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面前人人平等

real 发表于 2007-6-24 01:04:44

“从那—瞬间开始，你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事l}缶床肿瘤治疗14年的北京肿瘤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洁说，癌症患者从确诊的那个时刻起，就掉进了与正常人的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甚至他们这些以恶性肿瘤为对手的医务工作者，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因为目睹了太多生离死别，因为长时间看不到开怀的笑容，也成了“医生中心理问题最多的一支队伍’’。
     “现代医学只能做到这个样子。”“和癌症搏斗，一个普通家庭的力量太小了，现代医学的力量也太小了。”采访中，肿瘤医学领域的专家、大夫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着同一个意思。这种无力感，未必只有负面意义，因为，往往只有在承认无能为力之后，我们才能通过自省获得新的觉醒。
 同样的苦难    
 能够在北京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一般都是有公费医疗的公务员或者生意人。北京肿瘤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季加孚说，患者不可能带上1000块钱就来肿瘤医院。但是，癌症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关键还是早发现，早治疗。早期可以几千块钱治愈，后期花几十万没有效果也是经常有的事儿。
     
李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规范的专业肿瘤医院，—般会根据癌症确诊时的分期制定一个最优治疗方案，这个最优方案的治愈率目前可以达到40％到50％，如果最优方案失败了，再试第二套方案，治愈率就会减半，至于到了要试第三套方案的时候，那基本上是安慰性的了。所以目前很难说什么是最佳治疗手段，要因人因癌肿发展程度而定。
     无论怎么花钱，在化疗药品、辅助药品上用最好的，也有--+终点，对最终治愈没有决定性意义。所以他们经常会劝一些家属放弃主动治疗，不再使用进攻性的疗法，改为减轻痛苦，提高生存质量。
     
李洁接诊的患者家属陈述病情多是从流泪开始。她接诊的那个最年轻的肝癌患者是东北人，孩子没来，妈妈到门诊一坐下就哭。这孩子骑自行车上学，跟别人撞了一下，摔了一跤，没当回事儿，继续到学校上课。上着上着，觉得肚子疼，送到医院去看，肝脏破裂出血。根本没有想到癌症，都以为是这一跤摔得太狠了，肝脏都摔破了。直到手术的时候，打开腹腔一看，才发现12岁孩子的肝脏上竟然长着5厘米大小的肿瘤，是肿瘤在出血。李洁建议他们去儿童医院，跟家长说，这么小的孩子，疗法、剂量、用药，还是儿童医院更好一些。除了这个原因，医生们心里都明白：如果收了住院，眼看一个12岁的孩子萎顿离去，心里怎么能不难受?他们都曾见过晚期肝癌腹水积液达到3000到5000毫升的病人。
     癌症治疗过程的艰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55岁的李珍在李洁的消化内科接受胃癌切除手术后的化疗。每次化疗之后的两天，她什么也吃不了，看见什么都想吐。闻到饭菜的气味都觉得恶心，一般要到第三天，才能勉强吃下丈夫仔细准备的粥、菜。不过马上又要迎来下次化疗。
     
“我那时候想，怎么可能，怎么才能做完这12次化疗，我真想放弃了。”李珍说。她能够坚持下来，多亏了丈夫。在李珍化疗状况最不好的时候，他给李珍做算术：“你化疗1次，就少了1／12；化疗2次，就少了1／6；化疗3次，就少了1／4；化疗4次，就完成1／3了。这样算起来不也挺快的吗?’李珍病床的床头柜里整整齐齐地保存着她每次化验后的报告单，都是他丈夫复印的，看她哪项指标偏低，回去就在网上查，吃什么能补这一项，然后买了做给她吃。
     李洁大夫说，扛过化疗最后都要靠精神力量。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李珍这样幸运，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支撑。他们科每年都会有几例自杀的病人，有的是因为经济原因；有的本人就是医生，了解癌症的预后和治疗过程中的痛苦。
 无法逃避的沉重
     李洁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那位42岁的北京女患者，胃癌手术切除后很快复发、转移。最后化疗的那段时间是夏天，她丈夫天天在医院守着，吃住都在医院。四十多天时间，只回家洗过一次澡。 陪病人是一件烦心的事，有的时候实在陪得烦了，那位丈夫就在楼梯拐角处的空地里铺张报纸，盘腿坐在上面抽烟。一抽就是大半夜，一动也不动。但他决不会跑到听不见妻子呼唤的地方。
     “我不愿意离开她。”他对医生说，“我们是同学，一起当知青下乡，又一起回城。刚回城的时候工作单位不好，生活不怎么样，早几年我决定下海，现在生活刚有起色，刚刚要过上好日子了……”
     这个给大夫、护士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丈夫，在妻子去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又结婚了。“放到外面，可能许多人不能理解，这么深情的丈夫，怎么可能这么快又结婚?我们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能忍受她走之后一个人生活的恐惧和空虚。”李洁说。
     为什么只有他们能明白?李洁所说的“我们”，那些癌病房里的医生和患者们，对生命和世界又会有什么不同的认识呢?
     对于她的这个可怕的对手，李洁评价说：“人类生命的另一个杀手—心脑血管疾病，同样危胁巨大，治疗起来所费不赀。但是，在患者眼里它远远没有癌症可怕。”
     
这两种恐惧有什么不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白痴》中论说死刑的不人道时做过一番辨析：被判死刑比任何一种死都要残酷，因为当事人确切地知道自己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死去，临死之前的精神折磨远远超过肉体的短暂痛苦；而死于意外灾难甚至谋杀的人却要幸运得多。
     在这个越来越让人感到轻松的和平年代，癌症成了唯一的沉重。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文明，他们可以放弃战争、可以放弃死刑，但在这个诅咒面前他们却如此无助。为什么要降下这样的生离死别来折磨人们，难道只是为了警告他们：你们并非无所不能。
 不能只靠医生
     传统疗法也好、基因药物也好，对癌症的治疗都还处在试验阶段。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防癌科主任徐志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迄今为止，癌症治疗方面没有公认的特效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癌症治愈率方面的差距并不大。
     美国于1971年投入610亿美元，开展了对癌症的广泛研究，到目前成果不多；他们推行的生活干预措施，控癌效果不佳，到2002年，美国恶性肿瘤发病率还是增加了24％。美国癌症预防联盟在那一年宣称：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现代医学目前仍然把治愈癌症的希望放在早发现上。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对早期癌症筛查有一定的意义，比如，乳腺癌高发的美国，由国家出资，对成年妇女每年作一次乳腺筛查；一度胃癌死亡率相当高的日本，由国家报销经费每年进行一次全民胃镜检查。
     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防癌科就设计了乳腺癌筛查的登记表，准备在北京地区开展第一次乳腺癌筛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就某项高发癌症进行全民筛查，目前还不现实。
     另一重困难在于观念，中国传统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没病的时候想到病、说起病。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居民体检比率也远远低于国外。
徐志坚透露，北京上千万人口中，每年到专业医院做专项肿瘤排查体检的只有15000人左右，做防癌体检的—般都是曾经有过肿瘤病史，或者病人的家属。很少有健康人主动来做此项体检。
     徐志坚认为，目前的医保体制也是阻碍推广全民体检的一个因素，将肿瘤筛查纳入医保，允许商业保险承担筛查费用应该作为一个方向。在这方面花一些钱，比把精力和金钱都放在中后期治疗药物的研制上要实惠得多。
 环境左派
     
世界卫生组织一方面认为，癌症三分之一可以通过改变环境状况、改变生活方式预防，三分之一可以通过早期发现治愈，三分之一可以通过积极治疗延长生命、改善生存状态；一方面又认为世界恶性肿瘤发病率持续上升的趋势不可逆转。到2050年，全世界的癌症发病率将比现在高—倍。
     世界卫生组织做出这个估计，是基于随着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浪潮方兴未艾，全球废气排放量和化学物品的使用将持续增加。
     既然事实证明，针对癌症的医疗技术在过去五十年里没有取得革命性进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也不大。在与癌症的这场惨烈搏斗中，能否考虑转换改变进攻方向，把努力的方向从争取治愈转到增长改善环境并重上。
     
欧洲老牌工业强国德国在这方面堪称先行者，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被称为“环境左派”的绿党在德国政坛异军突起，他们从环境保护对德国传统政治势力的发展观进行批判，赢得了大众的选票。德国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收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硕果一上世纪70年代，男性恶性肿瘤死亡率曾经高居世界第六位，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率高居世界第三的德国，到了2002年，恶性肿瘤死亡率仅排在第73位，比大多数欧洲工业国都要低。
     人的观念转变，有时候需要强烈的刺激，如果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伤亡惨重，恐怕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敢怀疑民族国家必须靠武装斗争争取生存和发展这个丛林法则。癌症带给人类的巨大苦难，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无法逃避，这个巨大的刺激，能否促使人们反思，实现第二次观念转变：不再相信工业化带来的‘锻大物质丰富’就是我们的终极幸福。
     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发表过一个预言：假如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人对物质的需求总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应该让那些为了追求新利润不断创造新需求的企业家们来界定，还是该由痛定思痛，恢复了理性的你我来决定?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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