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高级知识分子”
记忆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看了江兄的文章，不由勾起我记忆中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一个个或明或暗的影子又浮现出来。
桥梁专家D
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每一座大桥，都有D工程师的影子。D是早年同济毕业的高才生，解放后，共产党“赎买”高级知识分子——D一人的工资便养活全家八口。还记得当年去他家看九寸黑白电视的情景，那年头，一般人还穿着染了又染的蓝制服。
九十年代后，D的退休工资却还只有四百多——老伴是传统妇女，没有工作，儿女因他的原因，没有一人能上大学，还需时时接济。XX部长下来接见老专家，D带着他的一大摞获奖证书，扔在部长大人面前，老泪纵横，“我要吃饭。”
夕阳下，常常见到D一人孤独地坐在医院的对面，消瘦的脸上挂着一丝冷清。D的孙子是我十二年的同学，若干年后，他考上奖学金留洋，临别时，他悄悄告诉我：爷爷让我别再回来了。
爆破专家X
X的静态爆破开国内先河，和人工合成胰岛素一起，曾被列入新中国科技一百件大事。然而，X的父亲，当年的黄埔毕业生，国民党的驻德国武官，却在解放前回到家乡，组织武装，和共产党对抗，被俘后，从看守处跳下，摔断双腿，被人用箩筐抬出去枪毙。他的母亲，发疯后喊“打倒XXX”，也很快被正了反。
记忆中的X总是笑眯眯的样子，对当年的我——一个“小箩卜头”，也要蹲下来打招呼。晚饭后，父母牵着我出去散步，时常能见他和一帮工人在石头上打孔做实验——仍然是满脸笑容地招呼每一个人。
N年以后，X的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得了在当年算一大笔的奖金。已记不清当年分钱的盛况，只记得连厨房的大师傅也说有他们的一功。最终的结果是见者有份，不过，多年后，还能听到某些人的骂声——觉得委屈了自己。
八十年代中，X入了党，《光明日报》曾用一整版刊登“XX入党记”——不知道X是否想到了他的亲生父母。
自学成才的M
M只是中专生，一辈子在工地上和石头打交道。五十年代，跟着苏联专家跑隧洞，M是有心人，别人打牌睡觉的时候，M便记下点点滴滴的工作笔记。多年后，M作为XX部特批的高级工程师成为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
M的“教子有方”也在当年的机关里闻名，他唯一的儿子——也是我的好友，大学毕业，向校方请求，分哪都行，就是不要分回家。
还记得上初中时，M见到我时说：“妈的，读书有什么用，腰也驼了，眼也花了，不如拉板车，还钱多。”——幸好没听他的话。
最后见M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每天两包烟终于击垮了他的肺。他躺在那，蜡黄的脸上没有一丝光泽。他的儿子——从外地回来，守候在他的身旁，M吃力的睁开眼，“坐，坐，老子没有事，几天就要出院。”
一周以后，我们收到参加他葬礼的请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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