性，（不要忽視這種傾向性，壹個出類拔萃的精英人物如果我們只報道其弱點，在不熟悉他的人心目中無疑會是壹個廢物或大惡棍；壹個真正的惡棍如果我們只報道其偶爾心血來潮時做的幾件有人性的事，在不熟悉他的人心目中就很可能是大俠客），但臺灣人在民主實踐時的幼稚和不成熟應該在情理之中。幾千年專制政體下的中國人，因為從沒在民主政治下生活過的緣故，缺乏民主政治實踐的經驗和知識，對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程序有壹個從不熟悉到熟悉的過程。讓民眾熟悉並能很好把握民主的最好途徑就是讓人民參加民主政治的實踐，民眾的民主素質也只有在民主實踐中才能得到快速提高。這正如壹個想學遊泳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丟在水裏，壹個遠離水的人是不可能學會遊泳的。臺灣人民在走向全民民主之前就曾在基層政權裏進行過民主政治的歷練，國民黨壹黨獨裁時期就在臺灣基層政權裏進行縣官直選，所以臺灣走上民主之路後鬧劇多半發生在高層和大都市，有壹定民主經驗的基層和鄉間則很平靜。

“提高民眾民主素質的最好途徑就是讓民眾去實踐。每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初都是由亂到治的，沒有現成的制度和現成的具有高素質的民眾讓統治者壹蹴而就地實現民主。讓民眾選舉自己的市長、省長和國家元首，也許不會選舉出最優秀的精英人物，但絕不會選出漢奸賣國賊，更不會選出惡棍窩囊廢來。競選制不僅鍛煉民眾的素質，更鍛煉領導人的素質，經過競選的人才真正知道人民需要什麽，因為每壹票都說明每個人的需要，都是切實具體的，沒有壹點異想天開的內容。經歷了選舉的失敗的人和黨派，才會切實感受到他們距離人民有多遠的距離。”

臺灣人民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民主歷練之後，終於從幼稚走向成熟，3.22大選成為臺灣民主政治走向理性成熟的裏程碑，選舉和候選人表現出了成熟的民主素質。

勝者馬英九，謙卑屈恭，向全臺灣人民也許甚至是全中國人民發表了足堪在中國歷史上產生裏程碑意義的演講，民主自由，這個辛亥革命以來吸引無數青年奉獻熱血締造共和的名詞，這個孫中山們夢寐以求的夢想，終於在臺灣開花結果。　　

　　敗者謝長廷，坦然認輸，風度仍在，雖然花招耍盡，但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承認失敗，接受“人民的決定”，並且激勵綠黨檢討自身，再圖後來，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髓，失敗者要輸的起，大家雖然政治立場對立，有明有暗的鬥爭，但都達成壹個共識：不論勝敗，社會的和平穩定和人民的利益才是第壹位的。就像吳伯雄的勝利感言：沒有壹黨獨大，只有人民最大……　　

　　整個選舉，秩序井然，平穩進行，沒有出現某些人預料中的混亂場面，在結果產生後，雙方立刻承認現實，將非法性紛爭的可能降低到零。雖然有差距過大的因素，但不得不承認，今時今日的臺灣政治制度已逐步過渡到成熟穩健的民主政治，就像馬英九自己說的，“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替是壹種常態”，不必看的過重。最重要的是，臺灣已經走上了憲政民主制度的正軌。



（六）、執政黨都會犯錯誤，專制政體下的執政黨甚至於會犯下血腥嚴重的罪行，但只要勇於直面並改正錯誤，真誠懺悔自己犯下的罪行，人民就會重新認同接納妳。

1947年2月28日上午， 臺北市大批市民湧到臺灣省專賣局大門前，抗議27日傍晚專賣局查輯員因緝查私煙而毆打婦女的事件。市民們沖入專賣局臺灣分局，將該分局局長及3名職員打傷。 大批的案卷、器具被擲在馬路點火焚燒。下午，市民們匯集到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前的廣場，準備派代表向行政長官要求改革政治。突然，部署在公署樓頂的憲兵用機槍向廣場人群開火，致使數十人死傷。事發後，全城壹片混亂，各商店關門，工廠停工。激動的市民們占領了臺北廣播電臺，向全島廣播臺北的流血事件。騷亂隨即向臺灣各大城市蔓延。

　　至3月8日，人們控制了臺灣的大部分地區。國民政府壹面組織處理委員會壓制輿論，壹面調集兩個師軍隊乘飛機、軍艦於基隆登陸，在全省範圍內對起義人民進行大規模血腥鎮壓，群眾被殺害達3萬多人，至3月13日把正義訴求遭壓而被迫走向自衛式暴動的起義淹沒在血泊之中……

國民黨對臺灣人民犯下了血腥的罪行！仇恨的種子在臺灣紮下了根，復仇的怒火在臺灣人民心中滋長蔓延，又壹輪鎮壓報復的惡性循環被執政的國民黨開啟。

值得慶幸的是：國民政府用明智的手段中斷了這壹惡性循環。國民黨逃難臺灣後，因為“逆境使人明智，打擊使人堅強”的緣故，開始痛定思痛地反思檢討自己的失誤，汲取了在大陸只維護特權階層利益而無視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教訓，在臺灣推行有利於廣大民眾利益的改革，大力發展經濟，使臺灣實現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臺灣人民的生活水準真個“芝麻開花節節高”。在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下，國民政府又開始推進臺灣的民主事業，在基層政權實現“縣官直選”，在教育、醫療衛生和貧民救濟上舍得花大本錢，用實際行動推進“社會公平”，臺灣人民普遍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

1995年2月，臺灣國民政府在黨內有遠見的精英人物推動下，勇敢地站出來面對人民承認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錯誤，為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真誠懺悔，給予“二．二八起義”平反，並正式向起義中死難者家屬道歉。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紀念碑在臺北落成揭幕，總統李登輝向死難者家屬正式道歉。

面對依舊掌握人民生死大權的執政黨的道歉和懺悔，埋藏在臺灣人民心中多年的怒火消失了，仇恨也在李登逃道歉的那壹刻化解了，鎮壓復仇的惡性循環終止了，國民黨比先前更安全了。

盡管臺灣的政治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因為壹黨獨裁的緣故，權力人物腐敗瀆職以權謀私現象依舊很嚴重，並且在體制內沒有辦法解決。盡管臺灣人民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生活大為改善，但吃飽穿暖的臺灣人又有了精神上的要求，突出體現在溫飽未解決時容易忽視的對公平、尊嚴和人權的要求上。因此盡管國民政府給臺灣人民帶來了富足的生活，但臺灣人民的對政府腐敗瀆職的憤怒和不滿也隨著經濟的增長水漲船高。這不是人民容易忘恩負義的問題，而是人性的正當訴求，就象曾經饑寒交迫的女子壹旦接受良好的教育就不會只滿足於吃飽肚子壹樣。這壹正當訴求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獨裁政體下的腐敗瀆職是體制的原因，不是官員的過錯，因為獨裁專制體制是腐敗瀆職的最好溫床，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官吏任免機制使官員只需討好能決定自己政治生命的上司而無須顧及轄下人民的利益。討好上司就得行賄，行賄就得貪汙……這是專制政體無法解開的死結，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只有勇敢從過時體制的桎梏裏走出來，求助於“權力真正來自人民”的民主政體。

1986年，臺灣國民黨在理智地權衡利弊之後，為了國民黨的長遠利益，也為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終於邁出了革命性的壹步，主動開放黨禁、報禁，在臺灣實行全民式的民主政治……

國民黨在臺灣推進民主事業的暫時成果是把自己選下了臺，第壹次從執政黨輪為在野黨，這也成為很多中國人嘲弄國民黨搞民主的原因，“把自己選下臺”在部分只顧眼前急功近利的國民心中實在是太“可笑”了。但臺灣的國民黨冷靜地面對自己的失敗，他們知道自已下臺的原因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自己在歷史上的過錯，只有在這時他們才知道自己早已失去民心，不是“人民愛戴的黨”了。如果不及時走民主這條路就不是“下臺”問題；而是在不久的將來面臨血腥的報復清算，那時就是“滅亡”了。

中國人是很容易滿足的，這個勇於直面錯誤真誠懺悔的國民黨僅僅用了短短八年時間，就再度贏得了臺灣人民的心。3.22那天，大部分臺灣人不再計較國民黨當初的腐敗瀆職，甚至於不計較他們曾對臺灣人犯下的血腥罪行，主動把選票投給它，浴火重生的國民黨再度成為臺灣的執政黨！

我的家族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全體參加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紅色暴動，前輩的鮮血染紅了大別山，三十六人的大家庭在國民黨的屠刀下最後只剩下我爺爺壹人，因此和國民黨結下了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從有自我意識的那壹天起，打到臺灣去找國民黨復仇就成為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最高理想，並為此迷上了軍事科學，壹直在潛心研究打過臺灣海峽的可行軍事計劃。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岸關系緩和時我仍然堅持自己的復仇計劃……

1986年3月，當國民黨在臺灣開放黨禁、報禁實行民主政治的消息傳到我的耳中時，我胸中壹直在燃燒的烈火樣仇恨居然在壹瞬間煙消雲散，找國民黨復仇的動力自此無影無蹤……

2008年3月22日那天，看到國民黨再度被臺灣人用選票推上執政黨的寶座，我居然感動得熱淚盈眶……



（七）、不要忽視早期民主鬧劇可笑之後的可貴之處。

自臺灣實行民主政治後，在相當長壹段時間內，主流媒體給我們灌輸的是：臺灣式民主是“偽民主”，民主違背了臺灣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給臺灣帶來的是: 貪汙腐敗, 社會管理混亂,經濟疲軟(最近人均GDP終於被以前壹直大幅度落後的南韓超越)和肥皂劇式的言論自由……尤其是議員在立法院吵架直至拳腳相向的鏡頭著實讓人啼笑皆非。至於近兩年人們集結在大街上抗議陳水扁政府的所作所為，在總統府前直陳陳水扁的過失，強烈要求總統下臺的場面也壹樣可笑，人民的言論自由到那種程度，政府還有威信可言嗎？沒有威信的政府能產生人民期望的那種行政效率嗎？這樣的“言論自由”有意義嗎？

臺灣民主的早期確然產生了不少讓人啼笑皆非的鬧劇，但如果我們用冷靜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就會發現“可笑”之後隱藏著“可貴”的內容：

臺灣議員在立法院打架確然是可笑的，但另壹個方面也折射出議員在討論議案時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我們的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有那樣的言論自由嗎？能因為自己的意見不被重視而情緒激昂嗎？

臺灣人集合在總統府前高呼陳水扁下臺固然有點過激，過激到損害政府的威信並進而影響政府正常行使職能，但北朝鮮人民能聚眾在金正日的衙門前直陳金的獨裁腐敗並高呼“金太陽”下臺嗎？如果有人膽敢那麽做了，這人能象高呼陳水扁下臺的臺灣人那樣安然無恙嗎？

走向民主的臺灣人民有時不恰當地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利，動不動為壹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街遊行靜坐，擾亂社會秩序。可臺灣因此失控了嗎？社會因此走向混亂嗎？沒有！臺灣人只限於用和平方式表達不滿這壹步，無論政府響應與否都沒有訴諸非理性暴力，靜坐遊行完畢後照樣各幹各的，照樣自覺遵守臺灣的法律和秩序，臺灣人民的生產生活並沒受太大的影響。

通過民主選舉走上執政寶座的民進黨不但沒有解決好腐敗問題，相反自身也陷入腐敗的漩渦，成為民主反腐的另壹笑料。民進黨自政黨輪替以來，政績乏善可陳，腐敗事件卻連續不斷。陳水扁周圍的很多親朋故舊、親信部屬涉嫌濫用特權、政商勾結，尤其陳水扁夫人吳淑珍以及女婿趙建銘壹家涉及貪腐弊案被揭發浮出水面後，社會反應十分強烈……從陳水扁集團的所作所為來看，臺灣民主的反腐成果無疑是可笑的；可從另壹個層面來看，人民畢竟可以自由報道並指責總統集團的腐敗現象而不必擔心任何打擊報復，法院還立案偵查總統家族腐敗案。當腐敗事件調查屬實後，陳水扁總統勇於承擔責任並親自致歉。2005年10月29日，針對身邊“重臣”陳哲男疑涉高捷弊案，陳水扁向全體臺灣人“正式道歉”，並強調，若他個人有涉入高捷弊案，他“願意下臺”；並稱民進黨會“反省、檢討、改進”，“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也許有人會說這是陳水扁在無奈之下的“作秀”，請問專制政體下的國家元首會有這樣的“作秀”嗎？金正日把北朝鮮折騰成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人民饑寒交迫，人均收入只有自然條件遠不如自己的南朝鮮同胞的百分之壹，可“金太陽”為此道歉了嗎？

在專制政體下長期生活過的人民因為對腐敗深惡痛絕的緣故，在走上民主之路後對廉潔政府的期望值過高，如果民主政府不能及時有效地消除腐敗就會引起人民的激烈反應，結果出現國民對專制統治下無孔不入的普遍貪汙瀆職現象視而不見；而對民主政體下偶然性的腐敗現象不依不饒，甚至於產生民主不如專制的錯覺，轉而向往專制時期的怪現象。

民主和專制政府壹樣會孳生腐敗現象，不同之處是民主政府有能力消除腐敗，把腐敗減少到盡可能低的限度；專制政體下腐敗則是不治之癥。

新生兒剛學走路時難免有很多可笑的舉動，但可笑之後有可貴之處，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耐心，新生兒就會成長為步履穩健的青壯年。臺灣人正是看到這些可笑之後的可貴之處，臺灣的民主政治才得以從幼年走向成熟。



（八）、專制權力造就魔鬼，民主權力成就天使。

昨天在百度上搜索了壹下馬英九的生平，有幾組數據格外引人註目：

馬英九在任上樂善好施，濟世助人。從1999年到2006年，馬英九在八年臺北市市長任內共捐款6809.491萬元新臺幣（約折合1625萬元人民幣），其中188筆捐款捐贈給團體、48筆捐款捐贈給個人。捐款主要用於公益、學術、慈善、文化及教育等。這些長期捐款的事實，在2006年11月被臺北市政府公開證實。

馬英九的會計師證實，捐款其中5960多萬元捐贈給公益事業，占捐贈總數的87%以上。其次，用於資助學術的捐款為452.5萬元，占總數的6.64%。99.98%的捐款有單據憑證。

臺北市副市長金溥聰指出，臺北市市長這個職務的特別費（相當於職務津貼）每個月十七萬餘新臺幣，八年下來約壹千五百萬新臺幣，但馬英九的捐款總數，遠超過他支領的市長特別費。

馬英九擁有很強的公益意識和獻身精神，積極參加義務獻血，在34年時間內共獻血146次，平均每年4.3次，被臺灣人號稱“血馬”。

馬英九在競選時期間為了宣傳他的競選綱領，了解臺灣人民的訴求，騎自行車環遊臺灣島，走遍了臺灣的18個縣市，和臺灣各階層的人民近距離接觸。壹個年屆58歲，身為首府市長的老人在小車幾乎普及的臺灣騎自行車跨越18個縣市意識著什麽？那需要何等的堅韌、力量和責任心？“偉大、光榮、正確的紅太陽”金正日能做到這點嗎？

…………

馬英九並非“生在自由社會，長在民主體制下”，而是專制政體下的國民黨前官僚，在國民黨獨裁統治時期也許壹樣濫用職權以權謀私過。是民主體制凈化了馬英九的靈魂，大大提升了他的道德水準，使他從侵占人民利益的特權人物轉變為真正的人民公仆。民主制度下的“權力”不是特權，而更多體現在為人民謀福利的責任義務，所以民主權力成就“天使”

我們再回頭看看伊拉克的前總統薩達姆，這個曾經勇敢執著、堅韌頑強、不畏強暴的英雄人物，壹旦淪為專制體制的首腦人物，擁有不加限制的無限權力後，很快被專制權力所毒害，完成英雄到魔鬼的轉變。在薩達姆獨裁統治後期，他的奢侈和殘暴觸目驚心，在這個小小的國家裏，有三十多萬（註意伊拉克只有兩千萬人）根本沒有犯罪僅僅因為政見不同的伊拉克人被他用極為殘忍的手段成批屠殺，連那些早已廢棄的活埋刑罰都被他壹再用來對付自己的子民，甚至連沒有任何危害的婦女兒童也不放過，砍頭幾乎成為薩達姆最大的愛好。當伊拉克的婦女兒童因饑餓和疾病過早死亡時，薩達姆的24個行宮每天都在為他籌備昴貴的食品。每個行宮都裝飾得金碧輝煌，連馬桶和涮馬桶的刷子都是黃金制成的……後期的薩達姆已在專制權力下墮落成地地道道的魔鬼，因為專制權力造就魔鬼！



（九）、壹套科學的生產線比壹件好的手工產品更有生命力。

現代機器工業之所以能取代傳統的手工勞動，就是因為科學的生產線不但能夠制造出質量上乘的產品，還能使所有的產品都能保持較好的質量水準，不合格的產品還沒到生產線的終端就被自動淘汰掉了。傳統手工業雖然也能制造出優質產品，但並不能確保所有產品的質量都符合要求，在壹個熟練工人制造的優質產品周圍往往是數量更多的由大多數非熟練工人制造的劣質產品……

我們的官吏任免機制也是這樣：專制體制奉行“人治”，任選官員就象傳統手工業制造手工產品壹樣有很大的隨意性，雖然偶爾也能選出優秀的官員，但並不能保證所有的官員都合格稱職，壹個稱職的官員周圍往往是更多的貪官冗員，甚至於選出惡棍和窩囊廢來。壹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少數優秀官員努力的成果就會被貪官冗員甚至惡棍窩囊廢毀於壹旦。民主體制奉行“法治”，任選官員就象科學生產線制造機器產品壹樣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序和規定，沒有絲毫的隨意性，這樣生產出的“官員”大多能保持較高的能力和道德水準，絕不會生產出惡棍甚至窩囊廢來。

這裏有必要反觀壹下我們的歷史，南北朝時劉宋王朝的締造者劉裕是壹個能力超群兢兢業業戒驕戒躁的大英雄；可第六任皇帝劉子業則根本不具備國家元首的基本素質，甚至於連人都不是：他在任的最大的“政績”就是把所有的王妃公主也是他的嬸嫂姐妹召進皇宮，命他的左右親信當眾輪奸。他的嬸母江妃不肯作此禽獸之舉，拒絕和大臣當眾做愛，劉子業打了她壹百皮鞭，當著她的面處斬了她的三個兒子……還有壹次，劉子業命令宮女赤身裸體在院子裏追逐嬉戲，壹個宮女不肯脫衣服，劉子業立即把她砍頭示眾。劉子業對亂倫也有強烈的熱情，竟然把姑母新蔡公主接進皇宮，收為姬妾，而把情敵姑父殺掉……國家落到這樣的禽獸手裏，命運和前途就不用說了。

象劉子業那樣的禽獸元首，民主國家能夠選舉出來嗎？美國選出過類似的總統嗎？



（十）、民主競選只有勝利者，沒有失敗者，落選者壹樣是受人敬仰的英雄。



中國傳統的政治邏輯壹直是“成者王侯敗者賊”，失敗的競爭對手及其家族就算不被趕盡殺絕，也會在有生之年被打入社會的最底層受盡欺淩。因為專制權力是為統治集團自身謀福利的權力，誰掌握專制權力誰就能享受遠遠高於普通國民的生活水準，所以專制權力有強烈的排他性，正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誰想染指這壹獨占權力誰就是專制統治者不共戴天的仇敵。民主權力是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權力，權力擁有者並沒享有超越普通民眾以上的特權，因此民主權力更多體現在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責任義務。失去這種“權力”只能說明自己的能力不行或不被人民認同，自己的經濟社會地位則沒有太大的影響，因此對企圖染指權力的競爭對手不容易產生妳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緒；所以民主競選的失敗者通常都不會受到勝利者的迫害。

臺灣的3.22選舉落幕後，失敗的謝長廷不但沒有絲毫“落水狗”的跡象，相反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人物，在媒體出盡風頭，贏得了臺灣直到大陸中國人的普遍敬仰，其魅力甚至勝過勝利者馬英九。競選失敗的那天晚上七點半，謝長廷帶領著競選團隊向公眾深深壹鞠躬，表示他接受敗選事實，並恭喜馬蕭當選，向支持者致歉和致謝。還說會兌現敗選承諾，負起最大責任。他說，“這是他個人的失敗，不是臺灣的失敗，希望支持者不要為他哭泣”，他還不無針對性地表示說“民主有結果，也有過程，過程也許有爭議，但我們要平靜地接受結果，不要再有抗爭，希望臺灣選後迅速修補選舉所造成的裂痕，讓臺灣重回到愛與幸福，因為民主火種不能熄滅，必須轉失敗為動力，我的生命屬於臺灣，也會繼續守護民主。”

“謝長廷效應”以雄辯的事實證明民主競選只有勝利者，沒有失敗者，失敗者只要不搞“小動作”，輸得大氣，輸得光明磊落，壹樣會成為公眾敬仰的英雄人物！



我從小所受的政治教育不外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法律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壹個暴力機關”等馬列教條。臺灣民主政治的成功，標誌著中國人開始從那些教條式的政治誤區中走出來，從專制野蠻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上帝保佑中國！！！



十九、馬英九連任給大中國帶來希望之光



馬英九終於勝選連任了，熊飛駿大大松了壹口氣。

希望馬英九再次勝選，希望臺灣國民黨戰勝民進黨，熊飛駿的願望比北京還要迫切。元月14日投票決勝那天，飛駿因老父過世回鄉下老家奔喪，沒條件上網及時了解選戰快迅，但悲痛之余仍不忘國家大事，通過手機不斷向朋友詢問選戰最新消息，直到得知馬英九勝選後才專心致誌悼念父親。

2012年人類世界有兩大政治人物將深刻影響人類文明的進程：壹個是馬英九；壹個是普京。

馬英九連任總統將大大加速中華文明的進程。

普京如重返克裏姆林宮則嚴重威脅世界文明的進程。

大中國如能把握歷史機遇，在連續倒退二十年後也許能像三十年前那樣後來居上，在十年內再度超越俄羅斯。

臺灣經驗則給中國人提供了超越俄羅斯的“直通大橋”，不需要花費巨大社會成本“摸石頭過河”。

2012年馬英九勝選連任，比四年前那次勝選的意義更重大！

壹、曾經專制獨裁的執政黨主動告別專制放棄特權，人民不但能原諒他們在歷史上曾經犯下的所有罪行，還因為“感恩”再次用選票把他們推上領導崗位。不但能逃避歷史上血腥報復清算的悲劇宿命，還能保住大部分既得利益。

如果說四年前那次國民黨的勝選還存在“偶然性”的話，今天國民黨再次勝選足以證明臺灣人民已經完全原諒了國民黨在獨裁專制期間對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

熊飛駿熱切希望國民黨勝選並非出於對民進黨有什麽惡感，而是立足於大中國的小算盤。國民黨若能再次勝選將極大地消除仍堅持專制獨裁的執政黨“自我更新”的疑慮。再者國民黨是大中國的政黨，對推進大中國的文明進步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國民黨若勝選將對大中國產生很多有益的推動作用。而民進黨只是臺灣人的政黨，對大中國的責任心無疑要低壹個層級。說白了我期望國民黨獲勝更多是為了大中國而不是為臺灣人民著想。國民黨達則“兼濟天下”；民進黨則只知“獨善其身”。

二、脫胎換骨浴火重生的臺灣國民黨是告別專制走向民主的最大受益者，在贏得人民信任支持的同時也完成了自身的“現代化”，由“官僚政客”進化成了真正的“政治家”。看看今天的國民黨，再回顧壹下二十五年前的那個國民黨，差別之大就像來自兩個星球：壹個是“無賴弱智”；壹個是“紳士智者”。

那些仍然迷戀專制的執政集團，妳們不是壹樣“望子成龍”希望後代和繼任者“永遠先進”嗎？不是經常為後代的“不成器”頭痛嗎？要想“老子英雄兒好漢”，要想繼任者不淪為“專制毒藥”的犧牲品，告別專制走上民主是唯壹出路。否則後代和繼任者只會被“專制毒品”戕害得壹代不如壹代，由老虎獅子退化成老鼠蟑螂。北朝鮮“紅三代”金正恩的傻呆形象就是最好的詮釋。

三、馬英九連任成功是臺灣民主政治走向理性成熟的標誌，民主憲政已深深植根於臺灣民眾的心靈。無論以後政治風雲如何變幻，臺灣永遠也不可能倒退回專制時代。成熟民主政治的中央政府有兩個要素： 第壹要素是元首連任不能超過兩屆，否則元首就有條件利用掌控的政治資源操縱民意，長期操控中央政府，形成事實上的專制獨裁。中東那些民選總統賴在高位上三十多年仍不肯下臺，最後全墮落成了民賊獨夫就是沒有“元首連任不能超過兩屆”的限制造成的。第二要素是元首如果沒有明顯失職，民眾選票應盡量給其連任壹屆的機會，使政府保持相對穩定。那些民主轉型期國家走馬燈似的更換國家元首不但不是“民主”的標誌；恰恰是“民主不成熟”造成的。

四、親民黨領袖宋楚瑜得票率遠遠低於預期，只得到2.8%的可憐選票是臺灣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另壹顯要標誌。

英、美等成熟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通常只在兩大黨中更換，很多中國人誤以為那是“變相專制”，其實那才是貨真價實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組織保障就是有壹個強有力的“反對黨”。“在野黨”不在多而在“強有力”，只有與執政黨“勢均力敵”的“在野黨”才能成為防範執政黨壹黨獨大長期獨霸政權的“反對黨”。“在野黨”若“力薄勢微”就容易被執政黨“各個擊破”，數量再多也只能成為執政黨的“做秀黨”或“抱怨黨”。俄羅斯的“在野黨”就是典型的悲劇先例，數量雖多但都無法與普京執掌的“俄統黨”抗衡，無法成長為“勢均力敵”的“反對黨”，導致“俄統黨”壹黨獨大長期主政，使俄羅斯民主在原來的基礎上大大倒退。

五、今天的臺灣國民黨和民進黨只是選舉競爭對手，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敵人”。臺灣國民黨能夠脫胎換骨浴火重生，首先應該感謝民進黨。沒有民進黨當年的不懈抗爭，沒有謝長廷、呂秀蓮、陳水扁等人勇於面對危險去爭取民主憲政，使國民黨意識到“絕不”的巨大政治風險，臺灣國民黨是不可能主動告別專制統治的。沒有民進黨，臺灣國民黨絕不可能享受今天發自內心的自信、輕松和愜意！

…………

臺灣與俄羅斯東歐同時走上民主之路，但臺灣民主前進的步伐遠遠大於那些歐洲人，雄辯地證明中國人不但適合民主，甚至比歐洲人更適合民主！

民主政治起源於基督教，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都信奉基督教，甚至在伊斯蘭教和佛教占優勢，迫害基督教成習慣的東南亞地區，多數華人依舊選擇信仰給他們帶來危險的基督教，說明華人血統中擁有與生俱來的“民主基因”。

2012年臺灣總統選舉，北京的表現也比先前明智很多，壹直不明確表示支持任何壹方，這是知彼知己的大智慧。北京無疑希望馬英九獲勝，但卻絕不能站出來大張旗鼓支持聲援馬英九，否則效果只會適合其反？為什麽如此各位懂的？

2012年臺灣總統選舉，馬英九吳敦義得票6016524，得票率51.9%；蔡英文蘇嘉全得票5256323，得票率45.3%；宋楚瑜林瑞雄得票324485，得票率2.8%。

馬英九在獲勝感言中，除對選民的再三感謝外，特別感謝在競選中對手所提出的批評與建議，並表示在今後執政中將邀請在野黨領袖共商國事。蔡英文敗選講話，表示尊重臺灣人民的選擇，恭喜馬英九總統獲勝。對支持者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對敗選將作深刻的檢討。競選的雙方都表現出難能可貴的“民主素養”。

2012年臺灣總統選舉是真正的“陽光作業”，不搞暗箱操作、不使用任何陰謀手段，民眾也不搞情緒化的“街頭政治”，壹切都遵從法律手段，井然有序順理成章，不管誰落選臺灣都是贏家。輸的是某人、某黨；贏的是臺灣民眾和民主體制。領導人向民眾鞠躬，民眾就不用向其下跪；可以用手投票，就不用用腳移民。

上世紀八十年代，著名的臺灣作家龍應臺是出了名的“罵臺灣”異見人士，今天的龍應臺不再罵臺灣了，甚至常常為臺灣喝彩？充分說明龍應臺當年“罵臺灣”是“愛之深恨之切”，而不是只看到臺灣的陰暗面，更不是想借“罵臺灣”來嘩眾取寵提高知名度。下面是龍應臺的壹段話：

“是民主使臺灣變了，生活中不必時時恐懼，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是，妳要壹個肯花時間來聽妳說話的政府呢，還是壹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妳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讓我們敲希望的鐘啊，多少期待在心中！

天佑中華！

二十、民主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民主萬萬不能！

今天的中國有很多現象令人匪夷所思，最令人郁悶的現象莫過於權勢階層公然“否定”民主？

在近百年的世界歷史中，“民主”幾乎是這個星球上所有國家都“壹致認同”的政治述語。無論是民主法治國家還是特權專制國家，都無壹例外高舉“民主”大旗。二者的區別在於壹個是表裏如壹的實質性民主；壹個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口號式民主”。越是反民主的特權專制國家，“民主”的口號就喊得越是響亮。冷戰時期的東西方陣營，反民主的極權專制國家多在自己的國名裏煞有介事地加上“民主”二字；真正的民主國家的國名裏反而找不到“民主”壹詞。最典型的例子當屬東西德國和南北朝鮮。

東德國名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西德國名則是“德意誌聯邦共和國”。

北朝鮮國名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韓鮮國名則為“大韓民國”。

盡管民選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奉行貨真價實的“民主政治”；專制政府是“權貴政府”，打著民主旗幟反民主；可現代專制國家都喜歡在自己的國名裏加上“民主”和“人民”二字。

專制政府著力宣傳的東西恰恰最缺乏可信性。

上述現象表明“民主”是現代世界被全人類公認的“政治真理”，反民主就等同於反文明和反科學。

就算是反民主的專制國家和政府也只能“暗裏反”而不能“明裏反”，就象古代中國女人“婚前性行為”只能暗渡陳倉不能明目張膽壹樣。那些暗裏失身的女人罵起“不正經女人”來往往最為慷慨激昂。

我黨在奪取全國政權的過程中，壹直旗幟鮮明高舉“民主”大旗。正因為如此全國人民才選擇了我黨，把“軍政、訓政”硬說成“民主初級階段”的國民政府趕到了臺灣。

就算在我黨坐穩江山的頭三十年後二十年，壹樣把“民主口號”喊得震天響。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反文明災難文化大革命，也是在鋪天蓋地的“民主”旗號下進行的。

歷史倒退的速度有時令人難以置信，步入新世紀的十年中國，權勢階層居然旗幟鮮明地“否定”民主，這真是人類世界亙古未有的咄咄怪事？在這個星球上除了新世紀中國外，恐怕再無其它分店。

誰說中國人缺乏創造性？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就創造了兩大人類世界獨壹無二的“政治奇跡”。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絕頂空間的反文明災難；新世紀十年則旗幟鮮明公然“否定”民主政治。

中國怎麽了？

“否定”民主的群體自然能說出壹大堆貌似冠冕堂皇的理由，雖然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沿用偷換概念先人為主轉移視線的詭辯把戲，但在愚民教育下不愛思考的民眾群體仍能引起足夠的思維混亂。

否定“民主”的主要“新借口”如下：

（壹）、“民主”容易造成國家的“動亂”？

（二）、“民主”是經濟發達的產物？

（三）、“民生問題”應該優先於“民主問題”？

（四）、“民主”容易招致外國勢力的“介入”？

（五）、民主不是萬能的？

上述“反民主”借口純粹是擾亂民眾視線的無賴邏輯！

（壹）、否定民主的“特權文人”常常拿菲律賓、泰國、阿富汗等選擇民主體制的小國出現的“亂象”，還有臺灣走上民主之路初期“立法院打架”的“醜聞”來說事，“以點帶面”把“民主”與“動亂不穩”連在壹起。

民主國家也許會出現“動亂不穩”，但在龐大的“民主陣營”裏只占很小的比例，且多出現在“民主小國”。世界上那麽多民主國家，不就是東南亞、非洲和“從專制硬著陸民主”的阿富汗、伊拉克出現過“動亂”跡象嗎？

“動亂不穩”不只限於幾個有限的“民主小國”，專制國家壹樣會動亂不穩，並且占“專制陣營”的絕大多數，專制大國還容易出現“生命大災難式”大動亂。

拉丁美洲的那些實行軍事專制的國家，無壹例外陷在周期性大動亂之中，每隔幾年就象發生壹次改朝換代的“暴力革命”，每個“革命政府”都是短命的。

期大林蘇聯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就發生過政府殘酷鎮壓土地所有者反抗的“內戰”，屠殺了500多萬農民。毛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則是全面內戰，按葉劍英元帥的說法：壹共整了1億多人、整死2000萬、浪費8000億人民幣。

“民主動亂”通常不會造成大面積死人現象，更不會出現大屠殺慘劇；“專制動亂”則會演變成“大屠殺”，造成巨大的生命災難。

阿根庭的軍事獨裁政府屠殺了首都近六分之壹的人口。紅色高棉柬埔塞在執政的三年時間屠殺了這個國家近四分之壹的國民，知識分子則被屠殺壹空，只留下十名醫生。薩達姆伊拉克屠殺了三十多萬無辜平民。毛中國大饑荒活活餓死幾千萬，文化大革命整死兩千萬。斯大林蘇聯屠殺五百萬農民，餓死五百萬，大清洗則消滅了蘇聯的整個精英階層，黨、政、軍幹部的損失比全軍覆沒還要多。

民主國家的動亂不穩是暫時的，最終會走向安定團結。專制國家的動亂則是長久的，且時間越往後動亂的規模和強度越大。

臺灣議員在立法院打架不是“醜聞”，更不是什麽“亂象”。美、英、法等成熟民主國家在民主早期也壹樣在議院打架，並且打得比臺灣厲害得多。在立法院爭論吵架就能避免在同胞在戰場上刀槍相見自相殘殺。“不出聲”甚至於“高度壹致”的議院才是真正的“醜聞”。

（二）、今天世界上那些成功的民主國家如美、英、法、德、澳、加拿大、日本都是經濟發達國家，但這些國家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壹天並不是經濟發達的，相對於今天的中國經濟來說，無壹例外都是貧困落後的。

英國是在1642年反皇帝內戰之後走上民主之路的，那時的英國連公共廁所都是奢侈品，更不用說現代化的摩天大樓了。

美國從建國的那壹天就實行民主政治，那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恐怕不及中國的壹個沿海省，連南邊的墨西哥都不如。

1789年的法國用皇帝和權貴的鮮血開啟了民主的大門。十八世紀的法國多數農民還吃不飽肚子。

…………

美、英、法等經濟發達國家不是因為“富強”才啟動“民主“；而是因為選擇“民主政治”後才走向“繁榮富強”。

今天的中國比美、英、法走上民主之路時經濟水準發達富強幾倍甚至幾十倍，啟動民主的經濟條件早就成熟了。

（三）、壹個國家的“民生問題”應該優先於任何問題，甚至應該優先於“兩彈壹星”？但“民生問題”與“民主問題”並不矛盾，不存在哪先哪後，而是同步發展的。因為“民主”是改善“民生”的必要條件。在國民沒有發言權和決策權的專制國家裏，無論國家經濟如何“持續穩步”增長，權勢階層都不會優先考慮民生問題。經濟增長的成果絕大多數都被權勢階層非法掠奪鯨吞或瞎折騰浪費掉了。今天中國的GDP高居世界第二，比十年前翻了幾番，可民生問題反而更嚴峻。壹方面是權貴的豪華盛宴，億萬富翁人數世界第壹，奢侈品消費世界第壹，行政成本世界第壹，三公腐敗世界第壹，賓利旗艦版等超級豪車消費世界第壹；另壹方面則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大眾日益走向實質性的貧困，多數城市平民“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壹個國家如果沒有“民主”，“民生問題”永遠也不可能得到實質性的解決，就算國家富得流油，廣大民眾也依舊貧困落後。

世界上真正的“福利國家”無壹例外都是“民主國家”，壹個特權專制國家也沒有。

前蘇聯GDP壹樣號稱“世界第二”，可首都平民依舊為每天排長隊買250克面包發愁。

民眾福利不只是吃飽肚子，還要“活得有尊嚴”。在南街村的“世紀謊言”揭穿前，那裏的村民確然吃飽穿暖了，可多數村民活得有尊嚴嗎？沒有人格尊嚴的“溫飽”能算“好福利”嗎？不是，那只能算“奴隸式福利”。

奴隸制度下的“人民福利”：

1、奴隸出生，奴隸主負責把奴隸們養育成人。

2、提供免費教育和技能培訓。

3、分配住房供奴隸居住，包括家具都是免費分的，而且大家都免費吃食堂。

4、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5、更關鍵的是在完成教育和技能培訓之後還包分配工作，根本沒有失業問題，奴隸的失業率為零，壹勞永逸的解決世界性失業難題。

“南街村福利”是不是和“奴隸式福利”很相似？

（四）、民主會招致外國勢力“介入”的話題純粹是意圖轉移國民視線的不厚道謊言。世界上的“傀儡政府”多半發生在專制國家，如前蘇聯衛星國政府是蘇聯赤裸裸的“傀儡政府”，二戰時的“軸心國小夥伴”則是納粹德國的“傀儡政府”。大國軍事幹預同盟小國的內政也多發生在專制國家之間。如前蘇聯對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幹涉；中國、越南、柬埔寨的軍事糾紛。民主國家則不可能存在外國扶持與本國人民為敵的“傀儡政府”，因為民主國家的政府是全民普選產生的。外國扶持的政治集團如果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就不可能上臺，就算大力扶持也是白搭；如果能贏得民眾的支持，說明那個外國尊重這個國家多數人民的意誌，不是這個國家的敵人而是真誠的朋友。

美國是地球上最為強大的民主國家，在對方沒打第壹槍的情況下，他軍事打擊過哪個國家的民選政府沒有？軍事幹涉過哪個同盟國家的內政沒有？美、法兩國同為民主國家，法國綜合國力與美國沒有可比性，可法國在戴高樂當政時期經常和美國強勢叫板，並且退出美國領導的“北約”，甚至於向美國的“冷戰”對手中蘇伸出橄欖枝。這等於是公開與美國為敵，就差沒有公開“宣戰”了。可美國象蘇聯幹涉匈牙利、捷克壹樣軍事幹涉過法國沒有？沒有！當時法國周邊都是美國的“北約成員國”，德國還是法國的世仇，想軍事幹涉法國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別說民主盟國，就連那些美國壹手扶持起來的民主國家如西德和日本，有充分的條件產生無視本國民意而完全聽命於美國的“傀儡政府”，也壹樣在內政外交上有完全自主權。日本就在六十年代與中國外交解凍，根本不把美國孤立中國的呼籲當回事，美國也沒因此怎麽的。

外國勢力的“介入”有善意、惡意之分。如果“介入”是善意的，有利於推進“被介入國”的文明進步，有利於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有什麽不可以？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不是熱烈渴望美國“介入”中日戰爭嗎？渴望美國站到中國這壹邊抗擊日本的野蠻侵略嗎？

（五）、沒有人說“民主是萬能的”，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萬能”的東西。如果因為不是“萬能”的東西我們就排斥，那麽連電燈電話、火車輪船、飛機大炮這些外來的“非萬能”現代化成果我們都得拒之門外了？

人類世界的壹切文明成果，只要有利於國家的繁榮富強；有利於推進民族的文明進步；有利於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算不是“萬能”的，我們壹樣要敞開胸懷學習接納。

這個世界也許有民主不成功的國家，但不成功的民主國家畢竟是少數，專制國家則沒有壹個成功的。專制體制也許適合某個特定的小國寡民，但絕對不適合幅員遼闊的大國。大國要想成功只能走向民主。

民主小國的“不成功”不是選擇民主法治的惡果，而是由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遺存有大量“專制殘余”造成的，根本原因是這個國家的“民主法治”不夠充分。

民主國家的“不成功”是暫時的，如果始終如壹堅持民主法治的大方向就會很快走出困局。

那些民主不成功的國家，如果轉過頭來選擇專制體制，就會離“成功”更遙遠，並且極有可能走上崩潰滅亡之路。

印度是民主不成功的典型國家，但這個國家當初如果選擇專制體制，結局壹定會更慘。

因為選擇民主體制，這個國家區區297萬平方公裏的國土養育了近12億占世界五分之壹的龐大人口。

因為選擇民主體制，這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建國的大國避免了中國死人幾千萬的大饑荒，避免了死人兩千萬的文化大革命。如果當初選擇專制體制，印度壹樣避免不了大饑荒和文革那樣的慘劇。按印度的面積和人口基數，死亡總人數應該是中國的三倍。

因為民主體制，印度沒有改革開放中國空前的公權腐敗、不公正和道德潰敗。

…………

民主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民主萬萬不能！





二壹、我們不能對概率很低的“民主賄選”杯弓蛇影



記得上中學時，“新生事物”是政治課裏的壹個高頻詞，關於“新生事物”還是壹個高頻句：

對“新生事物”不能求全責備。

中國的政治文明必然要走上“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民主憲政壹途，這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除非中國“絕不”富強發達進步開化，“堅決”自絕於現代文明。

當中國哪天有幸走上民主之路時，“民主”就是那時中國的“新生事物”了。

根據對“新生事物”不能求全責備的政治邏輯；對“新生民主”壹樣不能求全責備。

中國的事情總是很滑稽，當我們離現實的民主憲政還很遙遠時，多數普通國民就已經對“民主”求全責備了。

專制特權集團詆毀醜化“民主”可以理解，因為“民主”是“特權”的克星。為了長久維護自己淩架於平民百姓之上的特權，那就得把“民主”驅趕得越遠越好，最好把“民主”列為“敏感詞”。

頗讓人郁悶的是：很多普通民眾也不自覺參與了詆毀“民主”的行列。“民主”的實質就是“讓普通民眾真正當家作主”，下裏巴人和總理省長平起平座，是平民最忠實的“朋友”。普通民眾對“民主”吹毛求疵，豈不像沙漠居民對淡水百般挑剔壹樣不可思議？

官僚與部分民眾雖然都在詆毀“民主”，但心態卻大相徑庭，前者是仇視心態；後者是“求全責備”心態。

因為存在“求全責備”心態，很多平民對“民主”左看不順眼右看不順眼，這也不放心那些不放心？尤其認為真正的“民主直選”政務官不好把握，很容易出現“賄選”和“黑社會操控”選舉的弊端？

人民對“賄選”的杯弓蛇影來自對西方選舉的惡意宣傳和中國“壹半專制壹半民主”的“村官直選”。

我們的主流媒體壹有機會就會大肆炒作西方“金錢操縱選舉”的醜聞。

其實西方“金錢操縱選舉”的現象在百年前的民主政治初級階段偶爾出現在基層政權，雖然是少數，但影響很大。因為民主體制新聞自由，報刊電臺的記者只會放大家醜不會歌功頌德。壹旦存在“賄選”現象，根本不可能長期遮掩，很快就會被無孔不入的記者向全社會暴光並炒作得熱火朝天。壹個普通小記者如果能發現壹個“賄選”醜聞，他壹夜間就會成為全國的知名人物，甚至成為民眾心目中的“英雄”。盡管那時的“賄選”現象很少，但經渴望壹夜成名的記者炒作就會成為鋪天蓋地的頭號新聞，給人的感覺好象這個國家到處都在“賄選”似的。

因為“賄選”的成本和風險特大，“賄選”結果多是雞飛蛋打，敢於以身試法者越來越少，最後就只剩下“極個別”現象了。冷戰後的西方成熟民主國家基本上都消滅了“賄選”現象，“金錢操縱選舉”早已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

不但那些有幾百年歷史的成熟民主國家消滅了“賄選”，就連剛剛走上民主之路的臺灣和南韓這兩個小地方，也沒聽說過金錢操縱選舉的大醜聞。

馬英九上臺是“賄選”的結果嗎？

相信多數中國公民會做出肯定的回答：不是！

為何我們的主流媒體還要不厭其煩地炒作西方“金錢操縱選舉”，且有很多的國民對此宣傳深信不疑呢？

信息時代的競選離不開大眾傳媒和現代通信交通工具，否則選民很難熟悉了解候選人的才能、品德、形象和施政傾向。利用電視、電臺、報刊、標語、車輛競選是要花錢的，電視裏那些總統候選人熱火朝天的競選場面，觀眾心裏隨便壹盤算就知道要花好多錢。沒有足夠的競選經費，候選人註定要吃大虧。

這些競選經費從從何而來？

難道富人不能給候選人提供競選經費，把對方扶上臺後來為自己的集團服務嗎？

下面拿中國人最熟悉的美國總統競選來說事，說明媒體的炒作和我們的猜測根本與事實不符。

美國總統競選需要壹大筆競選經費是眾所周知的，但這筆經費的主要部分並非來自富豪的政治獻金，而是來自社會捐獻。

社會捐獻競選資金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但在美國卻是司空見慣的普遍現象。

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有為自己認可的事業捐獻金錢和勞務的習慣，並且這種捐獻習慣終其壹生。當某個美國人認定某個候選人最適合當總統時，就會主動為其捐獻競選基金。壹個普通國民的捐獻額可能是杯水車薪，但十萬百萬甚至千萬個“杯水車薪”加在壹起就是壹筆可觀的競選基金了。

總統候選人不能接受富豪提供的大額政治獻金已經成為美國全社會的共識，所以富人的捐獻額通常都遠遠低於平民的捐獻總額。美國富人的主要捐款方向是慈善事業、學校和教會機構。

當多數國民的整體素質不高不能主動捐獻競選基金時，壹樣有辦法防止“賄選”現象。為了徹底杜絕富人用金錢左右選舉的悲劇，美國總統選舉法規定：如果某個候選人籌集不到足夠的競選基金，國會可以提供財政援助，為其提供幾億美元的競選經費，足夠讓這個人完成正常的競選。但幾乎所有的總統候選人都能夠籌集到必須的競選經費，所以這筆納稅人的錢基本上很少有人動用。

除了“財政援助”外，還嚴防有錢人用金錢壟斷話語權。美國總統選舉法規定：如果某個候選人購買某家電視臺對公眾發表電視講演，該電視臺必須在不收受壹分錢的前提下為此人的競選對手在同壹時段提供同等時長的演講機會。

有了上面的防範措施，富人用“金錢操縱選舉”現象就會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

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就算某個地方的富人突破了所有的防範壁壘“賄選”成功，上臺者也根本沒有空間用公權酬謝他的功勞。因為各級政府的錢袋都控制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級議會手中，政府的每筆政務開支都得事先向議會申請拔款，事後要詳細向議會匯報每筆錢的用法用途。為了防止政務官賄賂議會成員，行政開支還得向全社會公示，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尤其是公共工程的監督甚嚴。如果由政府招標修建的某座橋梁的正常市場造價為壹百萬美元，政府絕不可能預算出壹百壹十萬美元來，否則就會受到輿論的質疑和法律追究。若存在豆腐渣工程則根本不可能逃避法律追究。如果政府首腦的某個“競選恩主”承包這座橋梁，政府也只能給他壹百萬美元，且絕不能存在偷工減料的豆腐渣現象。在野黨成員、社會團體和無孔不入的記者在四周緊緊地盯著他。

中國是“壹人得道雞犬升天”，美國則是“壹人當官人成雞犬”，行政首腦的子女親屬將成為企業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成為義務大於權利的“二等公民”。如果那家企業聘用總統的兒子，想出名的記者馬上就會緊緊盯住這家企業，壹有風吹草動就會炒作成頭號醜聞。小布什當年對此感受深刻，差壹點神經崩潰，最後借助宗教救助才找回心理平衡。

當從資助人身上得不到任何“公權回報”時，“賄選”還有什麽意義呢？



我國的“村官直選”已經墮落成為壹道傷心景觀，“賄選”幾乎成為普遍現象，地方黑惡勢力操縱選舉也時有所聞，主要原因我已在《村官直選為何成為壹道傷心景觀》壹文中有較為詳盡的分析。近二十年我國農村的絕大多數青壯年都去遙遠的城市務工去了，在選舉季節不可能花費壹筆昂貴的交通費辭工回鄉參加與自己切身利益沒有太大關系的選舉。在家留守者多是老弱婦孺，因為沒讀書沒見世面不知道尊重自己的民主權利，到選舉時多委托他人代為投票。結果能夠參加選舉的村民通常只有幾十人甚至十幾人。幾十個選民是最佳的賄選目標，也是最佳的黑惡勢力操縱目標。

我國的“村官直選”法則沒有給“民選村議會”留下權力空間，應該由“民選村議會”掌握的錢袋直接交給村官掌控，造成村官集“踢球員”和“裁判員”於壹身，擁有隨意支配公款的不加限制權力。所以村官壹上臺就能有條件大撈特撈，不但能收回“賄選成本”且“壹本萬利”，同時又能利用在職時掌控的公共資源經營自己的勢力範圍，確保以後連選連任。

不加限制的權力給“村官賄選”提供了巨大的動力。

“賄選”能否成功主要取決於選民的人數。最理想的“賄選”目標是百人以下；有望成功的“賄選”目標千人以下；無法操作的“賄選目標”則在萬人以上。黑惡勢力能夠操縱的群體也壹樣。

各位不防利用自己掌握的“常識”推測壹下：行賄壹萬個以上的目標並確保對方在妳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不記名投妳的票，同時又能保守機密的概率有多大？就算饒幸能成功需要多大的財力？花那麽大的財力是否能在短短幾年任期內收回成本且能贏利？十萬個以上呢（縣壹級）？千萬個以上呢（省壹級）？

黑惡勢力操縱選舉也壹樣，能同時有效威懾壹萬個以上的目標並達到目的的施暴力量就不是某個流氓團夥，而是壹支成建制的軍隊了？試問世界上哪個國家在和平時期能夠容忍如此強大的流氓團夥長期存在？

“賄選”是“民主直選”主要傷痛，在民主初期階段進行“直選試點”時，應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防範“賄選”醜聞。要做到這壹點，“直選試點”區應該定在萬人以上的單位。在臺灣等民主試驗成功的地區，最初的直選區都定在縣壹級，也就是“政務員直選”試驗從“縣官直選”開始。按這個成功的標準，我國當初把“民主直選區”定在村壹級是極大的失策，不但為“賄選”和“黑惡勢力操控選舉”提供了最理想的舞臺，還極大的損害了“民主形象”。



“賄選”和“黑社會操控選舉”現象在村壹級容易成功，在鄉鎮壹級成功的概率很小，在縣市以上則根本沒有可操作性。

所以我國的“民主普選”應該從縣鄉兩級開始試點，“縣官直選”應該盡快替代“村官直選”！



中國壹旦在縣鄉以上的行政區域實行真正的民主普選，“賄選”和“黑社會操控選舉”成功的概率就很小。如果制度設計科學成熟，就算某地饒幸“賄選”成功，當事人和幕後操縱者也不可能如願以償，多數情況應該是“得不償失”。人民不可能象“村官賄選”壹樣承受巨大的損失。



壹個國家在民主初級階段就算有“賄選”現象，也絕對不會成為選舉的主流，比專制體制下的買官賣官現象要合理幾十倍幾百倍。在我國廣大的基層政府，官員基本上都是“跑關系”跑出來的，“行賄”、“上床”、“拍馬屁”是最通行的方式。“才能”只能依附“關系”才能取有限的作用，沒有“關系”的“才能”作用等於零甚至是負數。但如實現民主普選，有真才實學的人就算不“跑關系”也很容易被選出來。



至於黑惡勢力橫行現象，今天已成為我國廣大基層的普遍景觀。黑社會已躍升為縣鄉兩級行政區域的“影子政府”，成為絕大多數城鎮公民無法躲避的痛。黑惡勢力之所以在近幾年迅猛增長，根本原因是山寨化基層政權暗中扶持的結果，因為黑惡勢力是基層官員非法斂財的主要媒介，例如給官員帶來巨大“灰色收入“的房地產業和市政工程多是依靠黑社會的力量來擺平抗議者。如果實現民選政府，黑惡勢力絕對不可能象今天這樣猖獗，因為民選政府不會成為黑惡勢力的黑後臺，否則民眾就會行使自己的“主人職權”罷免它。



身受專制體制下的黑社會傷害之痛，期望盡快結束官匪壹家的惡政；但又害怕壹旦民主“黑惡勢力操縱選舉”？真是壹幅讓人幽默不起來的愚民教育畫卷。



我們不能對無處不在的“專制腐敗”見怪不怪；對概率很小的“民主賄選”杯弓蛇影。

我們不能只允許專制壹錯再錯；卻不允許民主稍有失誤。

我國現行的“村官直選”不是真民主！那裏的“賄選”和“黑惡勢力操縱選舉”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專制殘余造的孽。

對民主“求全責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思維障礙。

二二、中國民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裏？

人類步入信息化地球村時代，民主法治已成為大勢所趨，任何阻擋民主法治潮流堅持壹條道走到黑的國家和個人不但最終力不從心，還必將受到無情的歷史清算。

這是壹條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現代文明規律！

任何存饒幸心理者不但表現出不可救藥的弱智短視；也是對自己的親人和家族的未來極端不負責任！

盡管民主憲政已成為文明世界的共識，可四大文明古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世界第壹人口大國，亞洲第壹共和國，文明最為悠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仍在民主憲政的門外徘徊，近兩年甚至表現出漸行漸遠倒退回獨裁文革的悲劇趨勢。

中國壹旦長期遊離於民主大門之外，必將錯過現代文明的最後壹趟末班車，被世界文明遠遠拋在後面。悲劇性的平民大革命不可避免，當初堅決抵制民主憲政的勢力將付出最為慘重的代價。滿清特權階層就是前車之鑒。

如果倒退回獨裁文革，用雇傭大蛇對付糧倉碩鼠的集體自殺手段來應對社會危機，中華文明將災難性解體，永遠喪失東山再起的機會。既得利益集團壹樣在劫難逃，多數將被打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盡淩辱折磨。普通民眾最終兔死狗烹，象嚼過的口香糖壹樣被權力粗暴踩在腳下。文革期間湖南道縣大屠殺、廣西大屠殺和九大後清算造反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是對“奉旨造反”民眾的反攻倒算。唯壹的勝利者獨裁強人最終也難逃天譴。

所以民主憲政是共和國的唯壹出路！

令人痛心的是：共和國依舊沒有形成民主憲政的朝野共識！

中國抵制民主憲政的主要責任方是特權集團！這個集團內部的“守舊派”（以權謀私不怕洪水滔天派）不願放棄淩駕於平民頭上作威作福傷害國家民族並最終反噬自身的任何特權享受，昧著良心妖魔化“民主憲政”，甚至把“民主”列為敏感詞？

中華民主的停滯不前甚至暫時倒退，平民大眾也並非完全無辜？“殺盡貪官”的呼聲和“壹蹴而就的普選”令特權集團心懷恐懼，不但堅定了“守舊派”壹條道走到黑的頑固；也把體制內的“良心開明派”推向孤立無援無法影響大局的劣勢。

結果官民雙方在民主憲政的十字路口糾結成互為仇寇的敵對局面，無法形成推動民主改革的共識與合力。中國民主變革不但無法前進哪怕壹小步，甚至在二十年前的位置上大大倒退了。

這不但是國家民族的悲劇，也是執政集團的悲劇，更是人民的悲劇！

中國民主改革的鑰匙是：和解、寬容、面向未來！

通向和解、寬容大道的鋪路石是“大赦”！

壹方面是特權集團大赦“良心犯”和“異見人士”！

另壹方面是平民集團放棄清算心理，從思想上大赦多數因體制原因形成的“貪汙腐敗分子”！少數民憤極大惡貫滿盈的民賊獨夫也不能誅連他們的親屬！

我們要有“寬容過去面向未來”的文明胸襟，特權集團和平民大眾各退壹步，化解消除專制形成的多年積怨，在推進中國文明進步的層面握手言和，形成民主憲政的朝野共識。

中國人之間本來沒有階級仇恨，壹切的悲劇和不幸都是“專制體制”造的孽，不能把“專制罪惡”完全由個人來承擔。在專制人事體制下，妳完全不貪汙受賄能在官場混下去嗎？不能！所以多數貪官也是專制體制的受害者，對所有貪官抱有深仇大恨的“民粹思想”不利於中華民族的和解進步。

無論特權集團還是平民大眾，都是專制體制的受害者，專制體制才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

任何壹個有理智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有義務和責任來推動中國告別專制走向民主！

民主共識壹旦達成，即刻啟動民主改革就成為當務之急。中華民主改革刻不容緩，否則改革的車輪必將被革命的車輪超過，百年前辛亥革命的悲劇將再度在中華大地重演。

民主改革的基礎是寬容和共識！要想達成民主共識，就不可避免要同時照顧平民大眾和特權集團的利益。

民主改革要從阻力最小的方向找到突破口！

對於特權階層來說，妳們要有主動放棄部分既得利益的智慧和遠見，頑固堅持甚至拓展特權享受只會招來災難性的平民大革命，那時妳們將面臨整體清算，失去所有的既得利益。這是百年前滿清特權階層走過的悲劇之路。

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企圖“千世萬世而為君”者愚不可及！

兩害相權取其輕，主動放棄部分即得利益還是被整體清算喪失全部即得利益？臺灣國民黨已經為我們做出了表率。

妳是願意做臺灣國民黨還是願意做滿清達官貴人？

…………

對於平民大眾來說，“壹人壹票”的全民直選雖然快意人生且屬妳們的基本人權，但在當今中國實現起來確然有壹定的困難。特權集團的“慣性思維”，不可能多數壹個早上就能在放棄所有特權利益上達成共識。如果平民大眾堅持“壹蹴而就”的全民直選將會招致特權集團的整體反抗，那樣民主改革的共識就會破裂，全民共贏的理性改革就會胎死腹中。

平民大眾應該擁有“尊重歷史”的智慧，在民主改革前期適當照顧特權集團因為歷史原因形成的部分既得利益，從而贏得特權集團的多數對民主改革的理解和尊重。

我們應該在經過理性的深思熟慮之後，雙方都能勉強接受的方向找到民主改革突破口。

飛駿認為這個突破口是“縣官直選”和“開放壹定比率人大代表直選名額”。

第壹個突破口是“縣官直選”。

縣官腐敗在當今中國已登峰造極曠古罕有，是威脅社會穩定的主要肇事方，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都由縣官腐敗引發，如不及時遏制縣官的瘋狂腐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將毀在縣官手裏。

有效遏制縣官腐敗的唯壹良方是“縣官直選”。

“縣官直選”雖然減損了特權階層的部分既得利益，但高層統治結構沒有撼動，當初打江山者依舊在坐江山，暫時保存了紅色政權的顏色；總比整體江山崩潰造成的震撼小得多。

政治高層如果連“縣官直選”都拒絕讓步，任憑腐敗縣官瘋狂折騰下去，要不了多久就會玩出全國性失控的“群體性事件”來，那將立馬撼動紅色政權的根基。

對於平民大眾來說，壹旦實行貨真價實的“縣官直選”，縣鄉兩級政權的貪汙腐敗層級將會十倍縮減，基層政權跑官買官現象將很快絕跡。中國的多數民眾都生活在縣級政權之下，那樣多數中國人將會在貪汙腐敗高壓下大大喘壹口氣，不但生存質量大為提高，還能得到必要的民主政治歷練，為迎接未來的全國民主憲政打下基礎。

臺灣民主就是從“縣官直選”開始的。

第二個突破口是“開放壹定比率的人大代表直選名額”。

中國傳統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已淪為平民大眾廣泛詬病的落後政治制度。每年耗資巨大的兩會，不但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不能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相反集中暴露了“人民代表”的暗點，加深了廣大民眾對人民代表的不滿，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危機。

之所以出現事與願違的悲劇情勢，根本原因是兩會“人民代表”都不是民眾直選產生，根本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不但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相反壹再玷汙“人民代表”這壹名號，為官僚特權說話，炮制損害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提案。

結果每年的兩會是“代表”和“人民”自說自話：淪為網民揶俞人民代表的盛會！

所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已到了非變革不可的時候了！

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核心是“人民代表”直選。

在中國當前的政治背景下，粗暴拒絕“人民代表”直選平民大眾不答應；呼籲“人民代表”全體直選特權集團不答應；但雙方有可能在“開放壹定比率人大代表直選名額”這壹層面達成共識。

“人民代表”分為“欽定代表”和“直選代表”，“欽定代表”照顧特權集團的部分既得利益；“直選代表”滿足人民爭取民主權利的部分訴求。

官民雙方在相互妥協的基礎上實現從專制到民主政治的順利轉軌，每年逐步擴大“直選代表”的比率，最終實現全體人民代表完全直選。

這是壹個官民雙方通過理性權衡後應該能夠接受的民主方案；只有罔顧大局不計後果堅持壹條道走到黑的傻子瘋子才會堅決反對。

…………

飛駿把“讓壹部分人先民主起來”的文字發到微博後，不少讀者根本拒絕相信特權集團會做出任何讓步：獨裁之下能直選嗎？

我的回答是：在未經全力爭取的前提下不應完全絕望，未到最後關頭不應輕言放棄，更不應失去必要的耐心。獨裁體制並非百分百拒絕民主變革，蘇聯和臺灣當初也是獨裁體制啊，後來不是不經流血就“直選”了？中國人難道天生就喜歡集體自殺嗎？

中國特權集團雖有部分堅持壹條道走到黑的漿糊政客；但也有不少擁有政治遠見和民族責任心的良心政治家，並非鐵板壹塊“堅持專制不動搖”。

體制內良心力量雖然處於暫時的劣勢，但不壹定是永久的劣勢，如果率先覺醒的民眾通過理性手段壹點壹滴堅守抗爭，良心政治家就能順應形勢有所作為。



中國的民主變革是當務之急！

中華民主從“縣官直選”做起！從“開放壹定比例人大代表直選名額”做起！



天佑中華！



二三、風險中國需要勇氣和大智慧



當特色中國的GDP躍居世界第二時，中國步入了高風險期。

GDP世界第二從來都是壹個不詳之位。

百年世界曾有三個典型國家占據過“GDP世界第二”的位置：他們是納粹德國、紅色蘇聯和日本。

納粹德國和紅色蘇聯災難性解體了，日本則出現了悲劇性的經濟大衰退。

納粹德國和紅色蘇聯的“GDP世界第二”只是個“統計數據”，所以跌得最慘，失守底線壹潰千裏。日本的“GDP世界第二”則是貨真價實的，挫折後仍能守住東山再起的希望底線。

特色中國的“GDP世界第二”是不是在玩“統計遊戲”眼下還只有極少數人知道？

前行者既然難逃劫數，後繼者自應如履薄冰，步入“GDP世界第二”的中國，壹樣可以用“風險中國”來定位。

壹個步入高風險期的大國，拆東墻被西墻式的修修補補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得過且過無疑是通向分崩離析大災難的階梯，不但不能走出風險瓶頸，相反只會壹直“追尾”下去。

只有從根子上進行脫胎換骨式革故鼎新，才能把身陷歧路的大國推上“可持續發展”的正軌。

風險中國需要“勇氣”和“大智慧”！

壹要有勇氣還願歷史真相！

反右、大躍進、文革錯了就錯了，不要把責任全推給林彪四人幫頭上，我們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得勇於承擔責任，否則就不能反躬自省警醒將來，就會重犯同樣的歷史錯誤。

土改、鎮反和援朝是否明智？措施是否得當？對中華文明的影響是正面多還是負面多？壹樣要有勇氣直視檢省。錯的就是錯的，對的就是對的！全盤美化為“偉大成就”只會給下壹次的大悲劇埋下伏筆。

我們最大的歷史勇氣就是必須直面毛真相！繼續在這個問題上是非顛倒或閃爍回避都是不可容忍的不負責任！只會使極左幽靈死灰復燃，把中國再次推上反文明反人類的不歸路。

勇於承認歷史錯誤不會亡黨，只會提升我黨的形象，找回業已喪失的威信，有利於我黨脫胎換骨浴火重生！臺灣國民黨勇於承認歷史錯誤，不但沒亡黨，相反破天荒第壹次被臺灣人民選為“合法”執政者。薩達姆、卡紮菲不肯放棄“偉光正”，壹個偉大進了鼠洞；壹個偉大進了下水道？

二要有勇氣直面政治腐敗！

豆腐渣工程必須追究責任！像汶川地震極大放大生命災難的豆腐渣校舍，必須把相關責任人員繩之以法。自稱“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我黨不惜犧牲自身形象和執政威信，去袒護那些七品、九品甚至十八品的縣官、鄉官、村官等“攪壞壹鍋湯”的老鼠屎？實在太過得不償失了！

那些風起雲湧的群體性事件，只要把相關責任官員推出來曝光懲處，就能釜底抽薪立馬恢復秩序。花那麽大的代價去“維穩”？去遮掩造假？特色些“戴套不能算強奸”之類的王八蛋邏輯來為那些自私弱智的細菌官們開脫，把大批非責任官員也牽掛進去染上壹身黑，值得嗎？劃算嗎？本來只是壹個或幾個官員出醜成眾矢之敵，折騰成所有的官員都跟著出醜成眾矢之敵？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弱智的指鹿為馬政策嗎？

偉大領袖的孫子給他個榮譽牌位，用納稅人的錢好吃好喝地供養著可以理解，非要封個“將軍”什麽的？那不是給全中國的“將軍”難堪嗎？中國的“將軍”難道就那水平？這樣的“將軍”能收回南海和釣魚島主權？這不是醜化全中國的“將軍”是什麽？

那些千千萬萬的裸官就算繼續留在臺上“愛國”，也必須剝奪他們“唱紅”和“罵美國”的演戲權！如此賊喊捉賊侮辱全中國人民的智商太讓人惡心了！妳當中國人民全是沒腦的腔腸動物啊？壹面讓民眾子女在國內接受“逢美必反”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壹面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加、澳接受萬惡的資本主義教育？壹面高調宣稱中國的人權和“幸福指數”比美國好五倍；壹面把子女送到暗無天日的美國去，不讓親人享受國內的“幸福生活”？這是什麽居心？如此人格分裂者還能站在臺上慷慨激昂地“教導”我們嗎？

…………

三要有勇氣直面社會問題的根源！

佛山小悅悅事件震驚世界！全民道德潰敗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是官僚專制體制！專制體制才是萬惡之源！只有勇於告別官僚專制體制，才能重鑄民族精神凈化民俗民風。在專制體制框架下談提升國民素質，就如在妓院裏教導漂亮女子守貞壹樣搞笑。

只有不稱職的政府，沒有不稱職的國民！

人種和文化壹樣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只能是社會體制！南韓北韓同根同種，壹個紳士壹個無賴。臺灣人中國人都是儒家文化龍的傳人，小悅悅悲劇絕不會在臺灣上演！

四要有勇氣承認西方的優勢，告別“逢美必反”的思維陷阱！

別說西方根本沒有“亡我之心不死”？就算西方真個是我們不共戴天的兇惡敵人，我們壹樣要有勇氣承認敵人的優勢，然後認真學習那些優勢，使敵人失其所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向敵人學習不會讓我們承受任何“面子損失”！日本人壹直在虛心向敵人學習，在朝鮮白江敗於唐帝國後向中國敵人學習；在美國炮艦打開日本國門後向西方敵人學習……日本人“丟面子”了嗎？

沒有！不但沒丟面子，相反利用敵人的長項最終戰勝敵人，把昔日的敵人老師打倒在地。1895年在黃海、朝鮮、東北擊敗中國老師；1905年在對馬海峽和中國東北擊敗西方老師，大大長了面子！

就算美國真個“亡我之心不死”，我們也要有勇氣承認美國的民主憲政體制才是他們“日不落”的治國法寶。我們只有認真學習引進美國的民主憲政體制，讓13億國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就會釋放出十倍甚至百倍的主動性、創造力和責任感，美國就自然甘拜下風了。那時臺灣別說鬧獨立，妳就是趕也趕不出去的，就如今天的美國趕不走夏威夷壹樣！那些拒絕承認美國的優勢，惡意妖魔化美國民主憲政體制者，才是渴望中國永遠腐敗落後自然也就永遠不是美國對手的“漢奸賣國賊”！就如“大化改新”時拒絕學習“中國體制”和明治維新時拒絕學習西方體制的日本人是公認的“日奸賣國賊”壹樣！

…………

除了有勇氣直面自身劣勢和他人優勢外，中國更需要面向未來的“大智慧”！

“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拒絕放棄任何既得利益的個人集團，最後必將喪失全部既得利益，甚至付出家破人亡的慘重代價。滿清權貴和薩達姆、卡紮菲就是前車之鑒，急流勇退者才能保住部分既得利益。

只註重眼前的急功近利者，必將喪失未來的長遠利益，長遠利益比急功近利更重要。

與流氓無賴為伍者，不但會被有益身心的紳士淑女拋棄，被文明世界孤立，最後也必將被流氓無賴過河拆橋恩將仇報般反噬，前蘇聯和毛中國就是前車之鑒。

被人民永遠懷念敬仰的政治家，不是那些在位時民眾狂熱擁戴的集權領袖，而是著眼未來推進國家文明進步的放權智者。

在文明世界壹枝獨秀的英國王室不是攬權弄權的產物，而是主動放權的果實。

長期抓住權力不放手者，下水道和鼠洞在向他招手致意。

對於壹個政治家來說，富國強兵是次要的，不斷完善社會體制才是不世之功，那些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對社會體制作出良性變革的改革者。

那些勇抓歷史機遇，勇於改革敝政接受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政治家，後世子孫將長久沐浴他的福蔭。

臺灣、香港率先品嘗民主憲政成果的中國人，壹樣應該擁有面向中華民族的大智慧，努力推進中國大陸的文明進步。如果中國大陸壹直專制腐敗下去，臺灣、香港絕不可能長期獨善其身，香港要不了多久就會整體淪陷；臺灣也將在戰爭的威脅中大大降低民主體制下的幸福指數。

幸福的總量的有限的，無認是個人、家族還是集團，絕不可能長期不勞而獲！

人類最大的道德智慧是換位思考，已所不欲，勿施與人。

善於為無辜者建造監獄高墻的權力人物，下壹個進去的很可能是他或他的親人。

不能憑借高智商去玩陰謀，不得利用對手的善良美德去打擊對手。天道從來不可欺，善耍陰謀權術者必遭天譴。

二四、現代極權專制體制比中世紀皇權專制更惡劣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人專政，在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墨索裏尼手裏發展成為壹種影響全球的政治體制，並直接導致全球人類瘋狂自相殘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蘇聯的專制接力棒傳遞到了龐然大物般的毛時代中國，在壹個特定時期內改變了世界民主——極權力量的對比。毛領袖以自已特有的精明和浪漫豐富了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內容。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締造者無壹例外都自詡為馬克思的學生，都自稱自己的體制是“社會主義”。連極端仇視“布爾什維克”的希特勒也稱自己的政黨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歷史滿打滿算也不到壹個世紀，卻給人類文明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希特勒在十年多壹點的時間內就毀滅了自己的國家。

斯大林的大清洗幾乎毀滅了前蘇聯的整個精英階層。

毛時代的中國非“天災”僅因“人禍”原因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至少有三千多萬中國人死於非命。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則是史無前例的“大折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陷於集體瘋狂……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執政時間只有三年，卻消滅了這個國家四分之壹的人口，知識分子則被屠殺罄盡（只剩下十個醫生）。號稱東方巴黎，擁有二百多萬人口的首都金邊成了真正的廢墟。

金太陽治下的北朝鮮則在地球人普享現代物質文明的今天餓死了兩百多萬人，相當於這個小國總人口的十分之壹。

…………

這裏有必要回顧壹下前蘇聯大清洗的數據：

當年著名的列寧遺囑中提到的6位蘇共領導人，最後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達科夫，全部被汙為“人民的敵人”被槍決（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審判，後被蘇聯克格勃刺殺）。

領導十月革命的第6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2/3被槍決；十壹大中央委員會的27人中有20人被槍決；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槍決或暗殺；第1屆蘇維埃政府的15名成員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槍決……

1936—1938年間，蘇共壹半的黨員——約120萬人被逮捕。有人總結：列寧創建的黨被斯大林消滅了。

斯大林對列寧時期的老布爾什維克的剪除，其實並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黨運動中，就有25萬人被開除黨籍。

大清洗在蘇共塑造了壹種恐怖文化，黨的高級幹部不敢多人共乘壹輛汽車，因為容易被懷疑為陰謀聚會，他們不敢也不會有真正的私人友誼。除了斯大林，他們不敢邀請同事到自己家吃飯——到斯大林家吃飯也令人膽戰心驚，雖然誰都渴望那個位置，但正如布爾加寧所說：“妳永遠不知道從那座位離開後妳會去哪裏，是回家還是監獄。”

大清洗消滅了蘇聯的宗教階級，有16.5萬名神父因傳教被逮捕，其中的10.6萬人被槍決。

富農階層則被整體消滅。

大清洗幾乎整個消滅了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紅軍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有4萬余人被清洗，其中1.5萬人被槍決。大清洗槍決了5名元帥中的3人，4名壹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3人，12名二級集團軍級將領的全部，67名軍長中的60人，199名師長中的136人，397名旅長中的221人……

蘇軍將領格裏戈連科曾評論說：“世界上任何壹支軍隊，它的高級指揮幹部在任何壹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就是繳械投降的德、日兩國所損失的高級指揮幹部也比這少得多。”

大清洗不僅是生命的災難，也是人性的災難，因為清洗的體制毒害了國家公民的品格，使國民“反祖”成心靈陰暗“小人”。大清洗中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基層權力鬥爭和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結果，是草棺人命的官僚系統與告密文化合謀的無辜犧牲品。它首先是壹種體制性政治氛圍，壹種懷疑周圍充斥著敵人，壹種鼓勵互相告密揭發縱容人性醜惡的文化……

在人類文明史上，中世紀皇權專制的歷史長達兩千二百多年，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歷史則不到壹個世紀，可現代極權專制體制在和平時期制造的生命災難和文明災難則超過中世級皇權專制“文明災難”的總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代悲劇”，最根本的原因是現代極權專制體制在很多方面還不如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的皇權專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是國家的穩定性不如皇權帝國。中世紀的中國除了秦、隋兩個短命王朝外，多數帝國的壽命在兩至三個世紀左右。現代極權專制國家的壽命都沒有超過壹個世紀。希特勒帝國12年；墨索裏尼帝國24年；極權老大哥前蘇聯73年；蘇聯衛星國45年；紅色高棉柬埔寨3年……除了紅色高棉外，這些極權國死亡的原因都不是因為外族的入侵，而是自我折騰、腐敗或不明智的窮兵黷武。古巴和北朝鮮這兩個堅定的現代極權小國眼前生命好象很頑強，但註定過不了百年大限。

二是統治階層的命運不如皇權帝國。除了朱元璋外，皇權帝國很少集體屠殺迫害統治階層的“軍政精英”，劉邦屠殺功臣局限在“個別打擊”；武則天的屠刀也只對準少數官僚權貴……現代極權國則定期對統治階層的“軍政精英”進行大規模的合法屠殺迫害。斯大林時期的前蘇聯黨政軍精英被屠殺壹空；毛領袖發動的文革也把包括國家主席和共和國元帥在內的多數黨政軍精英汙為“牛鬼蛇神”，並施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任鄉裏小兒迫害淩辱。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22人；中央書記處書記13人；國務院副總理12人；中央六大區第壹書記4人；中央監委委員34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60人；全國政協常委74人，中央軍委副主席5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11人；幾乎全部老帥……被劃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或“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打倒在地。國家主席則被汙為“叛徒、內奸、工賊”“批倒批臭”，“再踏上壹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紅色高棉獨裁者波爾.布特在屠殺完三百多萬無辜的4.17分子之後，接下來又把屠刀對準了體制內的“自己人”，僅東部柬越邊境地區就屠殺了十多萬……卡斯特羅和金太陽屠殺“自已人”的資料依舊被嚴密封鎖，相信有朝壹日公布出來後也壹樣駭人聽聞。

“迫害自己人”是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無法解開的結，因為體制鼓勵這類愚蠢暴行。那些饒幸逃過第壹波打擊迫害的權力人物並不能保證自己不會被第二個沖擊波所殃及，“永遠健康”就是最有說服力的先例。壹次大迫害過後，誰也不能保證不會出現第二次針對權力階層的大迫害。如果前蘇聯權力階層沒有懸崖勒馬的智慧仍固執堅持極權專制體制，第二次自相殘殺的大迫害註定會再次出現。前蘇聯權力階層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集體腐敗，集體腐敗是滋生鐵腕獨裁者的肥沃土壤。壹旦權力金字塔頂端出現壹個有獨裁傾向的強有力人物，就會選擇和平民階層暫時結盟來把集體領導過渡到個人獨裁。要贏得民眾的無條件擁戴就得投其所好，對民眾痛恨的腐敗權貴和暴富大款大開殺戒。所幸前蘇聯權力階層有部分遠見卓識的“真精英”，使權貴人物逃過了第二輪大劫。

如果說民主政治體制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雙贏”體制；那麽現代極權專制體制則是“雙輸”體制。權力階層的“贏”是暫時且風險叢生的。

三是權力階層的總體素質和責任心不如皇權帝國。中華帝國即使在最黑暗沒落的隋煬帝大業王朝，權力核心仍不乏勇於說真話舍身取義為民請命的高官顯貴，並因此落得個身死家滅甚至於誅連九族的可怕代價。明王朝後期的很多地方行政首腦在皇帝長年不上朝理政，中央政府近乎癱瘓的情況下仍能忠於職守……斯大林時期的前蘇聯，毛時代的中國、紅色高棉治下的柬埔寨，類似的誌士仁人壹個也沒有！

四是平民階層的道德水準不如皇權帝國。皇權帝國諸如告密、陷害、出賣朋友、過河拆橋、兄弟傾軋等豬狗不如的惡行只是個別現象；現代極機專制國家則把這類“個別惡行”普遍化，因為“反人性體制”鼓勵這類惡行，甚至於把禽獸行為美化為“大義滅親”。斯大林時期的前蘇聯國民集體“小人化”，多數人為了自保爭相出賣陷害他人，甚至於連親如父母兄弟夫妻也要出賣。毛時代的的中國妻子誣告丈夫、弟弟出賣哥哥、兒子與無辜父母“劃親界限”的大義滅親“壯舉”也屢見不鮮……

今天的很多人認為現代極權專制體制有利於反抗侵略，前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實這是又壹個認識誤區。且不說紅色高棉在入侵者面前壹觸即潰和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集體“蒸發”的醜劇，就是前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也不是極權專制體制的功勞。與其說斯大林打敗了納粹德國，不如說是希特勒自己打敗了自己。如果沒有希特勒要命的種族歧視和英、美的巨額援助，前蘇聯註定會被納粹德國碾碎。

被大清洗嚴重傷害元氣的蘇軍很快就在1939年的蘇芬戰爭中丟盡臉面。90萬蘇聯紅軍花了4個月時間，才迫使300萬人口的芬蘭屈服停戰，紅軍傷亡50萬人。它直接刺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冒險。

接下來的衛國戰爭，蘇聯人幾乎流盡了鮮血。戰前蘇軍兵員和火炮數量都多於德軍，作戰飛機則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開戰1年半的時間裏，蘇軍就損失了1100萬人。戰爭初期就有近400萬蘇聯軍人放下武器投降。二戰蘇聯損失了1/7的人口，只有猶太人被滅絕的波蘭達到這個比例，其生命代價超過除中國外所有參戰大國的總和。

壹個壹直被遮掩的歷史事實是，很多蘇聯人在納粹德國入侵時將德軍當成救世主。二戰中在不存在偽政權情形下，本國公民大規模加入敵方作戰的惟有蘇聯；被俘高級將領主動要求從戰俘中組織軍隊幫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蘇聯。壹個行政上高度統壹的主權國家發生這樣的醜事史上罕見。

衛國戰爭中，德軍高峰時擁有近200個俄羅斯人組成的獨立營級作戰單位，另有專門圍剿遊擊隊的140個團級戰鬥單位。1943年春，蘇軍叛變者和平民以誌願者方式為德軍服務的高達壹百多萬人。

納粹德國對俄羅斯人采取歧視政策，非俄羅斯裔的作戰部隊才被允許組成規模更大的作戰單位，譬如卡爾梅克人組成獨立的騎兵軍。烏克蘭人組建的偽軍除維持治安和看守集中營外，還參與對蘇軍的襲擊作戰。蘇軍與朱可夫齊名的傑出將領、烏克蘭第壹方面軍司令瓦杜丁即因烏克蘭偽軍襲擊而犧牲。如果不對蘇聯主體民族采取歧視政策，為德軍服務作戰的蘇聯人會成倍增加。

在蘇聯生死存亡的關頭，是希特勒和英、美幫了它的忙，使其免於被德軍碾碎。

希特勒的種族歧視在蘇德戰爭期間發展到極端。他把斯拉夫人劃為僅次於猶太人的劣等民族，對被俘的幾百萬蘇軍施加令人發指的虐待；對戰領區人民殘酷迫害。蘇軍俘虜不是被成批屠殺，就是被施以殘酷鞭打甚至割耳斷肢的可怕酷刑，活下來的幸存者的則在戰俘集中營裏承擔力不勝任的繁重勞役。納粹德國是個毫無理性更殘暴更特殊的政權，在他們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滅，根本不配建立國家，500多萬蘇聯戰俘只是奴隸，根本沒有資格被組織起來與德軍並肩作戰。本來很多蘇軍俘虜對希特勒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誤認為這個戰爭狂人至少比專制魔王斯大林仁慈，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沒有在戰場上拼死抵抗侵略者。占領區的很多人民則把德軍當成“解放者”……是希特勒愚蠢無情的種族奴役政策粉碎了他們的幻想，使他們認識到斯大林盡管是魔王，但希特勒比魔王更可怕，於是重新拿起武器對侵略者發起復仇戰爭……

不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蘇聯更“純潔”；而是希特勒的種族迫害使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後期眾誌成城。

盡管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專制魔王，但對於自由世界來說，希特勒更具侵略性和威脅性。在迫在眉睫的危險面前，英、美兩國明智地采取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戰略，在蘇德戰爭爆發時立即站在蘇聯這壹邊，給予蘇聯極為慷慨的援助。美國僅飛機就援助了蘇聯壹萬多架！這對蘇聯無疑是雪中送炭。如果沒有盟國巨額的物質援助，很難想象蘇聯有能力拖垮納粹德國。如果把位置調換壹下，希特勒當初入侵的是英、美而不是蘇聯，斯大林註定沒有羅斯福丘吉爾那樣的胸懷和智慧，註定會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等到希特勒戰勝英、美實力大增後回頭壹腳把自己踢倒。

…………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何以退步到連中世紀皇權專制都不如呢？我的壹位智慧諍友“快樂在心”的回復很能說明問題。

“現代極權專制其實比中世紀的皇權專制更惡劣。為何呢？皇權專制是天下歸壹家所有，雖然無理混蛋，但好歹“產權”清晰，責任明確，若統治不好後果自負。記得戊戌變法時期有過壹段著名對話：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皇上曰：“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救民，則朕雖無權何礙！”。可見這種清晰“產權”是有可能產生皇權天子的天下情懷的，這種情懷是對自身利益的超越。

而現代極權下專制卻是壹夥人壟斷政治權力，而在他們內部其實就是吃“政治大鍋飯”。這個天下是誰的？其實不是任何人的，管理國家和經營國企壹樣，都是嘴裏唱高調，手裏挖壹鍬就走。走後哪管洪水滔天。只要自己不被清算，子孫後代能錦衣玉食，永保平安……”

在中世紀皇權專制下，國家是帝王的“家天下”，帝王會象愛惜“家”壹樣愛惜自己的國家，對國家滋生出強大的責任心。為了自己的家族江山永固，多數帝王盡可能勵精圖治；盡可能延攬天下英才服務自己的國家。封建專制之所以黑暗失敗，主要原因是下級官僚隊伍沒有帝王那樣的責任心，皇帝壹人的智慧和精力無力周全幅員遼闊的大國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政治，權力缺乏行之有效的強有力監督；加上奢華的生活是“才能”的天敵，在錦衣玉食下成長起來的帝王子孫才能壹代不如壹代，沒有必要的品格和智商來實踐自己的責任心。

現代極權專制不如皇權專制尤其體現在人事體制上。皇帝為了滿足人性的弱點也許會任用和紳那樣的馬屁精，但用人的主流傾向還是“唯賢是舉”。他可不願把自己的家交給庸才和壞蛋手裏瞎折騰。所以紀曉蘭才能與和紳同朝輔政。沒有任何資歷的壹介草民諸葛亮、姜子牙才會被帝王屈身裝孫子請出來當大官。因為官僚隊伍沒有帝王那樣的責任心，在任命提拔下級官員時傾向“任人唯親”，官場才會出現大量“跑關系”和“買官賣官”現象。中國的帝王為了盡可能杜絕下級官僚的“任人唯親”傾向，實行嚴格的科舉制選拔官吏。只要“進士及弟”，妳就是“不串門不拜年不送禮不參加官僚追悼會”也壹樣會被任命為“縣委書記”以上的達官。在宋、明兩朝，妳就是皇親國戚三代高官；或精於拍馬八面玲瓏舍得把漂亮老婆女兒孝敬給職務上司，不是進士出身也爬不上部長級別的高官。明帝國的歷任皇帝多是無才無德的王八蛋，很多皇帝長年不上朝理政，但因為科舉制選拔出來的官僚隊伍多數能忠於職守，帝國的壽命長達二百七十多年。

現代極權專制則不同，不但中下級官僚隊伍對國家民族沒有責任心，就是處於金字塔項層的高官顯貴也壹樣沒有長久責任心。因為這個國家在法理上不是他可以世襲的資產，所以不可能象愛惜自己的家壹樣愛惜國家。現代極權國雖然不是必須高度負責的“家天下”，但權力卻不受任何制約，可以膨脹到比封建帝王的權力壹般大，也就是說國家行政決策人擁有封建帝王那樣的權力卻沒有帝王那樣的長久責任心。各地區各部門的行政壹把手在自己的轄區內權力沒有任何有效制約，儼然壹個“土皇帝”。這是壹個極為可怕的權責機制，是壹個為公權私用腐敗折騰留下巨大空間和動力的政治體制。這種權大責小的機制體現在人事體制上就是整個官場從上到下都是任人唯親仇視人才，當官升官全靠“跑關系”“行賄拍馬”，“才能”只能寄生在“關系”這根主幹上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沒有關系的才能作用幾乎等於零甚至負數。在斯大林主宰的克裏姆林宮，宮裏宮外只有大大小小的和紳，是絕不可能出現紀曉蘭的。就算有個別良知未滅的另類也只能閉上嘴巴裝糊塗。在縣級以下的基層官場，如果拒絕“跑關系”，妳就是諸葛亮再世，人民都知道妳高風亮節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妳也不可能擔任任何公職，甚至連掃大街之類的公務能輪不到妳。結果整個官場出現“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逆淘汰潛規則。到了極權體制後期，官場大多是昏憒短視急功近利的無能之輩，沒有能力和責任心應對突發事件和迫在眉睫的危機，在危機面前要麽策不對癥要麽逃避責任，大會小會研究出的決策不是揚湯止沸就是火上澆油。結果壹個很容易消除的局部危機在“庸官”的“激勵”下大面積擴散，並很快蔓延成全社會的危機，最終釀成巨大的社會災難。所以這個體制就算沒有民眾抗暴革命，自己也會把自己折騰垮。小國靠“外援”也許能茍延殘喘多壹點時間，大國則難逃劫數。

…………

1978年，明智務實的鄧政府為了拯救處於崩潰邊緣的中國經濟，懷著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責任心，在鐵桶般的“極權陣營”敲開了壹個缺口，毅然拋棄毛時代的高度極權，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上推行學習西洋物質文明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開始復蘇，中國人很快走出了饑餓，蘇醒的大國又重贏得了世界的註目。在短短三十年時間裏，中國出現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經濟總量翻了幾翻，稅收從1978年的1132億猛增到2008年的5.1萬億（加上預算外收入9萬億），增長了45/80倍!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極權陣營”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面對吃飽了肚皮的中國人，每天排著長隊購買250面包的“老大哥”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刺傷。他們對極權專制的忍耐力很快達到了極限，毅然決然拋棄專制走向民主。因為是“兩條腿走路”的全方位配套改革，俄羅斯經濟很快後來居上迎頭超過“壹條腿獨跳”的中國。俄羅斯“綠卡”在近幾年成為中國人企求的東西。前蘇聯的東歐衛星國在強加的專制壓力解除後，象沙漠旅人投奔甘泉壹樣撲向西方民主國家的懷抱。嘗到專制甜頭戀棧權力，夢想長久公權私用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則被憤起反抗的人民送上了刑場。曾經鐵桶壹樣的“極權陣營”就這樣土崩瓦解。

今天堅定的現代極權國家只有古巴和北朝鮮兩個芝麻國，還有“似馬非馬”的緬甸和蘇丹。這四個無賴小混混的日子註定長不了，在不遠的將來必將受到本國人民的清算。他們顯然低估了天朝大國的智商，對中國的支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顯然是不長久且不切實際的。文明的中國不會長久當這個冤大頭，為了弊大於利的“強出頭”背上“黑老大”的黑鍋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五、現代極權專制體制的最大惡果是毀滅社會良心



今天的中國社會最缺少什麽？

良心！

我們的“良心”哪裏去了？

被“物欲”和“急功近利”吞噬了。

是什麽主導了中國社會圍繞“物欲”和“急功近利”兜圈子？

是“唯物主義”、“實用主義”和“鬥爭哲學”。

誰把“唯物主義”、“實用主義”和“鬥爭哲學”奉為理論基礎？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

…………

二十世紀是人類世界慘烈殺戮的世紀，壹個又壹個針對無辜平民的“大屠殺”，讓人想起電視連續劇《海燈法師》的主題歌“黎明不見太陽，天空中下著血雨”。幾乎所有針對平民的“大屠殺”都是現代極權專制國家主導的。

二十世紀典型的極權專制國家有六個：納粹德國、前蘇聯、毛中國、紅色高棉柬鋪寨、薩達姆伊拉克和北朝鮮。

絕大多數極權專制國家都發生了大饑荒和針對國內無辜平民的大清洗大屠殺。斯大林肅反和毛太陽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給人類文明史制造了永遠也無法愈合的傷口。

大饑荒和大屠殺是現代極權專制國家永遠也無法消逝的痛。

盡管大饑荒大屠殺是現代極權專制國家人民的最大痛楚，但這個體制的最大惡果則是“毀滅社會良心”。

現代極權專制體制是嫁接在中世紀皇權專制的老樹新枝。因為是中世紀皇權專制感染了“進化論”和“馬主義”等“偽科學”病菌結出的怪胎，所以連中世紀皇權專制還不如。本人在《現代極權專制體制比中世紀皇權專制更惡劣》壹文中有較為具體的分析。

中世紀皇權專制雖然充滿了“特權”和“不平等”，但廣大基層社會實行“地方精英自治”，“民主”和“公道”成為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的兩大杠桿。德高望重的鄉紳、學者和私塾先生在當地深孚眾望，這份民意基礎就在於他們多數情況下能夠“按良心辦事”，“維護多數人的利益”，在處理社會糾紛時“主持公道”。

所以君主專制國家無論官僚階層如何腐敗沒落，廣大基層社會還在“按良心辦事”，就算皇帝官僚喪盡天良，整個社會仍未從整體上“丟失良心”。

封建中國那些勇於為民請命的政治精英，雖然得罪了皇帝權貴丟官坐牢或殺頭，但在民間仍能贏得廣泛的尊敬。那些潔身自好的良知官宦，掛冠而去後仍有許多社會名流登門造訪。

現代極權專制國家徹底摧毀了“地方精英自治”的傳統，把那些擁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民間精英”打成“階級敵人”從整體上消滅，把極權專制的觸須延伸到社會的每壹個角落。當專制統治者步入腐朽沒落期時，因為廣大民間不存在有組織的“良心力量”來抗衡官僚隊伍的墮落，壹旦權力上層喪盡天良，整個社會也就會和上層保持“高度壹致”“丟失良心”。

在這種上下“高度壹致”的刻板社會裏，如果有誰膽敢為民請命被官僚隊伍淘汰，廣大民間壹樣會對維護人民利益的“恩主”落井下石？手段甚至於更極端更絕情。彭德懷是毛中國最有勇氣的良心官員，因不忍心看著饑民大批餓死勇於站出來說真話，被毛太陽汙為“反黨集團黑司令”。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蒙受不白之冤，可老元帥並沒有從廣大民眾眼裏看到任何理解同情的目光，只能聽聲到嘶力竭的“打倒彭德懷”口號。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如果有誰象陶淵明壹樣“不願為五鬥米折腰”掛冠而去，民眾要麽不信任妳，要麽懷疑妳腦子有毛病。妳除了收獲“誤解”和“羞辱”外幾乎不能奢望會有名流登門造訪。



現代極權專制國家主要通過下述四種途徑來“毀滅社會良心”。

壹、“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人事體制。

因為特權專制體制下的官吏任免升降權掌握在各級上司手裏。壹個人為了升遷就得挖空心思討好自己的上司，“行賄”和“拍馬屁”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時不擇手段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傾軋陷害”是慣用伎倆。壹個有真才實學且堅守良知的傑才俊士是不屑於對上司“行賄”、“拍馬屁”和“傾軋陷害”無辜同僚的，只有那些不學無術且沒任何道德操守的小人惡棍才會不擇手段。結果小人惡棍能給上司留下好的印象，提拔重用的可能性比傑才俊士大得多。當小人惡棍容易成功顯達時，整個社會就會向他們看齊，相互競爭“無恥”和“無聊”。傑才俊士就會被社會孤立，甚至於對自己的信念產生動搖，壹部分加入“無恥無聊”的陣營，拒不同流合汙者則被社會淘汰甚至消滅。於是整個社會“丟失良心”。

現代極權專制國家因為“產權”不明晰，統治者缺少封建帝王那樣的責任心，“我走後哪怕洪水濤天”的路易十五情結在官場廣泛存在。在這種末世心態主使下，“管官的官”根本沒有動力去戰勝自身的弱點任用自己不喜歡的仁人誌士，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樣任用處處和自己過不去的魏征做大官。諸葛亮如果在今天去某個縣城找工作，他若自鳴清高堅持不“跑關系”，別說撈個壹官半職，就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他。結果整個社會“小人得誌”，“無恥是體面的通行證”。

二、壹切服從組織的需要。

現代極權專制的“組織”威力是絕對空前的，整個社會都被壹臺龐大的體制機器高度地“組織”起來，個人只是組織機器的壹個零部件，要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的需要。個人的道德榮辱觀在這臺組織機器裏根本沒有伸展的空間，只要是組織需要，就是傷天害理滅絕人性也要無條件服從。

“組織”這東西是沒有任何是非曲直的，也沒給“良心”留下壹絲壹毫的空間，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欲望。壹個人只有無條件服從組織才能得到利益與好處，要想過上體面的生活就只有服從組織。為了服從組織，壹個人可以六親不認，可以無底線悲劣無恥，可以殘忍冷血無所不用其極，但就是不能有良心。“正直、善良、寬容、博愛、見義勇為、惻隱之心”等所有美好人性都被冠以“資產階級人性論”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鑒湖女俠秋瑾從容就義後，無數良知未滅的誌士仁人自發悼念憑吊她的英靈；可文革期間贛州烈女李九蓮被極權暴政槍殺後，她的屍體被拋棄荒野，連親人也拒絕為其收屍，最後壹位退休老光棍居然割下她的性器管拿到家去猥褻？

三、在處理社會糾紛時“公道”給“權錢”讓路。

封建中國刑事案以外的民間糾紛多由“地方精英”負責調解責任。地方精英為了維護自己的名望，多數情況下都會用良心辦事主持公道。現代極權專制體制徹底摧毀了“地方精英自治”傳統，壹旦出現社會糾紛，事無巨細都得官員出面解決。官員在調解沒有任何“權錢背景”的雙方糾紛時也許會主持公道，可壹旦壹方有“權力背景”，或暗中給了他“錢”，他就極有可能把“良心”和“公道”丟在壹邊，不自主地站在袒護“權錢”的壹方。結果平民和官吏發生糾紛，官員絕大多數都會站在官吏壹邊。窮人和富人發生糾紛，官員多數會站在“富人”壹邊。如果是需要“專門技術”才能鑒定的真相，官員通過暗箱操作還可糊弄部分不明真相的民眾。可那些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官員還要睜著眼睛說瞎話，硬生生把白的說成黑的，公然往民眾眼裏塞石頭，誰敢站出來說真話就利用職權打擊誰，因此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就非語言所能形容。今天的很多地方官都有“睜著眼睛說瞎話”的德性，公然否定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明明是自己當眾恃強開槍殺人硬要說成對方襲警“正當防衛”；明明是民眾自發抗暴硬要說成是“黑惡勢力操縱”，出面調查真相的地方官也振振有詞地站在“權錢強勢方”。普通民眾壹眼就能看穿的事實還要中央派大員來調查鑒定才有可能還原“真相”？這樣的地方政府還能有什麽“公信”？這樣的地方官還能有什麽“良心”？連最需要“良心”才能“主持公道”的地方官“良心”都被狗吃了，廣大民眾又怎麽可能繼續尊重並堅守“良心”？整個社會又怎麽可能不丟失“良心”？



四、“組織”獨霸“道德制高點”。

“行善積德”“濟困扶危”從來都是受到朝野大力頌揚扶助的個體美德。壹個人依靠社會發財致富，同時又通過“慈善幫困”來回報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康的良性循環的。古代中國的民間精英多有捐獻善款扶貧助學的傳統，康熙年間就有壹位“義丐“靠行乞建起數所“慈善公學”從而受到皇帝禦賜金匾嘉獎的千古佳話。

現代極權專制社會，統治集團不但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還力爭壟斷所有的“好名聲”。凡是能夠贏得民眾感恩擁戴的“好人好事”，都得以“組織”的名義進行。妳想搞慈善可以，但最好別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而是應該把“善款”交給“組織”的相關部門，由“組織”來決定妳的善款受益人和怎麽用，由“組織”出面來接受民眾的感恩和擁戴。尤其是發生了大面積的天災後，依靠個人獨立行動出面救災的善行更不會得到提倡，如果災民淚流滿面感謝的對象是某個慈善家而不是政府，在官員眼中就不好玩了。

因為壹切要通過“組織”這個媒介，社會個體的慈善動力就會受到極大的挫傷。我花錢行善妳來接光，世上能有如此“不公平”的遊戲規則麽？我連自己的善款捐給誰和怎麽用都沒有決定權，我憑啥還要捐款行善？更何況那些“組織成員”還真讓人信不過，把善款交給那些“雁過拔毛”的官員，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假借慈善之名中飽私囊呢？類似的醜聞先前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壹個人如果執意要避開“組織”以自己的名義建立什麽“慈善基金會”，那麽這個“基金會”的工作通常都會受到來自“組織”的百般幹擾，甚至於這個人還會被栽贓“莫須有”的罪名弄得裏外不好看。

比如妳在北朝鮮組織壹個“義務獻血”的團體，團體成員在不取壹分錢報酬的前提下給患者主動獻血。這應該是百分百造福於人民的“好人好事”吧？應該得到金太陽集團的嘉獎表彰吧？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在團體初創時期成員很少時，“組織”也許會出面鼓勵妳表彰妳；但團體發展到較大規模並在民眾中贏得較大反響時，“組織”就會出面收編妳。如果妳堅持獨立自主金太陽政府就會用“莫須有”的罪名修理妳。

因為個體行善積德行為不被提倡甚至於受到壓制，社會“良心”就失去了感召民眾的最好平臺，剩下的就只有“丟失良心”了。

社會“良心”就是這樣被毀掉的！

壹個“丟失良心”的國家是絕對沒有希望和未來的！就算擁有世界第壹的GDP也註定外強中幹危機四伏。

二六、思想啟蒙事業是民主轉型的必要準備

面對習慣專制思維沒有經過思想啟蒙的廣大國民，他的文明理想沒幾個人能夠理解；而他被迫采用的反文明手段卻能贏得絕大多數國民的共鳴？

他要麽做失敗的普魯米修斯？要麽做凱撒？

在“成者王候敗者賊，勝利者不受譴責”的專制中國，普魯米修斯是沒人理解的。

於是孫中山選擇了愷撒！

這是沒有經過民眾思想啟蒙的悲劇。

在民眾習慣專制獨裁的國家，若沒來壹次民眾思想啟蒙運動，民主革命成果多是專制的怪胎。

南美各國的民主獨立戰爭都結出了“武人獨裁”的惡果。

以後的事實證明：“武人獨裁”連“殖民統治”都不如！

孫中山以後的中國“政黨專制”和“官僚專制”；事實上連“皇權專制”都不如。

沒有民眾思想啟蒙的民主革命反而造成了民主的倒退！

中南歐的民主革命雖然比中國晚壹步，但在此之前歐洲經歷了波瀾壯闊的思想啟蒙運動，為民主憲政提供了必要準備，所以歐洲民主革命容易取得成功。

…………

百年後的今天，民主憲政再度成為中國人的希望之星。

中國要想避免百年前孫中山革命的悲劇，就必須補上民眾思想啟蒙這壹課。

今天的中國急需壹大批啟蒙思想者。

獨立思想者的啟蒙文字不是什麽“空話”，而是實實在在的“民主行動”。

當越來越多的國民被成功啟蒙的那壹天，中國的民主大潮就水到渠成了。由覺醒的國民來推動的民主運動多半是和平不流血的；也是拒絕被野心家和陰謀家利用的。

在被成功啟蒙的國民面前，成吉思汗是屠殺中華民族的兇手而不是什麽英雄！毛澤東也不是什麽紅太陽和人民領袖！

所以啟蒙思想者的文字對民主事業的貢獻“功莫大焉”。

中國的民主運動必須走出單純的“勝利”和“奪權”層面才能取得最後的成功。

在推進國家民族文明進步這個層面上，不是“壹百個楊恒均抵不上壹個孫中山”；而是“壹個楊恒均就可和孫中山並駕齊驅”！



中國的啟蒙事業是當務之急！

中國的啟蒙事業任重道遠。



二七、做大蛋糕靠經濟建設，切好蛋糕靠民主法治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壹直奉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以優先發展經濟為名拒絕實行迫在眉捷的政治體制改革。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心目標是“富國強兵”和“讓壹部分勤勞智慧的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全民共同富裕”。

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經濟，中國的“統計經濟總量”較之毛中國末期有了飛躍式的增長，從世界第十三位躍升到第二位？從占日本的七分之壹躍升到超過日本？

中國經濟的增長是有目共睹的，但發展經濟的總體目標依舊是鏡花水月。

壹是“富國強兵”的目標沒有達到。我們迄今仍沒有航空母艦，可每年的“三公腐敗”至少要揮霍掉38艘最先進的核動力航空母艦。不是買不起造不起，而是納稅人的錢多用於腐敗少用於做正事，賭博的錢有買鹽的錢沒有。如要現在中美發生常規戰爭，我們依舊壹架飛機也飛不到美國領空，壹艘軍艦也進入不了美國領海；而美國的航空母艦和戰略轟炸機則能不可阻擋地深入我國的領海和領空搜尋襲擊目標；結果美國本土沒有壹聲炮響而我們的國土則硝煙迷漫。試想這仗怎麽能夠打下去？

我們確然有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了”，0.4%的超級富豪占有70%以上的國民財富；但這部分人占有的巨額財富絕大多數都不是靠“勤勞智慧”所得，而是利用權勢巧取豪奪，靠傷害國家民族聚斂的非法橫財。

壹部分“先富者”盡管擁有相當於普通平民幾百幾千倍的巨額財富，但並沒有相應的情懷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民生問題反而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越來越嚴峻，貧富懸殊躍居世界第壹。壹方面是富豪不惜巨金爭相攀比豪車、豪宅、豪賭、二奶；壹方面是多數城市平民“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我們的三公腐敗世界第壹。

行政成本世界第壹。

奢侈品消費世界第壹。

億萬富翁人數世界第壹。

靠納稅人養活的人數占總人口比例世界第壹，公務員人數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近20倍！官民比例高達1：18！有的地方居然躍升到1：9（陜西黃龍鎮）。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為1：600。

相比之下，關系國計民生的“教育、醫療、失業、養老、住房”等保險救濟支出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不但落後於發達國家，還落後於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公務員的實際收入翻了好幾番的情況下，廣大農民工的收入在20年間沒有實質性增長。

總之，中國經濟狀況呈現兩個極端，壹方面是GDP高速增長；壹方面是收入分配極端不公，為經濟建設作出主要貢獻的廣大平民只分配到與之貢獻不相稱的很小份額。

結果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社會問題反而越來越嚴峻，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大有形成燎原烈火之勢，社會道德底線失守，呈現出整體潰敗的趨勢。

當我們終於感到自己富起來時，我們的民族反而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古人雲“倉稟實而知禮節”，今天為何“倉稟實而禮樂崩”呢？

根本原因是我們的“壹條腿改革”違犯了“經濟健康發展，國民長治久安”的治國規律。

國民經濟總量好比壹塊蛋糕，對於共同制作蛋糕的群體來說，既要考慮“做大蛋糕”，又要考慮“切好蛋糕”，二者缺壹不可且同樣重要。

如果只考慮“做大蛋糕”，不考慮如何“切好蛋糕”，讓群體的每個成員得到與之貢獻相應的壹份，那麽群體的勞動積極性就會受到傷害，就不可能長時間把蛋糕做大做好。就算群體中的某個“強勢人物”利用職權對廣大蛋糕制作者實施強制勞動，不讓成員發泄不滿情緒，也只能取效於壹時。多數人的不滿積累下去最終會火山迸發，把蛋糕砸個稀巴爛。

“做大蛋糕”相當於經濟建設；“切好蛋糕”則取決於政治體制。

要想把壹塊蛋糕切得盡可能公平合理，就必須把“劃分權”和“選擇權”分開。

當兩人分壹塊蛋糕時，壹個擁有“劃分權”；那麽另壹人就擁有“優先選擇權”。

當對方擁有“優先選擇權”時，“劃分者”在切蛋糕時就會盡可能公平合理，否則受損失的只能是自己。如果壹塊蛋糕切得壹大壹小，大的那塊就被對方優先拿走了。

這就是“民主法治”的實質！

官員擁有“國家管理權”和“財政收入”使用權；但選擇何人來當官則由這個國家的多數公民說了算。

在民主體制下，壹個官員要想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認同，就只能公平施政，盡可能為國家和廣大民眾謀福利，把個人的私利暫時拋在壹邊，這樣人民就會讓妳繼續當官甚至於把妳升遷到更高的職位。如果妳公權私用強奸民意，人民就會降妳罷免妳甚至於把妳送進監獄刑場。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官員是瘋子或白癡，否則都會盡忠職守努力為人民辦好事辦實事。

民主體制會把“切蛋糕理論”運用到行政管理的各個層級，每個層級都奉行“劃分權”與“選擇權”分離原則，把公平正義落實到初會的各個角落。如在“財政收入”支配權這個問題上，官員是用錢的壹方，但錢袋卻掌握在代表多數人民利益的“民選議會”手裏。官員的每壹筆行政開支必須事先向議會申請拔款，事後要向議會詳細匯報該款的用法用途。為防止行政官員賄賂議會成員，還要向行政管轄區的全民公示，接受全民監督。賄賂幾個議員有可能，但賄賂幾萬甚至幾個億的選民則根本沒有可操作性。

特權專制體制則是把蛋糕“劃分權”和“選擇權”集中到壹個人或者壹個集團手上。

兩人分壹塊蛋糕如果壹人擁有“劃分權”，同時又擁有“優先選擇權”，他就會盡可能把蛋糕切得壹大壹小，甚至於大小懸殊，然後自己率先把大的壹份拿走。

所以特權專制體制根本沒有“公平正義”可言，不公平就會產生或激發社會矛盾。特權專制體制就是到處制造不公平，到處激化社會矛盾。

特權專制體制官員擁有“國家管理權”和“財政收入支配權”；同時又掌握著大小官員的任命升降權，官員腐敗瀆職平民大眾根本拿他沒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就只會優先考慮官僚集團的利益，而不顧廣大平民的生存福祉，就算偶爾表現出“親民形象”也只是臨時做做秀。

社會不公積累下去，超過了社會的彈性調節限度，就會發生廣大勞動者罷工甚至砸碎蛋糕，摧毀勞動成果的反叛。反正自己的勞動成果絕大多數都被不勞而獲者巧取豪奪走了或瞎折騰浪費掉了，我何以要繼續做蛋糕，何以不把做成的蛋糕毀掉呢？把壹切都砸了，看妳還“貪什麽”“占什麽”“折騰什麽”？

所以世界上所有堅持特權專制體制的國家最終都會發生“官逼民反”的暴力革命，把國家淹沒在災難血泊之中。

中華帝國在兩千年皇權專制下的周期性農民起義就是最生動的例證。



專制經濟依靠對廣大勞動者的剝削，寅吃卯糧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在特定時期內能創造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如希特勒上臺初期，經濟增長率達100%，短短幾年時間內就躍升為歐洲第壹大經濟軍事強國，消滅了失業。斯大林蘇聯在工業化過程中，在十五年時間內把壹個傳統的農業國改造成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工業國。

但專制經濟的增長繁榮普遍好景不長，因為這種繁榮是病態的。由於統治集團掌握了經濟成果的完全支配權，絕大部分經濟成果要麽用於滿足獨裁者的病態意誌，對外窮兵贖武給自己招來毀滅性強敵，盲目援助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大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把錢往水裏扔；要麽特權階層以權謀私，把大部分勞動者辛苦創造的經濟成果攫為己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大眾只分到很小的壹部分，有時僅夠糊口維持生命，甚至於連活命都不能。

專制集團對經濟成果的過份占有往往是在“富國強兵”的名義下進行的。

當專制集團“富國強兵”的謊言揭穿後，人民發現所有在強國名義下掠奪他們的財富要麽瞎折騰浪費掉了；要到被權勢人物分贓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就會受到極大的挫傷，就會普遍性的消極怠工，這點在國有企業表現得特別突出。於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減慢甚至停滯。如果專制集團不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經濟成果這塊國民蛋糕的“劃分權”與“選擇權”分開，讓廣大民眾擁有“優先選擇權”，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就會想到去奪取勞動成果；如果奪不到就想法毀掉，這時經濟就會大踏步倒退甚至崩潰。

專制經濟無論眼前多麽“持續穩定增長”，如果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去，最終都逃不了倒退或崩潰的命運，沒有壹個例外。希特勒德國，布爾什維克蘇聯和毛中國就是最好的前車之鑒。



壹個國家的經濟要想穩定健康增長，保持持續的發展後勁，沒有民主法治是不行的！

中國的經濟增長拐點已現，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持續穩步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等到經濟出現大倒退或崩潰跡象時再想到“亡羊補牢”就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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