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党文化(6)：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方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节目，那么在这一次的“漫谈党文化”节目中呢，我们又请了杨景端先生，跟我们继续谈一下党文化的现象。金然：上一次我们谈到郭沫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这一回呢我们还要谈一个相关的党文化现象，我们还是先看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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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家中
分镜头：
1 儿子走进房里
2 父亲：上回，我给你推荐了郭沫若--郭老作为研究对象，怎么样？我看你最近没动静了。
3 儿子：爸，还说呢，我越查资料越觉得不对劲儿，那郭沫若早年还算才华横溢，到后期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
4 父亲：乱讲！什么叫御用文人，你爸我就是跟着共产党的，有什么不好？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5 儿子：爸，你忘了，共产党当年怎么折腾您的了？光牛棚就住了三年多，饿得您跑到山上去挖野菜吃，后来又当反革命又关两年多。
6 父亲：哎，你还真别说，从狱里出来以后啊，我还真的感激共产党啊，我党伟大就伟大在，它每次犯错误它都能自己改正错误，
勇于承认错误，再说呢，你妈打你打错了，你还能跟你妈计较吗？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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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然：这个场景中的老年人到让我想起一个人叫做“曲啸”，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人，他是被打了二十年的右派，然后吃了很多苦，可是出来以后他到全国各地去演讲，而且是讲：我出来以后啊， 我对共产党更热爱了。而且他当时讲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种感觉。
方菲：我觉得挺难理解的，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普遍的吧，因为共产党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很多在运动中受过迫害的人，出来还很感激涕零，至少他不仇恨共产党，觉得共产党是好的，杨景端先生，你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杨景端：其实啊，我有个朋友的爸爸妈妈过去家里的家产是被共产党没收了，那么最进他听说我有个朋友练法轮功啊，对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不满，他就说：唉，你不能对共产党不满喔，共产党给了我们饭吃啊。。。所以的确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我今天要讲的现象呢，实际上它还有个名字，名字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个洋名字。那么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它是在七十年代吧，是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突然闯进来一群绑匪，绑匪进来以后首先就拿着机关枪对着银行一阵狂扫滥射，最后绑架了银行里的店员，押在地下室。那么这当中经过了六天的时间，警察要营救他们，结果他们拒绝警察的营救，他们认为警察是来害他们的，而这些个绑匪是在保护他们，最后好不容易把他们营救出来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首先这些人拒绝在法庭上作证说这个绑匪有罪，反而说这些人都是好人，其中一个女士还和其中一个绑匪订了婚，另外一个女士呢，组织了个基金会到处筹措资金来为这些绑匪辩护，这个现象发生了以后呢，实质上很特别吧，就管它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变态的情形。
金然：那您刚才提到这是个洋名子，而且这个事件也是在国外发生，怎么拿来对照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界啊? 中国的社会现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杨景端：你如果对照中国大陆的话你会发现，这共产党在它执政的五十年当中杀害了八千万的同胞。确实很多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各界人士，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感情，是吧，你要是到海外来批评共产党啊，他就认为你不爱国，他就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他们把共产党当成家人，他把共产党比做母亲，其实呢，你仔细想想母亲跟孩子是一种天然的关系，而共产党跟我们跟本没有这种关系，是吧，它竟然能让我们都相信它是我们的亲人、它是我们的家人，这个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中国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感情，包括被共产党迫害的人甚至流亡的人，他看见共产党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情感在，这个是非常类似的现象。
方菲：那说到这儿，杨先生我想我们先退一步，我想问一问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心理的形成，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杨景端：其实它是来源于人最基本最基本的本能，人的基本本能就是要生存，它是求生的欲望，所以人在那种情况下，他觉得生命可以随时失去的话，那是非常害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绑匪呢，还没杀他们，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感激涕零了，那到这时候呢，绑匪还给他们一些水喝，还说了不少好话，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心理就完全倾斜了，认为这是一帮好人。
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在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下，也就是说绑匪要对生命构成确实的威胁；第二个，就是他要给他施以小惠，给他点好处，让他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被杀死，而且还有水喝有饭吃，那他的心理就完全倾斜了；第三呢，就是说在这几天当中他和外界完全隔绝了，所以他的思想他的认识都是被绑匪灌输给他的。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呢，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被困在这里面他感到非常绝望，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产生了。
方菲：其实这种综合症是对绑匪一种感激，或者甚至是依赖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没有想过：你凭什么要来绑架我？你凭什么要来杀我?有没有这种想法？
杨景端：那个时候他这个问题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综合症是发生在心理上的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已经不在他思维范围之内了，从另一个角度讲，他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问也不敢问的问题，因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求生，我觉得你如果对照中国大陆这段时间的话，我个人觉得中共它非常能够掌握人的心态和他的弱点，所以他从建政开始有权力开始以来，包括“延安整风”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内部的外部的一些运动啊，它都是这个办法，第一就是让你感觉到它会豪不犹豫的对你开枪，杀你，第二，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国家机器--这个生活资源、生产资料，它会给你小恩小惠，我会觉得：工作是党给的，我的房子是党给的，我上大学的机会是党给的，我受的教育是党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这时候大家互相比啊，谁晋级啊谁涨工资啊，一切都是党的恩惠嘛。
金然：你说到这，我有一个很好笑的例子，你像在美国这儿没有人说我上大学了，我要感谢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也没有人说我开了一个买卖或说我在一个公司提级了，是谁谁谁给我的恩惠。。。
方菲：你可以一边骂布什，你一边拥有你的一切，这完全不矛盾。
杨景端：是这样，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被设计成那个样子了，所以，第一，它认为它控制你的生命，你的生存权，所以中共说人的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它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有人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对我说：人的最大的权利是生存权。我会一直点头：“没错，是生存权”。
金然：我看到有一个资料上提到，那时候还没有我，五十年代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把不听话的知识份子，把他们分配到农村去，然后不发给他们粮票，是叫“粮票”吧？
杨景端：对啊。
金然：对，我就看着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断了你口粮了。
方菲：你要不听我的话。
金然，对，你要不听我的话。
杨景端：所以它这个就是说，它让你感觉到一种惩罚，或是小恩小惠的一种东西，就是一个手段：一个是奖一个是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刚才讲过，它必须要控制你的思想，让你不能够接收到外界的信息，所以在过去，为什么中国它封闭了几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同胞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美国人穷人一大堆啊，什么都等着我们去解放，是吧?它这时候它就要把你的信息给封闭了。当然现在是比较困难啦，因为有互联网啊，所以他现在还是同样的方法但是手法比较细腻一些，中国它也建造互联网的网站，表面上让你看到这是一个公共网站，但实际上是它要给你灌输的东西，它就封一些它控制不了的网站等等吧，那么这些东西都还是同样的手法，包括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它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一种恩惠嘛，我记得上次有人在看到唐人街上游行的时候就说，你们还骂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你能出国吗？我当时就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我用得着出国吗？(笑)
金然：有时候，一个问题，你换一个角度想，你就可能把很多事情都想通了。
方菲：确实是这样，那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不是所有人都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我觉得有两类人他是不容易得这个综合症，一类人他身上的确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精神，就是说“士可杀不可辱”，那么做为一个知识份子，做一个文化人来说他是有责任感的，他是要对民众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人他不会因为你是皇帝，他就不会告诉你犯的错误，他就不会去阿谀奉承，中国传统文化讲：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那么这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原则和操守，他情愿以死相柬，那么他也不会放弃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这类人不容易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二类的人就是他对生命的意义和看法不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信神的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是相信佛道神的，相信人的生命--他不是只有一个肉身，不是说把你杀了你就没有了，而是生命他有轮回的，灵魂的不灭是最重要的，许多传统小说中说：你杀了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有这种观念，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把道德把原则看得比自己的肉身都重要，所以这也就是我理解，在现在中国社会，真正敢与共产党说不的人，都是一群非常有信仰的人，无论是维权人士，还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表现特别突出的有法轮功学员。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所以他不怕死，对他来说，你这一切都不起作用。
金然：那么您认为如果说这个社会很大一部分人他有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而且还一直这样的话，对社会及整个人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景端：比如说，我们在精神病学上有个叫“创伤应急后综合症”，这综合症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受伤了以后他就不愿意再回忆，很痛苦嘛，所以他就要回避任何引起他回忆的东西，所以他在表现上比较回避，对很多知识份子，作家来说，唉，你不让我写这个话题，我就不写这话题，他就绕过去。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麻木，因为人啊，说实在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很有良知的很有善心的，那么他看到不好的事情，他会感到痛苦，那么中国发生这个痛苦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人为了一种平衡的心理保护，他就必须变得很麻木，所以你再跟我讲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了，“多少人”在他只是一个数字了。
金然：所以说这是一个病症，是一个症状，而且是一个整个社会的症状。好，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方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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