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眼睛1989 发表于 2010-3-12 09:25:22

中国贱民文化漫谈(转载略有删节)

作者:皮扎诺

【前言】
本文节选整理自相关问题的讨论,应网友之邀,在此谈谈中国的贱民文化问题。

【什么是贱人?】
不是被统治被奴辱的人就是贱人,贱人是一个自我定位上的观念问题,不是被别人强奸的女人就是贱人,有意人让别人强污的女人才是贱人。
【什么是文化?】
不论是西方基督教的“人之初,性本罪”,还是东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人之初,性本善”,他们所说的人的最初的本性都是一致的,人类具有相同的本性。然而现实中的人是千差万别的,各人具有不同的性情性格,为什么?这就是“化”的结果。所谓“化”,就是改变的意思,而“文”才是改变的原动力。“文”是一种社会力量,是社会改变了人,而不是其它什么东西改变了人,社会改变人的原动力的本质是社会思想。所以,“文化”是一种社会思想性的东西。一个人的思想改变不能算文化,一个民系或者一个社会的思想改变才叫“文化”。
【文化的特点就是不同】
【中国】
中国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发明,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个贱人、愚民和奸贼层出无穷的国家。时至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一方面,中国的载人航天在外太空精确地运行,另一方面,在中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有很多地方仍然在使用着五千多年前的工具来耕作。父亲教儿子用铁犁耕地的时候可以感慨道:儿呀!你族叔杨利伟驾个大火球飞到天外都可以分毫不差,你怎么一个老黄牛都吆它走不直呢?

【这才是贱民文化行为】
【专业医闹】
   前段时间,西安医大附院出现的专业医闹并被打死的事件足以令人震撼,这说明的是一种以无赖为基本生存方式的深深的地方文化根源。
   有人出车祸了,对方也死了,己方的亲人经抢救无效也死亡了。这样的事本来没有什么离奇曲折的地方,可专业医闹找上门来说:“我们帮你找医院赔钱”,既然肇事方已经不可能赔钱,如果医院能赔钱给自己那当然也不赖,但医院凭什么赔钱给自己呢?然而专业医闹说:“我们帮你想办法,拿回来对半分”。于是死者家属和专业医闹组成的队伍敲锣打鼓举着标语抬着死者的棺材放到西安医大附院的门诊大厅。围观的群众哪管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反正是死者家属来医院喊冤。在年门诊量有几百万人次的西安医大附院还要不要正常营业?在门诊大厅停放着一口棺材和一大堆人在敲锣打鼓的,别人还能不能看病?还能不能继续为人民服务?但是,要送走瘟神可以,拿钱来吧!不拿钱来可以,继续闹,还不拿?可以,再派人去找你院长的老婆孩子的麻烦……看在医院每天几百万泡汤的份上,看在老婆孩子安全的份上,反正是公家的钱,给你吧,百多万嘛,小数目而已——专业医闹赖以生存的法宝正好是这一点,专业医闹这样的职业挑战的正好是一个社会赖以有秩序地存在的基础,除非给他们钱,不然别人也别想看病。
   请不要认为这是医生/医院与专业医闹之间的问题,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广大的患者。
   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一种*贱*民*文*化。
   这种文化不是拿下贱当作生存的最后选择,而是把这作为民族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乃至把这作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一种基本谋生手段而对待的民族生存哲学。这种民族生存哲学首先就是用侮辱别人的良知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基本社会义务,这种民族生存哲学首先就是用侮辱别人的社会良知的方式来他们自己达到生活质量的飞跃的。
【乞丐】
      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有乞丐现象,中国的海南岛就几乎可以说没有,因为海南历史从来没有过大规模的饥荒或者战乱。大概象爱斯基摩人、印地安人等一样没有乞丐。有人说什么美国、英国有乞丐这样的言论未免过于阿Q式的意淫。大概说这话的人不知道一张美国绿卡有多大的分量,在国际上行走,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概念。
   海南人第一次见到乞丐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刚刚开放了国内的人口流动,听说那一年北方大水,好多人于是流窜下海南。多次听老爸回忆说过,他生平碰到的第一个乞丐时,只有四十多元工资的他竟然一次就施舍了三百块,而不少人则更大方,还有公社书记、村长什么的组织起来的各种救助活动,大米、稻谷什么的一次大袋小袋的,大概没有哪一户不是乐捐的,有时一个乞丐一天就能讨到二三十袋大米、衣物和现金。就在海南人民的同情泪水尚未风干的时候,这帮乞丐们却早忙着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和找车运输海南人民赠送的钱货。算了一笔帐,几天讨乞赚的比干活一辈子赚的还要多。很快就有海南人明白了自己的同情泪水如寄西风,终于教会了海南人认识中国乞丐到底的含义。
   此次乞丐潮在海南大概历时一个多月,几乎殃及海南全省每个村落的家家户户,大概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得此次事件,当然,猢狲酒只能吃一次,花了钱,海南人最终还是学了个乖。但它对海南传统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对于从未闹过饥荒的安逸了几千年的海南人来说,靠诈骗别人的怜悯心来发财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有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也许这种观念冲击是改革开放的一种必然,也许海南人应该学会用更复杂的眼光来看世界。

据我的个人人生经历,到目前位置,我一辈子人没见过说海南话的乞丐,也没听别人说过有说海南话的乞丐。我最初对乞丐的理解主要是从书上得到的,大概是受海南文化的影响,我始终认为,一个正常人是不会当乞丐的,当乞丐的人一定是生活中最无奈的人,是生活中别无选择的选择。我可以想象一个海南人落难他乡被迫行乞,因为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我决难想象在他的逆境得到改善后还会继续行乞。所以,这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不论如何也是应该得到同情的。
本来象湖北这样的大粮仓,很难让人联想得到乞丐的份上,在学生时代听到有人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又听说“穷上恶水出刁人”,我更是无法拿这跟湖北这个大粮仓联系在一起。但是长大了,了解过它的历史,才明白到这是一个多么多灾多难的地方,正是因为九八年那场洪水,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此言非虚。
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自然灾害和战争的生存环境更恶劣了,处于安逸生活的人很难理解人吃人肉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但这在战争和自然灾难中有时这却是生存的唯一选择。长江和黄河流域历史上遭遇江河决口多少次?而洪涝之后则又是多少次干旱蝗灾等的交替肆虐?历史上又有多少战争人物希企这块土地?何况这块土地经历了百年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残酷的种族灭绝和三百年的征服、杀戮和奴才教化,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骨气还能剩下多少?对于一个靠吃人肉生存过的人,当个汉奸算什么?残杀同胞算什么?当个妓女算什么?坑懵拐骗又能算什么?
但说这些都不能说明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生存哲学,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生存哲学来源于蒙古人百年的种族灭绝和满族人300年的征服、杀戮和奴才教化。那不是一个人一时历经的迫不得已的生活选择,也不是一群人一时历经的迫不得已的生活选择,那也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历经的迫不得已的生活选择,那是几百年的无数代人的迫不得已的生活选择。所以,它不是一个一时的念头,也不是一时的社会思潮,它是无数代人沉积下来的生存文化——中国贱民文化。
【新富新贵】
奔驰车两次碾过三岁童事件/
没有人会高兴发现了自己的劣根,但恐怕不能否定那里多少也包含了一定成分的事实。当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中国社会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将是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是否劣根性恐怕也不是我老皮一个人所能贬低得了的,中国文化的批判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所必将发生的事情,没有文化的批判,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那种认为有了钱别人就会尊重你的观点一走出国门就站不住脚了。  
奔驰车两次碾过三岁童事件,这在中国决不是偶发的孤立事件,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类事件,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继续有,只要有这种贱民文化就永远会有这类事件。  
对于“倒车是为了救人”的记者会解释就不要跟他扯蛋了,我老皮的意见是:枪毙,立刻枪毙,不但当事人要枪毙,当事人的子孙也都要消灭,要彻底地消灭这种文化基因。  
在国外,一个人富了,想到的是他应该怎样地去回报社会,但是中国人富了,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要怎样地去报复这个社会。不要解释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了怕花钱钱,奔驰车主有的是钱,他们是中国的新富,他不是因为舍不得花“冤枉钱”,而是把别人的生命看得不值钱,而是他从根本上把人类生命理解如下贱的蝼蚁。那不是钱的问题,我老皮的解释为这是中国人的贱民文化劣根问题。  
当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中国社会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将是文化的问题,没有文化的批判,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

【枪杀储户事件】
枪杀储户事件说明的是“老子手中有枪,你的生命就应该比我贱”
【汉奸文化是贱民文化】
文化问题总是不容易理解的,要通俗一点地去解释明白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如何从“奔驰车两次碾过三岁童事件”中去寻找这种现象的文化根源,要简单地解析出来我不敢保证做到,但象这样的现象确实是只有中国才会发生,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汉人在蒙古人的屠刀之下偷生,作为一个贱民,他一生所能追求的最高成就也不过是一个汉奸而已,他不可能企望奋斗一生自己会成为象蒙古人那样的上等人。作为一个汉奸,他的财富,他的荣誉都是建立在残害自己的同胞的基础上获得的,他一生最终的奋斗目标也是为了得到能够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作威作福的权利,这也就是他所能理解的“富贵”,这种“富贵”理解离真正的富贵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这种“富贵”是仍然是一种贱人。经过一代人,多代人对这样“贱人富贵”的理解,于是有了现代中国人的“贱民富贵文化”——他不觉得一个三岁同胞的生命比自己奔驰车的漆水重要,他不是没钱陪,而是他觉得自己同胞的生命健康不值得他陪钱,那不是他的人生奋斗目标,那不是他所理解的“富贵”,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贱才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所以,他富了,不是要回报社会而是要报复社会。

【并不是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有乞丐】
认为杨丽娟事件在什么地方/什么群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对杨丽娟事件性质的不认识,是对文化的不认识。认为杨丽娟的例子在海南也有的无端猜测更是荒谬之极,海南没有那样贱视生命的文化沃土,海南人是中国最怕死的民系。之前在[海南发展]版就有人讨论过海南有没有乞丐的问题,那时就有人无端猜测过海南必然也跟其它地方一样地有乞丐,那种结论是建立在“什么地方都一样”的基础之上的,那是对文化的无知。其实,乞丐是大规模灾难和战乱地域文化的产物,并不是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有乞丐。海南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饥荒或者战乱,那里的民众千百年来从来都丰衣足食,谁会放下颜面尊严不要去当乞丐?一个地方自古以来都没看见过有人当乞丐,你去当乞丐社会公众的颜面尊严不是也都丢光了吗?不但海南没有乞丐,世界上一切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饥荒或战乱的地方的民族都是没有乞丐的,那种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乞丐的无端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杨丽娟事件也是如此,那是一种贱民文化,贱民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人”便是这个道理。不是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能产生贱民文化的,贱民文化有它深深的历史政治根源。


【贱民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有许多故事符合你对“贱民文化”的定义,但是这种弱势群体的特殊行为因为太过普遍而没有学术研究的切实意义。
上至近几百年来中国为什么会从一个世界上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国家沦落到东亚病夫和世界人均收入之末的地步,中至现代中国为什么腐败泛滥、污染遍地和治安恶劣,下至中国未来社会能否进步,高至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小至小学生的素质教育水平,大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和谐和法治,小至中国足球小丑们能否冲出亚洲,无不与中国的贱民文化息息相关。劣币驱逐良币,贱民文化泛滥才是其中的祸根。
【贱民文化行为的社会冲击力】
贱民文化冲击的是正常的社会秩序
杨丽娟事件冲击的是“偶像崇拜”的秩序,使“偶像崇拜”变得毫无价值;
职业撞车党冲击的是“交通法规”的秩序,使“交通法规”变得毫无意义;
专业医闹队冲击的是“医疗道德”的秩序,使“医疗道德”变得毫无意义。网上有很多人在为专业医闹摇旗呐喊,实际上,专业医闹队冲击的是“医疗道德”而不是“医院”或者“医生”,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的患者;
专业乞丐冲击的是“社会爱心”的秩序,使“社会爱心”变得毫无意义,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不过是人们怀疑自己的社会爱心是否还有意义。
【有贱民文化的社会永远也没有文明成熟的社会秩序和健全的法规秩序】
对于职业撞车党来说,任何一个文明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的合法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技术性撞车会让你不可避免地触犯交通规则和遭到伤财的命运;
对于象杨丽娟这样的人的来讲,刘德华对他自己的偶像迷不论怎样地迁就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名利双损的命运;
一个社会怎样周全地去立法考虑也都是不周全的,因为贱民文化是专门对付社会秩序的,有贱民文化的社会永远也没有文明成熟的社会秩序和健全的法律法规。
【杨丽娟游荡香港,该事无关偶像崇拜】
杨丽娟事件在网上沸沸扬扬,莫衷一是,有替杨打抱不平的,也有替华仔不平的,近日又有人提出该事件与偶像崇拜无关,如余秋雨就在他的博客中表示“杨丽娟游荡香港,该事无关偶像崇拜”,
但余秋雨的话只对了一半,另一半就大错特错了。杨丽娟事件确实与偶像崇拜无关,但杨绝对不是精神病患者,她是一个头脑绝对正常的人,而且,不但杨头脑正常,而且杨父杨母都头脑正常。
杨母女将杨父的尸体丢在香港,杨不是不孝而是十分地孝,因为她忠实地履行了她老父的遗愿,向刘德华狮子大开口敲一把正好是她老父的遗愿,把他老父的尸体丢在香港而让香港政府去收拾也正好是杨父的遗愿。
但是,如果认为杨氏三父女是正常 人又错了,她们不是正常人,而是中国人。杨丽娟事件确实与偶像崇拜无关,而是跟中国人的丑陋文化有关。只有深入探究中国的文化根源,才能真正理解该事件的性质。
其实,杨父的自杀是跟杨女追星无关的,遗书是23日写的,华仔会见杨是在25日,而杨父自杀是26日,这清楚地说明杨父自杀是预先制定好了的。杨母女无职无业,老父又负债累累,走向自杀只不过是走投无路之计而已。但是,牵涉到了一个“偶像崇拜”问题就大有专机了,这样,遗下的杨母女将成为媒体的焦点人物了。对现代社会而言,媒体的焦点人物断没有被饿死的道理,而且,老父的尸体丢在香港,香港政府当然要替她们收拾后事,而且还要给她们发放签证每年到香港悼祭,如果顺利,还可以从华仔那里敲到几十万,这样的算盘杨父并非不懂得计算。所不同的是,换成其他民族就不会把自己生命抵得那么下贱,那个生命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民系的文化问题,这就是此次事件的性质。

【政治事件与贱民文化】
海南历史上确实曾经走出过一个皇帝不错,这个皇帝就是元朝的文宗皇帝图帖睦尔,但是,牵强附会地把贱民文化引申到海南岛是对历史的无知和对文化的无知。历史上,文宗皇帝不是来征服海南的,而是他的太子时代逃命到海南的,那是一个秘密的行动,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难保的人如何威胁整个海南民众的尊严?如何能让海南形成不要尊严的贱民文化?

在海南的历史上,蒙古的大军从来没有渡过琼州海峡而开过海南。只有梁朝的冼太夫人和近代的共产党解放军对海南实施渡海作战,而且那都是小规模的极短时间的战争,而没有给整个海南形成过长期的战乱。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那个朝代的军队征服过海南,海南的历代的政权更迭几乎都是本地原住军队和平移交的。

【自然环境与贱民文化】
海南的土地肥沃、气候湿润,物产丰富,那是整个大陆的任何地方都根本无可比拟的。历史上,海南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和长期战乱等长期威胁整个民系生存的都是重大灾难,没有这些大灾难是不可能形成象乞丐文化那样的整个民系/民族的贱民文化的。
贱民文化是世界上极其少见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但需要有整个民族/民系的长期的生存危机的前提,而且还要有长期的政治上民族奴辱的前提,而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元朝和清朝两个朝代才将汉人规定为奴才,汉人碰到蒙古人和满族人的时候必须自称“奴才”,但海南历史上几乎没有这两个民族的人来过海南统治,来到海南只不过是一些北方的汉奸和被流放的官员而已,这些人海南的汉人并不需要向他们自称“奴才”,虽然也历经中国同样的朝代,但海南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截然分明的两个民族阶层,因而也就没有形成贱民文化的政治历史基础。
【贱民文化的思考】
我老皮现在可以告诉你,我老皮的老家的正堂离文宗皇帝避难的山武村只有1.3公里的距离,而琼剧《青梅记》中文宗皇帝所追求的王青梅家的九赐山村离老皮老家的正堂只有500米的距离,文宗皇帝被追杀而诈死的三圣墓(辫子墓)离老皮老家的正堂只有不足200米的距离,我老皮幼时只有两三岁的时候起就经常跟同龄儿童到三圣墓(辫子墓)上玩打滚,那段历史我老皮比你要熟悉得多,比你印象要深得多,启发的思考要多得多。
文宗皇帝到老皮老家避难是在他当皇帝之前的太子时代而不是当皇帝之后,三圣墓(辫子墓)是他被贬来琼州后遭到杀手追杀的直接证据。杀手追杀文宗皇帝到老皮家附近的时候被追上,但杀手不忍杀死图帖睦尔太子,而是仅仅阁下文宗皇帝的辫子回朝复命,只要看看老皮老家那里的地形,懂点军事常识的人就能明白老皮老家那个地方是整个海南最好的藏身之地。拜托你明白一点起码的逻辑,太子被流放可不是简单的事情,“流放”跟“被追杀”以及“秘密逃亡”并不是矛盾不能并存的两件事,那里面没有是此非彼的排它逻辑。
老皮上面所说的老家的皇帝故事没有半句是吹牛皮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能理解,象元文宗皇帝逃命海南那样的事情具备不具备改变海南整个民系思想的那么大的社会力量了。
请问一个蒙古的落难太子是怎样的改变整个海南岛居民的生存环境?如何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而影响整个海南居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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