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农民上下两难，进退维谷
上（上访）篇广东化州定点宾馆常年关押上访群众 农民吴茂志今年两次被软禁已提起国家赔偿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谈信访制度弊端与改革——警惕信访恶性循环
下（家电下乡）篇：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评家电下乡政策——家电下乡，为商不为农
进（农民进城）篇
湖南80后农民工在金融危机后头年的经历：一年三换工 不敢交女友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呼吁健立全国公民平等机制：面对金融危机，80后农民工更无助
退（退回家乡）篇
“我根本就是个失败者”——广东80后农民工返乡，婚姻和创业灰飞烟灭
党国英：回乡创业注定艰辛
广东化州定点宾馆常年关押上访群众 农民吴茂志今年两次被软禁
12月28日早上8点，阴，2009年临近尾声，众访民为期28天的“学习”被政府宣告结束。广东省化州市凤口村村民吴茂志迈出下宾馆的飞檐大门，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这个隐藏在化州市区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里的宾馆，带给他的，只有屈辱的回忆。
其实，化州河西街道办在该宾馆定点“关押”上访户进行“学习”，已经不需要太多理由，但这次“学习”，仍然让吴茂志感到愤怒不已。前几次，政府在该宾馆“关押”他们，都逢重大节日或者会议。这一回，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将近一个月时间的被“学习”，只是因为茂名市点名批评了化州市上访现象严重。而整个2009年，他有近两个月是在宾馆里度过的！
上访村民神秘失踪
11月14日早上7时许，化州市河西街道凤口村里，突然响起凌乱的脚步声，随之，吴茂志家的大门被几位不速之客推开。这几个人进门后，未向主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便开始在屋里搜寻。
“吴茂志去哪里了？”在10多分钟的搜寻徒劳无功后，其中一个人终于发话了。在吴茂志妻子劳白仙的印象中，不速之客中有一位是街道办的人，还有一位身着制服的人“不知是公安还是保安”。
“早就出去了。”劳白仙暗自庆幸，就在前天晚上，吴茂志因为获得消息，跑去女儿家中躲避。那一天，朋友杨文龙的家属打电话告诉吴茂志“文龙被抓”。杨文龙与吴茂志因为经常上访，不仅成了好友，而且患难与共，多次一同被政府抓去“学习”。
一无收获的几位人员只得离开。从他们迈出家门起，劳白仙心中就一直惴惴不安。时间一天天流逝，没得到消息的劳白仙也渐渐放宽了心，“这次不会抓了吧？！”
然而，11月29日晚，女儿家打来的一通电话，让劳白仙意识到“政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经常上访的”。11月29日上午，在女儿家已经躲了半个月的吴茂志刚走出大门几十米，就在公路旁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抓走。
从那以后，家人再也联系不上吴茂志。劳白仙除了等待以外，别无办法。按照前几次的经验，劳白仙推测，这次吴茂志还是被关在下宾馆。因为，就在一月前的10月8日，吴茂志等8名经常赴北京上访的农民，才刚刚结束为期26天的“学习”，走出下宾馆的大门。
记者手机宾馆遭收
12月20日下午，南方农村报记者穿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小巷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依山而建的宾馆。
下宾馆分为宾馆主楼和下山庄两个部分。穿过宾馆主楼，可以看见一座树木葱郁的山丘，树木间散落的20多座独立建筑组成了下山庄。依山而建的走廊是从主楼通向山庄的必经之路。
当天下午5时30分，在山庄服务台打听无果后，南方农村报记者四处探寻，终于在走廊上邂逅了从公共服务处走出来的吴茂志。和他一起走出来的还有杨文龙、张君德，以及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和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刚刚在公共服务处看完电视出来。中年人和年轻人正是“陪同”他们看电视的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被软禁了。”吴茂志见到记者，大喜过望，他一手握住南方农村报记者的手，一手指着身旁的中年人，“他是河西街道办的黄党委（委员）。”
“黄委员”立刻警惕起来，他收走记者的手机，试图阻止记者与吴茂志等接触。南方农村报记者亮明身份后，他才悻悻地将手机归还。“放我们出去！”吴茂志等人立刻与他发生口角冲突。
“这是什么宾馆，这是监狱！”年过古稀的张君德大声疾呼。很快，“黄委员”带着他们，迅速离开。
入晚，下宾馆被夜色笼罩，小山上的树木，越发显得狰狞。月光的晦暗不明，正如下宾馆与河西街道办的关系一样。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宾馆为化州某位市领导的亲戚所建，河西街道办每次“关押”上访者，都是在该宾馆，当然需要支付一定的住宿费。久而久之，外界早已知晓，该宾馆为定点“关押”河西上访农民的场所，甚至化州市其他乡镇政府，也试图将本镇的上访者交由河西街道办和该宾馆，一起管理。而化州市定点的“学习”宾馆则是化州市府招待所——橘州山庄。
虽然“山庄”的名字风雅可人，但吴茂志在里面却一天好觉都没睡过。化合征地款的拖欠问题，让他无法安心入睡。
征地款拖欠十三年
化合路征地款问题要从1996年说起。那年初，为了将化州到合江的公路改造为二级公路，化州市政府决定将原化合路进行加宽和硬底化，同时进行线路改造。
新的化合路通过凤口村时，村中的40多亩土地随之被占用。除了知道土地被征收以外，曾任凤口村负责人的吴茂志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不仅没有拿到分文征地款，而且连征地款总额也不清楚。
2006年初，作为村民代表，吴茂志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化合路征地款拖欠一事。他自己也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政府，找过多少个部门。除了知道化合公路征地由原化合路指挥部负责，如今化合公路指挥部已经撤销，两位总指挥一位高升、另一位已经退休的信息外，征地款该由谁支付至今仍不清楚，“街道办说是由公路局支付，公路局说由街道办支付。”
对于吴茂志的说法，南方农村报记者也有体会。今年11月初，化州市地方公路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称，化合路征地款应由街道办支付。而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则告诉记者，化合公路是化州市修的路，“街道办没有钱”。李文标还称，化合路原本打算用收费的方式补偿征地款，但所修的丽岗收费站被省里严禁收费。后来化合路被省交通厅购回，作为285省道的一部分，至于购买的资金是否到位，他并不知情。
李文标透露，去年11月，化州市政府向省交通厅打了报告，称河西街道拖欠化合路征地款160万。今年9月，省交通厅就此进行了专项审计。李称，尽管化合路还欠债务，但征地款已由承包商先行垫付，政府并不欠村民的钱，只欠承包商的钱。
“不管怎样，我们就是没有拿到钱。”吴茂志称，即便村集体收了钱，政府也要给村民一个交代。
然而，让吴茂志万万没料到的是，由于经常上访，他已经被政府“盯梢”，不但征地款的问题没得到解决，自己还几次遭到了“软禁”。2007年9月25日下午4时许，吴茂志在凤口村市场被北岸派出所带走，随后被“学习”29天；2008年10月26日开始，被困在家中3天。而2009年，“学习”运动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从9月13日到10月8日，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一年中，他有将近两个月在下宾馆反锁的房间里，与一些看守他们的“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度过。
截访学习花费六万
“一个月内去三次北京，早该教育了。”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认为，村民根本不是去信访，而是去闹事，因此，适当的教育是应该的。他还称，课程是政府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设立的。授课老师包括信访、国土、司法、法制等部门的官员。每位上课老师都要考勤，政府还要给予相应补助。然而，在吴茂志看来，所谓的官员授课，不过是官员教训上访民众，最后都是以大吵一架结束。
而化州市委办一位负责人透露，这次之所以将经常上访的农民关在宾馆“学习”，是因为上面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各地一律不得再有人进京上访，否则，将通报批评。
更让李文标感到不满的是，截访加上“学习”花费巨大。
今年9月8日，为了接回到北京上访的吴茂志等8位访民，街道办请保安公司派人押送他们返回。每两名保安押送一名上访者，费用为5500元，这笔钱包含人工费、车票和伙食费。这样，河西街道办付给北京安鼎保安公司达4万多元。对这笔费用，保安公司连发票都不开一张，这让李文标直呼“太黑了！”而在下宾馆的26天，总共花去2万多元，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和讲课费。
当他听说有些县市的截访费用都是由县市财政支出时，便更加郁闷，“市政府只是出人，我们出钱。村民上访，我们还会挨批评。”
对于政府所说的苦衷，吴茂志并不赞同，也不打算原谅政府关押自己的行为。事实上，今年10月14日，吴茂志和其他7人已经就今年9月起被非法关押26天的问题，向河西街道办正式提起了国家赔偿，赔偿金额共计16万多元。这一次出来后，吴茂志称，还要继续告政府。（来源：南方农村报）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谈信访制度弊端与改革——警惕信访恶性循环
本报记者就信访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教授于建嵘先生。
南方农村报：吴茂志被当地政府抓去学习，只是因为化州受到了茂名的批评，而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违法问题。
于建嵘：“办学习班”是地方处理上访者的常规套路之一。与截访、送劳教等相比，这还属于“怀柔”型的，没有使用暴力。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完成控访任务，毕竟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虽然不是最恶劣的，但这样的做法仍属于公权力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
南方农村报：每逢节日或重大活动，一些老上访户就被政府蹲守或者被抓，根本不能享受节日，你怎么看这些人的遭遇？
于建嵘：一方面，老百姓知道在这些敏感时期上访能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中央给地方政府的防控任务也很重。为了完成防控任务，政府就要先排查那些可能上访的人，再加以稳定或者进行控制，防止这些人进京上访。这就是所说的“稳控”。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侵犯上访者权益的事件。在各种敏感时间，总有些不合时宜的人会被以各种方式驱赶到各种阴暗角落，短暂地失去人身自由。这些都根植于信访责任追究制度。
南方农村报：村民上访后，不仅问题没解决，还被教育、拘留等，从而增加了新的上访动机。
于建嵘：这是信访的恶性循环。信访后不仅老问题没有解决，还增加了新问题，这种现象也较普遍。只要存在信访的一票否决，有信访责任追究制度，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
南方农村报：一些官员甚至动用社会人员去威胁或瓦解反映问题的村民。
于建嵘：政府动用这些手段是存在的，这也是政府的一种博弈手段。
南方农村报：一些地方官员称，接访村民，花了钱，还要被告，费力不讨好。你怎么看基层政府在信访中的角色？
于建嵘：基层政府在信访制度下面临两种压力，一种是来自村民的压力，要解决农民的问题，甚至成为被告。另一种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主要是防控任务。这两种压力同时存在，难以调和。
南方农村报：今年有关政府截访，上访者遭拘留、甚至强奸的事不绝于耳。今年的信访有何不同？
于建嵘：今年信访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政府截访、上访者遭拘留的事一直存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媒体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上访者被强奸、黑监狱以及专业截访公司的事曝光后，更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南方农村报：今年11月，《瞭望》发文指出京城周边形成了截访产业链，并暴露了种种截访中的潜规则。
于建嵘：有需求就有市场，信访狂潮之下，截访开始出现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这是信访压力体制催生的“利益链”。虽然让人愤怒，但只抨击链条最下端的保安公司显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要从根本上化解信访难题，还是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那就是短期内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上级不对下级下任务，不搞“信访一票否决”，政府不要对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从中长期来说，要剥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将信访部门归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在调整社会各群体间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寄希望于司法制度的完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功能的加强。（来源：南方农村报）
家电下乡元年：差钱还是不买账？预计拉动1500亿消费，实际只完成了1/3
如果说，上访是农民求国家，那么(家电)下乡，便是国家求农民。然而，农民老何却对下乡不合作——价格不实在，领补太繁琐。更重要的是，农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指望农民来拉动内需、保国家经济，不太可能！
南方农村报讯： 2009年12月16日，广东省德庆县高良镇石头村，寒风瑟瑟。
“赵记者，你到了吗？”老何站在村口，不时用手机与记者联系。老何的手机是今年4月份买的，属于家电下乡机型，农民购买，可享受政府13%的补贴。
这得益于今年2月1日开始实施的家电下乡政策，凡是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在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手机等九类家电下乡产品时，均可到当地财政部门申领补贴，政策为期四年。
然而，老何并没有去拿这个钱。
两买下乡产品
没拿一次补贴
老何说，他其实一开始想拿补贴，毕竟买手机就是冲着家电下乡政策去的。最终放弃，是觉得拿补贴不合算。说完，老何点上了一支烟，在浓浓的烟雾中，思绪飘向过往，当时的情景逐一呈现。
40岁的老何订有三份报纸，在家能知天下事，在石头村属于消息灵通人士。今年2月10日，广东省家电下乡启动仪式在广州市番禺广场举行。老何从报纸上捕获了这一消息，并迅速地通知了村民。
村民们异常欢喜，大家都想沾政策的光，给家里添置像样的家电。他们有想买冰箱的，也有想买洗衣机、彩电的。
但村民们的热情仅维持了几天，就被冷水浇灭。有村民到高良镇和德庆县城家电商场转了一圈，发现家电下乡产品少得可怜，中意的，不属于下乡产品，没有补贴；有补贴的下乡产品，又不中意。
村民们的说法让老何坐不住了，他正好想换部手机，决定自己也去跑一趟。
4月2日，老何来到高良镇某家电下乡销售网点，发现下乡手机型号确实很少，综合比较之后，他看中了一款长虹L138下乡手机，限价899元，扣除13%的补贴，只需782元。老何细细考量了一会，决定买下来，便问销售员：“我要怎么拿补贴？”
销售员的回答让老何大吃一惊：“拿补贴，一分钱不少；不拿补贴，700元卖给你。”与限价相比，商家的折扣价足足少了199元，而13%的补贴，只有117元。
“既然商家可以直接在限价上打折，那家电下乡政策还有什么意义？”老何弹了下烟灰，气愤地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好政策到了下面就变样。老何最终选择了不拿补贴，因为商家的折扣价更划算。
有了前车之鉴，在7月份买洗衣机时，老何压根就没考虑拿补贴的事，直接跟商家挑明，不拿补贴，给个实价。限价1890元的松下牌下乡洗衣机，老何最终以1650元的价格抱回家。
“下乡补贴是247元，商家直接减价240元，虽然多付了7块钱，但不用去为拿补贴奔波。”在算过经济账后，老何觉得值。在石头村，不少人和老何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还有部分村民奔着家电下乡政策而去，但在商家“下乡产品质量差”的说辞下，直接改买了非下乡的产品。
老何们的做法，使德庆县家电下乡销售数据显得有点尴尬。“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补贴公示栏显示，截至12月24日，拥有28万农业人口的德庆县，只有1172人申请了下乡补贴。而德庆县财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该日，补贴发放金额仅为34万元，还不到肇庆市预拨的106万元补贴款的1/3。
同样尴尬的，还有全国家电下乡销售数据。截至2009年12月15日，家电下乡累计销售产品3430万件，销售金额583亿元。与年初预测的拉动1500亿元消费的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对此，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农民的消费能力并不如国家想象的那样高，农民还是“很差钱”。
申报程序繁琐
补贴到账无期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使老何放弃拿补贴的，还有繁琐的补贴程序及望眼欲穿的到账日期。
家电下乡政策规定，农民要想成功申领补贴，必须一一走完如下程序：带齐户口簿、身份证、银行存折到销售网点购买下乡产品，并在网点登记；之后凭借上述材料，加上产品发票、家电下乡标识卡，到户籍所在地的镇财政所申报；财政所初审后，上交到县财政局复审，最终由银行将补贴发放到农民账户上。
这在老何看来，不是一件易事。“起码要掉一斤肉”，老何扳着手指，算完了申报补贴所需的材料，又接着算要跑的趟数，接着算申报补贴的成本，最后算上补贴到账的日期。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几百元的补贴款毫无吸引力。
谈话间，老何的一支烟已抽完，陆续进来了几位村民。
“你还漏了一项没算，受气！”之前一直坐在旁边沉默的老邓突然插进来的一句话，让大家哄堂大笑。老邓自己也笑了，他定了定神，表情郑重地说，有不少村民由于不清楚到底该拿哪些材料，不是拿错了，就是拿少了，跑了几趟都搞不下来，气得骂娘！“生气的成本也要算上。”老邓指着老何说。
老何笑着连连点头称是：“我堂弟就遇上了这种事，为了130元的补贴折腾了好几趟。”
11月12日，老何的堂弟在德庆县城买了一台TCL牌下乡电视，限价999元。在商家直接减价和拿政府补贴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但也就此掀开了“漫长的申报补贴之旅”的序幕。
11月13日，他带着户口簿、身份证和银行存折赶到县城商家处登记，随后赶回高良镇财政所，但却被告知只能用中国农业银行的存折去申报补贴，结果材料被退了回来。
老何的堂弟没有农业银行的存折，只得跑回家拿了父亲的存折，然后马不停蹄地跑到镇财政所，可又被退了回来：发票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存折上却是他父亲的名字，两者不一致，办不了。无奈之下，11月14日，他不得已又跑了一趟县城，叫商家重新开了一张发票。
“130元的补贴，折腾了我两天！”老何的堂弟异常郁闷，“商家应该对农民讲清楚注意事项，政府不应该限定用哪个银行的存折，高良镇压根就没有农业银行的网点，难道要农民为拿一点补贴专门到县城开户？”
堂弟拿补贴的艰辛，让老何更加庆幸自己当初明智的选择。而由繁琐的补贴程序引发的不满情绪，也在其他地区蔓延。
回忆起家电下乡刚开始时的情景，梅州丰顺县经销商张桂林不禁唏嘘。农民“历经千辛万苦”交上了申报材料，但补贴款一个多月都未到账，抱怨和怀疑都冲着张桂林而去，镇上同行中一些没有卖家电下乡产品的人开始诋毁他：什么家电下乡，骗人的。面对这样的局面，张桂林很无奈：“原本想借机做品牌，没想到把名声搞臭了！”
政策数次调整
信心依旧不足
在农民的一片质疑声中，家电下乡主管部门数次调整政策，意欲重振农民对家电下乡政策的信心。
政策的首次调整出现在家电下乡两月后，彼时，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2009年4月10日，财政部和商务部公布了《家电下乡操作细则》，5月1日起在16个省市进行简化补贴程序改革试点：取消乡镇财政所审核、县财政局兑付环节，改为销售网点代审、乡镇财政所兑付。补贴资金兑付的期限，也由一个月缩短至15天。
三个月后，试点结束，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审核兑付工作》的通知，列出了农民申领、乡镇财政所审核并兑付方式、销售网点代办申领并垫付方式等五种补贴兑付方式，要求各省市根据实际情况，从中选择一种方式实施。
不过，从各省实际执行情况来看，采取的仍是以最初的兑付模式为主，只在少数地区小规模放开销售网点代办申领并垫付的方式。
目前，广东省仅有阳春、三水、丰顺三地采取了销售网点垫付方式，包括老何家乡德庆在内的广东省其他地区，补贴兑付方式还是很繁琐。
这令老何很郁闷。“商家垫付补贴，农民买家电现场就能拿到钱，一了百了，多好。”老何抱怨，“如果不直补，我以后就不买(下乡产品)了。”
不过，令老何稍感欣慰的是，针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改革步伐还在继续，且在向纵深发展。
11月3日，家电下乡部际联席会议公布了《家电下乡基层部门考核机制》，对农民在申报补贴中直接打交道的乡、县两级财政部门进行考核。考核机制的建立，意在解决由基层部门工作人员工作不积极所导致的下乡补贴被拖延发放的问题。
同日公布的，还有《家电下乡对中标企业的考核机制》，将重拳治理中标企业在家电下乡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
而取消最高限价的消息已被证实，明年4月30日以后，全省销售网点将统一垫补；而且，各省还可在原来九类产品的基础上，再选择一类产品下乡。这意味着，农民将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就在记者的采访将要结束时，之前一直在外忙活的老何的妻子走进家门，见大家在谈论家电下乡，她半开玩笑地质疑道：“同样的病，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治疗费要比没参加的贵，家电下乡不是这样的吧？”
一语令大家陷入沉默。
家电下乡，为商不为农
2009年12月31日00:48南方新闻网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评家电下乡政策
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已近一年，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人们普遍认为主要是由于政策设计不完善造成的，您是否也这样认为？
朱启臻：我认为，家电下乡效果不好，政策不完善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我前不久在农村调研，就有农民向我抱怨家电下乡政策。这个农民想买冰箱，知道有这个政策，就去挑下乡产品，但发现实在是不尽人意，货源很少。这让他很郁闷，觉得家电下乡政策说得很好，但农民可选择的范围太小。最终，他并没有为了拿补贴，而去买自己不喜欢的下乡产品。通过这件事，他对家电下乡政策就产生了意见：政策设计时，为什么不让所有的家电产品都下乡，让农民在享受政策优惠时有充分的选择权。
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政策的不完善，确实会带来农民不信任，并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不过，我认为它不是家电下乡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
南方农村报：那您认为导致家电下乡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启臻：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家电下乡政策本身，而是政策出台的时机不是很恰当。家电下乡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中国家电企业出口面临很大困境，而国内城市市场基本已经饱和，广阔的农村市场成了家电企业的救命稻草。国家出台家电下乡政策，首先考虑的是解家电企业的燃眉之急，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农民是否承担得起这个重担。
事实上，我认为，目前大部分农民经济实力有限，还没有消费大宗家电的需求，政策的脚步走在了农民形成需求之前。而不考虑农民需求的政策，效果不会很理想。
南方农村报：家电下乡政策为期四年，目前已过去了近一年，您认为接下来，政府应该如何改进？
朱启臻：当前最紧迫的是出台一些满足农民生产性需求的政策，比如农业财政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等，将刺激农民消费的家电下乡政策，和促进农民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结合起来，让农民尽快致富，解决农民想买(家电)而买不起的问题。农民富裕了，有消费需求了，家电下乡政策就有了很好的实施基础；其次，还应尽快解决由于家电下乡政策不完善而造成的诸如下乡产品货源少、补贴程序复杂等问题，让农民自由选购下乡产品，方便领取下乡补贴。（来源：南方农村报）
湖南80后农民工在金融危机后头年的经历：一年三换工 不敢交女友
有在家的老何，便有出外的小胡。80后农民工小胡一年三次更换工作，“月光”不敢交女朋友，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感叹：金融危机前，80后农民工更加无助。
12月19日，天气降到了10度以下，湖南小伙子小胡在东莞智通人才市场门口张望。
小胡努力挤到一面贴满招工信息的墙前，从技工学校毕业的他想找一份车床工的工作。他一眼就看到了一家液压厂的招聘信息，熟悉的厂名和熟悉的工种却让他很失望，因为两个多月前他刚从那家厂辞职——他受不了厂里的灰尘和低薪。
整个2009年，小胡换了3份工作，要么因为工作时间太长，要么就是工作环境太恶劣，要么就是工厂领导太苛刻。小胡心理纳闷：进城找份好工作咋就这么难？
工资不如意
宁愿做学徒
已经失业两个星期的小胡有点疲惫，在人才市场转了几圈的他发现一个问题：普工的工资依然不见涨。
智通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现在普工的平均月薪为一千六七百块，技工能上两千块，均比去年金融危机以前降了200块左右。
小胡认为，工厂现在招普工就是为了过年赶货，如果现在做了普工，过年就很难辞职了。
“还不如去做学徒，一千块一个月还能学点东西。”小胡说。
小胡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现在人才市场招聘信息显示的工作看起来很诱人，其实里面“有很多名堂”。比如某企业说底薪700元，是按每个月工作22天计算，其余的要靠加班来赚。按国家规定，晚上加班是白天工资的1.5倍，周末是两倍，节假日则有三倍。
有些企业说底薪是1000元，那肯定是按每个月工作26天计算的，换言之如果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的话，每个月只有四五天能按两倍工资来算。“这样算下来都差不多，一个月想拿两千多的话，加班时间就很长。”
这些肺腑之言，是小胡三次跳槽的经验总结。
轴承厂太累
只干一星期
小胡今年从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虽说是三年学制，可他和所有同学一样，在今年过完年就出来找工作了。小胡知道去年东莞受金融危机影响，倒闭了很多工厂，“当时不清楚具体情况，心想无论怎样还是有工厂会招工的。”让小胡到东莞找工的原因之一，是自己早就听说东莞是世界工厂，另外就是母亲和妹妹都在东莞。
广东是农民工最多的一个省份，有两千多万农民工在广东就业，其中1900万是外省的。据统计，2009年春节前有1025万外省农民工回家过年，到2009年2月24日，有946万外省农民工回到广东。
3月份某日，作为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批就业的技校学生之一，小胡站在了东莞智通人才市场的门口。这一天他投了几份简历，有两个工厂让他过去面试，一家是液压厂，一家是轴承厂。
过了两天，轴承厂让他过去做学徒，一个月1000块钱。
初出校园的小胡面对陌生的东莞很是迷茫，过完年的那段时间，东莞找工难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小胡知道可选择的工作不多，便想先做做学徒，学点东西再说。
进了轴承厂以后，他就后悔了。从早晨七点半上班到晚上七点下班，除去吃饭时间，一天10个小时的工作量让他一下子喘不过气来。更要命的是，一个月只有一天假，这让小胡根本接受不了。
这时，之前面试过的液压厂给小胡打来了录用电话。小胡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当天就在轴承厂辞职，工资一分也没有拿到。
液压厂干活
受不了灰尘
小胡带着一身的轻松来到了位于洪梅镇的那家液压厂。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广东首当其冲受影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受冲击更大。当时的劳动力市场一片萧条，劳资双方都觉得日子“非常难过”。
而小胡所在的液压厂开出的条件看起来不错，底薪1000块，每天工作8个小时，而最吸引他的是：不强制加班。
小胡在液压厂里担任车床的操作工，负责操机、编程。每天晚上想加班就加班，从6点到10点，随你加班几个小时。平时也可以随时请假，只是当天没工资罢了。
每个月的18日是小胡和工友们最开心的日子，因为那天发工资，小胡一个月的工资有1500块钱左右。发工资的第二天，工厂放假，小胡便多请了一天假，以便回趟万江的家——五六年前父母用打工攒下的钱在那买了一套二手房。
小胡在厂里做了两三个月之后，东莞经济复苏。随着订单的增多，很多工厂陆陆续续开始大量招人，此时已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熟练的技术工人很紧缺，普工的工资却被压得很低。
小胡心里有些动摇，因为他听说技工的月工资都能拿到2000元以上。液压厂虽说是每月底薪1000元，但是工作日是按每个月26天算的。如果按22天算，则一个月底薪还不到800块，和其他工厂比，在薪酬方面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也是让小胡耿耿于怀的原因之一。因为液压厂铸铁，会产生很大的灰尘，虽然有免费口罩发放，但是小胡觉得戴着口罩很不舒服，“夏天太热，一天下来，身上的皮肤变得黑乎乎的。”小胡决定再次辞职。
9月30日，小胡找到财务结清了工资，收拾铺盖回万江过国庆节。
嫌组长太凶
五金厂辞职
过完国庆，小胡再次来到智通人才市场，已做过两份工作的他决定找一个没那么累、收入又过得去的工作。然而，小胡发现，10月份的人才市场普工工资还在下降，招车床工的很少，底薪大部分都在七八百块。
小胡一连三个星期的周末都在人才市场度过，可是一无所获。
11月初，小胡找到了一份在茶山镇某五金厂做操作工的工作。
该厂底薪是按22个工作日算，770块钱，即35块钱一天。如果每天加班两个半小时，一天就能赚50块。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如果不休息的话，能赚2000块以上。
可小胡一进厂，就发现组长特别凶。他不断要求工人加快速度，做快了要求你更快，反正就是不能停下来休息。“我跟其他工人站在一边讲了几句话，就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特别难听。”小胡说组长还动不动就罚款，每次10到20元不等。
有一次，有两个工人弄丢了一把千分尺，每人被罚了280元。“一把千分尺顶多100多块，这样罚款太不合理了。”小胡害怕哪天也被组长抓住了把柄被罚款，于是在做了20天之后，小胡第三次辞职。
已成月光族
不敢交女友
据农业部统计，2009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1.4亿多人，比上一年增长了900多万人。小胡就是这增加的近千万人中的一个，他属于金融危机后第一年进入城市打工的“80后”，和大多数人一样，小胡很快融入了城市的生活。
吃、玩、上网,使得第一年工作的他在“80后、留守儿童”等之外，又贴上了一个“月光族”的标签。
如果说“80后”是无法选择的，“留守儿童”是过去的无奈，那么“农民工”则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产物，社会把他和父母归为了一类，而“月光族”则反映了这一代人有别于父辈的生活方式。
小胡在工厂打工，食宿是全包的，但是饭堂单调的饭菜让这群年轻人索然无味。于是工友们便会三五成群地到厂外的大排档、小饭馆开开荤。
“男孩交际是比较多的，出门靠朋友嘛。”小胡每到一个工厂，都能找到三五个“饭友”。一有人号召出去，大家便会响应。4个人吃一餐一般都是在50块钱以下。“我们都是轮流请客，大家都不吃亏。”小胡说。
如果要去大排档吃好一点的小炒，就要100多块了，“但不常去，除非过节或者有什么事需要庆祝的。”小胡上个月参加了一个工友的生日晚会，10多个人在饭店吃饭，加上酒水，总共花了400多块钱。
除了吃，小胡最大的开销就是去网吧上网。“有时不想加班就去上网，每次最少上两三个小时。”小胡有时上网上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到宿舍。
“交了女朋友么？”南方农村报记者问。
“我每份工作都做不久，都没时间认识人。”小胡有点无奈，“再说了，我连自己都养不活。”
“现在有什么打算？”
“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就回家等过年，反正同学那么多，两个月很快就会过去。”小胡现在其实很想回趟湖南老家，从2006年出来读书后，他只回过一次家。
小胡说，老家有个曾在建材公司做业务的同学在QQ上邀他一起合伙卖瓷砖，但是三四万块钱的启动资金让他很是头痛。
靠打工存钱，小胡显得很没信心，“工资起码要2500块以上，省吃俭用每个月才能存1000块。”小胡说如果有钱，自己很想在东莞开家服装店。（来源：南方农村报）
呼吁建立全国公民平等机制：面对金融危机，80后农民工更无助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呼吁
建立全国公民平等机制：面对金融危机，80后农民工更无助
南方农村报：东莞去年工厂倒闭，农民工离开；今年经济回暖，工厂却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您对这一现象有何看法？
王春光：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和政府都有责任。企业生意不好，就想办法把工人赶走，这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企业要有稳定员工的机制，在面对像金融危机这样的短时性困难时，可以给农民工发放一定的生活费，这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很好体现。
南方农村报：那么政府能做什么？
王春光：农民工问题不仅是劳资关系的问题，更是城市化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政府要让外来人口完全城市化，给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保体系，让农民工在短期的危机来临时不至于拍屁股走人。其次，政府要给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制定一套适合国企、外企、民企的标准化考核机制，颁发各类技能证书，方便农民工在一个厂倒闭的时候能凭技能证明在另一个厂谋生。政府还要制定转岗培训机制。以前国企倒闭员工下岗，政府就有很多转岗培训机制，因为政府把国企员工当“自己人”，现在很少政府把农民工当自己人，对农民工投入的财政太少。
南方农村报：80后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有什么区别？
王春光：80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城市人没什么很大的差别：衣着潮流、手机先进、喜欢上网、极少寄钱回家，就连口音都差不多，比如在广东打过几年工的，有很多人粤语都讲得很好。由于对网络的熟练运用，80后的说话胆量、开放程度和交际能力已经远远大于第一代农民工。随着信息量的增多，他们的社会资本也多了很多，人脉关系在亲戚、老乡、同学之外，还有网友。
南方农村报：为什么他们社会资本增多后，在今年找工过程中并没有更顺利一些？
王春光：社会资本的增大却对他们的竞争力没有带来显著的提升，因为这些社会资本同质性非常强，他们很难交到有权的、有钱的朋友。因此面对危机时，80后农民工依然和第一代一样手足无措，而不能吃苦的他们会显得更加无助。80后农民工对工作的要求也提高了，工资低的不干，环境差的也不愿意去。网络扩大了这些农民工的知识面，他们有更多的权利意识，对于一些不合理的剥削会做出反抗，最常见的就是辞职不干。
南方农村报：80后农民工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城市？
王春光：80后农民工最大的问题就是囿于身份的限制，不能完全成为市民，无法享有各种市民的基本权利。大部分城市对外来工还没有具体的接纳制度，这也导致了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归属感还不是很强烈，因此金融危机之后，农民工大量离开。没有住房公积金、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农民工就很难在城市定居；不能参与社区选举，不能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农民工就不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诸如此类的市民待遇的缺乏会慢慢给城市的管理带来很大的问题，譬如治安、环境的恶化等。
南方农村报：市民待遇要靠什么机制来解决？
王春光：农民工为这个城市创造了财富，缴纳了税收，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提供市民待遇，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保障、生命保障，扩大其社会参与范围，把农民工看做自己人，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样农民工才会珍惜这个社会，接纳这个城市，服务这个城市。全国公民平等机制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城市户口必须放开，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必须打破。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人口流动的健康和可持续性。（来源：南方农村报）
“我根本就是个失败者”——广东80后农民工返乡，婚姻和创业灰飞烟灭
小胡进城不易，小欧返乡更难。同为80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欧志坚退回家乡后，接连遭遇了离婚和创业失败的打击，“努力了，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回报？”欧志坚的疑问让我们反思，他的失败，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是否还有社会机制的问题？
仰起脖子，灌下一盅白酒，欧志坚抓起手机，给“道上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询问当晚六合彩开奖情况。“又没中。”一丝失望从眼角掠过，旋即，他的眼神复归空洞。
返乡之后，打击接二连三：离婚、创业失败，这个1983年出生的小伙子，失却了往日的爽朗，六合彩开始侵入他空虚的生活。“我知道中不了，只是让自己有点期盼，有点寄托。”欧志坚扽了扽衣服，将衣领竖起遮住半边脸，话语间流露出无限的萧索。
回家
12月15日早晨，广东省阳山县下了一场小雨，气温随之骤降，北距县城33公里的黄坌镇上，更加显得冷清。欧志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仍然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他搬出久违的火盆，在摩托车维修店里，一边烤火一边等待客人的来临。然而，整整一天，无人前来修摩托。
如此的百无聊赖，一如当年他在顺德勒流镇，坐在摩托车维修店里静静地等待。让他感到失落的是，围坐在火盆旁的，本来应该有他的妻子，一位1987年出生的、还带着孩子气的广西女孩。
2000年，实在读不进书的欧志坚放弃了初二的学业，选择外出闯荡。没有身份证、身材矮小的他，被无数工厂拒绝。整整六年，奔走在顺德、广州等珠三角城市，他都无法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日常家用，还需要父母倒贴。经过数不清的挪腾，2006年，他终于在顺德勒流镇立住了脚，在一个同学开的摩托车维修店里，帮忙进行摩托车维修，月薪逐渐从最早的350块涨到了1500块。
也正是在勒流镇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朋友的聚会上，碰上了后来的老婆、如今的前妻——一个广西女孩。两情相悦的激情并不能抵挡金融危机的魔手，从2007年底开始，欧志坚便明显感到同学店里的生意变得难做。勒流镇的外来人口慢慢退潮，摩托车辆也以看不见的速度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维修店生意的清淡。同学脸上还挂着坚强的微笑，欧志坚却看出他发工资时的瑟缩。不想连累他人的小欧，终于在次年的年中，返回阔别已久的家中。回家之后的许久，他才知道自己不经意间，成了所谓“金融危机”的牺牲品。他不知道，在全国，仅2008年年末，像他这样因受金融风暴影响返乡的农民工人数，便有1500万。
离婚
广西女孩展现了对爱情的坚贞，她的脚步与欧志坚一起，踏上了黄坌镇的土地。两人火速结婚，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女孩也很快成为家庭的一员，女儿的出生让欧志坚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
一回到家，他便在镇中心的公路旁租了一间铺面，开了一个摩托车维修店。阳山这个山区不如顺德，摩托车并不多，而且小小的镇区还挤了6家摩托车店。激烈的竞争使得摩托车主成为每家维修店的座上高宾，而这些贵客对年纪轻轻的欧志坚并不放心。欧志坚长期在外，在当地的人脉也不广。因此，这片小店一直在亏损。
这些欧志坚都可以忍受，但妻子日复一日的抱怨，却使他如坐针毡。广西女孩很不习惯这里的风俗和伙食，免不了说几句闲言碎语。女儿出生之后，陡然增加的费用让全家喘不过气来。奶粉钱、预防针钱……所有这些都要从这间摩托车维修店挤出，欧志坚感到力不从心。比他更年轻的妻子于是整日絮叨，指责欧志坚没有给她和女儿带来好生活。
欧志坚显然还没有适应“父亲”这一角色，重视友情的他，总是会呼朋唤友，一起打牌或者吃饭聊天。这时，落寞的妻子一手抱着女儿，一手便指着欧志坚发牢骚：不知道挣钱，只懂得花钱……
对于妻子的唠叨，欧志坚只能避而远之，他甚至怕看见她的身影。但日常的接触总是不可避免，于是，争吵便成为家常便饭。三番五次之下，同床异梦的年轻夫妻都已忍无可忍。他们于2009年5月来到了黄坌镇黄坌村委会和镇计生办，办理了离婚手续。妻子孑然一身，远赴广州。
“这倒也好。”望着村委会盖的红章，欧志坚宽慰自己，离婚等于解放了手脚，他可以大干一场了，埋藏心中的创业梦想，猛然胎动。
创业
今年6月，初中同学马天然的返乡，最终使得创业图纸付诸实践。马天然在顺德北滘镇的美的空调厂当流水线工人，坚强的美的也未能顶住金融危机的波及，从今年3月份开始，它的海外订单大幅减少，马天然的月工资也从2008年的2200元一路降低到离开前的1300元。马天然干脆选择回家，与欧志坚一起创业：在阳山县城开一间摩托车维修兼洗车店。
激情燃烧的两个80后男生，不到一个月便选定了店址、做好了工商登记、搞好了装修，他们把店取名为“顺得”——一取“顺利得到”的意思，二示他们不忘在“顺德”打工的经历。7月13日，开业前一天，他们摆了三桌酒，邀请同学朋友前来捧场，那天，欧志坚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仿佛看到一条锦绣大道在眼前华丽地铺开……
然而，这条大道很快被冰冷的现实扭曲成一条死胡同。欧志坚去阳山县工商局登记注册，试图在营业范围写上洗车业务，工商局不批，说办理洗车业务需要去环保局拿到环保证；而欧志坚来到阳山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他：你的店铺太小，设备不达标，肯定办不了证。欧志坚们租了两个铺面开店，原计划一个做维修、一个做洗车，这样一来，一间店铺便处于闲置状态。店铺的总租金是每个月900块，这等于每个月浪费了450元。
开业不几日，欧志坚便发现，店铺所在的光明路，其实并不算繁华路段，除了开业当天靠着响彻天的鞭炮吸引了一些顾客之外，剩下的日子，基本上是门可罗雀。再后来，门口的路段居然连续几个月站着交警，他们在此地查处违规车辆——如此，还有谁敢来“顺得”店里修车？
欧志坚慌了，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自己开摩托车跟着那些摩托仔去拉客，跟他们混熟之后，摩托仔便会将摩托放在自家店里修了。可是这个办法不凑效，摩托仔抱怨“顺得”太远了，车坏了运过去还要花一笔路费。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流逝，欧志坚和马天然都沉不住气了，抽屉里的钞票一天天减少。有时，拉开一看，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马天然打工9年，只存下一万多块钱，全部投入在开业上，现在已经拿不出更多的资金，而欧志坚囊中更加羞涩。
贷款？这是个好主意。从各大银行溜了一圈回来，欧志坚断了这个念头：农行要抵押，农信社要担保，邮政储蓄利息太高。他们又想起报纸上刊登的内容：广东省出台了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办法，其中就有创业贷款，于是他们去劳动局咨询，却换来一句话：没有听说这回事。事实上，广东省确实在今年2月份出台了《关于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的意见》，其中有“要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将小额担保贷款的额度提高到5万元”等条文。然而，小额担保贷款设立之初，却是给予下岗失业工人的一项优惠，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及时调整扶持对象，这导致一方面，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贷款，而另一方面，担保基金却一直闲置不用。
欧志坚自然不明白政策背后的江湖。努力一次次碰壁，希望一点点熄灭，他和马天然从彼此的眼中读出了“放弃”。10月26日，将店铺转租后，欧志坚将所有的设备搬回了黄坌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原地。
后悔
当初摆酒席放鞭炮，现在卷铺盖回老家，从“天上”到“地下”，中间只隔了四个月。欧志坚感觉，回到黄坌镇之后，身边的人总免不了用一种揶揄的眼光打量自己。“我根本就是一个失败者。”欧志坚不由得嘲笑自己，“我就是一团烂泥，扶不上墙。”
在顺德的时候，欧志坚总会抽点时间去唱卡拉OK，他喜欢吼出去的感觉，他也总会抓住机会去酒吧里面喝酒、跳舞，而这一切，对黄坌镇的人们来说都显得陌生。欧志坚还是无法适应乡镇的生活，他更不知道，未来的道路在哪里。
而他的创业伙伴马天然，在阳山县尝试了一天服务员和三天制鞋工人的角色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也感到眼前一片迷茫。
12月15日，晚上九点，黄坌镇已经沉浸在一片黑暗当中，家家户户都闭门入睡。吃着夜宵，喝着白酒，欧志坚后悔自己婚姻太草率、创业太匆忙，末了，他又忍不住抱怨社会。“我努力了，可是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回报？”扬一扬手，他与南方农村报记者道别，裹着层层的暮气，融入黄坌镇的夜色之中。（来源：南方农村报
党国英：回乡创业注定艰辛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读了南方农村报记者王宏旺的报道，深有感触。他讲了一个广东阳山青年农民欧阳坚外出打工以及返乡创业的故事。对这个故事发表评论，抒发一通同情心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对返乡创业这样一个大的就业选择方向提出一种看法。
什么是返乡创业？我看它有两个特定内涵：一是曾经外出的农民工回到自己的农村家乡重新选择就业机会，特别是选择非农就业机会；二是农民工在外面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回到家乡作为投资者进行创业活动。更广义地说，农民工回到农村发展规模化农业，也是返乡创业。
如果这样定义返乡创业，那么，从中国大的经济结构调整趋势看，返乡创业之路并不是越走越宽广。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农业人口要减少，农村居民会不断地走向城市，其中绝大部分要在城市做劳工，而不是企业主。按照过去发展趋势的推测，我国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期里，城市人口每年会增加1600万左右，而农村人口会减少1200万左右。人口少了，市场规模也会相应缩小，挣钱的机会就显得比城市少。在未来，一些村庄会在地图上被抹掉，一些乡镇驻地也会衰败，甚至一些县城经济也会凋零。
虽然不能说返乡创业之路越走越宽广，但总还是有发展机会的，只不过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像阳山这样的山区县，全国有很多。这类县大体可以发展这样几类产业，一是山区特种农业，如林果业、药材种植等；二是旅游业；三是大城市近郊山区可发展房地产业；四是有矿产资源的地方可发展采掘业。后三种产业都需要大量投资，回乡农民工大多只能做工人。而旅游业和房地产业暂时还不会有大的发展，以后究竟发展到什么水平要看当地中心城市的经济能扩张到什么程度。即使这些产业有所发展，也通常不能解决当地全部就业问题，大量劳动力还是要转移到中心城市去。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像欧阳坚这样一个初中肄业的劳动者，职业选择的空间其实不大，找一个企业做工人是可能性最大的出路。
从我近几年的农村调查看，山区特种农业往往能带来比较高的收入。大量山区农民出走以后，山区的资源相对多了，只要勤快一点，一年辛苦劳作，一个家庭有三、五万元的收入还是可能的。这样的收入水平往往比平原地区的农民还要高一些。近几年，山区交通条件变好了，商人进了山区，山区农民在产品销售方面不用再投入很多时间，可以经营较大规模的林果业或其他栽培业，收入会比较可观。山区农产品贩运也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可以从小本经营开始，慢慢向大的方向发展。
也许欧阳坚这样的农民投身山区特种农业或山区农产品贩运更实际一些。当然，80后的年轻人往往缺乏山区农业的相关知识，在城里学到的技能到了农村用不上，但这不是太难的问题。农业进入的门槛在目前还比较低，现在从头学习也不迟。以后进一步发展以后，农业的技术门槛也会提高，那时再学习就有点晚了。
总的来看，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要返乡创业，必须冷静思考后再做决定。如果一定要返乡，就要准备吃苦。回家办个小作坊，两三年就破产，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有个数据表明，美国的个体经营者的平均经营寿命仅仅3年。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眼下的个体经济发展比美国还可能要好些，以后只能越来越难。市场经济就是这样，能在竞争中出人头地的是少数，多数人会跌得鼻青脸肿，落的两手空空。
2009，中国农民上下两难，进退维谷 编者的话
编者按： 当您读到这组报道时，2009年即将逝去或已然逝去。这一年在你的记忆中，是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红色，抑或灰色？它带给你的回味，是苦涩，还是甜蜜，抑或五味杂陈？也许你说不清道不明。
是的，这一年太过复杂，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记难以言说。然而，对中国农民来说，2009年烙下的却是确定无疑的酸楚，只是他们无法言说，或者他们的言说旁人根本听不见，即使被听见了也只能换来一声叹息。
那么，就让我们用文字替他们记录下2009年，为充满宏大叙事的这一年留下些许卑微者的腾挪转移，在向来健忘的民族志上镌刻农民的悲欣人生。
这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天空依然布满阴霾。依靠国家实施的空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被认为是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这种复苏体现在一个个宏观的数字上：GDP的成功保八、中央财政收入的涨幅超过GDP的涨幅。落在微观层面，却是一片叫苦连天之声：工薪阶层大喊收入被增长，民营企业大呼生存空间受挤压……
然而，农民更苦，尽管他们今年的“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他们也想喊出来，可是言者戚戚，听者藐藐。于是，他们走上了上访之路。今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民生更为艰难，地方政府收益也在减少，但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体制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了保民生让位于保增长的现象，这导致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农民上访现象空前增多。然而，在维稳和保增长的大环境下，农民的上访注定会成为基层政府的眼中钉，各种形式的截访、堵访因此粉墨登场，其中不乏开“学习”班、雇保安公司押送上访者的闹剧，而更多的是非法监视、关押农民的悲剧。这是2009年，农民的“上”——上访。
有上，自然就有下。吊诡的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农民，却被当作对抗危机、拉动内需的救命稻草。于是有了家电下乡，寄望自身难保的农民去承担扩大内需、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1500亿的下乡销售目标，结果只实现了1/3，即580多亿。这是2009年，农民的“下”——家电下乡。
家电往农村去，农民却依旧往城里赶。打工潮流的汹涌澎湃一如往年，然而，2009年却不同寻常。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未消散，迪拜一咳嗽地球抖三抖，这显示金融危机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城市中的工作不再好找，即便能够找到，工作的环境却更加恶劣、待遇变得更加差。即便如此，城市梦却依然在他们心中深藏，温暖着现实的冰冷。这是2009年，农民的“进”——进城。
进若不行，退而求其次。在去年的金融风暴中，上千万失业的农民工黯然返乡。这一被迫的迁徙抹上了悲壮的色彩，面朝黄土背朝天，已不是这群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所愿意接受的。他们有技能、有经验、有思路、有理想，想在农村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然而，他们的豪情却难以突破现实的桎梏：想创业，却难以申请到贷款；即便可以申请到，却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他们在农村开始从事创业项目，却遭遇难测的政策风波和市场风险。这是2009年，农民的“退”——退回家乡。
这看似简单的四组勾勒，描绘出了中国农民2009年的灰暗图景：“上”“下”两难，“进”“退”维谷。其中，上下体现的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进退体现的则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农民希望国家维护其正当权益，但由于受今年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这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国家希望农民拉动内需，而由于政策不完善，农民经济条件也很有限，结果希望成为失望。
由此，在2009年，国家责任与农民“义务”，其表现都难以让对方满意。而进与退，由于受金融危机余威犹烈与国有银行嫌贫爱富的影响，农民在城市就业与在农村创业，其基本环境都未有实质性的好转，因此前景晦暗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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