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共
屈原好奇而问天，王充好辩而问孔，而今我来问共。不为好学，亦非好勇，实在是因为思想不通，更兼长夜难眠，何妨磨练磨练笔锋？一，关于言论自由 言论应该自由，这本来就是一条普通真理，中国的老祖宗和共产党的老祖宗对此都没有异议。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万物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举凡鸟兽风雷、江河湖海无不如此，这是一项基本“物”权。连物尚且有鸣放自由，作为万物之主宰，人就更应该有鸣放自由了。古训之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于在法律上确立了言论自由的地位。人们在修炼道德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进言和纳言。进言欲善他人，纳言欲善自己。进言则忠告而善道之、拼死而谏之，纳言则闻过则喜、从善如流，所以说言论自由也是一种道德的需求。从社会功效而言，言论自由当然也是大有益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即此之谓也。如果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兼听又从何谈起？不能兼听，则人何以清，国何以明？哪怕纯粹是为权势者着想，言论自由也是不应禁止的，不是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吗？不是说川可疏而不可堵吗？其正面典型不但有策士所大肆渲染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还有圣人一本正经加以颂扬的“子产不毁乡校”。所谓“于乡之校，众口嚣嚣”，很有点像街头演讲或广场集会。身为宰相，子产并未在报纸上发表官方社论去指责众人搞动乱，也未发布戒严令加以取缔，更未将众人定为乱臣贼子而加之以刀斧，而是坦然地对主张镇压的人说：“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看看，这等胸襟比之当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位开明领袖都毫不逊色。结果是令人欣慰的，“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如此说来，要想治理好国家并非只有禁止言论、杀掉言者这一条路。反面典型莫过于臭名昭著的“周厉王弭谤”。周厉王对批评他的人民实行监控、迫害，也就是用堵的方式对待“民之口”。他用没用防火墙，设没设立颠覆国家政权、泄漏国家机密、诽谤执政党等项罪名，在没在可疑分子家里安窃听器和摄像头，或者说他在抓这项工作时用了哪些花样，古书上说的不大详细，好像就是监视和杀戮这两种较为简单、便捷的办法。此法果然奏效，“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因而得意地向大臣炫耀这项“亲民”政策的功效：“吾能弭谤，乃不敢言”。但好景不长，他的政权三年后即被颠覆，君王反被百姓流放了。（顺便提一下，周厉王这个人或许也有可取之处。他杀掉敢于批评他的人民，却并没有振振有词地宣称这是为了安定团结、发展经济、保障百姓幸福所必须采取的英明决策，也未将他杀害人民的罪恶概括为什么什么理论和什么什么思想而四处张扬。甚至可以说周厉王倒是有点令人原谅和同情，因为这位周天子担任“三个代表”毕竟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人脑还未怎么开化，可借鉴的史实也比较少，他对人民实施高压手段也不过只有三年时间，却受到那样严厉的惩罚。而在经历了二十六个世纪的漫长年代之后，有的统治者却比周厉王还要残忍百倍，实行高压统治的时间较周厉王亦不知长了多少倍，却未被流放，反而安坐在龙椅上，高唱“杀人无罪，镇压有功”的主旋律，这叫咱怎么忍心再去提周厉王那丁点儿陈年烂谷子？）
言论自由既然这样天经地义，这样合情合理，与时俱进的统治集团也就没有谁敢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对此加以否定了。可是为什么在实际上言论自由却总是没有立脚之地呢？那就是因为各式各样的统治集团对言论自由做了手脚，对它作了种种奇怪而荒谬的限制。马克思就曾对此类现象极为愤慨，曾发出不朽的怒吼。关于这一点我不妨把话拉得长一点。
在马克思的年轻时代，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当时德意志联邦中势力最大的两个封建邦国。他们针对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比较活跃的情况，特别强化了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措施：取缔各大学的学生组织，解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禁止一切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标榜开明的普鲁士新国王威廉四世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了一道新的书报检查令。他虽然表面上规定不对作家的写作活动加以限制，但是却禁止“在出版物中传播错误的和破坏性的理论”，从而把国王关于放宽书报检查的诺言化为乌有。为了捍卫出版自由，批判和揭鲁普鲁士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刚从大学毕业的马克思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一战斗檄文。其实，比起后来的许多独裁政权的文化专制措施，普鲁士国王的新检查令倒是很入耳中听，他只不过这样规定道：“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不得使作家遭受无理的限制，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这乍听起来根本不像是政府的法令，而倒像是知识阶层的请愿书。它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只不过用了“严肃”和“谦逊”这四个字，而马克思却像一条优秀的警犬，一下就嗅出了这四个字里面所隐藏的毒品，死死的咬住这四个字不放。让我们来领略一下马克思的战斗风采吧——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特征：这就是严肃和谦逊。这两个规定所指的不是探讨的内容，而是内容以外的某些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它自己和虚伪的试金石。那么，对虚伪谦逊吗？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虚伪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是上司加于探讨的一种对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精神的实质就是真理本身，但你们却想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叫花子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叫花子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天才的谦逊就是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这种事物的本质的特征。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出。精神的普遍谦逊就是理性，即思想的普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
马克思的这番慷慨陈说准确无误地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真理：言论自由没有先决条件，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它的前面不应加上任何定语，哪怕是“严肃”和“谦逊”这类并不见得怎样苛刻的定语。
综上所述，言论自由的的确确是一项天赋人权，它既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也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一句中共八十多年来不曾须臾离口的说辞。既然如此，我的问题也就来了：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如马克思一百六十多年前向封建政权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有，为什么会有大量“言者有罪”的个案相继发生？为什么海外“敌对势力”会指责中共干扰国际广播、整肃境内媒体，并对互联网频下黑手？如果说没有言论自由，那中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是不是咱老祖宗的不肖子孙？是不是已沦为什么信仰也没有的特大诈骗团伙？
二，关于以德治国 中共草创之初是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在前后四代之间，它的口风老是变来便去，一会儿要与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一会儿又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会儿宣称天下大乱为治国良策，一会儿又鼓吹社会稳定才是治国妙方；一会儿强调国际主义高于爱国主义，一会儿又强调爱国主义是主旋律；一会儿高呼“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一会儿又说“生存权高于人权”；一会儿提“抓纲治国”，一会儿又提“依法治国”，而最新的提法则又是“以德治国”，俨然又成了传统的捍卫者，因为“以德治国”不过是一句中国的统治者和学者一起唱了几千年的老调。
既然说是“以德治国”，我不禁要问：中共自身的道德水准如何？因为正如中国人一直信奉的那样：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有德才可治国，也才有资格提“以德治国”。对此，我们不妨先来做一番粗略的考察。
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又说：“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在这里，二圣把仁义礼智信当作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除了“智”而外，这些道德规范并不那么高不可攀，普通人大概都容易做到的。只要能守信用，具有慈悲心、羞耻心和辞让心即可。而中共在这几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自己夸自己是普照大地、化育万物的太阳，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是大慈大悲、大圣大智的“三个代表”，是什么都比别人高明、什么都比别人先进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是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公仆，这样的自吹自擂已进行了八十四年，直到今天丝毫未见有歇一歇的意思，这算不算得上是有羞耻之心呢？中共的这种模样有不有点像庄子笔下那个“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滑稽儿河伯？难道中共的字典里就没有羞耻二字？中共宣称中国之所以还存在，中国人之所以还未绝种，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看电视、用电脑，直至中国人民能娶妻生子、吃饭拉屎，这一切全都是它的功劳。中共的这副德行有不有点像庄子笔下那位“贪天功为己有”的陋儒？中共抢夺了政权以后就像天下发布文告，说它有权统治中国，说它应该统治中国，还说它应该永远统治中国，说中国人民有义务永远服从它的统治，说中国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种义务，谁要是怀疑、反对这种义务谁就犯了反革命罪（如今称作颠覆国家政权罪），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中共的这种举止能不能算得上是有辞让之心？
古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是尧要把王位让给比自己贤德的许由。他态度恳切地说：“太阳和月亮都出来了，小小的火把还举在手上为别人照明，不是有点难为情吗？天已降下大雨，却还在那儿担水灌溉，不是有点太过操劳了吗？如今你许由不知要比我强多少倍，和你比起来，我觉得欠缺很多，而我还呆在治理天下的这个位置上，怎么好意思嘛！许由，请你接替我吧！”这是何等的谦让？
春秋时代有个故事说道，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引吴兵伐楚，攻下了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在逃亡的人群中有一位被称作屠羊说的羊屠。昭王复国之后，打算赏赐跟随他逃亡的人，屠羊说亦在赏赐之列。然而，这位羊屠却说：“当年大王丧失了国土，我也丧失了屠羊的职业；大王返回楚国，我也得以重操旧业。我从业的报酬已经得到恢复，又何必赏赐什么？”昭王不肯改变决定，要强迫屠羊说接受奖赏。屠羊说坚辞不受，说道：“大王失去楚国不是为臣的过失，所以我不愿坐以待毙、伏法受诛；大王返回楚国也不是为臣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该接受赏赐。”楚昭王作了让步，表示要接见他，好让屠羊说荣耀荣耀。谁知就连这个屠羊说都不愿接受，他说：“按照楚国的法令，必定有大功的人重赏后方才能够得到国君接见的礼遇，现在我的才智不足以使国家得到保全，而勇力又不足以使敌寇受到歼灭。吴军攻入郢都，我畏惧危难而躲避敌寇，并不是有心追随大王在外逃亡。如今大王意欲弃置法令和制度来接见我，这不是我所希望传闻天下的办法。”这位卑贱的羊屠使楚昭王受到强烈的震撼，对他的大臣子綦说：“屠羊说身处卑贱而陈述的道理却很深刻，你还是替我用三卿之位来延请他吧！”屠羊说知道后说：“三卿的高位，比起屠宰羊牲的作坊实在是高贵得多；优厚的俸禄，我也知道比起屠宰羊牲的报酬实在是丰厚得多。然而，怎么可以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君蒙受胡乱施舍的坏名声呢！我不敢接受公卿之位，一心想回到屠宰羊牲的作坊。”就这样，屠羊说最终拒绝了楚王的封赏。这是何等高深的德行？
唐朝的韩愈久处官位，而好友柳宗元却长期遭受流放。韩愈很感不安，对着亡友之灵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孙中山先生为了早日推翻帝制，让国人少流点血，竟将大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概？
对比以上这些人事，中共是否曾萌发出半点羞愧之感？中共凭借小恩小惠，蒙蔽人民，尸位素餐，却忌杀英才，排斥异党，有何面目去见唐尧？中共仅有尺寸之功，却强迫人民将江山尽行“封赏”給它，首领们为王为相，大小喽啰“都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有何面目去见屠羊说？中共大概半瓶醋都不到，却将其久货不售的狗皮膏药当作最先进的文化，将其陈腐不堪、破绽百出的广告硬当作什么光辉思想，又有何面目去见韩文公？中共宁肯将人民拖入内战的火海，也不愿放弃其红色“自留地”，有何面目去见国父孙中山？统治中国难道就真的成了中共的一项永远不得转让的专利？
在争夺江山的内战中，为了逼迫对方就范，不惜用围城的方法将困在城内的无数军民活活饿死；夺得政权后，为了实施报复，竟效法楚霸王，一下就杀害了数百万被看作是敌对分子的骨肉同胞；为了压制人民的不满情绪，将百十万敢于直言的老中青知识分子发配异地，强制他们服苦役；由于害怕失去统治人民的专制特权，竟对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实施大规模武装剿杀，中共的这些行径能算得上是有慈悲之心吗？凶残腐朽的衰翁仇杀忧国忧民的青年，还说是立了大功，中国还有人道吗？鲁迅先生曾愤怒地谴责道：“中外的杀人者居然昂起头来，竟不知脸上有血污。”中共敢面对鲁迅的谴责吗？中共自建政以来究竟有多少次失信于民，它自己还能记得清吗？如此不堪的中共难道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吗？砸锅灶而共产，毁森林而炼钢；亩产已超万斤，饿殍竟逾千万；“文化革命”之小将打入地狱，十年浩劫之首恶请进庙堂；小小言论犯内销国监，大大“卖国贼”出口美国。中共的这些可圈可点的得意之笔，算不算得上“智”呢？如果这些可视作“智”，那么人间还有“愚”吗？
如此说来，中共也许有五毒，但绝不会有五德。那么，它的“以德治国”又能弄出什么滑稽玩意儿呢？
三，关于主权和人权 主权和人权是海内外知识精英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也是中共常常喜欢并举的一对概念。或云人权高于主权，或云主权高于人权，一时半会儿怕是难有共识。主权由国而生，人权因人而出，那我们不妨想想，是人出现的早还是国出现的早。这样一想、我们就会知道，主权和人权并不是天生就捆绑在一起的，当然也就不是不可分离的。早在国家还未形成之前，人类就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享受了若干万年的人权了。即便是在国家形成之后，人们对主权的认知和感受也怕是千差万别的吧？在吉普赛人的眼里，主权是个什么东西？对于那些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个民族而言，主权能神圣到哪里去？宋辽金和元明清的中国百姓，他们对主权的认知和感受会相同吗？对于今天的中国国民来说，金鞑子是自己的祖先吗？元帝国是自己的祖国吗？清世祖是自家的英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国人又有何面目大谈主权？中共不也很赞赏满清皇帝对中国的主权的剥夺造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从而大大保障了中国人民的人权吗？如果日本人在二战中取得了胜利，那么若干年后的中国人民会不会把日本天皇视为自家的皇帝老子？会不会理直气壮地把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甚至包括日本本土都纳入中国的主权范围，说那些地方自古就属于中国的领土？真是越想越糊涂，越想越荒唐，主权这玩意儿好像是模棱两可、变化不定而又令人难堪的东西。
想不通的时候不妨看看咱们的老祖宗是怎样看待主权的。商汤讨伐夏桀时，南面而征则北狄怨，东面而征则西狄怨，说为什么不先到咱们这里来征讨。看来夏桀的臣民太没有爱国主义精神了，居然盼望自己的国尽快灭亡，他们是不是隐约地感觉到人权高于主权呢？因为夏桀的残暴可是没有几人能比的，其臣民人权状况之恶劣可想而知。
据说周文王的祖父大王亶父对主权和人权亦有独到见解。这位周的先王居住在邠地，狄人常来侵扰，哪怕是敬上珠宝和玉器狄人也不罢休，执意要占有邠的土地。大王亶父的主权受到了威胁，但他不忍心让其臣民为保卫主权而流血牺牲，于是就对臣民们说：“你们都去和狄人勉力居住在一块儿吧！做我的臣民跟做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而且我还听说，不要为争夺用以养生的土地而伤害养育的人民。”然后就拄着拐杖离开了邠地。邠地的百姓却不愿跟狄人居住，而是人连着人、车连着车跟着他，于是在岐山下建起了一个新的都城。显然，周的君王和百姓都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为了人权而共同放弃了主权。周室不但没有因此而衰败，反而从此走向富强，终于一统天下，绵延八百年之久。
到了晚周之际，孟子似乎已对主权和人权之关系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者人权也，社稷主权也，君者政权也，如果能这样比附的话，孟子的这条语录不就可以翻成“人权为贵，主权次之，政权为轻”了吗？
再来看看明代小说里的故事。在严嵩父子当政之际，社会一片黑暗，鞑子侵犯主权，虏我百姓，边关守将无能，等敌人满载而归之后，竟将侥幸逃脱的边民当作敌人斩首，向朝廷邀功请赏。一位被罢免的朝廷命官有感于此，作诗云：“本为求生来避虏，谁知避虏反戕生。早知虏首将民假，悔不当初随虏行。”这意思极分明，说是早知道被主权杀死，还不如做亡国奴以保全人权。
《茶馆》里的秦仲义曾不屑于点滴施舍，而要创办实业以救国救民。结果日本人来了，给他的厂加了一块“合资”的招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给他的厂送了一个“逆产”的商号。合资毕竟还有份儿，逆产可就要倾家荡产喽！以秦仲义的这段人生经历来看，似乎是做自家奴并不比作亡国奴更好。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的意思也十分明了，做自家奴并不比做亡国奴更好，如果不能保障人权，主权的有无是不存在什么差别的。
为马克思所激赏的大诗人海涅曾借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口，诅咒他所称的“虚假的祖国”，强烈谴责“虚假的祖国”对其人民的杀戮。海涅的意思也不隐晦，“虚假的祖国”其实就是不讲人权的祖国，也就是一种剥夺了人权的无耻的主权，无怪海涅要给这个主权完整的祖国织裹尸布呢。
看来，人权确实要比主权更神圣、更重要，因为人非为国而生，而国乃因人而存。中国失去主权的历史少说也有五百年，中国人做亡国奴也不知有多少回了，中国人并没有绝种，反而获得了生殖扩张，繁衍至今，其数量可能要超过蚊子和苍蝇。并且，中国人还以亡国历史为荣耀，将外国皇帝认作祖宗，丝毫没有民族屈辱感，反而拥有任何民族都比不上的民族自豪感。以中共掌管中国主权的历史看，好像也是人权高于主权。为了保障东南亚人民的人权，中共也就不顾那里的主权而要向其“输出革命”了；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人权，也就只好牺牲中国人民的主权而将外蒙交给共产国际处置了；为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也只好放弃对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从而舍弃六分之一的中国领土的主权了。
那么，中共究竟是看重人权还是看重主权，或者两者都不看重而只是看重半个世纪以前抢夺而来的政权？可不可以让中宣部就此拟一封告全国同胞书加以明谕？
四，关于“白匪”与“赤匪”
纵观历史，人们不难看出，为害中国最为惨烈的莫过于国共两党。他们像一对连体怪兽，在中华大地上隳突咆哮，肆其残暴，奋其荼毒。这对孪生兄弟忽而亲昵友爱，如鹡鸰之在原；忽而反目为仇，如黑帮之火拚；忽而尽释前嫌，共赴国难，要雪民族恨；忽而撕破脸皮，同室操戈，要报阶级仇；忽而握手言欢，互道误会，说是血浓于水。它两位把自己看得如何有常性、有操守、有主见、有光彩，而在人民的眼中，它们只不过是一对为一块糖就能打起来的三岁小儿。最好笑的是它们那副泼妇对骂的腔调，竟然也是那样相同：国兄骂共弟为“赤匪”，共弟骂国兄为“白匪”。这场对骂惊天动地，旷日持久，可谓相骂几十年，相骂两不厌。
那么，究竟匪为何物呢？按《新华字典》的解释，匪就是盗，就是抢劫财物的坏人。这样对照起来，好像兄弟俩都是匪似的。国民党怎样刮民，怎样进村抢粮，我们在中共的宣传中见得多了，而中共有没有抢劫这档子事呢？虽然国民党关于这方面的宣传我们见不到，共产党又坚持说它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好像与匪不沾边，但正所谓言多必失，我们在中共的话语里还是能找到中共与匪沾亲带故的蛛丝马迹的。有一部歌颂新四军的电视剧，说陈毅受命到山里去招集旧部，准备接受国民党的改编。有的山头就是不服，说咱们不需国民党恩赐，只要打一次土豪就够咱们好过多日云云。陈毅大怒，说中央有新的政策，不许再打土豪了，谁再打土豪谁就是土匪。原来，咱们的队伍并非只是靠挖野菜度日，也还是要靠打土豪来改善改善生活，以致部分同志居然不愿接受招安，只想呆在山里，靠打土豪为生。照陈毅的意思，这些同志固然不能说没有匪气。而在党中央执行旧政策的十年间，所有的红军都以打土豪为业，那可不可以说咱整个红军都带有匪气呢？
如果说陈毅的话不够权威，那我们不妨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在“九大”期间，毛主席在座谈会上表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大胆敢言的革命家的风采，时而骂开山祖师陈独秀为叛徒，时而斥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为逃兵。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毛主席竟毫无顾忌地批评红军的总司令朱德，说他在红军时期犯了不少错误，说他带兵只讲打骂二字，说他有流寇作风，拿下一个地方就死吃这个地方，不到吃光的地步不肯走。须知，所谓中央红军就是朱毛红军，把一个一个地方都吃光，难道就没有毛主席和红军全体将士的份儿？毛主席的话我句句记在心，红军的总司令是流寇，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坐寇。因为他要把“拿下”的地方“坐”吃山空之后，才肯“流”到别的地方再吃。
我的问题是，前面所引陈毅和毛主席的话能否成为国民党指称共产党为“赤匪”的依据？
五，关于主人与公仆
将官吏比作公仆，这并非中共的发明。唐代的柳宗元就曾明确指出，官吏的职分就是充当人民的仆役。柳氏还批评当时的“公仆”受民之养俸而怠慢其事，“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并警告说：“向使佣一夫于家，受其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意思是假如你雇佣一个仆人在家，他领了工钱却不给你好好干活，还盗窃你的财产，你必然会大光其火而惩罚他、炒掉他。当然，柳宗元知道，当官者“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的现象已到了“天下皆然”的程度，“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意思是说老百姓之所以无可奈何，是因为迫于统治者的威势，而公道自在人心，形势一旦有变，老百姓是不会放过这些贼“公仆”的，能明白这个道理的官吏，难道不心存畏惧吗？不知道中共的纪检委在“公仆”们上岗之前，有没有让他们读柳式的这段话。
柳宗元真可称得上是古之仁人，他指出的现象不能说不严重，提出的观点不能说不先进，然而，假如他活在今日之中国，又将如何形容那些已经与时俱进、修炼成精、浑身上下都是先进性的“公仆”呢？这类“公仆”是不请自来，如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主人的家里，干净利落地将主人请出正堂，将其安置在磨房和马厩，将主人的家产全部归于自己的名下。“仆人”的主要职责是对主人进行劳动改造，让主人操持一切家务，只发给一点生活费，不允许主人有半句怨言，因为“仆人”拥有好些个不许任何人检验也不许任何人怀疑的真理：“我这个仆人是主人心甘情愿雇佣的，我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主人，我是最能代表主人的，主人永远不得解聘我，哪怕我犯了千条罪、万条错。因为没有谁的能耐超过我，没有谁的品德高过我。主人您别做梦，没有谁能取代我。共财党也好，共宝党也罢，它们刚一露头我就会把他们打死，能给您干活的也只能是我。要想我从仆人的岗位上退下来，除非没了家庭、没了地球。”除此之外，“仆人”还给主人制定了不少家法，如果主人没有完全改造好，竟敢皱一皱眉头，偶尔嘟囔这么一两声，“仆人”就会以“反对仆人的领导”、“颠覆仆人的职位”等项罪名将主人家法从事。这是什么样的“仆人”呢？是东坡先生所称的“豪奴悍婢”吗？只怕远远不是。我敢说，如果那位大名鼎鼎的“蓑笠翁”看到这类“公仆”，一定会惊恐得连文章都不会写，赶紧躲进深山，再也不敢与人谈论什么主与仆了。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那可怜的窦娥。窦娥的婆婆因逼债而被人勒杀，恰好被过路行人张驴儿父子撞见，吓跑了凶手，捡了条性命。谁料张驴儿父子都是光棍无赖，而窦娥婆媳又都是寡妇，于是张驴儿父子就以救星自居而赖在窦娥家不走，定要老配老、小配小方肯罢休。小光棍尤其无赖，不管窦娥同不同意，定要入赘为婿，说他的身段如何佳，品德如何高，不由分说，便自封为窦娥的娇客，还一个劲儿地在窦娥面前自我赞叹道：“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怎奈窦娥根本就听不进这位“好女婿”所作的这番“先进性报告”，执意不从，终于酿成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窦娥冤》。
张驴儿父子只在偶然之间，仅凭一声断喝，就救了一条人命，不过是顺手人情而已，然而却要人家肉身相陪以报恩，未达目的便要害人性命，这简直比原来的杀人凶手还可恶。窦娥和婆婆与其死于张驴儿之手还不如死于赛卢医之手。这张家父子正好像咱们的“公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正像窦娥婆媳。中共对中国人民确实是有恩的，也只是在抗战期间。中共或许像张驴儿父子一样，并非有意要救中国人民。抗战开始时，中共的兵力只有万把人，八年之后，洋八路竟有九十多万，土八路更有二百多万，它为抗战付出多少、获得多少，实在有点让人怀疑。然而，中共仅凭这点功劳就依仗武力，强迫中国人民无限期地雇佣它当“公仆”，从而在中华大地上肆意妄为，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算当初中国人民选了它，也还是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困境。早知道日后饿死三千万，还不如跟着蒋该死逃往台湾；早知道日后死于中共的“社会主义民主”，还不如死于小日本的“王道乐土”；早知道日后要喊中共万岁，还不如拖着小辫儿喊吾皇万岁万万岁。
我不禁要问：当今之中国，究竟谁是主谁是仆？如果中共是仆、人民是主，能不能让人民真正地作一回主，让他们自己来选聘他们的公仆？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以上这些问题我想了许久，一直想不通、说不明，今日聊问几句，才稍觉气顺脉畅。我希望胡中央不要因此而动怒，温总理不要因此而心寒，此刻正是你们对我进行启发开导的最佳时机。如果觉得我是孺子不可教的话，不妨请我去坐牢，我绝不逃跑。让我们各自找回本真，心平气和，少生烦恼。
2005.6.12.
于废园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