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总是对极左危害认识不足？
极左不仅给中国带来很大的伤痛，而且在苏东等地也曾留下很难堪的伤疤。前苏联的大清洗、大饥荒到苏联的瓦解，说到底都是极左之祸。罗马尼亚前政治强人齐奥赛斯库、埃列娜夫妇在苏东剧变时落到被全民公决判处死刑的下场，因为他招致罗马尼亚人内心的长期的愤恨。前红色高绵波尔布特集团，更因极左引发的大屠杀而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斯大林那种极左，具有一定的历史迷惑性。斯大林时期，成功抵御了纳粹德国的疯狂进攻。斯大林之后，俄罗斯一度能以苏联的名义成为“超级大国”，堪与美国抗衡。人类第一位航天员出自于前苏联；人类第一个太空站出自于前苏联；世界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出自于前苏联，等等。前苏联在航天、导弹及其他军事科技上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战接近胜利时，她与美国“分赃”了纳粹德国的科技资料及人才。另一个原因在于一国采取强国民穷的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动用国家机器，产生很不错的效果。但这一行为属于杀鸡取卵式的，时间久了就必然难以为继。强国要保持可持续状态，必须民富而后国强。让民众穷了，国家的强大是虚的。从巴基斯坦、北韩、印度等国轻易有了核武器和一定的导弹技术来看，以倾国之力做几件“大事”并非难事。北韩一边闹着大饥荒一边弄出核武器、长程导弹那些玩艺便是很好的例证。
中国的极左主要有三大恶。一是通过制造所谓胡风反“反右”运动，令中国好不容易在清末民初（以五四为标志）建立起来的现代知识体系受到严重破坏，这直接影响到我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正常发展。一是通过大跃进形成的大饥荒令中国最糟糕的谎言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这使得国家机关与民情严重脱节，为社会种种乱相埋下了祸根。一是通过文革令全国大动乱，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各方面造成严重的损害，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整体智慧，并因此增加了后来改革开放的社会成本。
改革开放初，中国历史上出现上下一心，为改变社会落后面貌而拼搏的社会共识。邓小平等共产党的高级领袖，通过解放老干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成功将中国社会精英团结起来为国家发展谋大计，改革开放大业从一开始就显现无限魄力。长期困扰中国的吃饭穿衣问题，仅两三年就告基本解决。曾经越来越精贵的粮票、布票，很快成为多余的票证。其时，广东、福建率先进行历史性经济变革，探求市场经济。由于国家发展势头迅猛，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学术界、经济界、文化界和部分政界人士思想稍稍超前了一些，有了一些当时被认为过分的言行。极左派乘机挥舞过去的政治大棒，以危言耸听之词，对一批改革探路者大加攻伐，除思想及文化先行者之外，包括对政界的习仲勋、任仲夷、项南、袁庚等开明政治人物进行了明里暗里的暗算。这令知识界第一次产生了失望情绪。第一波反改革浪潮没有取得多大的作为，但毕竟令极左派有了新的政治大本营。更主要的是严重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令1988年前后的价格改革关平添了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新一波反改革浪潮的势头一度非常猛。极左派两种手段并举。其一是成功制造了新一轮的毛泽东崇拜热，那种崇拜以广东司机挂毛像避邪这个故事来惑众，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其二是挑起姓资姓无的争论。如果不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我国的改革开放或许就在那时就结束了。19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大收获的特殊历史时期，而邓小平南巡讲话起到关键作用。中国事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思想对国家发展具有强大的主导作用。满清政权后期，慈禧统治集团拒绝社会变革，导致那个政权越来越腐败，越来越难担当领导中国的大任，最终不得不通过革命者很少的血战就令其垮台。邓小平思想为中国经济改革定了基调，仅十年左右时间，中国的市场活力就体现出来，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一些重要份额。原来中国长期紧缺的外汇变成大量结余，国家整体实力迅速提高。以此为积累，令中国在2009年G20世界高峰会上能受到尊敬，中国的航天等技术，可以在不需要太大经济压力下成事，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大增强。但极左派在第二波反改革之争中，也有很大收获。这就是令中国的政治、法治建设、文化、新闻自由等方面的改革处于相对停滞之态。这样，中国的腐败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
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极左派变得有些急躁，仓促发起第三波反改革开放运动。这时候，出现了几种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在重新过分美化毛的时候，竟公开为文革、为江青、张春桥等人唱起了颂歌。一是借腐败等问题全盘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一是利用愤青及民间不满情绪，重新宣扬起暴力革命起来。一是将对毛的崇拜，弄出类似邪教的花样来。一是继续采取老办法，给一些实际温和、主张建设的改良的自由思想者扣上“汉奸”、“极右”的大帽子。一是制造一些虚假的新闻事件，美化他们推崇的东西，丑化他们反对的东西。一是恶意攻击一些学校和媒体，给这类机构罗织骇人的罪名，连中央党校也不放过。极左派一些话中有话的言论，尽见于极左派“雄文”和各类演讲中。曾有极左派坦言，他们就是想影响国策。可他们的主张太偏。对一国而言，过左或过右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害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就算资本主义的美、英、法、德等，同样如此。因此，当今国家领导人，不会也不应该采纳他们的主张。这让一些极左派感到失望。失望之余，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口不择言，鼓动起暴力革命来了。而这，着实令人担忧。
一些极左派主要的特征为偏执、情绪化、攻击性强、不讲道理、不认常理、正理、善于颠倒黑白、造谣惑众等。他们的所谓理论基础是建立在“阶级斗争”意识上的，与理性左派不是一回事，但容易让人们将他们与理性左派混为一谈。他们会用一些套话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忠心，但实际上反对当今中共所有思想和政策。极左派过去在文革前造成那么大的危害，改革开放后又屡屡起到破坏作用，但我们的社会却对他们特别“宽容”，可以由得他们不断造势，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形成对比的是一些理性的自由派却陷入无尽的困惑之中。有时只应一点小“错误”就带来很大麻烦。而这些人有不少所谓“错误”，历史恰恰又证明是正确的。如2004年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就曾因实行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而被撤职处分。而今，推进基层直选已是国家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一些特殊的文化事件，逼得有关当事人承认“错误”，现在看来过去对一些所谓“错误”的认定本身才是错的。比如当初对《苦恋》的批判、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对“选美”的批判等等，实在有些过分了。
我相信自由表达的权利，也承认极左派同样拥有表态权，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思想界能够自由地与他们交锋而不是有所顾忌。遗憾的是开明思考者及真正的右派发言权仍然未得足够的体现，将开明思考者妖魔化，将他们与真右派甚至极右混为一谈，还大有市场。这样，思想界缺少了可以制衡极左派的力量，就只能看着这股社会暗流逐渐坐大，影响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很有意思的是一些理性左派也常被极左派无节制地攻击，将这些人划为所谓“右派”。极左派的一根筋是带着大刀的，随时做着要砍人的架势。在思想没有什么禁区，各种意见都得以充分抒发的情况下，社会最终既不趋向过左也不偏向过右，而是走中间路线。人类社会，中间路线常常是最好的选择。只要这个状态形成，极左或极右就成为少数人的认知，对社会大众不再具有决定影响力。这样，社会不容易被错误思想引导而发生大动荡、大混乱。
未来中国最糟糕的历史选择是让极左派尾大不掉后再度得势，实行他们那一套偏激的治国政策。若中国再来一次类似文革的大动乱，那一切都不堪设想。然而，现在已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由于对现实的不满，在资讯缺泛的情况下被极左派成功收编。极左派实在有点邪。在一个人可以看到不同争论时，尚有可能能不受其蛊惑；若被那一套歪论迷惑了心智，正如一些人落入传销的闹剧中那般，很难从中挣脱出来。人类社会，不论极左还是极右的歪论，都可能形成一种群体效应，信者逾多逾能迷惑人。这也是当年德国纳粹得以成功的重要秘密。还有种有意味的现象是对某种极端思潮，越是用行政措施打压却越有助于这种极端思潮的传播。要让极端思想远离中国，只有依靠思想解放，通过全面自由的讨论，让极端思想只能影响极少数人而不是绝大多数人。这需要中国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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