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社会现状（部分）
今天（16日）的《羊城晚报》头版头条是“不被鲜花淹没，增添创新勇气——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官样文章，内容自不必说，单看标题，“不被鲜花淹没”，如果不是当政者的故作资态，那也算是有点自知了。三十年来，经济的发展固然有目共睹，但除此之外的问题却总是被当政者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三十年的赞歌自然有人唱，那个自封的“人民的儿子”也自有人拜，那我就来唱点不和谐的声音出来吧。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数据，随便那一份机关报之类的媒体都能看到，而三十年来的问题却只能于现实中看到。
国家政治生活方面
中国当前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政治败笔是从实际上（再强调，是从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的罢工、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民主权利，所谓的《游行示威法》不过是当局掩饰独裁的一块遮羞布。此外，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治暴力冲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以下部分内容摘自新闻媒体）
1、公共权力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导致公共权力私人化。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官员将公共权力用作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已是普遍现象，每年被查办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最有力证据。公共权力私人化导致了国家的权威下降，政府的权威下降，法律的权威下降，以及公共权力的权威下降。公共权力私人化导致“官” 民矛盾激化，导致广大民众对包括合理的差距在内的任何差距的拒斥，导致民众对制度的仇恨，这可以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不安全的因素。
2、暴力机关滥用暴力，导致日常生活中暴力“合法”化。
拥有“合法伤害他人能力”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使用权力侵害平民，渐成司空见惯之象。除了引轰动的哈尔滨市警察打死人事件外，其实，只要在网上搜索“警察打死人”，出现的新闻就有一大堆，举个典型例子：上海的“红顶商人”周正毅勾结地方政府官员强行拆迁居民住宅，为受害居民辩护的律师郑恩宠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逮捕，并于2003年10月判刑3年。郑案表明，中国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与诬陷手段对付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人士。由利益集团操纵法律任意诬陷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权力私人化与暴力合法化现象。
这种暴力机关滥施暴力的行为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执法暴力首先是摧残血肉之躯的生命，其次还不可弥合地摧残了被害者的心灵，在其心灵深处以血刃留下累累创伤。更重要的是，它还摧毁了法律和执法过程的程序正义。
此外还有一点可能以前被忽略、而在“杨佳事件”后才引起人们重视的后果，那就是暴力残害所具有的双向性。一个社会的执法机构如果经常依靠施行暴力来维持“安定”，其结果必然是最终毁灭安定。因为，一个社会中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被暴戾压抑和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空间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然随之减小。这种政治生活暴力化的后果是民众对滥施暴力的仿效，从而致使暴力极度扩张和普遍蔓延，最终结果是包括滥施暴力者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暴力的残害对象，成为暴力的承受者，成为暴力的牺牲品。
3、政府官员与涉黑团伙相勾结，导致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
近几年在各地频频发生的城市拆迁事件与农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夺民财的经济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撑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还表现在政府官员与黑社会勾结，充当其后台和保护伞，并利用黑社会的特殊“功能” 来实现自己的某种“黑色”目标。如广东阳江的黑社会事件领头的犯罪分子还是人大代表，如果不是他胆大包天，插手阳江核电项目这个国家级工程，阳江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抓一个黑社会，却要瞒住阳江市政府、阳江市公安局等单位，由国家公安部一个副部长带队，武警出动才能成事。正因为有了政府官员这样的靠山，近年来各地出现了许多黑社会集团，它们大量采用暴力手段进行各种犯罪活动，在行动中几乎不留活口，以训练有素的冷静方式杀人如草芥，其冷血程度较之好莱坞电影中的变态杀人狂有过之无不及。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有一个表现是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居然还具有了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 如林国钦，其身份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括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情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些一经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4、农村越来越凋敝、农民出现游民化、农民工的生存处境越来越悲惨
第一、农村经济的凋敝
改革开放三十年，出了个华西村，只可惜，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只有一个华西村。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预计下世纪中叶人均耕地会降到1.2亩，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由于目前农用耕地迅速减少，人均耕地减少趋势会加速）。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同时，农户总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54亩，户均耕地面积8.59 亩；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43亩，户均耕地面积锐减为5.44亩，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已逾6，000万人。户均耕地面积惊人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不断缩小，经营农业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 年，这一比例已扩大为1：3.24。2003年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农民收入还在下降。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耕农尚能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
第二、政府圈地运动使失地农民增多，农民出现游民化
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曾经被誉为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特点。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出现萎缩，并由萎缩进入萧条。此同时，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第三轮“新圈地运动”，这轮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农民的用地为目标。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已经赤裸裸地将公共权力用作私人瓜分资源的资本，与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济精英及农村基层干部合作，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迁者与耕地被占用者就范，失地农民因此剧增。据测算，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的损失至少在10万亿元以上，而这些资金本来完全可以用来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2亿左右（按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但由于城市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也逐渐梗塞。从1996年开始，许多城市开始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要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三、农民工生存现状恶劣
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城市却不肯给他们一个立足之地。国务院《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农民工收入以500元～800元居多，他们“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在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9小时的达40.30%，9～10小时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大多数农民工采取两栖的生活方式。”除经济收入差外，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基本不存在。公安、城管、街道、工商等强势部门，那一个不能农民工当“慰安妇”来插？他们付出的血汗白白流失，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群体，如正在东芜打工的江西抚州市龙溪镇陈园村农民周永辉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过后他便跟着村里的几个伙伴来到东莞找工作，先后在几个工厂干过钳工、修理工和搬运工，时间长的干了十几天，短的还不到半天，老板一不高兴就会把工人辞掉。两天前，他进了温塘工业区的永泽电业厂，一进厂就交了１００元的押金。早晨７点半开始上班，晚上加班到凌晨１点，除了中午和晚上吃饭时休息两个半小时之外，每天工作时间达１５个小时，就是这样干，一天也才挣了４块多钱。工作时别提跟同事说上几句话，就是多看看其它地方，都会遭到工头的喝斥。记者了解到，他所在的永泽电业厂没按规定给员工办理暂住证和医疗、养老等各种保险。《新华网广西频道》）随便那一个老板，都可以随时扣发他们的血汗钱，如要讨欠薪，除了暴力、自杀秀之类，真的不知怎样才能“按正确途径”讨薪，用了暴力、自杀秀等方式，除了会被执法机关很正义地很认真地执行法律外，还要被一些无良的记者在媒体上侮辱。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工农联盟早就不知丢到那里去了，而我们一直在学的政治告诉我们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早就成一纸空文了，谁才是国家的主人？农民是仆人，他们在今天成了侍候主人的仆人。
思想信仰方面
普遍的道德沦丧使社会道德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现今的中国如果说除经济增长之外在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还有争议的话，那么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处于建国以来最坏的时期这一点则差不多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中国的政治精英在这3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基本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现今的中国，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精英更是除了牟利之外什么都不顾忌。他们心狠手辣地巧取豪夺，无耻至极地坑蒙拐骗，可以说是在用普通百姓的尸骨堆砌自己的财富城堡，用人民大众的血泪填写他们的发家履历。别看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一度也是“穷光蛋”的暴发户们在公众场合下衣冠楚楚、光鲜明亮，在电视节目中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竭力在使自己向“文化”、“文明”靠，但他们吞噬起同类来可是一丝毛发、一颗骨渣都不会剩。这是一帮通体内外都被罪恶与无耻熏成了黑褐色的恶棍。再看中国的文化精英，其状况更是不堪入目，中国当下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了权力面前百依百顺的奴才、人格方面矮小而丑陋的侏儒、精神世界极端空虚的怨妇、文化上毫无建树的掮客，这是一群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骗子。他们既骗取名誉，又骗取地位；既骗财，又骗色。再看中国的“民众”，如今的中国人，既抛弃了传统伦理道德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条和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大公无私”的精神训诫，又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嗤之以鼻；既不害怕现世报应，更不害怕来世报应；既不信奉上帝，也不敬畏鬼神。他们因无所畏惧而十分可怕！
组成社会的人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样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我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 “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中国素来有民“以吏为师”的传统，在此传统下，官行民效，上行下效，官府尚且如此行为，又怎能对民众有更好的期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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