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上部）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上部）——刘少奇逝世四十周年祭
陈理直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整整六十周年了。六十周年，大半个世纪，是该庆贺还是该反思？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好好想一想的问题。 因为，在这六十年的岁月里，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和灾难。它们刀刻斧凿般地铭刻在每一个曾经经历过来的中国人的心上，并像噩梦般地常常纠缠着人们。虽说已经成了过去，但毕竟没有过去得太久，它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割裂不断的联系，却又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遮掩着，删改着，遗忘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长歌当哭必须在痛定之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着像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所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魄力和勇气，也才有“凤凰涅磐，欲火重生”的希望和可能。敢于宣称自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的执政党，想必也应该有这样气魄和勇气。笔者不揣祸福，谨以此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周年之际，吊祭包括刘少奇在内的那些“若为国家生死与，岂因禍福趋避之”而献出身家性命者们的在天之灵。
六十年岁月，对于历史长河来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个一个的人来说，却往往意味着一世一生。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六十年，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前三十年，即公元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这三十年，被人们称之为“毛泽东时代”。
这不仅是一个充满了痛苦和灾难的时代，而且是一个遍布着谎言和罪恶的时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就在这三十年中，刘少奇经历了堂堂的国家主席到黑牢里的无名囚徒，直至被迫害致死的冰火两重天的惨烈过程……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十年的真实写照。据《炎黄春秋》张绪山文说：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后，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是的，作为一个拥有八亿多人口大国的国家主席，他竟然不能保护自身的尊严、自由与安全，那他治下的亿万百姓将何以堪？一个没有法律或有法律却能被人任意践踏和侮辱的国家，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吗？它只能是一块封建领主的领地！
人们恐怕很难忘记，从1959年开始，曾经肆虐中华神州整整三年的以饿死四千万中国人为代价的“大跃进”和接踵而至的造成国民经济几乎完全崩溃、死亡达数百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两场几乎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推入毁灭深渊的巨大灾难！史无前例，世所罕见！
然而，对包括这两场巨大灾难在内的所有灾难，我们至今仍未能见到具有国家意义的真诚的反思反省。就在“大跃进”灾难过后的1964年，大饥荒的阴霾才刚刚散去，劫后余生的人们才草草地掩埋掉那些倒在灾难中的饿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灯火辉煌的大剧场里，一场为饥荒的制造者毛泽东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大型歌舞剧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上演，并通过电影银幕在大陆各地迅速播映。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呼儿海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在这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中，有人满怀激情、热泪盈眶地呤诵道：“啊！伟大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想来，那舞台上的“热泪盈眶”完完全全是一种宗教崇拜似的装腔作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顶礼膜拜的现代宗教。在一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膜拜狂潮中，中国人近乎麻木地送走了“大跃进”的巨大灾难，又近乎疯狂地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管是“大跃进”也好，还是“文化大革命”也好，无一不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进行的。它们像两个巨大的毒瘤，凶残地吞噬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
笔者是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和所有中国老百姓一样，刚一出世就接受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人们也几近虔诚地相信和期盼“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带领我们走进共产主义幸福美好的人间天堂。然而，直到“万寿无疆”的寿终正寝，我们期盼到了什么呢？八十年代有这么一首歌唱到：“盼来盼去谁愿盼个透心凉！”什么“人民大救星”？什么“人间天堂”？它就是一个天方夜谭般的神话！就是丹麦童话中那件披在皇帝身上的新衣！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已不再愚不可及。经过一连串灾难的启示，今天，难道还有谁会再相信那些关于“大救星”的谎言吗？
那么，马列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简要地说，在十八、十九世纪之间，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一大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学者。他们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各个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思考。著书立说，办报出刊，建立起各自的学说流派，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由于各理论流派之间，因观点、立场、方法的不尽相同，由此产生出种种分歧、争论，甚至相互的对立、批判，这一点也不奇怪。马克思当时针对普鲁士政府的新闻检查令时就说过：“你们既然赞美大自然的绚丽多彩，怎么能要求紫罗兰只能有一种颜色？”可见当时作为一名学者的马克思，是很赞同这样的争论的，也并没有将自己的学说看成是唯一正确的救世真理。他甚至把自己提倡的共产主义称之为“幽灵”，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对“幽灵”这个词的概念，在中国的语言中应作“鬼魂”。是鬼魂就应该下地狱，徘徊在人间就只能吓人、害人。当然，这样来理解马克思文中的“幽灵”恐怕太过阴暗，也不合作者本意。但至少可以说：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学说观点，它还需要有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实践过程。或许，马克思本人也绝不会想到，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实践，会是那么的暴戾血腥，灭绝人性！
列宁是个职业革命家，专门鼓吹暴力和恐怖。他从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找到了煽动暴力革命的武器，并将其为我所用地发挥。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有所批判，但他并没有资本主义己到最后阶段的断言。他甚至说：“无论哪个旧的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不会出现的。”而列宁却恰恰在这一点上迈出了他最极端化的一步，正如他自己所说：“真理往前迈出半步就成了谬误。”列宁的谬误就在于他所断言的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 “列宁主义”，却又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借马克思的名把自己包装起来。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走上了歧路，成了列宁等人暴力夺取政权的工具，或说武器——用以欺骗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由此发动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刚一成功，列宁和他的继位者斯大林刚刚登上国家执政者的宝座，立即就挥舞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屠刀，对党内、党外、军内以及知识分子中所有被认为对党不忠的人进行了血腥屠杀似的清洗，美其名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杀光了几乎所有为“十月革命”作出贡献的元帅、将军和思想文化界颇有建树的作家、学者，甚至那些一起“闹革命”的“亲密战友们”——这一恐怖改革的恶果直接表现在十多年后，当希特勒挥兵苏联时，苏联红军一团慌乱，竟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德国军队一举包围和消灭了数百万人。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要不是希特勒决策失误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救了斯大林，世界历史还真不知该怎样改写！
列宁、斯大林等人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的血腥恐怖统治，在经济上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消灭所有的富农、强行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然后攫走几乎所有的粮食和农产品，以支撑庞大的重工业（主要是军火工业）。用同样残酷血腥的手段镇压一切敢于反抗者。结果造成全苏联严重的物资匮乏，饿死几百万人的惨烈后果。
笔者曾读到过一份资料，说的是当年由于物资的严重匮乏，斯大林的卫队为了改善伙食，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村庄的鱼塘炸鱼，引起了村民们的强烈反对，双方发生了冲突。结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仅不制止其卫队肆意侵犯百姓利益的行径，反而下令屠杀了这个村庄里的全部成年男人！
对于列宁、斯大林等人所奉为圭臬的，也是世界上所有托着马列主义招牌的领袖们所奉为圭臬的“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就曾经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没有普选，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几十个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的党的领导人指挥和统治着，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的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而将马列主义首先引进中国的中共创始人、首位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先生，在为马列主义献出了两个儿子的生命，并经过多年政治沉浮和冷静的思考之后，于逝世之前写下了他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见解。他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到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了，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所谓的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党的独裁只能是领袖的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两位马克思主义者，时空相异，竟然不约而同地对不可一世的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得出如此一致的见解，难道是偶然的吗？
列宁和斯大林除了在苏联国内实行血腥残暴的“无产阶级专政”外，还企图进一步“解放全人类”。他们不管别的国家是什么国情，到处输出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谬论。鼓吹阶级斗争，煽动社会仇恨，并且以种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在东欧，在亚洲，在拉美，到处见缝插针地扶持傀儡和代理人。兴风作浪，播乱天下，并且得了一时之逞。但邪恶毕竟是邪恶，当世界人民觉醒之时，列宁斯大林的那套邪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就被理所当然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着。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马列主义在咱们中国又是怎么一回事？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列宁就有过明确的许诺，要把沙皇俄国在中国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和领土全部归还中国。这些许诺被后来的事实证明纯粹是欺骗。但在当时却引起了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们的惊喜莫名，使他们认为马列主义也是救中国的一付灵丹妙药。苏联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于是，他们请来了苏联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此之前，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国民党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也在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虽然他并不赞成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主张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之为“三民主义”，但他仍真诚地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同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新解释，并说“马列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朋友”。真的会有这样的朋友吗？孙中山先生似乎太理想化了一点。后来的实践证明，两党从来就没有真诚地合作过，至少有一方不愿真诚合作。合则同床异梦、勾心斗角，分则反目成仇、你死我活。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均是如此。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其间刚好经历了三十年。三十年间两党经历了合作分裂，分裂合作，到再分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党各怀鬼胎，各用心机，各耍手腕。“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中国人民为两党争夺国家政权付出了极其惨痛的牺牲，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最后的结果是一个独裁政权和独裁者取代了另一个独裁政权和独裁者，“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
不过，历史的车轮却并没有因此而在这里停滞，国共两党的两岸分治，倒给世人提供了优劣判断的机会。大陆被称之为解放了的新中国，台湾则被斥之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苟延残喘”。
两岸均实行着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大陆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动用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艺术的种种手段，为巩固和推行这种制度而不遗余力。台湾则从一党专制制度逐步走向开放党禁，建立宪政，竞选总统的民主政治制度。这就正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两岸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大陆的土改以专政的力量作后盾，鼓动无地农民无情斗争土地所有者——地主、富农，然后瓜分他们的土地以及房屋、财产乃至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斗争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常常有被斗争者被当场暴力致死或被工作组不加审判地下令枪决。有不忍者则被斥之为“同情阶级敌人”、“革命立场不坚定”等等而遭到责难。而台湾的土地改革却是由政府制定《土地法》，规定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的数量。然后以政府出资向土地所有者购买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大陆在煽动农民暴徒般地劫夺了地主富农们的土地后，不到三年，就开始了所谓的互助合作运动。从互助组，合作社进而人民公社，一步一步地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夺去，最后不仅土地、房屋，甚至连锅碗瓢盆都夺走了。
两岸都知道要发展经济。大陆走的是苏联模式的国有化加军事工业化道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甚至要全民大炼钢铁，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要。而台湾走的是欧美化的市场经济道路。当苏联模式连苏联人自己都已将其彻底抛弃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却还在做着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天堂的美梦。
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当大陆这边“热泪盈眶”地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却闹得灾难连连，民不聊生的时候，海峡那边据说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下，生活在痛苦煎熬、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却创造出了亚洲四小龙之首的辉煌！
历史真会给政治家们开这种难堪的玩笑！
用“民不聊生”、“水深火热”这两个成语来概括毛泽东政权统治中国大陆这三十年的情景，是很恰当的。尽管毛泽东声称自己是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却并没有认真读懂过几本马克思的书，却几乎心领神会地理解了列宁、斯大林那套“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害精髓。再加上他“自学成才”地将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宫廷权斗之术融会贯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加封建专制主义，就构成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或者干脆就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讲爱，不讲善，不讲仁，不讲和，不讲自由民主，不讲公平正义，甚至不讲诚信道德，古今中外传承文明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一概不讲，只讲仇恨，只讲斗争，只讲权谋与欺诈，只讲“阴谋、阳谋”地操弄权术。毛泽东有句名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是毛泽东对共产党从成立到夺权再到巩固权力的这段历史进程的高度理论性概括。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就是斗争哲学的鲜活再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夺取政权就成了共产党的唯一最终目的。稍稍离开了这个目的，便成了“机会主义”。什么“自由”、“民主”、“为人民打天下”，全是欺骗人民的宣传而已。而且这个权力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全党的，而是毛泽东个人的。“君临天下”！这就是毛泽东唯一的目的。要不然，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广泛而深刻的个人崇拜？怎么会有“人民大救星”之说？怎么会有“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你反对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反对毛主席，包括与毛主席有关的一切东西。反对不行，批评不行，议论不行，腹诽也不行。老百姓不行，党员不行，就是部长、总理、国家主席也不行！刘少奇不就是因此而连请求辞职回家种田也不行，非得送他进监狱直至夺去生命为止？可憎乎？可怪乎？可悲乎？堂堂的国家主席被随意地夺去了生命，全国人民还要齐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万万岁！”国家是谁的国家？胜利是谁的胜利？“人民”只不过是毛泽东口中玩弄的政治词藻而已。
中国古话说：“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一将功成万骨枯。”据相关资料透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四年国共内战，解放军战死150余万人，国民党军战死170余万人，两者相加，共320多万人。这320多万死于内战沙场的军人士兵，个个都是我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人民的子弟儿郎。他们在那刚刚才结束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的抗日战争中，还是携手并肩同侵略者浴血苦战的兄弟、战友，身上硝烟未散，血迹未干，就为了政客们的政见分歧（其实是为了争夺统治者这张权力宝座），而被驱上骨肉相残的内战战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终的得益者只能是玩弄政治权术的政客。这场战争谁胜谁负并不重要，与亿万百姓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只不过是换了个统治者而已。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来说，都只能是一场惨烈的悲剧。根本不值得大肆炫耀、吹嘘！
2008年初，大陆推出一部名为“集结号 ”的电影，其社会反响之强烈，已多年不见。从电影中，我们不是也可以读到对当年那场同室操戈的战争的另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吗？
如果说，战争对于军人的吞噬确是不可避免而无可厚非的话，那末，对于一般平民的故意戕害，就是一种不可鲵饶恕的犯罪行为，说句大实话，中国百姓对当年那场战争的理解，几乎完全来自于毛泽东上台后的种种宣传。当然都正义得很，充满了英明正确的领导和英雄主义的夸张。然而，当历史的风雨吹刷掉涂抹在它上面的油彩，还原它的本色时，它也就现出了固有的狰狞。
请读一读八十年代曾经在大陆公开发行的一本名叫《雪白血红》的书，据书所载：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协定墨迹未干，共军和国军就已经在刚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东北三省大打出手。共军要抢先机，国军不甘落后，都想把这块宝地争夺到自己手中。战场胜负自不待言。解放军重兵包围陷于绝地的东北重镇长春，为了使守城的十万国军投降，共军的高层决策者们竟然想出将城内民众作人质，用饥饿来逼迫守军投降的“极高明”却又极恶毒的主意。当城内民众饥饿难忍，扶老携幼，纷纷从城里往外逃时，却碰上了共军的关卡阻挡。百姓们为了活命，跪倒在解放军的守关士兵面前，哭求着能放他们一条生路。然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不准 ”！非但不准，对于胆敢私自越过警戒线的还要开枪射击！围城结束，国军倒是投降了，但长春人口从围城之初的50余万锐减到17万。也就是说，有30多万平民百姓死于共军高层“饥饿逼降”的“英明决策”。仅在解放军的警戒线内，就清理出15万多具被活活饿死的平民百姓、老弱妇孺的尸体！这真不知该作为“丰功伟绩”还是“滔天罪恶”而载入史册？国共两党争天下，成王败寇，百姓何辜呢？
当然，作为军人，作为命令的执行者，解放军的普通官兵不应该对此事负责，也无须受到谴责。据书载，当逃难百姓在关卡前向守关士兵跪下时，士兵也向老百姓跪下了，相互哭喊，相向而泣！但命令是“上头”下的，谁敢违抗呢？时至今日，我们仍不甚明了“上头”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或说他们）就不怕遭天谴么？有人说其实就是毛泽东，从毛泽东执政后的所作所为来看，这话我信！中共党史对长春这事只字不提，当时的新闻宣传竟说是：“解放长春，兵不血刃！”好一个 “兵不血刃”！我们不禁要问：这三十多万无辜百姓的生命算什么呢？难道也算“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笔者很赞同《雪》书作者的主张，长春人民应该为我们“伟大领袖”建一座 “永远的丰碑”，但这座碑应该刻上这三十万死难者的姓名！
毛泽东喜欢填词，在他最为得意的一首词里写道：“……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所谓诗言志，从词里显露出来的封建帝王思想，已经霸气十足了。他数落了一个又一个古代皇帝，一个都不欣赏。有人说他只欣赏殷纣纣王和隋炀帝，这两个是在中国历史上最荒淫无耻、臭名昭著的皇帝。从毛泽东执政以后的糜烂私生活来看（李志绥医生在他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一书里，已有大量披露），恐怕这才是我们这位“伟大领袖”的真实情怀。因事涉下流，恕不多表。
毛泽东执政近三十年，有一句宣传得最为广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然而，借列宁的话说，“一个事实胜过一打宣言”。毛泽东至少用了一打的事实来嘲讽他的宣言。有人说他执政乏善可陈，其实根本就是无善可陈。为了他个人的极权地位，他穷其一生都在搞运动，短短的二三十年，就搞了数十次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从整治自己的政治对手开始，然后禍及天下。 “每次运动都使好人受气”（邓小平语）。岂止是受气而已，哪一次运动不抓人，不杀人，不扩大化，不滥杀无辜？“无产阶级专政”成了毛泽东清除和消灭异己的沾满了血污的屠刀！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不仅自己好斗，而且驱使全中国人民一起斗，直斗得冤狱遍国，怨气冲天，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仍不罢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还要来一次！”他已经彻底地疯狂了！变态似的疯狂！幸好他提前咽了气（已经太晚了），要不中国还真不晓得会被他无休止的斗争斗成个什么样子？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饱经劫难的中国人民，真该为他的咽气而感到庆幸！万岁万万岁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国家和人民这才获得了真正意义的“解放”！
现在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一条又一条的“丰功伟绩”！
关于抗美援朝
公元一九五零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全国处处疮痍满目，断壁残垣。国家急待医治战争的创伤，人民急待休养生息。然而，另一场战争却在我们的近邻爆发了。适当的关注当然必要，但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把刚从战争的苦海中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民又迫不及待地推进去呢？许多年来，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并不是战争的真面目，而是经过刻意篡改的歪曲和捏造。说什么参与这场战争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毛主席的决策是多么的正确和英明！战果又是多么的胜利辉煌！然而，历史的真相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一分为二。苏联人在北方扶持了一个傀儡，美国人在南方扶持了一个傀儡。北朝鲜的傀儡无时不想吞并南方，在斯大林的鼓动和军火的支持下，终于在1950年向南方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由此爆发。南方的傀儡正在做着和平梦，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差点被赶下大海。
不过，世界似乎并不接受这样的行径。联合国立即进行谴责，并要求入侵一方立即停火撤军。但仗着“大老板”的支持和怂恿，北朝鲜政权根本就不把联合国当回事。于是联合国军才赶赴朝鲜，来个仁川登陆，给北朝鲜军队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北朝鲜的傀儡政权立即面临灭顶之灾！
诸位看到这里，恐怕已经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一场与中国和中国人民无关的战争。据资料，当年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就曾竭力想派兵参加这场战争，但被美国方面严词拒绝。美国并不想把战火烧到中国，甚至下令空军不准攻击包括鸭绿江大桥在内的中国境内目标。要不，志愿军怎么能“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呢？
北朝鲜政权快玩完了，赶紧向“大老板”斯大林求救。若论当时的国家实力，战争实力，苏联远比中国强大得多。但斯大林不敢也不想与美国硬碰硬地直接较量，连派空军也几经犹豫，畏首畏尾。斯大林不敢，毛泽东却敢。尽管当时国内就有不赞成出兵的呼声，著名的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就说过“出兵朝鲜，名不正，言不顺”的话。但是，毛泽东好斗成性，根本就不把中国人的生命当回事，强行把中国人民绑上了斯大林的国际共产主义战车。把只有少量大炮，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志愿军驱上异国他乡的战场，去与用钢铁武装到牙齿的拥有陆海空全部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对抗。
战争的后果异常惨烈，北朝鲜政权倒是保住了，面我们却付出了伤亡50多万名志愿军士兵的代价，以及大量的财富和物资。仅仅埋葬在朝鲜土地上的志愿军士兵的遗体就有15万多具！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北朝鲜政权的领导人，非但没有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表示感谢，事后竟发表言论说是中国的领导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朝鲜的国土同美国人进行的一场战争较量！有这么荒唐的思维方式吗？而后来的某个时候，他竟然下令把埋葬在他国土地上的志愿军烈士的坟墓都挖了！
这整个一场战争的过程，中国老百姓又能知道多少呢？人们也只能从当局允许的电影里，书籍中，报刊上看到大量的“英雄主义”宣传。而这样的“英雄主义”宣传，最终只是为了证明“伟大领袖”的“正确而英明的领导”罢了！
当我们把“朝鲜战争“和以后历史进程中的一连串类似的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思考时，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这原来就是政治野心家的权力欲望的极度膨胀。毛泽东执政中国三十年，搞了一套”支援世界革命“的荒唐政策。他根本不管中国人民的死活，却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物资，成十亿上百亿地往外撒，比如越南、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他这样做，无非是想给自己捞个”世界革命领袖“的头衔。但事与愿违，毛泽东破灭了一场又一场的春梦，反倒落得个连世界人民都十分厌恶的下场。
近两年，国际法庭开始了对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反人类罪行的审判。波布尔特、乔森潘等人在柬埔寨所犯下的血腥罪行，不都是从毛泽东那儿贩去的吗？毛泽东至少有“教唆犯罪”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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