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思想導致六四失敗
中國精英思想導致六四失敗張三一言
牛樂吼在他的題為《鄧，趙與「六四悲劇」》一文中的第二點談到：『 低估了紫阳同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学运的命运早在四二六已经决定，无论学生如何动作，都不会改变结局。』胡平在其《從「丟掉對中共的幻想」到「一切希望寄托在中共頭上」。。。》一文中回應：『照牛主席等人的觀點，426社論一發，就注定了民運敗局，老百姓再怎麼折騰也沒用。那麼，民運如何才能成功呢？那就是，中共當局不再發426社論，某一天，中共心血來潮，說他不再鎮壓民運了，民運就成功了。所以民運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在中共當局頭上。』
對這兩大高手一來一回，我這個低手想插嘴。
首先，我認為牛樂吼沒有說錯。牛的意思是在當時的政治現實、人們的思想實況，民族文化固疾等等因素組合成的社會現實決定了學生在426決定後敗局已定。如果由我說，會更決絕一些：只要有當時的天安門事件和當時的鄧氏共產黨，學生的敗局就確定了的。不管有沒有426決定，結果都是一様；426決定只是規定了敗局的說辭和形式而已。因為牛說的是事實判斷，事實既然是如此，作如此判斷就沒有錯。胡平的“理論本身”也沒有錯。他質疑的是把中國民主命運寄託於共產黨的良心和恩賜的思想。只是胡對牛的事實判斷當作“因由判定”，即以為牛認為只要共產黨不鎮壓民主就成成功，所以民主要由共產黨良心發現和恩賜。但是我看不到牛有這個想法。
以上牛胡對話引出一個很多人一直爭論的問題：學生為甚麼必然失敗？
[一]、六四失敗是因為有中國精英思想
在當今“反思”狂潮下，有一個最根本的思想指導：“學生觸犯了共產黨劃定的底綫”，學生失敗是犯了這個錯誤，學生犯這個錯誤是犯罪。舉證學生觸犯共產黨底綫的事實證據五花八門，現舉戴晴說詞作例。戴晴如是說：『如果此时，也就是在确知自己的政治对手不仅打算调动军队，还有十分把握掌控军队之时，这批才俊们不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紫阳同志不能走，而是赶紧将广场上的人员撤离，把气势汹汹的军队清场变成白来一趟，不仅避免了民众的牺牲，对领袖人物而言，也不失为另一种形态的胜利。可惜‘毛泽东思想胸中藏’的总指挥们、会长们，在已然得到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出手的反是设路障、堵军车、改绝食为静坐……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
戴晴這種思想，不是戴晴所獨有，而是很普遍，是普遍的中國知識精英思想，所以有代表性（可用知識精英代之）。這是中國知識精英思想“理性”的典範，也是顛倒是非黑白的典範。
這段話給我們甚麼訊息和思想呢？它的意思是保存生命就是勝利，能“逃命就是勝利”。學生沒有逃命，被屠殺了，所以失敗了。至於屠殺的是非對錯，正義道德全可不論，也不應該論。這是一種不管是非對錯，正義道德、甚至是顛倒是非黑白的逃命哲學。
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如此非對錯，正義不正義明確無誤的情況下，我就是不明白，為甚麼還有人不說六四共產黨決意屠殺，應該譴責共產黨罪行；而是一定要指責學生不逃命的錯誤，把罪責歸咎於學生。
到底是學生錯還是戴晴式中國精英錯？
我想特別指出，如果以上戴晴所代表的中國精英思想，只是用於“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方面，雖則不合理，但危害尚不大，還可容忍。但是，要命的是中國精英這些思想，並不僅僅用在這一方面，而主要是用在“指導行動”方面，用到實際影響六四成敗方面。（現在的所謂“反思”其實質就是加深和擴大中國知識精英此類危害中國民主的思想）這話怎麼說？請看一個與六四天安門事件有關聯的事實。1956年匈牙利事件，蘇軍出動了六四沒有的戰機，開出的大炮輛坦克比天安門多。但是匈牙利沒有在天安門高喊：“我們沒有敵人”的知識份子；沒有“逃命導師”；匈牙利人拿起武器抵抗。殲敵700，犧牲2800名匈牙利人，事後2萬名事件的參與者被判刑。但是，匈牙利知識精英沒有像中國知識精英們那樣指責抵抗者，把失敗歸諸抵抗者；沒有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昧著良心辱罵沒死去的反抗者是枉死鬼、沒有死去的反抗學生是殺人凶手、學運領袖是煽動別人去送死的罪魁禍首。相反，他們把死者和領導鼓吹抗敵者視為英雄。為此，有人質疑說：戴晴所写的《玩儿政治的低手》，把六四屠杀的责任推给不肯自动逃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好像学生不退，中共就有理由杀人。我们還要问问戴晴：由六四天安間啟動的一九八九年这个影響世界人民命运的運動，發源地的中國，學生徹退了，也遭受到共產黨屠殺了，民主也失敗了。由它帶動的东欧人民没有撤退，为什么没有遭到屠杀？！相反而且勝利了？這是為甚麼？
[二]、六四失敗是因為不革命──在專制制度下不革命的民活該當奴隸
我的回答是，匈牙利共產黨不是中國共產黨，匈牙利沒有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屠殺學生民眾的屠夫、罪魁禍首。其次就是匈牙利人沒有譴責抵抗者、沒有提供“殺學生有理”的中國知識精英。匈牙利沒有戴晴式的“活命導師”，沒有“我們沒有敵人”的中國精英思想，沒有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中國精英奴隸心態。他們寧站着被殺而不願跪着被殺，他們知道可以也應該站起來，而且站了起來；他們敢於否定和反對現專制政權，絕不把希望寄託於專制政權，絕不期待把專制政權改造成為不那麼專制的政權。準確地說就是匈牙利和東歐人知道對專制制度革命，要革命，敢革命，而且行革命！所以，匈牙利和東歐民主成功了。中國却相反，中國的知識精英不認識不理解革命，不要革命，不但不敢革命還反對別人革命，所以中國的民主失敗了。中國共產黨是堵絕中國民主的敵人，但是只有共產黨的謊言加暴力未必能阻止中國民主的實現，若像現在這樣加上一大批如上所述的中國知識精英，有他們提供革命有罪理論、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改良身上的思想配合，共產黨的政權就會穩定，中國民主永無實現之日。要改變中國現狀，首先的是反抗共產黨的鐵血暴力統治和謊言，其次就是把這批幫閒幫兇的知識精英及其思想理論倒進歷史垃圾堆。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知識精英所說的理性就是不准對權力革命（反面）和向皇帝進諫（正面），只要求專制改得不那麼專制就心滿意足了；這也就是中國文人，尤其是上層文人的頑固傳統。對皇帝的權力否定和革命是中國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的傳統。在沒有現代人類文明指導下，其表現是改朝換代，在有現代人類文明指導下，是追求建立一個民主制度。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知識精英，尤其是那些有貴族精神的知識精英與民眾的對立，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是要肯定保留維護現專制制度和政權，與要否定結束現專制制度和政權之爭。說得更尖銳一點就是要保存既得利益精英做奴才的特權和民眾作主人之爭。
我認為如下陳述是一條社會定理：在專制制度下不知道革命，不要革命，不敢革命，沒有革命作為的民族是活該當奴隸的民族。
談到這裡順便談一下中國知識精英的活命哲。活命哲學的“元點”是生命就是一切。用褒性語言表達是：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這個表達我認同，但是我是有條件的認同。條件之一是每一個生命都是等價的；條件之二是生命是物理的更是精神的。但是提倡活命哲學的精英們把一些生命視作是生命，把一些生命視作是數字符號；把生命視作僅僅是物理性的生命，迴避精神生命。
在天安門死了的學生和市民，他們視為是生命，而且表現得悲天憐人。可是，天安們外和六四秋後算帳死的被傷害的呢？歷次政治運動社會改造被鎮壓死掉的生命呢？大躍進幾千萬餓死的生命呢？三聚氰氨及其它有毒食物致死的生命呢？礦難工人的生命呢？川震豆腐渣工程的死難生命呢？他們的感覺只是一堆數字和符號，跟死了個螞蟻沒有多少分別。
在他們心中，生命是有等級之分的。甚麼人的生命有價值呢？可為其用的就有價值。
六四天安門死去的生命，可以用來譴責那些沒有死去的“煽動別人去死”的反抗者，可以作為反對、打擊反抗現政權者的棍子，可以作為轟擊革命者及其理論的炮彈。這就是這些人的生命價值。其他死的，你要談他們的價值就必定會涉及共產黨罪行，此非其所欲也，故此類生命就失去了價值，迴避談這些生命就順理成章。
他們的生命觀還表現在只要具有物理性的生命就可以了，只要求像畜牲般活可以了。是奴隸般活着還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活着是沒有分別的；更準確地說是他們要求人們不要作為獨立人而活，特別是不可以為了作獨立人而對阻止他獨立者反抗，為獨立反抗而死是人世間最愚蠢的事。若不同意我這個陳述，請回答，這些人為甚麼只反對和譴為“死於反抗專制”，而不反對和譴責“死於共產黨殺害”？
20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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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乐吼在他的题为《邓，赵与“六四悲剧”》一文中的第二点谈到∶‘ 低估了紫阳同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学运的命运早在四二六已经决定，无论学生如何动作，都不会改变结局。’胡平在其《从“丢掉对中共的幻想”到“一切希望寄托在中共头上”……》一文中回应∶‘照牛主席等人的观点，426社论一发，就注定了民运败局，老百姓再怎么折腾也没用。那么，民运如何才能成功呢？那就是，中共当局不再发426社论，某一天，中共心血来潮，说他不再镇压民运了，民运就成功了。所以民运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在中共当局头上。’对这两大高手一来一回，我这个低手想插嘴。
首先，我认为牛乐吼没有说错。牛的意思是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人们的思想实况，民族文化固疾等等因素组合成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学生在426决定后败局已定。如果由我说，会更决绝一些∶只要有当时的天安门事件和当时的邓氏共产党，学生的败局就确定了的。不管有没有426决定，结果都是一�；426决定只是规定了败局的说辞和形式而已。因为牛说的是事实判断，事实既然是如此，作如此判断就没有错。胡平的“理论本身”也没有错。他质疑的是把中国民主命运寄托于共产党的良心和恩赐的思想。只是胡对牛的事实判断当作“因由判定”，即以为牛认为只要共产党不镇压民主就成成功，所以民主要由共产党良心发现和恩赐。但是我看不到牛有这个想法。
以上牛胡对话引出一个很多人一直争论的问题∶学生为甚么必然失败？
[一]、六四失败是因为有中国精英思想
在当今“反思”狂潮下，有一个最根本的思想指导∶“学生触犯了共产党划定的底线”，学生失败是犯了这个错误，学生犯这个错误是犯罪。举证学生触犯共产党底线的事实证据五花八门，现举戴晴说词作例。戴晴如是说∶‘如果此时，也就是在确知自己的政治对手不仅打算调动军队，还有十分把握掌控军队之时，这批才俊们不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紫阳同志不能走，而是赶紧将广场上的人员撤离，把气势汹汹的军队清场变成白来一趟，不仅避免了民众的牺牲，对领袖人物而言，也不失为另一种形态的胜利。可惜‘毛泽东思想胸中藏’的总指挥们、会长们，在已然得到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出手的反是设路障、堵军车、改绝食为静坐……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
戴晴这种思想，不是戴晴所独有，而是很普遍，是普遍的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所以有代表性（可用知识精英代之）。这是中国知识精英思想“理性”的典范，也是颠倒是非黑白的典范。
这段话给我们甚么讯息和思想呢？它的意思是保存生命就是胜利，能“逃命就是胜利”。学生没有逃命，被屠杀了，所以失败了。至于屠杀的是非对错，正义道德全可不论，也不应该论。这是一种不管是非对错，正义道德、甚至是颠倒是非黑白的逃命哲学。
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如此非对错，正义不正义明确无误的情况下，我就是不明白，为甚么还有人不说六四共产党决意屠杀，应该谴责共产党罪行；而是一定要指责学生不逃命的错误，把罪责归咎于学生。
到底是学生错还是戴晴式中国精英错？
我想特别指出，如果以上戴晴所代表的中国精英思想，只是用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方面，虽则不合理，但危害尚不大，还可容忍。但是，要命的是中国精英这些思想，并不仅仅用在这一方面，而主要是用在“指导行动”方面，用到实际影响六四成败方面。（现在的所谓“反思”其实质就是加深和扩大中国知识精英此类危害中国民主的思想）这话怎么说？请看一个与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联的事实。1956年匈牙利事件，苏军出动了六四没有的战机，开出的大炮辆坦克比天安门多。但是匈牙利没有在天安门高喊∶“我们没有敌人”的知识分子；没有“逃命导师”；匈牙利人拿起武器抵抗。歼敌700，牺牲2800名匈牙利人，事后2万名事件的参与者被判刑。但是，匈牙利知识精英没有像中国知识精英们那样指责抵抗者，把失败归诸抵抗者；没有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昧着良心辱骂没死去的反抗者是枉死鬼、没有死去的反抗学生是杀人凶手、学运领袖是煽动别人去送死的罪魁祸首。相反，他们把死者和领导鼓吹抗敌者视为英雄。为此，有人质疑说∶戴晴所写的《玩儿政治的低手》，把六四屠杀的责任推给不肯自动逃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好像学生不退，中共就有理由杀人。我们还要问问戴晴∶由六四天安间启动的一九八九年这个影响世界人民命运的运动，发源地的中国，学生彻退了，也遭受到共产党屠杀了，民主也失败了。由它带动的东欧人民没有撤退，为什么没有遭到屠杀？！相反而且胜利了？这是为甚么？
[二]、六四失败是因为不革命──在专制制度下不革命的民活该当奴隶
我的回答是，匈牙利共产党不是中国共产党，匈牙利没有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屠杀学生民众的屠夫、罪魁祸首。其次就是匈牙利人没有谴责抵抗者、没有提供“杀学生有理”的中国知识精英。匈牙利没有戴晴式的“活命导师”，没有“我们没有敌人”的中国精英思想，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中国精英奴隶心态。他们宁站着被杀而不愿跪着被杀，他们知道可以也应该站起来，而且站了起来；他们敢于否定和反对现专制政权，绝不把希望寄托于专制政权，绝不期待把专制政权改造成为不那么专制的政权。准确地说就是匈牙利和东欧人知道对专制制度革命，要革命，敢革命，而且行革命！所以，匈牙利和东欧民主成功了。中国却相反，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认识不理解革命，不要革命，不但不敢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所以中国的民主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是堵绝中国民主的敌人，但是只有共产党的谎言加暴力未必能阻止中国民主的实现，若像现在这样加上一大批如上所述的中国知识精英，有他们提供革命有罪理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改良身上的思想配合，共产党的政权就会稳定，中国民主永无实现之日。要改变中国现状，首先的是反抗共产党的铁血暴力统治和谎言，其次就是把这批帮闲帮凶的知识精英及其思想理论倒进历史垃圾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精英所说的理性就是不准对权力革命（反面）和向皇帝进谏（正面），只要求专制改得不那么专制就心满意足了；这也就是中国文人，尤其是上层文人的顽固传统。对皇帝的权力否定和革命是中国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传统。在没有现代人类文明指导下，其表现是改朝换代，在有现代人类文明指导下，是追求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知识精英，尤其是那些有贵族精神的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对立，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是要肯定保留维护现专制制度和政权，与要否定结束现专制制度和政权之争。说得更尖锐一点就是要保存既得利益精英做奴才的特权和民众作主人之争。
我认为如下陈述是一条社会定理∶在专制制度下不知道革命，不要革命，不敢革命，没有革命作为的民族是活该当奴隶的民族。
谈到这里顺便谈一下中国知识精英的活命哲。活命哲学的“元点”是生命就是一切。用褒性语言表达是∶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个表达我认同，但是我是有条件的认同。条件之一是每一个生命都是等价的；条件之二是生命是物理的更是精神的。但是提倡活命哲学的精英们把一些生命视作是生命，把一些生命视作是数字符号；把生命视作仅仅是物理性的生命，回避精神生命。
在天安门死了的学生和市民，他们视为是生命，而且表现得悲天怜人。可是，天安们外和六四秋后算账死的被伤害的呢？历次政治运动社会改造被镇压死掉的生命呢？大跃进几千万饿死的生命呢？三聚氰氨及其它有毒食物致死的生命呢？矿难工人的生命呢？川震豆腐渣工程的死难生命呢？他们的感觉只是一堆数字和符号，跟死了个蚂蚁没有多少分别。
在他们心中，生命是有等级之分的。甚么人的生命有价值呢？可为其用的就有价值。
六四天安门死去的生命，可以用来谴责那些没有死去的“煽动别人去死”的反抗者，可以作为反对、打击反抗现政权者的棍子，可以作为轰击革命者及其理论的炮弹。这就是这些人的生命价值。其他死的，你要谈他们的价值就必定会涉及共产党罪行，此非其所欲也，故此类生命就失去了价值，回避谈这些生命就顺理成章。
他们的生命观还表现在只要具有物理性的生命就可以了，只要求像畜牲般活可以了。是奴隶般活着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活着是没有分别的；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要求人们不要作为独立人而活，特别是不可以为了作独立人而对阻止他独立者反抗，为独立反抗而死是人世间最愚蠢的事。若不同意我这个陈述，请回答，这些人为甚么只反对和谴为“死于反抗专制”，而不反对和谴责“死于共产党杀害”？
2009/6/5
六四失敗是右倾犯的左倾幼稚病
六四失敗是右倾领导犯的左倾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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