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gia 发表于 2006-5-25 15:58:39

对话北大教授张颐武:中国还需要更多章子怡(图)

孔子打擂章子怡,张颐武输?

  中国梦复制美国梦,要靠明星?

  学者寻找明星,“贩卖”文化?

 >>>对话背景

  《××都市报》一篇《孔子不如章子怡?!》的文章,把张颐武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间板砖无数。“张颐武连孔子和章子怡的高下都不分,也配做大学教授?”的论调在网上占了主流。

  但事情很快发生戏剧性转变,多家媒体出面辟谣。5月22日,张颐武通过博客讲述原委,他认为《××都市报》断章取义,唯恐天下不乱,他在《新周刊》的《“贩卖”中国文化》一文里,原话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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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张颐武

  我拿孔子和章子怡比较没什么不恰当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有报道说,您说“孔子不如章子怡”。之后又有消息说,媒体曲解了您的说法,这到底怎么回事?

  张颐武(以下简称“张”):《××都市报》发表了题为《孔子不如章子怡?!》的文章,说我认为“孔子不如章子怡”。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不是我的观点却无中生有地强加给我,而且还引发了许多激烈的言论。

  我在《新周刊》说过的原话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在惹出事端后,《××都市报》又一次发表了歪曲我原话的文章。

  青周:是不是您拿孔子和章子怡作比较不恰当,才给媒体可乘之机,变成了话柄?

  张:我不认为这个比较不恰当。孔子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代名词,但传播效果还不明显。

  我的比较可能有一定戏剧性,但恰恰就凸现了当下文化形式的状态,以及我们面临挑战的严峻性,起码能让大家关切这个事实。这个比较放在整个语境里是不会引起误解的,在《新周刊》发表了一个多月,都没有任何爆炸性争议。

  知识分子在媒体面前是弱者,比如我说智力正常的人都能理解我的意思,它就说成不能理解的都是智障。正说和反说都由它。

  章子怡只是一个大众文化符号

  青周:但您把孔子和章子怡放在一块儿说事儿的确挺奇怪的。

  张:直接把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向普通外国人作深入介绍,难度极大,连很多中国人理解起来都很吃力。

  文化传播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文化折损。如果把《论语》直接传播出去,文化折损会很大,不容易被人理解,应该借助一个容易被别人接受的载体。比如章子怡这样对西方有一定吸引力和号召力的大众明星,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灵活地推广出去。

  青周:其实您也拿姚明与孔子作了比较,但大家都选择性地忽略了他?

  张:章子怡这里只是一个大众文化符号,媒体却把它引申、夸张了。我觉得红颜祸水、蔑视戏子这样的传统落后观念在中国人心里还是存在。

  像姚明这样的体育明星形象,大家没有什么非议。对于演艺界,一方面社会在改变,有追星族、粉丝;另一方面,一旦有风吹草动,深深植根在我们意识里的传统落后观念就爆发出来。

  魏明伦站出来批评我说“万世师表不及一个尤物?”我非常惊奇。他原来为潘金莲平过反。他曾那么坚定地反对歧视妇女的传统文化糟粕,为妇女的尊严、自由而呼唤。到了今天居然用一种非常传统的妇女观来说这个问题,与他原来的想法背道而驰。

  有人从谩骂中找到快感

  青周:您说人们希望您说“孔子不如章子怡”这样的话,可以借此来攻击您。为什么您会这么看?

  张:现在这个社会里,大家压力大、困扰多,渴望有一些耸动性的消息来发泄。比如你的专业你露了怯,说了荒唐的话,大家就跟看到明星的绯闻一样。这不就证明你的优势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吗?

  他们说你连孔子和章子怡的高低都分不清楚,也配做教授吗?他就产生了很强的快感。如果被澄清了,他不会去追究媒体的责任,反而觉得很失落:你为什么没说这样的话呢?

  青周:有人建议您到美国去说“布兰妮和耶稣基督一样伟大”,你想美国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张:有人认为明星都不登大雅之堂。但据我所知,美国大学的文化研究课程里,就探讨了“百变女郎”麦当娜。研究她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女性的意识、整个社会的冲击。学术研究的对象没有高低之分。

  这个比较是极端化的,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但这不奇怪,我们也能经常看到前卫艺术家作这样的比较和拼贴。当然不能越过社会法律、道德的基本限制。

  美国学者宣扬价值观没有好莱坞电影有效

  青周:您认为大众明星的影响最大,离开了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就难以传播了吗?

  张:谁的影响最大很难评判。但大众文化比较直观,对整个公众舆论的扭转,对普通公众的影响是最大的。

  美国的学者也在宣传他们的价值,但就是没有好莱坞电影那么有效。美国的哲人爱默生、梭罗,中国一般的公众并不了解。

  美国人认为他们对生命的重视比其他国家更强,通过《拯救大兵瑞恩》你就能了解。他不需要告诉你爱默生是谁,但是他的价值观已经通过大众文化传播到了你的内心。

  青周:国外普通民众不了解我们的文化,难道我们就要用迎合的心态去得到认同?有人说您主张以媚俗的方式宣传我们的文化,是对自己文化自卑的表现。

  张: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美国文化也在适应他国趣味。它输出大众文化时,针对不同的社会做调整去适应本土。因为牛在印度是神圣的,麦当劳到了印度就没有牛肉了。

  不能仅仅说你有什么好的东西给别人,也要了解别人对什么感兴趣,否则达不到传播的目的。

  西方大国绝不是仅仅靠战争机器来让你害怕、接受它,也靠软的力量,在文化输出时也作了调整、让步,也在“媚俗”。

  你怀揣着和氏璧想给别人,别人却认为是块石头,不屑一顾,这时,文化传播就不能完成。你得把自己打造得更有吸引力。

青周:您所谓的借助大众文化符号来传播传统文化精髓,就是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吗?

  张:虽然美国有很多问题,但仍依靠20世纪营造的美国梦吸引了全世界。这个梦就是每个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能力就能成功,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美国梦对美国创造20世纪的价值,作用实在太大了。

中国经济发展到21世纪这个阶段,也要创造自己的中国梦。这个梦是吸引全世界的人来看的,它不能太高深,要用简单的方式告诉世界,我们很有活力,你来吧,中国能给你带来机会,中国是你实现梦想的地方。

  这是我们文化推广的关键第一步。先把他们吸引过来,再推展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论语》400多年前就被翻译成了欧洲语言,传播还是不尽如人意。孔子是需要我们热爱的,但我们不能仅仅躺在他的身上,传播方式需要根本的改变。

  明星能传播国家的核心价值

  青周:法国就是以精英文化著称的,并不是以大众文化符号传播精英文化,来让世界接受。

  张:法国文化在世界上也还不能说是主流文化。法国社会中好莱坞的力量还是很大,法国电影也很衰落,各种文化形式都受到美国文化的强烈冲击。

  青周:您认为美国文化、价值之所以主流,就是因为借助了更多汤姆·克鲁斯这样的大众文化符号吗?

  张:明星的影响力非常大。

  美国宪法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读,但是美国的核心价值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每部电影里。你看了《拯救大兵瑞恩》你会感叹美国对普通人的重视。

  影迷喜欢汤姆·克鲁斯等人,进而去关注他的作品,而他们的作品也从某些侧面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这对传播美国的核心价值其实是起作用的。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力量。

  青周:难道通过几个大众明星,就能改变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局面吗?

  张: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当然很重要,不能说光有形象而没有经济、文化基础。

  经济改善了,就有更多、更好的文化需求。既会拉动国内文化的发展,也会拉动中国文化对外的扩展,西方也才会有了解我们文化的需要。但是我们国家形象的好转现在只是朦胧的,外国人只是因为经济需求才去学中文。

  靠几个明星当然不够,但这毕竟是个努力的步骤。还需要全方位的工作。

  还需要更多章子怡和姚明

  青周: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大众明星向世界传播了怎样的中国文化和价值?

  张:举个例子,《卧虎藏龙》表现一个女子不羁地追求感情生活。《英雄》、《十面埋伏》等跟过去展现的中国人形象都不同。巩俐在张艺谋上世纪90年代作品里的形象,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显然要压抑得多。

  现在,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全新的选择。中国人的自由、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些改变恰恰需要新的年轻的形象向世界传达。

  年轻的中国不是靠个体来推展,不是我们选某个人做代表,而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人。目前我们在推展中的确做得不够好,还需要改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章子怡和姚明。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关注大众文化

  青周:您一直强调依靠明星等大众文化符号传播我们的核心价值。你们学者在承担这种文化传播上起到了应该有的作用吗?

  张:学者的影响可能比较长远,但传播比较缓慢。大家都在努力。传播途径需要多种多样,教育界、经济界、政界等都要去交流。困难在于,扭转整个社会的舆论,学者的对话途径是很单一的、有局限的。往往是学术性的讨论,很难普及到公众层面,充分地传播。

  青周:学者的职责就是搞研究,让大众明星去负责文化传播?

  张:各有各的功能,受众圈子也不同。两国官员、商人打交道,都能潜移默化改变彼此的观念。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西方一般公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差得多。我认为迫在眉睫的恰恰就是在大众传播这一环节。

  青周:是什么原因让您这么不遗余力地宣传大众文化?

  张:我不是在宣传,而是觉得应该去认识和了解大众文化。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教中国现代文学,讲经典的文学作品。我觉得自己讲得还是不错,学生的反应却很冷淡,觉得这些跟他的内心世界无关,没有给他切身关怀。有学生却经常问我关于当时流行的电视剧《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的问题。我发现我原有的知识在他们面前不够用,无法回应。

  老师要教授书本知识,也要回应学生的问题才有公信力,才会让他觉得你说的那些知识会对现实发生作用。现实问题都解决不了,他就会质疑你。我从那时开始关切大众文化,这是现实提出的挑战。这些学生也教给我,不能仅仅坐在书斋里,也应该关注生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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