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网络问政能走多远？
作者：木然如今的官员们都爱追个风，搞个时髦，弄个名誉，放在脸上挂着，以示自己顺应潮流，全没了封闭的面相。形象工程如昨日黄花，加上惠民工程就能理直气 壮。GDP名声已经败坏，前面加了一个绿色GDP就能引领时代潮流。高碳经济在国际上丢了脸面，回来在全国就掀起低碳经济新高潮。奥运会受到质疑，世博会 转而要求公民不穿睡衣上大街就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某些官员总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弹奏的仍是脸面和专制的双重变奏曲。网络问政亦如上观。自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上网之后，网络问政就成了流星雨（流行语）稀稀拉拉下个不停。但这个网络问政让人生疑。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网络问政的成本与收益。即使官员网络问政发自内心，成本问题也得纳入考量范围。网络问政从宏观来说，有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文化成本、制度成本。从微观上说，有个人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信息交流成本、信息选择成本、信息真伪的识别成本等。
官员问政也有成本，也有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和选择。成本低收益高是优选，除此之外的成本高收益低、成本与收益持平、成本低收益低都应弃选。网络问政成本高，收益低，无论宏观和微观都是如此。本文仅以微观成本与收益做些简要分析。
官员时间成本与收益。官员在网上的时间是多长？每天固定的时间是多少？是偶尔上网还是固定上网？如果一个官员在网上用的时间多，那么相应就会在现实中减少办 公时间。一个真实的情况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年上网的时间也就那么两三次，花两三个小时。依此类推，省部级及以下官员上网会更少。官员的时间成本低，收益 也低，也就是说，三个小时问不到什么，也解决不了什么，搞不好又变成了时事报告会。在这种情况下的网络问政就变成了网络作秀。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越是高级 官员上网时间越短，越是下级或低级官员上网时间越长，那么下级或低级官员执行上级政策的时间就会越少，国家的政策会因为下级官员时间太长而难以在现实中贯 彻和执行，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减弱。
官员的上网的精力成本与收益。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除了上帝精力无 限之外。官员也是人，他们的精力也同样有限，每一个官员白天可做的事就很多，如没完没了的会，没完没了的应酬，没完没了的突发性事件，可谓公务繁忙，忙得 脚打后脑壳。每天工作当中的事就得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应对，经常是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官员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忙完一天的事，精力已 经透支，哪有时间上网。无所事事的官员更不可能上网，在网上找事。据说很多工作单位上网的内容都受到相应的限制，甚至有些单位为了所谓的保密还不让上网， 很多网上的内容就是官员本人也看不到。没有精力上网，没有精力成本，没有付出，就不会有收益。
官员问政成本与收益。 科学技术一日千里，人性没什么变化。官员也是人，官员的人性不但不会变化反而因为有了权力使官员的人性恶的潜能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和舞台。此事引入公共选 择理论就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学领域，认为政治社会的人也是理性的、自利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家的基 本行为动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虽然推进公共利益是政治家目标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他的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还包括权力、地位、名声、威望等。政治 家追求他的政治目标时未必符合公共利益和社会目标。公共选择理论的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网络问政，如果官员的网络问政受到质疑，其政治利益受损，一句话说不 好从此升迁无望，在这种情况下，网络问政对官员来说就变得成本高昂，有政治风险，结果又是零收益。网络问政会因此变成网上屏政、网上避政。安装绿坝、网上 实名制、敏感词语过滤都是这个方面的表现。
民众问政的客体（官员）经常不在网上，或者是官员在网上民众不在网上，二 者的交流与互动就是一个问题。即使官与民都在网上，民多官少，或者说民数众多，官员就一个，那么民的问政的众多问题就变成了官员的取舍和选择问题。温家宝 总理答网民时大都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对于政治的问题大部分内容可能在温总理都不知的情况下被过滤和被屏蔽掉。网络问政变成了体察民意，问政变成了转 政。
第二，网络问政的价值偏好。官员与民众的价值观尽管有同一性，共识性，但从总体上来说是分裂的。官员网络问政总 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意识形态为准则，而不是以民意为准则。这在党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抛开逻辑混乱不说，就是在三个至上发生冲突时，还 是党的利益至上。逮军的意识形态名问：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李鸿忠的一讲政绩就口若悬河，一讲邓玉骄就抢录音笔都是意识形态规划的产物。他们坚守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意识形态，并以此来镇制民意。
官员总是以维稳为目标，而不是以维权为 目标。不可否认，维稳与维权有一致性，更不可否认，维稳与维权是有矛盾和冲突的。同样，网络上也有维稳和维权的矛盾与冲突，是现实维稳与维权冲突的延伸甚 至激化。在现实中官员维稳的价值偏好在网络上同样体现出来，五毛党的出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以维稳为目的的网络问政，就会变成网络压政、网络扭政。
官 员总是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汇聚合法性。但当发展带来的问题比不发展带来的问题更多时，比如严重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官员就会以发展压制政治 发展，以发展压制网络不同的声音。因为发展的价值偏好已经使他们忽略了民意的政治偏好。人们在官方网站看到的都是发展的政绩、GDP。这就不难理解，人民 在现实中总是出现被代表现象，在网络中也总是出现被代表的现象的原因。
第三，网络问政的既得利益之碍。如果涉及到官员自身的既得利益，如财产申报、“三公消费”、个人收入、住房等，官员就有可能避而不答。回答上述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被人肉搜索的可能性，周久耕就因此而载入史册。“2008年12月10日，身为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的周久耕因发表为房地产商‘托市’的言论，遭到网民抨击。继而有网友进行人肉搜索，发出了图文互动的帖子，证实周久耕抽1500元一条的香烟，戴十几万元的手表。网民的不懈追踪，媒体的持续关注，当地纪检、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最终令周不仅丢了乌纱帽，还被法院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此案被网友称为‘2009年网络反腐第一案’。据说周久耕在法庭最后陈述时曾长叹：如今这网络也太厉害了。”（廉政瞭望： 民意成长十年史）
现实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解决不了，上网就解决了？强制拆迁、强征土地、群体性事件、群众上访、官员财产申报、两极分化、官员腐败哪一个能在网上解决？官员的网络问政，一言以蔽之，玩的是金蝉脱壳，实行的是“懒政”。即使是发自内心的网络问政，路也崎岖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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