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谈爱妻徐帆：一朵鲜花还是插在了牛粪上
据王朔第二天告诉我，坐下没有15分钟我就自己给自己灌趴下了。回去的路上是别人开的车，我一直躺在后座徐帆的腿上。一路上车停了无数次，我重复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吐。当我听到我一直躺在徐帆的腿上时，酒全醒了。
我详细地向王朔打听，徐帆当时是什么表情?我什么姿势躺在她的腿上?她的手放哪儿了?
王朔笑着说:手一直托着你的脑袋。你吐了人一身。没有烦你。
一股暖流袭上心头，我说:我要没喝醉多好呀，这么好的机会浪费了。
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徐帆的电话。
她问我:好点了吗?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正式向你道歉。
她说:以后再也别那么喝了。脑子该喝坏了的。
放下电话，我想，这就应该算关系不一般了。
后来徐帆告诉我，我的脑袋把她的胳膊都枕麻了，稍微一动我就喊“晕”，她当时忽然觉得我挺可怜的。
我想，这就叫缘分吧。这事要是搁别人，别说还觉得你可怜，觉得你可恨都算轻的。
这之后，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见面。再次见到她是在首都机场。我们两人同时获得“金鸡奖”的提名，被邀前往广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
那是11月初的一个上午，大约有四五十个接到电影节邀请的人蜂拥在候机厅里，乱哄哄互相打招呼。我在人群里看见了徐帆、陈小艺，顿时来了精神，显得特别的兴奋，跟很多熟人开玩笑，介绍徐帆是我的女朋友。一副强买强卖的无耻嘴脸，弄得徐帆哭笑不得。
登机后，冯巩和徐帆坐在一排，我和冯巩换了登机牌坐在徐帆的旁边。
徐帆对我说:谁是你女朋友呵?你怎么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呵?
我说:我正式通知你，从现在起就是了。
飞机起飞后，徐帆开始作睡觉状。我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忽然回头，发现周围的目光都在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问徐帆:你睡得着吗?
她说:睡不着但特别想睡。
我说:我给你讲故事吧。
她闭着眼睛说:讲吧。
那时天已经凉了，我把我的皮外套脱下来盖在她的身上，她也没有推卸，身体缩在皮外套里面。
我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个渔夫老爷爷，出海打鱼，钓上了一条小金鱼……
徐帆说:你把我当成3岁的孩子了吧，这故事我都听过八百遍了。
我说:这不是为哄你睡觉嘛。讲没听过的，你睡得着吗?
徐帆不再说话，仍然闭着眼睛一副听之任之，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表情。
她头枕着舷窗，云层在窗外铺成波涛，阳光分外强烈落在她的轮廓上。我把窗上的隔板扣下来，使她的脸完全处于昏暗之中。
然后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了“小金鱼”的故事，见徐帆没反应，又接着一口气讲了“狼外婆”“狼来了”等一系列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过的故事。讲得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如愿以偿，她在我的故事中沉沉地入睡。
这时，我回过头来，四下打量。发现周围的熟人都在看着我，冯巩和陈小艺都露出了比当事人还难为情的笑容。
那次“金鸡奖”我和徐帆双双落马，但我们并没有空手而归。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领到“金鸡”，却将彼此作为终身奖励颁发给对方。直到今天这座奖怀仍熠熠生辉，行情看涨。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恋爱。很长一段时间里，采访徐帆的记者问到她的最后一个问题，通常都是:
你怎么会看上冯小刚了呢?言外之意是:不应该呀。朋友闻讯也对我说:徐帆能看上你真是你上辈子积了德。意思也是，打劫了银行还没有被绳之以法。我却不这么看。我的看法是: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她。这句话好像前面的文章里说过，放在这件事上仍很贴切。看来此话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用以表示制裁只能使双方都受损失。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贴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
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发沙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在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5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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