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人1876年的巴蜀观察

zhuantie 发表于 2007-6-27 23:47:28

作者：冉云飞
 
冉按：这是我在《青年作家》开的一个“另类巴蜀”的专栏文章，刊于第六期，今特传上来供关注巴蜀的朋友们指点。上次所发的《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也是此专栏的一篇文章。 　　 　　日本人是何时进入四川的，现已难详考。蜀道难不只是难着大批的中国人，也难着许多外国人。他们要想进入四川，除了像诗人陆游、范成大以及1908年67岁的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一样利用峡江水道入蜀与出蜀、像地理学家王士性与诗人俞陛云利用古蜀川陕大道入蜀外，很少有另外的选择。像1846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一样，由北京而内蒙、西藏，经过川藏茶马古道而进入四川的人，可说是比较少的特例。
 　　日本人之大批来到中国，与18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建交有关。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胜利过后，日本的扩张野心，以及中国为强盛自己而大量聘请日本教习有深刻的瓜葛。来华的人中，若粗加分类，大抵有间谍（含常规情况刺探及物产、军事分布等）、政治家、外交官（竹添进一郎等）、旅游者、僧侣、军人、浪人、学者（如内藤湖南、仓石武四郎、青木正儿等）、作家（芥川龙之介）、如工程师（如铁路与矿产等）、商人、藏书家（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等）、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日清留易研究所等）所组织的人员等。从1870年代以后，进入中国的日本人逐年增加，即至抗日战争达至高潮。日本人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各个角落，而且偏僻难行如在下的家乡酉阳，也有他们勘查之记录。冯天瑜先生主编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版，系“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丛书），就有日本人勘探至吾乡酉阳的记载，一方面日本人求真吃苦的精神为我所深佩，另一方面为他们窥嗣中国的祸心不寒而栗。
 　　进入巴蜀的日本人虽然逐年有所增加，如1906年日本重庆领事馆记载在四川的日本人就多达71人，其中以教习与商人为多（山川早水《巴蜀旧影》），但并非每一个日本人对其行止都有记录。据巴蜀史地研究专家蓝勇统计，日本游记里对四川有记载的计有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1876年）、安东不二雄《中国漫游实记》（1892年）、山川早水《巴蜀旧影》（1905年）、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10年）、中野狐山《中国大陆横断游蜀杂俎》（1913年）、上冢司《以扬子江为中心》（1925年）、高山庆一《长江漫游日记》（1926年）、神田正雄《从上海到巴蜀》（1935年）、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1936年）等十几部书籍。而竹添进一郎1876年进入四川所记的日记，可能是最早的日本人对彼时巴蜀情形之记载。 　　 　　一 　　 　　1871年，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标志着中日两国正式建交之始，1873年正式交换生效，从此两国人士的交往便有所依凭，这便是1876年竹添进一郎从北京游历巴蜀的时代背景。竹添自幼习中国古代经典，四岁诵《孝经》、五岁学《论语》、七岁读《资治通鉴》，及长更是遍读中国古代典籍，博览群书，了然无胸。作为中国人，我们看他每到一地，熟练地参引古代典籍，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书，便会感到一点惭愧。他刊行《栈雨峡雨日记》时能请到著名学者俞樾、彼时重臣李鸿章作序，非只是浪得虚名之借重。
 　　竹添进一郎虽然是名学者，但其职业却曾是驻朝鲜与中国的外交官，与各类名流颇有往还。1874年竹添进一郎随日本驻中国公使至中国，1876年1月抵北京，甫一到任，就因使馆精简工作人员，而失去工作，他便趁机与另一位日人津田君亮相约同游巴蜀。对于巴蜀，虽然他熟读陆游的《入蜀记》与范成大的《吴船录》，也终究是纸面得来，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很巧的是，他在北京日本使馆数月期间，常常听人说起巴蜀之雄奇壮丽，引发了作为壮年的他之游兴。“余从森公使航清国，驻北京公馆者数月。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遂请于公使，与津田君亮以九年（明治九年，1876年）五月二日治装启行，即清光绪二年四月九日也。”（见张明杰整理、竹添进一郎著《栈云峡雨日记》、股野琢著《苇杭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引如不说明，均引自本书）从这个自序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游历四川的兴趣，除了在书本上的了解外，主要是才游历者神采飞扬的描绘。而这些壮巴蜀之雄奇的人，恐怕不会全是中国人，里面或许也有日本人。只是竹添进一郎并无特别的说明，而这些游历者亦无书籍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不敢断定竹添进一郎入蜀前必有日本人进入过巴蜀。
 　　外国人入巴蜀，日本人是比较晚的，究其原因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还并不是个开放的、眼光向外的国家。虽然与中国文化渊源深厚，但巴蜀地区从来不是儒学中心，不像齐鲁大地那样受到他们虔诚的朝拜，不像北京那样作为清朝首都因政治、经济的优势受到的瞩目，亦不像江南那样人文荟萃，颇得地利，出入随意且方便。外国人进入中国广大内陆腹地有诸种动力，如跋涉探险、猎奇旅行、采集动植物标本等，但没有一种动力可超过宗教传布的力量。因此当我们看到英、美、法、德诸国传教士因信仰问题频繁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引发不少事端时，日本并没有进入这些事件的中心。因为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不像西方传教士那般执著，尽管中日建交后曾有日本僧侣到中国来建佛寺，但其影响较小，远不足以与西人在中国传教引起的冲突，其影响如此深广。日本人对西人传教之认识，也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哪怕像竹添进一郎这样博学之人，也不例外，“府中（指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冉注）天主堂且二十八宇。盖二京十八省，皆建教场，法郎西国人来驻，教诱妖教，共用心可谓毒矣。”（5月12日）复次，这个时候，日本对中国尚有一定的崇敬之心，其自信及野心，还不足以远及中国内陆腹地，无论是从探险、旅行还是一定意义上的科考，都尚属鞭长莫及。故以我们的推断，竹添进一郎之入巴蜀，应该算是有记载之首次旅行。
 　　当1846年一月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到达西藏，在西藏待了不到三个月后便驻藏大臣琦善匆匆请出西藏，由西藏入川（见古伯察所著之《中华帝国纪行》）；同年九月西班牙传士陆怀仁私入湖北，被捕遣回时，中国与日本内部则还是另一番情形。同年七月，清朝命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海防练兵。同年正月至二月，日本仁孝天皇死而孝明天皇践祚，法国船只自流球来、美国船只自浦贺来，皆请通商，不许，幕府与中国的海防边疆大臣一样奏陈外国事。中国与日本处于同样不可理喻的内耗之中，视那些带来货殖利益的商船为不祥之物，将虚骄其表、怯弱其里的民族情绪发挥到极致。1846年，我们故事的主角，将是第一位进入巴蜀的竹添进一郎才四岁，还在鸿蒙之中，但早慧的他已在诵读《孝经》。当他于1876年游历巴蜀的时候，瞬忽已过三十年。1876年中国四川南充等县发生教案，英国怡和洋行建淞沪铁路，旋由中国收购拆毁。而日本同年遣使与中国交涉朝鲜事，不久迫使朝鲜签订修好条约，国内则制定有华族惩戒法、命元老院起草宪法、设立幼稚园。两国的情势，已大有不同。 　　 　　二 　　 　　1876年5月2日，竹添进一郎、津田君亮，雇北京人侯志信为向导，从北京出发，历河北、河南、陕西而四川。沿途经历的名胜古迹，风土民情，气候物产，皆能征引文献，详明古今。经过50天的行走，于6月21日由川陕古道进入四川境内之筹笔驿亦即神宣驿，费时十一日，经剑阁道，抵达成都，其所花费的时间与明朝地理学家王士性所走之苍溪、阆中、盐亭、潼川、绵阳、德阳、新都大略相同。虽然两位系相隔两百多年后在同一道路上旅行，但在道路没有质的改善的情况下，正如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雷理所说：“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凯撒同样缓慢”。
 　　古蜀道危险之情状，素来为人所乐道，竹添进一郎也不例外。他在用浅白文言道出此中苦辛外，不时征引古人诗文来支持此一印象，如过神宣驿之葱岭，引杜甫的“途危石滑”来加强其闻见。观千佛岩时，他在描述佛像各异之形态后，像他一惯所斥之庙宇遍地的现实一样，“愚氓喜怪，犹可恕焉；官而诱之，何与？”（6月22日）四川人“俗素信佛，挽近则駸駸入于祆教，全省盖教会数十万云”（7月3日），“余初在成都，闻重庆有祆教之变，至则已平矣”（7月21日）。竹添进一郎不愧深浸儒家思想的人，不语怪力乱神，很得韩愈“谏迎佛骨表”的真谛，其对佛教乃至任何宗教没有好感，可谓一脉相承。除了对宗教的排拒有些偏执外，他认为当官的如唐代利州刺史韦杭镌佛像就是不该的行为，因为这是民脂民膏，而且不符竹添进一郎比较崇尚科学的信念。竹添对中国世风颓败，沿途见生民吸食鸦片之风，多有讥评。过上亭铺亦即琅珰驿，到七曲山，见文昌庙，他对立庙以求考学，就像今日高考去烧香进佛，颇不以为然，“正学之不讲，人心之卑污，可胜叹哉！”（6月28日）他在成都见着支矶石时，竟失望而生气，“黝然淡黑，不过一顽石也。乃相传以为天上物，立祠奉之。人情喜诞，往往乃尔”（7月5至7日）。但他遇着高兴之事，也是不惜表扬之辞的，如从绵阳到罗江，“适有驱犊至者，放歌一声，响震林表，顾余而笑，岂沮溺之流欤？”（6月30日）一个放牧人无忧无虑的歌声，让他想起长沮、桀溺两位曾经规劝过孔子的隐士。
 　　6月23日宿昭化，竹添进一郎看见昭化正在修筑道路，而且发生了一路上没有发生过的“夜有盗夺衣物去”的事，可见彼时川北民贫盗滋的情形。本来前日可以从距昭化135里的朝天镇坐船而下一日即至昭化，但竹添说“然大险矣”（6月21日），清末嘉陵江的水势之大及航道之险，由此不难想见。在昭化因雨受阻一日，想必于城内曾见龙门书院、费公祠等遗迹，至于祀丁建业、丁保桢之父子之丁公祠——丁建业曾任昭化县令，而丁保桢则诞生于昭化——则在其路过的三年后的1879才建，自是未及见。而丁保桢之督四川亦是在1876年的下半年，故竹添一行与丁家竟不曾发生一点关系。从昭化下来，剑门之奇，让竹添大呼过瘾，“余自得剑山，步步呼奇叫快，不觉轿中倾轧之苦也”（6月25日）。而对剑阁县城的评价则是，“山左右合，而城适当其洼，狭而卑，其势宜攻而不宜守”（6月26日），真可谓简洁而准确。如今新县城因官模官样的政绩工程，而展迁至绵广高速公路旁，而老县城则依旧“狭而卑”地破旧不堪，好在鹤鸣山上的承隋唐佛像尚存，差堪告慰。
 　　我们见惯不怪的事，外人倒觉新鲜，这也是异地情调的吸引作用。许多第一次从陕西入四川的人，都有特别惊叹的感受，古之杜甫等人固不免，今之贾平凹、余秋雨亦如是，对于竹添进一郎这样的域外人士，就更是如此。他到了梓潼后说，“顾望来路，惟见群山万岳翔于云际，恍然疑从九天飞下吧”（6月28日）。过魏城驿，他写道：“湿云低处一鸠鸣，十日曾无两日晴。满地桑阴深又浅，吹为绿雨到绵城”（《过魏城驿抵绵州》），令人想起唐代诗人罗隐过魏城驿所写的的“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到罗江，“夹路秧田，方经新雨，苍翠染衣。山回溪转，松竹深窈，茅舍八九，乍见乍隐，随风摇曳”（6月30日），好一派惬意的田园风光。抵德阳时更进一步，“自此西南广袤千里，土厚水深，真天府也”（7月1日）。南北两地人物风光之别，在秦岭的横阻之下，显得非常的特别而突兀，因之特别容易引起外来者的感慨。这感慨里面，当然有着实的成份，但也不无讶异之处。竹添说，初到西安，获稻米不易，加之蜀道虎豹出没，道途狭险，想到一路上不容易吃到大米。但出乎意料的是，进入四川，山地之间无不种植稻米与小麦，到处是鸡犬相闻，牛羊载路。“路之险者，凿而辟之，栈之危者，磴而栏之，宛为康庄，两骑联走矣。都邑则繁盛，客店则闳壮，肩舆络绎，昼夜不绝。小站亦皆炊膏梁以待客。吁！天下之事，每出意料所不及，非深于阅历者印字机可与语之哉？“（6月28日）在糟糕的专制制度之下，四川虽亦久撄贫病之苦，但因地利之馈赠，土壤之肥沃，风雨之调顺，物产之饶富，人民之勤劳，竟亦使日人乍见之下，而大兴意外之叹。 　　 　　三 　　 　　晚清的成都，随着近代周边场镇的兴起，货物之流通，人口之云集，而各方面都得到相应之发展，呈现出自明末清初之衰颓以来，难得的复兴景象。虽然这复兴的景象远不及唐宋时成都之繁盛，然地利并不因朝代的变迁而有大的变化，要的只是岁月静好、人物平安，统治者稍忍盘剥之巨手，那么现实的繁盛则可期而至。我认为成都从明末清初的隳败之局走出来，其复兴的标志便是，从乾隆中后期，江西旧书商到成都贩书开始。因为有口饭吃，是人生存之基本，但这不是一切。但没有这基本，就不可能衍生出对文化的热爱，命将不保，指望到处都是“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是不现实的。
 　　1876年7月初，竹添经历跋涉到了成都，就且停留几日，休憩身子。他因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自是要到古旧书铺一观。其时，清末民初四川文化的勃兴，刚开始发芽，尊经书院因张之洞之主政四川，并延请王闿运当山长，而得以培育出许多英才。但在1876年，许多后来驰骋的人物，都还小，尚没有成蔚然之局。即令彼时正当年的人物如廖季平（24岁）、顾印愚（21岁）、杨锐（19岁）、吴之英（19岁）、宋育仁（19岁）、张森楷（18岁）、刘咸荥（18岁）等，皆处锥中，竹添进一郎自是无法也不想认识他们，他认识的是名重已久的俞曲园一辈人物。但与上述同龄的人中，有一位竹添进一郎应该有机会见，但可能见了，他在书界羽翼未丰，亦未必有交道。这人便是后来名重成都士林的版本学家、旧书商周达三。周达三当时20岁，后来曾为张之洞、吴棠等彼时在四川的要人刊刻书籍，晚年曾任四川商会会长。学者廖季平在其殁后曾撰有《周达三先生墓志铭》。竹添进一郎不愧深爱中国文化的人，到得成都之第二日，即“过骨董铺”，但“书画玩具无足者。书肆则所在布列，卧龙桥前后最多。青编缥帙纶乎庋阁间，文学之盛可知也”（7月3日）。书是很多，但能入竹添法眼的好书不多，但“文学之盛”则是他从书籍的繁多里，已经窥出大概了。因为有读者，才有市场，这个推断是大致不差的。
 　　竹添来川之前，似乎也看了不少关于四川的书籍，因此日记用一定篇幅引证四川之所以为四川的诸种成因。他认为巴蜀地区的人，“民质直而剽悍，然五方杂处，匪类亦多”（7月3日）。“自入川省，每县有务政坊，每闾有节孝坊”，竹添分析说，这是因为好官太少，世风浇薄所致，“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7月19日）。但再博学，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巴蜀的专家，因之四川之来历便弄错，而此点整理者张明杰也没有什么说明，大抵他也不清楚。“所谓四川者，盖取名于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也”（7月3日），其实四川是在宋代由益州、梓州民、利州、夔州为治所的“川峡四路”，简称而来。弄错了四川的来历，也不妨碍他在成都玩得尽兴。在成都时，虽然没有会到前述那些将来在四川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但刚卸任的新繁知县、江安人陈锡鬯的来访，还是让他很感高兴。陈之来，没有任何交待，不知是谁人介绍予他。竹添在书中记录了一些类同小说家言的东西，如陈给竹添言其父亲在道光末年即测知天下将大乱，并说了“不出数岁国难必起，惟楚材足以靖之”的话。这个难逃事后诸葛之讥的说法，善于怀疑的竹添竟深信不疑，不亦怪哉？
 　　竹添在成都的十天里，大多为雨天，范成大谓“蜀中无梅雨”之说，他认为“未必然也”。以今日观之，其游武侯祠，无特殊可记录者，但杜甫草堂里，“祠西成渠引池，有鳖数十，浮出水面，见人无畏避之状”，今日无由得见。青羊宫里则设剧扬，“商贾云集，百货山积，人雷汗雨”，说明交易之旺，气候之炎热，于竹添这样不做买卖的旅游者说，“殊为可厌”（7月5至7日）。十天之后，“议买舟东下，时水大涨，江路危险，乃取陆路”（7月11日），其时这个理由也未必成立，因为水路最险的路段也不是成都到重庆。早晨六时从成都出发，陈锡鬯送他们一行至渝，八日即达重庆。除民俗风情外，路上所记者，竹添特为加意的是，一为井盐，二为甘蔗，竹添经世致用之心可为厚矣。竹添在详述各种管理井盐买卖的方式后，他说，“余则以为赠产盐之地，计置灶若干出盐若干，以收其税，听商民就场卖买，随便转贩，不必给引，则商民均赖其利，官亦庶免乎亏盐课之忧矣”（7月16日）。他这样近乎市场经济，自由买卖的见解，高出彼时很多中国人。 　　 　　四 　　 　　竹添进一郎一行在重庆并没有停留，但他在日记里记叙重庆刚刚敉平的一场祆教与当地民众的冲突。祆教冲突在当时的四川此起彼伏，1873年有遂宁之变，1876年则有重庆江北之乱，教徒与民团之间的争斗，可谓激烈。一方面是民众焚神像，另一方面是教徒烧民居，投毒于水井。总之，扰攘不休，刚有承平之象。复次，竹添不愧有心之人，因用范成大《吴船录》来证实重庆瘴气和水井之关系，“范记云：‘盛夏无水，山水皆有瘴。’询之，曰：‘瘴气大减于昔时。但井不可食，特充洗涤之用而已。’”（7月20日）
 　　陈锡鬯因送他们至重庆，遂结下较深之感情，因此分手时，竹添进一郎写道：“乃告别锡鬯，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盖是邦送行常语也。嗟！余自入蜀，即纳交于锡鬯，肝胆相投，呈辄咨询，依以为西道主人，锡鬯亦自任不辞。今乃遽然分袂，真所谓‘别离已异域，音信若为通’者。口叙常语而诚发自中，黯然久之”（7月22日）。竹添游历大半个中国，也只有遇着陈锡鬯这样的一位耿直重情之人，因之走笔不免动情。“一路平安”之口语，今犹常用，百十年间，口语无有变化，但这句话见证过多少生离死别，阅历过多少沧桑巨变，阅竹添此段感慨，不免令我等后人感慨复感慨也。
 　　甫到船上，竹添即看到船老大鞭笞拉纤者，“顷之创痕层层交背，旁观亦为酸鼻”。再者晚间歇船上，则臭虫叮咬，令人不耐，“后闻虫性怯油，寝藉油布则无患”，此等生活小窍门，今日读来，依旧感到亲切无比。舟行三峡，竹添记录之文字雅洁可喜，不让明清小品，其神情清俊，态度可爱。“抵皮石，即楚蜀过脉处。南岸有小聚，茆舍瓦屋相间，颇楚洁，可就而买醉也。舟行一转，忽得奇岩，曰铁棺峡，以形似得名。不知何物黠仙，藏体魄于绝壁，千年不朽，以云烟为墓田，猿鹤为吊客，使过者不觉仰首惊叹也”（7月30日）。到得楚境，他除了论述防洪和海关问题，尚有关涉四川的数处。“过东市，川省木材多聚焉。木材之出于川省者，缚作大筏，上又构屋，资生之具皆备。多者至六七户，或有作圃种菜蔬者。候水涨顺流而下，盖东坡所谓鱼蛮子类也”（8月4日）。与今日尚存之富春江上渔户生活竟有几分相似（见《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6期有文述此）。苏东坡所谓鱼蛮子者，可用此漂泊江山，逃繁重之赋税，“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鱼蛮子》）。而“武昌、汉阳一带，有川米来而价减之语，则知方今楚人皆待济于川省矣”（8月16日）之记载，在今日恐怕已是陈迹。
 　　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其记录可谓巨细靡遗，但我只能挑一些他人记录不详，或者他观察角度比较新鲜的地方，来加以论说。他沿途进行各地风物之比较，比如有“而后入巴蜀，饱啖荔子肉”（《南十里铺题壁》），大抵彼时荔枝产区虽不及唐宋，但可能比今日只有合江一地能产，要宽广些，从中也可以看出气候变迁。到了鄂西，他记述了我们土家族的一首诗，特别感动我：“久为巴蜀客，又向楚天过。村古蚊声集，江开月色多。淫词仍陋俗，夜舫自蛮歌。搔尽星星鬓，羁愁奈汝何”（《泊邓家沱》）虽然是百多年前的一首诗，但至今读来，仍鲜活如在目前。竹添进一郎作为一位日本人对巴蜀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加丰富细致地认识巴蜀的历史，而不是粗枝大叶地看待我们祖先过往的生活痕迹和文化历史。 　　 　　2007年4月之杪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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