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本山小品看中国加强人权教育的必要性
从1990年以来，赵本山独霸中国春晚二十年，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宠儿。近年来，随着人权意识的逐步觉醒，笔者也逐渐发现，赵本山等人的许多小品无非是将病人、残疾人、妇女、穷人当笑料，以丑化弱势群体为能事。《卖拐》洋洋得意地炫耀健全人如何天价卖拐敲诈智障者，《说事》中讽刺农村老太写的小说只配做厕所的卫生纸。《火炬》中手持奥运火炬的农民见了大场面后，语无伦次、双手发抖，将“坦率”说成“坦白从宽”，农民完全是愚蠢可笑、胆小怕事的老傻帽。《不差钱》中，农民又完全是一副小气狡猾的奸雄，土气好强的老头为了自己孙女上中央电视台，让孙女下跪磕头，最后甚至不惜出卖祖宗，为讨好节目主持人毕某，也说自己姓“毕”。2010年的《捐助》则对单身母亲极尽嘲笑之能。单身母亲见了捐款人马上双膝跪地，磕头朝拜。戏中徒弟讽刺师傅对单身母亲情有独钟：“不是给寡妇挑水，就是给寡妇捐款”，最后见钱眼开的“寡妇”以身相许。春晚直播现场中，就有几名在海地牺牲的维和烈士的遗孀，小品一声声“寡妇、寡妇”，这真是情何以堪！
黄宏、巩汉林等表演的《美丽的尴尬》，也在肆无忌惮地挖苦“丑女”，说她们“长得多麽惊险”、“年年都过鼠年”，上街牵手伤男人的自尊，甚至说其唯一的优点是“避邪”。可以说，这些小品不仅是对天下单身母亲的歧视，也是对所有女性和弱势群体的集体嘲弄。
近年来春晚小品中，农民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土气、自恋、贫嘴、贪财、好色，女性则是男人挖空心思嘲讽的对象，尊严、骨气、优雅总是与弱势阶层无缘的。往弱者伤口撒盐，这不是幽默，而是愚昧。当然，将这些问题全部推给小品演员，让他们“文责全负”也不尽公平。因为这些节目都是中央电视台精心挑选、严苛审查的产物。大陆最大的国家级电视台将这些矫揉造作的节目向全世界播放，这是在传达什麽样的价值观，展示什麽样的民族情怀？
自食其力、自生自灭的农民被嘲弄、被挖苦似乎是春晚不变的主题。其背后潜藏的是扭曲的价值观：视弱势如粪土。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地方政府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喜事”的时候，失业的摊贩被驱逐、被追杀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富豪与权贵的形象工程才是头等大事。但是，弱势阶层被嘲弄，并不能凸显大学教授、企业高管、外企白领、知识精英的优雅高贵，因为他们的人权意识未必就强于农民同胞，他们面对钓鱼执法、跨省追捕、毒奶官员再次複出“人尽其才”，三聚氰胺重出江湖，同样逆来顺受、无可奈何；面对开发商与地方政府、黑社会“强强联手”驱动推土机强拆民宅，他们同样的束手无策、节节败退。在外表风光的背后，谁的内心不是一样的惶恐，谁不是靠赌运气过日子？
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在各地方电视台一再重播，一些年幼的童星也在地方电视台上有样学样，惟妙惟肖地模彷卖拐人敲诈残疾人。弱肉强食是我们对下一代的示范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野蛮人吗？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痛斥“看了春晚才知道什麽是烂”，他呼吁“所有有知识、有道德、有良知和对自己孩子负责的老师们家长们：联合起来，抵制春晚带来的不良影响！”
传统上，春节本是中国人感恩、念旧、祭天地、拜祖先的庄重时刻，孩子们在这一天穿新衣、吃美食，接受长辈的教诲，聆听祖父母讲述祖先的荣耀、苦难和辛酸，寄託对先人的追思。春节有喜悦、温馨，也有静谧、哀愁，并不完全是肤浅的傻乐。今天，除夕夜是万家团聚的节日，也是离乡背井的农民工与留守儿童疗伤止痛的时刻，中央电视台作为最大的国家级电视台，理应传播爱与关怀，不应沦为低俗垃圾的倾泻场。
春晚小品的内容不仅仅是格调问题，而是事关尊严、人权、人道的问题。没有信仰、敬畏和体谅的人很难说是文明人，不尊重妇女的社会很难说是文明社会。将肉麻当有趣，从侧面反映了整个国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贫乏单调。小品演员集体以丑化弱者为乐，中国人集体无意识地在低级笑料中傻乐狂欢、麻木不仁，也说明社会集体缺乏人权意识。
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中国是一个接受普世价值的文明国家，因此应该向国民公佈公约中公民权利的具体内容；中国既然已经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画》，就应脚踏实地推动人权教育，并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温家宝总理反复指出：要让人民享有尊严和幸福，要让人民享有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因此，现在该是付诸行动、验收成果的时候了。中国应在大中小学发行公民读本，在全社会开展人权教育，中央电视台应回应总理的指示，在晚上黄金时间开闢公民教育讲坛，让公民意识深入人心。
胡适先生说：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不是由奴才建立起来的。是的，没有平等、尊严和人权，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和谐社会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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