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门”：国家主义的画皮
作者：羽戈新晋奥运冠军周洋发表获奖感言，称所得金牌可以让父母过得更好一点。正在开政协会议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精通失传已久的武林绝学“窥心术”，他指出，这位年仅18岁的运动员“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感谢父母可以，但应该先感谢国家，把国家放在父母前面。他同时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道德教育。于局长的发言十分适时，不惜引火烧身，将民意与舆论的批判焦点从对两会选拔与表决机制的质疑转移到自己身上。和很黄很腐败的“日记门”主角韩峰局长一样，他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好干部。
奥斯卡奖得主怎么致谢？
于再清批评周洋的“感谢门”爆发之际，正值第82届奥斯卡奖颁奖。不妨对勘一下头顶更多光环的奥斯卡奖得主们怎么致谢。桑德拉·布洛克击败了老戏骨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海伦·米勒，斩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影后上台，首先感谢的不是国家，不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奥斯卡奖的组织者），而是同获提名的四位竞争对手，称赞斯特里普的话尤其令人发晒：“Meerly，你真是个接吻高手。”这般逸韵高致，才是大家风范。
然后，布洛克感谢了她的母亲：“没有让我在十八岁那年跟男生骑机车，并每天敦促我练习钢琴芭蕾，因为这是一个艺术家该做的事情。她不断提醒我，人类并没有种族宗教之分，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等关爱……”由母亲之口，宣扬种族平等和世界大同，将家国之爱融会贯通，连政治正确都是那么温情脉脉。
颇有一些获奖者和周洋一样，最先感谢了父母，如出身演艺世家的新科影帝杰夫·布里奇斯。拿下了最佳外语片奖的阿根廷导演胡安·何塞·坎帕雷拉的获奖感言最好玩，他说：“感谢评委没有把大都说外星人话的《阿凡达》算作外语片，我的《谜一样的双眼》才有了获奖机会。”随后，他感谢了父母。
我认真聆听了近十位获奖者的致辞，大多感谢了父母，似乎并无一个感谢国家，感谢政府。如果按照于再清副局长的讲话精神，这些获奖感言都不合格，都需要接受道德和政治的再教育，再遇采访必须改口，把国家放到第一位，父母推至第五位——如此一幕，倒也常见，自然，那不是奥斯卡，而是中国电影华表奖。
国家连性自由都要垄断
有人反驳，运动员与演员、导演不同，前者代表国家，后者代表个体化的艺术（其实在中国，艺术何尝不是常常被国家化），他们夺冠了，应该先想到国家。“代表”云云，是一种欲辨已忘言的语义政治学。运动员如刍狗，并无选择的权利。与其说他们代表国家，不如说他们被国家所代表，他们的肉身与精神被国家主义所垄断。
以前说过，所有的垄断当中，最恶劣的垄断是权力垄断。既然谈到运动员，不妨说，最荒诞的垄断，乃是对运动员的发言权和性自由的垄断。“感谢门”是一例，羽毛球名将林丹提出“性的国家化”则是另一例：“运动员的性是国家的，往往都受到一个体制管制，我们男女分居，特别在大赛期间，不能互相接触，多数时候是禁欲的状态，没有平常人那么多的自主权。”——忽然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在奥运村发放了10万只安全套，不知是否标明了仅供外国运动员使用？为什么他们可以纵欲，中国运动员却要禁欲呢？在阴谋论者看来，其中必定疑云密布。
我们不是没见过外国运动员夺冠后的感言，2008年，博尔特在北京高呼“世界和平”，何其振聋发聩，激奋人心。2004年，刘翔在雅典呐喊“亚洲有我，中国有我”，隐然将个人凌驾于国家之上，于再清副局长怎么不挺身而出，罗织其罪？这次拿一个刚出道的小姑娘开刀，是不是拣软柿子捏呢？
如果说国家约束运动员的性器官，是为了优化配置他们的体能；那么，连获奖感言的内容都纳入胯下，足以表明，国家不仅要垄断运动员的身体，还要垄断他们的精神和德行。最终，是运动员的国家化，或者说国家机器化。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感谢门”之争的本质，不是父母与国家何者至上，而是运动员有无最起码的选择权，来决定先感谢父母还是国家，以及是否感谢国家等。于再清副局长的讲话，则是对运动员之选择权的剥夺，是行政专制主义的沉渣泛起。说到底，这是自由与专制之争。
假如发自运动员的肺腑，先感谢国家何尝不可呢。将国家放在父母前面，未必就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往往含有一种令人身不由己的强制性，强迫你先感谢谁，后感谢谁，强迫到最后，对父母的感恩渐行渐远，国家便是你的再生父母。
八十年前，有人教导青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胡适先生却对他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现在听来，犹未过时，还值得一听再听。因为后一种言论的传播速度如果低于前一种言论，自由的根基就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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