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官党 人民自主
我认为，要解决官民矛盾乃至对立，既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圣君明主，也不能依赖清官和道德。同时，我也对“廉政风暴”这种说法深表警惕和怀疑，从严、从重、从快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说法，本身就是不尊重法律和制度的表现。解决官民之间的对立，只有为官民力量的博弈搭建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疏导官民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应该从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出发，丢掉“为民做主”的修辞，确立“人民自主”的现代政治传统。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黄炎培和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对”。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作为“五四”一代的毛泽东，他对中国官僚政治极为痛恨，青年时代激进的民主理念使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大民主”的试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希望运用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面。
由于中国近代的落后和受辱，毛泽东和中国的先觉者们一直都有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导致了“大跃进”的冲动。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这种历史的紧迫感和“大跃进”的冲动，加上他激进的民主理念，使毛泽东不仅忽视法律与制度建设，而且甚至将法律和制度以及传统、习惯当作碍手碍脚的东西。用他充满诗意的语言便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对于中国的官僚痼疾，毛泽东企图用文革这样的猛药来根治，却以彻底失败告终。我认为，文革最大的失败在于制度建设上的失败。1980年代，在对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革沉痛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课题；然而，80年代的这种思考和实践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延续。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一边是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农民，一边是绝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的绝对的国家权力，一方面绝对强大，另一方面，同时又是极端脆弱。它们之间镇压和毁灭的轮回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不断循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国农民——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群体沦为了弱势群体。怎样才能在基层和国家之间生长出一种粘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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