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馬杜羅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六年2025年1月10日，尼古拉斯·馬杜羅開啟了他在委內瑞拉的第三個6年總統任期，並在就職典禮上宣稱：“我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寡頭、最富有家族、種族至上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的總統。我只有一個統治者：普通的人民。” 馬杜羅的修辭，以及他抵御美國多年推翻他的企圖的能力，為他贏得了全球左翼的顯著支持。馬杜羅於2013年在其前任烏戈·查韋斯在任內去世後首次當選，他的當選還受益於與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的聯系；這種利用油價暴漲賺來的錢大發福利的激進革命在其高峰（2003-2011年）確實在短時間內促成了貧困率降低30%，極端貧困率下降71%；這場革命是一場不平等程度的急劇下降（委內瑞拉的基尼系數——衡量人口內部不平等的統計指標——從0.5降至0.4），以及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服務提升的過程。 著名的左派人士如Vijay Prashad、Manolo De Los Santos和“我們能”黨 (Podemos) 的共同創始人Juan Carlos Monedero為馬杜羅辯護，稱其為民主、革命和反帝國主義的。 其他左派人士，如Steve Ellner，也類似地為馬杜羅辯護，盡管帶有批評警告。 這種辯護是否合理？馬杜羅是否是一位擁有民主合法性的反帝國主義革命家？
對馬杜羅行動的嚴密分析表明，這種觀點沒有根據。事實上，馬杜羅統治的特點是日益加強的壓迫性威權主義和掠奪性資本主義。馬杜羅的威權主義以及他過去十年中帶來的人道主義危機引發了極大關注。但對於馬杜羅階級基礎的轉變——從工人階級和民眾階層轉向資本——卻較少被注意到。馬杜羅的外交政策持續表現出反帝國主義的痕跡，但即便如此也高度受限。這導致全球北方、拉丁美洲和委內瑞拉的許多（但非全部）左翼與其保持距離。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考察馬杜羅對威權統治的鞏固，其某些方面被人辯解為捍衛玻利瓦爾革命成果的必要舉措。第二部分通過勾勒馬杜羅治下掠奪性資本主義的興起，展示了上述立場的缺陷。第三部分反思了這一案例的更廣泛教訓。
鞏固威權主義
盡管全球左翼中仍有驚人的一部分人認為馬杜羅具有民主合法性（democratically legitimate），但委內瑞拉在馬杜羅治下轉向威權主義的證據是壓倒性的。這一轉向主要發生在2015年議會選舉之後，當時執政的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的反對派贏得了三分之二的超級多數席位。受反對派控制的國會——委內瑞拉唯一的立法機構——並未處理委內瑞拉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該危機始於2013年，其特點是多年的負增長、普遍短缺和人口日益貧困），而是集中精力將馬杜羅趕下台，包括通過罷免公投。負責監督選舉的“全國選舉委員會”於2016年10月暫停了舉行公投的行動，並在此後不久將原定於12月舉行的地方選舉推遲至2017年。 2017年3月，委內瑞拉最高法院（與選舉委員會一樣聽命於馬杜羅）解散了國會，引發了長達數月且往往伴隨暴力的抗議活動，導致數十名抗議者和國家安全部隊人員死亡。三位領先的反對派候選人被禁止參加2018年總統選舉，美國還制裁了剩下的主要反對派候選人Henri Falcon，他是查韋斯派的前成員，許多人認為如果反對派能團結起來支持他，而不是大規模抵制選舉，他本可以擊敗馬杜羅。馬杜羅最終獲勝，但環境顯然遠非“自由和公平”，而這歸因於馬杜羅和美國的行為，例如美國在2017年8月對委內瑞拉的國際金融交易實施懲罰性制裁，這標志著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最大壓力”行動的開端，旨在移除馬杜羅。
馬杜羅面臨並克服了2019年起的一系列新挑戰。當時受美國支持的反對派領導人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在一次與美國政府密切協調的行動中宣布自己為總統，美國政府立即承認了瓜伊多並對石油實施制裁（意在迫使馬杜羅辭職）。瓜伊多是其導師Leopoldo López的極右反對黨“人民意志”黨（Voluntad Popular）的成員，最初獲得了超過60%的委內瑞拉人的支持 ，但這種支持隨著瓜伊多嘗試一系列日益鋌而走險的舉動而消退；這些舉動包括2019年4月煽動軍事政變的失敗企圖，以及在2020年5月支持並部分資助了一場由美國雇傭兵發起的極低效的委內瑞拉海上入侵。在瓜伊多“臨時政府”期間，馬杜羅面臨著使其更加衰弱的制裁，加劇了人口外流——截至2025年初，外流人數已達近800萬，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瓜伊多的失敗導致反對派在2024年7月的總統選舉中采取了新策略。拜登在2023年放松了美國制裁，以換取馬杜羅允許反對派有力參與2024年選舉的承諾。極右政治家瑪麗亞·科里納·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在2023年10月的初選中輕松獲勝，但由於她支持美國制裁以及涉嫌腐敗，被禁止擔任公職（從而無法參加選舉）。 拜登批評了對馬查多的禁令，並在2024年4月減少了制裁減免。馬查多將自己的支持投向埃德蒙多·岡薩雷斯（Edmundo González），後者成為了統一反對派候選人。
2024年7月的選舉過程基本和平，但投票結束後很快出現了問題。全國選舉委員會在聲稱計票率僅超過80%時就宣布馬杜羅獲勝，盡管當時尚未計算的200萬張選票遠超馬杜羅所謂的80萬張領先優勢。反對派對此表示強烈抗議，並收集了紙質選票作為證據，試圖證明岡薩雷斯獲得了壓倒性勝利。馬杜羅的政府聲稱黑客攻擊阻止了投票站級別結果的常規發布，並拒絕了來自委內瑞拉民眾、外國政府（包括美國以及馬杜羅的前盟友哥倫比亞和巴西）、無數基層社區團體和人權組織的多次要求，即要求發布詳細的選舉結果。
馬杜羅竊取選舉的普遍感受導致全國發生了近1000場抗議活動，且大多發生在民眾階層的貧民區（barrios）。政府對基本和平的抗議活動進行了殘酷鎮壓，逮捕了約2000名抗議者（不同報告中的確切數字有所不同），特別是在貧民區。 這遵循了國家安全部隊針對委內瑞拉貧困區（尤其是居住在那的有色人種）更大的行動規模；這被解讀為一種社會控制形式，旨在限制民眾階層的異議——這玷污了政府在海外左翼支持者眼中的形象，而且具有威脅性，因為直到最近，針對查韋斯和馬杜羅的反對派主要還是中間階級和上層階級。
在馬杜羅2025年就職典禮前的幾周內，政府發起了新一波鎮壓，包括逮捕了前全國選舉委員會副主席、也是在2024年7月28日選舉中競選總統的反對派候選人之一恩里克·馬克斯（Enrique Márquez）。委內瑞拉共產黨和許多左派組織，包括馬克斯所屬的“民眾民主陣線”（María Alejandra Díaz），均譴責了對其的逮捕和拘留。
考慮到馬杜羅政府持續使用左派和革命修辭，其針對委內瑞拉左派人士的行動值得注意。 該政府幹涉了委內瑞拉共產黨，並攻擊了其他長期支持查韋斯主義（並多年來作為查韋斯主義聯盟一部分）的異議左翼政黨，如“圖帕馬羅斯”（Tupamaros）、“人民選舉運動” (Electoral Movement of the People) 和“為了所有人的祖國” (Fatherland for All)。2024年7月選舉後，由左派和溫和派政黨組成的新組織“民眾民主陣線”宣告成立。該陣線加入了人權組織“起義者” （Surgentes）、（未經幹涉的）委內瑞拉共產黨、保衛憲法公民平台（Citizens’ Platform in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以及“全國獨立自治工人協調委員會”（Coordinadora Nacional Autónomo Independiente De Trabajadores），共同譴責馬杜羅政權於2025年1月發起的、經常針對左翼和工人階級異議組織的鎮壓浪潮。 加上2024年12月成立的自稱為“民眾左翼新政治流派”的“公社” (Comunes)，這些證據表明，對馬杜羅威權主義的左翼異議正在日益增加。
左派分析家如Steve Ellner對馬杜羅的一些鎮壓行動（特別是針對右翼的行動）表達了有保留的支持，將其描述為“脫下手套”。 這種論點在其他親馬杜羅人物的著作中也有所體現，其核心是：馬杜羅代表了拉丁美洲抵御美帝國主義的堡壘，並為委內瑞拉實現進步的再分配提供了最佳希望。因此，雖然馬杜羅參與鎮壓（“脫下手套”）可能令人遺憾，但這或多或少是可以被辯護的。但對馬杜羅近年來經濟政策的密切分析表明，這種立場缺乏經驗證據的支持。
馬杜羅的掠奪性資本主義
在2025年的就職典禮上，馬杜羅向他的客人們發表了90分鐘的演講。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兩位拉丁美洲總統出席：尼加拉瓜的丹尼爾·奧爾特加和古巴的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馬杜羅的前盟友（後轉為嚴厲批評者）巴西的盧拉·達席爾瓦和哥倫比亞的古斯塔沃·佩特羅明顯缺席。他們強烈批評了2024年選舉缺乏透明度，盡管出於戰略原因沒有與馬杜羅完全斷交，這與智利的左翼總統加夫列爾·博里奇不同（後者公開譴責馬杜羅為獨裁者）。一份對馬杜羅演講的分析揭示了他的政府自其首次就職以來的變化，當時他慷慨激昂地談論社會主義，並不停提及烏戈·查韋斯。然而在最近的幾次演講中，沒有提到一次社會主義。馬杜羅僅幾次提到查韋斯，而提到西蒙·玻利瓦爾的次數與之相當，甚至可能更多。馬杜羅幾次談到民眾運動，並將自己塑造為“工人總統”。但演講中最顯著且最熱忱的語句之一是馬杜羅向資本家階級發出的明確邀請，邀請其與他的政府合作：“我想向委內瑞拉所有的商人、所有的企業家、所有致力於貿易和經濟活動的人傳達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我們有計劃，我們打下了基礎，我們在增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們應該越來越團結，以便委內瑞拉繼續其覆蘇之路並建設新的經濟模式。企業家們，依靠我吧。我也依靠你們。”隨後是熱烈的掌聲。
馬杜羅在修辭上從社會主義轉向私營企業並非偶然，這反映了過去十年中他的階級基礎和經濟項目的明確轉變。當他2013年就職時，馬杜羅承諾繼續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項目。 盡管模糊且矛盾，該項目本質上是激進的左翼民粹主義的混合體，其中政府將惠貧支出列為優先事項。在查韋斯任職期間，商業並沒有完全被邊緣化，但到他去世時，他實行的福利政策成功地使委內瑞拉最貧窮的人受益。
馬杜羅就職後遭遇了多重危機：2014年油價暴跌，同年發生了要求他下台的反對派抗議活動。經濟增長在2013年明顯放緩，從2014年到2022年，委內瑞拉經歷了深刻的經濟危機，摧毀了超過3/4的經濟體。至少三個因素對這一危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該國對石油的持續依賴；維持了查韋斯於2003年確立並直到2019年才結束的高度缺陷的貨幣政策；以及美國的制裁，特別是2017年以後在特朗普領導下的制裁。
馬杜羅對危機的反應是試圖策劃Luis Bonilla-Molina所稱的“跨資產階級協議”，將“舊”資產階級和“新”資產階級聚集在一起。 舊資產階級是指在查韋斯時期與反對派結盟的企業，其中主要商業協會Fedecamaras在2002年短暫罷免查韋斯的政變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這個舊資產階級極力反對查韋斯的民粹主義再分配，並尋求恢覆查韋斯之前的秩序。新資產階級是指與國家結盟的企業（私營和國有企業的混合體），即從查韋斯政策中受益的所謂“玻利瓦爾資產階級”。其中的許多企業與進口和軍方有聯系，並從上述功能失調的貨幣制度中獲益，該制度允許估計數千億美元被從政府金庫中吸走。2013年，官員估計通過委內瑞拉名為 CADIVI的貨幣體系分配的資金中，高達40%（總計150億美元）流向了殼牌公司。前查韋斯官員估計，通過該貨幣體系流失的資金超過3000億美元。受國家青睞的企業還受益於2003-2014年石油繁榮所帶來的在基礎設施建設和進口商品的國內消費上的大規模國家支出。
石油繁榮的結束以及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制裁——制裁限制了委內瑞拉獲取融資的能力並破壞了石油生產——這兩者的結合迫使馬杜羅轉向跨資產階級協議。2017年8月，特朗普發布命令，禁止委內瑞拉在美國金融市場借貸。雖然這是廣泛政權更叠努力的一部分，但官方立場是，此舉旨在向委內瑞拉施壓，要求其更好地尊重人權。 2019年1月，特朗普直接制裁委內瑞拉石油工業，公然企圖迫使馬杜羅下台。
到2024年7月5日總統選舉時，馬杜羅策劃跨資產階級協議的努力似乎已經奏效。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看出：自2024年選舉失竊以來，Fedecámaras並未支持埃德蒙多·岡薩雷斯——這與其在2002年支持針對民主選舉產生的查韋斯的違憲政變形成了鮮明對比。 為了應對國家危機，馬杜羅從2018年開始實施一項正統的調整計劃。該計劃導致公共支出大幅削減、工資驟降，以及近年來許多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這與勞動保護的削弱同步進行。在查韋斯和馬杜羅時代，存在三個工會聯合會：委內瑞拉工人聯盟 （Workers’ Confederation of Venezuela），它是親反對派的並支持了2002年政變； 2003年成立以支持政府的全國工人聯盟 （National Union of Workers），該聯盟後來分裂為更具自主性的派系和更親政府的派系；以及2011年成立並始終支持政府政策的、明確親政府的玻利瓦爾工人中心（Bolivarian Workers’ Central）。 隨著時間推移，這三個聯合會都失去了動員能力。雖然有過各種建立更具自治性勞工組織的嘗試，但沒有一個能夠克服數十年來委內瑞拉工會所特有的極點化（polarization）和政黨驅動的性質。更多自主工會對馬杜羅的新自由主義轉向表示抗議，卻招致了激烈的鎮壓。委內瑞拉非政府組織Provea發現，自2013年就職以來，馬杜羅已經逮捕了120名工會領導人並威脅了3400人。
馬杜羅對勞工的鎮壓促進了他與資本的結盟。 遵循2018年發布的一項命令，政府已經禁止了罷工、提出訴求、工人階級的動員權利、組織和合法化新工會的權利，同時起訴並監禁那些質疑公司內部實踐、或者僅僅是要求加薪和醫療保險的工會領導人。
在2024年12月的一份聲明中，“公社”寫道：政府的威權主義與其將委內瑞拉移交給國內外資本利益的決定同步進行。它已不再擁有人民的支持，但它確實擁有Fedecámaras、雪佛龍、新老資產階級以及無數在該國謀求快財的陰暗資本家的支持。政府需要消滅民主、壓制抗議和反抗，以便實施其兇狠的新自由主義方案。 在此過程中，查韋斯治下取得的社會成果已經消失。
在2025年1月的就職演講中，馬杜羅談到了新的憲法改革。批評者認為這是進一步削弱勞工保護並鞏固政府與私營部門聯盟的嘗試。這些舉動是否由於委內瑞拉過去十年的絕望境地而能得到辯護？我們是否可以將馬杜羅的策略視為Steve Ellner所建議的一種“革命性撤退”，旨在讓他在條件更成熟時再次前進？
這種分析至少由於兩個原因而存在缺陷。首先，沒有證據表明馬杜羅與商業的聯合策略幫助了工人階級和窮人。2024年7月選舉後貧困社區的廣泛抗議表明，馬杜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委內瑞拉民眾階層的支持（盡管在缺乏選舉結果的情況下難以收集精確細節）。 “公社”和其它基層組織將馬杜羅和右翼反對派視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認為馬杜羅的政策與右翼反對派的提議類似，兩者都旨在增強資本家的盈利能力，卻無法解決委內瑞拉大多數人面臨的危機。其次，人們普遍感到，腐敗的國家官員和商業領袖正在以一種對普通委內瑞拉人毫無幫助、也不利於委內瑞拉發展的方式使自己致富。雖然委內瑞拉恢覆了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但這種增長似乎並沒有以任何真實的方式觸及民眾階層，而只是在肥沃那些人脈廣泛的精英。馬杜羅利用所謂的法西斯主義威脅和右翼反動（這在委內瑞拉長期以來確實是個問題）來為針對工人和左翼的嚴厲政策和廣泛鎮壓開脫。除了俄國和xx的支持外，這種鎮壓以及他日益增加的來自商業的支持，是馬杜羅維持權力的關鍵。
馬杜羅顯然未能實現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過渡（transformation）。對此他很難負全責，因為在他任職的大部分時間里，在所面臨的惡劣環境下幾乎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他也沒有以任何方式主持過發展主義。相反，他鑄就了委內瑞拉向掠奪性國家的轉型，在這個國家中，政府官員和腐敗的商業領袖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來肥沃自己。 委內瑞拉深刻的經濟危機似乎已經過去，這得益於馬杜羅與商業的結盟以及拜登對制裁的放松。但馬杜羅日益強硬的威權主義意味著工人階級幾乎沒有任何手段來追究政府的責任。結合美國的制裁，馬杜羅已經摧毀了查韋斯主義的核心：一個雖然有缺陷但大體上是民主的、自下而上的再分配和賦權項目。 特朗普增加對委內瑞拉及其石油部門的制裁，甚至可能比他第一任期時還要多。這將導致普通委內瑞拉人本已不穩定的生活水平嚴重惡化，導致人口外流增加（其中很有可能前往美國），並使委內瑞拉勞工和民眾組織本已嚴峻的形勢進一步惡化。此外，這還可能導致馬杜羅政府的壓迫本質進一步強化；馬杜羅的繼任者可能進一步壓迫委內瑞拉社會的自由空間，甚至效法中共連形式上的多黨選舉也直接取締了，馬杜羅政府已經放棄了任何真正的民主問責制（無論是代議制還是參與制形式），並鞏固了一個犧牲絕大多數人利益來使一小部分精英獲益的掠奪性政權。
委內瑞拉模式是拉美版的中共權貴資本主義模式，委內瑞拉模式和民主社會主義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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