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教育”是一种什么教育
<FONT size=3>最初面对“正面教育”概念的时候，并没觉察这个概念，也还没有成为职业教育者。<BR> 1970年代，我上小学。当时所有报纸的头版右上角，都被领袖的“ZG指示”占据着。诸如“五洲震荡风雷激，四海翻腾云水怒”，诸如“敌人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之类。从外面到学校的领导讲起话来，经常出现这样一段前缀，“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现在想来，那些，应该属于最经典的正面教育了。<BR> 当时的中国，形势究竟好还是不好呢？不用我回答，地球人都知道。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写作文的时候，已经学会了从领袖语录中寻找“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良好习惯，却从未想到过使用自己的眼睛去审视现实，得出结论。照样是领袖的文字，“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一句，不断地，被我和我的同学引用。就这样，我们成了“正面教育”的产物。小小年纪，就加入了“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行列，而不自知。<BR> <BR> 1980年代，我做了语文教师。和很多同事一样，受到过来自亲朋好友的警醒。他们说，“做语文教师要小心啊，搞不好会犯错误的！”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但并没在乎。在我看来，中国历史已经彻底地翻过了“十年浩劫”这一页，绝对不会重演。现在看来，那只是年轻人的盲目乐观罢了，但那种乐观，的确是美好的。从读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开始，进入了哲学阅读。后来，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一发而不可收。加之，当时又是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西方学说涌入中国，我们成了第一批受益者。<BR> 有了很多思想武器，加之年轻气盛，更觉真理在胸。于是，课堂上的“胆子”愈加大起来了。上《一件珍贵的衬衫》的时候，我说，“我不觉得那件衬衫有什么好珍贵！”我的理由是：其一，小题大做，一件小事，没必要搞出那么隆重的赔偿仪式；其二，事件启动者可能的动机中，并不能全然排除“作秀”——当时还没这个词；其三，文本中并没有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平等意识，“个人崇拜”余毒未除；其四，一个总理，他的“正业”应该是搞好国民经济，可当时，居然“濒临崩溃边缘”，这点，必然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其五，德有大德小德之分，PDH、LSQ个个被打倒，怎么就没听到谁站出来主持一回公道呢？<BR> 学生们很是喜欢这类老师，于是，拿我的话回家去散布。散布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人给告到了校方。结果，书记便开始找我这个团的书记做政治思想工作。又发生了其它的一些事儿，等到HYB先生下台的之前，我的事已经被处理掉了。现在回顾起来，那件事，是我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桩实质性的挫败。当时，书记和我的谈话，对他而言，是比较失败的。我不断拿出马克思的原话，以及zgzy的一些个历史决议，以及当时的《X观察》与《SZ青年报》和他叫板。他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好用“以正面教育为主”来做挡箭牌。<BR><BR> 岁月如梭，转眼已经新世纪了。新世纪，威权社会不再，好事。但是，作为“保守堡垒”的基础教育，一些方面，局面并未好转多少。比如所谓“正面教育”，依然在被各级各类学校当局本能地坚持着，成为学校和师生走向真理的巨大障碍。杜威先生说过，“学校即社会，教育即成长。”社会，参差不齐是社会的真相，直面人生乃成长之必需。问题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维系着鲁迅先生所强烈诟病的那种“瞒和骗的人生”。<BR> 政治课上，我们依然回避着所谓“反Y”与“三年ZR灾害”的真相；历史课上，屠川大盗张献忠依然戴着“农民起义领袖”的桂冠，被贴上“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精美标签。我想，所有这些，都是所谓“正面教育”依然作祟不止的明证。基础学校的日常教育活动策划，其主题就是一个“爱”字，洪战辉感动中国，多么光辉！问题是，洪战辉事件背后的“政府缺位”却没人引导学生去思考，去面对。可以想象的是，谁要这样做了，应该也会有书记找他谈话，或许，穷极无奈的时候，还是会祭出“正面教育为主”这面旗子——尽管，后者早已千疮百孔。<BR> 关于“真理”，其解有二：其一，客观真理，即真相。其二，主观真理，如信仰。信仰属于个人心灵与精神的秘密，社会无权干预。而真相，又分为自然的和社会的。自然的真相，广大领域中，目前，人们的争议并不大。即使争议，也不会导致谁的命运灾难。而社会领域的真相，却没那么简单。一些社会力量，总是试图掩盖真相，篡改历史。从而，拒绝公民对社会的任何批判。在教育中的表现，便是强力推行所谓“正面教育”——片面的导致真相缺失的所谓教育。一些具体的教育工作者，内心或许并没这么凶险，但缺乏“问个为什么”的思维习惯，不知不觉间，成为这种“所谓教育”的推动者与实施者。憾！</FONT>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