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的儒家
平常有人問我儒家就是中國文化的中堅代表嗎？我經常瞠目不知所對。因為我性喜涉獵博覽，不能由博而約，專攻一技一藝之學，至今一無所長，一無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國讀書人中的知識分子。只是因緣時會，在偶然的需要時講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孔、孟學說，因此便被人誤認我通儒學。等於我生平喜歡說禪講佛，別人就誤認為我也通達佛學。事實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當然也不明道，只如韓非子所說的南郭處士，濫竽充數。所以看過我的書，只可以認為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參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的問我，那我就無言以對了。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因時代累積久遠，自然會形成它的龐雜而高深，這也如莊子所說的大椿之樹，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它所成長的年代久遠，自然是枝條妙密，幹葉繽紛，又加上那些攀附叢生在樹幹外表的藤蘿茂草，縱使是專家學者也難一一剖析精詳，豈能隨便即加定論。明白這個比喻，便可知道隨便要講中國文化，實在不可能以一概萬，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強的說，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文化本質，影響民間社會的是雜家、陰陽家和道家之學，並非純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既如歷代用於政治學術思想的，實質上，也是摻雜法家、道家、兵、農、儒、墨等諸家之學，也並非完全是儒家學說。
講到文化，應該要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只要精細一讀我們先民的歷史，先不說三皇五帝等的堂皇尊號，只要從眾所周知我們的共祖軒轅黃帝開始，那個時代首先所建立的文明，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學的天文、星象、曆數以及人群生活技術的農業、畜牧、兵器等的開發；然後根據自然規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務的政體官制：這些一切的上古傳統學術，就被漢代的歷史學者們，把它歸納到道家、陰陽家、雜家的範圍裡，因此形成秦、漢以後的中國文化，好像只有讀書的儒生們所代表的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那完全是誤解的結果。如果說自周公制定禮樂，再經六百年後由孔子刪詩書、訂禮樂，形成孔、孟的儒學，因此就是中國歷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盡然。須知周公、孔子著書立說的目的，只是彙集先民對於人道文化的精華，傳之後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如何都能做好一個人之謂人，萬一出而為政，為社會人群來做大事，必須知道博古通今，怎樣才能做好一個聖君賢相。換言之，孔子秉承周公彙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莊子所說的只是「陶鑄堯舜」，教導人們如何塑造一個聖君和賢相的典型，使他為人群服務不負平生所學，但很遺憾的是，從秦漢以後，所謂的儒生們，為了謀求榮耀的職業而出仕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權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稱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反是號稱有「致君堯舜」之道，豈非春秋大夢。由此而使負有師儒之道的儒家學說，乃至如「五經」、「四書」等儒學內涵，便變成千古蒙塵的迂疏之學了。雖然如此，但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上，歷代的儒生們，總算還很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學成為周延貫串中國文化諸子百家中的經絡作用，永遠不能脫離它的範疇，等於人體血肉之軀的生命，如果沒有經絡的作用，就會斷絕生命活力而無生機了。
師儒之道在歷史上的分歧與衍變
從周武王姬發奮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紂王的暴政，建立諸侯分封，中央集權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歐洲歷史上的聯邦政體。但周朝封建制度，並非猶如歐洲中古時代奴隸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政體，由周公姬旦制訂禮、樂、刑、政制度，並以師儒之道為最高導向，所謂：「師以德行教民」，是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為基礎；「儒以六藝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產技術相結合為根本。但時勢的趨使，無論任何一種體制，始終難逃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既如周初封建體制和師儒之道的精神，經過幾百年以後，也便衰落而變質。
到了春秋時期開始，所謂師儒之道的禮、樂遺風，只有周公後嗣的魯國大體上還保有周禮文化儒術的規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魯國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遺制的精神，「刪詩書、訂禮樂」，傳述德行之道和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相結合，保留兼備師儒為一的教化，做為後世的準則。孔門弟子，如顏淵、曾參是傳承孔門以道兼藝的精神，至於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藝兼道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魯定公、哀公時期的魯國，還能保留周魯儒術最為純樸風氣，這也就是後世和現在所說儒家學術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時期。
秦漢階段
戰國開始，除孟子以外，如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術，便大有不同於曾子、子思傳承的道貫，而且由孔子所訂定的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的傳說，也便各自主守師承，顯現分歧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為相，建立以法治為主的政權，便完全捨棄周魯儒家的典範，因此在秦、漢交替的七十年間，所謂儒家經世之學，幾乎命如懸絲，不絕如縷。
劉漢興起的初期，舊史所稱譽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體上是以黃（黃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摻雜為主體。再傳到漢武帝時代，才有所謂「盡黜百家、一尊於儒」的時勢出現。如果我們站在現代思惟法則來追論漢武帝時代的文化歷史演變，對於「罷黜百家」之學的得失成敗，實在難下定論。但自漢武帝到漢宣帝以後，漢朝政權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階層，大致來講，確實是彬彬多文學之士，蔚成一代風規。
東漢以後，號稱儒生數萬人，對五經章句訓詁的學問，反而愈來愈疏懶，一般所謂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學致君於堯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後的一群太監。在朝廷中的有學之士，厭惡太監們的擅權和專橫，一般自命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如小人們比而不周的黨派，因此與太監們競鬥權力，在歷史上便首先出現東漢特出的黨禍，終使劉漢政權，陷於衰落敗亡了事。但我們在前後《漢書》中，注意儒林的傳記，便可知道兩漢經師家法和授受的秩序，雖然對於周禮師儒之道的精義，並未能達到最高領域，而在那個時期中被認為名儒大臣們的章疏文辭，祖述周、孔法言，對於輔助當時現世的政治和教化，還是相當有力，所以歷史學家們認為漢儒：「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生之效也」。這些雖是秉筆寫歷史的儒家們所說的主觀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實，不能完全厚非。
魏晉南北朝時期
到了魏晉時期，因受漢末儒學空疏迂闊的刺激，學術思想一變，偏向老子、莊子、周易，三玄之學崛然盛行，儒家經學，幾乎有衰歇停頓的趨勢，尤其自東晉以後，政局演變成南北分治的割據局面，師儒之道的傳承，也就漸漸發生異同的見解，北魏和南朝的蕭、梁時期，對於儒家經學的義理注疏，文辭更臻縝密。南方的學者，喜新而厭舊，但北方的學者，守舊而疑新，甚之，譏誚南朝的學者標新而多偽。在此時期，印度進入中國大小乘佛學佈譯新知，與三玄之學互相合拍，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化吸收融會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論。
隋、唐之際，承接魏、晉、南北朝兩百餘年儒、佛、道三家之學的互相摻雜之後，思想開放，從儒學的六藝變成以文藝為勝場，文章詩賦，別開生面，唯有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彙成巨著之外，師儒之道的精義，專家傳經的風氣，幾打絕響，李唐三百餘年間的文運，雄渾瀟灑，風流倜儻的別緻，其實，都是禪道與文藝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後，名臣學士，為了政見的異同而興意氣之爭，師儒之道的經義，在學術上並無特別的創見，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黨派之爭，無非是文人學士在政治上的意氣用事，禍延朝野。由之而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間的高明之士，厭倦時勢，大多不逃於禪，即歸於道。
宋明理學的興起
宋初名臣，即以師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權與君權之間分庭抗禮的氣節，因此而使宋朝尊重師儒之道的形跡，前邁漢、唐、後至元、明、清三朝，皆所不及。由此問啟濂（周敦頤）洛（程頤、程顥）關（張載）閩（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學儒宗，專事闡發心性的微言，自稱繼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學說，從此形成後世的師儒名教，專守程朱章注，即為周、孔的絕學。甚之宋史也變易漢書、唐書的成式，別立道學與儒林的分類傳記，藉此標榜宋代的道學，方是孔、孟、顏、曾師儒之道的真髓。所謂儒林，只是文學辭章之士，還不及子游、子夏之輩於萬一，實在是一大出格現象。因此積成北宋時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黨爭，形成洛黨、蜀黨、朔黨等的異見，造成元祐黨禍的巨變，足為歷史的殷鑒。南宋末期，權臣名相，又起而打擊道學，指為偽學，皆以學術意氣的主觀成見，做為政治鬥爭的戈矛，自相內鬨，終使宋室由文弱而至於滅亡，尤為可嘆！但在兩宋三百年間，割據北方立國的遼、金、元，乃至與宋室相終始的西夏，政教規模，大體上還是尊守孔、孟遺教，只是北方學者，大多援儒入於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學，別樹風格，甚之，有視宋明理學並未徹知儒宗，頗有異議，凡治文化學術史者，大多忽略這一史實。
明清時期的儒林
元、明之間，承先啟後，應是由南宋末期的金華、永嘉事功學派的啟發。而後繼起的河東薛敬軒、姚江王陽明，門庭分立，遞相興替，但始終不出宋儒朱熹的道問學，與陸象山尊德性兩者的藩籬。明代唯一特點，即是百家爭出，模擬禪宗的公案語錄，開創儒家學案的著作，對於經義家法，完全寂默無聞。自嘉靖到神宗以後，一如東漢末代，大臣學士，起與太監爭權，終於構成東林黨禍的巨變，促使民變與盜賊相結合，以致於亡。但崇尚儒學的清代學者，卻綜合宋、明儒家與漢儒經師而作比類，認為「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但對明代儒學，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論斷，因此便說：「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臺閣風厲（指如張居正等），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例如此等兩非兩是的案語，完全猶如老吏斷獄，先入其罪，而又筆鋒一轉，為之巧妙開釋，真如刀筆吏的含混妙文，可為拍案叫絕。
清朝初建於東北邊鄙的滿洲，但自建都盛京（遼寧瀋陽）開始，即知為政之道必須首重儒士，於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徙東北而歸順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甯完我等輩，為之參照明朝政體，建立規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後，為皇太極、順治、康熙繼統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親政開始，英年好學，特別重視儒家經說，兼習西洋天文、曆數等學，與李光地、熊賜履、魏象樞、張英、方苞等君臣師友之間，尊重周、孔經義，襲用明朝以來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戰亂之中，起用前朝歸順敦品勵行的儒臣。如湯斌、陸隴其等輩，形成以儒家禮義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輩出。但在民間隱居不屈的大儒，有鑒於明末儒林空疏迂闊的流弊，平居講學，以經世之學和師儒之道自任，如孫奇逢（夏峰）、黃宗羲（百家）、王夫之（船山）、李顒（二曲）、顧炎武（亭林）等輩，皆是影響清朝二百餘年來用儒家經義的經世之學，一變宋明理學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轉而注重漢學訓詁的考據，終使清儒兩百餘年的經學，大有超越漢、唐之勢。如阮元所輯的（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種。咸、同以後，又有王先謙續編二百九十卷等，確實蔚為奇觀，學者雖窮畢生之力，亦難盡窺細緻。至於重視考據，而發展為近代的考古學的先導，其功更不可沒。
但從順治開始，由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雖然外示尊重儒家經學，重用敦品勵行的儒者以牢籠天下士子的異心，而對王室自修內明的心性之道，三代相習，皆以潛心佛學以配合外用之術，如康熙的重譯《般若心經》，雍正的專志禪宗，整肅佛教，乾隆童年即隨其父雍正學禪，後又禪密兼修，自譯密乘《大威德金剛儀軌》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學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對心性之學的精闢，不如父祖兩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鍛煉，故繼位以後，流為偏好詞章文藝，因此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間的清代文學，大有直追唐、宋而過之的風格，降至道光時期，承平日久，社會風氣奢靡，文人學士，大多沈酣於風花雪月文詞麗句之間，如著名的詞人項鴻祚（蓮生），自序憶雲詞所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學者誦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豐之間的文風日變，憂時憤世如龔自珍（定盦）、魏源等人，有鑒於此，即乘時立說，注重西北蒙藏邊防與海防外禍的實用事功論議，激起同儕友好林則徐燒毀鴉片的豐功偉烈。同治以後，文運再變，其中翹楚，便是清史所譽的中興名臣曾國藩（滌生），用其畢生學術與事功的實踐心得，述而不作，選輯《經史雜鈔》一書，顯示其於經世學術的大要，至於曾國藩家書一類的瑣言，乃其餘事而已。
但在此際，海運已開，清末學者所謂的九洲萬國知識，已漸啟其萌，於是光緒、宣統之間，便有憂時之士，如南海康有為、梁啟超等輩，以儒學經義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學理念，用其所長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師夷的維新學說，風靡一時，如捨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時期，偏執保皇主張的是非而不論，即以康有為滲入西方政學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對於民初各黨派革命志士的思想有大啟迪，此是現代歷史文化演變的事實，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廢其言，與此同時，其間留學歐、美的名儒嚴幾道與辜鴻銘，皆能深通中國與西洋諸家學說，而終歸於儒，但限於時勢，人人皆等閒視之。今取其有關言論以資反思，如云：「嚴幾道精歐西文字，所譯書以瓖辭達奧旨，舉中外治術原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常於廣眾中言自由、平等、權利諸說，要皆未嘗無利，倘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辜鴻銘論學，以正誼明道為歸。嘗謂歐、美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主禮教（指禮記、儀禮、周禮經學），修其內者也。近人欲以歐、美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異日世界之爭必烈，無中國禮教（指禮記等經義之學）不能弭此禍也。」至於推翻清朝，成立民國以後直到現在八十餘年的變故，儒家經義與孔、孟治國平天下的學術理念，幾乎已隨三千年的歷史陳跡而消失無遺，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由於工商與精密科技的發達，貨幣金融的洪波巨浪，淹沒人文學術思想的潮流方興未艾，其間雖有少數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多情學者，綜合新知，倡說新儒學、志為中流砥柱，實亦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名存而實亡，但其抱殘守缺精神，待時而興之志，誠可嘉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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