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的思考
道德不是虚无缥缈的哲学理论，他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是维护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和谐运转的根本，是国家强盛、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是每个人都必须遵从的固有规律。他静静的存在于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中，存在于每个人的思维、言语和行动之中，人类所认识的“善恶有报”的规律和方式，是道德固有的、不变的、无时无处不在的体现。用老子的话讲，“道者，万物之注也”，“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道德的实质是“真善忍”，一切不符合“真善忍”实质的事物、行为及表现方式，无论其如何花样百出，都是伪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将道德阐释为“天道”、“天理”，以及人当遵守的“仁、义、礼、智、信”。天道、天理体现的是宇宙、地球、人类的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总和，而“仁、义、礼、智、信”则是人顺从天道所应遵从的道德规范。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人无“德”便不能称之为人。
道德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不被现实利益所蒙蔽，他以“真善忍”为标准，对所有人的一切言行，摒弃矫饰和伪装，直达实质，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历史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被当时的统治者斥为“大逆不道”的行为，随着历史的推移，却日渐显露出其符合道德的根本。如违背统治者意愿坚持抗金守土，被以“莫须有”罪名冤杀的岳飞。
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忠良之士，他们为人处世所秉持的是道德、真理与正义，能够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达到了一定的道德境界，因而他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认识事物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做到以天下为己任。站在这样的高度上，他们对统治者的政策缺陷、治世不利和一己私见能够直陈利弊，不曲意逢迎。他们的慷慨陈词和赤胆忠心为明君所赏识，如被唐太宗李世民视为己镜的魏征。历史上的忠良，其所忠都不是一朝一代一君，而是道德，是规律，是做人的根本，他们的所言所行，都被他们视为理所应当，被他们放在心里的是道德的天平，是民心之所向，而非统治者的颜面和自己的宠辱名利，这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内涵与实际表现。这种发自内心的维护道德根本的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具有“真善忍”实质的道德行为。
对统治者而言，由于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现实利益，因此他们所倡导的道德中就不可避免的加入了自己的私愿，这样，被统治者作为御用工具的道德，虽然还具有道德的形式，但是已偏离了道德的根本，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失去了“真善忍”的道德实质。
在道德下滑中，人们不再具备表里如一的“真”和仁爱宽容的“善”，也就远离了“忍”。整个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虚假、伪善、僵化和压抑。个人认为这是现代中国走向精神衰败和没落的原因。物必自腐然后风摧之。
说到科学发展，古人因循自然发展与生存，是理智表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空气、水源、土壤、食物都相对纯净的生存空间和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以中国古人的辨证思维，早已认识到科学技术的两面性，“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片面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人类道德的依托，脱离正常发展规律的轨道，必将给社会带来道德匮乏的灭顶之灾，这是科学技术片面、机械的本质所决定的。
而道德是无私的，他不是一朝一代、一家一姓或某一阶级的私有产物，厚德载物，在道德之上，是万事万物的周流不息，是人类代代相替的绵延不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复兴与富足，应该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足，更在于能否向“真善忍”的崇高道德境界回归，因为没有道德做基础的社会与经济，好比如空中楼阁，难以持久。
道德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活泼的、流动的、丰富多彩的，而非呆滞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他的表现形式不可分类，不可计数，俯仰天地，呼吸之间，到处都是他的存在，在道德的无声制约中，善者留存，恶者淘汰。
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在为人处世时才会与人为善、无比宽容；在思考问题和解决矛盾时才能不被杂乱、纷繁的形式所蒙蔽，直指人心与实质；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更不会试图将道德分门别类的予以规范，将鲜活、 生动的道德固定为几句并无实质内涵的口号，因为那样的形式与道德实质往往是背道而驰的。
就以“爱国”为例，什么样的行为属于爱国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不爱国行为呢？中国大陆如今流行的观念，其实是要在中共政权的意志下，按照其制定的方向“建设”中国，并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竭尽所能，象被蒙上眼睛的驴子，只管埋头拉车，并为所取得的成就欢呼，这就是爱国了。其实这是一种很肤浅的爱国意识和爱国行为。这也无怪，中共一直在用其狭隘的“爱国主义”教育灌输中国人民。
真正的爱国，不是为了向中共表示自己的忠心而做出的种种“爱国”的表现，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一个国家的正的一切负责任，它可以涵盖人的一生及其一切言行。古人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是一个笃行道德、负有操守之人，能够舍一己之私，孝敬父母，慈爱兄弟，和睦邻里；能够舍一家之私，坦然面对社会加诸己身的荣辱名利，忠于职守，刚正不阿。很难想象一个对家庭都不负责任、考虑事情从自己出发的人，能以天下百姓为怀，能不虑自我得失，以国家的真正利益为本？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为国尽忠、为民尽瘁与做人是紧密相连的。然而越是道德境界高尚的人，对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越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如何才能更好的符合人类道德规范也有他们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常常会不为世人所理解，甚至不为当政者所容忍，而他们对道德和真理的信仰和坚守，又决定了他们决不会屈服逢迎，打击和迫害常常降临到他们的头上。纵观历史，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正是他们，用高贵的精神和意志，书写了中国历史的雄浑悲壮、可歌可泣，赋予了人类为真理而忠贞坚毅、高昂不屈的精神内涵。这种以高尚道德为基础的爱国行为是更深沉、更久远、更纯粹的。如果仅以是否顺应统治者意志为标准来衡量人的行为是否爱国，那就会得出一个大相径庭的结论：秦桧是忠臣，岳飞不爱国，奸佞之徒将摇身一变而为忠义之士，历史将会黑白颠倒，善恶不分。
再如“敬业”，一个人对工作负责并不等同于对社会负责，这样的例子也是随处可见。当我们的工作符合道德和规律的要求时，可以说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是正面的。而当我们的工作与道德和规律的要求背道而驰时，对工作越是负责，对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比如作为舆论工作者，要贯彻上级的指示，做好宣传鼓动和舆论引导工作，可是十年动乱的舆论工作也同样是这样做的，那么对于十年动乱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伤害，给人伦道德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敬业”的舆论家们能够以简简单单的一句“贯彻上级指示”就推卸掉本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吗？即使是现在，人们也常说着许多连自己都不以为然的话，却认为这是工作的一部份，人不是机器，他有道德，有理智，能思维，能选择，为什么就轻易放弃了辨真假、识善恶的权利呢？历史会有让每一个人扪心自问的那一天的。
再比如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原开荒、大炼钢铁等等，人“兢兢业业”的工作所带来的对于环境规律的破坏和由此导致的生态灾难，需要多久才能消除呢？而且这种灾难目前人还在自以为是的制造和扩大着，这样的“敬业”所造成的后果不可怕吗？！只有当在实际工作中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维护道德和规律，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谋取经济利益或谋生的手段时，人的工作才称得上是“敬业”，因为只有在此时，人对所从事的工作才充满了敬畏和尊重，因为它是遵从道德和规律的一部份，人才会产生相应的深沉的责任意识，对工作的责任才会和对社会的责任、对道德和规律的责任，也包括对自己和家庭的责任融为一体。
道德不同于法律的外在强制性，他是人们内在的心法，是一个以“真善忍”为标准、不断向更高道德境界升华的自觉的行为过程。向“真善忍”道德境界的回归，必须建立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对道德实质主动认同的基础上，因为任何强制和形式都不能改变人心。人只有自己心动，想要改变自己，才能面对升华过程中以种种形式出现的名、利、情的考验，才能承受在任何矛盾面前向内找看自己不足的痛苦，这也是众多人追寻法轮功修炼的原因之一，他们看到了法轮功超越一切宗教、道德、世间理论而净化人心的独特力量。
然而道德境界的升华过程，其实就是自我道德的意志与自我的私心不断交战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的每一步都得自己去跨越，痛苦都得自己去承受，必须扎扎实实的做到才能达到升华的目地，逃避是决无可能升华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吗？没有深厚的思想基础，能达到这一步吗？所以要想真正提高人们道德观念和道德水平，只有尽力启发人们的善念，明白“善恶有报”的道理，使循道守德成为人们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接受的思想工具。这样社会道德才能整体回升。“真善忍”三个字囊括了一切道德规范及内涵，简白而深刻，关键是人们能不能按照这三个字去践行，能行者才是真信者，真信者才能真的领悟到道德升华的实质和更高道德境界的无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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